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启宇：陈元光笔下新城即古厦门岛新城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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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元光笔下新城即古厦门岛新城考

一

1973年，在泉州石井发现一座唐墓，出土一块墓志铭，这块墓志铭长54厘米,宽41.5厘米,厚4.5厘米,顶部用篆体横书“唐许氏故陈夫人墓志”，正文为楷体竖排，字迹清晰可辨。根据这块墓志铭的记载，墓主人姓陈，系给事郎、泉州府参军许元蕳的夫人，逝世于唐大中十一年（857年）。其高祖为长乐县令，秩满后迁居福唐（今福清市）。其曾祖名陈僖，喜欢结交豪杰，故“门有敢死之士”，为“闽中豪族”。当时的闽侯有“问鼎之意，欲引为谋”。陈僖不愿意参与其事，便暗中建造船只，率领全家“宵遁于清源之南界，海之中洲，曰新城，即今之嘉禾里也。”当时的厦门岛 “四向沧波，非利涉之舟，人所罕到。”陈僖率全家登岛之后，“度地形势，察物优宜……发川为田，垦原为园，郡给券焉。家丰业厚，又为清源之最。”根据该墓志所提供的陈僖家族世系传承情况，史学界由此推算厦门岛大约在唐天宝末年（755年）前后被称为新城，而最迟在唐大中十一年已称为嘉禾里[1]。

    陈僖家族在今湖里区范围内从事大规模农业开发，奠定了厦门岛农耕经济的基础。所以新编《湖里区志》称湖里区为厦门岛农耕经济的摇篮。《唐许氏故陈夫人墓志》提供的信息彻底颠覆了厦门岛“宋名嘉禾里，以产嘉禾得名”以及“宋太平兴国时产嘉禾，一茎数穗，故名”[2]的说法，无疑是弥足珍贵的。但这方墓志铭没有告诉我们：嘉禾屿即古厦门岛什么时候开始称为新城。
    开漳圣王陈元光的五言古诗《漳州新城秋宴》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二

    陈元光的五言古诗《漳州新城秋宴》全文如下：

地险行台壮，天清景幕新。鸿飞青嶂杳，鹭点碧波真。风肃天如水，霜高月散银。婵娟争泼眼，廉洁正成邻。东涌沧溟玉，西呈翠巘珍。画船拖素练，朱榭映红云。琥珀杯方酌，鲛绡席未尘。秦箫吹引凤，邹律奏生春。缥缈纤歌遏，婆娑妙舞神。会知冥漠处，百怪恼精魂。”[3]

关于陈元光的这首诗，漳州文史界已经有过多次讨论。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基本上可以确定为设立漳州至陈元光战死即唐垂拱四年至唐景云二年间（688—711年），讨论的焦点在新城位于何处。大部分的探讨将新城做“新筑城防”来解释,将“漳州新城”理解为漳州新建的城防。但这一时期的漳州治所设在今云霄县境域，无论是从实地考察还是史籍记载，陈元光时期的漳州从未修筑过城防。因此，陈元光诗中的新城无从查考。实际上，《漳州新城秋宴》开篇首句“地险行台壮”就否定了此前关于新城的种种推定，也否定了近年来出现的关于新城在古漳州治所即今云霄县西林镇的猜测。新城指的是某处行台。据地方典籍记载，陈元光奏立漳州之后，“奏立行台于四境，四时躬自巡逻，命将分戍其地”。行台，此处指地方大吏设置的官署或居住之处；四境，本意是四方之境。后人不察，将“四境”解释为四处，从而切断了新城与行台的联系[4]。

假如我们把视线投放到陈元光时期，可以发现，当时的泉州治所还在今福州，位于“泉（州）”、“潮（州）”之间的漳州，管辖范围 “东距泉、建，西逾潮、广，南接岛峙，北抵虔、抚” [5]，比今之漳州大得多。

从地理位置来看，厦门岛位于九龙江出海口西边，与漳州平原东部海滨只有一海之隔。如果风平浪静，从漳州平原东部尽头海滨乘船到厦门岛并不是什么难事。赶上涨潮，船可以从筼筜港直达小岛的中心地带。民国之前的厦门岛长期属于泉州府同安县，但在陈元光时期，不但没有同安县，连同安县的前身大同场也是百年之后的唐贞元十九年（803年）才设置。在制海能力极为薄弱的唐代，像厦门岛这样的小岛属于治所在今福州的泉州还是属于漳州，恐怕都是两可之事。因此，古厦门岛作为漳州的“四境”之一，在岛上设立行台并不是没有可能的。

从军事的角度看，陈元光虽平定了“蛮獠啸乱”，但“蛮獠”并未被全部降服，其中的部分人或躲进深山，或潜入海岛，故闽南历史上有“山畬水疍”的说法。因此，陈元光的防务范围“南接岛峙”并非随意之说，而是确有所指。位于漳、泉之间的厦门岛自古以来就被称为“雄视漳泉”，不仅是同安的“门户之防”，而且是“漳郡之咽喉”[6]，在这样的地方布兵设防，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城”的现代词义作都邑、城防之类的解释。但在唐代，要塞、设守之处都可以称为“城”。《新唐书·兵志》载道：“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7]。依照历史记载，陈元光的部属原先主要集结在闽粤边界一带，大规模的作战结束之后，特别是漳州设立之后，应该分散到各地执行防务。被派驻古厦门岛的将士初来乍到，新接触海岛环境，将戍守之处称为“新城”，也在情理之中。身为漳州刺史的陈元光将其部将戍守的新城称为“漳州新城”，更是理所当然。历史上，在军事防务方面，厦门岛与漳州有着极深的渊源。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福建南路参将从漳州移驻嘉禾屿（时称中左所），负责祥芝以南至诏安海域的防务[8]。民国时期，这一海域的防务很长的一段时间由驻厦门岛的海军漳厦警备司令部负责[9]。

