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幼章：我的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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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幼章：我的自传

一、从池家当到方家里

在浙江中部沿海，有一个建县一千三百多年，以蜜橘闻名于世的古县，名曰黄岩。她西枕高山而东濒大海，中间大片温黄平原水网交错，自古有渔盐稻橘之利，颇称富饶，加以历史悠久，民风淳朴，形成了文明之地，礼义之乡，素有“小邹鲁”之美誉。明朝嘉靖年间为抗击倭寇而重建的城墙，其西门曰“液金”，正对城门，有一座古桥，横跨于西江之上，是北宋元祐六年（1091）县令张孝友始建的，故俗称孝友桥，亦名西桥。南宋庆元二年（1196）邑人赵伯云集资重建，“筑为五洞，桥面亦五折，取道其中，坎两旁以窍水，翼栏其上，视旧功十倍焉。”从此称为五洞桥，至清雍正四年（1726）又经重修，这就是一直到今天还保存完好的“五洞桥”。走过五洞桥，就是桥上街，这条街虽不宽也不长，却是西部山区通往县城的咽喉要道，占当时黄岩县（含今椒江、黄岩、路桥三区）辖境三分之一的孝友、万全、茅畲、乌岩、宁溪等十个乡，即所谓西部山区，那里的竹木柴炭，板栗、蕃莳、红糖、金针、竹笋等物产，凡是从旱路进城的，都要先穿过桥上街，再过这五洞桥，才能由西门进城。而从县城运往山区的食盐、土布、炊皮、咸鲓等水产品和日用百货亦必径此道西上，所以这条桥上街，人来人往，川流不歇，扁担挑的，独轮车（羊角车）推的，摩肩接踵，热闹非凡。还不时会出现掛在扁担头的山麂、雉鸡，活的穿山甲、克蛇龟等，引得孩子们叽叽喳喳的跟着看，为这条街增添了许多喜气。

上世纪的二十年代，在这条桥上街的西头，有一家很有点小名气的当铺，叫“池家当”，这池家有五间朝南的两层楼、加上东西两边各三间的厢房，和南面一排的五间平房，中间还有一个小花园，就这样房产也足以令人羡慕不已了。这家的主人谱名叫池学诗，号少明，出生于光绪五年，是一位“之乎者也不离口，一领蓝衫不离身”的秀才，满腹诗书又写得一手好字，就是我的祖父。

这位书雾腾腾的秀才讲起四书五经来头头是道,却根本不会持家，更别说打理当铺了。这么大的一家当铺，全靠我的勤劳、能干、精明、善良的祖母，里里外外一把手，把家庭和当铺都调理得有板有眼，兴旺发达。祖母是城守坦王家的大家闺秀，她对开当铺有独到的见解，她曾说：“千万不要在穷人身上燥毛竹榨油，他们拿来当的东西本来就不值几个钱，不是逼得无奈也不会上当店，有时还是人命关天的，多给几个铜板，阴功积德，儿孙受用。”她的理念是：“开当店要靠败落了的大家少爷，他们大多不学无术，游手好闲，靠卖祖上遗产过日子。大户人家多少有点好货，他们把祖宗的宝贝当狗爱（黄岩话，粪也），只要当得几元洋钱，够他花天酒地就高兴了。当去的钱又不做肉，转眼就化光，光了再拿别样东西来当。这样的人多几个，我们就甭愁了。”这正是洞察世情的高论。我的祖母还有一种本领，凡珠玉珍玩之物，一经过目，即能估摸个八九不离十，从不失手。破落户的少爷公子，大多死要面子，东西送城里的当店怕人看见，宁可多走些路，过五洞桥来到这城乡结合部，送到池家当铺来，才有安全感。他们的长衫里常常会摸出一只羊脂玉镯或一架珊瑚如意，有时连博山炉那么大的东西，也会从长衫下摆里变戏法似的变出来。这些东西大多无钱赎回，成为死当，卖给古董贩子，很值钱的，所以池家当在我祖母手里一直保持着旺势，家庭也较富裕。

我的父亲谱名安廷，为黄岩池氏第三十一世孙，号瑶璋，生于光绪三十二年，独子，却有七个姊妹，父亲是老七，下面还有一个小妹。瑶璋者，美玉也，可见上代人爱玉，这与祖母的专长不无关系。而“瑶璋“两字又何其雅也，足见取名者之饱学。我的秀才祖父生活能力很差，但学问倒确实不错。父亲从小好学，离不开祖父的影响。也许是独子的关系，幼时即投拜黄岩九峰的道长伍止渊大师门下，大概想学点吐纳之功，以求健康长寿，也足见祖父的深意。稍稍长大一点就进黄岩县立中学堂就读，旧时叫做“清献书院”。据我小姑姑说，我父亲在清献读书时，每天下午快到放学时，爷爷就会站在五洞桥第三洞的最高处接他，几乎风雨无阻，从不间断。有一次，爷爷不知有什么事情没在桥上接，我父亲就大发雷霆，回到家里，气火火的把半笆斗银洋钿倒在井里。这件事活画出父亲的个性，被当作谈资，代代相传，我虽然是听来的，但印象极深至今难忘。在黄中一百一十周年校庆时，我终于在同学录中找到父亲的名字，他是一九二九年六月毕业的，这一届只有二十四人，在那个时代，也是难能可贵的了。

我的母亲叫方淑清，是五洞桥脚方氏世家的淑女。外公方雅琴，是大名鼎鼎的国民党上将方策的堂兄弟。方策将军早年投身辛亥革命，在“二次北伐”中任26军军长，北伐后26军缩编为第6师，任师长兼京沪防卫司令，以后当过河南省政府主席，去世后受国民政府明令褒奖，追赠陆军上将。我的外公曾就读于南京金陵大学，因两耳失聪而辍学。回家后，担任当时黄岩县直属的孝友乡乡长。我这里绝不是要炫耀方策将军的威名和我外公的旧职为自己撑面子，而是日后我所遭逢的种种苦难，都与这样的政治背景有所牵连。

我母亲是外公的长女，很受外公外婆的宠爱，到得婚嫁的年龄，媒人上门来说亲，俗称讲做媒，讲给桥上街池家，外公以为自己方家是名门望族，世家大户，书香门第，在重“士”重“农”而轻商的传统观念支配下，认为与开当店的商人门不当，户不对，坚决不同意，此事遂告吹。

过了一年半载，另一个媒婆来方家讲做媒，又把我母亲讲给池家，说是开的当店很兴旺，又有许多房产，后生相貌堂堂，又是独子，才学出众，外婆被说动了。再仔细一打听，知道子弟读书很好，是清献中学堂学生，上代还是饱学秀才，外公得知实情后，又在外婆的劝说下，才点了头。据说婚礼办得非常富丽堂皇，因为从五洞桥脚到桥上街底只有二百米路，太近了，又在城乡结合部，十里红妆，显摆不开，为了气派，为了影响，特地将嫁妆从五洞桥脚出发，经西街、县前街、大街、大井头到北门头、樟树下，在当时最热闹的县城中心转了一大圈，再回到五洞桥才达桥上街。方家嫁囡的嫁妆，当时成了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人人称赞。

谁知，好嫁妆不等于美姻缘，我的父亲在婚前早已有了情投意合的姑娘，婚后又情丝未断，对我母亲没有一点感情，根本谈不上琴瑟和谐。作为世家淑女的母亲当然很痛苦也很气愤，受不了被冷落的遭遇，常回娘家哭哭啼啼，而且一去就是几天不归。多情的父亲却乘这个空档，干脆把相好带到家里，双宿双飞。这样，次数多了，纸包不住火，终于被外公知道了，外公气得发抖，认为这是辱没了方家门庭，败坏了方家名声，盛怒之下，派出孝友乡的守望班（乡政府基层武装人员，仅有四、五名，称一班）去池家盯梢，最后终于将我父亲捉住，当夜即送到在柏树巷的黄岩法院关押起来。后经父亲的要好同学，钟表店老板崔伯济出面担保，方得释放。父亲认为这是奇耻大辱，方家做得太绝情，一获自由即毫不留恋地离家出走，这一去杳无音讯，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父亲离家时，母亲已有七个月的身孕，不久，就生下了我。过了几个月，母亲突然接到我父亲的信，大意是：你家做事太绝，我誓不回还。知你已生一子，你我虽无夫妻情份，但儿子却是各人都有份的，故取名为幼章。因为母亲小名小荷，幼即小之意，章即我父亲的璋之一半，而且同音。我与亲生父亲至今没有见过一面，但我的名字却是父亲给取的，我常常想念虚幻的父亲。我对父亲没有恨，只有哀怨：为什么不来看看亲生儿子？那怕只看一眼！长大后，总想尽力地去理解父亲。父亲该是一位爱情至上主义者，为了爱情竟能抛下不小的家业，一去不返，即使外公做得过分，也不致于决绝如此。联想起倒银元的事，又觉得这是个性决定的。父亲知我出生，并为我取下这样的名字，足见非常关注，并非无情。然而从未见过一面，总是我终身的遗憾。父亲，您在那里？在我厄运的日子里，几曾祈求过您的保佑，而今阳光明媚，感恩之情油然泉涌，我的血管里终究流淌着您的血液啊，如今您的儿子已年近八十，您该早已升入天界，见面之缘早已成空，但您在天界一定关注着儿的今天，看到儿今日的辉煌，当能欣然暝目。愿您安息！

母亲在长期寡居孤寂之中，选择了工作和做生意来打发日子，先是担任了孝友小学（后为西江小学）校长，后来又做起了美孚油的生意。当时黄岩各地通行的照明工具叫美孚灯，就是用玻璃做的，灯头上加一个玻璃罩，点亮时不会有烟，叫做煤油灯，也叫洋油灯，所以煤油成为家家户户之必须，美国倾销的美孚油占据着市场的大半，母亲做这宗生意是颇有眼光的。但工作和经商终究安慰不了心灵的空虚寂寞，常常以唱戏自娱，所以越剧唱得很好。这影响了我，从小就爱听越剧。此外就用赌博来填补空白，一当迷上了赌博之后，就把一切都抛到脑后了，夏夜，任我睡在院子里的琴凳上，被蚊子咬得浑身是包，平日对我也很少关顾，培养教育上亦未能尽到做母亲的责任，我是在没有父爱又缺少母爱的环境中长大的，所以小时候每见到别人家的孩子，左手挽着父亲的臂弯，右手挽着母亲的臂弯，喜笑颜开地在江边漫步时，我就禁不住鼻酸泪流。

我出生后，母亲没有奶，只好雇奶娘喂养，先后请过六位奶娘，均不如意，而最后第七位却与我大为投缘。她是岙岸人，十分勤劳朴实，满脸大麻孔却笑口常开，待我细心周到可谓无微不至，待她亲生的二子一女远不如待我好。有好吃的总让我先吃，有好玩的总让我先玩，她家的前门种着一片甘蔗，黄岩人叫糖梗，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糖梗，我的奶娘怕我咬不动，总要用刀把坚硬的糖梗皮削掉，再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送进我的嘴里。我穿过奶娘给做的鞋子，穿过她一针一线缝起来的肚兜，这肚兜贴肉挂在胸前，防我秋凉以后受冻。这一切我至今不忘，我现在也算老年辉煌，如今她若还健在，我定会尽心的恭奉她，可惜她早已亡故,成为我终生的遗憾。

自我出生后，母亲就带着我回到娘家，再也没有回过池家。外公、外婆虽然对我很好，但在一个大家庭里，对寡母孤儿总难免有些冷言冷语，说三道四的，这时的处境颇像林黛玉进贾府似的。方家产业很多，除了大片稻田、橘园之外，还开有酒坊、树场（木材场）。酒刁堆积如山，木材排满西江东岸，长年（黄岩话，即长工）、散工多得数不清。孩提时的我有点怕外公的，但却时常看见长年们与外公搂肩搭背，叫他“聋耳朵乡长”，外公不但不生气，还和他们亲热地称兄道弟。有一位被外公称作“三梅该”（“该”黄岩方言，哥也）的长年，我也学外公的这样叫他，外公就在我头上重重地一拍，厉声说：“魂落了，你也叫三梅该？要叫三梅公的。”长工们三餐都八个人一桌，每桌八碗菜，人家的长年菜都是四盆咸菜蔬一碗羹，唯独我外公家餐餐八碗，一年到头如此。老酒在一半埋在地下的七石缸（容七石水的大缸）里，任他们自己舀。有时我看他们在吃饭，也要上去吃，外公用筷子在我头上一敲：“人客没吃好，你也敢上桌？”外公家教很严，要等长年们吃完了，家人才能上桌吃饭。到了叉麻将的时候，外公和他们一起呼么喝六，更加不分彼此，再也分辨不出谁是主人，谁是长年。这一幕幕都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地留下了印记，知道要人人平等、互敬互爱、和睦相处。我外公在地方上的人缘很好，解放以后外公被评为地主，他毫无怨言，年纪大了，尽力做些农事，安度晚年。有一件事，我记忆犹新：村里斗地主时，地主们都被赶到台上双脚跪地爬圈子，外公也扑在台上爬，几个看管地主的农会干部赶上去，把我外公拉了起来，不无关爱的大声斥责他：“快点起来，快点起来，是叫他们爬，没有叫你爬啊！你这个聋乡长！真是又好气又好笑！”在我以后的遭遇中时时与此对比，产生了人心不古之叹。外公以后的善终给了我颇含哲理的教训，深深地影响着我待人接物的态度，在我的一生中，有人只要对我有一点好处，我便对他常怀感恩之情，时时记在心里。

在我出生后不久，我的祖母即撒手西去，她的早逝，也许与失子之痛不无关系。没了祖母，池家就像失去了顶梁柱，祖父只知子曰诗云而不知经营，坐吃山空，池家当铺因无人经理不久即自行倒闭。我的最小的姑姑还未出嫁，和我爷爷父女二人相依为命，穷困潦倒以致常常断炊。当我在孝友小学读书的时候，有一天，老师告诉我：你爷爷来了，要见你。我连忙跑出去却找不到爷爷，只见有一个老乞丐，长长的胡子，惨白的脸，骨瘦如柴，衣衫褴褛，令人十分害怕，我转身就逃。而他却开口叫我：“幼章，幼章，我是爷爷。”我听了却逃得更快。后来听娘说，桥上街和他要好的邻居曾好心地劝他：“穷到这地步了，何不卖几间房子？还怕饭没得吃！”谁知他勃然大怒：“我还有孙子，饿死也不卖！”稍稍懂事的我，听了以后不禁对爷爷肃然起敬，这种亲情，这种对子孙后代的关爱，令我感动异常，因此对爷爷充满了关爱与同情。记得有一次，在西门头，我和娘一起碰到爷爷，娘买了一碗山粉糊给他吃，我看他要和我亲近的样子，就避得远远的，躲在在人丛中偷偷地注视着，他狼吞虎咽地吃完了山粉糊，还把碗舔了。看着看着，我不禁鼻子发酸，泪水再也禁不住了。这时从心底涌出了一句话：他是为了我才这样的啊！“我还有孙子，饿死也不卖！”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随着岁月的流逝，越来越感受到沉甸甸的爱。我的可怜可敬的爷爷啊！

我在外公家慢慢长大了，外婆待我很好，从三岁开始就天天给我喝鲜牛奶，这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养奶牛的农民，把奶牛牵到我的外婆家，先用热毛巾把牛的奶头擦洗干净，再把奶一下一下挤到碗里，放上白糖，这时的牛奶还温的，不用再烧，就这样生喝下去。外婆说这是原汁原味的，这样的牛奶才补人。后来养成了习惯，天天要喝牛奶，一天不喝牛奶便觉得难受，直至现在，喝了六七十年。我这一生历尽苦难而身体不垮，我认为当首先归功于外婆从小教我喝牛奶。

小孩子自然免不了恶作剧，我也不例外，记得我祖父去世，我们送葬直送到方山下，回来的时候别人都有轿子坐，只有我一个人胸前捧着爷爷的牌位，一路步行，据说这是做孙子的必须这样做的，但我却觉得自己受了歧视，这五六里路是越走越气，越走越感到孤儿的苦味，委屈的泪水突眶而出。走到外公家的墙外时，一怒之下，拾起一块牛粪，从靠城路的厨房窗口丢进了镬里，这才解了我心头之气愤。

7岁那年我终于进了孝友小学，成了小学生，也许因为娘当校长的缘故，老师都夸我聪明、好学，事实上我很用功，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不仅学习较好，还颇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记得1945年6月，抗战胜利前夕，从福建、温州撤退北上的日军约三万人，逃经黄岩，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黄岩城里的居民大都避难至西乡，我家也逃到岭下殿，在我外公的长年三梅该家暂住。一天，一小队日军到岭下殿抢粮，我远远的看见了，张口就狠狠地骂：“日本赤佬，可恶！”我娘连忙把我拉进屋里。其时我只有十岁，但幼小的心灵中却充满着爱国的热情。

抗战胜利后，我还担任过孝友小学的学生会主席，代表小学生去县政府领取美国的援华物资：一只只长方形的油纸盒，里面有面包、罐头、花生米、巧克力等食物。大概原是给士兵的战时食品，战争结束后送给了地方，县政府又分给我们小学生，我至今还记得罐头花生米的味道特别好。不知那个老师告诉我们：这叫吃胜利果实。

小孩子免不了顽皮，校里有位音乐老师，还是年纪很轻的姑娘，独身住校，我们骗她说学校有狐狸精，夜里常常出来怪叫。到晚上我们抓来一只蛤蟆，把烟丝塞进它嘴里，再把咀缝住，蛤蟆难过得连声咳叫。我们把这蛤蟆放进女老师门口的地垘下，蛤蟆叫了一夜，吓得她彻夜难眠，第二天去告诉校长说这里有鬼，我们知道后高兴得哈哈大笑。

小学生活很令人怀念，记得读高年级时，校长许培基，是当时颇有名望的教育家；语文老师黄道根，竭力提倡小学生读古文。他教了我们许多古文名篇，如《桃花源记》、《归去来辞》、《马说》、《爱莲说》、《陋室铭》等等，逼着我们篇篇熟背，背不好要打手心。黄老师教给我们一个背书的好方法：用一个小酒盅，装满黄豆粒，一酒盅的黄豆，约有30多粒，认真的把古文读一遍，取出一粒黄豆，就这样读一遍，取一粒，直至把一酒盅的黄豆取光，这篇古文也就背得滚瓜烂熟了，所以他教的这些古文，至今我还能背诵。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了我以后对文学的兴趣，使我受益终生。

因为成绩好，又很活跃，所以演讲、唱歌、演戏，台上总有我的份，全县小学生集会时经常叫我做司仪（主持人）。1948年还演过一个歌剧，题为《面包》，主要剧情为：主人公小乞丐张阿大，虽穷却乐于助人，一天在街上替人叫卖时，偶遇一美丽女孩，女孩为他的行为所感动，终于把他带回家中，拿面包给他吃。女孩慈祥的母亲见了，十分赞许女儿的行动，教育女儿要记住：永远要爱你的同胞！我就扮演了主人公张阿大。这次演剧，我所以至今记忆犹新，是因为它的主题和我外公对长工们的态度，还有爷爷凄凉晚境中所说的话，都叠印成两个大字：博爱！这两个字在我的心灵中永不磨灭。

