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墨为什么会人口稀少,有这样一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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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北宋末年（公元1127年）到明初（公元1368年）的240余年间，不仅即墨，整个山东地区人口锐减。据《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三年，济南知府陈修上报：北方郡县近城之地多荒芜。”据《宋史•地理志》栽：“京东东路，莱州，户97427，领县四：掖（县）、莱阳、胶水、即墨”；《金史•地理志》栽：“山东东路，莱州，户86675，县五、镇一：掖、莱阳（衡村镇）、即墨、胶水、招远”；《元史•地理志》载：“太祖二十二年（1277年），益都路，领司一，司领县六、州八、州领县十五（含即墨在内共21县）有户27164”。据《元史•百官志》载：“江北州县，六千户之上者为上县，两千户之上者为中县，不及两千户者为下县。”即墨时为下县。据清同治版《即墨县志》载，元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即墨连下县都不是了，县治被废，与他县合并，约在元至正九年（公元1349年）才恢复县治。从以上历史记载就不难看出，从北宋末年至明初的240余年，即墨乃至整个山东人口锐减。

   （二）、从公元1125年至公元1209年间，金对宋朝的战争和对汉民族的掠夺，是造成山东乃至北方人口锐减的第一个原因。北宋建立之初，对山西、河北的燕云16州并未收复，金兵从公元1125年开始南侵，于公元1127年灭亡北宋。据《宋史•钦宗本纪》载：“靖康元年，金兵陷威盛、隆德、汾、晋、泽（今山西一带），民皆渡河南奔，州县皆空”。《宋史.高宗本纪》载 ：建炎二年，金兵焚真州、邓州、西京、随州（今河北地）。三年，金兵焚潍州（今潍坊），屠洪州。《续资治通鉴》载：金兵二次过后“时山东大饥，人相食，州县被兵后各不相顾，盘踞在即墨的巨寇宫仪，每车载干尸为粮”。不仅如此，北宋灭亡之后，当时处于氏族社会向封建社会过度的女真族，对汉民族实行奴隶统治，任意杖杀汉人和括取民田《金史•良弼传》载：“可喜在会宁一月间杖而杀之者二十人，其罪皆不至于死”。另外，金朝法律“以杖折徒（刑）累计二百，州县立威，甚置刃于杖，多置人死。”并“率意不恤百姓，诏检括官田，凡地名疑似者不问民田契验，一切籍之”（《金史•张九思传》），致使大量汉人因酷刑和丧失土地而无法生存。

    另外，金即要入侵南宋，又要对付日益兴起的蒙古族，所以在金朝的整个统治时期，几乎战争连年，因而，在占领区大量抓丁。据《金史.兵志》载，从贞元三年开始，诏河北、山东等路所签军“辄下令签军，使远近骚动，民家丁男若皆强壮，或尽取无遗，号泣动呼乡里，嗟怨盈于道路”。由此可见，金对宋朝的战争和对汉民族的掠夺，是造成北方人口减少的原因之一。

   （三）从公元1210年至公元1350年间，蒙元对金的战争和对汉民族的掠夺，是造成山东乃至北方人口减少的第二个原因。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并于公元1210年开始对金朝的侵略战争。由于成吉思汗初期对金重在掠夺，不在永久占领，因此，对金的征服手段异常野蛮残暴，使北方地区的经济文化遭到大肆破坏。据《元史•太祖本纪》载，成吉思汗分兵三道，帝于拖雷为中军，经河南东北取山东的“泰安、济南、滨、棣、益都、淄、潍、登、莱、沂等郡，命木华黎攻密州（今诸城）屠之”。到公元1214年，蒙古军攻掠了河北以北大部金国领土。蒙古军在包围金中都（北京）时，“诸将请乘胜破燕，帝不从，谴使谕金主曰：汝山东河北郡县悉为我有，汝所守唯燕京耳，我今还军，汝不能犒师以弭我诸将之怒耶”金宣宗遂谴使求和。据《中国通史》载，蒙古军在出居庸关北返时，发现从各地掳掠来的人口中，有大批农民对游牧没甚用处，便将他们全部杀掉，只带走他们认为有用的工匠和牲口。《元史•石抹明安传》载：“明安对帝曰：这些人本当死，倘让他们活着，别处郡县会闻风来降”。据《中国历史纲要》载，由于蒙古军的烧杀掳掠，“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被杀几尽，金帛子女被抢一空，房舍尽焚，城郭丘墟”。《元史•商挺传》也载：“关中八州十二县，兵火之余，户不满万”。《元史•地理志》载，公元1234年（元太宗六年）蒙古灭金，七年下诏籍民，共得北方人口475万人，较之金章宗太和七年的4581万人几乎少了十分之九。

    元朝建立之后，在北方推行以游牧为主的农业经济，据《元史•耶律楚材传》载，近臣别迭对帝曰：“汉人无补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这项建议尽管元帝没有完全采纳，但据《元史•世祖本纪》载，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元世祖仍“谕河南管军官于近城地量存牧场，余听民耕”。蒙古贵族因而以战胜者自居，大量圈占民田，少的也有千顷，多的达十余万顷。另外，蒙古为灭南宋，强征北方汉人当兵打仗，据《元史•陈佑传》载：“朝廷伐宋签军，山东民多逃匿，捕之急，逃入宋境”。元朝统治时期，分居民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南方汉人）四等，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汉人与南人为贱民。由于土地被夺，徭役繁重，北方汉人无以生存，被迫大量南逃。据《元史•崔语传》载，仅在公元1238年，“内地百姓流移江南避赋役者，就有十五万户之多。”由于上述原因，又进一步加剧了北方人口的减少。可见，蒙元对金朝的战争和对汉民族的掠夺、杀戮，又一次造成了山东乃至北方人口的大量减少。

   （四）从公元1351年至公元1368年间，农民起义与元军的割据战争，是造成山东人口减少的第三个原因。元末，江淮地区爆发了以刘福通、徐寿辉领导的农民起义。义军东路 由毛贵率领于至正十七年攻入山东，《元史•顺帝本纪》载：“十八年，毛贵陷济南路，山东郡县尽陷”。继之义军内乱，赵君用为图谋山东地盘，将毛贵杀害。毛贵部将徐继祖又杀赵君用，义军各部遂互相仇杀，势力因而受到极大削弱，最终于至正二十一年被元军打败，山东各地遂又被元军占领。继之，又是明军对元军收复山东的战事。因此，从至正十七年（公元1351年），毛贵攻打山东，到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明军收复山东的11年间，山东因战乱不断，造成人口又一次大量减少。据《明太祖实录》载：“特别是山东、河南受战乱破坏最重，多是无人之地”“有的地方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据《即墨县地名志》载，元代，段泊岚镇刘家营里村就是由当年“鞑子营”演变而来的。即墨明代以前有人口居住的村庄仅30余处，其他多毁于战乱。如：灵山镇崔家庵的崔姓，七级镇大小欧戈庄的欧姓，官庄镇池戈庄的池姓，长直镇范戈庄的范姓、周戈庄的周姓，以及刘家庄镇赵戈庄的穆姓等宗族，皆因战乱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