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庆东：亦师亦友池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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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师亦友池茂花

作者：郑庆东

忙忙碌碌一辈子，遇到的人何止万千？

颠颠簸簸几十年，经过的事无法详述。

然而，遇到的人再多，经过的事再杂，可总是有些人让你忘不了，总是有许多事让你难以忘怀。

在走上新闻工作岗位的三十多年间，在真正开始踏进社会这个大学堂的日子里，我得到了很多良师益友的提携与关照，受到过不少领导和同事的培养与帮助。

这一切，都是我很难忘记的。

每每想起，总会有太多感慨，太多喟叹。

此时此刻，“池茂花”这三个字，以及这三个字所包容的许多人和事，就常常会在不经意间凸显出来，浮现在脑海里，亦便生发出若干关于做人、关于做事的回忆来。

   

与茂花相识，是在1985年秋天。

那时，我刚大学毕业，分配到新华社国内部政治编辑室工作。

对新闻，实在所知甚少，连正儿八经的新闻书也没看过几本，完全可以说是一张白纸。

看看身边的同事，都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新闻界大腕，每天在报纸上都能看到署着他们名字的通讯、特写、调查报告，自己心中的那种焦急与不安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心想，什么时候也能像他们那样应付裕如、胜任愉快呢？

真希望能有机会跟着老同志，好好学点本事。

也恰在这时候， 我结识了茂花。

那些年，新华社国内部经常集中报道：

每年由编辑部策划一些题目，抽调总社和新华分社的编辑记者调研、采访——我们的术语叫“小分队”；

每个小分队三两个人，就一个选题进行跨区域的采访。

这是一个培养记者、提高报道质量的好办法。通过这种办法，曾推出了不少很有作为的年轻记者。

这一次，我有幸与茂花搭配：

一老(其实当时茂花年纪也不算大，但新闻从业时间比较长，我们都称他叫老池，后来还是觉得叫茂花更透着亲切）一小组成一个小分队，采访地区是云贵川，采访时间为一个月左右，采访内容没有明确但编辑部提出，要通过我们的报道，多角度、多侧面地反映出这些民族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各种变化。

作为刚刚参加工作的我，对于如何完成这项任务心中根本就没有底，总觉得反正跟着老池不会有什么问题，我就帮着打打下手，抓紧这次机会好好学习吧。

按说，能参加小分队也不是件很容易的事，不少分社的同志都把它作为出成果、展示实力的机会，而且同时有五六个小分队，之间也有互相竞争的问题，谁也不希望自己比别人差，因而都愿意与有经验、干出成绩的同志做搭档。

而领导把我“派”给了茂花，不知道他心里是不是会有想法？

不过，他从没有表示出有何怨言。

当时我并没有想太多，但后来想想，这虽然只是一件小事，却也足以体现出茂花的那种精神境界来，也使我对他油然生出一种敬意。

此后的两个月时间里，我与茂花吃在一起、住在一块、干在一处， 六十天中几乎二十四小时半步未离，可谓相濡以沫、朝夕相处。

十多年过去了，那时候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挥之不去。

记得从昆明到大理的路上，我们是坐长途客车去的。

车上人多，堆满了行李，连腿都难以伸直；

盘山公路绕得人头疼、心慌，连口水都难得喝到。

就这样颠簸了一整天，直到晚上才到达目的地。

那些天，由于气候不适应，我感冒发烧，每天都要打两针青霉素。

而茂花更是痛苦不堪，眼瞅着他的脸由红转白，由白转黑，由黑变青，连叫不舒服。

尽管如此，也是无可奈何，只能硬抗着。

到得下关，摸黑住到招待所，我们俩连说活的精神也没有了。

本想去医院看大夫，可是深更半夜的，再加上人生地不熟，东南西北也不知道，所以还是得干抗着。

于是，好歹对付了一夜。

第二天，我们不是去联系单位找人采访，而是直奔医院。

结果是， 茂花吃药，我打针。

此后十多天，都是如此——到一个地方，不是先找人采访，而是找医院、打针、开药。

两个月后一算，不得了！茂花吃了好几把的药，而我是打了几十针青霉素。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坚持来访、写稿、发稿件。