也是这一年的冬天，一个下午，我放学回家，看见在西门头剃头店的外面围着一群人，寒风送来唱越剧的声音。受母亲的影响，我从小喜欢越剧，于是就一头钻了进去。只见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男孩，站在狭狭的条凳上唱《梁祝》。他衣衫单薄，在凛冽的寒风中瑟瑟发抖，鼻涕都快结成冰叉了。他断断续续声嘶力竭地唱着，突然一下子栽倒地上，叫着：“姐姐，我实在唱不动了。”拉胡琴的姐姐其实比他也大不了多少，抱起他来，亲昵地拍着他的后脑勺，轻轻地说：“你还没唱完啊！”小男孩哭着扑到姐姐的怀里，“我饿……冷……唱不动了……”他实在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只喃喃地叫：“姐姐……饿……冷……”他姐姐抱着他无声地饮泣，两人都涕泪滂沱，浑身发抖。看到这里，我毅然摸出身上所有的银角子、铜板全都给了他们，又急冲冲地跑回家去向娘要钱。娘说：“中午刚给你的，又用光啦？”我把刚才所见的一幕讲给娘听，娘连声称赞我做得对、做得好，说：“是应该同情他们，应该尽力帮助困难的同胞！”马上又给了我一把银角子铜板，我连忙跑回原处，他们姐弟俩却已不知去向。我十分惆怅地呆立着想：“不知他们吃上了热饭没有？”

