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启宇：纪念朱熹同安任职86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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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朱熹同安任职865周年小序

李启宇

公元1253年（宋绍兴二十三年）旧历七月初，年方廿四的进士朱熹莅临同安，开始其人生首仕生涯。五载光阴，留下“紫阳过化”的美名。今天的同安、翔安二区，与朱熹有关的遗址不下数十个，其中以朱熹名义设立的书院就有两个，与朱熹有关的故事也广为流传。但是，说起同安任职五年在朱子学说形成过程中的所起的作用，知晓者便寥寥无几。2013年我在厦门市图书馆开讲《纪念朱熹同安任职860周年》时，甚至有人当场发表“朱熹的思想严重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言论，社会上持这一观点的人恐怕还不在少数。其实，这些人未免把朱熹看得太重了。朱熹尽管被尊为教育家、哲学家、思想家、理学家、南宋之后儒学的集大成者，但其本色还是一介文人，地位在他之上的官僚们动一动手就足以将他压成齑粉，有何能力“阻碍”社会的发展。朱熹的学说究其根本，无非是秉承儒家“诚心敬意治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教人“进如何当好官，退如何当好人”的道理。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朱熹的一些理念、说法确实该被淘汰，但其核心内容至今仍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2018年是朱熹同安任职865周年的纪念年份。特将2009年撰写、后经多次修改的《朱子学奠基在同安》，以及前些年发表在《厦门文艺》上的《朱熹的两篇短文》、《宋儒许顺之》，连同两年前发表在《厦门晚报》上的《朱熹推崇苏颂》、《朱熹金榜山诗文考辨》发到博客上，以纪念这位文化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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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朱熹同安任职865周年之一·

                      朱子学奠基在同安

                          李启宇

朱熹是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继孔子、孟子之后最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朱熹的思想成为中国宋元以来历朝历代的主导思想。朱熹曾任同安县主簿兼领学事。明代同安著名学者林希元在重印朱熹任职同安期间所著文集《大同集》的序言中指出：“朱熹----绍兴十八年登进士第，二十二年授同安县主簿，二十三年莅任，时年二十有四，尚在志学之日，然其所为文字已如老成人。其教人无非格言至论，其与诸生辨疑解惑，皆有以发前圣之微旨，足为后学之印证，虽其晚年所就曾不能大有加于旧。”（1）林希元关于朱熹“虽其晚年所就曾不能大有加于旧”的结论似乎有失偏颇。朱熹思想进入成熟期是在中晚年，主要活动地点在闽北武夷山一带。但林希元对朱熹在同安任职期间的学术成就的评价应该是十分中肯的。朱熹思想的转型与初步成型，确确实实发生在同安任职期间。

朱熹在其父朱松逝世之后，求学于刘勉之、刘子翚、胡宪之门。刘子翚、胡宪既崇敬程颐、程颢的理学，又笃信释氏之说。受其师影响，朱熹对释氏之说亦十分兴趣，自称“虽释老之学，亦必究其归趣。”直至十九岁考中进士后，还宣称是根据某僧人所传授的意思稍加发挥而考中的。

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朱熹到同安赴任之时，顺道前往剑浦县崇仁里樟林（樟岚）乡（今南平市延平区炉下镇下岚村）拜见李侗。李侗和朱熹的父亲朱松是闽学第二代传人罗从彦的门生。朱松去世后，成为硕果仅存的闽学第三代传人。但当时的李侗避居山村，毫无气焰，不为世人所知。闽学面临断代的危机。两人会面时，李侗对朱熹持释氏之说大加否定，但又未详细论述，只叫朱熹“看圣贤言语”。

樟林拜见李侗之后，朱熹即到同安任职，时为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七月。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朱熹任职期满，因继任者未到职，朱熹在同安呆到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冬十一月才离职返回建州崇安。

同安任职的五年，是朱熹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一段岁月。朱熹的门生赵师夏说：“文公领簿同安，反复延平之言，若有所得。于是尽弃所学而师事焉。”（2）《延平答問》收有李侗丁丑年即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六月二十六日写给朱熹的书信：“承諭涵養用力處，足見近來好學之篤也，甚慰甚慰。”（3） 可见这一时期的的朱熹，已经正式成为李侗的弟子。就代系传承的角度而言，朱熹在同安任职期间正式成为闽学的第四代传人。更重要的是，在这期间，朱熹开始清理自己的学术思想，并初步构建起朱子学的理论架构。



