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启宇：闽南土著民族与闽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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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闽南土著民族与闽南文化

                     

  李启宇

闽南文化是一种区域文化。但任何文化又是人创造的，因而闽南文化又可以说是闽南人的文化。因此，研究闽南文化，既要考虑地理因素，又要考虑人的因素；既要研究从中原迁移而来的汉族移民，又不能忽略土生土长的闽南土著民族。

文化作为人类物质与精神生活的总和是客观存在的。某一历史阶段的文化必定是当时人类物质与精神生活的综合表现，从这一点出发，不能认为在中原汉人迁居闽南之前，闽南地区就没有文化了。文化史的研究应该区别于移民史的研究。

从民系的角度考查，清末民初我国汉族的民系划分有八大民系、七大民系两种说法，这两种分法都将福建人分为客家和福佬两个民系，闽南人归入福佬民系。旧时学者的划分自有它的道理，此处不去详述。近年来厦门大学陈支平教授在进行广泛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将福建民系分为福州、莆仙、闽南、闽北、龙岩和客家六个民系，实际上就是将原先的福佬民系分为五个民系。陈支平教授确定福建六民系的分法自然有移民、语言、风俗、族群等方面的考虑，但少不了基于区域地理因素的考量。俗话说：十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可见，风俗习惯之类的文化的载体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地理因素所决定的。同是中原汉人，迁居到闽西，创造的是客家文化；迁居到福州一带，创造的是福州文化；迁居到莆仙地区，创造的是莆仙文化；迁居到闽南，创造的是闽南文化。其中原因是不言而喻的：区域地理环境是产生民系、产生文化的决定性因素。从这一角度考虑，我们可以从闽南的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人文地理等方面对闽南文化进行研究。在人文地理方面，尤其不能忽视对闽南土著民族的研究。

·闽南土著民族大致活动情况·

近年来，考古界在福建沿海和台湾地区有了多次重大的发现。学者新近的研究成果表明：由于台湾已被考古学界比较普遍确认为是原南岛语族向南洋迁徙的地区，台北大坌坑文化应是原南岛语族在台湾的祖型文化，如果金门的富国墩文化是大坌坑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那么原南岛语族的老家便可不证自明地推及到大陆东南岸。然而，即使不循着这一简化的思路，随着距今5500—6500 年间的平潭壳丘头新石器文化遗址以及距今3500—4000年的闽侯昙石山新石器文化遗址的发掘和科学断代，海峡两岸新石器早期文化的同源性与相似性的不断揭示，大陆东南岸作为原南岛语族的起源地将得到充分的论证。这里的台湾海峡“大陆东南岸”显然包括闽南在内。可见，五六千年之前闽南地区已经有了土著民族的活动。有人类活动就必然产生文化。这应该是闽南文化的滥觞。而它的产生远远早于中原汉族的移民。只是目前尚未有足够的考古发现可以揭示数千年前生活在闽南地区的南岛语族的先民是如何迁移的。

比闽侯昙石山新石器文化遗址稍后的闽南新石器文化晚期遗址就不是那么神秘了。

距今3000年左右的周代，福建被称为七闽。

郑玄注称：“闽，蛮之别也。”即闽是蛮的另一个种类。蛮，出于周成王所封的熊绎的五世孙熊渠，他据有湘、鄂一带，自称“我蛮夷也。”熊渠的后代熊叔熊逃难于濮，即今鄂西南、湘西北一带。百濮是中国古代南方与百越并存的两大民族群系之一。至于百濮族群何时进入福建，被称为闽，尚无确切说法。