总之，我的童年有欢乐也有泪水，虽然没有父爱缺乏母爱，但靠自己的努力，也曾崭露过头角，更重要的是在心灵深处烙下了“博爱”两个大字，博爱无价！

池氏网备注：因为文件很长，我们将陆续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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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喜迎解放却成悲
就在小学快毕业的时候，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事——黄岩和平解放了！
1949年5月31日上午，浙南游击纵队第三支队800余人在支队长周丕振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黄岩县城。
这一天清晨，城关所有中小学的学生，集中起来，从小南门出发，到樊川的南官河西岸的官路上去迎接解放军进城。当时，从路桥到县城唯一的大路,就是这一条所谓“官路”,铺石板的，比较宽阔。九点多钟，从南边传来“来了，来了”的消息，一时敲锣打鼓，鞭炮齐鸣，人头攒动，有的小学生扭起了刚学会的秧歌舞，我们则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这首也是刚学会的歌，场面非常热烈。快十点了，只见穿着灰军服的周丕振骑在马上，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雄纠纠气昂昂地过来了，后边穿灰军装的战士个个荷枪实弹，挺胸阔步而来，长长的队伍看不到头。我们一会儿使劲地鼓掌，一会儿摇着小红旗，一边高喊：“欢迎！欢迎！”队伍走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们一直叫着跳着不知疲劳。我亲自经历了这载入黄岩史册的一幕，留下的感觉是新鲜、激动、热烈、兴奋。
第二天，在大礼堂召开各界人民欢迎大会，社会各界人士和中、小学生代表参加，我作为孝友小学学生代表亦参与盛会。黄岩商会代表讲了话，周丕振也讲了话。会场里有“解放了，天亮了！”的大幅标语，一切都象征着黑暗已经过去，光明就在前面，和平、民主、自由、幸福的新时代已经开始了。
不久，我小学毕业了，当时的孝友小学在西边片是手屈一指的，也讲究升学率，学校规定毕业考试成绩十名以内的可以投考黄中，十名以外的，只能考灵石中学和简师，我在十名之内，报考了黄中和简师，结果两校都录取了，我当然选择了黄中。只可惜从1949年下半年到1950年上半年，读了一年就失学了。为什么失学呢？因为母亲坐牢了。解放初期，大陈、舟山等海岛还没解放，黄岩沿海渔民出海捕鱼，往返于近在咫尺的大陈岛是家常便饭，也有一些商人搭鱼船去大陈做生意。母亲听说那么东西很多、很便宜，也就搭渔船去贩回一些美孚油、棉纱等物资。结果被人告密，以资敌、投敌的罪名被捕入狱。我没有父亲，又失去相依为命的母亲，真正成了孤儿。只有外祖母收留我，给我一口饭吃。可是，不久外祖父也划上地主，幸好他平日待人和善，地方上讨好，没有罪恶，更无血债，当时当过伪乡长的大多被镇压，而他独能幸免，这也是他平日种的善果。然而地主家的土地、房屋、浮财都没收了，连吃饭都勉强维持，那来的钱供我上学呢？况且祸不单行，小娘舅去了一趟大陈岛，带回一个“反共救国军”什么行动小组小头目的虚名，虽无一兵一卒，回家后也没有任何行动，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当然罪大恶极，毫无疑问的被镇压了。
面临绝境，走投无路的一个孤儿，正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幸好天无绝人之路，一天，在街上偶然看到台州农校招收插班生的广告，学校承诺：学杂费、住宿、吃饭实行三包，此外还有助学金。有这么好的学校，我当然毫不犹豫地去报考了，凭着我的成绩，果然考取，我欣喜若狂！然而福兮祸所伏，若有未卜先知之明，知道以后有大祸，怎么会一脚脚来觅死路？可是人无未卜先知之能，世上没有后悔药，从此造成后来大半生的坎坷，只能自我解嘲：命中注定。
我兴冲冲地穿了一双草鞋，背了个小小的行李包，走了四十五里路，终于来到泽国。一打听，台州农校在一个名叫丹崖的小山上。已经十分疲劳的我，还是兴致勃勃地鼓起勇气上山，一路走走歇歇，挨到山上看见校门，走了足足四十五分钟。这所台州农校，始建于1937年，原在临海，称台属六县联立高级中学（农科），1940年才迁到温岭泽国丹崖，1941年金华沦陷，金华实验农校也迁到泽国，后来两校合并，称为省立台州农业职业学校，解放以后，1949年9月，才改为省立台州农业技术学校。我去的时候，校长是著名历史学家管听石（后在浙江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教病虫学的老师是崔伯堂（后为台农名教师），他们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学校管理严格，虽然生活艰苦，但学风良好，全校上下形成一种刻苦求知、奋发图强、团结遵纪的校风。我这个渴望求学的14岁少年，庆幸自己找到了一所好学校，发誓刻苦勤奋，学好本领，报效祖国。
正当我不为生活而发愁，充满幸福感，对党和国家感恩载德，切身感受到解放区的天真正是明朗的天的时候，孰料大祸来临，大半生的悲惨命运从此开始了。事情实际上很简单，1951年抗美援朝正处于高潮时，有一天，我和同龄的两位同学一起练粉笔字，大家都在黑板上写“抗美援朝”这四个字，我一时粗心笔误，写成了“抗朝援”（记得只写了三个字，还没有写完），他们俩就叫起来：“写错了，写错了！”我一看，吓出一身冷汗，连忙擦去，他们也就不再说什么了。我以为这是偶然失误，过去了也就算了，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不料第二天老师找我谈话，说有同学检举我写反动标语，要我承认错误，作深刻检讨。这突如其来的事，吓得我六神无主，就对老师老老实实地说了事情经过，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令人料想不到的是事情竟会越闹越大，接着是小会帮助，大会批判，没完没了，而且调子越来越高，最后竟联系我的家庭社会关系，说我是一心盼望美国佬打进来，美国佬打进来后蒋介石好回来，蒋介石回来了我母子好团圆，好替外公娘舅报仇。其实我连“美”字都没写出来，就被构成了写“抗朝援美”的反动标语之罪。他们还进一步挖出我这样写的目的就是要推翻新中国，赶走共产党，所以足见我是一个刻骨仇恨共产党的反革命分子。一顶顶大帽子压得虚年龄只有十五岁的我，又没有见过世面，当然吓得喘不过气来，始而害怕，多次申辩，却一次次被骂为“不老实”，还说要“严厉镇压”，批来批去，弄得我几失神智，近乎麻木。我无论怎么说，怎么写都通不过，最后只好他们要我怎么说就怎么说，要我怎么写就怎么写，甚至承认了我写过“抗朝援美”的“反动标语”，又给自己戴上无数顶大帽子，才勉强通过了我的检讨书，于是写反动标语的罪名就这么铁定了。
其时解放只不过两年，我的同龄人就能时刻拿起放大镜，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寻找身边的阶级敌人，立场可谓坚定，觉悟可谓高矣。然而对于一个未成年孩子的偶然笔误，竟兴师动众，任意扩大，无限上纲，置之于死地，造成他大半生的悲惨命运，这是到底是为了什么？我至今还想不通的是共产党给我饭吃，给我书读，救了我这无依无靠的孤儿，我是从心底里感谢共产党，拥护共产党、新中国的，一个满怀感恩之情的人，为什么硬要把我打成阶级敌人，推到敌人营垒里去呢？难道是敌人打得越多，成绩才越大，革命才越坚定吗？
飞来横祸虽然过去，我却从此夹紧尾巴，心惊胆颤，小心翼翼地过日子，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眼前书，只想学好本领以后，能自力更生。又孰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是闭门家里坐，祸从天上来。这件事还得从头说起。
   我们这个班因插班生多，有教过书的，有做过生意的，有失学青年，年龄大的二十岁，小的只有十四岁，成员极其复杂。几个月后，杨邦元、赵家锵等三位大同学，突然被温岭公安局逮捕了，罪名是组织反共圣母军。当我正在庆幸自己与这件事毫无关系，不会波及受祸的时候，不料还是祸从天降。两日后，我、张士荣、邱雁士等六位小同学，突然被带到了泽国区政府，拷问我们是否参加了圣母军？区委书记牟善尧把木壳枪甩在桌上，厉声说：“你们承认不承认？承认了，在这张纸上签个字，回校去读书。不承认就马上送温岭关起来，小火轮都在等了。”还特别对我说：“他们都交代了，你是国际宣传部部长，任务是写反动标语，你赖不了的！”当时，我们六个小同学都吓得哭了，因为根本没有这么回事，这莫须有的罪名叫我们从何说起？我知道这“国际宣传部部长”是因“写反标”之事给我量身定制的，祸根还在“写反标”。我们都只有十四、五岁，坐班房到底是怎么回事都莫明其妙，还不知关了后又会怎么样？当然害怕极了。大家都只求眼前能脱罪就好，结果六个人都在一张写好内容的纸上签了名，这就是说我们都承认了自己参加圣母军。很多年以后才知道这是个连环套，可当时在威胁和诱骗下，我们六个小男孩就这样不知利害的跳下了陷阱。牟书记还算守信用的，签了名以后就没有再逼我们交代什么，而且还真的让我们回校去读书。
   从此，我这“双料货”被打入了另册，同学们对我都白眼相看，受尽歧视。我篮球打得很好，也被校队开除了。唱歌、演讲也很好，却从此不准登台。更有甚者，连少先队活动也不让参加，他们搞活动去了，把我一个人撇在冷清清的教室里，好孤独凄凉。好长一段时间，只要看见有一个解放军或公安人员上山来，我都会心惊肉跳，坐立不安，生怕有祸。夜里还常常做恶梦，梦魇时从上铺掉到地上，跌得身上处处伤痕。可怜无父无母，又没有兄弟姐妹，满腔冤情无处倾诉，同学们连话都不愿同我多讲。我只有整天闷闷不乐，一声不响，压抑得绝望，但是极不甘心就这样被冤枉下去，梦想总有一天会出现包青天来洗雪我的冤情。
   也许是我父亲的倔强基因在血液里搏动，我始终不甘沉沦，于是发疯似的拼命读书，只有从书籍中寻求安慰，从书籍中寻找出路，事实上也只有在阅读中才能使我忘掉现实，沉浸于理想的境界之中。从十五岁开始，读了《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读了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熊佛西的《赤花》也曾使我入迷，我终于得到精神食粮的滋养，获得了只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自由自在地遨游，塑造着一个摆脱了现实，摆脱了痛苦的精神的我。
这就是我坚定不移的走文学道路的原动力！
但是，无论怎样，人总是生活在现实之中的，现实中的“圣母军事件”时时困扰着我。直至文化革命中期，才真相大白，可是这十五年中我已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开除公职、坐牢、劳教、管制……
1964年我被聘在黄岩城关民办中学任教，在语文教学改革上做出了突出的成绩，为学校取得很大的荣誉，深受学生们的爱戴。文革开始，成立了许多红卫兵团，红卫兵小将问我：你才学这么高，书教得这么好，对我们又这么关爱，怎么会是右派反革命呢？到底犯了什么罪？于是我向他们倾诉了自己十五年前的冤屈，他们纷纷为我抱不平，表示一定要把我的问题查个水落石出。于是麦贤得硬骨头兵团派出红卫兵去外调，得知当年台州农校圣母军头头杨邦元、赵家锵还在安吉劳改，就专程赴安吉劳改场，受到劳改队队长的热情接待，并把杨、赵二人叫来面谈。调查的结果，连红卫兵小将都感到惊奇得不可思议。
他们了解到的情况是：杨、赵二人说，当时台州农校根本没有什么圣母军反动组织，起因是他们几个人看到报上登的取缔反共圣母军的消息，议论了一番以后并开了几句玩笑，于是有同学告密检举，说他们组织圣母军。料想不到的是既没有调查更没有核实，就凭着这些告密检举定了罪，把他们逮捕，在严刑逼供之下他们还曾一再说明事实真相，但说一次遭一次毒打，到后来实在熬不过了，只好胡乱承认，结果判刑劳改以至于今。他们表示此案正在申诉中，强烈要求平反。
红卫兵小将也曾追问：为什么说池幼章是你们的国际宣传部长呢？他们苦笑，道出真相：当我们屈打成招后，就追查我们发展了那些人，要交出黑名单。可是根本没有的事，从何说起，严刑拷问之下，只好胡攀乱咬，因池曾有写反动标语的事，于是先攀上了他。还是不够，又乱讲出四五个小同学来，当时天真的认为他们都只有十四五岁，未成年，不会判罪坐牢的。后来，法院把他们签名的认罪书甩在我们面前时，我们都惊呆了，根本没有的事，他们怎么也会承认？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然而他们这一承认，我们是更倒霉了，因为这样反而证实了圣母军组织的确是存在的，我们的罪名就铁定难移了。当时为求一时过关，乱咬别人，结果反而害苦了自己，正是自食其果。
红卫兵听后气愤地痛骂了他们：知道你们这样做把别人害得多惨吗？当他们从红卫兵的口中知道我的遭遇后，就自动写下书面材料，证明此事的虚妄。可惜当时公检法已被砸烂，即使有了证明，也无人受理，正是投诉无门。
小将们无法理解竟会有这样捕风捉影、草菅人命的怪事！他们为我不平，为我四处呼号，可是有什么用呢？直至1978年平反之前，我不还是受管制的右派反革命吗？这个冤案害了我整整二十八年！
当时那里知道这么复杂的事实真相，我只是心里明白自己绝对没有参加什么圣母军，可是有谁相信呢？
1952年学校迁移，我怀着学到的知识和极其灰暗的心情，离开了这伤心的地方：黑色的丹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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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春天里的冬天
1952年，台州农校搬迁到黄岩，改名为黄岩农校，校舍就设在清朝末年建的东岳庙内，这个东岳庙当时还保留着牛头马面和十八层地狱。1953年，新校舍落成，住进了当时全台州最好的校舍，大家都非常高兴。房屋周围都是橘园和水稻田，那是我们的实验基地，范围相当大。与丹崖山头比起来，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办学条件好了，新校舍给我们带来新的希望，我因为在丹崖的两度冤屈，总是忐忑不安，仿佛头顶上悬着利剑，随时会斩下来，但也怀着一分欣喜，憧憬着未来。
这时，教语文的老师是方白，他爱好文学，且有相当高的文学修养，上起课来娓娓动听，我非常喜欢听他的课。因小学基础打得好，在丹崖时又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所以我的作文写得很不错，方老师次次表扬我，还在本子上写着这样的评语：“你的作文不是一个中学生所能写得出来的，很不容易。”“你的进步是飞快的，多读多写，努力走上文学的道路，迈进文学殿堂。”这对我在精神上是极大的安慰，学习上是极大的鼓舞，于是我雄心勃勃，开始写起小说来。方老师对我青眼相看，这份恩情我永远感激他。当时，那些世故很深的大同学与我都隔隔不入，与我趣味最相投的同学只有两个，一个是同班的“难友”张士荣，也被卷入圣母军案，他喜欢写诗，字写得很好，我十分佩服，因而成为莫逆，直至于今。另一个是黄中的叶小春（哲明），他是我的篮球朋友，芝香村糕饼店的“小老板”，他也喜欢写作，我俩很有共同语言，曾合作写过一篇小说，叫《毛糙老四卖猪肉》。我与小春相处得很亲密，1953年，他考取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读大学期间还经常写信给我。他的信寄到自己家里，他妹妹叶春妹，原是我黄中同学，就一次一次来通知我到她家里拿信。我的母亲和她的母亲是结义组妹，我俩从小虽非指腹为婚，但双方母亲已给我们定了娃娃亲，我们都心照不宣的。每次到她家拿信，她的母亲看见我都非常热情，像对自己的儿子一样。叶春妹对我也十分殷勤，体贴关怀无微不至，日久天长我就以拿信为名，常常到她家里去，几天不去，就心里空落落的，渐渐地对叶氏母女产生了一种依恋。
因为丹崖的阴影笼罩心头，我颇有点自卑感，不敢接受春妹的热情。为摆脱阴影，忽然想到求助于《人民日报》，于是在1953年我18岁那年，写了一封长信给《人民日报》社，倾诉了我在丹崖的冤屈，请求他们的帮助。后来，接到《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一封回信，大意是：要相信校方一定会实事求是地对待这些问题的，你要相信组织。也许是《人民日报》编辑部把我的事反映给校方，不久，政治老师李昌先找我谈话，很亲切地对我说：你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学生，即使有这些事也只属于教育问题。过去了，不会揪住不放再算老账的。他叫我要放下思想包袱，努力学习，学好本领今后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我听了后大受感动，顿觉精神舒畅，身心都得到解脱，人也乐观开朗起来，不再整日闷闷不乐了。于是我更努力地读书，走文学道路将来当作家的决心更大，信心也更足了。孰知后来李昌先老师也被打成了右派，还是极右，弄得晚景非常悲惨。我至今还常常想起这一番颇有人情味的谈话，这番话对孤独无助受尽歧视的我正是莫大的安慰啊！我非常怀念而且同情李昌先老师。
从未见面的父亲不知流落何方，母亲又坐牢劳改去了，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连一个可以倾诉心曲的兄弟姐妹都没有，孤独啊，寂寞啊，心田好似荒芜的沙漠，多么渴望雨露的滋润！就在这时，一个纯情、专一、热烈的同龄少女降临了，她同情我的遭遇，理解我的处境，欣赏我的才华，赞美我倔强的性格，给我以体贴关怀，处处爱护我，时时鼓励我，一份柔情，一份纯真的爱，如玉液琼浆滋润着我这荒漠的心田，我陶醉了，陶醉于赤诚的、热烈的、专一的初恋。爱是巨大的动力，使我开朗起来、兴奋起来，热情洋溢地对生活充满了信心，觉得前途无限光明。孤独、压抑、苦闷的我一去不复返，我在爱河中涅槃了。我振作起来，兴奋地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迸发出不可抑止的创作热情，我要成为作家，一定要成为作家，来回报春妹的爱。
我永远记着逆境中那一句句温柔的话语，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一次次默默的相伴，那柔绵的小手传递的一份温暖、一份期许，她支撑着我走出人生的低谷，我要勇敢地面对生活，创造出业绩来证明我自己。
我们热恋着，白天要上课，晚上几乎夜夜见面。我上了一节夜自修差不多时，门房老头悄悄地推开教室门，朝我点点手，我就知道春妹来了，马上放下书本，一起来到田野上，橘林里。暮春时节，橘花盛开，犹如夏夜的繁星，密密麻麻地缀在碧黝黝的天幕上，空气里满是带蜜味的芳香，浓得化不开。夜晚，静谧的橘林里，弥漫着甜蜜蜜的橘花香陶醉了初恋的少男少女，我们忘情地谈论着，童年的美好，少年的冤屈，文学的奥秘，海阔天空，漫无边际。她总是听得十分专注，时时用一个热烈的吻来表示她的同情、理解和支持。我们谈得最多的还是文学的奥秘、创作的乐趣、光辉的理想和美好前途的展望。在纯净的理想世界里没有茫茫人世，扰扰尘寰，只有我俩的灵魂在精神的圣殿里谱写着我们的“神曲”。见面时还没有说完的话，就写信，黄农与黄中近在咫尺，但我们鸿雁频传，这些书信如果还在的话，足足可以出一本集子了。
