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幼章：我的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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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幼章：我的自传

一、从池家当到方家里

在浙江中部沿海，有一个建县一千三百多年，以蜜橘闻名于世的古县，名曰黄岩。她西枕高山而东濒大海，中间大片温黄平原水网交错，自古有渔盐稻橘之利，颇称富饶，加以历史悠久，民风淳朴，形成了文明之地，礼义之乡，素有“小邹鲁”之美誉。明朝嘉靖年间为抗击倭寇而重建的城墙，其西门曰“液金”，正对城门，有一座古桥，横跨于西江之上，是北宋元祐六年（1091）县令张孝友始建的，故俗称孝友桥，亦名西桥。南宋庆元二年（1196）邑人赵伯云集资重建，“筑为五洞，桥面亦五折，取道其中，坎两旁以窍水，翼栏其上，视旧功十倍焉。”从此称为五洞桥，至清雍正四年（1726）又经重修，这就是一直到今天还保存完好的“五洞桥”。走过五洞桥，就是桥上街，这条街虽不宽也不长，却是西部山区通往县城的咽喉要道，占当时黄岩县（含今椒江、黄岩、路桥三区）辖境三分之一的孝友、万全、茅畲、乌岩、宁溪等十个乡，即所谓西部山区，那里的竹木柴炭，板栗、蕃莳、红糖、金针、竹笋等物产，凡是从旱路进城的，都要先穿过桥上街，再过这五洞桥，才能由西门进城。而从县城运往山区的食盐、土布、炊皮、咸鲓等水产品和日用百货亦必径此道西上，所以这条桥上街，人来人往，川流不歇，扁担挑的，独轮车（羊角车）推的，摩肩接踵，热闹非凡。还不时会出现掛在扁担头的山麂、雉鸡，活的穿山甲、克蛇龟等，引得孩子们叽叽喳喳的跟着看，为这条街增添了许多喜气。

上世纪的二十年代，在这条桥上街的西头，有一家很有点小名气的当铺，叫“池家当”，这池家有五间朝南的两层楼、加上东西两边各三间的厢房，和南面一排的五间平房，中间还有一个小花园，就这样房产也足以令人羡慕不已了。这家的主人谱名叫池学诗，号少明，出生于光绪五年，是一位“之乎者也不离口，一领蓝衫不离身”的秀才，满腹诗书又写得一手好字，就是我的祖父。

这位书雾腾腾的秀才讲起四书五经来头头是道,却根本不会持家，更别说打理当铺了。这么大的一家当铺，全靠我的勤劳、能干、精明、善良的祖母，里里外外一把手，把家庭和当铺都调理得有板有眼，兴旺发达。祖母是城守坦王家的大家闺秀，她对开当铺有独到的见解，她曾说：“千万不要在穷人身上燥毛竹榨油，他们拿来当的东西本来就不值几个钱，不是逼得无奈也不会上当店，有时还是人命关天的，多给几个铜板，阴功积德，儿孙受用。”她的理念是：“开当店要靠败落了的大家少爷，他们大多不学无术，游手好闲，靠卖祖上遗产过日子。大户人家多少有点好货，他们把祖宗的宝贝当狗爱（黄岩话，粪也），只要当得几元洋钱，够他花天酒地就高兴了。当去的钱又不做肉，转眼就化光，光了再拿别样东西来当。这样的人多几个，我们就甭愁了。”这正是洞察世情的高论。我的祖母还有一种本领，凡珠玉珍玩之物，一经过目，即能估摸个八九不离十，从不失手。破落户的少爷公子，大多死要面子，东西送城里的当店怕人看见，宁可多走些路，过五洞桥来到这城乡结合部，送到池家当铺来，才有安全感。他们的长衫里常常会摸出一只羊脂玉镯或一架珊瑚如意，有时连博山炉那么大的东西，也会从长衫下摆里变戏法似的变出来。这些东西大多无钱赎回，成为死当，卖给古董贩子，很值钱的，所以池家当在我祖母手里一直保持着旺势，家庭也较富裕。

我的父亲谱名安廷，为黄岩池氏第三十一世孙，号瑶璋，生于光绪三十二年，独子，却有七个姊妹，父亲是老七，下面还有一个小妹。瑶璋者，美玉也，可见上代人爱玉，这与祖母的专长不无关系。而“瑶璋“两字又何其雅也，足见取名者之饱学。我的秀才祖父生活能力很差，但学问倒确实不错。父亲从小好学，离不开祖父的影响。也许是独子的关系，幼时即投拜黄岩九峰的道长伍止渊大师门下，大概想学点吐纳之功，以求健康长寿，也足见祖父的深意。稍稍长大一点就进黄岩县立中学堂就读，旧时叫做“清献书院”。据我小姑姑说，我父亲在清献读书时，每天下午快到放学时，爷爷就会站在五洞桥第三洞的最高处接他，几乎风雨无阻，从不间断。有一次，爷爷不知有什么事情没在桥上接，我父亲就大发雷霆，回到家里，气火火的把半笆斗银洋钿倒在井里。这件事活画出父亲的个性，被当作谈资，代代相传，我虽然是听来的，但印象极深至今难忘。在黄中一百一十周年校庆时，我终于在同学录中找到父亲的名字，他是一九二九年六月毕业的，这一届只有二十四人，在那个时代，也是难能可贵的了。

我的母亲叫方淑清，是五洞桥脚方氏世家的淑女。外公方雅琴，是大名鼎鼎的国民党上将方策的堂兄弟。方策将军早年投身辛亥革命，在“二次北伐”中任26军军长，北伐后26军缩编为第6师，任师长兼京沪防卫司令，以后当过河南省政府主席，去世后受国民政府明令褒奖，追赠陆军上将。我的外公曾就读于南京金陵大学，因两耳失聪而辍学。回家后，担任当时黄岩县直属的孝友乡乡长。我这里绝不是要炫耀方策将军的威名和我外公的旧职为自己撑面子，而是日后我所遭逢的种种苦难，都与这样的政治背景有所牵连。

我母亲是外公的长女，很受外公外婆的宠爱，到得婚嫁的年龄，媒人上门来说亲，俗称讲做媒，讲给桥上街池家，外公以为自己方家是名门望族，世家大户，书香门第，在重“士”重“农”而轻商的传统观念支配下，认为与开当店的商人门不当，户不对，坚决不同意，此事遂告吹。

过了一年半载，另一个媒婆来方家讲做媒，又把我母亲讲给池家，说是开的当店很兴旺，又有许多房产，后生相貌堂堂，又是独子，才学出众，外婆被说动了。再仔细一打听，知道子弟读书很好，是清献中学堂学生，上代还是饱学秀才，外公得知实情后，又在外婆的劝说下，才点了头。据说婚礼办得非常富丽堂皇，因为从五洞桥脚到桥上街底只有二百米路，太近了，又在城乡结合部，十里红妆，显摆不开，为了气派，为了影响，特地将嫁妆从五洞桥脚出发，经西街、县前街、大街、大井头到北门头、樟树下，在当时最热闹的县城中心转了一大圈，再回到五洞桥才达桥上街。方家嫁囡的嫁妆，当时成了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人人称赞。

谁知，好嫁妆不等于美姻缘，我的父亲在婚前早已有了情投意合的姑娘，婚后又情丝未断，对我母亲没有一点感情，根本谈不上琴瑟和谐。作为世家淑女的母亲当然很痛苦也很气愤，受不了被冷落的遭遇，常回娘家哭哭啼啼，而且一去就是几天不归。多情的父亲却乘这个空档，干脆把相好带到家里，双宿双飞。这样，次数多了，纸包不住火，终于被外公知道了，外公气得发抖，认为这是辱没了方家门庭，败坏了方家名声，盛怒之下，派出孝友乡的守望班（乡政府基层武装人员，仅有四、五名，称一班）去池家盯梢，最后终于将我父亲捉住，当夜即送到在柏树巷的黄岩法院关押起来。后经父亲的要好同学，钟表店老板崔伯济出面担保，方得释放。父亲认为这是奇耻大辱，方家做得太绝情，一获自由即毫不留恋地离家出走，这一去杳无音讯，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父亲离家时，母亲已有七个月的身孕，不久，就生下了我。过了几个月，母亲突然接到我父亲的信，大意是：你家做事太绝，我誓不回还。知你已生一子，你我虽无夫妻情份，但儿子却是各人都有份的，故取名为幼章。因为母亲小名小荷，幼即小之意，章即我父亲的璋之一半，而且同音。我与亲生父亲至今没有见过一面，但我的名字却是父亲给取的，我常常想念虚幻的父亲。我对父亲没有恨，只有哀怨：为什么不来看看亲生儿子？那怕只看一眼！长大后，总想尽力地去理解父亲。父亲该是一位爱情至上主义者，为了爱情竟能抛下不小的家业，一去不返，即使外公做得过分，也不致于决绝如此。联想起倒银元的事，又觉得这是个性决定的。父亲知我出生，并为我取下这样的名字，足见非常关注，并非无情。然而从未见过一面，总是我终身的遗憾。父亲，您在那里？在我厄运的日子里，几曾祈求过您的保佑，而今阳光明媚，感恩之情油然泉涌，我的血管里终究流淌着您的血液啊，如今您的儿子已年近八十，您该早已升入天界，见面之缘早已成空，但您在天界一定关注着儿的今天，看到儿今日的辉煌，当能欣然暝目。愿您安息！

母亲在长期寡居孤寂之中，选择了工作和做生意来打发日子，先是担任了孝友小学（后为西江小学）校长，后来又做起了美孚油的生意。当时黄岩各地通行的照明工具叫美孚灯，就是用玻璃做的，灯头上加一个玻璃罩，点亮时不会有烟，叫做煤油灯，也叫洋油灯，所以煤油成为家家户户之必须，美国倾销的美孚油占据着市场的大半，母亲做这宗生意是颇有眼光的。但工作和经商终究安慰不了心灵的空虚寂寞，常常以唱戏自娱，所以越剧唱得很好。这影响了我，从小就爱听越剧。此外就用赌博来填补空白，一当迷上了赌博之后，就把一切都抛到脑后了，夏夜，任我睡在院子里的琴凳上，被蚊子咬得浑身是包，平日对我也很少关顾，培养教育上亦未能尽到做母亲的责任，我是在没有父爱又缺少母爱的环境中长大的，所以小时候每见到别人家的孩子，左手挽着父亲的臂弯，右手挽着母亲的臂弯，喜笑颜开地在江边漫步时，我就禁不住鼻酸泪流。

我出生后，母亲没有奶，只好雇奶娘喂养，先后请过六位奶娘，均不如意，而最后第七位却与我大为投缘。她是岙岸人，十分勤劳朴实，满脸大麻孔却笑口常开，待我细心周到可谓无微不至，待她亲生的二子一女远不如待我好。有好吃的总让我先吃，有好玩的总让我先玩，她家的前门种着一片甘蔗，黄岩人叫糖梗，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糖梗，我的奶娘怕我咬不动，总要用刀把坚硬的糖梗皮削掉，再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送进我的嘴里。我穿过奶娘给做的鞋子，穿过她一针一线缝起来的肚兜，这肚兜贴肉挂在胸前，防我秋凉以后受冻。这一切我至今不忘，我现在也算老年辉煌，如今她若还健在，我定会尽心的恭奉她，可惜她早已亡故,成为我终生的遗憾。

自我出生后，母亲就带着我回到娘家，再也没有回过池家。外公、外婆虽然对我很好，但在一个大家庭里，对寡母孤儿总难免有些冷言冷语，说三道四的，这时的处境颇像林黛玉进贾府似的。方家产业很多，除了大片稻田、橘园之外，还开有酒坊、树场（木材场）。酒刁堆积如山，木材排满西江东岸，长年（黄岩话，即长工）、散工多得数不清。孩提时的我有点怕外公的，但却时常看见长年们与外公搂肩搭背，叫他“聋耳朵乡长”，外公不但不生气，还和他们亲热地称兄道弟。有一位被外公称作“三梅该”（“该”黄岩方言，哥也）的长年，我也学外公的这样叫他，外公就在我头上重重地一拍，厉声说：“魂落了，你也叫三梅该？要叫三梅公的。”长工们三餐都八个人一桌，每桌八碗菜，人家的长年菜都是四盆咸菜蔬一碗羹，唯独我外公家餐餐八碗，一年到头如此。老酒在一半埋在地下的七石缸（容七石水的大缸）里，任他们自己舀。有时我看他们在吃饭，也要上去吃，外公用筷子在我头上一敲：“人客没吃好，你也敢上桌？”外公家教很严，要等长年们吃完了，家人才能上桌吃饭。到了叉麻将的时候，外公和他们一起呼么喝六，更加不分彼此，再也分辨不出谁是主人，谁是长年。这一幕幕都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地留下了印记，知道要人人平等、互敬互爱、和睦相处。我外公在地方上的人缘很好，解放以后外公被评为地主，他毫无怨言，年纪大了，尽力做些农事，安度晚年。有一件事，我记忆犹新：村里斗地主时，地主们都被赶到台上双脚跪地爬圈子，外公也扑在台上爬，几个看管地主的农会干部赶上去，把我外公拉了起来，不无关爱的大声斥责他：“快点起来，快点起来，是叫他们爬，没有叫你爬啊！你这个聋乡长！真是又好气又好笑！”在我以后的遭遇中时时与此对比，产生了人心不古之叹。外公以后的善终给了我颇含哲理的教训，深深地影响着我待人接物的态度，在我的一生中，有人只要对我有一点好处，我便对他常怀感恩之情，时时记在心里。

在我出生后不久，我的祖母即撒手西去，她的早逝，也许与失子之痛不无关系。没了祖母，池家就像失去了顶梁柱，祖父只知子曰诗云而不知经营，坐吃山空，池家当铺因无人经理不久即自行倒闭。我的最小的姑姑还未出嫁，和我爷爷父女二人相依为命，穷困潦倒以致常常断炊。当我在孝友小学读书的时候，有一天，老师告诉我：你爷爷来了，要见你。我连忙跑出去却找不到爷爷，只见有一个老乞丐，长长的胡子，惨白的脸，骨瘦如柴，衣衫褴褛，令人十分害怕，我转身就逃。而他却开口叫我：“幼章，幼章，我是爷爷。”我听了却逃得更快。后来听娘说，桥上街和他要好的邻居曾好心地劝他：“穷到这地步了，何不卖几间房子？还怕饭没得吃！”谁知他勃然大怒：“我还有孙子，饿死也不卖！”稍稍懂事的我，听了以后不禁对爷爷肃然起敬，这种亲情，这种对子孙后代的关爱，令我感动异常，因此对爷爷充满了关爱与同情。记得有一次，在西门头，我和娘一起碰到爷爷，娘买了一碗山粉糊给他吃，我看他要和我亲近的样子，就避得远远的，躲在在人丛中偷偷地注视着，他狼吞虎咽地吃完了山粉糊，还把碗舔了。看着看着，我不禁鼻子发酸，泪水再也禁不住了。这时从心底涌出了一句话：他是为了我才这样的啊！“我还有孙子，饿死也不卖！”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随着岁月的流逝，越来越感受到沉甸甸的爱。我的可怜可敬的爷爷啊！

我在外公家慢慢长大了，外婆待我很好，从三岁开始就天天给我喝鲜牛奶，这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养奶牛的农民，把奶牛牵到我的外婆家，先用热毛巾把牛的奶头擦洗干净，再把奶一下一下挤到碗里，放上白糖，这时的牛奶还温的，不用再烧，就这样生喝下去。外婆说这是原汁原味的，这样的牛奶才补人。后来养成了习惯，天天要喝牛奶，一天不喝牛奶便觉得难受，直至现在，喝了六七十年。我这一生历尽苦难而身体不垮，我认为当首先归功于外婆从小教我喝牛奶。

小孩子自然免不了恶作剧，我也不例外，记得我祖父去世，我们送葬直送到方山下，回来的时候别人都有轿子坐，只有我一个人胸前捧着爷爷的牌位，一路步行，据说这是做孙子的必须这样做的，但我却觉得自己受了歧视，这五六里路是越走越气，越走越感到孤儿的苦味，委屈的泪水突眶而出。走到外公家的墙外时，一怒之下，拾起一块牛粪，从靠城路的厨房窗口丢进了镬里，这才解了我心头之气愤。

7岁那年我终于进了孝友小学，成了小学生，也许因为娘当校长的缘故，老师都夸我聪明、好学，事实上我很用功，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不仅学习较好，还颇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记得1945年6月，抗战胜利前夕，从福建、温州撤退北上的日军约三万人，逃经黄岩，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黄岩城里的居民大都避难至西乡，我家也逃到岭下殿，在我外公的长年三梅该家暂住。一天，一小队日军到岭下殿抢粮，我远远的看见了，张口就狠狠地骂：“日本赤佬，可恶！”我娘连忙把我拉进屋里。其时我只有十岁，但幼小的心灵中却充满着爱国的热情。