·完成逃禅入世、皈依儒学的思想转变·

樟林会面时，李侗批评朱熹“汝恁地悬空理会得许多。面前事却理会不得。道亦无元妙，只在日用间着实做功夫处理会便自见得。”（4）又对朱熹持释氏之说大加否定，但不曾详细论述，只叫朱熹“看圣贤言语”。

朱熹一到同安上任，马上就面临释氏之说与现实的矛盾。由于主簿所管乃一县之财货收入，与现实生活中的生产以及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如果用释氏之说逃世、避世的态度对待，势必一事无成。这使得他切身体验到李侗所说的“在日用间着实做功夫”的深刻含义。加上朱熹身上具有浓厚的亲民、爱民的思想基础，使得他无法脱离现实，而是忠于职守，体恤民情，事必躬亲。他亲自勘察地形，主持开掘“八卦涵”，引导农民种树防风、开渠抗旱。据传，同安沿海多旱，朱熹所到之处，谆谆嘱咐百姓要多备戽斗、畚箕等抗旱工具；同安山区常有山洪爆发，朱熹所到之处，便谆谆嘱咐乡亲多备锄头、畚箕，以便筑堤防洪。因此同安沿海民间至今流传“朱熹朱熹，戽斗畚箕”的民谚，山区则流传“朱熹朱熹，锄头畚箕”。足见此时的朱熹已经摆脱了消极无为的释氏之说，树立了积极入世、奋发有为的人生观。

除了深入民间、介入俗世之外，朱熹在同安还根据李侗的教诲，认真“将圣贤书来读。读来读去，一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却回头看释氏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5）

宋绍兴年间，同安的著名佛寺梵天寺已经颇具规模。朱熹因为种种原因几次到过梵天寺，并留下几首诗歌。但在诗句中，朱熹只把寺庙作为景物描写，没有表现出对释氏之说的赞扬。他在《题梵天方丈壁》一诗中写道：“输尽王租生理微，野僧行乞暮还归。山空日落无钟鼓，只有虚堂蝙蝠飞。”（6）从诗中“生理微”、“野僧行乞”、“无钟鼓”、“虚堂蝙蝠飞”等用词不难看出此时的朱熹对释氏之说的冷漠和贬低。

民国《同安县志》收入了朱熹所作的一篇题为《鼓铭》的短文，全文只有22个字：“击之镗兮，朝既旸兮，巧趋跄兮。德音将兮，思与子偕响兮。” （7）这篇朱熹所作的最短的文章借助朝阳中鼓声轰鸣的场面，形象地宣告了朱熹与释氏之说的决裂，“思与子偕响”的章句无疑是朱熹决心在人生大舞台上有所作为的誓词。

逃出释氏之说的朱熹以一种欢快的心情投入世俗的生活。他在《小盈道上偶成》一诗中写道：“今朝行役是登临，极目郊原快赏心。却笑从前嫌俗事，一春牢落闭门深。”（8）

朱熹的父亲朱松是闽学第二代传人罗从彦的门生，和李侗是同门学友，因此朱熹自小接受儒学的浸润，具备较深厚的儒学根基。从释氏之说的谬误中解脱出来的朱熹彻底地转向儒家的圣贤学说。

儒家不信佛、不信道，但并非没有信仰。儒家的信仰是一种精神追求。儒家崇拜孔子，但并不将孔子视为可以驱邪赐福保平安之类的神明，而是因为孔子是他们的“先圣先师”，代表着儒家精神追求的最高境界。同安任职期间的朱熹，凡有重大活动，都要具文祭告先圣。他为“道学渊深，履行纯固”的苏颂建造祠堂，竣工后“以舍菜之礼，告于先圣先师之神”；同安县举行“乡饮酒”之礼时仪式混乱、违背规制，朱熹痛心疾首，与县学诸生员重行舍菜之礼，并具文“虔告”先圣；县学中有生员行为不端，被剥夺生员资格，朱熹亦具文祭告先圣，并以“能行寡薄，治教不孚”自责。此时的朱熹，已经将孔子“先圣先师”的法则认定为不可不尊的“遗后世法”，他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出自内心的。他在《县学教思堂作》一诗中写道：“吏局了无事，黉舍终日闲。庭树秋风至，凉气满窗间。高阁当文吏，诸生时往还。纵谈忽忘倦，时观非云悭。咏归同与点，坐忘庶希颜。尘累日以销，何必棲空山。”（9）诗中充满对孔子弟子满庭、谈笑答对的生活方式的羡慕与向往。