春妹家开着黄岩最大的糕饼店——芝香村，在城关就有四家分店，当时还没有开始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状况还相当好。她知道我经济上的窘迫，学校的伙食仅能填饱肚子，每夜来看我时，总忘不了带一包高档点心，还不时的变换着口味。这些糕点我真舍不得吃，带回寝室里，熄灯以后躺在床上慢慢地咀嚼，细细地品尝，让甜味儿缓缓地渗入心田。
有一次，我病了，而且病得不轻，校医室里没有适用的药，要我自己去医院买。药很贵，身无分文的我正在束手无策时，春妹知道了，她毫不犹豫地把她母亲储蓄券上的私房钱去领了出来，送来给我买药。她的一片深情使人无法拒绝，而且医病也刻不容缓，我只有赧然接受。直到我祖上留下的七分橘园的橘子成熟后卖掉，才勉强还了这笔钱。其实她的深情又岂在这些钱上！
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光，充满了阳光，充满了信心。因为有了心心相应的爱，我不再孤独、寂寞，我开始雄心勃勃地为理想而奋斗。我永远怀念这人生的春天，这刻骨铭心的初恋。
我还要感谢黄岩农校图书馆，能购进这么许多“非专业”的文学书籍。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丁玲、周立波、赵树理等等，国内的名家名著应有尽有。我从《呐喊》、《彷徨》到《屈原》、《子夜》、《骆驼祥子》以及《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暴风骤雨》、《李有才板话》等等都看了一遍，最入迷的《家》、《春》、《秋》是看了又看。当时中、苏友好，出版了许多俄罗斯、苏联作品，《死魂灵》、《安娜·卡列妮娜》、《战争与和平》，以及《父与子》、《罗亭》、《前夜》、《贵族之家》等屠格涅夫六大名著，还有以《小公务员之死》为代表的契诃夫短篇小说，都使我大开眼界。西方经典文库中令人眼花缭乱的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以及《少年维特之烦恼》、《巴黎圣母院》、《红与黑》、《茶花女》等世界名著，以《羊脂球》为代表的莫柏桑短篇小说，还有《冰岛渔夫》以及杰克·伦敦，海明威等等的作品，几乎大学中文系的必读书我都浏览过。这一方面使我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为我以后搞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则不断地坚定了我走文学道路的决心。母校使我终生受益，我感恩母校。
黄岩农校属于中等专业学校，学制五年，进校时是小学毕业程度，毕业时已是高中程度了。我是插班生，从二年级起，读了四年，1954年年底就到毕业的时候了。当时的制度是很严格的，十多门功课必须全部及格，有一门不及格的就只能算肄业，拿不到毕业证书的。我虽然常在上病虫学时偷偷地看小说，还是门门及格而且名列前茅。全班四十人，能拿到毕业证书的不到一半，我却是其中之一，多么高兴，多么自豪！当时中专毕业生是包分配的，农校毕业的一般都到政府农业部门工作。想到有工作了，可以自立了，可以一心一意地搞自己热爱的文学创作了，就时时兴奋地编织着未来的美梦。春妹更为我高兴，她说我的苦日子终于熬出头了，从此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一往无前，鹏程万里。
就在我们沉浸在毕业的欢乐之中时，却一下子从春的温暖跌入了冬的严寒：分配工作前的政治审查这一关终于来了。因为要参加政府机关工作，即所谓当干部的，所以政审相当严格。于是必然地又翻老账，“写反动标语”、“参加圣母军”，在丹崖发生的事一件一件都翻了出来，政审干部找我谈话叫我写一份思想认识材料。年青人出于政治上的幼稚，又不愿永远这么含冤受屈，于是申述了当时写粉笔字时的笔误详情，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对于根本不沾边的圣母军组织，与我绝对没有关系，谈不上参加，更谈不上当什么“国际宣传部部长”，我认为这是有人在陷害我，希望组织给我调查清楚。
这样的思想认识材料送上去，当然不符合要求，不会有好结果的。第二天，政审干部把我叫去，狠狠地训了一顿，说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到这时候还想翻案。“老实告诉你，你自己都签了字的，还翻得了吗？”我原以为叫我写思想认识，就实实在在地把我的真实思想写出来，根本没想到这是要翻案。我小心翼翼地说了自己的想法，这位政审干部听了，不无同情地摇摇头说：“你啊，真糊涂，当时为什么会签字？已经签了，还有什么可说呢？”我想到会为此而不能分配，没有工作，没有饭吃，急得哭了起来。
好在这位同志还是颇有点人情味的，叹了一口气，对我说：“事已至此，其它都不用说了，你成绩不错，培养一个人也不容易，好在这些事都发生在十八岁之前，你还未成年，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你要想仔细。今天只有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彻底检讨，才是你唯一的出路，否则我们也没有办法。”于是这最后一个寒假人家高高兴兴地过年，我却极其痛苦的一遍又一遍地写检讨，谈认识，硬给自己子虚乌有的“罪行”套上一顶又一顶的政治大帽子，一直到妄想变天，推翻新中国，反党……还要挖自己的阶级本质，什么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立场反动等等等等，直到春节前才胆颤心惊地把这份“思想认识”交了上去。
政治这个东西真是高深莫测，瞬息万变，连政治老师都摸不透，李老师说的恐怕只是他的主观愿望，现实可完全不是如此的啊！过年时，无论春妹怎么安慰、开导，我总是忧心忡忡，食不甘味。
我无望地等待着命运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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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荷才露尖尖角 早有利剑悬上头
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严冬过去，又是一个春天来临了，竟意外地接到学校通知，叫我去报到。在第一时间里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春妹，我们相抱喜极而泣，仿佛生命复苏了。
1955年春，我虚龄二十岁，被分配到宁波地区农业局。我兴高采烈、意气风发地去赴任。当时黄岩汽车站在浮桥北岸，清早，春妹陪我走过摇摇晃晃的浮桥，来到冷清清的车站，只有司机在使劲地摇着木炭车的鼓风机。开车前，春妹千叮咛万嘱咐，说个不停，我只是“晓得……放心……”“放心……晓得……”地不断重复着。那时在大庭广众之中是不能拥抱的，我们只是紧握着手，直到开车的一刻。我虽然万分舍不得离开她，但为了工作，为了前途，为了理想，还是毅然告别了爱人，告别了故乡。
到了宁波地区农业局报到后，才知道还要再分配的，最后分到了慈溪县农业局。慈溪是个非常富庶的好地方，听说浙江的富翁大多在宁波，而宁波的富翁十个中九个是慈溪人，我很庆幸能分到这里。报到后发来一只银底红字的圆形的政府工作人员证章，我佩着这证章挺胸走在慈溪的大街上，感到十分自豪。当时我是农业局里最年轻的，大家都叫我小池。我的任务就是跟老同志下乡，农业局的干部坐办公室时间少，十天有九天在乡下转，那时也不叫调研，反正走到那里工作到那里，什么地方发现问题就在什么地方解决。我算是一个技术干部，管农业生产技术的，栽培、施肥、除虫等才是我的本行。局里农校毕业的人很少，我算是科班出身的技术人员了，很受领导看重。
我到慈溪一旦安顿下后，首先牵肠挂肚的还是在黄中读高三的叶春妹，每星期至少有一两封书信来往，她担心我的工作和处境，我担心她考大学情况，魂系梦牵，颇感别离之苦。这时她还特地寄来一只手表，当时可算是奢侈的贵重物品，她说参加工作了，没有手表怎么行？转眼间，她高中毕业了，考上了浙江大学机械制造系，正是双喜临门，我们着实高兴了好长一段时间。
这时，我在农业技术上虽没有什么建树，但在写作上倒初露锋芒，接二连三地在《慈溪日报》、《宁波大众》、《浙江日报》等各级报纸上发表了好多通讯报导，引起农业局和县政府各部局办的注意。同时，我正正式式的写起小说来。1955年下半年，小说《雨天》完成，寄给《浙江文艺》杂志，不久即收到编辑部回信，这位不知名的编辑字写得不算漂亮，但十分秀气，提出了很具体的修改意见，使人感到异常亲切。这些意见都很中肯，我一一作了认真的修改，寄回去后不久就在《浙江文艺》杂志上发表了。当时慈溪县文学界中还没有人在省级刊物上发表作品的，一下子哄动全城，县府大院里盛传农业局新来的小青年会写小说的消息。一炮打响，有了良好的开端，我写作的劲头更大了。
从此我进入了慈溪县文艺界，交了不少文艺朋友，其中《慈溪日报》主笔兼编辑的唐武声，与我可称莫逆。当时他27岁，共产党员身份的新闻工作者，是当地文化界领军人物，与我深谈数次之后，对我大为倾倒。因为他是搞新闻的，对小说创作和外国文学均少涉猎，听我谈起外国小说来洋洋洒洒，说起写小说来又一套一套的，觉得大开眼界，大有启发，十分看重我的学识才华。而我觉得他踏实、诚恳、重才，像兄长一样的帮助我，刚入道的我能有这样的朋友正是难得，于是成为至交。
就是这1955年，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文学创作者大会，我当然十分关心大会的消息，看到王蒙、刘宾雁、刘绍棠、陆文夫、从维熙他们一大批青年作家，在大会上崭露头角，我非常羡慕，决心坚持下去，写出好作品，进入他们的行列。这次大会在全国造成极大的影响，1956年春，浙江省也要召开文学青年创作会议。《浙江文艺》编辑部发信给我，告知已推荐我参加这次会议，我当然非常高兴。谁知道临近开会时，慈溪县委组织部却来横加干涉，说我政审不合格，父亲又下落不明，不同意我参加会议。唐武声是已经确定参加会议的，他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去组织部为我据理力争。唐武声说“他的政审问题，在毕业分配时已经解决了，而且有了结论，如果不合格，怎么会分配呢？到这里只有一年，这一年中总没有新问题吧！怎么会变成不合格了？”“他父亲在解放前十多年就离家出走了，他连面都没有见过，又不是解放后逃亡，这也算政治问题？与他有关系吗？”唐武声最后说：“他现在总还是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还是一名干部吧！参加这些群众性的会议，又不是绝密会议，你们没有理由剥夺他的权利。”组织部干部理屈辞穷，最后勉强同意，还对唐武声施加压力，说：“你一定要他去，出了问题你负责！”唐武声说：“参加这种创作会议，会出什么问题呢？我负责就我负责。”经过这样的曲折我才能参加这次会议，这真要感谢唐武声，他真是一位实事求是，坚持原则，诚恳助人的好共产党员，我在原有友谊的基础上，不由进而对他产生了崇敬之情。
我们在余姚上火车，一路上心情非常愉快，一则县里的领导们终于承认我是文学创作的新生力量，同意我参加会议，正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以后我这棵苗子要茁壮成长，前途无限。二则又可以和心爱的春妹见面了。一路满面春风，高高兴兴地到达杭州，春妹已在火车站接我了。我们小别重逢，柔情以水，她对我无限羡慕，无限崇拜，迸发出无限的热情，我陶醉在深沉的爱情之中。
这次会议放在浙江省政府招待所——红楼召开，就在会议开始前半小时，代表们济济一堂，正等着开会时，突然有一位二十六七岁的风度翩翩的盛装少妇，用银铃似的声音在会场上寻找：“那一位是慈溪来的池幼章同志？”怎么在这样的场合会有人用这样的方式寻找我？我激动不安地站了起来，她好像美丽的蝴蝶飞到我的身边：“我是《浙江文艺》的编辑费淑芬，我们通过几次信的。你的《友谊》写得不错，稍加修改后在六月号上发表。晚上有空，欢迎你到我们编辑部来谈谈。”这时全场数百人都对我们俩在行注目礼，我又激动又兴奋又腼腆。初出茅庐的我，第一次在这样的场合亮相，受宠若惊，竟然不敢和她握手，真有点不知所措。
想不到这次会议是由省长沙文汉同志亲自主持的，足见领导对文学事业的重视，使我感到十分自豪。在会上有幸认识了久已敬慕的、曾使我入迷的《激流三部曲》作者巴金同志，认识了从上海赶来参加会议的著名散文家魏金枝同志。还认识了浙江省文联主席宋云彬先生，浙江省文化局局长黄源同志，以及在浙著名女作家陈学昭同志等。大会号召文学界的新生力量，要为繁荣浙江省的文艺创作多方努力，作出新的贡献。我庆幸自己终于步入了浙江省的文学界，从此在这朝气蓬勃、热情洋溢、充满友谊的大家庭里，定能茁壮成长。
就在会议第一天的晚上，我和春妹找到《浙江文艺》编辑部，费淑芬同志已专门在等候了。文艺界的朋友，大多热情坦率有许多共同语言，寒喧之后，我们的谈话就直奔主题：关于创作，关于干预生活。从《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青春万岁》、《运河的浆声》说起，干预生活是当时全国文学界的热门话题，费淑芬同志谈了许多一针见血的见解，我感到新鲜、真实、深刻，受到很大的启迪。后来这些观点大多成了右派言论，真是始料不及的。好在我们俩都忠于自己的思想，反右运动当中谁也没有干过那种见不得人的告密勾当。
这一夜谈得非常融洽，费淑芬同志还请我吃了生平第一次吃到的鲜荔枝，至今记忆犹新。后来，我们成了志同道合的文学朋友。
回到慈溪以后，我更醉心于搞创作，把本职工作放在一边，因此本单位有人说我不务正业。我还是经常下乡，农业局指派我常驻鸣鹤区农技站，所以我大部分时间就住在鸣鹤。鸣鹤是个好地方，唐朝著名书法家、诗人虞世南一族世代聚居于此，据说其重孙虞九皋，字鸣鹤,年纪轻轻就中了进士，不料客死京城，乡人为了纪念他，就取其字作为此处地名，一直沿用至今。唐宋时称为“鸣鹤场”，是一个著名的晒盐场，这里的盐供明州（宁波古称）一府食用。当时鸣鹤区政府和宓家埭乡乡政府都驻在称作宓家埭的一个繁荣的小镇上。我长住在区政府招待所里，招待所的房子原是全国著名资本家宓大昌菸号老板在故乡的发祥地，宓家数代，从这里起家发展到全国各地的分号，成为很大的资本家，这些房子相当好，三透九明堂，前面还有十多亩大的院子，是宓家的晒谷场。我把我的斗室命名为“寒梅”，颇有斗霜傲雪之意，以激励自己奋发图强。正是处处无家处处家，我简直就以鸣鹤为家了。
我喜欢鸣鹤，还因为这里的环境非常幽美，有许多名胜古迹，这里既有弘一大师李叔同驻锡过的金仙寺和五磊寺，据说大师就在这两座寺院中完成他的《清凉歌集》和《华严集联三百》。还有名闻遐迩的白洋湖和杜湖，特别是杜湖，旁边山坡上一片片杜鹃花，盛开时是那样热烈奔放。走在湖堤上，绿树青山，白云红花，倒映在明净的湖水上，山风习习，波光粼粼，水天一色，人在堤上行，如在画中游，那种幽静清凉，使人感受到孤傲者的兀自存在，超拔世俗而沉默不语。有人说，杜湖就是杜鹃花的湖泊，我爱它的灵秀拔俗。
看到杜湖的湖堤，就会想起一位可敬的爱国旅日华侨，他叫吴锦堂，这环湖之堤就是他出资修的。他因经商而不得不加入日本国籍，却告诫子弟，一旦中日交恶，绝不能做危害祖国之事。他支援过辛亥革命，多次为家乡救灾捐款，还兴修水利，投资教育，省内著名的锦堂师范就是他办的。他死后按其遗嘱归葬故乡，墓侧有一名联曰：“为爱湖山堪埋骨，不论风水只凭心。”当地百姓有一首民谣：“中国生，中国养，中国流落到东洋，东洋回来到白洋。白洋湖前一座坟，道士宫前立铜像。”至今慈溪庵浦崇寿宫前还竖立着他的铜像。
我爱鸣鹤，把鸣鹤当成了第二故乡。
在这里，我接待过《浙江文艺》编辑费淑芬和《浙江日报》副刊主编白刃，他们到慈溪来采风、体验生活，也总爱到鸣鹤来，我就尽地主之谊，日里陪他们到处跑，夜里就秉烛长谈，不知东方之既白，其乐也融融！就这样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段时间，我的创作甚丰，记得有一作品，《浙江文艺》和《浙江日报》争着要发，我倾向于文艺作品发于文艺刊物为好，结果发表于《浙江文艺》，他们也都能谅解。
在省文学青年创作会议以后，各地文学青年的热情均极高，1956年冬，我与当地的醉心于写电影文学剧本的年轻人裘嗣豪（士浩）情投意合，俩人合作悄悄地办起了一个油印刊物，名为《杜湖》。出版了几期，影响很好，我们通过刊物还团结了一些青年作者，无形中形成了慈溪文学界的一个中坚团队。
1957年6月，慈溪县在文教部部长高仁裕的大力支持下，文化局、文化馆、报社、新华书店及各校老师中的文学爱好者，联合成立了“文学创作者联谊会”，唐武声被推选为主席，我是委员。在成立大会上大家商量决定：《杜湖》杂志由联谊会接收，由联谊会主办，因此在联谊会之下成立《杜湖》编辑委员会，任命我为主编。就这样，《杜湖》杂志升格，变成月刊，先后一共出版了八期。
不幸的事紧接着反右派运动就来临了，刚开始时是“帮助党整风“，组织部的干部、农业局的领导都曾多次找我谈话，动员我写大字报，在各种大小会议上发言，要我积极帮助党整风。我当时一则因迷于写小说，无暇他顾；另一方面想我这个连省文学青年创作会议都没资格参加的人，能有资格“帮助党整风”吗？还有一肚子气。所以我一没写大字报，二没作任何发言，他们还批评我对党的号召态度不积极呐！后来才知道，我已被内定为右派，他们这是在“引蛇出洞”，我暗自庆幸自己没有受骗上当。
到1957年10月份，各地已经有一些右派分子被揪出来了，突然《浙江日报》以半版的篇幅发表了一篇长文，题为《从“苗圃”看全省各地文艺刊物的资产阶级方向》，点了《杜湖》的名，找出我刊三、四期合刊中的一首诗和一篇散文，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这首诗题为《桥》——劝君学作河上桥，内容为“我头枕在此岸/脚搁在彼岸/每日有无数牛马车辆从我的身上滚过/即便是遍体鳞伤/我仍心甘情愿/非常愉快。就是这样的一首诗，被批判为是在污蔑党的领导下为人民服务是多么痛苦，社会主义生活是多么悲惨。而另一篇散文《说春天》，也被批为污蔑党的领导的。该文最后提出要各地党委密切注意文艺创作中的资产阶级方向。雷声隆隆，暴风雨就要来了！
这对我是当头棒喝，我知道大事不好！
也就在这时，我做了一个怪梦：一位颇为温婉的圆盘脸戴眼镜的姑娘，在我面前吊死了！我吓得惊跳起来，出了一身冷汗。我从来没见过这位姑娘，怎么会梦到她呢？一次宓家埭乡的干部汇报工作以后，我问乡长：“宓家有这么多房子，怎么没有后人？宓家人都到哪里去了？”乡长告诉我：解放前后，逃的逃了，死的死了。他家最小的女儿，也因婚姻不如意上吊了！我吃了一惊，追问：“在哪儿吊死的？”乡长很随便的说：“就在你住的房间。”这一下，对我的震惊可想而知。回到寒梅书斋，忽然注意到屋角一大堆尘封已久的书，仔细一看，有不少世界文学名著，偶而抽出一本屠格涅夫的《罗亭》，这是我在农校时很喜欢读的，信手翻来，突然看到夹着一张照片：圆盘脸，戴眼镜，与我梦中看见的一模一样。我的心在颤抖，总觉得是祸不是福。这位姑娘肯定是文学爱好者，读过不少世界文学名著，其志趣情调可想而知。她又是一个义无反顾的为自由、人权而献身的民主斗士，以死表示了对封建礼教的抗争，可敬可佩。这位命运悲惨的可敬的姑娘，难道与我趣味相投，责怪我不应无故占据了她的闺房？无巧不成书，千里有缘，她如今托梦于我，是有事相求？表示抗争？还是向我示警？