抗战胜利后，我还担任过孝友小学的学生会主席，代表小学生去县政府领取美国的援华物资：一只只长方形的油纸盒，里面有面包、罐头、花生米、巧克力等食物。大概原是给士兵的战时食品，战争结束后送给了地方，县政府又分给我们小学生，我至今还记得罐头花生米的味道特别好。不知那个老师告诉我们：这叫吃胜利果实。

小孩子免不了顽皮，校里有位音乐老师，还是年纪很轻的姑娘，独身住校，我们骗她说学校有狐狸精，夜里常常出来怪叫。到晚上我们抓来一只蛤蟆，把烟丝塞进它嘴里，再把咀缝住，蛤蟆难过得连声咳叫。我们把这蛤蟆放进女老师门口的地垘下，蛤蟆叫了一夜，吓得她彻夜难眠，第二天去告诉校长说这里有鬼，我们知道后高兴得哈哈大笑。

小学生活很令人怀念，记得读高年级时，校长许培基，是当时颇有名望的教育家；语文老师黄道根，竭力提倡小学生读古文。他教了我们许多古文名篇，如《桃花源记》、《归去来辞》、《马说》、《爱莲说》、《陋室铭》等等，逼着我们篇篇熟背，背不好要打手心。黄老师教给我们一个背书的好方法：用一个小酒盅，装满黄豆粒，一酒盅的黄豆，约有30多粒，认真的把古文读一遍，取出一粒黄豆，就这样读一遍，取一粒，直至把一酒盅的黄豆取光，这篇古文也就背得滚瓜烂熟了，所以他教的这些古文，至今我还能背诵。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了我以后对文学的兴趣，使我受益终生。

因为成绩好，又很活跃，所以演讲、唱歌、演戏，台上总有我的份，全县小学生集会时经常叫我做司仪（主持人）。1948年还演过一个歌剧，题为《面包》，主要剧情为：主人公小乞丐张阿大，虽穷却乐于助人，一天在街上替人叫卖时，偶遇一美丽女孩，女孩为他的行为所感动，终于把他带回家中，拿面包给他吃。女孩慈祥的母亲见了，十分赞许女儿的行动，教育女儿要记住：永远要爱你的同胞！我就扮演了主人公张阿大。这次演剧，我所以至今记忆犹新，是因为它的主题和我外公对长工们的态度，还有爷爷凄凉晚境中所说的话，都叠印成两个大字：博爱！这两个字在我的心灵中永不磨灭。

也是这一年的冬天，一个下午，我放学回家，看见在西门头剃头店的外面围着一群人，寒风送来唱越剧的声音。受母亲的影响，我从小喜欢越剧，于是就一头钻了进去。只见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男孩，站在狭狭的条凳上唱《梁祝》。他衣衫单薄，在凛冽的寒风中瑟瑟发抖，鼻涕都快结成冰叉了。他断断续续声嘶力竭地唱着，突然一下子栽倒地上，叫着：“姐姐，我实在唱不动了。”拉胡琴的姐姐其实比他也大不了多少，抱起他来，亲昵地拍着他的后脑勺，轻轻地说：“你还没唱完啊！”小男孩哭着扑到姐姐的怀里，“我饿……冷……唱不动了……”他实在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只喃喃地叫：“姐姐……饿……冷……”他姐姐抱着他无声地饮泣，两人都涕泪滂沱，浑身发抖。看到这里，我毅然摸出身上所有的银角子、铜板全都给了他们，又急冲冲地跑回家去向娘要钱。娘说：“中午刚给你的，又用光啦？”我把刚才所见的一幕讲给娘听，娘连声称赞我做得对、做得好，说：“是应该同情他们，应该尽力帮助困难的同胞！”马上又给了我一把银角子铜板，我连忙跑回原处，他们姐弟俩却已不知去向。我十分惆怅地呆立着想：“不知他们吃上了热饭没有？”