据《周礼·职方氏》注：“闽子孙有七种，故曰七闽。”在闽南地区所居为七闽中的哪一支，就不得而知了。但闽南话中至今仍保持闽、蛮同音的读法。

闽族之后则是闽越族、越族。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1958年就在闽南多个县发现多达115处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并推断这些遗存属于古越族文化 。在厦门地区也有同样的发现，据《厦门文物志》记载，截至2001年，仅在厦门地区，“考古工作者所发现的，以印纹硬陶与磨制石器共存为主要特征的先秦古文化遗址、遗存点已多达30处。” 根据林惠祥教授以及福建考古界专家的推断，厦门地区发现的这些遗址也属于古越族文化。而福建古越族的活动，已经有文本资料可供查考了。

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楚灭越。部分越国王族率族人入闽。此后，闽、越文化发生了一次大的碰撞、交流、融合，由此催生了闽越文化。战国后期，无诸自立为王，称闽越国。秦统一中国后，废闽越国，立闽中郡，但形同虚设。后无诸率闽越人反秦，又助汉攻楚。刘邦称帝后，复立无诸为闽越王。从武夷山闽越古城遗址的规模以及发现的铁器等遗物看，当时的闽越文化已经相当发达。可惜的是，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当时的闽越文化在闽南留下的遗迹。汉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闽越王郢举兵侵犯南越，南越向汉廷告急。汉武帝派兵从豫章（今江西）、会稽（今绍兴）夹击闽越，增援南越。闽越王郢的弟弟余善怕引发灭国之灾，联络族亲杀死郢，向汉廷示好。汉武帝遂封无诸的孙子丑为越繇王，辖地在今福州、闽北一带。封余善为东越王。《闽书》称：“旧志以东越为福清。今按：东冶即属福州，而以东越立郢，必是自福清、兴化以至泉州沿海一带皆是也。知是泉州者，《旧唐书·柳冕（约730年—804年）传》：‘冕奏置万安监牧于泉州界。’而《新唐书》言：‘置牧区于东越，名万安监。’朱买臣曰：‘东越王居保泉山。’则明是一带地。”后余善又与汉廷交恶，发兵拒汉，“而自退保泉山，既而更徙处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泽中。而朱买臣言帝‘发兵浮海，直指泉山，陈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灭也。’颜师古（581年—645年）曰：‘泉山，即今泉州之山也。’今泉州东门，名泉山铺。” 由此可以证明，这一时期的闽南为东越王的属地，闽南的居民应该是东越王的属民。

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由于闽越屡屡反叛，汉武帝以“东越陿多阻，闽越悍，数反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实际上，汉武帝根本不可能把所有的闽越族人全部迁到江淮一带，迁走的只是靠近江西、浙江的福建境域内的闽越族首领的家族，众多的闽越族民还是呆在福建。随后，“其逃亡者，自立为冶县。”

东汉以后，随着中原汉族政权统治势力不断南侵，福建境内土著民族的活动范围逐渐向未开发地带转移。当然，在转移的过程中，也有部分土著民族留在居住地。留在原居住地的这部分人当中，有的移居僻远山区，成为聚啸山林的土著部落，有的融入汉族社会，最终被汉族文化同化。

西晋时期，福建南迁汉族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闽浙、闽赣交界处的建安。在闽中，晋东义熙年间（405—418年）才推进到闽江上游沙溪今沙县城东，时设沙村县。在闽南，汉人已经推进到今晋江流域，晋江即晋朝汉族移民为纪念祖地而得名。但直至唐初，泉潮之间的土著民族的势力仍相当强大。所谓“泉潮”，即泉州和潮州，唐初的泉州即后来的福州，潮州即粤东与福建毗连的今潮州市，唐初的“泉潮之间”实际上涵盖了闽南的广袤区域。

唐垂拱二年（686年）在泉潮之间设置漳州之后，汉族在闽南逐渐站稳脚跟并逐步发展壮大，占据了绝对优势。

宋元以后，包括土著民族在内的闽南境域内各民族、民系的构成虽然也有某些变化，但汉族为主体的总体格局基本保持稳定。

·闽南土著民族与中原移民的关系·

史学界长期流传着一种观点，认为中原移民与当地土著民族的关系是入侵者与被入侵者的关系。笔者一位长期从事客家研究的朋友甚至认为客家民系与福佬民系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因为生活所迫而移民，后者大部分是因为担任官职或镇压当地土著民族而移民的。其实未必尽然。