总之，这个突然的怪梦，令人百思不解，使我彷徨了许多日子，总是萦扰于心，排解不开。

不祥之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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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铁窗风味如梦幻 夜雨闻镣肠断声
1957年11月26日上午，我突然被捕。
逮捕的过程相当有戏剧性：那天，我正在鸣鹤区调研，接到通知要我速去区政府，组织部有人来与我交流农村情况，为召开县三级干部大会做准备工作。我急匆匆地赶到区委办公室，自称是肃反领导小组来的人，很客气地与我握手，请我坐下。我正要坐时，公安局两个人进来了，手枪、手铐都拿在手上，把逮捕证在桌上一甩，叫我签字。这太突然了，我虽然预感到会有祸殃，也只不过是批判之类，最多是打成右派，无论如何也料不到竟会被捕。我莫明其妙，犯了什么罪？要逮捕我！见我一副惘然失措地迟疑着的样子，他们气势汹汹地说：“你是反革命，你写反动标语，参加反动组织，编反动刊物，现行反革命！”手铐在我面前一晃：“跟我们走！路上碰到熟人就说是县里开会去，你要乱讲就把你铐上。”我不禁一时心乱如麻，愤怒得几乎失控，但理智告诉我，抗争是没有用的，只会带来更大的灾难。定了定神后，我想再看一眼我的寒梅斗室，那里还有我未完成的手稿，于是提出要求带两本书，得到许可。我回到斗室惘然四顾，又想起了吊死的姑娘，不禁毛骨悚然。他们催得很紧，只得随手拿了《古文观止》和《瞿秋白文集》，告别了我的“家”，跟他们上了去牢狱之路。
当时要从宓家埭步行十里路到沈狮桥才有公共汽车，他们一前一后的押着我，路上也碰到几个熟人，我都要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说是到县里开会去。走到沈狮桥，果然有一辆公交车在停靠站等了，可见他们事先计划好的。上车后，他们又一左一右地夹着我，如临大敌。不料到离县城还有三、四里的地方，却要我下车，在田野间的阡陌上穿行，直到看守所。我颇为不解，为什么碰到熟人不能说被捕？为什么不直接到县城？是怕人看见怕人知道吗？为什么要这样遮遮掩掩呢？如果我真是反革命，尽可堂而皇之的捕我押我游街示众，用得着这样偷偷摸摸吗？我把愤怒强压心底，不敢形之于色。
进了看守所，先是登记，再是解掉皮带，缴了小刀，全身搜查一过，确认一切可以自杀或行凶的东西都没有了，才投入牢房。关我的牢房只有区区十二平方，却关了十一个犯人，老犯人都以奇异的目光看我这个最年轻的犯人，我仍然只好强忍着愤怒。夜饭吃的是霉干菜稀饭，我感到莫名的愤懑烦恼，看到就反胃，一口都喝不下，倒并没有想到绝食，但就是食不下咽。
同监的一个犯人，十分同情地来问我：“你年纪这么轻，犯了什么事啊？”难得逆境遇知音，我就毫不犹豫十分激愤地倾诉了自己所有的冤屈，从十四岁说我“写反动标语”直到办《杜湖》刊物，一口气说完了，才觉得舒畅了不少。他们也都颇表示同情。有个老头，听完摇摇头说了句：“进来容易出去难！”这第一夜，我在低矮昏暗的牢房里，辗转反侧，一夜难眠，不知等待我的将是怎么样的遭遇？反革命这顶帽子，我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可是又能怎么样呢？
第二天早餐，还是霉干菜稀饭，同室的犯人都争先恐后地去了，我却无动于衷。还是那个老头，轻轻地对我说：“你年纪轻轻，总有出头之日，千万不能想死啊！”我十分感激地呆望着这位好心人。饿了一夜，这时饥肠辘辘，为了活命，也只得胡乱吞了下去，只是味同嚼蜡，没有一点食欲。早饭后就提审，一进审讯室，预审员就拍桌子打凳，暴跳如雷，指着我的鼻子迎头痛骂：“你这个反革命，死到临头了，还一进来就大叫冤屈，向谁伸冤诉苦啊！共产党、人民政府冤枉你了吗？还这么猖狂，找死！回去好好检查，首先端正态度，老实交代，彻底坦白。态度这么嚣张，想顽抗到底吗？，再这样生活给你吃，看你还硬不硬？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你懂不懂？”
雷霆万钧，骂得我天昏地黑，浑然回到监里，我越想越气，那个“关心”我的人分明是特务，专门来套我的话的，他去告密，可立功赎罪。难道我这一辈子的命运都丧在告密上？连得监狱这种地方也有人告密？静下心后仔细一想，古今中外，大概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告密，然而没有相信告密的人，告密者不等于放屁？问题是凡统治者几乎没有不相信告密的，翻开中国历史，哪一个皇帝不是靠这种特务手段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不过最相信告密的皇帝，结果必然是杀戮功臣，人妖颠倒，君昏而臣奸，自掘坟墓埋葬了自己。一个社会发展到告密有功，告密成风的时候，必然人人自危，从此听不到一句真话，全国上下只有阳一套阴一套，表一套里一套，人人都是两面人，人人都有双重性格，只有这样才能在高压政治的夹缝里求得生存，这样的社会哪有真理真诚正气正义可言？道德的沦丧，人性的扭曲，社会的灾难，血雨腥风虽一时得逞，但没有不被历史车轮碾得粉碎的。而那些告密者，几乎都能得到一些赏赐，当然也有最终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但大多在身后，而且远不是全部。利益驱使他们出卖灵魂，出卖良心，损人利己，干那些卑鄙龌龊见不得人的勾当。这样天马行空，胡思乱想了一通之后，终于又想到自己的亲身经历，如告发我“写反标”的两位同龄小同学，狱中的这位“同情者”，似乎也并没有捞到什么好处，为什么要置我于死地呢？难道是“人之初，性本恶”？抑或是自相残杀这人类消除未尽的兽性作怪。这样，自己对自己发泄了一通，总算吐了一口恶气。我告诫自己：再也不能轻信别人了。
这位同监的“特务”还假猩猩的时常来问这问那，一付奴才相，我突然想到他可能是上头派来的暗探，专门监视犯人的，就报以白眼，再也不理他，管自己读我的《古文观止》，读到“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诉者”时，放声号哭，顿悟冤狱古已有之，历来如此，不足为奇，伟大如司马迁者，也遭奇冤，何况我辈？这样自解自譬，才慢慢平静下来，心想只有静观其变了。
过了几天，一位姓陈的预审员来提审我，我还十分幼稚地以为“明镜高悬”的公堂之上，当是说理辨诬之处，他问我有什么罪？我答：“没有罪！”所谓“写反标”是我14岁时偶然笔误，而且只写了“抗朝”，一发现错了就没有再写下去。所谓“圣母军”，与我根本没有任何关系，是有人诬陷。至于《杜湖》，一点都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意思。不料他一声不响，只是埋头记录，最后他把审讯笔录给我看，我把有出入的地方一一改过，才签了字。我觉得这位同志实事求是，平等待人，而且办事十分认真，都像他这样，我的冤屈有望可伸。于是心情十分愉快，胃口也好起来，难得的中午一餐干饭，不舍得一口气吃光，把它团成糕，一点一点地让它慢慢消化。监牢里的饭正是珍贵啊！
第三次提审我的是预审科黄科长，我从没见过那样凶的人，一进来就拍桌打凳，吹胡子瞪眼，声嘶力竭，简直要把人吞下去。迎头一顿训斥：“你昨天的态度极其恶劣，否定自己的全部罪行，还要修改笔录，你反革命翻天啦！”他看我惊得发呆了，就进一步威胁道：“你反革命，铁定了的，不是反革命一个机关干部能说抓就抓吗？你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都要法办，逃不了的！还想翻案？告诉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条！”我想我这反革命罪难道是铁板钉钉，无法可解了？他大概看出我的恐惧，最后态度平和一点，说“你不要看我这么凶，其实我是大实话告诉你，案是无论怎么都翻不了的，怎么判，就看你的态度，认罪伏法、从宽处理，否则死路一条，年纪轻轻的，想仔细。”
回监后翻来覆去地想着黄科长的话，越想越怕，他们总是先定了反革命罪，然后再强调态度，政审是这样，坐牢还是这样。其实罪名是前提，有罪才谈得上态度好坏，我根本没有罪，谈得上什么态度吗？然而眼前的事实是：说你有你就有，没有也有。面对这种专制独裁的逻辑，还有理可说吗？看来反革命的罪名是无论怎么都推翻不了，该怎么办呢？翻来覆去，想到下半夜还是睡不着，直到天色微明才朦胧睡去。忽地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高瘦白皙的老人，似乎是爷爷，轻轻地在我耳边说：“自古以来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识事务者为俊杰。”又手指地上爬着的一只乌龟，说：“元曲上不是说：近来学得乌龟法，得缩头时且缩头。”我一跤跌醒，天快亮了，梦中老人的话还历历在耳。我终于悟到在如此专横的铁拳前，为了求生，不得不咬牙忍辱，逆来顺受，于是只好横下一条心，不再鸡蛋碰石头，他们要我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第二天，又是提审，这次又是那位态度很平和的陈预审员，我已经想好对策，“大彻大悟”了，于是他讲什么，我就顺着他承认什么，无非又是“写反标”、“参加圣母军”、“办《杜湖》反党”，只是在《杜湖》问题上我实在忍不住，说了句：“你们认为反党，就只有反党了。”他微微一笑，似乎有一点同情。接着又要我交代动机，我只得像政审时一样联系家庭社会关系，乱扣大帽子，什么反动本质，妄阁翻天，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等等等。最后他拿过笔录来，说了句：“很好，只有这样了，你签个字吧！”我觉得他还是一个较有良心的法官，似乎对我不无同情，不过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身在江湖，心不由己。
最后，慈溪县公检法党组书记兼法院院长沈锦祖来提审，我一看这来头，又提心吊胆。不料他态度很和善，表扬我认罪态度很好，说是会得到从宽处理的。还安慰我说：“年轻人，日子长呢，过去的没办法了，以后的路要走好。”我意识到他在给我定调子，我大概不会“死路一条”了！忽然他问我认识唐武声吗？你看这个共产党员表现怎样？一则是自己的事一块石头落地了，二则唐武声对我有恩，我不能昧了良心，就实话实说：“这个共产党员很好，不像有些党员那样冷酷无情，他很有人情味，很实事求是，很讲仁义道德，他平等待人，热心助人，对我帮助很大，我很感激他。”总是年轻人政治上太幼稚，自以为是凭良心实话直说，不料反而害了他。后来才知道，唐武声也被打成了右派，主要罪名是同情反革命，为反革命说话！其实提审也是诱供，引诱我说出这些话，为他们提供打唐武声的炮弹，当时我怎么能想得到呢？自从把我打成右派反革命以后，缺口打开了，慈溪县的反右运动推向了高潮。我是反右运动的第一个活靶子，打倒我为运动铺路，所以非用重锤先把我打倒不可，这是政治的需要，枪打出头鸟嘛！我很为唐武声不平，因为自己的幼稚上当反而在客观上害了他，对他深深地感到愧疚。平反以后，我们关系仍然很好。他去世时我正在办厂的关键时刻，实在抽不出身，只得派代表前往吊唁，实在又是非常有愧于心的。
料想不到的是自从法院长审过以后，我一下子变成全看守所犯人中的最先进人物，管教还号召所有犯人向我学习，坦白从宽，争取宽大处理。同时还提拔我当监房里的犯人班长，帮助管教管理犯人。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竟然发挥我识字会写的特长，代新进来的犯人写交代，代老犯人写认罪书，甚至代死囚写申诉书等等，算是立功赎罪。这一切都像一场闹剧，正如滑稽小品，转瞬间冷暖截然不同，他们这样做无非是表示因为我认罪态度很好，他们信得过我了。我只有含泪的笑，是苦笑，也是嘲笑，原来他们无非是要无罪的人服罪，我“服罪”了，“老实”了，也就成为“先进”了！孰知我的心在流血，这是含冤受屈，高压成招，等于自己把尖刀戳在自己的心上啊！我自己又一次的陷害了自己，不白之冤何时才能雪？正是“夜雨闻镣肠断声”，“明镜高悬”下的是非混淆、黑白颠倒，令人“肠一日而九回”，“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正在这稍稍透一口气的时候，不料又有飞来横祸。事情又与杜湖有关，杜湖山上有一所杜湖小学，校长是温岭人王维文，不到四十岁，是慈溪县小学界的先进教师，他知道我是黄岩人，下山到鸣鹤区政府来看我，身在他乡异地，老乡见老乡，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一个夏夜，我想应当作礼节上的回访，也上山去看他，他们夫妇俩非常热情的接待我，定要烧豆仁请我吃。那时没有冰箱、空调，就连电风扇也没有，他们想了个妙法：一碗一碗放在流动的溪水中速冷。这个细节给我以灵感，乡土之情又真的令人感动异常，于是激发我写了一篇小说，题目叫《山间黄昏》，赞美这位灵魂工程师和我们之间的友谊，主人公就叫黄维文。写成后投寄《上海文艺月刊》，编辑来信说准备发表。不料在1957年9月查出王维文隐瞒了参加过三青团的事，被定为历史反革命，于是我的罪名当然要加上一条：歌颂反革命，根源是物以类聚。一天，在早晨放风时突然看到他，原来我们关在同一看守所，只是不同监房罢了。骤然相见，又不敢对话，仅能以目传意，互悲互叹！
人在狱中，心在浙大，除了想自己的事以外都在想叶春妹。苦难的时候是多么思念、多么渴望亲人啊！那怕只有片言只字，也是莫大的安慰。天天盼望着她的来信，正是望眼欲穿，望断肝肠，那怕只有一句安慰我的话，把牢底坐穿也心甘情愿。失望、盼望、还是失望，日子在痛苦中煎熬。好不容易，终于接到了她的来信，我欣喜若狂，打开一看，竟大出意料，信中说：“你的情况，组织上已经告诉我了，在校党委的教育下，认识了你反革命的真面目，从此一刀两断，各奔东西。希望你好好改造，重新做人。”正是晴天霹雳，这是我的春妹说的吗？我的春妹会说这样的话吗？我的事情不是早就详详细细告诉过你了，你不是一直同情我，为我不平的吗？为什么竟会这样？但冷静下来仔细一想，料想她是不得不这样说，这样做的。爱情与政治生命、前途出路的天平倾斜了，冰山崩塌了，这也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必然结果！政治为什么竟要剥夺我的爱情，剥夺我生存的最后一点支撑、最后一线希望呢？读了信后，天塌了、地陷了，比坐牢更痛苦，更绝望。完结了，我的初恋，永别了，我的春妹。
又过了一段时间，慈溪县肃反办公室的一位南下干部来审问我，再次落实参加圣母军的事情。我知道这是我“反革命”罪中最核心最关键的事，但纯属子虚乌有，我的交代自然简单笼统，牛头不对马嘴，漏洞百出，明眼人一看就会发现许多问题。如果是包青天看了，定会说此案疑点颇多，重审！按正常的逻辑，论据不足结论当不能成立，可当时那有这样的青天大老爷？他们是反革命打得越多越好，先定了结论，然后来搜罗拼凑依据，弄不到则严刑高压，屈打成招。大概这位南下干部在复查时也觉得证据不够充份，为充实证据，他一个劲地追问：“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情况下参加的？”我一愣，以前几次审问，谁都没有提出这些问题，只要你承认参加了就万事大吉。现在突如其来，叫我怎么编造呢？造出来的也一定漏洞百出，想了一想，只得说：“时间太久了，我实在记不起来。”不料他竟说：“好的，那么我告诉你吧，1951年×月×日，在丹崖山上池塘边的一棵大树下。”真是不可思议，他怎么知道丹崖山上有池塘？池塘边有大树？是去调查过呢？还是杨、赵二人又在乱咬？他见我作瞑思默想状，追问道：“我说的可对？”我回过神来，一想：事情都到这个地步了，还有什么话可说？只得说：“对，你讲的都对。”我心里在叫苦，知道这样一来冤案是越钉越牢了。听我这样说他也就满足了，不再追问什么，还表扬我认罪伏法态度好。
这样的牢狱生活，一直到1958年4月中旬，法院终于开庭审判我了。我的案子是审判员独任宣判的，表示案情轻微而且清楚。当时也没有什么请律师，法庭辩护等那些麻烦事。审判员在历数我的罪状后，判决：定为反革命，管制三年。宣布后问我：“服不服？要不要上诉？”这样的结果令我喜出望外，傻瓜才会自找麻烦，于是连忙说“服，很服。不上诉，绝对不上诉。”我当时的情态可能有点近似小丑，连审判员都看得笑起来。
我以为戴上反革命帽子、管制三年，总可释放回家脱离牢狱之苦了，谁知远不如此简单。次日，组织部干部来了，向我宣布行政处分决定：开除公职，从宽处理，不送劳动改造，接受劳动教养。这算是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劳动教养是1958年开始的新生事物，是行政处罚的最高级别，对象为各级机关工作人员中（含教师）的反革命、历史反革命、右派份子等。它有别于劳动改造，判徒刑几年的人，才在受刑期间进行劳改。劳改、劳教，一字之差，却体现了敌我矛盾和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两类不同性质，不同处理方法，界线分明。
不幸中的万幸，我是“劳动教养”，不是“劳动改造。”但真的就万幸了吗？即将来临的又会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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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在炼狱中脱胎换骨做“新”人
1958年5月3日，慈溪县委组织部派了一位干部来打发我去浙江省第一劳动教养所。省劳教所设在慈溪的庵东盐场，全省各级党政机关在肃反、反右运动中被打下来的反革命、右派等等二千多人，关押在这里强迫接受劳动教养。二十刚出头的我，是比较年轻的一个。
这里大门口有武装的公安人员站岗，劳动时也由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押送着集体进出，住的是茅棚，睡的是地铺，外面还有武装岗哨通宵不断地站岗巡逻，晚上我们关进茅棚内的地铺上以后，小便桶却放在外面，要小便就得向岗哨报告：“报告班长小便！”几乎每个岗哨都一定会纠正道：“要说‘报告班长我要小便’。”然而要小便的人一次次说错，岗哨一次次纠正，也是一大诙谐之事。细想起来，正是苦中作乐，还带一点阿Q式的报复心理，令人发噱。
我从县城去庵东时，组织部干部顾用了两个担扶给我挑书箱行李，一直送到劳教所，这大概是劳改犯享受不到的待遇，充分说明“劳教”与“劳改”之区别。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宣布我们的劳教期限，有人说我们是无期徒刑，还不如劳改有期。当然都是私下说说的，谁敢去问呢？大家无可奈何，只好既来之则安之。
庵东盐场位于杭州湾南岸，一片海滩上寸草不生，更不用说树木，无遮无盖的，除了黄沙就是石子。海滩外面则是白浪滔天的大海，一望无际，难得看见一两片帆影。这原本荒凉的地方，一下子来了二千多人，变得热闹起来了。我们的任务是筑海塘、造盐田、晒盐等等重体力劳动。第一天我的工作是挑砖头，天下着细雨，我穿着二舅母送的新布鞋，挑了五斤重一块的四块砖，手无缚鸡之力的我，在这么滑的泥地上即使只挑二十斤，也简直寸步难行，滑了不知多少跤，一双新鞋也成了泥靴，重得迈不开步，咬着牙坚持下来，觉得这日子实在难熬。晚上躺在茅棚里铺着稻草的地铺上，浑身酸痛，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想到与其这样超体力的劳动下去，遥遥无期，最后葬身海塗，还不如一死了之，死了总不再受苦了，死也是一种解脱。转而想到司马迁所说：“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趣异也。”我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岂不轻于鸿毛？屈原、岳飞、文天祥、谭嗣同、秋瑾，他们为国而死，虽然也都是屈死，但却轰轰烈烈，扬名千古。历史上那一个英雄人物不是受尽苦难，百折不挠的？我坚信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的变迁，只要活下去，终会有平反昭雪的一天。到那时候，我一定要把我的冤屈写出来，公之于世，警示世人再不能制造冤假错案了。我的亲身经历是多好的题材，写成小说定能轰动，怎么可以轻生呢？正是“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我告诫自己千万不能这么随随便便地死了，要坚强地活下去，面对苦难，忍受折磨，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经过这一番心灵的挣扎，我终于活了下来，而且学会了吃苦，学会了劳动，学会了坚强。由于年轻，在奴隶般的劳动中锻炼得身体也结实起来，力气也大起来，连自己都不相信能挑一百八十斤的担子、扛四百斤乱石了，我庆幸自己今后就是靠劳动吃饭也饿不死了。由于年轻，能吃苦耐劳，表现良好，加上有文化能说会写，终于被工区分队长看中，当时任分队长的是公安干部江苏人徐登高，这位还是很有人情味的共产党员，虽然表面对我们很凶、很粗暴，但内心却时常透露出对我们的同情，从不刁难我们，也从不打人。一年以后，他提拔我担任工区的统计，负责整个工区二百人的劳动安排，当时劳教队是有劳动报酬的，还要计算大家的计件工资，管理他们的金钱，安排劳教福利，允许我外出采购，算是一个半自由人了。虽然很忙，但很高兴，干得很卖力，因为我做事公平合理，还受到难友们的拥护。这一年强台风过境，管教干部们的家属子女包括许多青年妇女，都交给我把他们带出去安置在安全的地方，充份说明领导是很信得过我的了。
人在患难时能得到领导的信任，倍感珍贵，我尽力把事情做好，不辜负他的信任。这段时间心情比较舒畅，生活虽苦，也不感到那么难熬了。加上这时住宿条件也得到改善，不再住草棚地铺，搬进了新盖的监舍，也有床睡了。因为我是工区的统计，就叫我和劳教队的医生俞致远同住一小间，他也是黄岩人，历史反革命，我们是同乡人，互相之间多有照顾，相处得甚好。由于环境比以前有所改善，于是一有空我就在房间里读古文，读《李陵答苏武书》、《狱中上梁王书》、《祭十二郎文》等，特别是屈原的《天问》，常常引起共鸣，读得涕泪滂沱。同时也醉心于唐宋诗词，特别爱读李煜、李清照的词，因为有了自己的切身体验，对于他们所描写的悲苦情景体会得就更亲切而透彻，并常常以此自勉，一定要活下去，也许能写出与他们一样的传世之作。早上迎着晨曦，晚上在昏黄的灯光下苦读，有时停电了就点蜡烛。就这样用读古诗词古文来打发空余的时光，即使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后，也从不间断。这一方面是为了排解，得到精神上的超度，另一方面是心灵深处的作家梦时时呼唤着我：不少世界名著不是在牢狱里完成的吗？司马迁那千古传诵的《史记》不也是狱中写就的吗？坐牢也是一种生活体验，而且是一般人得不到的体验。从体验生活的角度来思考，也不枉来此一遭了。这也是一种自我解嘲吧！但是一旦思想升华到这一层次，即使面对苦役，也不再终日愁眉苦脸，而能超然处之了。