总之，我的童年有欢乐也有泪水，虽然没有父爱缺乏母爱，但靠自己的努力，也曾崭露过头角，更重要的是在心灵深处烙下了“博爱”两个大字，博爱无价！

池氏网备注：因为文件很长，我们将陆续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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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面对现实 奋勇攻关 转型提升 精益求精
利民全厂上下，统一了认识，明确了任务，鼓足了干劲，发挥顽强拼搏、奋勇精进的利民传统，决心打好转型这一仗。万事起头难，做了二十多年皮鞋的队伍一下子改成做塑料，从我到所有员工都必须从头学起，从幼儿班开始，老老实实，一步一步地学。为了利民的生存，为了利民的前途，干部共产党员带头，大家团结一心，咬紧牙关，苦学苦练，终于做出了进入吉利后的第一批塑料配件——保险杠和门内板。产品是合格了，可是送配很不适应。因为吉利的干部员工与原来的人员，从工艺到送配流程都配合得很默契了，做起来自然顺利，现在换成了我们，配合不习惯，适应很困难，我们必须努力适应吉利的要求，纳入他们的轨道。这个磨合过程，花了将近一年时间，到2004年秋，才基本上掌握了生产和送配的要领，有了明显的进步。同时，资金回笼也尝到了良好的感觉。所以即使还有困难，仍然很有信心、很有兴趣地一边学一边做，大家都有一股不学会新工艺决不罢休的气概，利民又出现了以往的热烈气氛。
2004年秋，发生了一件既令人兴奋又令人遗憾的事。我和李书福去湖州看望杨仁争，当时杨任湖州市委书记，因他在台州时对我们有不少的支持帮助，我们每年都要去探望一二次的。这次回来时在吉利杭州总部稍事休息，李书福向我说起塑料配件的事。原来吉利临海厂的汽车内外饰塑料配件都由老供应商雅达塑配厂供应的，一直供应了两年多，可是一直维持原价，价格居高不下，李书福对此极为不满，一再要我们扩大范围，把这一块接过去，我都小心翼翼，不敢答应。这时他突然与我谈起要雅达降价的事，他把雅达的价格告诉我，问我能不能降低？能降多少程度？我做了一年多的塑料配件，对成本结构有所了解，大致框算了一下，随意地说：“大约可降30%左右吧！”当时就这么说说而已，并没有什么打算意图的，不料李书福却当了真，马上拿起电话告诉吉利主管这一块的领导，要他转告雅达必须降价，下降30%。
吉利与雅达经过多次往返沟通，开始时雅达只同意降2%，李书福严辞拒绝。再降到5%，经反复较量，降到10%，后来再到15%，李书福坚决不同意。吉利派出高层领导与雅达谈判，数次往返，做了许多工作，均未达到李的降价要求，于是李书福断然下达命令：把雅达供应的所有产品都转移到利民，由利民来生产。最后雅达实在挡不住了，同意下降到20%，甚至30%也可以。在这种情况下，李书福再也不要他们做了，派员去雅达，把有关的所有模具都转移到利民来。
我们既无思想准备，又无技术准备，这么一大堆模具运到后，干部工人都傻了眼，不知该如何应对。正当我们一筹莫展时，吉利有人放出空气，认为凭利民的技术力量和设备条件，都不可能把这么多的模具安装调试好，按技术要求生产出合格的配件。认为李书福这个决定是轻率的，不计后果的，势必影响吉利汽车的正常生产。他们预料不出半个月，这些模具肯定都要送还雅达。这时，吉利质量总监徐抗派了一位质量管理工程师俞瑾来到我厂，对我们进行检查、帮助、监督，看到我们正在手忙脚乱，也劝我们还是把这些模具运回雅达去吧！
面对这样的情况，我意识到这是一次绝大的挑战，我们能不能成为吉利塑料配件的合作伙伴，能否巩固这个战略联盟，成败在此一举，正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也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绝好机遇，怎么能轻易放过！凭着我二十多年的办厂经验，凭着我半生坎坷，从艰苦生活中磨炼出来的百折不挠的精神毅力，坚强不屈，永不言败，一定要抓住机遇，迎难而上。于是动员全体党员和骨干，一定要面对现实，振奋精神，齐心协力，各显神通，为利民的生存和前途冲锋陷阵，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全厂统一意志、统一步调、统一指挥，咬紧牙关夜以继日地苦战半个月，不怕苦不怕累一定要打赢这场翻身仗。这里还有一些小插曲：一是雅达转过来的有一台重要模具损坏了，不能使用，我们非常焦急，派专人去寻找修理的地方，恰好碰到一家模具厂，老板一看，说：“这副模具是我设计的，不应该出这样的毛病，我马上可以给你修好，明天来拿吧！”我们第二天拿回来，马上安装，立即投入生产。二是有一只零件比较复杂，我们没有经验，不敢下手，于是有人想到外加工。找了一圈，就在黄岩城里找到一家，一看就说：“这只东西原来雅达就在我们这里外加工的。”于是请他们接着给我们加工，拿去就做出来了。正是人多办法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人人献计献策，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半个月以后，终于把雅达转过来的模具全部安装好，并且使用起来，做出了合格的塑料配件，及时地满足了吉利的需求。
利民的共产党员和全厂员工又奏出了一曲凯歌，利民精神万岁！这样的成绩是许多人始料不及的，从此大家对利民刮目相看。
2005年春节前后，全厂一片欢腾，拼死拼活打了一个大胜仗，资金也回笼了，好像长跑冲线以后好不容易舒了一口气，我几年来的精神压力也有所减轻，日子好过一点，对利民的前途充满信心。自从2000年黄兴国书记调天津市任副书记兼常务副市长，到任后给我来一长途，还问及我和我厂的情况，此后五年，每年都与李书福一道去天津看望他。2005年，我满七十岁，黄书记和李书福在天津为我做寿。平生第一次领导为我祝寿，而且在远离家乡数千里之外，感慨系之。晚餐后，我们三人拍了一张照片，作为永恒的纪念。此后，我们每年都去天津看望他，友谊长存。
天津回来，正在喜气洋洋，摩拳擦掌，准备继续大干的时候，不料又天降大祸——我们厂加工装配的仪表板、门内板等内饰件，由于喷镀工艺不过关，发生了严重的变色事故，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全国各地要求退货的信件雪片似的飞来，抱怨之声沸反盈天，严重损害了吉利汽车的声誉。这个问题如不解决，不但吉利要蒙受极其重大的经济损失，我们也将失去战略伙伴的资格，利民要遭受灭顶之灾。
在这样的情况下，吉利高层领导内部必然出现分歧，据说在吉利经管会上，有人当面毫不客气地批评李书福：我们当初就讲过，做皮鞋的那里会做汽车配件？现在你看，果然被我们料准，造成这么大的损失，怎么办？弄得李非常尴尬。但是，无论如何他对我们仍然没有失去信心。据说在一次酒席上，有人提起内饰板褪色问题时，他仍谈笑风生，坚定不移地说：“我相信池老师一定有办法解决，一定会处理好这问题的。祝愿池老师健康长寿！”这话传到我耳中，真是又感激又羞愧难当。李书福临危不乱，“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统帅风度，俨然是一位运筹帷幄的非凡政治家，令人钦佩不已。而对我的无限信任，又给我以极大的鼓励，更坚定了我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决心。
这件事的确使我焦虑万分，寝食难安，千方百计四出寻求解决办法。厂内技术人员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全厂工人那种渴望祈求的眼神令人心悸。利民的前途命运全在此一搏啊！真是感谢老天有眼、上苍眷念，终于找到一位化工高级工程师，在他的指导帮助之下，找到了一个永不褪色的油漆配方。我们马上进行试制，试制成功后，经过科学鉴定，只要用上这种油漆，以后再也不会出现褪色的事故了。对于已经褪色的饰板，可以进行二次喷镀，无须经过高温烘烤，即可将全部变色的东西整饰如新。正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全厂上下像过节一样，欣喜若狂。
于是我们立即动手调制好大量永不褪色的油漆，派出两支队伍，北到内蒙古，南到新圳，凡是有吉利汽车内饰板褪色的地方都走到，经过一个多月的苦战，把所有褪色的饰片全部处理如新，直到所有的客户都满意为止。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细致踏实，不漏过一车一板，全部整旧如新，于是收到大量的感谢信，表扬吉利厂售后服务做得好，对客户高度负责，终于挽回了信誉。此后很多吉利4S店发来信息，要求我们供应这种油漆，以备不时之需，客户也有要购买的，这种油漆成了热门商品。正是不破不立，这一场博斗不但挽回了损失，还将坏事变成了好事。这种永不褪色的油漆的确是一个重大的突破，解决了长期没能解决的塑料板褪色的大难题，为汽车塑料配件工业作出重大的贡献，乃至在整个塑料工业中都有巨大的意义。正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走投无路之中杀出一条血路，取得了一项重大的创新，可见人生如战场，怯者必败，勇者胜。
利民终于又度过了一个难关，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道路走得更加稳健更加宽广，汽车塑料配件事业越干越有劲，越干越有信心。
这样到2007年，利民的内外债均已还清，从2008年开始恢复了利民的元气，转亏为赢，经济复苏，过上了小康的日子，为今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2008年吉利成立核心供应商协利会，我被推选为会长。自此吉利的上下左右，方方面面对我们都有了友好的受尊重的氛围。吉利在业务上、付款上都给利民以很大的照顾，体现出李书福经久不衰的纯真的友情。
由于吉利车的价格很低，方方面面都要讲究成本战略，可省的尽量省，我们在模具设备、材料采购、劳力投入等各方面，受到低价格意识的支配，往往只求成本低而忽略了技术的提高，质量的提高，因而难以适应吉利汽车质量不断提升的要求，我们供应的配件常出现质量上不够好的事情，吉利上下难免有点抱怨，李书福也连带受到指责。2011年吉利收购了沃尔沃之后，我猛然醒悟到：吉利现在已在世界市场上驰骋，对技术、质量上的要求必然会越来越高，我们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努力提高技术质量，与他们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这样，一是对不起李书福持久不变的关爱，二是如果失去吉利的支撑，利民可能会走上频临倒闭的老路。
正在我进行这样的筹划时，2011年6月11日，吉利副总经理兼宁波公司总经理安聪慧特邀我去宁波，在喜来登饭店以极高的规格招待我，与我开诚布公地进行了三小时真诚友好的谈话，劝说我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最坚决的态度起动转型提升工程，以适应吉利飞速发展的形势。响鼓不用重锤，这至关重要的一席话，使我明白必须下定决心进行转型提升，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利民与吉利的战略联盟，持久地维持战略伙伴关系。
回来后，立即从党内到全厂职工进行总动员，再三强调转型提升的迫切性，说明转型提升对利民命运前途的深远意义，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我们立即行动，采取内连外请的有力措施，来提升我们所生产的配件的品位。我斩钉截铁地说：“6.11以前的模具都可以销毁。”于是首先引进世界500强之一，汽车内饰件居世界领先地位的法国佛吉亚公司的技术、设备，组建了佛吉亚——利民合资公司。2012年，又与韩国现代集团核心供应商韩一公司组成韩一——利民合资公司。目前，我们已与当代最先进的两个外国公司结成联盟。
2013年是利民战略转型提升的开局年，3月20日，全公司召开了“转型提升誓师大会”，会上宣布我公司成立质量提升领导小组，以副总经理池宁平为组长，特聘吉利原质量总监徐抗工程师为高级顾问。徐抗同志说：“我见证了十年来利民公司在池老师的领导下，从生产皮鞋转产汽车塑配件，克服了种种困难，成为吉利集团的核心供应商，为吉利汽车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对比表示祝贺。对于利民公司审时度势，狠抓管理创新，转型提升，我充满信心，愿意为利民的质量提升贡献力量。”我在会上作了总结，号召大家要牢固树立质量第一思想，努力提升本公司的质量管理水平，实现产品质量系统化管理，通过2-3年的不懈努力，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员工队伍，生产高质量的汽车塑配件，不断提高客户满意度，力争成为国内汽车配件行业六强之一。
总之，我把给吉利做汽车配件所赚的钱全部投入，还借了外债，不恤血本地来进行转型提升工程，下定决心，一定要做出世界第一流的汽车配件，“件不惊人死不休”，来证明我的人生价值，证明李书福选择利民做战略伙伴决策的正确。做人要有恩必报，决不因自己的失败在李书福的脸上抹黑。
我们由衷地感谢李书福一贯的坚定不移的信任与支持，利民离不开吉利，吉利永远在我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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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吉利宣言”指航向，利民转型定目标
2003年11月16日，李书福对利民全体员工热情洋溢地作了长篇演讲，题为《我的台州情结和利民情感》。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吉利有史以来第一次，对一个供应商企业的员工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这篇演讲太精彩太重要了，不仅使利民全厂上下大开眼界，更打动了利民人的心，决定了利民的前途命运。为了既能了解全貌又便于阅读，特将全文摘录如下：
我的台州情结和利民情感
——在台州利民的演讲（摘要）
（2003年11月16日）
   吉利是在利民的池幼章老师的支持、照顾和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池老师非常关心吉利汽车工业，一直帮助、支持和推动吉利汽车发展。今天准备进入汽车零部件行业，首先是进入汽车塑料配件行业，这样的话，利民跟吉利结成了战略伙伴关系，而这层关系是比较长远的。
今天我要讲的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叫我的台州情结，另一件事情就叫我的利民情感。我对台州充满了真挚的感情，最近台州发展很快，就是因为有台州的发展，才会有我成长的今天，所以吉利也好，利民也好，我也好，池老师也好，都是因为台州的发展而得到了发展。
我对利民也充满着浓厚的情感，池老师担任台州企业家协会会长期间给了我许多的力量，还有许多的启发，才有了今天吉利很好的发展，也是因为池老师在担任企业家协会会长时做了很多帮助台州的工作，所以台州才进入了厚积薄发的新的历史阶段，今天的台州是以前的台州企业家的努力和奋斗所积累下来的，是以前的台州各界共同努力所形成的这么一个良好的局面。喝水不忘挖井人，发展不忘根据地。今天的吉利已经在健康的成长，我不能忘记台州这一片熟悉的家乡土地，我也不会忘记利民、不会忘记池老师对台州企业所做的无私的奉献。所以我要报答台州，回报池老师。
五年前我就讲过，要把台州建设成世界的经济型家用型汽车王国，要在世界上建立最大的很便宜的汽车的制造基地。今天我还是要这么讲，我们要把台州建成汽车工业的王国。
所谓汽车工业王国，其建设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既有汽车整车的工业，也有汽车零部件的工业，还有与整车零部件相关的汽车产业链的发展。我想在台州重点的支持汽车塑料模具的发展，把与吉利的整车相关联的塑料模具重点放在黄岩，重点支持黄岩的塑料模具工业的发展，还有汽车金属冲压模具成型的发展。同时我还要推动台州各地金属冲压成型工业的发展，还有汽车塑料配件、汽车橡胶零部件工业的发展，汽车电子电器工业、汽车内外装饰件工业、汽车底盘件工业以及汽车玻璃的成型工业、汽车发动机、手动自动变速器等动力总成工业，以及围绕以上总成所形成的相关零部件工业、设计服务产业、物流配送产业、销售与售后服务产业，还有酒店、餐饮、住房以及培训等等相关联的产业的发展，这样为台州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为台州产生更多的企业家以及企业经营者提供机会、创造条件。这就是报答台州一个很具体的想法。
怎么样把这个理想变成现实呢？
首先，让我们展望一下世界的变化，这个世界天天在变，而且变得幅度很大。也就是因为这个变，我们才有机会；只有变，我们才能在变的过程中捕捉和发现商机，去抓住机遇，然后取得发展。世界在变，中国也在变；而今天的中国与世界已经形成了一个互动的关系。当今世界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八个方面：
第一，世界商品的中国化，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世界各国与生活有关联的东西几乎都是中国产的，国家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走向世界各地，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中国与世界的互动，这就是新的世界所出现的一个特征。
第二，社会高度信息化、科学技术高度社会化和市场化。这个社会已经高度信息化了。科学技术也是高度社会化，现在民间的力量凑拼起来不亚于国家的研究院、研究所。而且这些科学技术都是高度市场化，有钱就能买到，世界各地都是这样，你想买什么技术，到全世界去都可以买到。
第三，东西方文明走向一体化。
第四，我们人类的活动半径的扩大化，汽车的普及化和家庭化，现在也是一个趋势。
第五，教育培训和旅游休闲产业化。
第六，住房普及的商品化。
第七，市场配置进一步的自由化，企业发展更加自主化。
第八，企业资源配置及产业结构调整全球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世界的产业结构调整形成一个整体，所以汽车等产业可能会走到中国来生产。电冰箱、摩托车、洗衣机这些经过产业结构调整后，有些东西该拿到中国来的，有些东西该拿到日本去的，有些东西该集中到欧洲的，有些东西该集中到美国的，有些东西该集中到南美去的，这是全球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
由于这八大变化，给我们台州市、给浙江省、给中国、给我们每个人带来了怎么样的变化，带来了什么样的机会，这就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如果没有全球经济一体化，投资贸易自由化，就不可能产生以上所说的八大变化。这八个方面的变化将会带来全球政治经济的变化，我认为全球经济一体化，投资贸易自由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主旋律，由于这种主旋律的形成，打破了原有的世界经济平衡的格局。一场全球性的产业结构调整序幕已经拉开了。这场潮流，将会冲掉许多世界百年老店，将会冲垮许多世界500强企业，也会重树许多百年老店，也将会重建许多家世界500强企业。这场潮流已经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也会推动世界产业结构的大调整和传统产业制造地的转移。汽车工业是典型的传统工业，100多年历史，也是技术密集、资本密集、人才密集的集成工业，它是一个多学科领域的集成工业。由于受世界经济一体化浪潮的影响，世界上已经有许多家汽车企业面临着破产。他们纷纷地联合重组、兼并收购，寻找出路，至今为止，全世界只剩十一家大型汽车企业集团，已经形成相对垄断的全球汽车工业新格局。这样的新格局维持的时间不会太久。因为世界生产经济型汽车的地方一个在亚洲，最便宜的是韩国汽车，还有一个是欧洲的意大利的菲亚特，最具竞争力的实际上只有韩国汽车，他们有非常明显的成本优势。如果没有某一个方面的绝对优势，也就无法形成绝对的竞争力，也就是说无法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汽车产业格局将会好景不长，还会继续受到世界经济一体化、投资贸易自由化浪潮的冲击，这个格局还将继续发生改变。随着中国汽车工业的崛起，我们中国的成本优势将更加明显，中国的汽车工业也将在世界上产生竞争力。吉利第一个成为生产小轿车的民营企业，也是到今天为止唯一的能生产轿车的私人企业。我想这个时候中国生产汽车的绝对竞争优势也是成本优势，这个成本一定远远低于韩国汽车、日本汽车和欧洲汽车。中国必将形成一家或几家完全脱离于世界十一大汽车集团的绝对的而且在国际上有相当竞争优势的汽车公司。吉利的命运完全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无论是新产品开发还是市场的布局，还是品牌的提升，完全不要看别人的脸色。
也只有像吉利这样的汽车公司，她才有可能走出韩国汽车工业发展的成功道路。
汽车工业是一个人才密集、技术密集、资本密集，一定要有大规模和相当品牌效应的集成产业，要想能够有所作为，就需要有行动、需要有方法、需要有智慧。我们自己有几个战略：
第一，是人才战略。
人才必须得自己培养。所以我们只能自己搞学校，办校是一个人才战略。
另外，我们要在全世界范围内，找一些德才兼备、品学兼优、真才实学、确实希望支持帮助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志同道合的人加入到吉利来。
我提出“凝聚一股力量，提炼一种精神，完成一个使命”。“凝聚一股力量”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凝聚人才的力量、技术的力量、资本的力量和各方面有利于吉利事业发展的各种力量；“提炼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艰苦创业、顽强拼搏、孜孜不倦、契而不舍，把它提炼出来，然后融化到每一个吉利人的血液里面去，扎根到每一个吉利人的脑海里面；然后“完成一个使命”：就是要发展中国自己的汽车工业，独立的吉利汽车工业，拥有吉利自己品牌的汽车工业，能够在世界上有一定的竞争力和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第二，技术战略。
首先，自己去当学生，要把我们从幼儿园变成小学，从小学变成中学，然后进行更高水平的学习。我们自己成立吉利汽车研究院，现今吉利汽车研究院这样规模的，能够自主开发出新产品的，从理念开始，到造型构想，到计算机辅助设计，到计算机工程验证，到数模定型，到最后的结构分析、模具制作、检具制作、夹具制作等等一系列全部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计算机数学模型技术的，在中国还找不到第二家。但是虽然其方法和手段已经完全和国际接轨，其总体水平和国际一流水平比起来还是有距离的。所以我们就要主动地和国外一流的技术研发公司进行合作，第一个和韩国合作，第二个和意大利合作，第三个我们跟德国的研发公司进行合作。
第三，资本的战略。
资本战略就是要实行全球资本战略，我们要跟全世界所有的资本市场去进行沟通。告诉他们我的计划，告诉他们吉利想干什么，然后取得这些资本的支持。我们要连接国内外资本从而取得汽车工业发展的大量资本支持，这就是我们资本上的战略。
第四，成本战略。
成本战略，我们是建立在区位优势的基础上。如果不具备区位优势，也就不可能构成她的成本优势。吉利生在浙江长在浙江，生在台州长在台州，这就给吉利带来了非常优越的区位优势和非常优越的成本优势。
吉利独占这个优势，这要感谢党和政府，感谢党中央、国务院和国家行业管理部门，也感谢省委、省政府帮助吉利取得了国家的轿车生产经营权。有了这样一个区位优势以后就很容易形成他的成本优势。有了这个成本优势也就形成了吉利的核心竞争优势。
第五，产品战略与市场战略。
吉利的产品，与众不同，美人豹——中国第一跑，人家不搞的，吉利搞了，这就是产品战略。吉利不想与那些大企业去正面地碰撞和较量。我们只能打擦边球，只能找缝隙。他们没有想到的，我们发现了，我们发展，等到他们想到了，我们转移我们的战略。这个战略指的是产品战略。比如吉利豪情，现在搞了色彩系列、情侣套车，都是与众不同的，很受欢迎。
吉利的市场战略是“造中国老百姓买得起的好车”，经济实惠、价廉物美，买得起还要用得起。这是吉利的市场定位和市场战略。我们要慢慢地、科学严明地铺平全世界的市场，非常稳健地取得世界市场的支持和全世界用户的支持。而这个支持的对象也是普通的工薪阶层，我们要寻找这个市场空间来确定自己的市场定位。
那么怎么把这些战略分解下去，我就讲和台州和利民有关系。
我们要组织一大批的零部件企业，组成战略联盟，要扶植一大批零部件企业组成战略同盟，这是有经济效益的，它是伴随着整个企业的发展战略的，它是有基础的，是有生命力，是有着长远战略的一种联盟，只有这种联盟才能得到更广泛的支持和拥护，才会有更多的企业要加盟进来，我们的联盟才能不断地发展壮大，所以我想在这方面进行策划和展开工作，扶持一大批的吉利汽车零部件企业，同时组成战略联盟。
我认为台州已经具备了参与全球经济、产业结构大调整的一种能力。台州也具备了发展大产业的条件，吉利完全可以在这方面为台州作出更大的贡献。
那么首先我要重点合作的就是黄岩的利民，我认为利民最具备这些方面的基本要素，我们寻找战略合作伙伴，关键是看他这个企业的战略理念，看他这个企业管理层经营理念和他的人格魅力、他的人品、他的战略思想以及他过去走过历程、他的成长背景。
所以，首先选择利民作为吉利在汽车塑料零部件方面作为战略联盟、合作伙伴。我这样做即是对池老师的一种回报，因为池老师在十几年来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在很多重大的原则和关键的问题上，他给了我很多的帮助，给我智慧。所以首先要把利民纳入吉利汽车塑料配件的体系。
我希望利民的员工干部、工程技术人员，贴近实际、了解实际，因陋就简、了解一线、研究技术、熟练地掌握技术、保证产品的品质，严格控制成本。台州的成本优势就是要体现在我们的投资优势，我们的聪明才智，我们的眼明手巧和我们的勤劳肯干，成本优势就是体现在这些方面。需要同步成长，现在吉利需要多少的业务，需要多少的设备，需要多少的场地，利民就有多少设备、多少场地、多少人，三年以后、五年以后，我们形成几个亿、几十个亿的塑料零部件的销售额，但不能一步到位，不能一下子就建成很宏大的规模，如果这样我们的成本优势就失去了。了解实际、贴进实际，做到因陋就简、不盲目求大、了解一线、研究技术、熟练掌握技术、确保产品品质和严格控制成本。这是我这几十年来实践的一种总结。
我希望利民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发展，有一个充分稳定的发展，再次创造利民明天的辉煌。我相信在池老师的正确领导下，在利民踏实的经营班子的经营管理下，在全休干部员工、工程技术人员的顽强拼搏和共同努力下，利民的明天一定是非常辉煌的，利民没有理由不在台州、浙江乃至中国在塑料零部件方面取得辉煌的发展。
这是一篇“吉利宣言”， 明确的提出了激动人心的奋斗目标，科学分析，高瞻远瞩有严密的逻辑力量，使人十分信服，产生了强大的号召力。宣言还进一步提出实现目标的五大战略，这五大战略既是企业工作大纲，又展示了奋斗目标的现实性、可行性，使之成为可触摸可操作的行动指南。这篇宣言充份展示了李书福的雄才大略，展示了朝气蓬勃的中国新兴企业家的风采。利民也从这篇宣言中明确了自己的定位——吉利汽车塑料配件行业的战略联盟、合作伙伴；找到了奋斗目标——中国汽车塑料配件行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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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利民从1996年秋冬开始，呈现出逐渐衰败的景象，到1998年的年尾岁末，销售萎缩、债台高筑，利民确已濒临倒闭的边缘。我内心之紧张，精神之压力，非言语所能形容。其实，在96至98这三年中，我们也曾在重重围困之中作过多次的挣扎，谋求过多种突围之良方，结果是屡战屡败，似乎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我也曾想过，如若利民真的倒了，我是上对不起省、地、县领导，下对不起包括全体员工在内的江南父老。若没有省、地、县领导的支持，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爱，哪有利民的辉煌，哪有我池某晚年之荣光。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果然要经受成功的考验，更要经受失败的考验。我们有百折不挠、发奋图强的利民精神，我们有壮阔的胸怀，敢于自我肯定，也敢于自我否定。消沉、退却、逃避决不是利民人之所为，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决不能屡战屡败，我们必须屡败屡战，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痛苦而无情的自我解剖，科学而冷静的自我总结，我们终于找到近年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经济日益全球化，中国社会日益进步，人民生活日渐富裕，这种新形势下，人们对生活用品的款式和品质的新追求，正在日新月异地变化，可是我们缺乏敏感、缺乏应有的认识。简单地说，现代中国人对日用品的款式要求起了划时代的惊人变化，在这种情势下，我们老面孔的天牌，就必然缺乏诱惑力，无力抵挡人家日新月异的新款产品了。
经过一番反省以后，我们确立了振兴利民的治厂方略，叫做“款式第一，质量至上”。我们必须以极大的热情，不惜重金去开发具有国内国际水平的新颖款式，并保证具有优秀的品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收复往日失去的市场，重振利民之雄风。我们已从1999年五月份起实施“款式第一、质量至上”的治厂方略，到年底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但是，经过2000年到2002年这三年的努力，仍不能扭转逆势，情况是每况愈下，销售市场萎缩，收入还不够支付利息；债台高筑，负债已近一亿，连发工资的钱都无着落。总之，此时的利民已陷入绝境。
在利民最困难的日子里，得到各级领导的关怀、支持与帮助，其中特别是史久武、杨仁争两位同志。
史久武同志，大约是2001年从杭州调来任台州市市长，临来时与柴松岳省长告别，柴省长特地向他推荐我，并嘱他在我有困难时多多予以关照。他到任后，马上来我厂看望我，看见我厂正处于困难之中，给我们很多安慰与鼓励，并表示要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利民皮鞋厂于2003年开始转型，这期间他也曾给我不少帮助。特别是对吉利的事业，自从我向他介绍了李书福有企业家的魄力与创造精神后，他很欣赏李的狂飙突进精神，对吉利特别关注，支持力度非常大，是历任市长中对吉利支持最大的一位。这些都是间接的帮助了我们。
我与史久武同志私交不错，他的父亲叫史佑章，他说如果按罗马字母写起来，池幼章和史佑章完全一样。他的父亲也被打成右派，改革开放后也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由于这三方面的巧合，我与史家父子有较密切的友情，相互间常有点走动。
他父亲去世时，他正在台州市委书记任上，在第一时间把这消息告诉了我，我立即告诉李书福，李立即朝北方（杭州）默哀三分钟，表示深切的哀悼，足见是很重情重义的。我按理应去杭州参加史佑章先生的葬礼，只因当时我的台州市工商联主任刚好期满下任，去送葬似感身份不当，所以没有去，实为遗憾。
他调省里工作后，不知为何跳楼？当时社会上有许多说法，我认为一个人的出生自己无法选择，但如何了结却有选择的自由，可以跳楼，可以投河，也可用子弹，还有许多方式，不必追究。我还是坚持对人的评价原则，功是功，过是过，史久武同志对台州市政建设是作过重大推进的，特别是椒江大城市气势的营造，市民广场的建设，都是有眼光有魄力，比较前卫的。他在市级机关干部中威信很高，大家至今还在怀念他。对他的结局，深表惋惜。