由于福建中部横亘着戴云山脉，唐代之前，中原汉族移居闽南基本上是沿着福建海岸线，依照福州平原—兴化平原—泉州平原—漳州平原的线路进行的。根据南安墓葬发掘出土的文物，可以断定在晋太康、元康年间（284～299年），晋江中下游流域已经开始出现中原汉族移民，但尚未占据优势。此时的闽南，还由治所设在今福州的晋安郡管辖。西晋后期，被称为“五胡”的少数民族入据中原，大量中原汉族南迁。但是，直至刘宋期间（420～479年）晋安郡户口也才有2847户、19838口。考虑到此时的晋安郡的境域覆盖了今福州市、莆田市、泉州市、厦门市、漳州市和龙岩市的广袤地区，这将近2万的丁口确实少得可怜。应该说，此时包括闽南在内的晋安郡，大部分是土著民族的天下。梁天监年间（502～519年），从晋安郡析出南安郡，下辖龙溪、兰水二县，南安郡治所设在今南安市。大概是人口过少的缘故，兰水县很快就被并入龙溪县。但这毕竟是中原汉族移民在闽南立足的一个标志。此后，情势似乎顺着一种简单而又自然的趋势发展：一方面是中原移民随着人口的增加不断地拓展生活、生产的范围；一方面是土著民族不断地由闽南平原丛林地带向岭南山区迁徙。

导致土著民族居住地频频迁徙的原因不仅仅是从中原迁徙而来的汉族生活区域的扩张，也和土著民族的生活、生产方式有关。这些土著民族“随山迁徙，去瘠就腴，无定居”，“椎结跣足，随山散处，刀耕火种，采食猎毛，食尽一山则他徙。” 根据郭志超先生的观点，这些土著为苗瑶语族群，这一族群中避居深山老林的后来演化为畲族，小部分沿海以“浮筏”为家的则演化为蜑民。这一观点可以从闽南流传的“山畲水蜑”的说法得到印证。

当土著民族依照他们的生产方式、生产力发展水平不时地更换居所时，受到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的中原汉族移民则顺势接管了被土著民族抛弃了的山林、土地，运用从中原带来的较先进的生产技术精耕细作，建立起属于他们的新的家园。

当从闽南不断南撤的土著民族推到闽粤交界处之时，才发现已经处于无处可退的境地。因为此时岭南潮州一带的平原地区，也已经成为中原汉人的聚居地。   宋宝祐五年（1257年）编纂的《仙溪志》即最早的一部仙游县志记载：陈政于武后朝时率兵戍闽，率部驻扎在仙游风亭（今仙游县枫亭），逝世后埋葬在仙游县南40里处的赤湖，地名陈墓头（11）。可见彼时福建汉人与当地土著的冲突已经达到需要动用军队平息的程度。

唐总章二年（669年），泉潮之间的土著与汉人的冲突加剧，陈政的戍闽部队无法应对，朝廷增派陈政之兄陈敏、陈敷率兵增援。陈敏、陈敷在进军途中先后病逝，年仅十四岁的陈元光在祖母魏箴的辅佐下，率领援兵继续向闽南进军。唐仪凤二年（677年），陈政病逝，陈元光承袭父职，担负起平定岭表的重任。

陈元光自幼聪颖，文武兼治。十三岁获乡试第一名。地方典籍称誉其“通儒术，精韬略”。他承袭父职后，采取精武修文的策略，在对“啸乱”的“蛮獠”实行军事打击的同时，也十分重视用中原的文化对土著民族进行教育宣导。