这段时间里，在心情越是苦闷的时候越怀念叶春妹，越是难忘那短暂的甜蜜的时光，她对我的柔情蜜意，总是萦绕心头，挥之不去，甚至常常梦见橘花香中橘林深处，执手泪眼相依相偎的情景。思念成了苦艰岁月中的最大安慰，醒来才觉已成遥远的梦，她已永远的离我而去。我没有恨，只有失落与惆怅，情不自禁的以泪洗枕。追忆总是又甜又苦，爱恨参半，然而不能忘却，特别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正在我心情有点开朗起来的时候，谁知好景不长，又一次小小的意外，剥夺了我这种“逍遥自在”的生活。事情是这样的：1960年，有一天，我出差采购，事情办好了，时间已过午，在一个叫周巷的小镇里看到一家小饭店，我想该美餐一顿来慰劳自己的肚子了。一看，饭店虽小，菜倒不错，花色品种蛮多，价钱也不贵，劳教队里的饭食实在吃得肚子里没有一点油水了，看到这么好的鱼肉，怎能不馋？好在口袋里还有几个苦力钱，何不借此机会开开洋荤，尝尝久违了的美味！于是点了六只菜、一壶酒，正吃得开心、自得其乐的时候，不料劳教所里的一个干警小头目路过此处也进店就餐，看到我在大吃大喝，当时他也没响，我也理直气壮的：吃自己的苦力钱，难道也犯法？
谁知回到劳教所后，麻烦就来了，场部对我进行个别调查，要我交代与分队长徐登高的关系，有没有给徐送礼行贿？说是有人检举徐登高，追查他为什么这样宠我，偏爱我，放纵我在外面大吃大喝？我实在忍无可忍，硬顶了回去。我说：“怎么？我连吃饭的自由都没有了吗？我吃自己卖苦力挣来的工资，又没吃公款，没贪污，你们可以去查的。”“徐登高叫我当统计，是看我有能力，我不是把工作做得很好吗？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管教领导与受管教人员关系。我是给他带过几包香烟，他都付了钱的。我们劳教人员还有钱来行贿吗？除了几本书，我是一无所有！”查来查去，实在抓不到我的辫子，但也总要给我一点惩罚，以示他们的正确，于是把我调出徐登高管的工区，调到第二工区，降职下放，当了个小组长。
常言道“祸从口出”，我却是“祸从口入”，吃饭吃出祸来！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二工区有位中队长名叫刘月锋，此人一派学者风度，表面上对我们很严格，训话时声色俱厉，煞是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但骨子里却十分同情我们，没旁人时客客气气。他颇重才学，视我为知识分子，我这个小组长重活、累活又能带头干，所以蛮有些“先进事迹”，常常受到他的表扬。
1961年，是所谓“困难时期”，全国人民都“瓜菜代”，劳教所里当然也只能瓜菜代。繁重的体力劳动，肚子填不饱，人人骨瘦如柴，有气没力，得浮肿病的不少。我亲眼看到岱山县税务局一位姓曹的同志，实在饿得太狠了，看见池塘里的绿苔，大把大把地抓起来狼吞虎咽，看得人人掉泪，我心里说：“疯了！，正是饿疯了！”我们在盐田里劳动时，只要看见一只老鼠、一只蛤蟆或一条蛇，就会一齐放下手中的活，去打一场人民战争：围剿食物。捉到了，当场点一把火，烤了吃，正是美味佳肴，吃不到的人，眼睛都绿了。与我同组的一位老先生，六十岁了，和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差不多，只剩下眼睛还会动，还当他是个活物。一个冬天的早晨，大家都起来了，他还没响动，不按时出工是要挨训的，我只得去摧他起床，谁知他已僵硬了。像这样冻饿而死的，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人死了还要大家唱毛主席语录：“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我在劳教中也曾做过贼，偷过两次东西，这是生平仅有的两次。一次是出差途中，经过一家豆腐厂旁边，看见晒着两双旧草鞋，因我的草鞋破得拖都没法拖了，就顺手牵羊，偷来一双。另一次在中队长办公室开组长会议，开这种会我们一般都找个角落，靠壁而坐，恰好在我身旁有只坛子，坛里透出一股雪里蕻（干盐菜）的香味，伸手一摸，好家伙还有这么多，我就摸了两棵，塞在半高雨鞋的鞋筒里。回到住处，熄灯后才敢摸出来，一点一点慢慢地嚼，越嚼越香。这一夜真庆幸自己有这么“美味的夜宵”。古人云：“饥寒起盗心”，没有经历过的人怎知这句话是多么确切精辟！
还有一个“舔虱血”的故事，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的。我们日里繁重的体力劳动后，回来是一身臭汗，一身疲倦，又没洗澡的地方，日积月累，必然人人满身是虱。冬天穿的毛线衫，几乎每一个针孔里都埋伏着虱子，晚上，在灯光下一照，屁股里都是殷红的，那都是我们的血啊！下雨天不出工，一边学习，一边捉虱，掐虱子的声音哔哔剥剥的，比起彼伏，接连不断，几成乐曲，大家戏称之为“捉虱大合唱”。掐死虱子时，指甲上都留下一点血，鲜红鲜红的，有人说这是我们自己的血，虱血大补，于是把指甲上的虱血舔得精光，人人如此，我也不例外。现在说起来，有点叫人恶心，但那时候，个个都说还有点甜！
劳教队领导发现这种情况后，下令开展大规模的全场灭虱运动。冬天休息的日子较多，就在每个工区架起烧饭的淘锅，叫所有劳教人员脱下内衣，放在淘锅里沸煮，终于实现了全场灭虱的目标。从这件事看，劳教所领导对劳教人员还是有人道主义的关爱的。
就在这一年的饥饿的冬天，我的久违了的母亲来劳教所看望我。当时，她已劳改期满，在杭州拱辰桥绸布厂留场就业，行动仍有限制，不能回家。母亲是好不容易来看我的，还不知怎么弄到五斤猪肉（当时居民每人每月仅有半斤肉票），烧好打冻，盛在一只土罐里捧了来，还带来一瓶蕲蛇药酒。刘月锋队长非常热情地接待她，可是我一见面，就无名火冒三丈，把一罐冻肉甩在地上。母亲痛哭流涕，跪在地上把肉一块一块捡起来，放在牙杯里。她没说一句话，只是默默地流泪。事后，我为自己的这种粗暴行为痛悔不已。当时我把自己的受罪迁怒于母亲，当年要是她不去大陈岛就不会判刑劳改，就不会害到我。况且又得知母亲已改嫁给一个劳改释放犯了，我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这件事我永远不会忘记，而且越到后来越感到后悔。我当时没有体谅母亲的一片苦心，特别是她在经历了许多磨难之后的舔犊之情，我的粗暴行为无疑在她伤痛的心上撒了一把盐，我真浑！
我平静下来以后，母亲没有一点责怪我，只是一个劲地劝我吃肉。猪肉在那个困难时期正是比山珍海味还要难以弄到的营养品啊！肚子里没一点油水的我，饕餮般地吃了一斤多肉，喝下了半瓶蕲蛇酒。母亲看着我吃得这样香甜，凄凉地笑了。
就在母亲探望我以后，劳教所宣布了我的劳教时间为五年，已经过了三年半，还有一年半即可解除劳教了。所有劳教对象都有了期限，我们不再是“无期”，终于有了盼头，好似一阵春风，给劳教所送来一片生机。劳教人员个个喜气洋洋，欢欣鼓舞。
1962年初春，全国都在“向党交心”，我们劳教人员也要“向党交心”，不管红的黑的，凡是心中想的都交，交得越彻底表明越靠扰党，越拥护党的领导。于是我只好把当年提审时说过的一套再重复一遍，大帽子一顶一顶再套一次，结尾还加上：“我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反革命，思想反动，罪恶滔天，罪该万死。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挽救了我，对我从宽处理，不起诉判刑劳改，让我在这里接受劳动教养，把我从危险的绝路上拉了回来，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我衷心地感谢党，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今天。党叫干啥就干啥，一定好好改造，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这一番话把自已骂得狗血淋头，讲得激昂慷慨，于是中队长了刘月峰在大会上表扬了我，说我交心交得最大胆、最深刻、最彻底，号召劳教人员向我学习。
接着因为我的班组所晒的盐产量最高、质量最好，在全劳教所二千余人的大会上，叫我典型发言，介绍经验。我说了一通什么领导英明，组员团结，苦干加巧干，不怕苦不怕累，以实际行动向党表忠心等等，受到劳教所最高领导的表扬，说我是真心实意地接受改造，老老实实地重新做人，用实际行动来感谢党的挽救，号召全场劳教人员以我为榜样，向我学习。
这样做似乎还会产生意外的收获，其实是我的劳动表现和为人处事获得了群众的信任，1962年初，劳教队的伙食要实行民主管理，从劳教人员中选几个伙食管理委员会委员，我得了最高票，从内心感到非常欣慰。
这时劳教所对我们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许多领导都给我们讲“理想教育”课，于是留下了劳教所里盛传的“蔡队长的共产主义”的故事。蔡队长五十岁左右，南下干部，在共产主义教育报告会上说：“你们知道什么叫共产主义吗？共产主义就是男的住东边，女的住西边，一个月只有一天在一起，这叫高度集中，高度纪律，知道不知道？”呜呼！共产主义乃共产党奋斗之终极目标，联想起谭震林在浙江万人大会上作大跃进动员报告时说：“共产主义就是人人睡老虎毯，吃老虎肉，喝虎骨酒，要什么就拿什么。”反正是虚无飘渺的，谁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实在令人笑破肚皮。
1963年2月，我因劳动好，工作好，“思想改造”好，刘月峰队长在全工区劳教人员大会上宣布给我提前一个半月解除劳教。号召“全体人员都要学习他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争取早日解脱！”我终于获得了“自由”！
回想起这五年炼狱中的劳教生活，感触良多，在这所特殊的社会大学里，使我初步懂得了社会之复杂，生存之不易。
第一个感触是管教人员并非铁板一块，个个都是凶神恶煞，他们当中也有一些颇有一点人情味的，讲道理，尊重事实，对人对事都实事求是，懂得尊重人格，十分同情不幸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人群，如徐登高、刘月峰等。他们也是共产党员，也是公安干部，但他们首先是人，有人性的人。还有一位宁波地区的公安处副处长，是长征干部，也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到劳教所当普通的管教，为人非常和善，对任何劳教人员都很客气，也很关心，不幸在一个夏天的中午被暴雷打死，几乎全场的人都失声痛哭，哀叹：“好人不在世！”大部份管教人员，平心而论也不能说特别坏，只不过他们身为专政工具，干这一行，吃这一行饭，一切得听上头的指示，上头极左，他们也不得不左，不左就要检查立场问题，充其量不过是可怜的执行者罢了，账不能算到他们头上去。当然也有个别不把人当人，任意打骂，刻薄刁难，以虐待折磨人为乐事的魔王迫害狂，那是又当别论了。
第二个感触是劳教人员相互之间大多互相尊重，同情弱者，慷慨助人，心地善良，二千多人中没有发生过告密的卑鄙勾当。年老、体弱、多病的难友都能得到别人的体谅、帮助、照顾。有一件事记忆特深：我们组里六十岁的王老先生冻饿而死，全组人都痛哭流涕，为他丧葬之事奔走劳碌，如丧亲人，正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第三，走过这许多坎坎坷坷的道路，经受过这许多风风雨雨波波折折，我真的把自己“改造”了一番，学会了且把良知、真诚、正义、道德、人格、尊严等等所有真实的珍贵的东西全部埋葬，脱掉“长袍壳”，撕下脸皮，紧跟着指挥棒，把自己塗得越黑越好，骂得越臭越好，打倒在地还要踏上一脚，水浇火烧。一言以蔽之就是学会了“造假”，要造出一个连自己都认不得的自己来，才能符合他们的要求，才能在专政的夹缝里求得生存。我不无痛心的说过：一个最伟大的政党的最伟大之处，就在于能够把一个本无罪过的人，改造成自认为罪恶深重并愿意接受改造的人。我暗笑，我庆幸自己这演员当得不错，可笑又可悲的“劳教先进人物”，什么人权、人道、人本、人性都喂狗去吧！我为道德沦丧，是非颠倒而悲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传统那里去了！我问自己：你还是知识分子吗？还是一个民族中有文化、有良知、有灵魂的先进部份吗？泯灭了良知、丧失了灵魂还称得上知识分子吗？我为自己感到悲哀。
第四，劳教所里什么饭最美味？答曰：大米饭烧大头菜，如果有一点鱼肝油当油炒一炒，那就是人间最佳食品，任何山珍海味都为之逊色。常忆几个难友凑份子煮大头菜米饭吃得津津有味的情景。然而回来后，特地按此食谱烧起来，却食不下咽，此中哲理颇为深长。身在福中要知福啊！
既读了不少诗词古文又体验了生活，这是我多于旁人的收获，对我不灭的作家梦，大有裨益。此乃苦难之中意外的收获，聊以自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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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小说上了中央台，还是不准当作家
一离开心有余悸的劳教所，就想到母亲，毕竟在童年时母子曾相依为命，孰料后来竟成母子同命！母亲比我早解脱，并且建立了新的家。初获解脱的我，黄岩已无家可归，到哪里去安身立命呢？还是先去杭州母亲家，见一见久别的母亲吧！母亲见我解除了劳教重获自由，欣喜异常，待我热情、细致、周到得令人感动。她非常担心我只身一人，今后的生活怎么办？在黄岩的亲人只有一个老外婆了，风烛残年，还能照料我的生活吗？母亲有让我在杭州安家的意思，我想杭州总是异乡，没有根底的，怎能安身？不如回黄岩老家，池家还有几间房子，尚可遮风避雨。同时我对母亲的新家总觉得隔隔不入，在感情上无法接受。所以住了两天，最后还是告别了涕泪纵横的老母，打回老家去。
母亲也许是为了能把我留在杭州，也许是为我二十七岁了还未成家而着急，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这女孩是杭州人，与我年龄相仿，长得十分可爱喜人，是母亲的“难友”——劳改期满留场就业的，相见后倒还有共同语言。我当时前途未卜，心情不定，对她既喜欢又不喜欢，犹豫不决。她却十分热情，临别时送我一大包糖果点心（当时是要用粮票买的）。后来终因相处时间太短，又远隔两地，没有进一步发展，不了了之了。
回到黄岩后，依照母亲的意见住在老外婆家。此时外公早已过世，祖孙两人，形影相吊，相依为命，终日相对流泪。老外婆常叹：“母子两代都坐班房劳改，是什么缘故啊！前世作了什么孽？”我又有什么话可以安慰她呢？我原来是居民户口的，于是向派出所及当地居委会报到，转好户粮关系。由于我的档案中劳教所作的鉴定很好，表扬肯定的多，年纪又轻，公安部门执行“给出路”政策，为我安排工作，因是农校毕业的，照顾特长，安排到九峰公园去上班，属于园林管理处，这在当时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了。我从劳教所带回几百元钱，这是五年来按劳计酬所得的工资，在当时已经相当可观，有了这一点底子，想再等一等，选择一个理想的工作。我考虑再三，觉得九峰公园生活圈子太小，无法体验生活，对我搞创作没什么帮助，最后还是婉言谢绝，提出愿意到五洞桥大队参加农业劳动的要求。当时好多人都说我是傻瓜，养老院似的九峰公园不去，倒愿意去种田受苦。我为什么会这样傻呢？这是“可与智者言而不可与俗人道”的，因为我当时还一心想要扎根农村深入体验生活，写出好作品来，以前是身不由己，没有办法，如今终于获得自由了，可以实现自己的作家梦了，此时大有不成作家死不休的英雄气概。
我是居民户口不是农业户口，要到生产队去当农民也并非易事，不是想当就能当得成的。好在五洞桥大队的社员大多住在桥上街，原是左邻右舍，对我知根知底的。大队书记陶仙宝又十分开明，认为我有知识有文化，能说会写的，生产队很需要这样的人，何况到农村劳动，已是下放到底了，管他有没有帽子，就很爽快的接收了我这“居民”。到生产队后分配在砖窑劳动，当时五洞桥大队烧的砖供城乡需要，常常供不应求，是一笔很可观的付业收入。烧窑工分高，挣得多，社员想进还进不去，算是照顾我的最好的安排。
负责砖窑的何勤德，原是我外公家的长工，一见到我就很亲切，待我很好。第一天上工，我挑了一担砖坯上窑，足足有一百六十斤。何勤德看了大吃一惊，说：“你这个白面书生哪有这么大力气？”我说：“劳动锻炼出来的。”他十分同情我，认为在窑上劳动太苦太累，又发挥不了我的特长，建议陶书记安排我去晒谷、记帐，这比重体力劳动当然轻松多了。书记认为记账是重要工作，直接影响社员利益的，经常有社员为此闹纠纷，需要一个公正而有能力的人来干，也就同意了何勤德的建议，于是我在劳动之余，记账成了头等重要任务。我的账做得清楚正确，大公无私，社员都很放心，大家很高兴，和我这个“新社员”相处得十分融洽。这时我还是个还戴着“右派反革命”帽子的“五类分子”，受群众管制的，但大多数社员不管这一些，对我并不另眼相看，他们认为是我命不好，处境可怜，孤身一人生活不易，同情谅解的居多。看来回老家当社员这条路还是选对了。
生产队的劳动虽然也很苦，但比劳教所的强迫劳动那是霄壤之别，至少没有那令人窒息的政治压力，相对来说要愉快得多了。晚上乘凉的时候，就给社员和孩子们讲笑话，讲故事，他们听得入迷，讲了一个还要“再讲一个”，颇有一点“执牛尾而歌入阙”的“葛天氏之乐”。与社员们打成一片，没有阶级斗争，只有欢声笑语，其乐也融融。
这一年的五、六月份，我搬回了池家祖屋，这样出工方便一些。每天清早起来读古文，早饭是白开水泡冷饭，一根油条醮豆板酱，三划两咽，赶时间去出工。中晚餐或是天露丝（丝瓜）绿豆面在锅里煮，上面蒸稞麦糕，或是在“红泥小火炉”上烧点饭，蒸一点腌菜，就这么对付着打发清苦的日子，反正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晚上则发疯似的看各种世界文学名著，常至深夜。由于年轻，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只一年时间就学会了削橘园、壅橘（施肥）、插秧、摸田等所有农活。社员们在背后议论说：“你看，那个小姐不会烧饭，那个相公不会担担？幼章这个相公不是什么都学会了吗？”他们称赞我成了多面手，全能劳力，于是我才觉得终于与广大农民群众真正的打成了一片。
一当生活稍有头绪，转入正常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写小说，一门心思地写小说。一边劳动一边体验生活一边构思，经过两个月的努力，到八月份写成了两篇小说：《老秀才的故事》和《拉粪车的人》。我想用自己的名字恐怕不行了，取个笔名吧！因为一向非常崇拜杰克·伦敦和契诃夫，所以从他们的名字中各取一个字组成一个中国式的名字：敦夫。联系人也不敢写自己，写了表弟方德庆——大娘舅著名书法家方刚之子。我把这两篇小说投寄《浙江日报》副刊，不到一个月，《老秀才的故事》发表了。熄火了这么长时间，第一炮打响，高兴得不得了。我想只要这样接二连三地有作品发表出来，作家之梦定能成真。
谁知残酷的现实又一次打破了我的美梦。初冬的一天，我刚从田垟回来，还挑着一担稻草，在大队办公室门口碰到两个自称从杭州来的陌生人，一听说是杭州来的，我就心有所动：不是母亲那边有事就是我投稿的事。他们向我打听：“方德庆住在哪里？”一听找方德庆我就知道一定是投稿的事了，就急着追问：“找方德庆做什么？”他们说自己是《浙江日报》社来的，方德庆已经有《老秀才的故事》在我们那里发表了，接着《拉粪车的人》很快也要发表，特地来与作者见个面，谈一谈。我一听既高兴又吃惊，他们显然是来调查作者情况的，如果发现我冒名顶替，又将大祸临头。于是请他们进大队办公室，我把自己的情况实事求是地向他们作了说明。谁知刚才还是和颜悦色、眉开眼笑的，一知事情真相，立即冷脸相对，批评我身为右派反革命，不该冒名顶替，欺骗组织，在党报上发表文章，这将会产生恶劣的影响。他们回去以后，我的那篇即将发表的《拉粪车的人》很快就给打了回来。事后才知道浙报来的两人中一个是《浙江日报》黄岩记者站的葛增生。理智地说，这两位同志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对我的态度还算是不错的。
我为此事懊丧了好几天，为什么？这究竟是为什么？难道我写的小说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东西省级党报还能发表吗？古人还知道“不以人废言，不以言废人”的道理，政治垄断，思想垄断，连文艺也要垄断，“一元化”到如此，怎不令人伤心？
然而我的作家梦不是这么轻易能粉碎的，想当作家心坚如铁，狂风暴雨不动摇。司马迁不是受了腐刑还坚持不懈地写下去，终于完成了伟大的《史记》？我虽是无名小卒，但此心相同，“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从苦寒来”，我不甘心，绝对不会就此放下我的笔，我不屈不挠，一定还要再写下去，东边不亮西边亮，国家之大，不是只有一个《浙江日报》。于是根据参加生产队劳动的生活体验，我又写出了《石俊力战难碰毛》，歌颂一位坚持真理，坚持原则，敢于与坏人坏事斗争的生产队长，自觉生活气息很浓，很有现实意义。这次如寄《浙江日报》，一定又要打回，寄到《东海》杂志去试一试吧。不料很快就收到回信，当然还是寄给我的表弟方德庆的。编辑部来信说：“这篇小说写得很好，我们很快就要发表。希望你不断地向我们赐寄反映农村生活的鲜活的富有泥土气息的好作品。”这位不知名的编辑，毛笔字写得极好，我至今还在怀念他。这有如给我注了一剂强心针，信心倍增，觉得胜利在向我招手，只要坚持不懈地写下去，一定能成功。