杨仁争同志刚到黄岩任书记时，我恰从广州疗养回家，他亲自来我家探望，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留下的印象是年轻、英俊、谦和、诚恳，礼贤下士。他是父母官，以后我们的接触就非常频繁了。
1992年12月初，他竭力推荐我为人大副主任候选人，选举时又帮助我做了许多正面宣传。1993年冬，又竭力推荐我出任解放后第二任黄岩工商联主任，使我步入黄岩绅士的行列，这些都使我深感荣耀。
以后他不论调到那里工作，都和我保持密切联系，常常打电话来问长问短，对我个人和利民厂都非常关心。特别是他在当台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兼黄岩书记时，我厂正处在最困难的时候，他尽力帮助我渡过难关，给我为数不少的财政贷款，正是雪中送炭，这一切都令我终生难忘。
后来，杨仁争同志调湖州任市委书记，每年李书福都和我一起去看望他一二次。杨书记久病在家休养，我们仍照样坚持每年去看望他一二次。对于他的恩情，我和李书福都念念不忘。
除了领导以外，朋友们在我困难的时候也给我不少的帮助。我永远不会忘记天天塑料厂的王咪同志，1998年听说我们厂里工资发不出，他背了五十万元现金，像背了个炸药包似的，被门卫拦住不让进来。电话打进来，说是有人给我送钱来，我还莫明其妙。接过他的“炸药包”，我感动得不得了，其实当年在城关镇工业关停并转时，我只是替他说了句公道话，不料却满足了他的愿望，他就一直放在心里，在我困难时慷慨出手相助。我非常感谢他的一片真情，他感恩于我，我更感恩于他。还有黄岩新同志，也主动借我三十万元钱。他们都不是大富豪，这份情意，令我永生难忘。还有郑九蝉同志，在我厂困难时多次来看望、慰问，正是情深谊重。
2003年春，李书福知道利民厂的状况后，深感焦虑，特地来我厂，深情而诚恳地对我说：“皮鞋是不能再做下去了，干脆转型做我的汽车配件吧！”对于他的诚意，我非常感激，但仔细一考虑，转型又谈何容易！
转型有三大实际问题摆在面前，第一、我做了二十多年的皮鞋，算是摸到了一点门道，对于汽车配件我是一窍不通，完全是一个门外汉，老话说：“隔行如隔山”，套路完全不同，这么大跨度的转型，能学得会，适应得了，做得好吗？再说我厂的工人这么多，总不能把他们丢掉不管，原班人马做皮鞋是有一套的，一下子转成做塑料配件，新技术、新管理，一切都得从头学起，说说容易做起来难。第二、转型需要资金，原来的全部工具都没有用了，必须新置模具、注塑机，成本不在小数，买原材料也要一笔钱，我厂资金严重短缺，再要借贷也十分困难。第三、做汽车塑料配件是与吉利整车配套的，他们需要什么就要做什么，他们需要多少就要做多少，品种、质量、数量跟不上就影响他们的生产，拖了他们的后腿，责任重大，可不是儿戏。
我把我的想法坦率地与李书福商量，吉利厂的高层领导中也有一些同样的想法：做皮鞋的能做得好很精密的汽车配件吗？他们劝李书福不可冒险，要慎重考虑，如果搞得很被动，会影响吉利的发展。李书福听后，坚定不移地表示要支持利民，与利民结成战略伙伴关系。2003年夏，吉利向利民注入了一千四百万资金，以解决利民转型的起动资金问题。同时，他表示要到利民来，给全厂员工作一次报告，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坚定信念，使利民全厂上下能下定决心与吉利结成战略伙伴关系，团结一致、齐心协力，顺利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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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吉利在我心中（一）
1991年，我任台州地区企业家协会副会长，实际主持协会工作，在地委黄兴国书记和主管工业的副专员陈子敬等领导的支持下，我策划、操办、主持召开了台州工业、企业百强会，就在这次会议上，我初识李书福，他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会议组织参观温岭钱江摩托厂时，他对我说：“我要在一星期之内造出摩托车来！”这位三十出头一身帅气的小伙子，他的雄心壮志实在令人吃惊，但七天造出摩托车，也实在令人不可想象。我作为会长、长辈，当然只有鼓励他的份儿，总不能泼冷水。谁料一星期之后，他果然造出摩托车来了！正是后生可畏，当刮目相看。后来才知道，他是收集了各种各样的许多另部件组装而成的。牌子不同设计不同，另部件的型号也不同，要装配成车是一般人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正是绝顶聪明的人，我不由得暗暗佩服这位大有作为的青年人。
过了一二年，得知他与重庆的嘉陵摩托合作，很快就跃为台州的摩托车大户之一，在临海买了一千亩地，要造厂房。这些都使我觉得这个后生大有气魄，前途不可限量。更令人吃惊的是，他登门叫我审看他的一大卷汽车图纸，说是要造汽车，要“造中国老百姓买得起的好车”，他要振兴中国的汽车工业，为中华民族争光。他的鸿图大业，他的这种民族精神，都令人十分感动。但据我所知，中国的汽车工业还在起步阶段，与国际差距很远，只有国营的一汽、二汽等是上规模的，但是许多核心问题还是要依靠外国，全球的汽车工业是美国、德国、日本把持着。一个不见经传的民营企业要造汽车，谈何容易。他提出要求台州工商联支持帮助，我作为主任，振兴台州工业当然义不容辞，除了热情的鼓励支外，怎么支持呢？心中实在没有底。于是打电话给省委秘书长蔡惠民同志，我把李书福的情况和他造汽车的设想，详详细细地说了，想听听省里的意见。蔡秘书长首先充分肯定了李书福的理想抱负，认为这个人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很了不起，但是觉得这个理想要变成现实可能困难太大，可行性不大。他举了宁波、横店的实例，两地都有人想办汽车厂，这些企业家的知名度、经济实力、政治背景，李书福都无法与之相比，但他们搞了几年，都没有成功，在当时的形势下，浙江搞汽车工业谈何容易。
我听了蔡秘书长的意见后，觉得他是了解全省情况的，分析得客观实际，讲得颇有道理。于是把李书福请来，将蔡秘书长的话一五一十地原原本本转告给他，我当时的主观意图是想劝他：此事风险太大，希望他慎重考虑，值不值得冒如此风险？李书福听了蔡秘书长的意见后，非常坚定地表达了自己的决心和信心，他说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再大的困难也要知难而进，闯出一条路来！我又一次被他的精神所感动，深深地感到由衷的佩服，这正是一个敢于为理想而奋斗而牺牲的热血青年，即使冒天大的风险，也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既然如此，那么，我该怎样帮助他呢？
台州工商联组织本身就有推动台州经济发展的职责，帮助李书福是我责无旁贷的事，出于对他的由衷钦佩，我把工商联的活动多次放在临海吉利厂进行，使大家能够了解吉利、宣传吉利、支持吉利。这样，我和李书福的接触就逐渐多起来了，对他也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1998年，临海的吉利汽车基地建成，举行第一辆汽车下线典礼，他邀请了副省长许荣宝、台州市长杨仁争等省、市领导光临，我也有幸参加了。这是全国民营企业自己制造第一辆汽车的下线仪式，在现场大家都感到李书福非常投入，艰苦奋斗，坚持走自己独特的创新道路，为振兴中国汽车工业呕心沥血。我也再一次被他的精神所感动，一心想要为他做一点实事，切切实实地帮助他实现他的伟大理想。
由于我在九十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做出了一些成绩，被誉为经济改革的带头人，与省、市领导的接触较多，尤其是与柴松岳省长和蔡惠民秘书长，他们对我都十分友好，也非常信任，于是我多次向他们俩位汇报李书福的理想和吉利厂的情况，再三请求他们支持中国第一家民营汽车制造工业，支持振兴民族汽车工业的伟大理想。当他们逐渐了解了李书福的情况后，也为李书福为了实现理想而拼搏创新、敢为人先、奋勇精进的精神所感动，从此省领导对吉利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
在吉利第一辆汽车下线以后，柴松岳省长特派秘书长蔡惠民同志来黄岩，要我陪他一起去考察吉利汽车厂。这次完全是隐形私访，没有通知市、县各级领导，李书福那边也没有任何事前准备，我们俩直奔临海吉利汽车厂。到厂后，蔡秘书长立即到各车间进行非常认真非常细致的考察。我们首先听见手工敲打的刺耳的巨响，接着看见到处是大量手工操作，设备非常落后，工艺也非常落后。蔡秘书长一路看一路摇头、皱眉。可是看着看着，看到所有的工人、干部那种生气勃勃、全身心投入的忘我劳动神态，脸色慢慢舒展开来，露出了一点笑容。他悄悄地贴在我耳边说：“设备和工艺果然非常落后，但看到了李书福是真的在搞汽车。”
最后，蔡秘书长与李书福进行了较详细的交谈，李书福在简要地分析了世界工业经济和汽车制造工业的形势之后，提出了全球范围产业结构调整的总趋势，要在这个总趋势中抓住时机，走中国汽车制造工业的独特道路。这是全新的思路，吉利不想和那些垄断世界汽车业的大企业正面碰撞和较量，而是发挥我们的成本优势和市场战略，制造经济型的家用型的中国老百姓买得起的好车，以经济实惠、价廉物美，铺平世界市场。他说我们现在是刚刚起步，但我们的目标是要把台州建设成世界的经济型家用型汽车王国，建立世界上最大的很便宜的汽车制造基地。他坚定不移地表示：把台州建成汽车王国的信念，决不动摇。李书福还认为汽车工业是一个人才密集、技术密集、资本密集的大规模集成产业，汽车工业的崛起，必将与一大批零部件企业组成战略联盟，带动整个汽车产业链的发展，带动地方经济乃至于全国经济的发展。蔡秘书长听了这一番话后，一方面指出目前吉利设备落后、工艺落后、技术落后的现状，必须努力改变；另一方面充分地肯定了李书福对全球产业形势发展的科学分析，以及在这个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为振兴民族汽车工业的宏大理想，对他为实现这个理想而敢为人先，拼搏献身的精神，对他的雄心壮志和奋斗实绩给以高度的赞扬。蔡秘长最后表示回去以后一定如实向柴省长作全面汇报。
这次考察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柴省长在省委、省府的办公会议上以及其他各种场合，多次表态支持吉利汽车工业。认为李书福是个目光远大、理想崇高、敢为人先、勇于牺牲的新型企业家，应当予以鼓励帮助。也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才出现了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黄兴国同志五分钟内批准在宁波建造吉利汽车制造厂的奇迹。这件事还要从头说起：1998年，李书福在临海建造了汽车基地以后，可是因汽车目录没有正式拿到，无法投产。他千方百计了解到宁波有中央批建过的两个汽车厂，因种种原因一直没有投产，他想把宁波的汽车厂买一个过来，目录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为此，他曾找过前任宁波市委书记，因为他当时还没有出名，人家对他也不了解，宁波方面对他的要求不屑理睬。这时，李书福与我商量，请我与黄兴国书记沟通。我当时身为台州市工商联主席，责职所在，理所当然地要支持帮助台州工业的发展。同时，与李书福认识后，经过多次交往，对他也有所了解，认定他是一位难得的人才，于是欣然答应与黄书记沟通。
我为此事专门打电话给黄书记，介绍了李书福的基本情况，谈了他的汽车厂的现状和前途，他现在提出想购买宁波汽车厂的要求，请黄书记支持。黄书记听后很支持我的想法，进一步问我：李书福这人到底怎么样？素质如何？为人如何？有没有经济基础？我答：凭我的观察了解，李书福理想远大，有雄心壮志，想振兴民族汽车工业，而且有能力魄力，是个实干家，雄才大略，后生可畏，人是绝对靠得住的。经过多年打拼，颇有经济实力。黄书记听后就同意我陪李书福去见他，于是，我和李书福满怀信心地去宁波。
这时，黄书记还是初到宁波，刚刚接过这头绪纷繁的一大摊子，忙得不亦乐乎，但还是在百忙之中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因为时间关系，他要求李书福的陈述不超过五分钟。李书福先分析了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形成汽车工业垄断新格局的宏观形势，再科学地分析了中国汽车工业崛起的可能性，提出吉利的宏观远景，以及为实现理想的人才战略、技术战略、资本战略等切实措施，凭着他的成本优势和市场优势，形成吉利的核心竞争优势，因而有必胜信念。黄书记在李书福陈述时拍拍他的肩头微笑了，说完后请李去他的秘书处稍事休息，与我商谈了十几分钟，认为李书福“确是难得的将才”，断然决定同意李书福在宁波买一家汽车厂，以解决目录问题，还要他在宁波建一个自己的汽车厂。这么大的事情，在五分钟内拍板定局，实为台州工业发展史上的一大佳话。决定后，黄书记和我们共进午餐。
黄书记办事雷厉风行，在当天立即布置宁波市分管工业的副市长，要他帮助李书福解决建厂的土地问题，协助李办好一系列相关手续。最后，黄兴国书记要求李书福在十个月之内把工厂建成，并造出汽车。李书福果然不负所望，十个月之后，吉利汽车在宁波诞生了，从此吉利汽车一跃千里。当时十个月之内建成工厂，造出汽车，李书福拍了胸脯，我倒十分担心。不料后来果然一一实现了诺言，也正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老实说刚听说吉利要进入汽车这个行业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投赞成票，大家都替他捏了一把汗，我也既佩服他的勇气，又为他担心，到了这个时候，面对他造出来的汽车，才意识到他当年正是善于捕捉时机，果断地作出决定，是完全正确的，他成为中国民营汽车工业的领头羊，绝非偶然。
省委、省政府对吉利事业从认可到支持、帮助，再到重视、开绿灯，是李书福艰苦奋斗的结果，当然也与柴松岳省长分不开，自1998年这关键的一年以后，吉利的事凡是要柴省长签字的，无不及时地顺利通过。我发自内心的支持李书福，由衷地佩服他，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我绵薄之力为他穿针引线，只要能起一点作用，对他有一点切实的帮助，就到十分欣慰。他终于得到省里的支持，我这个台州工商联主任总算没有白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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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在黄岩“撤市设区”过程中

黄岩自唐朝建县以来，就列为上等县，向来以物产丰富、经济繁荣、文教兴盛著称。这个礼仪之邦、文明之乡，自宋朝以来即有“小邹鲁”的美誉。元朝初期，因人口超过五万而升格为州。1989年9月，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市，是年11月7日，黄岩市成立，同日举办黄岩市首届柑橘节，市民喜笑颜开，欢欣鼓舞，人心大快。我作为黄岩人，当然也为家乡的繁荣富强感到自豪。

可是，好景不长，1993年1月，台州地委作出撤地设市的决定，那就是说黄岩市没有了，黄岩要变成台州市的一部份了。其实早在1992年，这个消息已经透露出来，在黄岩人民心中掀起巨大的波澜。这件事深深地伤害了黄岩人民的感情，一是黄岩市一下子变成了黄岩区，照老百姓的说法，海门、路桥原是黄岩的儿子，现在都变成了并起并坐的兄弟，在习惯上有点不适应。二是这个市不叫黄岩市而叫台州市，市府所在地又不设在黄岩，黄岩人有太多的失落感。第三，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从此失去了黄岩市的财权、事权，变成一个寄人篱下的县级区，这个损失无可估量。所以从城里到乡下、从上层到群众，形成一个民间的维权活动，其核心就是反对撤地设市。反对的声浪一日比一日高，声势一日比一日大，许多热心人士，各显神通，通过各种渠道，用各种形式向省直至中央，反映黄岩人民的意见和要求。由于黄岩人民（包括临海、椒江各地）的强烈反对，国务院对台州撤地建市的工作曾经停顿了一段时间。

1994年，撤地设市的锣鼓又敲得紧起来，1月份黄岩召开人大十一届第二次会议，这时黄岩街头三轮车、出租车打出旗号，欢迎人大代表乘坐，分文不收；饮食店打出旗号，欢迎人大代表光临就餐，各种酒水开怀畅饮，一律免费。这些现象都充分反映了黄岩的民心，大家都希望人大代表不要投赞成票，黄岩市不要变成黄岩区。结果人大代表因反对撤地设市而罢会，许多代表不进会场。勉强开起会来，会上有160位代表联名上书民政部，强烈要求台州地委撤销撤地设市的决定，占代表总人数的四分之三，他们是真正代表了黄岩民意的。可是黄岩市市长、黄岩市人大主任都得到上级的指示，下级服从上级，他们没有办法，为了贯彻上级意图，只得硬着头皮召开人大主任扩大会议，一定要以黄岩市人大常委会名义写信给中央，表示同意黄岩撤市设区，这就意味着同意了台州撤地设市的大前题。结果遭到大家一致反对，扩大会议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当时我担任黄岩市人大副主任，散会后还在回厂的路上，接到毛平伟市长的电话，要我立即回去继续开会。继续开会时，市长、主任苦口婆心，再三申说，一再要求大家统一思想，按上级指示办，结果还是通不过。最后领导采取折中妥协的办法，提出以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的名义写报告给中央，表示同意撤地建市、撤市建区的方案。办公室主任陈理尧当场就表示：这个报告，我是不愿意写的。后来不知怎么一来，果然以黄岩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的名义，发出了表示同意的报告。其中内幕详情，连我这个副主任都不知道。