·开始思考并初步形成朱子学的基本理论架构·

朱熹在《同安县谕学者》一文中说：“古人之学……所以孜孜焉爱日不倦，以致乎死而后已者，果何为而然哉？”他认为，“古人所以为学，则将有欲罢而不能者”。在朱熹看来，这种让古人“欲罢而不能者”的东西就是“理义”。朱熹在同安任职时就领悟到：不管是小学还是大学，“非独教之，必将有以养之也……盖理义以养其心，声音以养其耳，采色以养其目，舞蹈、登降、疾徐、俯仰以养其血脉，以至于左右起居、盘盂几杖有铭有戒，其所以养之之具……至推其本，则理义之所以养其心者故在也。”他认为，通晓“理义养心之术”是学者成为君子的唯一途径，因此“学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义之不足以悦其心。”（10）朱熹在同安将“理义”归结为儒家教学育人的根本，后来又有“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性只是理”、“天理人欲”、“居敬穷理”等理论上的概括。朱熹被尊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朱子学被称之为理学。而朱熹 “理学”的开端，实在是始于同安任职期间关于“理义”的思考。

朱熹格物致知的思维方法也是在同安开始形成。朱熹自小就有勤学好问、凡是必探明究竟的秉性。五六岁时，父亲告诉他头顶上有天，他随即问道：天为何物？天外又有何物？到同安任主簿兼领学事是朱熹走向社会、步入仕途的第一站，他的勤学好问、凡事必探明究竟的秉性在同安任职期间得到充分的发挥。主簿为一县赋税主管，一般庸官都把具体事务交给下属办理，朱熹却十分认真。他不仅过问赋税总收入，还逐日点对账目；追税必先期出榜告示，缴税缘由、对象、例则（即标准）、期限均一一事先说明；税赋缴纳多寡与县民生产情况息息相关，朱熹便深入民间村舍，了解民情，帮助农民解决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对所接触到的事物追根究底从而获得真知的过程显然使年轻的朱熹感到心情愉悦。他在《试院即事》一诗中写道：“披衣步前除，悟物怀真心。淡泊方自适，好鸟鸣高林。”在《再至同安寄民舍居》一诗中写道：“晨兴吟诵余，体物随所安。杜门不复出，悠然得真欢。”（11）前诗的“悟物怀真心”和后诗的“体物随所安”说明此时的朱熹已经认识到：感悟事物之时必须正心诚意，不能有先入之见；体验事物时必须顺从事物自身的规律，不能游离于事物之外。这种境界正是格物致知的思想基础。

礼仪是儒学的传统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朱熹关于礼仪的思考，在同安任职期间就相当成熟。他不仅上书朝廷请求编修《周礼》《仪礼》和《礼记》，聘请柯国材在县学中讲授《礼记》并为他撰文鼓吹，而且亲自动手编修《家礼》一书。朱熹在《家礼》中对家庭老幼尊卑之间的名分、人生礼仪的形式作出详尽的规定。他在《家礼序》中写道：“凡礼有本有文，自其施于家者言之，则名分之守、爱敬之，实其本也；冠婚丧祭、仪章度数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体，固不可以一日而不修其文。”（12）也就是说，他编修《家礼》的目的是通过强调日常的礼仪形式，达到在家族中提倡遵守名分、爱幼敬老的目的。

《家礼》最终成书是在宋乾道六年（1170年）。但其编写或其部分内容的编写始于朱熹同安任职期间则是有确凿证据的。朱熹任职时期的同安，男女婚嫁没有一定的仪式，所谓“引伴为妻，习以成风”。也就是男女只要住到一起，就算是结婚了。不但违背传统的礼法，而且很容易发生纠纷，甚至引发命案。朱熹禀报上司，根据《政和五礼新仪》，制定并颁布适合民间的婚娶仪式，约束施行。《朱子全集》中收有朱熹在同安撰写的《申严婚礼状》。朱熹规范民间礼俗的做法在同安影响极深，也成为日后朱子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基本形成朱子学派的传道模式·