然而事情往往并不这么简单，我又太天真了。几乎在我收到回信的同时，五洞桥大队党支部也接到一封信，是《东海》编辑部专为调查作者政治面目的，当然查的是方德庆。大队会计牟象春十分同情的对我说：“你又有一篇小说要发表了，可惜要调查你的政治情况，怎么办呢？”她明知如实汇报，那我的小说就不能发表了；不如实汇报，万一调查起来责任负不起，左右为难。我想了一下，忽然心生一计，就建议：拖一段时间再写回信。她想想这样也好，就拖了下来。因为编辑部的信上说“很快就要发表”，我每天都注意看《浙江日报》，大约半个月后，终于看到《浙江日报》上登着近期《东海》的目录，其中就有我这篇小说。我很高兴地告诉会计牟象春：目录也发出来了，回信好寄了！牟象春也很高兴，说：“这办法好，这样，你的小说也发表了，我的任务也完成了。”我们相互会心地一笑。
《石俊力战难碰毛》终于发表了，这是巧妙地利用时间差，好不容易从夹缝中溜过来的，正是皇天不负有心人。这更大地刺激了我的创作积极性，认定自己是有能力写好小说的，定要“语不惊人死不休”！
1964年4月中旬，突然接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来信，当然也是寄给方德庆的。告知：发表在《东海》上的小说《石俊力战难碰毛》，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选中，将于五月一号九时正在中央台全文播出。我欣喜若狂，庆幸自己的作品能上中央台，这说明我的作品已达国家级水平。当然很想亲耳听一听，但是没有收音机，又不敢去买一只，当时不是常有人因为有收音机而犯收听敌台之罪吗？何况我这个反革命，买收音机就为收听敌台，岂不“名正言顺”？有水也洗不清。但想亲耳一听的欲望非常强烈，突然灵机一动，何不到黄岩广播站去一试？
五月一日八时，怀着忐忑之心只身前往黄岩广播站，不料受到编辑王福来同志的接待。我先将自己的身份坦言相告，再说九时正中央台将全文播出我写的小说，我没有收音机，希望广播站能提供方便，让我收听。如实在不行，只有遗憾，麻烦打扰。不料王福来同志非常厚道，坦诚地说：“我不管你是什么身份，既然中央台都播了，我为什么不开起来让你听？”他当即起身为我打开收音机，调好音，拉过椅子让我坐下来听。我怀着非常感激的心情，一个人坐着静静地自始至终听得清清楚楚的。这是我有生以来听得最清晰的一次播音，至令仍响在耳边。同时对王福来同志宽厚诚恳的长者态度，一直放在心里深表谢意。
我的小说虽然上了中央台，可还是不准当作家，因为政治原因，写得再好也不让发表。然而我当作家的心，永远不死！
我三十岁了，还是“孤家寡人“，热心的邻居给我介绍一位赵小姐，她是桥上街副食品商店的经理。这位地主的女儿，虽然长得不美，但颇有知识，更兼十分有情趣，对我一见钟情，交谈起来一见如故很有共同语言，正是相识恨晚。最可贵的是她明明知道我戴着这样的政治帽子，是被打入另册的人，不但不嫌弃，还十分同情谅解，甚至为我不平，认为世道不公。我们在一条街上，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一来二往，双方都动了真情。她知道我爱喝牛奶，每天晚上都给我送一瓶牛奶，我这孤寂的心，得到莫大的安慰。她知道我一个人生活，三餐都随便什么吃点了算，常常给我送糕饼点心，当时都要用粮票买的，正是难为她。看我们情投意合，相处得越来越好，他的父亲——一位地主分子，却坚决反对，他提出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地主囡嫁反革命，黑加黑，生了小人都是黑的！你俩这一辈子怎么了局？
又是政治，这残酷的现实，又一次斩断了可能幸福的姻缘。两度创伤，令人欲哭无泪！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更忘不了对叶春妹的思恋，不断地想起那些甜蜜的时光，走在街上看见前面有一个很像春妹的背影，都要紧走几步赶上去看一看，心想：也许会发生奇迹，说不定能够看见她，然而总是次次落空。渴望见一面而终不可得，徒增孤灯下的悲愁。
这个机会终于意外地来临了，一九六三年年底那个寒冷的冬天，黄岩电影院正在热映《红楼梦》，上座率极高，竟至一票难求。我从小喜爱越剧，《红楼梦》当然是不能不看的，好不容易买到夜里第二场的票子，看完后已是将近午夜了，散场出来，外面大雪纷飞，我没有带伞，踌躇中突然看见叶春妹和她母亲打着一把阳伞从我面前走过。这是真真切切的，可不是梦，顿时爱恨交织，有口难言。我不敢上去和她打招呼，倒不是怕她不搭理，而是我已经这样了，不想再伤害她，毕竟我们曾是深深相爱着的。然而这朝思暮想千载难逢的机会，又怎能轻易放过，于是在电影院广场边上，目送她母女二人慢慢地远去，直至“孤帆远影碧空尽”，自己变成了雪人而毫不知觉。这样的相见真是太惨了，搅得我几夜不能入睡。
我的小姑，就是那位与我爷爷相依为命的饥饿中长大的小姑，她叫池美顺，对我这孤儿怜爱有加，知我在感情上又一次受到挫折，千方百计要为我找一个合适的对象，不知有什么神通，终于竟找到一位温州农学院的学生。为了迎接她的到来，小姑为我打扫房间，跪在地上擦地板，横看直看，直到满意了为止。我就在这面目一新的单身汉的蜗居里接待了这位姑娘。交谈之后，才知她是贫下中农出身，是“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动力，我就有点望而生畏了，革命与反革命可是敌对的营垒，一对阶级敌人组成的家庭，岂不要把阶级斗争引入家庭生活？这日子怎么过呢？她倒十分坦率健谈，当场明确表态：不计较政治条件，而且还十分同情我的遭遇；爱我的才华，相信将来总有出头之日；家里有这么些房产，生活不会困难的等等。面对这位直爽大方的知识女性，不禁又想起叶春妹，吸取叶春妹变故的教训，我再也不敢找知识女性了。知识女性考虑的问题复杂，一当组织出面干涉起来，有这么深的感情都分手了，何况你我。最终，不顾小姑的失望，还是婉言谢绝了。这一次并没有引起感情的波澜。
后来，邻居又给我介绍了我现在的妻子王菊芬，一位勤劳而纯朴的少女，明知我戴着帽子也不嫌弃，我们很快就订婚了。可是订婚以后，我反复思考：文化差距太大，会不会有共同语言？反而颇有点犹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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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教改成绩誉满全国，却被勒令“滚出学校！”
1964年初春，因为黄岩城关中学缺少语文教师，城关镇领导出于惜才与同情，冒了政治风险推荐我去当教师，校长梁开金也欣然接收，于是我的生活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城关中学是一所很有特色的学校，属于城关镇领导，性质是民办而非公办，因此教师除不多的几位在册民办教师外，有些是社会上招聘的，他们大多业务很好但政治条件不好，公办学校进不去的。还有的是名牌大学毕业生，本来有很好的工作，只因分配到东北、西北、西南等边远地区，不服从分配而丢了铁饭碗，回到家乡来，没有组织关系公办进不去，只得求其次而进民办中学。所以颇有一些教师的业务水平高于公办中学的一般老师，实力还是相当强的。学生的情况也很有意思，有的是分数不够，公立学校走不进；也有的是成绩相当好，但政治审查不过关，公立学校不能录取的尖子生。他们中常常冒出一些拔尖人物，有的文章写得非常好，有的书法极佳，有的画得好，有的唱得好，他们的文化素质、知识质量、求知欲望、聪明程度、道德品质、尊师礼貌等等都比公立学校的学生强，他们知道只有努力上进取得优异的成绩才能改变自己的处境，搏得一个好前途。其实民办学校也自有他的各方面优势，为公立学校所不及，他的存在一方面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补公立学校之不足，所以生源不乏，颇有生命力。新华社著名高级记者，后在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当司长的朱幼棣，当年就在这所学校读高中。
我进校以后，就担任高三年级的语文课，虽然戴着帽子，但以作家身份来教语文，与一般语文老师角度不同，他们往往重于知识的传授，我则重于写作能力的培养。由于角度不同，又有许多写作实践的经验教训，结合实例，从写作角度来分析课文，学生觉得新鲜、生动，大开眼界、兴味盎然，都喜欢听我的课，对我也很尊敬钦佩，甚至于崇拜，明知我有帽子，还非常愿意亲近我，有的还特意找我的作品来看。师生之间鱼水情浓，亲密无间。
教学之余，我仍忘不了创作，写成一个中篇，题为《兄弟之间》，寄《东海》杂志社，不知那一位编辑知道我在城关中学，将信寄到校里，信中说：“不无遗憾的告诉你，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我们不能再发表你的作品了，请原谅。”我真傻，《浙江日报》已有先例了，《石俊力战难碰毛》是因巧妙地利用了时间差，才侥幸得以在《东海》上发表的，他们接到大队的回信后，当然也得“照章办事”，能有例外吗？敢有例外吗？对于这样的政治禁令，还有什么可怀疑，可再试的呢？真是异想天开。
可我的美梦正酣，雄心不灭，于1965年上半年又完成一个中篇《新队长的故事》，浙江是一向极左的，这次不寄浙江了，寄上海文艺出版社。不久，收到回信，说是：研究决定同意出版。我非常高兴，以为又开辟了一条通途。谁知例行的公事还没完呢？新文艺出版社一封公函寄到黄岩县教育局，征求当地对作者的审查意见。教育局把信转到城关镇党委，城关镇党委将此事交给管文教的干事王哲平，叫他去征求城关中学党支部的意见，王哲平同志持此信专门到城关中学召开支委会，征求意见，结果形成两条结论：一、同意出版；二、将作者政治历史情况如实写上。说到王哲平同志，我是终生难忘的，在那个年代里，他明知我戴着帽子，却对我没有丝毫的歧视和嫌弃，还郑重其事的专门为我的事奔忙。我至今都非常感激他。
这样的回信一到新文艺出版社，命运自然可想而知。不久，稿子被退回来了。
老实说，到这地步我才有些灰心了，此路不通啊！但我还是很想写东西的，即使是“吟罢低眉无写处”！
1964年秋天，29岁的我终于成家了。
其间，有许多偶然，然而几个偶然凑在一起，就成了必然，我们的姻缘是老天注定的。
1964年夏，我已在城关中学教了半年书了，那时晚上要上班的，备课改作很忙，下班已近十点钟了。从城关中学回家有两条路可走，一般都走过五洞桥到桥上街这条大路，这一夜偏偏走沿西江边的一条小路，我平日是不大走这条路的。快到家时突然在橘园边看到菊芬，我吃了一惊，忙问：“这么晚了还在这里做什么？这里很冷……”她说：“我等你，在你门口等了很久，今夜必须找到你，把事情讲讲清楚。”一起走到我家，她迫不及待地说：“为什么订婚了还要悔婚？你叫我怎么办？怎么做人？”问得我有口难言，找不出理由来回答她，总不能当面说你文化太低我们没有共同语言，这不太不尊重人了！面对这位柔弱纯朴的少女，我束手无策。最后她说：“我家里都走不进了，无脸对娘爸，没有地方可去了。”我被她的一片真情所感动，留她住了一晚。这是一个偶然，偶然走小路，偏偏碰到她。
一个星期过去，我又犹豫不定了，没有共同语言，这一辈子怎么过呢？我一心写小说，过清贫的生活，她能理解能支持吗？这时听得到她在家几次绝食的消息，我更不知所措。一夜偶然做了一个恶梦，梦见她上吊了。猛然惊醒，吓出一身冷汗，马上联想起在慈溪鸣鹤区宓家埭的怪梦，那戴眼镜的圆脸姑娘仿佛又在眼前晃动，定神一想：这又在暗示什么？如果菊芬真的为我而走上这条路，那我可真是罪该万死，万劫不复了！第二天一起来就去告诉菊芬：我们结婚。
深秋，田野一片金黄，在这收获的季节里，我们结婚了。我没有通知已经在安吉的母亲，后来知道她不知怎么得到消息，赶到黄岩，就在外婆家，我没有去请，她也没有来。这是我第二件对不起母亲的事，一生都感到十分后悔。我结婚的时候还很穷，城关中学24元一月的工资，连一床垫被都买不起，临时亏得好心的表姆借我一条，才勉强应付过这个场面。
结婚之夜，我的学生们都来祝贺。新房做在正间楼上，几十个学生拥在新房隔壁的楼上，叽叽喳喳的好不热闹。突然整个房间的楼栅连楼板一起榻下，掉到楼下，幸好几十个同学都毫毛未损，只是一场虚惊。
事后回想起来，63年住回祖屋时邻居曾告诉我说：你的堂前楼上很“显”的，有一天明明看到有许多人走上去，唏里哗啦在叉麻将，我觉得非常奇怪，一个人不敢上去，只得叫了几个人一道上去看，却什么也没有。我家上代人的灵位都设在堂前楼上的，想起在狱中的事，祖父的影子就在眼前晃动，祖先显灵曾保佑我大难不死。这一夜的偶然事故，又在向我警示什么呢？
在城关中学高三带毕业后，按大循环原则从初一从头教起。通过一年多的教学实践，我深感语文教学的现状有许多弊端，最根本的问题是一切都为升学服务，在应试教育的模式下，一切都为了升学考试时能得高分，然而城关中学学生的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成绩差的再赶也赶不上高校录取分数线，成绩好的分数再高也没有用，反正政审一关通不过，大学还是与他们无缘。这里的学生毕业后大部份升不上大学，而是要走向社会，可是他们所学的与社会需要相距甚远，知识与能力都不能适应就业的要求。根据五洞桥大队的情况看，农村非常需要有知识有文化有实际能力的人才，可是我们的学生，连最简单的借条、收条、领条、欠条、通知都写不好，申请报告、公函、书信、总结等更无从着手，至于合同（协议书）、契据、分书等农村常用的文体，简直视为天书，非要去找专门代写书信的人不可。从语文教学的角度看，应试教育的那一套，传统的字、词、句、篇的框子，我认为非改不可，于是下决心从实际出发进行语文教学的改革。我的这个想法得到梁开金校长的支持，教导主任兼语文教研组长汤哲舜也十分认同，于是我就大胆地干起来了。
首先，请生产队干部社员进课堂，讲讲农村需要怎样的学生，需要具有那些知识和能力的人？再请他们出题，对学生进行实用性测试，使同学们了解自己所缺乏的知识和能力。然后引导学生讨论思考：怎样才能学以致用？教与学要进行哪些改革？这些措施使学生感到新鲜，家长也感到新鲜。生产队干部社员更感到新鲜。接触了社会实际以后，大家都感到改革的需要性和迫切性，纷纷支持我的语文教学改革。
在此基础上我明确提出把应用文作为写作教学的重点，拟订了一个系统的由浅入深、从易到难的写作教学计划，彻底改变了以往轻视应用文，把应用文教学看作权宜之计，在应用文教学上存在的随意性、临时性、散乱无目的等等现象，收到了切实的立竿见影的效果。有些学生能为亲戚邻居写条据了，他们很高兴，家长也很高兴，说：“这样，书总算没白读了。”当时某地发生地震，同学们写的给灾区人民的慰问信，普遍都写得很好。我们还根据当地农村实用的需要，编了一本《黄岩农村常用字》，很受学生和生产队社员的欢迎。
根据我所做的一系列工作，我写了一篇我校语文教学改革的报导，署名为浙江黄岩城关中学，寄到上海《文汇报》，不料不到十天就发表了。这引起了我新的兴趣，我想当不成作家，当个教育家也不错，只要文章能发表，署什么名都无所谓，于是相继写了多篇文章，在《浙江教育》、《中国教育》等杂志上发表，这一下在全国都有了影响。稍后又在《文汇报》发表了一篇关于语文教学改革的长篇论文，影响更大，以至省、地、县各级许多学校接二连三地纷纷来我校听课、取经，指名要听我的作文课，有时教室内外，窗外走廊上都挤满了听课的人，听后均赞不绝口。
校长梁开金，是一位复员军人，为人正直厚道，很讲仁义道德，认为我给学校争得了很大的荣誉，应该受到奖励，不但不歧视我，还时时受到表扬。当时这些文章都是我写的，因汤哲舜的字漂亮，由他抄过后再寄出去。汤哲舜是位阶级斗争观念薄弱的老好人，为此乐而不疲，还时时鼓励支持我，提供了许多方便，至今我俩友谊仍笃。发表了这么多文章，共得了一笔可观的稿费，对当时仅24元一月工资的老师来说，颇有点眼红的。因署名是教研组，所以要由教研组集体讨论稿费应该给谁？汤组长主张文章谁写稿费给谁，不料有个别老师竭力反对，最后还是梁校长拍板，把全部稿费都给了我。我很佩服他的魄力，感激他的公正。
这一年的年终，全国教育系统在北京召开有突出贡献的先进学校和先进教师的代表大会，因为当年城关中学的语文教学改革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在全国教育系统有很大影响，省教委指定黄岩城关中学派一名代表赴京参加大会。按说我是理所当然的代表，但事实上不可能有我的份，我虽然倍感委屈，最后确定由汤哲舜去，我算是还能接受。
正当我成绩辉煌，踌躇满志，对前途充满信心，想当一名语文教学专家的时候，不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6年上半年学期快结束时，校园里大字报琳琅满目，首当其冲的是对当权派梁开金的，说梁校长阶级路线有问题，重用右派反革命分子，质问梁站在什么立场，依靠什么人办学？走什么路线？我知道又没有好日子过了。
暑假一过，开学后就进入红卫兵上京朝圣，全国进行大串联的浪潮中，我们65级丙班的班干部朱迪友，在我大力推荐下当选为红卫兵代表，进京去见毛主席。当时这是莫大的荣耀，但这位品学兼优的学生因家境过于贫穷，父母连几个零用钱都拿不出，不让他去，他来和我商量，我给了他5元钱，才得以进京。前后用去2元，回来还我3元，真是诚实得可以。他串联回来后，学习各地的样子，和班长陈立富等组织了“麦贤得硬骨头兵团”，陈为兵团司令。这些红卫兵都是我的“保皇派”，很尊重我，对我爱护有加。他们知道我的“反革命”是冤枉的，十分为我不平，尽力要为我平反。凭着他们幼稚的满腔热情，派人专程赴安吉劳改场进行外调，不料竟找到“圣母军”问题的当事人，还为我拿来了“根本没有这回事”的证明材料，因此他们理直气壮，对一些诬陷我的大字报进行有力的还击。
我看到他们给我带回的证明材料，才知道当年“圣母军”问题的真相。当时非常愤怒，这凭空的诬陷害得我成为“反革命”，坐牢、劳教、管制还不算，更残酷的是粉碎了我当作家的理想，埋葬了我的前途。我要平反、讨回公道，于是急冲冲地跑到慈溪，找到当年的公检法党组书记、法院院长沈锦祖。不料见面时他正在煽风炉煎药，我说：“我的反革命案是冤枉的，你要给我调查清楚，给我平反。”他苦笑着说：“我已经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早已靠边站，现在在监督劳动，已经没有权力处理你的事了。”我只得愤愤而回。
直到学期结束，红卫兵都大串连去了，学校停课闹革命，我这“反革命”当然没有革命可干，不料当时掌权的群众组织——“卫三红”贴出大字报，说：右派反革命分子，混进学校，占领无产阶级讲台，散布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毒害青少年，蒙蔽青少年学生，妄图为自己翻案，向无产阶级专政反攻倒算，是可忍孰不可忍等等。最后勒令：“右派反革命分子滚出学校！”
就这样，“无产阶级革命派”把我赶出了学校，于是，民办教师也当不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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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卖柴谋生苦，横祸天外来
1967年暑假我被“滚”出了学校，弄得连24元一月的工资也没有着落了。当时已有两个儿子，一家四口生活无着，怎么办呢？总得挣点钱来糊口，这期间先后养过兔子，养过奶羊，又养过奶牛，可收入均不足以糊住四人之口，生活实在窘迫。偶而听一位邻居也是我的学生家长说，还是卖柴好，一车柴从长潭大坝头拉到城里，卖掉后可赚8-10元。如果真是这样那是太好了，卖三车柴之所得就比一个月的工资还多。于是在1967年夏季，买来了一辆手拉车，决心去长潭拉柴来卖。第一次，半夜两点钟起床，吃了早饭就动身，拉着空车走五十里路到长潭大坝头，已是日上三竿了。当时才十四五岁的小舅子一路陪我，累得他够受的。长潭大坝脚下有个柴木市场，还设有管理站，卖柴也是有人管的。我头一次买得一车柴爿（劈柴），拉回到城里已是下午四点钟了。卖给谁呢？一想我班学生文娱委员朱冬香的父亲在当豆腐社书记，豆腐社是一年到头烧柴爿的，就找到朱冬香，拜托她去和她的父亲说个情。冬香很快就回了话，说她父亲很同情我的处境，很爽快地答应愿意收购我的柴爿，于是把这第一车柴爿拉到豆腐社，朱书记看了说这柴质量不错，全都买下了，还说以后不妨再拉来。这第一次，赚了九元六角钱，又找到了顾主，以后不愁卖不出，真是高兴啊！老天有眼，无绝人之路。到如今我还记得我的学生朱冬香和她的父亲，我是决不会忘记她父女俩患难中相助的恩情的。
我先后给豆腐社拉过十来车柴爿，挣了百把元钱，我也舒了一口气。后来朱书记又推荐我到十里铺砖窑厂去接洽，该厂负责人是他的好朋友，那边说他们需要松毛（带松针的松树枝），烧窑用的。于是我就柴爿、松毛交换着拉，既卖柴爿又卖松毛，两天一次长潭往返，很少间断。我的三个老婆舅都帮我拉过柴，偶而学生也来帮忙。我妻子说她要把两个孩子交给她母亲带，她也跟我一起上山拉柴去。我坚决不答应，都是因为我才害得家里这么苦，怎能让你们一起受此大苦大累？男子汉大丈夫一切苦难都应自己一人承担，绝不能再累及家人。当时城关谣传说我拉柴都是学生帮我拉的，我坐在车上讲故事，学生出苦力拉车，其实学生们出于对我的同情，帮我拉一两次是有的，怎么可能每次都帮我拉呢？这种误传，实在令人哭笑不得。
拉柴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每天清晨两点钟起来，先把车子架好，停在门口的街边，再去间里吃早饭。有一天吃早饭时，一边吃一边自言自语道：“空车停在街上，可不要被人偷去吧？”不幸的是吃好饭去看，果然没有了。车架、轮胎都是新的，用了不到半年，这一下把半年所赚的辛苦钱都泡汤了，好不心痛，闷闷不乐了好几日。一则不甘心，二则也没有其他的路，只好咬紧牙关再买辆新车，重整旗鼓，再接再厉，有的是一身力气，总得想法填饱四张嘴啊！
卖柴朋友好多是“黑六类”及其子女，他们不可能找到工作，没有出路，只得卖苦力。当然其中也有贫下中农，但脸上没有“金印”，胸前没有“心号”，柴车上不插“认旗”，拉柴路上大家都是难兄难弟，没有阶级之分，不分彼此，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互相帮助，互相爱护，江湖义气十足。大概因我识字会算，能说会道，处事公正，仗义执言，柴场上买卖双方都信我得过，常要等我到场说一个公道价，大家才放心。我也如鱼得水，与哥儿们相处得十分融洽，精神上十分愉快，正是“七讨饭，八教书”，只要脱得下“长袍壳”，还愁不能凭劳力吃饭吗？何况卖柴的收入还比教书要多得多呢！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正在自得其乐时，不料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差点把老命报销了！事情是这样的：从长潭大坝到北洋的路上，有一条封家岭，据说还有个生动的民间故事，把它叫做分嫁岭。这条岭极陡，是我们拉柴人的克星，上岭时使尽“吃奶力”，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下岭时小心翼翼，提心吊胆，要把车把手翘起来，车架的后档紧贴路面，慢慢地一点一点徐徐拖下来，还必须穿草鞋才不会打滑。这简直是一手绝活，不是任何人都敢学，也不是任何人都学得会的。这一天，不知怎么的车速太快，我再也控制不住，眼看到要冲到山坑里去了，我连忙放掉把手逃到路中央，万幸捡回了一条命。我的车子却一下子掉入深坑，一车松毛满天飞舞。正在惊魂未定时，过往的拉车朋友见状都停下车子围了过来，有的安慰我，祝我有惊无险，保住了老命，正是万幸；有的爬下坑去，抬车的抬车，拾柴的拾柴。这种深情真令人感动得掉泪，使我真切地感受到人间的温暖，正是“最卑贱者最纯真”，“阶级”友爱情深似海！