事后，一合计，茂花带着我先后写了五六十篇各类稿件。

编辑部的同志都说我们写出了不少好稿件，但很多人并不知道，为了采写那些稿件，我们俩特别是茂花付出多么大的代价。

那时采访，是没有人接待的，吃住行都得靠我们自己安排，与现在的“三包采访”简直有着天壤之别。

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尚且感到吃不消，更何况也已四十多岁的茂花哩。

一个不怕吃苦的新闻记者的形象，就这样活生生地在我的身边出现。

以后遇到艰苦的采访，我总是会想起当年的云南之行，想起与茂花度过的那些辛苦的日子，也就不觉有多艰苦了。

在云南的采访中，我们见到许许多多有意思的事情——且不要说美丽的景色了，单是那些富有民族特色的风土人情就足以让我们流连忘返、乐不思蜀了。

有时我提议，我们难得来一次云南，多玩玩、多看看吧。

茂花总是表示，玩可以，但绝不能因此耽误了写稿子。

所以，常常是白天采访加上参观，晚上撰写、修改稿件，第二天一早到邮局传发稿件。

那真是身心疲惫，夜以继日。

每当深夜看着茂花伏案工作的时候，我内心里总是感慨不已：多好的老同志啊！

茂花不仅文字写得好，而且照片也拍得漂亮。

到云南之前，他就准备要搞些摄影报道，专门带了两台相机、十多个胶卷。

其中有一台是德国产的“禄莱”相机，虽然陈旧，但质量好。

走一个地方，他都背着那两台相机，又要采访，又要拍照，忙得不亦乐乎。

我看着都觉得辛苦得很，可他整天采访起来就精神抖擞，跑前跑后，乐此不疲。

记得在基诺山的老百姓家中，我们采访完基诺族的有关情况后， 准备回到乡政府驻地，茂花却提出要拍一张照片。

他根据了解到的线索，请来了周围的几位基诺族群众和一位女村干部，以青山绿水和竹楼草棚为背景，拍了几张。

不久，《人民日报》就在显著位置刊发了这张照片。

至今，我还保留着刊有照片的报纸。

偶尔看着，眼前便会闪现出茂花当时忙碌的身影，想到他的那种敬业精神。

回头想想，其实我是从茂花身上，扎扎实实地认识新华社的，开始知道什么样才叫做新华社记者的。

由于时间关系，这一次我们没有能再到四川、贵州采访，成了我们两个人的一大憾事，我也就没有机会向茂花学更多的东西了。

好在他在分社，我在总社编辑部，经常可以通电话，而且经常编发他传来的稿件。

他也一年来几次总社，一见面，总是十分热闹，总是会一起说起当年的云南之行，趣闻轶事说不尽，每次他还会教给我不少为人处事的学问、做人做事的道理，犹如位老大哥。

尤其是1986年，我参加中央讲师团到山西潞城县支教，茂花更是给了我很多生活上的关心与帮助，使我受益匪浅。

后来还有一次相处的机会。

那是1993年开人代会期间，我与茂花同住在京西宾馆的一个房间。

那半个月里，茂花就像一个机器，忙着采写稿件，先后发了不少有影响的报道。

有人觉得他没费什么力气， 比较轻松地出了成果，但只有我最清楚他是多么地敬业、付出了多么大的心血！

有一天早晨，我还躺在床上，茂花却早早便起来琢磨稿件了。

过了会儿，他对我说：“小郑，你看我的裤子怎么变长啦！”

我不解地抬头看了看，确实长了很多；再一细瞧，我乐了：原来他把我的裤子穿上了，怎能不长？

一说开，连他自己都感到十分可笑。

他实在是琢磨稿件过度了，忙碌之中见裤就穿，哪管它是不是自己的呢！

岁月匆匆去，逝者如斯夫。

在与茂花相识、相处、相交的几十年时间里，

有喜悦，我们共同分享；

有不平，我们互抒胸臆；

有困难， 我们相互帮助。

虽然，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近两年我们已难得见面，但我们始终在关心着对方。

遇到山西来的熟人、朋友，少不得要打听一番，总希望他能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因为他是我的朋友——

一个正直的人、

一个仗义的人、

一个埋头苦干乐于助人的老大哥、

我的良师益友。

我总在盼望着能有机会再在一起合作、一起做一些我们能做的事情。

尤其是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一起再去一趟云南!

（作者郑庆东，先后在新华社国内部、经济日报社工作；历任记者、编辑、副主编、副主任、主任，《经济日报》社编委、副总编辑、高级编辑，现任《经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曾获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等多个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