朱子学之所以发展成为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学派，同朱子学派善于办学讲学有很大关系，而朱子学派的传道模式在朱熹任职同安期间就基本形成。

朱熹在同安兼管县学。当时的县学已经被纳入科举的框框。朱熹对县学应付科举的弊端看得十分透彻。他在《同安县谕学者》一文中明确指出：“今之世，父所以诏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师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学，舍科举之业则无为也。”（13）在《谕诸生》一文中，朱熹痛心地指出：“自学绝而道丧，至今千有余年。学校之宫，有教养之名，而无教之养之之实。学者挟策而相与嬉其间，其杰然者乃知以干禄蹈利为事。至于语圣贤之余旨，究学问之本原，则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14）也就是说，当时的县学，即便是“杰出者”，也只懂得获取利禄，对于“圣贤之余旨”、“学问之本原”则是完全无所用心。朱熹认为，办学的关键在于宗旨。他在《补试榜谕》中“劝谕县之父兄，有爱其弟子之心者，其为求名师良友，使之究义理之指归，而习为孝弟驯谨之行，以诚其身而已。禄爵之不至，名誉之不闻，非所忧也。”（15）为了实践自己的办学主旨，朱熹注意采访，聘请“议论纯正”、“操履坚悫”的学者到县学中任教，还亲自给县学的生员上课，以实践自己的办学理念。朱熹离开同安之后的几次短暂出任官职时，无时不忘办学——知南康军时整顿军学、复建白鹿洞书院，知漳州时整顿军学、创办丹霞书院，知潭州兼荆湖南路转运使时修复岳麓书院、亲往讲学，这一重学传统始于同安。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冬十一月离开同安之时，同安人许升因为朱熹在县学中开讲的课程尚未讲完，跟着朱熹远赴闽北，完成学业。因为有这段经历，许升继成为朱熹首批官学学生之后，成为朱熹居家授徒的第一位门生。朱熹因为许升，开启了居家讲学的理学传播模式。离开同安之后的朱熹的大部分岁月都用在办学讲学方面，先后创办了武夷精舍、寒泉精舍、沧州精舍等讲学之所，弟子达千余人，形成影响深远的朱子学派。朱子学派的传道模式在朱熹同安任职期间就已经初见端倪。







注  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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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朱熹同安任职865周年之二·



朱熹的两篇短文

李启宇



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朱熹到泉州府同安县（今厦门市同安区）任主簿兼管儒学，相当于当今分管财政兼教育的县级佐官。朱熹在同安期间，留下许多诗文。后人将朱熹的这些作品汇集成册，题为《大同集》，刊印行世。先哲的雪泥鸿爪，在865年后的今天读来，仍具有一种摄人心魄的魅力。

在《大同集》的作品中，朱熹写于到任初期和离任时的两篇短文最值得注意。

到任初期的作品题为《鼓铭》，全文只有22个字：“击之镗兮，朝既旸兮，巧趋跄兮。德音将兮，思与子偕响兮。”（1）意译为现代文，简直是一篇漂亮的短诗：敲打撞击/璀璨霞光中/击鼓人步法腾挪/身姿矫健/美好的名声永远流传/我渴望和你一起轰响