1994年9月2日，收到国务院86号文件，批复同意撤销黄岩、椒江二市，撤销台州地区，设立台州市。这样此事就成定局。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黄岩人民的情绪并未因此而平静。1995年3月11日，黄岩人大十一届第三次会议召开，会上96名代表提出人大主任罢免案，结果以196票赞成而通过，符合法定手续，于是郭海蓉主任被罢免。解放以来这样的事几乎没有出现过，消息迅速传开，震动了全市、全省以至全国，甚至国外也有报导。这是黄岩人大代表真正的行施了自己的民主权利，按自己的意愿而不是按上级的命令，应当说是政治民主的表现。虽然正如老百姓所说：“牛死了在鼓上出气”，仅是“出气”罢了，牛死了还活得回来吗？然而这一行动对那些以上级指示为圣旨，不惜强奸民意、践踏民主，用卑劣手段搞暗箱操作，迎合上级意图的做法，不啻当头一棒，让他们也尝尝真正民主的力量，知道民意是不可侮的。

一年以后，1996年3月31日，黄岩区政协第九届第四次会议上，155名代表中有101名签名，要求恢复黄岩市。同时，黄岩区人大十一届五次会议上也通过了“申报恢复黄岩市的决定”。

再过两年以后，1998年3月，黄岩区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再一次通过“恢复黄岩市建议案”。同月，黄岩区人大十二届一次会议，又通过了“撤区设市请示案”。同年7月17日，黄岩区政府发了171号文件：“向市政府撤区设市的请示”。12月28日，黄岩区政府发了201号文件：“向省政府呈报撤区设市的请示”。

1999年10月14日，黄岩区人大十二届二次会议，提出“要求区政府再次向省、市政府呈报撤区建市案”，并向省人大呈送要求“组织调查黄岩撤市设区呈报过程中违背法津程序问题的报告”。

直至2003年黄岩开人代会时，又因同样的问题而使大会“开砸了”。

从1992年开始，十多年来黄岩人民一直为黄岩市、黄岩区的问题苦恼着，弄得心绪不宁。我是黄岩人，对故乡有深厚的感情，特别在平反以后，黄岩给我的社会地位和种种荣誉都铭记不忘，永怀感恩之心。我与黄岩人民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对黄岩人民的民主政治和维权行动绝对不可能不保持一致。另一方面，我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是不可改易的事实，下级服从上级也是不争的现实，既成现实，再反也没有用。

在台州撤地建市，黄岩撤市设区的初期，台州市黄兴国书记曾多次与我通过电话，并到黄岩来与我作深入的交谈，征求我这个黄岩人的意见。我坦率的申述了黄岩人民在政治上的失落感，以及在财权、事权上的实际损失，反映了黄岩人心所向、群情激愤的实际情况。他也知道黄岩人民对他怨声载道，认为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我又把黄岩人民的种种要求如实地讲给他听，还把黄岩人民在感情上可以接受的一些方案如：市府所在地设在黄岩，名称叫做黄岩市等等，都向他反映了，他表示这些也都是可以理解的，至于叫黄岩市还是台州市，市府设黄岩还是椒江，都在两可之间，不是原则问题。但他对撤地建市却是坚定不移的，认为这样对台州的经济发展才有好处。他还告诉我，中央民政部副部长严明福要到黄岩来调研，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他把我推荐给严明福，希望我把黄岩人的意见要求一一如实地向中央反映。后来严部长果然来黄岩找我，我把对黄书记说过的话毫无保留地一一如实反映了。可见黄书记还是重视黄岩人民的呼声，并没有抑制民情上达。

随着形势的发展，撤地建市已是既成现实，不可逆转了，我也承认从大局上长远的角度看，撤地建市对台州的繁荣发展是促进而不是促退，从理智上说，我也赞同这样的决定。总之，我举一手赞成黄岩人民的要求，举一手赞成上级的决定，真成了“两面派”。我认为在既成现实之后，关键问题在于努力争取黄岩的财权与事权，这才是实质性的问题。

黄兴国同志曾多次表示对黄岩人民的遗憾，调任浙江省副省长后，凡有关黄岩的人与事，都尽其可能的予以关照。以后任省委常委兼宁波市委书记时，我曾与黄岩的处一级退休干部去宁波参观考察吉利汽车厂，黄书记知道后，委托我请大家到宁波市府作客，举行盛大的宴会招待黄岩老干部，席上他说撤地建市的确对台州的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但是得罪了黄岩人民，对黄岩人民深表歉意。可见他对黄岩还是念念不忘的。

有一段时间，社会上流传一些说法：池幼章是黄岩反对撤地建市活动的总后台，出钱出力支持这项活动。但又有相反的说法，说我出卖了黄岩，支持撤地建市。事实真相如何，请看我在2003年给省、市委书记的信，黄岩人民当能从中了解我的一片苦心。

黄兴国书记并请转

习近平书记：

十分遗憾地向您报告，不出我之所料，今年黄岩的人代会开砸了。人大代表言辞之过激，较前八年更甚。在我的感觉，代表们已不顾一切了。代表们已清楚地知道，人代会期间，即便言辞无比尖利，只要不反党叛国，党和政府是无法拿他们怎么办的。此正所谓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行啊，今日之中国已步入法治时期，民主政治必然会随着法治的推进而日益发展，人民有知情权，人民有对政府的监督权，怎么能“不可使知之”呢？

若说“闹”，黄岩的人大代表已经“闹”了七、八年。人代会期间，三轮车夫、出租车司机打出旗号，欢迎代表坐他们的车，分文不取。饮食店老板欢迎代表到他们店里免费就餐，各种酒品无妨开怀畅饮。仅此两端，足见代表们的“闹”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戴。因此，七、八年来政府亦无可奈何。以至发展到今天，黄岩的不少官员在悄悄地巴结起代表来了。

黄岩人大代表有300多名，其中2/3是中共党员，按说纪律极为严肃、威信极为高大的各级党组织对党员的控制也是极为严谨的，党员对党的组织也是绝对“听话”、服从的。可惜的是，黄岩人代会期间的临时党委形同虚设，根本制约不了党员代表在会议期间的言行，我为我们的党感到痛心。

我为黄岩问题思考了七、八年，我终于悟出了一个极为严肃的道理。我认为，今日之黄岩问题，决非单纯的经济问题，就是讲决不是市里给黄岩返还多少钞票的问题，而是一个可怕的政治问题。恕我直言，黄岩人，黄岩的人大代表，黄岩的党员，在黄岩问题上，已经充分地表示出了对地方党委的不满和蔑视，一个黄岩如此，难保各县不学样。深为可虑。

我们的党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党，我不客气地说，在处理黄岩问题上，我们的党是不够正确的。尤其是给肖山、鄞县、余杭等新建区以县一级的事权、财权，而独独不给名闻中外的黄岩以此种权利，更表现出省委、省政府之处事不当！

因此，把今年黄岩人代会开砸了责任，加到黄岩区委书记蒋永志的身上，我认为是极为不公的。蒋永志是一位较为内向的、文化层次和个人的政治素质都相当不错的中青年干部，我们应该以辨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给予公正的评价。当然，他没有陈根福那种弄权的政治“艺术”，而蒋永志仍不失为一个堂堂正正、对党中心、工作踏实的共产党员。当然，我相信上级党委终将会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

最后，我请求省委以高度的政治观点看待黄岩问题，还黄岩以事权、财权，黄岩人民终将会感激市委、省委的。黄岩之稳定，关系着台州的稳定，台州的稳定，关系着全省的稳定。稳定是政治大事，发展是头等大事，一个不稳定的地区，何谈发展呢？

我在上面的所说，都是我的心里话。我想，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坦率地说真话、实话。我已是年近古稀的老人，说得不妥的地方，请予原谅。