实际上，陈元光的《漳州新城秋宴》已经包含不少有相当有价值的信息。诗作开篇“地险行台壮”明确交代：新城并非在漳州治所的所在地，而是在陈元光所设的行台。从诗作的景物描写来看，这处行台与古厦门岛的特点有多处暗合：诗作中描写这一行台“地险”即地势险要。在古代兵家眼中，像古厦门岛这样的岛屿四面临水，设有紧急情况，无从退避，亦无从增援，被视为险地。此为暗合一。诗作中还有“鸿飞青嶂杳，鹭点碧波真”、“东涌沧溟玉，西呈翠巘珍”、“画船拖素练”、“鲛绡席未尘”等诗句，均有显著的岛屿特色，此为暗合二。其中的“鹭点碧波真”与厦门岛别称鹭岛、厦鼓海域别称鹭江有异曲共工之妙，此为暗合三。诗中关于行台所在地地形特征的描述与厦门岛牛家村古村落的地理位置极为相似。牛家村古代为厦门岛东渡漳州的渡口，故后称东渡。这个村落东面临海，西面紧贴小文圃山（今称仙岳山、狐尾山），与诗作中“东涌沧溟玉，西呈翠巘珍”的描写毫无二致，此为暗合四。诗作的标题则径直点明：这处行台称为“新城”。而据《唐许氏故陈夫人墓志》所载推算，古厦门岛在唐天宝末年（755年）前后已经被称为新城，距陈元光在唐垂拱四年至唐景云二年间（688—711年）作《漳州新城秋宴》的时间相差仅五六十年，陈夫人墓志和陈元光诗作同时出现“新城”，岂止是暗合，简直可以称作近乎确凿的证据了。

三

关于唐代漳州新城与唐代嘉禾新城的关系，还有两个问题需要理清。

一是既然陈元光时期的古厦门岛属于漳州，为何后来划归泉州？

如前所述，古厦门岛属于漳州管辖，主要是从军事防务方面考虑。而在军事防务方面，戍守据点的设置与撤销往往是视实际需要而定的。陈僖家族于唐天宝末年（755年）前后登陆新城时，漳州平原的局势已经有了较大的好转，为了节省开支，很有可能裁撤设在古厦门岛的戍守据点。但这只是一种推测。《唐许氏故陈夫人墓志》提供了另一个更为可靠的答案。据该墓志所载，陈僖家族登陆新城后，在岛上进行较大规模的开发。根据唐初奖励垦荒的规定，垦荒初期免交税赋，若干年后向官府登记并缴纳一定数量的田租，该地便成为开垦者的私有财产。这就是该墓志中所说的“郡给券焉”的意思，“券”即地券、地契。这个给陈僖家族发放地券的“郡”是什么郡呢？该墓志称陈僖家族“家丰业厚，又为清源之最”，可见为清源郡。清源郡即治所设在今晋江的泉州，设立于陈元光战死的唐景云二年（711年），唐天宝元年（742年）改设清源郡，唐乾元元年（758年）复称泉州。陈僖家族为什么会到清源郡去登记土地呢？一个原因可能是设立清源郡时与漳州商定了分界线；另一个原因是陈氏家族与泉州府官员素有交往，陈氏迁厦门岛始祖陈僖的父亲就是泉州（治所在今福州）所辖长乐县县令，陈家长期与泉州官府交往密切，这一点从陈夫人的丈夫是泉州府参军可以得到佐证，衙中有人好办事，所以到清源郡即泉州登记。古厦门岛划入泉州管辖范围即在泉州称为清源郡时期，即唐天宝元年至唐乾元元年前一年（742至757年）。

另一个问题是陈元光诗作《漳州新城秋宴》的真伪。史学界对于陈元光有着种种质疑。但仅就本诗而言，伪作的可能性是极少的。首先，由于陈元光任漳州刺史期间未曾有过建城之举，在本文发表之前，史学界对于“漳州新城”的概念及所在地长久以来未能做出明确的界定。假如真有人企图造假，肯定会选择已经确定的事物作为对象，以便营造“确有其事”的效果，不会生造出一个无法确定的对象作为标题。仅从这一方面考虑，就可以断定《漳州新城秋宴》确实为陈元光所作。其次，本文引用的《漳州新城秋宴》出自唐代文学研究大家陈尚君选编、中华书局出版的《全唐诗补编》，选编者及出版机构均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在未发现确凿的证伪根据之前，其真实性应该是不容置疑的。                    

四

结论：陈元光诗作《漳州新城秋宴》中所描写的“漳州新城”即《唐许氏故陈夫人墓志》所载的“嘉禾新城”，即今之厦门岛，由此可以推断陈元光曾在古厦门岛设置过行台；因为诗作描写的是漳州设立之后的宴会，故起始时间定为漳州设立之时即唐垂拱四年（688年），又因为诗的作者为陈元光，故时间下限定为陈元光逝世之年即唐景云二年（711年）。综上所述，厦门岛被称为新城的时间可以上溯至唐垂拱四年至唐景云二年间（688—711年）；厦门岛划归泉州的时间则为唐天宝元年至唐乾元元年前一年（742至757年）。

注释：略

    （注：本文原标题为《唐代漳州新城即唐代嘉禾新城考》，原载《福建史志》2014年第6期，本文为最新修订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