张玉环：历史大转折中的老书记池必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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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大转折中的老书记池必卿

作者：原贵州省委常委、副省长张玉环


中国革命历史上有两次大转折。一次是革命战争时期的遵义会议。经过十年创建农村根据地，用革命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武装的斗争，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式武装革命道路。以江西井冈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与国民党反动武装进行围剿与反围剿斗争达十年之久，使革命根据地由最初的一小块发展为有200万人口，包括江西、福建、湖南各一部分的中央苏区。1933年，由于当时党中央左的路线错误，使江西中央苏区丢失。红军转战途中，中央大部分同志感到军事路线有错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大部分同志力主引导已离开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放弃与红二、六军团汇合的计划，转到贵州北部，另创黔川新根据地。部队到达贵州遵义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在会上，批判李德、博古代表的王明错误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军事路线。红军在毛泽东同志军事思想引导下，经过艰苦斗争，最终冲出国民党的包围追击，走上了北上抗日的长征道路。在川北边界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又遇到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干扰，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最终到达陕北苏区与刘志丹同志领导的红军和红二十五军会师，并在陕北站住脚限，使中国革命由被动转入了主动。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转折。经过这次转折，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企图灭亡中国的危机关头，我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经过一系列工作，在大敌当前，亡国灭种、民族空前危机的形势下，争取到与国民党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走共同抗日的路线。我党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锻炼出了一大批懂得党的正确路线的干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反德、意、日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的过程中，我党出了巨大的力气，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同时也赢得了中国人民的拥护。在国民党再一次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重建一党专政时，我党领导部队转入了对国民党进攻的反击。经过三年半的时间，在战场上消灭国民党大批力量，夺取了全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在1949年联合各民主党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真正地在世人面前站立起来。这是遵义会议这一历史性大转折带来的胜利，将永载中华民族的史册。老池在我党第一次大转折中虽然是一个战士，但在抗日战争、解放成争中，他都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出色地为创建华北根据地和抗日武装斗争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图片说明：池必卿在贵州省委会议主席台上

第二次大转折则发生在他担任贵州省委书记的时候。党的第二次历史性大转折，对他来说是一次巨大的考验，因为他已经不是普通一兵，是一个省委书记，也可以说是一方诸侯。他在历史转折中的立场、观点、工作表现则是决定一个省的革命建设所走道路正确与否的关键，同时也是这次历史性转折在贵州能否顺利实现的根本问题。在打倒“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错误路线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走什么道路，这是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有的同志提出“两个凡是”的观点，企图继续沿着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走，虽然也提出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对“文革”的错误路线，不从理论上、思想上、组织上彻底纠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就不会创出一条正确的道路，中国的建设甚至中国社会主义就会天折。有同志反对“两个凡是”，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从而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小平同志尖锐地指出“两个凡是”是结误的，是文化大革命错误路线的继续，支持真理标
准的大讨论，以统一全党的思想。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第二次大转折的开始。老池一开始就对“文革”路线深为不满，对真理标准的讨论立即表示坚决拥护，并公开在报上表态，批判“两个凡是”的观点。这时，他已意识到第二次大转折将要到来。我记得我们都盼望中央，期盼我们的老领导邓小平同志出来，拿出新主张。小平同志没有辜负全党的期望，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两个凡是”就是重复“文革”路线，我们党绝不能再走这条路；对毛泽东思想要完整准确地去理解，决不能搞迷信，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迷信横行，思想僵化，就会亡党亡国；我们必须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出发。他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随之指出，现在的中国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还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更尖锐指出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他明确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力发展不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矛盾，我们党必须以全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中心。发展生产力，就要改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老办法，就得创造出一套新办法来，并进一步提出闭关锁国不是发展生产力的办法，关起门来搞建设不行，必须对外开放，借鉴国外发达国家一切文明成果来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小平同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思想象强劲的东风吹醒了全党。

老池这个人从来政治上比较敏锐，他立即意识到全党必须来一次思想观念大转变，路线来一次大转折。如同战争时期的遵义会议一样，必须来一次对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应走什么道路的根本转变，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要有一个新的理解，对计划经济也得重新思考。我们俩人1980年冬在中央党校学习时，进一步深入地作了交流讨论。回忆“文革”结束后的1978、1979两年我们走过的路、省委内部思想状况等，深感这次大转折的重要。“文革”的结束，“四人帮”的垮台，党内思想空前活跃，小平同志及中央大部分同志思想明朗，我们的思想也必须跟上中央。对一些思想一时转不过来的同志，要耐心对待，因为他们不是“四人帮”、不是造反派，都是好同志，只是对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在思想上一时弄不清楚其错误的本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不符合毛主席当年领导我们进行革命战争的做法，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所处发展阶段认识错误，超越了中国社会主义实际，违背了他自己创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必须坚持毛主席正确的思想，扬弃他的错误观点，在他正确思想基础上，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当前所处的历史阶段、主要矛盾，对应采取的路线进行清理。毛主席思想后期产生的错误，是由于对当时国际国内发生的一些问题作出了错误判断所产生的。我们必须牢记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与各国的不同情况相适应的。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是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的社会主义、经济还很落后的杜会主义。