敬礼！

池 幼 章

2003年4月5日

我作为一个黄岩人，一颗爱乡之心，一片爱乡之情，皇天可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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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大难归来有后福 地位荣誉接踵来
1992年春，香港客户再三热情地邀请我到广东省阳江地区去参观，那里有一家台湾独资经营的皮鞋厂，该厂有日本、台湾等地最先进的制鞋设备，我当时正想以世界先进制鞋设备来武装利民总厂，所以欣然接受了他们的邀请。
那一天，厂里五位主要领导晚上从黄岩出发，准备先到上海再飞广州，不料到了天台，宁平突然肚子痛得不得了，只得先把他送回黄岩，再从黄岩出发到上海。这个兆头已经预示这次出行不顺了，可惜没有引起高度警觉，还是按原计划行事。到了广州，受到港商热情的接待，住的宾馆非常高档，不料我当夜做了一个极为奇怪的梦，梦见一只很大很大的蝙蝠朝我身上压来，压得我透不出气。猛然惊醒，回想起以前的几次怪梦，每次都很灵验，就有一种不详之感，第二天要接我去阳江，我就很不愿意去了。经不住香港客户的再三游说，硬磨软泡，什么坐的这辆大巴王是刚买的新车，开车的司机是最好的司机，给你坐最好的位置，一定保你安全等等。看他们已经作好了一切准备，盛情难却，进退两难，我心里虽然忐忑不安，还是十分勉强地上了车。如果当时坚持不去，就能免去这场大祸了，只悔自己不坚定，可是世上哪有后悔药。从广州出发，一路果然平安无事，走了二百多公里，还有四十里路就可到阳江，大家都很高兴，我也松了一口气。
谁知就在高兴的时候，我的魔星又降临了。我们的车正在大拐弯的时候，突然前边来了一辆大客，风驰电掣地朝我们的车直撞过来，我想：“难道你真的撞过来吗？”说时迟那时快，就在我这一闪念之间，这辆大客竟然真的撞了过来。我们一车七个人，他们六个都平安无事，只有我被撞得当场休克，不知人事。他们把我抬到马路边躺下，这时只感到自己在天空中飞翔，飘飘悠悠地，自由自在，十分轻松愉快。这种现象叫“灵魂出窍”，是大脑严重伤害后出现的幻觉，我是亲身感受到了。大约过了十来分钟后才从昏迷中醒来，这时只觉得全身剧痛，真是痛不欲生，大概是灵魂归位了。来往车辆虽然很多，他们去拦车，但一辆都拦不下来。正在急得束手无策时，有幸从马路对面跑来三五个光头青年，他们见状倒能助人为乐，立即把我抬到农场的医务室，简单地给我包扎了一下后，农场派车给我们送到阳江地区中心医院。事后才知道，这是个劳改农场，抬我的光头青年都是劳改犯，呜呼！我这一生竟然与劳改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劳改犯中竟然有这样助人为乐的青年，感慨良多！
到阳江中心医院后，经过检查，断了一根锁骨、七根肋骨，额上眼眶骨处缝了七针，说是明天做手术。幸好同行的其他三位都无恙，包了一间病房住下。阳江中心医院病房条件较差，玻璃破了用纸糊，纸又破了，冷风阵阵呼啸而入，时为早春二月，春寒入骨，对于我这样的伤员实为不宜。全身剧痛，呻吟一夜，根本无法入睡，这种苦痛不是亲身经历是绝对无法理解的。第二天进行手术，医生采用封闭治疗方法，用绷带给我全身强制包扎起来，丝毫动弹不得，不用说坐起来走路，连小便都无法动一动，正是苦不堪言。也许昏迷了倒能减少点痛苦，可是我的神志非常清醒。
当地医疗、护理条件都极差，我又不能移动，三位同行商量后，无奈只得打电话给时任浙江省副省长的柴松岳同志，当时由一位处长接电话，说是保证及时向柴省长汇报。柴省长得到消息后，立即电告浙江省政府驻广东办事处主任陈明文同志，说我省有一位知名企业改革家，在赴阳江途中发生车祸，正在阳江中心医院抢救，要他立即赴阳江妥善处理此事。陈明文同志接电话后立即赶到阳江行署，与行署秘书长一起到阳江医院，这才把原来住着的干部调开，把我调到干部病房，这样治疗、护理才能从优，条件比普通病房好得多了，大家才稍稍放心一点。
稍后，浙江省政府专为此事发明传给广东省政府，广东省政府转阳江行署，告知浙江省一位知名企业家在阳江发生车祸，请予良好的治疗。阳江行署十分重视，指示中心医院对我进行特别护理，条件又进一步得到改善。接着，柴省长以浙江省政府名义，又专门从上海瑞金医院调来骨科专家李科，叫他飞赴阳江会诊。这样，我在阳江医院医治了二十多天。这期间，城关镇副镇长张苗贵和我的儿子宁平、晶冰都赶到阳江，殷勤服侍。同行的二位副厂长朱迪友、汪晨光，对我的护理极为细致同到，宁平和朱迪友为处理厂内工作，数次往返不厌其劳，汪晨光则专职服侍，寸步不移。他们对我患难时的一片赤诚，情深谊厚，永志不忘。这段时间，柴省长要浙江省驻广东办事处每隔三天至一星期给省府发一次治疗情况报告。台州市委黄兴国书记，最早发来慰问电。各级领导的重视程度，令人感动万分。
二十多天后，身体情况稍有好转，准备赴广州进一步疗养，但从阳江到广州，坐汽车绝对不行，又没有轮船，飞机也没有航班，怎么送得到广州又成为大难题。感谢阳江行署领导和浙江省驻广东办事处的同志们，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多方设法，才从广州调来一架小飞机，原是英国皇家专用的，只有七个座位。于是，派汪晨光先到广州做好准备工作，瑞金医院的骨科专家李科和朱迪友、宁平一起把我同机护送到广州。上飞机后，我觉得胸头很闷，气都透不过来，李科医师见状认为已经没有必要再用保守疗法了，他把我全身的绷带都拆掉，顿时觉得无比轻松，非常舒畅。拆了绷带后才发现血泡遍布全身，一个个都像桂圆那么大，竟有六十余个，简直是满天星。好在一路平安，很快就飞抵广州。
到广州后，住在浙江省宾馆，受到特别照顾，这段疗养期间倒过得很舒服。我们一到就有商业厅厅长前来看望，上海中百一店经理陈显钊这时已调上海市第一商业局任局长，不知怎么得到消息，打电话给商业厅厅长，要他转达对我的慰问，并告知：特聘我为上海第一商业局党校名誉教授。黄岩城关镇委书记邬烈恩，早先已到阳江慰问过了，这时又专程来广州探望。黄岩市市长毛平伟，自己身体不好，有心脏病，我再三叫他不要来，但他还是到广州来看望我。台州地委书记黄兴国、台州行署专员林希才、副专员朱复初、卢宝法等先后都发来慰问电，足见各级领导对我的关心。
这次车祸震动了浙、粤两省及上海市各级领导，得到许多领导的关心、帮助、安慰，特别是柴省长、浙江省驻广东办事处和广东省阳江行署，都为我尽心尽力，使我得到很好的治疗和护理，才能恢复得这样快。这些救命恩人，令人没齿不忘。
在广州休养了一段时间，身体大有好转，准备回黄岩继续休养。那一天，大家把我连轮椅抬上飞机，到路桥机场后，又连轮椅抬下来，这时才发现迎接我的黄岩各界人士，黑压压的一大片，场面热烈得不得了，好像迎接一个负伤的英雄归来，真令人感动不已。黄昏时分，应当是晚饭以后了，我才回到利民厂，不料七百多位员工下班以后一直在厂门口等我，看到我坐在轮椅上，面无血色，衰弱得失去了往日的精神，好多员工纷纷落泪，有人还痛哭失声，面对这样的迎接场面，我也被感动得热泪盈眶。正是：亲不亲，同厂人，工人厂长心连心。我暗暗告诫自己：一定要更加努力，办好工厂，为职工利益多作贡献，来报答职工们对我的一片深情。回厂时的感人场面，被媒体获悉，《浙江日报》头版发了篇专题报导，题目叫做《厂长回来了！》同时浙江电视台新闻节目中也播出了，想不到一场车祸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回到黄岩后，在家里休息了一星期，这期间台州行署专员林希才携同女儿到我家探望，黄兴国书记及副专员朱福初、卢宝法、陈四透等也特地来探望过，阳江医院的主治医师及阳江地委秘书长还专程前来黄岩看望，黄岩的各级各部门领导，企业界的朋友们不断地来家慰问，这气氛简直是欢迎英雄归来，我对大家的情意都一一深深地铭感于心。
有一天晚饭时分，突然有人推开了我家的中堂门，只见门前站着一位英俊的年轻人。我并不认识，就问他是那一位？他说：“我叫杨仁争，刚来的黄岩县委书记。”这是我初识杨仁争，他下车伊始立即来看望我，这种礼贤下士的态度，使我非常感动，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鼓舞，当即向他表态：我要努力做好市场化的带头人，全身心的投入经济体制改革，为黄岩的经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由于我敢为人先，带头进行经济体制与企业管理的一系列改革，取得了显著成绩，在省内外有了相当的知名度，因此相应的职务与荣誉也一个一个接踵而来。
1991年6月，我被选为浙江省企业家协会常务理事，浙江省企业管理协会执行理事。同年12月，在黄兴国书记的推荐下，我被选为台州地区企业家协会副会长，又被选为台州地区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会长是台州市计经委副主任兼的，我这个副会长是实际主持工作的，相当于常务副会长的职位。有点墙内开花墙外香，名声在外的味道。
1992年我担任了利民皮鞋总厂的党委书记。5月，在黄岩市总工会的竭力推荐下，经地、省各级工会的审核，我光荣的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时授于我浙江省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同年8月，我又被选为黄岩市企业家协会会长。这段时间还有一位很关心我的领导，就是前城关镇书记陈达，他调任台州地委常委、宣传部长后，一直关心我个人和我厂的发展情况，1992年调任省企工委书记后，专门派人来黄岩总结利民厂的经济体制改革经验，并加以宣传、推广，更提高了我厂的知名度，对我是莫大的鼓舞。
1992年年底，黄岩四套班子换届准备工作开始。当年11月我去美国，12月初回到北京，下飞机不久就接到杨仁争书记的电话，叫我立即回来。回家当晚，接周宪典电话，告诉我：“这次黄岩换届，地委考察组在黄岩出台了一个方案，要你当黄岩市政协副主席，我当人大副主任。”我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听了他的话后，就回答他说：“谢谢了。祝贺你，周主任。”放下电话不到五分钟，杨仁争书记的电话来了，说打了好多次电话，都说正在通话中，你在与谁通话？我告诉他与周宪典通话，杨问我：“你们讲些什么？”我把周告诉我的任职方案说了，杨笑了笑，说：“市委还没有正式研究决定。”过了一段时间，黄岩市委上报地委，人大副主任的候选人是我而不是周宪典。周很气愤，认为我早已知道内幕，还叫他“周主任”，是故意“燥皮”他，嘲笑他。其实我刚从美国回来，什么也不知道，是周先告诉我这消息的。我跟周关系很好，我当黄岩企业家协会会长，他当副会长，我认为周宪典轴承厂的成就远在利民厂之上，他的能力、魄力都比我强，我很佩服他、尊重他，根本不会也没有必要嘲笑他，这完全是一场误会。
1993年年初，黄岩人代会要进行选举了，我吸取上次城关镇的教训，要认真对待。组织上确定的候选人进行拉票活动是合理合法的，于是我竭尽全力做各方面的工作，觉察到部分地区阻力较大，我向杨仁争书记作了汇报，杨书记当即指定时任下梁书记的黄明掌为我做正面的宣传工作，这样我才初识素不相识的黄明掌同志。他很有能力很有魄力，又很讲仁义道德，颇有儒家传统，在群众和干部中很有威望，毛笔字又写得很好。他的宣传，效果极好，帮了我很大的忙。此外，新堂村村长朱荣华、公安局的吴宇青，利民厂的王小华等同志，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至今对他们没有一点物质上的谢礼，只是长期以来在心中念念不忘，嘴上唸唸有词而已。
这次选举结果，我以高票当选为黄岩市人大副主任，终于进入四套班子的领导圈内，成为一名领导干部。这里除了要感谢杨仁争书记以外，还要感谢毛平伟市长，朱贤良副书记，人大郭海蓉主任，感谢他们的全力支持与帮助。
1993年冬，中断了多年的工商联组织又恢复了活动，进行换届选举，在朱贤良副书记的竭力推荐下，我被选为黄岩解放以后的第二任工商联主任、总商会会长。第一任主任是柯保平，他从解放初到文化革命一直担任工商联主任，是黄岩工商界首领，黄岩著名士绅。我终于也成为黄岩士绅，甚感欣慰。从此我将代表黄岩工商界，在政府中有了发言权，我当不负众望，努力为工商界争取合法权益，努力促进黄岩工商业的发展，为家乡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繁荣竭诚贡献自己的力量。
同年，浙江省委企工委、浙江省人民政府计经委联合命名我为“浙江省优秀企业家”。
1994年，在黄兴国书记和主管工业的副市长陈子敬的大力支持下，我主持操办了台州工业企业百强会，全台州一百家上规模企业首次会聚一堂，共谋台州工业、经济的繁荣发展之良策，在台州工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黄兴国书记自始至终参加会议，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我是极大的支持。我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奠定了台州企业界领袖的权威地位。
1994年11月，获高级经济师职称，进入高级知识分子行列。
1994年冬，台州市第一届政协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常委。据悉黄兴国书记和市里其他主要领导，想叫我当一届台州市政协副主席，或者是台州市人大副主任，由于我于1984年入了党，当时已经六十岁，根据省委组织部干部任命的规定，受党员干部任职年龄的限制，只得作罢。此事虽然未成事实，但内心还是觉得非常荣幸，十分感激市里各位领导对我的信任和重视。
1995年4月，经黄岩区委书记朱贤良、黄岩区委、市委黄兴国书记和台州市委的推荐，由台州市总工会上报，经逐级工会审查核准，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的最高荣誉。当年5月，赴京参加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接受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光荣，坐在会场里，不禁感慨万千：曾为阶下囚，今作座上宾，人啊！可以入地狱，也可以上天堂，我这一生，是地狱天堂的滋味全尝遍，酸甜苦辣，人生百味，只有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祖国兴旺发达的太平盛世，我虽进入老年，尚能获此殊荣。老骥还健，当会“不用扬鞭自奋蹄”！
黄兴国书记在竭力推荐我评选全国劳动模范前后，与我作过两次长谈，要我当一届黄岩区委书记。其时，中央正提倡领导班子的老中青三结合，江苏张家港有一位城关区委书记，59岁了，还提为张家港市委书记。黄书记有意在台州搞一次尝试，鼓励我挑一次重担。当时我已经58岁了，又没有搞机关行政工作的实践经验，当这个第一把手实在没有把握，于是竭力推辞，我说：“还是让我全力以赴搞经济体制改革，办好企业吧！”这件事充分说明黄兴国书记对我的器重与厚望，我除了万分感激以外，时时以此为动力，努力改革创新，以实际行动来报答领导和乡亲们的深恩。
1996年，在台州市第一届工商联代表大会上，我当选为主任。这是台州市工商联的首届主任，我成为全台州工商界的代表人物，台州士绅，列入正处级干部之中。按规定当时我已超龄，这是黄兴国书记特批的。我感到荣誉越大，责任也越大，压力就更大，我一定不辜负领导的期望，全力以赴，为振兴台州经济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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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天牌皮鞋走天下 一路风光一路情
1979年11月，我创办了利民皮鞋厂。
      在三百六十行之中，我为什么会选择皮鞋厂呢？当时正是“文革”结束，“四人帮”打倒，举国上下欢欣鼓舞，拨乱反正的时候，党中央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繁荣发展经济的治国方针，工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城乡经济逐渐活跃繁荣起来，市场经济也开始抬头，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有所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文革”时身穿黄军装，头戴黄军帽，脚穿黄军鞋的那一套“时髦”打扮早已厌烦，大家对穿着有了新的要求，爱美之心很自然地流露出来。我想，生活逐渐富裕以后，人们再也不会满足于那种男女不分的，粪土色平底塑料凉鞋（群众戏称为“皮草鞋”）了。我从小喜欢穿皮鞋，有一次在棋类制品厂里，所有女同胞围观一位女青年的中跟女式皮鞋，场面之热烈使人吃惊。其实这双鞋子仅是中跟女式罢了，还是猪皮的，却使女同胞们羡慕得不得了，纷纷打听从哪里买来的？得知是她的亲戚从广州带来的，好多人望洋兴叹，说：“黄岩有得卖，多好！”我从中受到启发：皮鞋人人爱穿，如果款式新颖一些，质量好一些，一定会非常走俏的。只要一人买一双，需要量就很大了，何况冬要保暖，夏要风凉，不同季节有不同款式，通常一个人有几双皮鞋并不为多，这样计算起来需要量更加不得了，于是决定办皮鞋厂。我还把握不准，有点不放心，特地找到二轻系统的皮鞋厂厂长陆永富，这位国营厂厂长听了我的意图后，大为赞赏，表示大力支持，随即派出他们厂里的几位师傅来帮助我筹建工厂，这对我是莫大的鼓舞。
架子很快就搭起来了，总得有个厂名，我拟为“黄岩利民皮鞋厂”。一些思想前卫的干部、朋友则认为“利民”太正统、太土气，是解放初期的玩意儿，都老掉牙了！我却有一种平民情结，是我半生坎坷遭遇形成的，铭刻于心。我觉得我办的厂无论如何总要对老百姓有利，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目的一定要明确，土就土一点，大地不是人类的母亲吗？人总是离不开泥土的，结果我还是坚持打出了“利民”的牌子。新建了厂房，原棋类加工厂的全部人员都转入利民皮鞋厂，很快就上马了，当时定为镇办企业。
1980年，利民鞋厂开办的第一个年头，我们开发了男女青年喜欢的新款式皮鞋，向全国各地市级百货站寄发了大批产品销售联系单,结果大出意料，订单雪片似的飞来，产品极为走俏，一百多工人日夜加班，仍满足不了各地市场的需求。光是女中跟皮鞋就赚了一大笔钱，我们厂终于捞到了第一桶金，我也尝到了市场经济的甜头。
1983年，中央发布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我们大受鼓舞，觉得有了中央精神的靠山支柱，不必有后顾之虑，毅然投身于改革开放，大胆尝试，大胆创新，坚决走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以市场需求来决定生产计划，彻底摆脱了原来视为正统的计划经济的枷锁。在这一方面，民营企业要比国营企业有更大的主动权，步子也迈得更大。根据皮鞋行业的市场情况，这时各地已有不少新款式上市了，我们80年的款式渐渐滞销，迫切需要更新产品。此时深感我厂开发能力不足，没有优秀的产品设计师，无法占据市场领先地位。于是千方百计物色人才，好不容易打听到二轻系统有一位设计师钱志明先生，是台州鞋业界闻名的，先请熟悉的人去邀请致意，再自己亲自登门，五顾茅庐，一再表达诚意。当时许多人说，国营单位他还有可能去，你们这种镇办企业，他是绝对不会去的，即使去了，顶多三个月半年，最终还是要走的，你们留不住的。可见当时的观念如此，人们还捧着计划经济的铁饭碗不放。我与他坦诚地深入交谈了多次，终于逐渐被我说动了，双方达成协议：只要他能设计出畅销的皮鞋新款式，能引领市场，厂里保证给他高工资高福利。他终于将信将疑地来了。
钱志明来厂以后，首先任命他为副厂长，在厂内装修了一间高级房间给他住，三餐吃小灶，他家在椒江，往返都用当时台州最好的上海牌小轿车接送，总之是吃、住、行全包。1983年年终，发给一次性奖金5000元，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于是利民厂重用人才，重奖能人的消息，一下子震动了全台州，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影响，成为台州企业界经济改革的第一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同时，工人的工资也实行按件计工制度，彻底打破了吃大锅饭、多干少干、干好干坏一个样的传统局面。由于这些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切实措施，狠狠地冲击了原有的经济模式和管理观念，所产生的改革效应、社会效应不可估量，其中最具体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要求到利民厂来做工的人越来越多了。