《鼓铭》可以说是朱熹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座里程碑。

朱熹18岁考中建州（治所在今建瓯市）乡贡进士，19岁考中进士，虽然到23岁时才获任命，24岁才正式上任，但足以称作少年才俊、春风得意了。

六月里，朱熹从建州启程到同安赴任。途经剑浦时，想起崇仁里樟林（樟岚）乡（今南平市延平区炉下镇下岚村）有一位父亲的生前好友，便决定前往拜访。

朱熹前往拜访的这人叫李侗，与朱熹的父亲朱松同为沙县人罗从彦的门下弟子。朱熹去拜访李侗，一方面是尽到晚辈的礼节，但应该也有向这位长辈“报喜”的成分。朱熹滔滔不绝地告诉李侗：自己兴趣广泛，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他说，几年前，曾向一位和尚请教“释氏之学”，后来考进士时，就是依照那位位和尚所说，胡乱发挥一通，竟然考上了。言语之间，不无志得意满之感。但李侗显然不大看重朱熹在仕途上的斩获，对朱熹的做学问的态度、方法也不以为然。据朱熹后来的回忆，他和李侗见面时，“每诵其所闻”，李侗都“莫之许也。”对于释氏之说，李侗则“极言其不是”，始终持否定态度。朱熹很想和李侗辩个水落石出，但李侗似乎不屑多说，只叫朱熹去看圣贤的书。

    到同安上任之后，朱熹对于与李侗的樟林会面仍耿耿于怀。一方面，由于18岁成为乡贡进士、19岁进士及第，朱熹被视为建州的少年才俊，从来没有遇到过哪一个人敢像李侗那样，对其成就视若无睹、对其治学全盘否定的。另一方面，朱熹自小就喜欢追根寻底。五六岁时父亲教他习字，手指头顶说这是“天”，朱熹仰头一看，问道：“天上有什么？”樟林会见李侗，李侗没有说明朱熹错在何处，只叫他去看圣贤的书。这倒激发了朱熹的好奇心。他决心弄个明白：圣贤的书到底说些什么。

朱熹日后回忆：他到同安之后，“将圣贤书来读。读来读去，一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却回头看释氏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他突然产生了一种“一旦豁然贯通焉”之感，对李侗的感激、崇拜之情油然而生，“于是尽弃所学而师事焉”。

朱熹任职同安期间与李侗的这段师生情缘，可以列为中国哲学史的一件大事。儒家学说在宋代被称为理学。程颢、程颐的理学传入福建后称为闽学，史称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为闽学四贤。闽学传至李侗时，由于李侗蛰居乡间，身世萧条，闽学处于后继无人的窘境。朱熹拜师李侗，不仅完成了闽学四贤的代系传承。之后，朱熹成为闽学的集大成者，完成了闽学的系统化，使闽学具备了走向全国的理论特质。

当然，年轻的朱熹根本想不到自己拜李侗为师能有什么惊世传史的价值。他只是由衷地高兴。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也。”而“闻道”之关键在于“得师”。朱熹在父亲逝世之后，先后得到包括儒、释、道在内的多位学者的指点，但从没有一个能像李侗那样能一言点中他治学的“死穴”，指引他走上正道。

樟林会面时，李侗还批评朱熹“汝恁地悬空理会得许多。面前事却理会不得”，要他“在日用间着实做功夫”。朱熹一到同安上任，马上面临释氏之说与现实的矛盾。由于主簿所管乃一县之财货收入，与现实生活中的生产以及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如果用释氏之说逃世、避世的态度对待，势必一事无成。这使得他切身体验到李侗所说的“在日用间着实做功夫”的深刻含义。加上朱熹身上具有浓厚的亲民、爱民的思想基础，使得他无法脱离现实，而是忠于职守，体恤民情，事必躬亲。主簿为一县赋税主管，一般庸官都把具体事务交给下属办理，朱熹却十分认真。他不仅过问赋税总收入，还逐日点对账目；追税必先期出榜告示，缴税缘由、对象、例则（即标准）、期限均一一事先说明；税赋缴纳多寡与县民生产情况息息相关，朱熹便深入民间村舍，了解民情，帮助农民解决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他亲自勘察地形，主持开掘“八卦沟”，引导农民种树防风、开渠抗旱。据传，同安沿海多旱，朱熹所到之处，谆谆嘱咐百姓要多备戽斗、畚箕等抗旱工具；同安山区常有山洪爆发，朱熹所到之处，便谆谆嘱咐乡亲多备锄头、畚箕，以便筑堤防洪。因此同安沿海民间至今流传“朱熹朱熹，戽斗畚箕”的民谚，山区则流传“朱熹朱熹，锄头畚箕”。足见此时的朱熹已经摆脱了消极无为的释氏之说，树立了积极入世、奋发有为的人生观。