唐垂拱二年（686年），陈元光奏请在泉州与潮州之间设立漳州。垂拱四年六月朝廷批准设立漳州，陈元光任首任刺史。史籍载，陈元光率领部属“剪荆棘，开村落，收散亡，营农积粟，兴贩陶冶，奏立行台四境，时巡守之。繇是东距泉、建，西逾潮、广，南接岛峙，北抵虔、抚，桴鼓不惊，号称平治。”〔12〕陈政、陈元光还鼓励部将士兵在“蛮獠之地”安家，鼓励“汉苗通婚”。陈元光娶当地土族种氏夫人为妻。在陈政、陈元光父子的带动下，陈氏府兵的五十八姓普遍在泉潮之间安家立业，许多人与当地土族通婚，促进了土汉融合。当今潮州一带畲族中，种姓称自己的郡望为河南，钟姓称郡望为颍川，蓝姓称郡望为汝南。众多关于畲族姓氏调查的资料都载明，传统的畲族姓氏只有盘、雷、蓝、钟四姓，宋代以后，增加了陈、李、许、邱、张、章、刘、林、周、曹、方、罗、谢等二三十个姓氏，其中闽南畲族的汉族姓氏有10个〔13〕。从唐代土族民族演化而来的畲族的郡望与姓氏的演变情况，说明陈政、陈元光父子“胡越百家，愈无罅隙；畿荒一德，更有何殊”的理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获得了成功。可以说，陈元光镇守漳州，是闽南中原汉族与土著民族之间爆发的一场激烈冲突，又是中原汉族文明在闽南的一次强势输入，同时还是中原汉族移民与闽南土著民族的一次由官方倡导和组织的大规模的民族融合。

唐垂拱二年（686年）奏请设立漳州到唐景云二年（711年）将泉州治所从今福州迁到今南安、晋江，是中原汉族移民在闽南确立绝对优势的重要阶段。明弘志版本《八闽通志》载：唐代，泉州已有民户23806户、丁口160295人，漳州为5846户、17940口（14）。但当时的泉、漳二州，仅领有南安、晋江、漳浦、龙溪等四县。

唐末，王审知主政福建。其弟王审邽任泉州刺史期间，一方面广招流民，拓田开荒，发展生产；同时在南安设置招贤院，广纳中原文人贤士，启发民智。王审邽之子王延彬接任泉州刺史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被称为“招宝侍郎”，由此开启了闽南人进行国际贸易的先河。

宋元以后，闽南境域内中原汉族移民的强势地位仍不断加强。其原因一是北方地区发生多次大的动乱，导致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带动了移民的南迁；二是闽南地区在王审知之后相继出现了留从效、陈洪进等保境安民的地方势力，使包括被汉族文化同化的土著民族在内的境内百姓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促进了人口的增长。泉、漳二府的丁口在宋代达到519440人，辖县增至11个。元代丁口增至556851人（15），辖县增至12个。

·闽南土著民族对于闽南文化的影响·

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影响都是相互的。闽南中原汉族移民在用自己的文化影响土著民族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土著民族的影响。最明显的表现就是：闽南人身躯普遍不如中国北方人高大，显然是受到矮小的闽南土著民族遗传基因影响的结果。

在文化方面，土著民族对闽南民系的影响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认土归宗的本土意识。闽南土著民族先民“无处是家处处家”的迁徙耕猎的生活方式使得“我从哪里来”成为土著民族心理上一个最敏感的问题。这种心理对中原移民的祖根意识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广为传唱的“不要问我从哪里来”的词句背后蕴藏着的是迫切想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的强烈愿望。闽南民系普遍有挂郡望灯笼的习俗，不管祖先是不是真的来自中原，在灯笼上，姓陈的大都写“颍川”，姓黄的大都写“江夏”，姓李的大都写“陇西”，姓刘的大都写“彭城”。宋代以后，族谱由官方主持转为私家编修。明清之际，民间私家编修族谱开始盛行，为土汉合流后的闽南土族寻祖认宗提供了有利条件。民间修谱虽然普遍存在土族冒认汉族、庶族攀附士族、小姓妄称大姓以及伪托名人、虚夸官阶等等问题，但在文化认同方面所产生的造势、推进的积极意义也是不可低估的。