利民厂率先改革的事迹，很快引起各级新闻媒体的关注，《黄岩报》、《台州日报》、《浙江日报》的记者纷纷撰文报导，宣传“利民精神”。于是来我厂参观取经的，各地各单位请我去作报告的，也就渐渐多起来了。这一年，省委副书记陈法文（当年派驻城关镇的省委工作组实际负责人之一）到黄岩，指定要见我，见面后我向他汇报了办厂以来的种种改革措施，他当即对我厂的业绩大加赞赏，马上指示《浙江日报》，要以头版位置报导我厂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我厂的知名度随之越来越高，使我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这以后台州各县市的政府机关、各大厂矿企业、大中专学校，都请我去作报告。来厂参观访问的应接不暇，多的时候一日数批。这些都成为我们的动力，督促、鞭策我们要把经济改革的工作努力做得更好。
取得成绩以后，我加倍努力投身于企业改革，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更新管理思路，狠抓企业的巩固发展。我厂在不断提高效益的同时，十分注重提高职工的工资福利，坚持工资月月清，从不拖欠。在职工福利方面，给正式职工家家户户免费安装电话；每逢职工生日，均由厂方送上蛋糕，进行慰问；女职工结婚，厂里派轿车送新娘，还送礼物；不定期组织职工港澳旅游等等。总之要使大家时时处处感受到利民厂就是我的家，企业始终在关心着大家，厂富我富，厂荣我荣，职工与企业休戚相关。
我还决心把工厂建设成现代化的文明整洁、环境优美的乐园，工人在这里愉快地劳动。一般的皮鞋厂常常是又乱又脏又臭的，我们厂里却种了大量花草树木，还有人专职养鸟，上班时间播放轻音乐，厂区内没有人随地吐痰，没有一只烟蒂，真正做到窗明几净、鸟语花香。工人在洁净的车间里一边劳动，一边听轻音乐，听鸟儿鸣叫，心情愉快，劳动效率更高。我厂甚至还做到厕所里没有臭气只有香气，这样文明卫生优美雅致的厂区，当时为全国少有，来参观的人身临其境，无不啧啧称赞。事实上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树立了“以人为本”，建设和谐工厂的理念，并付诸行动，确实处于全国领先的地位。
我们还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对职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每月一次请说书的吴雁来讲屈原、岳飞、文天祥等古今爱国英雄的故事。每星期一早上，全厂职工准时集中，认真严肃地举行升国旗仪式，由经济民警（全省第二家正式批准）负责，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徐徐上升，引来许多路上行人驻足观看，成为黄岩城关一个引人注目的人文景观。升国旗仪式形成制度，一直坚持下来。此事被省委宣传部部长孙家贤发现，亲自来我厂视察，大加赞赏，回杭后指示《浙江日报》以最快速度派记者来黄进行实地采访，消息在头版头条刊发，省电视台亦派记者来拍摄新闻，播出时还郑重其事地配以评论，在全省乃至全国影响极大。中共中央宣传部曾特地为此事，向全国下发爱国主义教育的宣传材料，供各地学习。由于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我厂的信誉更高，知名度更大，全省各地纷纷邀请我去演讲，如杭州大学、省农村干部学院、宁波大学，还有许多工厂企业等等。最值得自豪的是还受到北京大学的邀请，去作了一场报告，反响非常强烈。我们厂的政治思想工作，竟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宣传效果，比打广告的可信度和影响力要大得多了。
利民鞋厂的改革与当地领导的支持是分不开的，王德虎同志于1984年2月来黄岩当县长，他是温州人，先在黄岩各地工作，当过劳动模范，是经过基层锻炼后提拔上来的领导干部。因我当时在黄岩已颇有名气，他上任后即来利民厂看望我，交谈之中觉得他直爽坦率，平易近人，没有官场的套话空话，是基层干部出身的务实派，很愿意与企业家交朋友，支持改革开放，对于利民厂的改革举措均表示赞同支持。例如我给钱志明的年终奖5000元，当时城关镇书记认为太过份了，而且没有按照程序报镇里审批，说我自作主张，无组织无纪律。王德虎却认为这是重用人才，打破大锅饭，拉开分配差距，是大胆改革的创举，非常赞同支持。在领导的支持下，我的改革探索也就更大胆放手了。
1984年底，利民鞋厂发生氯丁胶中毒事件，有些对改革开放持怀疑态度，坚持吃大锅饭的既得利益者，因改革打破了一些陈规陋习对他们不利，于是乘机扩大捏造事实，恶意中伤，说什么：利民厂毒死了七个人，池幼章被公安局抓走了。厂里有一女工是我的邻居，上午上班时在我办公室外张望了三次，一次总要看上三五分钟。隔了二小时又来张望，到下午第三次来张望时，我叫住她，问她干什么？有什么事？她才说：“池老师，你都勿晓得，左右邻舍纷纷传说，厂里死了七个人，你被关起来了。我讲没有这样的事，我在厂里都勿晓得。我是勿相信他们的话，特地来望个明白，证明人家在乱讲。”我大笑，对她说：“我不是好好地在这里吗？”
事实上厂里一发现七位工人轻微中毒，觉得疲倦、头昏的情况后，立即用汽车把他们送到上海治疗，很快恢复健康而且都回来了。不料这件事在社会上引起各种猜测，有的是误传，有的是蓄意造谣。我既不能上街说明，也无法上电视辟谣，但不辟谣是不行的，社会上传得这么广，对我厂实为不利。我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一条辟谣的妙计。
我找到王德虎县长，请他今天借我一小时，与我一道在青年路上从西到东走三个来回，借他的形象帮我辟谣。他弄得莫明其妙，当我说明情况后，他笑着连称：“妙计，妙计！”就豪爽地拉着我的手，又说又笑地并肩在青年路上走了三个来回，效果当然极好，那些谣言都不攻自破了。
我和王德虎县长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我一直来都非常怀念这位支持改革开放的县长。
除了现代化的管理以外，市场的开拓也是现代企业的重要环节。1985年，当时全国有十大百货商店，挂头牌的是上海第一百货商店，这是中国商业界的制高点，如能占领这个制高点，全国市场的开拓就势如破竹，所以我们决心集中力量强攻这个制高点。自从钱志明来厂后，新款式的皮鞋层出不穷，前后有140多种优质皮鞋，打进了一个个大中城市的商场，曾获得上海市皮鞋评比“金棕榈奖”，浙江省皮鞋评比“金杯奖”等等，不但经济效益良好，市场声誉也越来越好。这时我和钱志明一起走访了国内许多大中城市，学习吸收参考了全国各地的新款式，回来后，从全厂一千多工人中选出三十名精兵强将，组建了一个“天牌车间”。凡进入天牌车间的一律高工资高福利，给以十条优惠措施，连穿的服装都不一样，当年发的高档正宗羽绒服，他们至今还在穿，不舍得扔掉。这个车间由钱志明领导，我任顾问，配备了全新的一整套设备。全车间上下团结一致，怀着“为利民生死存亡闯新路”的使命感、责任感，立下雄心壮志，艰苦奋斗几个月后，终于打出了“天牌”皮鞋。我们天牌皮鞋的广告语是：“天牌皮鞋走天下，一路风光一路情。”这个品牌响遍了大江南北、全国各地，在当时是台州唯一的品牌商标，多次被评为浙江省著名商标。打响品牌，一方面靠的是皮鞋的款式质量，另一方面是靠不惜血本地加大宣传力度，于是“天牌皮鞋”终于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即使这样，要想打入上海一百，还是有人说：“全国鞋厂几万家，谁不想进上海一百，你这乡下的小厂轮得上吗？”但我在坎坷经历中形成的拼搏精神，永不言败，坚定不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经过深思熟虑后，终于给上海一百总经理陈显钊写了一封信，用十行纸毛笔直写，首先介绍自己坎坷的人生经历，再谈搞经济体制改革的雄心壮志，介绍了几年来勇敢实践取得的一些成绩，最后表示要以我们的质量和品牌进军上海一百的决心，恳切要求上海第一百货商店能为我们设立一个天牌皮鞋专柜。半个月后，陈显钊派出二楼商场经理顾关森等数人，专程来到黄岩利民鞋厂实地考察。经过几天时间，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观察座谈以后，考察组同志一致认为：利民虽然是乡下小厂，设备也不是全国一流的，但全厂上下团结一心，改革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非常令人感动。管理理念前卫，管理方法科学，特别是以人为本，善待工人的人性化管理，确为全国领先。工人的主人翁态度、铁的纪律、生产责任心和积极性，均属全国罕见，实为不可多得。总之，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潜力有前途的厂，表示回去后一定如实向总经理汇报，请我们等待通知。前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天牌皮鞋终于闯进了上海一百，二楼商场里“天牌皮鞋专柜”赫然在目，柜前人头攒动，生意兴隆，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中最大的百货商店引厂进店的创举，中国商业部曾为此作过专题总结，并在全国推广。从此以后，全国十大百货商店都设有“天牌皮鞋专柜”，如北京西单、北京百货大楼等等，最终天牌皮鞋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均有了销售点。当我站在上海一百二楼出口处的天桥上，看到市民们拎着天牌皮鞋，一群群谈笑风生地从面前走过时，心情之愉快正是不可言传。
商海拼搏亦如战场，勇者胜！
利民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我觉得最根本的经验有两条：第一是把扎扎实实的政治思想工作与员工的物质利益高度结合起来。在我的灵魂深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精忠报国”的儒家传统思想烙印极深，即使在坎坷的患难岁月中，对祖国前途也没有丧失过信心，何况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总想为民族振兴多做点事。我要把这种爱国主义精神灌输到职工中去，特别是要灌输到骨干的思想意识中去，把大家目前所做的一切与祖国的兴旺发达联系起来。同时，我们的厂办好了，大家的物质利益也同时得到不断的提高，“厂富我富，厂荣我荣”，全厂职工树立与利民共存亡的思想观念。只有这样，职工的责任心、积极性才能得到最充份的调动。当然，对于违犯厂规者，惩罚极严，赏罚分明才能气顺心齐。有人说我既是“慈母”，又是“严父”，不是说“子不教，父之过”吗？我们的工厂也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对职工的严格要求，正是为了使他们早日成才，能挑重担，成为改革开放的弄潮儿。
第二，企业管理的核心问题是用人、管人，孔子曰：“仁者爱人”，我们必须牢记要“以人为本”，对职工施以“仁政”。用人要知人善任，疑人不用，用人不疑，重用能人，重奖功臣，凡有一技之长者，均给以充份的信任，使之心情舒畅，能充份发挥自己的才能。管人要管心，要管人的思想，要调动人性、人情中的美好的积极的一面，制约人性、人情中的丑陋的一面，努力使消极因素转化成积极因素。待人以真诚，必有真诚相报。动之以真情，晓之以真理，只有这样才有向心力、凝聚力，才能形成一支紧密团结、齐心协力、意气风发的企业队伍。有了这么一支雷打不动的队伍，指到那里打到那里，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什么高度都能攀登，企业才能无往而不胜。
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外交部新闻司组织来自亚、欧、大洋州等西方八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机构常驻北京的二十一位记者，去全国各地采访，其中有法国法新社、英国路透社、日本共同社、联邦德国《明镜》周刊等十七家世界著名媒体，到浙江来的采访对象有“青春宝”、鲁冠球的“万向”等，台州有两家，利民厂列为其中之一。事先，外事办的同志来厂交代两件事：一是场地要打扫清洁。我说我们厂平日就干干净净的，不用准备也保证比法国的大街更清爽。二是要写好答记者问的稿子。我说我们从来没有接待过西方八国记者的经历，谁知道他们要问些什么问题？我怎么准备？你们长期搞外事接待的，最好为我准备好稿子，我照读就是了。外事办同志笑了，说我们也不知道他们要问些什么东西？不过你还是要作好各种思想准备的。最后我严肃地说：“要相信中国的企业家，一定会为国争光，开好这次记者招待会的，要相信中国人的能力。”这时，我的爱国激情在心中涌动，暗暗告诫自己：权当他是“八国联军”吧，一定要战而胜之，而且一定能战而胜之。
9月13日，西方八国记者二十多人来到我厂，他们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厂区、车间，拍摄了许多利民风光以后，又拍皮鞋制作景象，最后，向我提出了不少尖锐而敏感的问题。我胸有成竹，高屋建瓴，从容不迫，一一作了回答。我们当场的主要对话如下：
问：你们每天工作六小时，每周五天半工作制是学习了西方先进的管理制度。池先生对此有何感想？
答：记者先生，我至今未到过你们西方任何一个国家，我不知道你们西方有没有这种制度，这是我们东方社会主义中国的，我们自己创造的制度。
问：听说池先生在厂里有很多创造，为什么你有那么多创造？
答：我的头脑里有哲学的逻辑思维，还有文学的形象思维，这两种思维碰撞的结果，必然会有很多创造。
问：请问池厂长学的是什么哲学？
答：中国的哲学源远流长，我学的是孔孟之道，儒家哲学。
问：按照你的聪明才智，到美国或者台湾去，一定非常富有，你在大陆，根据我们的了解，你的工资水平很低很低，池先生不遗憾吗？
答：我很富有，我精神上更富有！
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问题，我出于一片爱国激情，不亢不卑、有理有节地作了明确的回答，骨子里却是针锋相对的。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企业家，应当有自己的尊严和气度，应当表现出良好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养。
这次记者招待会大获全胜，一生快事，莫过于此。我非常自豪，因为我为祖国争了光！
事后，在国际媒体中影响很大的联邦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及日本的《读卖新闻》等，均载文称赞中国的利民皮鞋总厂，说我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一代新型的经营管理人才”，“一位改革家”，“一位出色的经理人员”，“成绩卓著的经理人员”等等。国内的《乡镇企业报》、《法制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省、市各种报纸均以头版显位报导了这则讯息，一致称黄岩利民皮鞋总厂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场。
大约是1990年前后，柴松岳同志当时是浙江省分管工业的副省长，到台州来时，台州的各位领导向他推荐利民皮鞋总厂。他早已在各种媒体上看到过一些报导，了解利民厂经济体制改革的情况，本来就想来实地考察的，于是在省委副秘书长（后任省府办公厅工业处处长）蔡惠民同志陪同下，事先也不打个招呼，就不声不响地来我们厂里了。我们事先并不知道，也来不及作任何准备。柴省长一进我厂就直奔车间，看到各车间都十分清洁整齐，窗明几净，工作环境很好，又看到现场管理井井有条，工人们积极性都很高，十分自觉，精神状态极佳，到处是一派团结奋进力争上游的气氛。他同时也看到设备虽然并不先进，但产品的质量很高。从车间里出来，又看厂区，只见种花养鸟，真的是鸟语花香，到处一尘不染，没有垃圾烟蒂，这样文明的环境真是全国罕见。一抬头看到墙上的三条大标语：“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自己”，“实事求是万岁”，“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不禁点头微笑，表示十分赞许，认为企业文化建设很有特色。实地考察后，我汇报了自己的办厂理念，特别谈到要创建一个文明工厂，用文明环境来陶冶人，培养一支高度精神文明的工人队伍。柴省长对此非常赞赏，认为我有眼光、有魄力，真正是在办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企业。总之，他对一个县里的镇办企业能办到这样的境界，感到十分惊讶，当场就赞扬我有雄心壮志，思想境界高，改革措施扎实，是个知识分子型的现代企业家。对于柴省长的赞扬，我和我们全厂的职工都受到极大的鼓舞。
柴省长回到省里以后，凡是省内有关工业、经济的各种会议、各种场合，都拿利民厂的事迹作为典型，到处进行宣传介绍，号召大家学习利民经验，解放思想，办好现代企业。有一次，在宁波召开全省经济工作会议，柴省长指定我在会上作专题报告，介绍工厂现场管理经验。我作完报告后，柴省长号召全省工业、企业都要向利民学习，以利民经验推动全省工业、企业的现场管理工作，提高现场管理水平，实现现代化的科学管理。于是，利民经验全省闻名，我也成了全省知名的企业家、经济改革家。
从此以后，每隔二三年，柴省长都要来利民厂视察一次，还多次邀请我到省长办公室，听取我有关改革经济体制、发展工业经济的意见和建议。他没有一点官架子，待人诚恳谦和，十分尊重人才，礼贤下士，所以我在他面前没有任何束缚，畅所欲言，即使现行的政策措施有什么脱离实际的、不合理的地方，也都如实反映，他也都能认真听取。柴省长的办公室在三楼，每次接见以后都要送我到底楼，次次如此，实为难得。
有一次，在他办公室交谈到晚上九点钟，我要回黄岩，他把我送上汽车，还特别交代司机：“老池喜欢喝牛奶的，别忘了车上要备点牛奶。”我们将到绍兴时已是十点钟了，只见大雾迷漫，能见度极差，柴省长不知怎么知道的，专门打电话过来，叫我千万不要冒大雾连夜赶回黄岩，无论如何要在绍兴住下。这虽是小事一桩，却可见他密切注视着我离开杭州后的一路行程，担心我路上的安全，对我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身为省长，心中装着我这个小百姓，这种“以人为本”的精神令人十分感动，这个细节我终生难忘。
1996年，柴省长陪同分管工业的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同志来浙江视察，省、市两级经柴省长和黄兴国书记共同推荐，确定来我厂视察，在充份肯定我们的经验与成绩之后，吴邦国同志还欣然提笔手书“实事求是，自强不息”八个大字，这对我们是莫大的鼓励与鞭策。这八个大字就成了我厂的厂训。
天牌皮鞋终于走遍天下，在一系列的荣誉面前，我们的决心更大，信心更足，改革开放的步伐也迈得更大、更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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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书生意气常误事 初涉政界多风波
1979年我平反后恢复了公职，安排在黄岩城关镇政府。我办的棋类加工厂也兴旺发达，赚了钱买了地盖了房子，由于解决了不少城镇居民的就业问题，城关镇各部门都大力支持，颇得领导好评。当时城关镇的书记是邵胜瑞，他很重视人才，办事很有魅力，事业很心强，在干部群众中威信很高。他看我这个人能说会写，又能办工厂，是个很有能力的实干家，就任命我为城关镇工业领导小组成员（邵为组长），工办主任，兼任台州乡镇企业总公司黄岩分公司经理。他很同情我的坎坷遭遇，关心我刚长大的子女，当时城关国营企业招工只有一个指标，他把仅有的这个指标给了我的大儿子宁平，安排在五金交电公司，这是很不容易的，没有邵书记的特别照顾简直想都不用想。他说为了让我全心全意搞好城关的工业生产，必须解决我的后顾之虑，为此我对他充满感恩之情。后来又有人传话给我，说他准备提我当城关镇镇长。此事虽然末成事实，但也足见他对我的器重。
撇开个人恩怨，撇开当时还很严重的派性，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看，邵胜瑞主持城关镇工作是大有成绩的。首先他大力整顿文化革命造成的政府机关涣散、疲沓、混乱的局面，每天早上上班时间一到，他就手捧一杯茶，站在门口看机关干部上班的情况，这样三天下来谁也不敢迟到了。他还整顿上班纪律、杜绝上班时间聊天、煲电话、打毛线等不良现象，使城关镇机关干部面貌焕然一新。他精打细算挤出钱来盖起城关镇机关大楼，建造百花电影院等等，这些都是客观存在，有目共睹的。