从这个实际出发，确定我们应走的路，才能真正符合中国的实际。老池清理了自己的思想后，在执行中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路线中非常坚定，在省委会上自觉坦露自己的思想。他说过：“有人说，上边叫解放，群众盼解放，中间有一个顶门杠。顶门杠就是我们省委。要敢于承认我们的过去，在思想解放上必须先清理我们自己”。他这一表态，省委一班人都跟了上来，停止了纠正“包产到户”的错误做法。当时，在中央召开的会上有人说：搞包产到户是走独木桥，集体才是阳关道。他坚决表态：我走我的独木桥，你走你的阳关道。他这一坚定地执行中央解放思想、坚定地进行改革旧的体制的态度，对大家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之后，省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上，放手让大家讨论，结果大部分同志思想跟了上来。全省由过去纠正“包产到户”转到了支持农民包产到户。事过一年后，贵州农业大发展的事实更使大家认识了中央改革决策的正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老池对贵州农业的认识确有一个过程。贵州是我国独一无二没有平原地区的省份，全部是山区，而且是喀斯特地区。贵州有17.6万平方公里面积，喀斯特地区就有11万平方公里之多。一万亩以上的平坝子只有十九块，总亩数不超过三十万亩。因此，包产到户后粮食产量增长不如平原地区快。这一点使老池一度不理解。平原省份包产到户一年后粮食翻一番，贵州才增长了20%多一点，他很不理解。后来他仔细地研究了贵州是一个山区，土地块小，又是坡地，又无水源，三天不下雨就旱，山区土层很薄的实际，过了几年他才明白。于是，从搞农业基本建设下手，从搞科技种田下手，逐渐使农业有了较大发展。这时，他才明白只搞包产到户并不能全部解决山区农业发展问题，改革只是为农民自力更生发展农业提供了条件。农业的增长还须从山区实际出发，找出不同于平原搞农业的新路子。这又是他的大创造。

图片说明：与到贵州视察工作的胡耀邦交谈

图片说明：与西南各省领导同胡耀邦在贵阳花溪合影

老池过去搞工业熟悉，对贵州工业企业改革和对外开放他都拿出过好的主张，见了成效。贵州工业起步晚，“三线建设”又受“文革”的干扰，将工厂建到了山沟里，交通不便，信息不通，给生产造成了极大困难。“文革”后，贵州工业企业改革首先是搬家，搬出山沟进入城市，军工转民品生产，这些困难其他省也有，但没有贵州特殊。国营工业有些小厂，产品、工艺、工业设备都不完善。当时人称贵州工业都是“架子猪”，要把工业搞上去，资金缺乏、国家投入又少，只有发挥企业积极性，自己想办法。我们就学农村改革的办法搞大包干，五年不上税，不交利润，自己找饭吃。当时的说法是，工厂是属鸡还是属猪。鸡是自己找吃的，就是上市场上想办法；猪是睡起吃，要人喂。说法虽然有点粗俗，但却很真实。因为我们要走的实际上是市场经济的路，当时叫商品经济的路。老池在任时，对贵州产业结构的调整非常重视，很花了一番功夫。1984年，胡耀邦、赵紫阳两位同志先后来贵州视察工作，省委汇报工作情况时说，贵州是纯山地省，每年向中央交粮6亿斤，向农民征购18亿斤，人口增加、自给都很困难，再向上交粮，山林破坏、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如此下去，贵州将成为无法生存的地方。紫阳同志明确果断地给省委指示说：“贵州是山区省，不能提粮食自给，更不能向中央上交粮食，你们把煤炭生产搞好，向中央调煤炭就是很大的贡献，粮食中央解决。”当时就决定：征购任务从18亿斤减为12亿斤；中央每年向贵州省调进10亿斤粮食，以解决城市人口与工业用粮，使恢复山林、保护水土等工作能够进行，对下游省份减少洪涝灾害也是最大的支援。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由于粮食负担任务过重给贵州农业产业结构带来的困难。贵州是南方省区中煤炭储量最大的省份，也是国家较大的能源基地。贵州应大力发展煤炭工业为国家作出贡献。中央财政每年给贵州增加3亿补贴，贵州的收入全部留给贵州自己使用。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对贵州改革开放、调整产业结构指出了明确的方向。贵州后来发展速度加快，是与中央对贵州的支持分不开的。


图片说明：与贵州省委一班人同到贵州检查工作的宋任穷合影

还有一件不能忘怀的大事，就是“四清”问题。1984年9月胡耀邦同志来贵州视察工作，省委向他详细汇报了贵州“四清”的情况。耀邦同志明确表态：贵州的“四清”间题是个特殊问题，应该彻底平反，中央要发文件，这样才能落实好干部政策。耀邦同志回去后，中央对贵州的“四清”问题专门发文平反。老池带领省委一班人坚决落实中央的指示，为贵州解决了一个大的历史问题。这对增进贵州各民族干部的团结，调动干部积极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这段历史往事在我心中重新泛起，对老池的思念之情油然而生。

2006年3月7日


张玉环同志简介：

男，汉族，1922年出生，直隶（今河北省）邢台县人。
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前曾任中共邢台县委组织部部长、元氏县委副书记。
1949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华北局从冀鲁豫边区抽调3900名干部、1330名战士、勤杂、通讯人员，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南下干部支队，为接管新解放区作准备。张玉环被抽调到南下干部支队第六大队第九中队。
1949年5月4日贵溪县解放，5月7日张玉环出任贵溪县解放后第一任县委书记（刘影任县长），接管了贵溪县。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1月16日，张玉环随解放军四野十三兵团三十八军一五一师一部接管黄平县城，出任中共黄平县委书记（刘影任县长）。
1954年10月，张玉环被任命为中共镇远地委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
1956年7月，国务院批准建立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7月15日中共镇远地委更名为中共黔东南地委，8月23日张玉环被任命为中共黔东南地委书记。
1957年7月，中共黔东南州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张玉环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州委第一书记。后担任中共贵州省委常委、省委农工部长，贵州省农林办公室主任。
1980年1月至1985年5月，任中共贵州省委常委（至1983年9月）、贵州省副省长。
1985年4月至1993年1月任贵州省第六、七届人大常委会主任。
任期届满后离休。是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