二是勤劳俭朴的品格。闽南土著民族刀耕火种的落后的生产方式使得他们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才能维持生活，而他们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在保证种族生存所需之后已经所剩无几，这就决定了他们必须长期保持一种辛勤劳作、省吃俭用的生活方式。至今，绝大多数传统的闽南人仍保持着“有做才有吃”“大富由天，小富由俭”的观念，这应该是闽南土著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遗传的结果。

三是习水性、善用舟的特长为接受海洋文化奠定了心理基础。《山海经》载：“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在海中。”环海、滨海的生活环境养成了闽族近水、亲水的习性。而越族迁闽之前所在的会稽一带亦为江南水乡或滨海之地，江河湖海伴随越民终老一生。《闽书》载：越国“为楚所灭，子孙播越海上。”〔16〕汉建元四年，汉武帝派兵干涉闽越王和南越王的纠纷时，淮南王刘安上书称：“越，方外之地，攒发文身……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王反汉，汉武帝派楼船将军杨璞等前往镇压，以闽南一带为境域的东越王余善主动派出8000士卒协同作战。《史记·东越王列传》没有写明余善这8000人是什么兵。但是，余善率兵到达揭阳之后，并不投入战斗，而是“以海风波为解，不行，持两端，阴使南越。”〔17〕从余善以海上风波作为不出兵的理由看，他的军队显然是水师。看来，闽越族民对于海洋并不陌生。汉代之后，留在闽南的闽越族人逐渐产生分化。他们当中的一部分躲进深山老林，演化为畲族；沿海的部分闽越族人顺着海岸线南迁，移居广东沿海乃至海南岛，成为当地蜑民的祖先；留在闽南的闽越族人则被中原汉族移民同化，成为闽南民系的成员。这些加入闽南民系族群的闽越人近水、亲水的习性，经过宋代泉州刺桐港、明代漳州月港、清代厦门港对外开放的强化、拓展，使得闽南文化具备浓厚的海洋文化的的特性。

四是闽南土著民族原始的实物崇拜、多神崇拜对闽南民系民间信仰的影响。由于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影响，闽南土著民族相信万物皆有灵。山有山神，水有水神，树有树神，路有路神；花草禽兽，皆有灵性。中原汉族移民入闽之后，也带入汉族对天地日月、星辰山川、风雨雷电等自然崇拜。两厢结合，形成了闽南民系滥祀的习俗。清道光版《厦门志》称：“吴越好鬼，由来已久……石狮无言而称爷，大树无故而立祀。木偶漂拾，古柩嘶风，猜神疑仙，一唱百和……满地丛祠，迎神赛会。一年之交，且居其半。”〔18〕从科学的角度讲，这种批判不无道理。但是，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当时的闽南被称为“瘴疬之区”，自然条件相对恶劣，这种无所不拜的信仰习俗，使得闽南先民获得信心和勇气，为闽南先民的生存提供了心理支持，其积极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五是桀骜不驯、蛮横叛逆性格的负面影响。闽南土著民族历史上长期被视为“化外之民”，唐之前基本上不服徭役，不纳田赋。直至明清时，尚未汉化的土著民族还是不列入丁户统计的范围。由于祖祖辈辈在深山老林中生活，独来独往，远离有组织、有管理的社会，养成我行我素、桀骜不驯的性格。在自由的状态下，这些土著民族一般以朴实本分、与世无争的面目出现。一旦有人对其实行管理、限制，其性格中不分青红皂白、不惜以身试法竭力抗争的一面很容易表露。时至今日，闽南土著民族的这种易走极端、易于叛逆的性格，在闽南民系的一些人身上仍时有所见。

                                                                                 2020年6月15日修订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