可是，从1981年开始，有人检举他贪污腐化，对城关镇管辖的乡镇企业巧取豪夺，建造一片私宅，面积数百平方，简直成了一所地主小庄园。检举者逐级上告，一直告到中央，1982年3月，省委派出以副书记张敬堂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黄岩城关镇，清查邵胜瑞的问题，将他隔离审查。这段时间，工作组查到那里，邵就退赔到那里，钱不够曾多次向我借，我出于感恩，总是尽量想法予以解决，希望他退赔清楚免受牢狱之灾。先后一共借给他8700元钱，在当时这数字相当惊人，可说是一笔巨款。我自己没有这么多钱，都是向自己厂里同志一点一点借来的，由我个人名义打借条。
邵胜瑞案是中纪委直管的，上了《人民日报》，省委工作组具体执行，操有生杀之权，谁也不敢顶撞。工作组实际负责人是省委副秘书长陈法文和陈达，陈达后来当黄岩县委常委、城关镇书记、以后又调台州地委任宣传部长。他们两人开始时认为我在开座谈会以及调查时，不但不揭发邵的问题，还为他摆好评功，后来又发现我借钱给邵退赔，就认为我们互相勾结，抵制破坏审查，内定要将我隔离审查，甚至坐牢。副镇长叶朝田得知这一情况后，提醒我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要顶风而上，否则要倒霉的。
工作组终于向我开刀了，第一步是叫黄岩检察院检察长王小友同志找我谈话。王问：“你有没有借钱给邵胜瑞？”答：“有。”问：“为什么要借给他？”答：“他对我很器重，看得起我，出于感恩，希望他退赔清楚后能不受法律处理。”问：“这么多钱那里来的？”答：“大部份向自己厂里同志借的，用我名字打借条。”我还提供了借款人名单。估计王小友如实向工作组汇报，工作组派人去厂里和借款人一一核对无误，这一下才彻底改变了对我的看法，认为我实事求是，坦率真诚，对人讲义气，文革以后干部队伍中普遍是阴一套阳一套、两面三刀、尔虞我诈、城府很深的，我是不可多得的老实人，素质很好。结果不但不对我采取制裁措施，还表扬我态度好，能实事求是地反映事实真相。
这对我正是大幸之事，否则又要受牢狱之灾。不料却造成邵及邵那一派人对我的误解，认定我一定向工作组检举揭发了什么重大问题，所以工作组的态度才180度转变，骂我卖友求荣、恩将仇报、不仁不义……他们的猜测可以理解，但我自始至终绝对没有干过落井下石的事，至今对邵仍怀感恩之心，问心无愧。
在那山雨欲来风满楼，城关镇人人自危，避之犹恐不及的时候，一天晚上我只身前去拜访刚调来的县委副书记林希才，斗胆向他陈述我对邵胜瑞的看法，评论了邵的功过。我认为功不能掩过，过也不能废功，功是功，过是过，应当实事求是地、一分为二地对待一个人。我是准备吃批评的，不料林书记非常赞同我的看法，还表扬我是敢于讲真话的好干部。我从这位不随波逐流、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的领导干部身上，看到了中国政治的前途，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充满信心。
当时文革遗留的派性还很严重，邵胜瑞问题成为联、总两派明争暗斗的焦点。文革时我还是“反革命”，那有站队的资格，无派性可言，这也是工作组认为我较为客观公正的原因之一。我坚持自己的观点和态度，任凭各派怎么说、怎么看，问心无愧，只求心安。
通过这一次的经历，使我对陈法文、陈达等省委派来的工作组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们从要将我隔离审查、坐牢到表扬我，说明他们能排除派性干忧，实事求是，按政策办事。他们虽然嘴上没说，事实上也同意我的“功不能掩过，过不能废功，功是功，过是过”的观点。从他们的言行中，我真切地感受到“文革”那一套已成为历史，拨乱反正并非虚言，政治上的确是开明起来，逐步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后来，陈法文、陈达两位，对利民厂十分关心，多次来总结利民经验，予以宣传推广，所以我对他们至今仍心怀感激，念念不忘。
为邵胜瑞问题，我受到牵连，受到惊吓，也受到各方无端的责难，正是官场险恶、变幻莫测，反正我的工办主任也免职了，仕途不通，还是一心一意办我的企业去。然而往往身不由己，烦恼之事竟会寻上门来。
1984年春，我出差在西安，黄岩县委组织部长郭海蓉叫人找到我的去处，发电报要我急速回黄，说是县委决定要我当城关镇管工业的副镇长，已经在会上宣布了，以后开人代会时追补手续。我于是急急返回，去城关镇走马上任。当时在干部圈子里，对我青眼白眼都有，有的说这个人能力强，手中有权后能干出一番大事，城关工业兴旺发达有希望。有的却因我在黄岩三级干部大会上奉命讲话时曾说：“如果我当总理的话，先把党政机关干部砍掉一半。这种一张报纸一杯茶，终日无所事事，空谈误国，人浮于事的现象必须改变，必须精兵简攻。”当时在场的地县领导均点头叫好，支持我这种改革创新精神，给我以鼓励。不料这话却触犯了一些既得利益者，当时刚刚废除干部终身制实行退休制度，他们本来对废除干部终身制，失去“八旗子弟”的铁杆庄稼心怀不满，听了我的话更激起怒火，破口就骂：“这个右派反革命分子，就是不可给他平反的，一平反就尾巴翘到天上去，拿我们开刀。副镇长绝对不能给他选上，选上去的话，在他下面当干部的倒霉。”诸如此类的话，在干部队伍中流传。文人在政治上总是十分幼稚，这种打击一大片得罪人的话，岂可凭一时冲动在大会上直言的？在改革开放之初，极左思潮仍占上风，加上派性作怪的时候，自然会有人会借口右派翻天、反革命阶级报复，来对我进行攻击的。凭空树敌，岂不自找麻烦？果然，不久我就为这次“失言”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按惯例，各级领导职务都是上级领导宣布的，县长、镇长也是先宣布，后追补人代会选举手续。我这个副镇长，一宣布就要到位上班。工作了几个月后，到1984年夏天，城关镇要召开人代会，领导班子分工，叫我主持人代会开幕式和闭幕式两次大会，我没有先见之明，当然接受任务认真去干。对于选举，我压根儿没放在心上，一则这是上级任命的，还怕选不上？认为这是形式，走走过场而已。二则当时办利民厂的成绩、经验有目共睹，声誉颇佳，在省、地、县都有名气。三则当不当这个副镇长还在两可之间，不久前经历的官场风险还余悸未消，把“当官”看得很淡泊。四则不知官场内幕，想不到选举还要大肆活动，四处拉票的。好心的朋友说我是“大意失荆州”，选举结果，我竟以三票之差而落选。
老实讲，我绝对没有一点思想准备，这突然的结果把我打懵了。政治舞台上这种事当然屡见不鲜，但对我来说，毕竟是第一次，也算是政治上的一大挫折吧。尴尬的是最后还有个闭幕式等着我主持，这是事先安排定的，总不能因落选而推掉，而且临时也没有人会接手的。最后我这个落选的副镇长还是十分镇定地主持了闭幕式，算是善始善终，功德圆满。当时也颇有人称赞我：“老池肚量大，难得。”
到晚上会餐时我不知不觉地一杯一杯又一杯，酒到杯干，竟至烂醉如泥。直到第二天下午，次子晶冰应征入伍去椒江集中，想去送他都爬不起来，愧对儿子，十分遗憾。
这也是人生又一大教训：官难当，共产党的官更难当，就城关镇的先后两次遭遇来看，我都只不过是实事求是，仗义执言，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片忧国忧民之心，实话直说罢了，谁知竟会造成一些误会，无意中得罪了一些人。古人云：“慎于言而敏于行”，的确应当作为座右铭，牢记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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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乍暖还寒盼春来 廿年沉冤终昭雪
警卫营放出以后，新的城关中学（黄中一部份与原城关中学合并而成）成立了，叫我回去参加学校斗、批、改，复课闹革命。城关镇主管领导汪荷法，认为当时群众组织勒令我离校是无效的，不是组织决定，离校这两年的工资应当补发，由他批准，两年工资全额补发给我。我至今仍感激这位讲政策、有人情味的领导干部。拿到补发工资以后，家庭生活也得到一些改善，日子好过多了。
当时学校是由工宣队领导的，工宣队宣布我的任务是：一、随时随地接受批斗；二、参加劳动：管理学校的运动器材，帮厨房做勤杂工，洗碗洗菜。
这时候各单位都一样，大批小斗日日有，已成家常便饭。校里两派都把我当“死老虎”，只要有批斗会总要我站在台上作陪斗，批校长、批县委书记、批刘少奇，我都要作陪，班里批了连里，连里批了校里。各派都以批斗来表示自己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们也组织了几次批斗会，专门批我的“罪行”的，但都是老调重弹，不知炒了多少遍的冷饭，说的人没劲，听的人更没劲。有一次不知那一个老师挖空心思，竟想到我的大儿子名叫宁贫，于是在他的名字上大做文章，责问我：“你把儿子叫做宁贫是什么意思？”我说：“宁愿他安安稳稳地清贫穷困度日，不要像我这样苦苦奋斗，落得如此下场。”批我的人却说：“反革命又不老实，你是叫儿子牢记你在宁波落难的，弄得你家这么贫穷，要他牢记血泪仇，时刻不忘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搞反革命政变，向共产党报仇雪恨。你企图培养反革命接班人，世世代代与共产党为敌，用心何其毒也！”我站在台上看到有些老师在偷偷地发笑。这位先生的阶级觉悟确实超人，批判得实在深刻，上的纲实在高，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以后为表示自己不再“反革命”了，就把儿子的名字改成“宁平”，但不知是否就能太平安宁了？
在学校里批斗不过瘾，为表示有所创造，有一派还把我拉到校外去批斗。一次在桥亭头当时城关最热闹的地方，在我胸前挂一块“反革命分子”的大木牌，站在高凳上，恰逢市日，人来人往，组织者想借此引起轰动，以示他们的胜利。然而大概这样的场面已经司空见惯，被批斗的“反革命”、“走资派”太多，老百姓早已熟视无睹，毫不新鲜，没有兴趣了，过路的人连看都懒得看一眼。我开始时有点愤慨，但转而一想连刘少奇也这样，何况我辈小百姓，反正早已威风扫地，没有尊严了，权当例行必修课。人们对我们这些“反革命”不但不咬牙切齿，反而是同情的居多。这么一想，也就是释然，不再自寻烦恼了。谁知道后来还有更恶毒的，把我拉到我家门前墙外大路上挂牌批斗，大概想在邻里中把我搞臭，实际上当地群众都了解我的，这个目的也不一定能达到。只是苦了我家，两个年幼的儿子看到爸爸这样，嚎啕大哭，又一次深深地受到刺激。即使我是反革命，孩子何罪？也要受株连吗？难道你们都没有子女？为什么这样绝灭人性！
在校内，绝大部份同学倒反而同情我，对我客客气气的，即使个别的叫我“牛鬼蛇神”，我笑着说：“我这牛鬼蛇神不害人的，你们不要怕。”常常引来一场大笑。厨房负责人是工友叶秀月，对我深表同情，从不指派我干这干那，更没有把我当敌人训斥。我的第二个儿子晶冰只有五岁，有一次跟我到校里来，看我在洗碗，工友们问他：“你几岁了？”他说：“胡（五）岁。”我无可奈何地苦中作乐，说“你有胡须了啊！”工友们听了都笑。大家说说笑笑一团和气，不过五岁的孩子也有点懂事了，回到家就向妈妈哭诉，说再也不到爸爸校里去了。
本来我这“死老虎”也就在批斗的必修课中平稳度日了，不料在1970年上半年的一天早晨，来到校门口时突然看见影墙上打出一幅特大横幅：“打到现行反革命分子池幼章！”打得我五雷轰顶，一头雾水，莫明其妙，不知祸从何来？怎么一夜之间会变做“现行”的“活老虎”了呢？
当天下午，工宣队组织全校教师召开批斗大会，主持人宣布：“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池幼章‘夹’（押）上台来！”引来一阵窃笑。我坐在后徘，左右都有工宣队员“夹”着，但他们并没有要押我上台的意思，我只得独自主动地走上台去接受批斗。批判的内容又是老调重弹，只有一个新来的老师声色俱厉，张牙舞爪地说我这个反革命是天生反革命，本质反革命，所以一定要反对共产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会变成现行反革命。对这一番“高论”颇有人嗤之以鼻，会场气氛也疲疲沓沓的。工宣队只得高呼口号，勒令我交代现行反革命罪行，批斗以后把我关在原黄师靠街的一间小披屋里。
晚上，两位工宣队员来到关押我的地方，先是问我知不知道自己的现行反革命言行？我真的莫明其妙。他们又问我认识黄岩农校的赵正之吗？一说到赵正之，我当然认识，他是农业部的右派分子，山东人，下放到黄农当图书管理员。1963年我回黄岩后，常去黄农看望方白老师，也去黄农图书馆借书。赵正之知道我的身世后，颇表同情，互相惺惺相惜，对我特别照顾，不但可以借书，每次还可借三五本，一来二去，就成了朋友。后来他有时来我家坐坐，谈起自己没有子女，身在异乡感到不便，希望我给他找个当地人做他的义女。我出于同情，千方百计找到一个五一大队书记的外甥女，他看了也很中意，就要去当义女了，我算是帮他做了件好事，从此过往渐渐密起来。两位工宣队员听了我的话后说：“就是他，要在斗批改中将功折罪，检举你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行”。他俩要我仔细想想，曾经和赵正之说过一些什么话？
两位工宣队员走了不久，我的学生陈立富、朱迪友不知怎么得到消息，又不知怎么找到关我的地方，走了进来，问我又为什么关了起来？我说自己也莫明其妙，要我交代现行反革命言行，我这样的处境还敢讲什么现行反革命的话吗？他俩说现行反革命这罪名，可不是开玩笑的，很为我着急。我把刚才工宣队员的话讲给他们听，他俩齐声说，你和赵正之谈话那天我们俩都在场，你们不是说到反右派是毛主席“引蛇出洞”，是“阳谋”什么的，他当时手指毛主席像说：“老狐狸！”经学生这么一提，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当时他的山东土话让我听做“老糊涂”了，我还说：“什么？老糊涂，他老人家不会糊涂的，还很英明呐！”他们俩也证实当时的确是这样的情况。
我心中有了底，于是，第二天主动去找工宣队坦白交代，详详细细汇报了那一次谈话的全过程，又说当时有两个学生在场，可以作证。后来工宣队果然找两个学生调查核实，他们反映的情况和我说的情况基本符合，这才把我放了。这次雷声大，雨点小，时间也短，如一阵大雷雨，过后我又出现在活动器具室时，许多老师觉得奇怪，怎么一下子“现反”一下子又不“现”了？正如儿戏！据说工宣队要两个学生写证明材料，学生也写了，送到黄农去，于是赵正之却变成“现反”被关了起来，后来又听说因证据不足，不了了之。
1971年一天早上，我在苍头街老倌店里吃面，吃完抬起头来，突然看见赵正之坐在我对面吃面。这正叫狭路相逢，你为自己立功脱罪，不惜诬陷朋友，也太卑鄙了！我一下子怒火冲天，怒目而视，威光逼人。他慌乱了，就想溜走。我上前一把拉住，说：“不要走，你这卑鄙小人！你给我一枪，我还一你炮；你给我一炮，我原子弹给你吃！”他畏缩着，落荒而逃。我原以为右派都是受冤屈的好人，看来也不尽然，正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知识分子的确要比卖柴朋友复杂得多，交友要交心，还是“白丁”情真，否则李白为什么说“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呢？
一边接受批斗，一边参加劳动，这日子一直到1972年，才允许我重上讲台，但不能教政治、语文，只能教历史、地理。到1973年才算可以教语文了，担任了高一两个班的语文课。经过这许多波折，当语文教学改革家、教育家的兴致早已荡然无存，对政治远避犹恐不及，教这些都是政治内容的语文，一不当心，抓住片言只字即可成“现反”，心有余悸，小心翼翼还恐尾巴夹之不紧，时时担惊受怕，还能教得好书吗？正是：工资二十四，日日受歧视；尊严扫地尽，能否为人师？
就是在这样的心情下，我筹办了一个街道厂，名为城关棋类制品厂。当时的动机是：一、教书工资太低，两个儿子逐渐长大，区区24元实在维持不了一家的生活；二、我的学生们对我很好，得为他们找个出路。这个厂就办在自己家里，放学以后、晚上、星期天才能为厂里工作，用的全是业余时间，寒暑假才有较多的时间，到外面去跑业务，推销产品，居然赚了一点钱。当时城关镇领导有两派，斗争很激烈，我坚持不卷入两派斗争，他们看我解决了一些社会青年的就业问题，双方都支持，都对我很好。这时我感受到当个小厂厂长也有好处：有钱，受群众拥护，不再受歧视受压制，比较自由。这些都是当教师远远无法企及的。
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接着是“四人帮”倒台，以前因“文革”所造成的大混乱致使人民生活极端贫困，我对中国的前途大为失望，这时春回大地，拨开乌云见太阳，觉得柳暗花明，前途一派大好，对中国政治产生了热切的期望，迸发出一股激情，不觉技痒，又拿起笔来写小说，一篇《夜半敲门》发表于《括苍》杂志，后来又写了一篇《校长的遭遇》。总之，一当生活稍稍安定，就忘不了刻骨铭心的作家梦，这时教书、办厂、写小说，虽忙却也自得其乐。虽然还是乍暖还寒时候，我却热切地盼望春回大地，预感到自己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在前头。
1978年早春二月，胡耀邦当上了党中央总书记，全国上下都在忙着平反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大快人心，大得人心。我得到这个好消息，意识到自己有出头之日了，立即跑到慈溪。这时的慈溪县委书记是高仁裕，就是当年支持文学创作者联谊会，支持我办《杜湖》杂志的文教部长高仁裕。高书记一见到我，满脸春色热情地握手寒喧：“啊呀，小池，这些年你到那里去了？”我说：“高书记，一言难尽，你是知道的，我戴上右派反革命帽子，劳动教养了五年，回乡后还受管制，当过农民，当过民办教师，养牛卖柴，什么都干过，受苦受难二十年。现在‘四人帮’倒了，党中央拨乱反正，我的冤案总该解决，《杜湖》问题总该平反，当时受《杜湖》问题牵连的一些同志也总该还他们一个公道了。”
高书记当即非常明确地答复：“《杜湖》问题是一场大冤案，当年还有人检举揭发我支持《杜湖》，是你们的后台，差点把我也卷进去，差点和你们一样也受迫害。历史已翻过了一页，关于《杜湖》问题，现在我们县委已经专门开会研究过一次，大家意见一致，我们很快就会有明确的结论。你放心回去，我们最近会把结论告诉你的，相信党一定会正确处理这些历史问题。”一席话使我如坐春风，终于拨云见日，还我公道。我愉快地向他告别，他握住我的手说：“小池，你是个人才，我早晚要把你弄回慈溪来！”我非常感激他的理解和赏识，二十年前支持我搞文学的好部长，今天，支持我平反的好书记，如果共产党的干部都是这样，何愁国家不兴旺发达！
果然，隔了三四个月，慈溪县纪委、组织部专案平反领导小组派了两位干部专程来黄岩，向我送达慈溪县法院的平反判决书：“经审查核实，写反动标语、参加圣母军、办《杜湖》反党等问题均属于子虚乌有，予以平反昭雪。”但是留了个尾巴，说我“错误言论很多”。只要大问题解决了，这些小问题也顾不得了，我庆幸自己终于得到平反。来人问我：“平反了，要不要复职？”我当时高兴得不知所以，随口回答：“不要，能平反就谢天谢地了！”他们觉得很奇怪，对我说：“所有平了反的人都要求复职的，只有你不要复职，为什么？”又非常善意地劝导我“好好考虑考虑，这是人生大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
又过了三四个月，慈溪再次派两位干部来送达第二次平反书，这次是所有“罪状”都一风吹，连“错误言论”也没有，彻底平反。还补发了一笔工资，虽然是象征性的，数字并不大，但情理可嘉，令人十分感动。他们同时还告诉我组织决定：必须复职。传达了高书记的原话：“回慈溪复职，安排相应的职务。”我内心非常感谢高书记，这位长我八岁口口声声叫我“小池”的兄长，二十年前热情扶植青年后进，二十年后对我关怀备至，使我深切地感受到人性的复苏，人格的尊严，正是“仁者爱人也”！共产党的领导就应当这样，共产党有这样的好干部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
听了他们的话，我激动得思潮起伏，但最后还是理智地答道：“慈溪是我走上工作岗位的地方，我爱他，把他当作第二故乡。不料却正是我最伤心的地方，太伤心了，我再也不愿回到触目皆伤心的地方。如果一定要复职，请为我联系黄岩县委，最好让我回故乡工作。”后来高书记等慈溪有关领导非常理解我的心情，谅解我的要求，为我多方联系，做了许多工作，黄岩终于同意接收，安排在城关镇工作。
二十年，整整二十年，七千三百多个含冤受屈的日日夜夜啊，终于拨云见日，终于平反昭雪！人生最宝贵的青年时期终于如一场恶梦，一去不复返！谁来为我的青春“买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