虽然车架已跌得七角八翘了，所幸轮胎无损，大家帮我放好车子装好柴，我也缓过气来，谢过众人后，还是要重新上路。为生计所迫，我只得百折不挠，一往无前。活下去是要勇气的啊！在逆境中挣扎，养成了我永不言败，顽强拼搏的精神，这在我的后半生中受益无穷。
凡事总要动脑子，我在卖柴的比较中发现卖柴爿要比卖松毛赚得多，卖白炭又要比卖柴爿利润高。还知道白炭要到大坝头买，要买燥的，刚出窑的，即使顾工送到买家，赚头还是很好的。又经多方打听，得知温岭新河有一家碾米厂，用的机器是烧白炭的，需要量还很大，我一定要去试一试。于是雇了只内河船，装了一船白炭，走南官河水路送到新河碾米厂，他们果然大量收购。这第一趟生意，赚了五百元钱，相当于我两年的工资，当时能买五间平屋。这一桶金使我初尝市场经济的甜头，觉得写小说、教书都远不如经商。在这极左路线横行的天下，写小说是死路一条，教书又太穷，还要受歧视受压制，事事吃亏，再夹紧尾巴做人结果还是滚蛋。何不乘此文化革命大混乱之机，靠做生意挣点钱？一年如能卖掉十船白炭，就赚五千元钱，那时的五千元比今天五亿还好用。于是大做发财梦。
我这一生不知为什么，总是在日子刚过得有点舒心的时候，就会有横祸飞来，正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知不觉中大祸又临头了。
1969年夏天，一天下午，我从街上理发回来，在西门头裁缝店里和人闲谈，正谈得高兴时，店主人进来了，见到我好像吃了一惊，说：“啊呀，池老师，你还坐在我这里这么消闲，不得了啦！我刚经过你家门口，你家被警卫营包围了，好像要抄家抓你呐！”这太意外了，我随口问：“真的？”“那个骗你，这种事也是开玩笑的？”我想：警卫营为什么要抓我？我又没犯法。逃吗？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家里怎么办？逃得了今天，逃不了明天，以后抓住还要吃生活。我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顶多大不了是卖柴，搞资本主义，要割我的尾巴。心思一定，怕什么？走，自首投案去，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于是只身坦然去警卫营投案。
所谓警卫营是黄岩县革命委员会的下属武装，但其中又有公安，也弄不清是怎么会事。我一投案，照例是询问、做笔录，意外的是马上给我戴上手铐，关进禁闭室。看起来我是重犯、要犯。这禁闭室很小，地上只有一张草席，墙上只有脸盆那么大的一个园窗，室内又臭又黑。我1957年被捕坐牢还没有尝过手铐的滋味，这次倒尝到了。我从窗口看到邻居陶发贵，他是警卫营里的排长，正和菊芬家的邻居在讲话，我就叫他们，悄悄地问为什么要抓我？他们在窗口悄悄地对我说：“我们也不知道，要去打听打听。”后来他俩给我拿来两条长凳，一张床板，搭了张床，又送来一条毯子，总算让我熬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我想：他们到底为什么要关我？还戴上手铐，我犯了什么重罪？莫明其妙，怎么说关就关，说铐就铐？
突然间想到最近从中央到地方不是正在掀起一个侦破全国四大案件的高潮吗？这是公安部长谢富治亲自抓的头号要案。通告上说有人写匿名信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以及江青、林彪，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提供侦查对像为30岁左右，读过农校，文章写得不错的，啊呀不好，我条条对得上，莫非怀疑到我头上，把我当作侦查对象了？真是笑话，我没写过，怕他什么？难道又要强迫我承认吗？这是人命关天的，不能当儿戏。
从第二天开始，白天打开手铐，给我纸笔，叫我写交代，晚上铐起来，大概怕我逃走，看管得比在牢里还要严。我自己清楚，绝对没有干过什么犯法的事，只有卖柴，充其量能扣上搞资本主义的罪名，要割资本主义尾巴。于是就交代自己为什么要卖柴、怎么卖的、卖过几次、卖了多少等等。第二日还是叫我写交代，一连七天，天天如此，真令人莫明其妙。我只得天天写卖柴，翻来覆去地写卖柴，帽子越扣越多，越扣越大，根据以往的经验，要无限上纲，上得越高，说明认识越深刻，交代越彻底，最后也许能落个认罪态度好从宽处理的结果。我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妄想发家致富，复僻资本主义，妄图夺回失去的天堂等等捕风捉影不着边际的“罪名”都扣在自己头上，但还是要我写交代，难道还不够深刻？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百思不得其解。
直到第八天，陶发贵小心翼翼偷偷地来告诉我：打听清楚了，就是为四大案件的事，你是条条都对得上，他们都说就是你干的。这是天字第一号重罪，要杀头、枪毙的。我得到这个消息，反而觉得解脱了，精神上轻松了许多，我绝对没干过，怕什么？突然悟到天天写交代无非是要我的笔迹，笔迹对不上，所以要写了又写。于是再叫我写交代的时候，我就写《桃花源记》、《归去来辞》、《马说》、《陋室铭》等等，凡是背得出的古文，一篇一篇默写出来，坦然以对，倒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
有一天，突然想到如果他们严刑逼供，我如圣母军案似的屈打成招，又怎么办？这么不明不白地送掉老命，真心有不甘。当时这种结果不是没有可能的，于是悲从中来，只得高呤《天问》以泄愤。
后来，菊芬天天送猪肉、啤酒来给我吃，每次送来时都哭得非常伤心，我劝她说：“你放心，没事的。”她却哭得更惨，我心觉有异，她一定听到什么了。有一天她把仅有五岁的大儿子宁平带来，在窗口看我，宁平声声哭喊爸爸。我平日从无悲感，见到儿子却一下子悲从中来，嚎啕大哭，涕泪纵横。儿子的一声声呼唤都令我撕肝裂胆，这情景正如死囚诀别，惨不可言。这一次，在他幼小的心灵上受到惨重的伤害，以至以后他总是郁郁不乐，沉默寡言，失去了童年的欢乐，性格变得非常内向。直至如今，我仍十分内疚，是我害他的，是爸爸的悲惨遭遇害他的！这可悲可恨的世道！
这些事令我百思不解，终于有一天，我恍然大悟，陶发贵大概以为此案必定是我所作，在劫难逃，必死无疑，出于邻居的多年情谊，他要最后尽一点道义之责，所以特意安排菊芬送“最后的晚餐”，叫儿子来与我诀别。也真难为他了，世上还是好心人多。
慈溪的牢狱条件之差，不把犯人当人，已被我们咀咒为“世界上最黑暗的地方”，谁知这里的条件之差有过之，手段之残酷无不及，在慈溪还没有上手铐，这里是夜夜手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越来越“武化”，专政的手段也越来越残酷了。
我在这黑暗的地狱里煎熬了两个月，随时都有被拉出去见孙中山的可能，精神上的折磨更甚于肉体，又耽误了卖柴，没有收入不知家里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不料有一天，办案的公安人员突然来除去了我的手铐，对我说：“你可以回去了！”我这时没有高兴，只有愤怒，质问道：“我到底犯了什么罪？这样不明不白地说关就关，关够了又不明不白地放了，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
公安人员笑而不答，见我闹着不走，最后才说：“吵什么吵！关是革命的需要，放也是革命的需要，能活着出去是天字第一号的幸运了，还问什么问？没有事了，走吧，快点走吧！”终于被他半推半拉地出了警卫营。
    后来才知道所谓全国最大的“四大案件”侦破了，罪犯抓住了，枪毙了，所以我也没有事了。这家伙三十三岁，读过农校，当编辑也不知是当编剧的，我真倒霉，偏偏这几条都对得上，枉受了两个月的折磨，害得全家吓得死去活来。
要抓就抓，要铐就铐，要关就关，要放就放，人身还有自由，生命还有什么保障吗？人道何在？法制何在？人权何在？谁来承担责任？谁来赔偿损失？一句“历史的责任”就能抹平一切，掩盖一切了吗？没有冤死，拣回了一条命，算是万幸的了，还有什么话可说，又能向谁说呢？算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小浪花，我个人历史上的一个大漩涡吧！
正是闭门家里坐，横祸天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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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乍暖还寒盼春来 廿年沉冤终昭雪
警卫营放出以后，新的城关中学（黄中一部份与原城关中学合并而成）成立了，叫我回去参加学校斗、批、改，复课闹革命。城关镇主管领导汪荷法，认为当时群众组织勒令我离校是无效的，不是组织决定，离校这两年的工资应当补发，由他批准，两年工资全额补发给我。我至今仍感激这位讲政策、有人情味的领导干部。拿到补发工资以后，家庭生活也得到一些改善，日子好过多了。
当时学校是由工宣队领导的，工宣队宣布我的任务是：一、随时随地接受批斗；二、参加劳动：管理学校的运动器材，帮厨房做勤杂工，洗碗洗菜。
这时候各单位都一样，大批小斗日日有，已成家常便饭。校里两派都把我当“死老虎”，只要有批斗会总要我站在台上作陪斗，批校长、批县委书记、批刘少奇，我都要作陪，班里批了连里，连里批了校里。各派都以批斗来表示自己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们也组织了几次批斗会，专门批我的“罪行”的，但都是老调重弹，不知炒了多少遍的冷饭，说的人没劲，听的人更没劲。有一次不知那一个老师挖空心思，竟想到我的大儿子名叫宁贫，于是在他的名字上大做文章，责问我：“你把儿子叫做宁贫是什么意思？”我说：“宁愿他安安稳稳地清贫穷困度日，不要像我这样苦苦奋斗，落得如此下场。”批我的人却说：“反革命又不老实，你是叫儿子牢记你在宁波落难的，弄得你家这么贫穷，要他牢记血泪仇，时刻不忘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搞反革命政变，向共产党报仇雪恨。你企图培养反革命接班人，世世代代与共产党为敌，用心何其毒也！”我站在台上看到有些老师在偷偷地发笑。这位先生的阶级觉悟确实超人，批判得实在深刻，上的纲实在高，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以后为表示自己不再“反革命”了，就把儿子的名字改成“宁平”，但不知是否就能太平安宁了？
在学校里批斗不过瘾，为表示有所创造，有一派还把我拉到校外去批斗。一次在桥亭头当时城关最热闹的地方，在我胸前挂一块“反革命分子”的大木牌，站在高凳上，恰逢市日，人来人往，组织者想借此引起轰动，以示他们的胜利。然而大概这样的场面已经司空见惯，被批斗的“反革命”、“走资派”太多，老百姓早已熟视无睹，毫不新鲜，没有兴趣了，过路的人连看都懒得看一眼。我开始时有点愤慨，但转而一想连刘少奇也这样，何况我辈小百姓，反正早已威风扫地，没有尊严了，权当例行必修课。人们对我们这些“反革命”不但不咬牙切齿，反而是同情的居多。这么一想，也就是释然，不再自寻烦恼了。谁知道后来还有更恶毒的，把我拉到我家门前墙外大路上挂牌批斗，大概想在邻里中把我搞臭，实际上当地群众都了解我的，这个目的也不一定能达到。只是苦了我家，两个年幼的儿子看到爸爸这样，嚎啕大哭，又一次深深地受到刺激。即使我是反革命，孩子何罪？也要受株连吗？难道你们都没有子女？为什么这样绝灭人性！
在校内，绝大部份同学倒反而同情我，对我客客气气的，即使个别的叫我“牛鬼蛇神”，我笑着说：“我这牛鬼蛇神不害人的，你们不要怕。”常常引来一场大笑。厨房负责人是工友叶秀月，对我深表同情，从不指派我干这干那，更没有把我当敌人训斥。我的第二个儿子晶冰只有五岁，有一次跟我到校里来，看我在洗碗，工友们问他：“你几岁了？”他说：“胡（五）岁。”我无可奈何地苦中作乐，说“你有胡须了啊！”工友们听了都笑。大家说说笑笑一团和气，不过五岁的孩子也有点懂事了，回到家就向妈妈哭诉，说再也不到爸爸校里去了。
本来我这“死老虎”也就在批斗的必修课中平稳度日了，不料在1970年上半年的一天早晨，来到校门口时突然看见影墙上打出一幅特大横幅：“打到现行反革命分子池幼章！”打得我五雷轰顶，一头雾水，莫明其妙，不知祸从何来？怎么一夜之间会变做“现行”的“活老虎”了呢？
当天下午，工宣队组织全校教师召开批斗大会，主持人宣布：“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池幼章‘夹’（押）上台来！”引来一阵窃笑。我坐在后徘，左右都有工宣队员“夹”着，但他们并没有要押我上台的意思，我只得独自主动地走上台去接受批斗。批判的内容又是老调重弹，只有一个新来的老师声色俱厉，张牙舞爪地说我这个反革命是天生反革命，本质反革命，所以一定要反对共产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会变成现行反革命。对这一番“高论”颇有人嗤之以鼻，会场气氛也疲疲沓沓的。工宣队只得高呼口号，勒令我交代现行反革命罪行，批斗以后把我关在原黄师靠街的一间小披屋里。
晚上，两位工宣队员来到关押我的地方，先是问我知不知道自己的现行反革命言行？我真的莫明其妙。他们又问我认识黄岩农校的赵正之吗？一说到赵正之，我当然认识，他是农业部的右派分子，山东人，下放到黄农当图书管理员。1963年我回黄岩后，常去黄农看望方白老师，也去黄农图书馆借书。赵正之知道我的身世后，颇表同情，互相惺惺相惜，对我特别照顾，不但可以借书，每次还可借三五本，一来二去，就成了朋友。后来他有时来我家坐坐，谈起自己没有子女，身在异乡感到不便，希望我给他找个当地人做他的义女。我出于同情，千方百计找到一个五一大队书记的外甥女，他看了也很中意，就要去当义女了，我算是帮他做了件好事，从此过往渐渐密起来。两位工宣队员听了我的话后说：“就是他，要在斗批改中将功折罪，检举你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行”。他俩要我仔细想想，曾经和赵正之说过一些什么话？
两位工宣队员走了不久，我的学生陈立富、朱迪友不知怎么得到消息，又不知怎么找到关我的地方，走了进来，问我又为什么关了起来？我说自己也莫明其妙，要我交代现行反革命言行，我这样的处境还敢讲什么现行反革命的话吗？他俩说现行反革命这罪名，可不是开玩笑的，很为我着急。我把刚才工宣队员的话讲给他们听，他俩齐声说，你和赵正之谈话那天我们俩都在场，你们不是说到反右派是毛主席“引蛇出洞”，是“阳谋”什么的，他当时手指毛主席像说：“老狐狸！”经学生这么一提，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当时他的山东土话让我听做“老糊涂”了，我还说：“什么？老糊涂，他老人家不会糊涂的，还很英明呐！”他们俩也证实当时的确是这样的情况。
我心中有了底，于是，第二天主动去找工宣队坦白交代，详详细细汇报了那一次谈话的全过程，又说当时有两个学生在场，可以作证。后来工宣队果然找两个学生调查核实，他们反映的情况和我说的情况基本符合，这才把我放了。这次雷声大，雨点小，时间也短，如一阵大雷雨，过后我又出现在活动器具室时，许多老师觉得奇怪，怎么一下子“现反”一下子又不“现”了？正如儿戏！据说工宣队要两个学生写证明材料，学生也写了，送到黄农去，于是赵正之却变成“现反”被关了起来，后来又听说因证据不足，不了了之。
1971年一天早上，我在苍头街老倌店里吃面，吃完抬起头来，突然看见赵正之坐在我对面吃面。这正叫狭路相逢，你为自己立功脱罪，不惜诬陷朋友，也太卑鄙了！我一下子怒火冲天，怒目而视，威光逼人。他慌乱了，就想溜走。我上前一把拉住，说：“不要走，你这卑鄙小人！你给我一枪，我还一你炮；你给我一炮，我原子弹给你吃！”他畏缩着，落荒而逃。我原以为右派都是受冤屈的好人，看来也不尽然，正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知识分子的确要比卖柴朋友复杂得多，交友要交心，还是“白丁”情真，否则李白为什么说“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呢？
一边接受批斗，一边参加劳动，这日子一直到1972年，才允许我重上讲台，但不能教政治、语文，只能教历史、地理。到1973年才算可以教语文了，担任了高一两个班的语文课。经过这许多波折，当语文教学改革家、教育家的兴致早已荡然无存，对政治远避犹恐不及，教这些都是政治内容的语文，一不当心，抓住片言只字即可成“现反”，心有余悸，小心翼翼还恐尾巴夹之不紧，时时担惊受怕，还能教得好书吗？正是：工资二十四，日日受歧视；尊严扫地尽，能否为人师？
就是在这样的心情下，我筹办了一个街道厂，名为城关棋类制品厂。当时的动机是：一、教书工资太低，两个儿子逐渐长大，区区24元实在维持不了一家的生活；二、我的学生们对我很好，得为他们找个出路。这个厂就办在自己家里，放学以后、晚上、星期天才能为厂里工作，用的全是业余时间，寒暑假才有较多的时间，到外面去跑业务，推销产品，居然赚了一点钱。当时城关镇领导有两派，斗争很激烈，我坚持不卷入两派斗争，他们看我解决了一些社会青年的就业问题，双方都支持，都对我很好。这时我感受到当个小厂厂长也有好处：有钱，受群众拥护，不再受歧视受压制，比较自由。这些都是当教师远远无法企及的。
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接着是“四人帮”倒台，以前因“文革”所造成的大混乱致使人民生活极端贫困，我对中国的前途大为失望，这时春回大地，拨开乌云见太阳，觉得柳暗花明，前途一派大好，对中国政治产生了热切的期望，迸发出一股激情，不觉技痒，又拿起笔来写小说，一篇《夜半敲门》发表于《括苍》杂志，后来又写了一篇《校长的遭遇》。总之，一当生活稍稍安定，就忘不了刻骨铭心的作家梦，这时教书、办厂、写小说，虽忙却也自得其乐。虽然还是乍暖还寒时候，我却热切地盼望春回大地，预感到自己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在前头。
1978年早春二月，胡耀邦当上了党中央总书记，全国上下都在忙着平反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大快人心，大得人心。我得到这个好消息，意识到自己有出头之日了，立即跑到慈溪。这时的慈溪县委书记是高仁裕，就是当年支持文学创作者联谊会，支持我办《杜湖》杂志的文教部长高仁裕。高书记一见到我，满脸春色热情地握手寒喧：“啊呀，小池，这些年你到那里去了？”我说：“高书记，一言难尽，你是知道的，我戴上右派反革命帽子，劳动教养了五年，回乡后还受管制，当过农民，当过民办教师，养牛卖柴，什么都干过，受苦受难二十年。现在‘四人帮’倒了，党中央拨乱反正，我的冤案总该解决，《杜湖》问题总该平反，当时受《杜湖》问题牵连的一些同志也总该还他们一个公道了。”
高书记当即非常明确地答复：“《杜湖》问题是一场大冤案，当年还有人检举揭发我支持《杜湖》，是你们的后台，差点把我也卷进去，差点和你们一样也受迫害。历史已翻过了一页，关于《杜湖》问题，现在我们县委已经专门开会研究过一次，大家意见一致，我们很快就会有明确的结论。你放心回去，我们最近会把结论告诉你的，相信党一定会正确处理这些历史问题。”一席话使我如坐春风，终于拨云见日，还我公道。我愉快地向他告别，他握住我的手说：“小池，你是个人才，我早晚要把你弄回慈溪来！”我非常感激他的理解和赏识，二十年前支持我搞文学的好部长，今天，支持我平反的好书记，如果共产党的干部都是这样，何愁国家不兴旺发达！
果然，隔了三四个月，慈溪县纪委、组织部专案平反领导小组派了两位干部专程来黄岩，向我送达慈溪县法院的平反判决书：“经审查核实，写反动标语、参加圣母军、办《杜湖》反党等问题均属于子虚乌有，予以平反昭雪。”但是留了个尾巴，说我“错误言论很多”。只要大问题解决了，这些小问题也顾不得了，我庆幸自己终于得到平反。来人问我：“平反了，要不要复职？”我当时高兴得不知所以，随口回答：“不要，能平反就谢天谢地了！”他们觉得很奇怪，对我说：“所有平了反的人都要求复职的，只有你不要复职，为什么？”又非常善意地劝导我“好好考虑考虑，这是人生大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
又过了三四个月，慈溪再次派两位干部来送达第二次平反书，这次是所有“罪状”都一风吹，连“错误言论”也没有，彻底平反。还补发了一笔工资，虽然是象征性的，数字并不大，但情理可嘉，令人十分感动。他们同时还告诉我组织决定：必须复职。传达了高书记的原话：“回慈溪复职，安排相应的职务。”我内心非常感谢高书记，这位长我八岁口口声声叫我“小池”的兄长，二十年前热情扶植青年后进，二十年后对我关怀备至，使我深切地感受到人性的复苏，人格的尊严，正是“仁者爱人也”！共产党的领导就应当这样，共产党有这样的好干部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
听了他们的话，我激动得思潮起伏，但最后还是理智地答道：“慈溪是我走上工作岗位的地方，我爱他，把他当作第二故乡。不料却正是我最伤心的地方，太伤心了，我再也不愿回到触目皆伤心的地方。如果一定要复职，请为我联系黄岩县委，最好让我回故乡工作。”后来高书记等慈溪有关领导非常理解我的心情，谅解我的要求，为我多方联系，做了许多工作，黄岩终于同意接收，安排在城关镇工作。
二十年，整整二十年，七千三百多个含冤受屈的日日夜夜啊，终于拨云见日，终于平反昭雪！人生最宝贵的青年时期终于如一场恶梦，一去不复返！谁来为我的青春“买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