旧时县衙升堂要敲击升堂鼓。一天早晨，朱熹进入县衙大堂，看到鼓手在阳光照耀下奋力击鼓的场景，不禁为之所动，便写下这篇篇题为《鼓铭》的励志短文。

这篇朱熹所作的最短的文章借助朝阳中鼓声轰鸣的场面，形象地宣告了朱熹与释氏之说的决裂，“思与子偕响”的章句无疑是朱熹决心在人生大舞台上有所作为的誓词。

与有所作为的志向一样令人感佩的是朱熹孜孜不倦的精神追求。他的最大嗜好便是读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礼记》……他如饥似渴地汲取先贤传承下来的心灵甘露，但并不囫囵吞枣，而是细细体验，倘有心得，便提笔记下。中年之后的朱熹多次向门生回忆起当年在同安夤夜开卷的情景，并总结出读书要“心到、眼到、口到”的经验。

朱熹在同安兼管县学。当时的县学已经被纳入科举的框框。朱熹对县学应付科举的弊端看得十分透彻，对之深恶痛绝。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明白“义理”的终极要求，把握“圣贤之余旨”，探究“学问之本原”，而不是为了追求功名利禄。朱熹在同安任职期间养成的注重精神追求的个性，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朱熹从19岁进士及第，到68岁被贬为“伪学”遭到罢官夺职，50年间只有9年出任官职、立朝40天，其余的时间都用来著书立说、办学传道，成就了一代大师的风范。但他万万想不到的是：他为了传道穷理而苦心经营的《四书集注》，在他死后却被列为科举考试的必读教材，成为追求功名利禄的敲门砖。

儒家不信佛、不信道，但并非没有信仰。儒家的信仰是一种精神追求。儒家崇拜孔子，但并不将孔子视为可以驱邪赐福保平安之类的神明，而是因为孔子是他们的“先圣先师”，代表着儒家精神追求的最高境界。同安任职期间的朱熹，凡有重大活动，都要具文祭告先圣。他为“道学渊深，履行纯固”的苏颂建造祠堂，竣工后“以舍菜之礼，告于先圣先师之神”；同安县举行“乡饮酒”之礼时仪式混乱、违背规制，朱熹痛心疾首，与县学诸生员重行舍菜之礼，并具文“虔告”先圣；县学中有生员行为不端，被剥夺生员资格，朱熹亦具文祭告先圣，并以“能行寡薄，治教不孚”自责。

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冬十一月，朱熹离任时又到孔庙祭拜孔子，并写下43字的《辞先圣文》：“熹袛服厥事，于兹五年，业荒行隳，过咎日积。虽逭厥罚，何慊于心。辞吏告归，愧仰崇仞。谨告。”（2）

盘点朱熹在同安任职期间的作为，堪称夙孚民望，因而后世有“紫阳过化”的赞誉。但朱熹对自己并不满意。他在《辞先圣文》中说：自己到同安服务5年，没有什么作为，犯下不少过错。虽然侥幸逃避了惩罚，但内心十分不安。告别之际，面对先圣崇高的形象，惭愧不已。

当年的朱熹为什么如此苛责自己？我想，这也许同朱熹离任那年发生的匪情有关。《同安县志》记载：“宋绍兴二十七年夏，有警。主簿朱熹与监税曹沆完守却之。”依照儒家理政的要求，管理百姓一是“富之”，二是“教之”。而朱熹充当主簿的同安，竟然发生百姓为匪、攻打县城的事，足见民生之艰辛、民心之浇漓。虽然朱熹只是个佐官，不能将百姓既不富、又失教的责任全部归咎于他。但对于上任之初就立志有一番作为的朱熹而言，离任之时的这次匪警在他内心引起的震撼是不可低估的。当然，朱熹和他的同事最终击退了来犯的盗匪，守住了城池。善于作文的朱熹完全可以“把坏事变为好事”，把自己写成不避刀矢、身先士卒的“御匪英雄”。但朱熹留下的却是一篇严厉自责的《辞先圣文》。即便我们对于这篇短文的写作动机只是一种推测，但仅就短文本身，就足以彰显年轻的朱熹对自己的要求是何其严格。这样的一篇离任告白，足以使古今沽名钓誉之徒羞愧无地。



注释:

    1. 民国版《同安县志》卷之二十五《艺文》第74页。

    2. 《朱子全书》第24册第40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

社2002年1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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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三、之四，原作者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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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推崇苏颂

                             李启宇



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朱熹出任同安县主簿兼领学事。此时距苏颂辞世刚刚50年。由于苏颂系其父苏绅寓居扬州时出世，逝世后葬在镇江。县人对于苏颂相当陌生。不但一般人对苏颂的行状“弗克究知”，就连苏姓家族的子弟，也不知道苏颂之所作所为。朱熹对此深感痛心，当即禀报上司，在县学中设立“苏公祠”，“岁时与学官弟子拜祀焉”。苏公祠建成后，朱熹郑重其事地撰写了一篇《奉安苏公祠告先圣文》(1)，在孔子的神位之前举办舍菜之礼，向孔老夫子的在天之灵禀报此事。所谓“舍菜之礼”，为祭拜孔子的专用礼仪，又称“释菜之礼”，即用芹、葱等蔬菜为祭品，拜祀孔子。“芹”寓意勤奋，“葱”寓意“聪慧”。

建苏公祠而特意向至圣先师祭告，可见苏颂在朱熹心目中的地位之高。朱熹游学时期，就知道苏颂“道学渊深，履行纯固，天下学士大夫所宗仰”（2）。然而“天下学士大夫”秉性各异，宗仰之心也各不相同。有人宗仰苏颂经历五任皇帝，而能全身而退，无疾而终；有人宗仰苏颂生前贵为宰相，死后获赠魏国公，可谓生得富贵，死被哀荣；有人宗仰苏颂主持建造水运仪象台、主持编著《本草图经》，留下身前身后名。

    朱熹推崇苏颂的原因与常人不同。他在建造苏公祠后撰写的《苏宰相祠记（3）一文中，对苏颂的职位、主持科研所获成就几乎一字不提，只说苏颂是个“博洽古今，通知典故”的“伟然君子长者”。然后写道：王安石任宰相时想要破格提拔一个亲信，皇帝也已经同意了。时任知制诰即代替皇上制作文书的苏颂认为“其人不可用”，而且被提拔的人从地方官州通判直接提拔为朝中重臣是严重违反规制的，如果让其得逞，将为“奔竞之人，希望不次之擢”开启“宠幸之门”，因此拒绝草拟文书。实际上，在苏颂之前已经有一个知制诰因为抗命被罢官，苏颂抗命的下场可想而知。但苏颂“不自悔，守益坚”。可贵的是，苏颂此种作为并非一时一事的心血来潮，而是“始终大节，章章如是”。朱熹因此引发深思：“世之学者，或有所怵于外，则眩而失其守。如公学至矣，又能守之，终其身一不变，此士君子之所难”。朱熹的想法大致是：有的学者折服于外来的因素而迷失方向，丧失立场操守。像苏颂这样学问高明，又能坚守立场操守，一辈子不改变，这是“士君子”最难做到的。

朱熹在这里没有评价苏颂与王安石孰是孰非。但他显然十分钦佩苏颂不因为权势的压力而改变自己的观点，后来又不因为被罢官而改变自己的立场操守。朱熹提出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真正的“士君子”不能屈服于外来的因素而改变自己的立场操守。可以说，苏颂祠并不为宰相的冠冕而建，不为巧夺天工的水运仪象台而建，不为卷帙浩瀚的《本草图经》而建，而是为苏颂的人格而建。这也是年轻的朱熹为自己日后的生涯确定的一个人生准则。朱子学说在朱熹在世时遭到反对派的攻击，被诬为“伪学”，朱熹晚年受到种种迫害，有人甚至上书要求杀朱熹，“以为道学者戒”。朱熹处变不乱，泰然处之，仍专心致志地从事著述，坚持并完善自己的学说。这种大儒之风同苏颂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古代的“士君子”就是今天的知识分子。当今之世，知识界一方面是黄钟铿锵，一方面是瓦釜轰鸣。许多人、许多事让人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知识分子就像古代的“士君子”，他孜孜不倦地学习，形成自己的学术思想，奉献与社会。不论尊卑，不论穷达。他都坚守在学术的象牙宝塔，一如苏颂，一如朱熹。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