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镛：难忘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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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镛：难忘的一件事

难忘的一件事

许镛

在我的工作生涯中，有四十年是在省级机关度过的。池必卿同志是我最为敬佩、为数不多的省级领导干部之一。

必卿同志在贵州工作近七年期间，正是我国在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行经济体制尤其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必卿同志高瞻远瞩、举重若轻的领导风范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至于他坚定捍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旗帜鲜明地支持以关岭县顶云公社农民为代表的群众首创精神，坚持“过独木桥”，苦口婆心做思想工作以消除各级干部中的“顶门杠”，全力支持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系列举措，更是为广大干部、群众津津乐道，广为传颂。

我和这位老领导直面接触的机会并不多，但有一件亲身经历的事使我至今仍感佩不已，难以忘怀。

此事缘于一个战略目标口号的兴废。

1982年，贵州省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全国末位。广大干部群众热切要求加速发展经济，尽快改变“干人”地位。为顺应这一强烈愿望，以池必卿同志为第一书记的贵州省委提出“爬坡上坎”，改变贵州贫穷落后地位的目标口号。《贵州日报》为此还连续发表了数篇社论，我曾参与起草了其中一“论”。省委的决策，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干部群众建设家乡的热情和斗志。

这一年的冬天，省委为次年如期顺利召开我省第五次党员代表大会，提前部署党代会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很快成立了起草小组。我有幸参与其中。起草小组从成立到次年八月党代会正式召开，共花了半年多时间。其间，主要工作是大量搜集资料，进行不同规模、形式的座谈、访问、调查，范围涉及方方面面；在此基础上起草、推敲，及时向省委汇报。

工作之余，趁机学习一些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关的知识。逐步发现以提升一个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全国的名次作为主要目标的赶超战略似乎不妥。原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各国政府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国家发展上，意欲尽快赶上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不约而同地奉行一种“传统发展战略”。其特点是把最大限度地提高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作为关键目标，认为如此即是大大提高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并且总是与人民的生活福利成正比；只要生产一经发生，通过税收、津贴以及转让等政府的经济政策，它总是能公平地顺利地进行分配，而分配也就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除法。为实现这一目标，诸如大规模生产、集中的生产方式、尽可能生产高价商品、强调大量外援等等进一步的主张就随之而来。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传统发展战略是西方世界首创的。二、三十年实践的结果，这些国家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同发达国家的差距，长期处于不发达状况，并导致了二元社会的出现。有鉴于此，不少国家断然摒弃原有做法，改为实行“变通发展战略”，即把安排满足全体人民群众基本需求的物质生产作为最重要的基本点。

借鉴发展中国家的教训，爬坡、上坎、升位的“赶超”战略，将使我省经济社会的发展得不偿失，因此不宜再用。但此事提还是不提，心中颇为踌躇、忐忑，一是因为这是省委的既定决策。二是自己的理论水平不高，认识可能偏颇。三是当时我只是省委研究室的一般工作人员，人微言轻，说话没有份量。但思来想去，还是决定提出，请小组转达，供省委参考。

在一次池必卿同志亲自听取起草小组汇报的会上，起草小组负责人陈群林同志说到“有同志提出工作报告不宜再提爬坡、上坎、改变倒数地位目标”时，必卿同志当即表示“说说看”。在耐心听完我的想法后，他先是自言自语：“这涉及省委决策的连续性……不过，既然不妥，晚停不如早停好。”接着转向大家；“行！不再提了，就这么办！”尽管这是我切盼得到的结果，但仍然感到出乎意料，喜出望外，一股对这位老领导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中有句名言：“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善听谔谔之言弥足珍贵而又不易。池必卿同志长期担任我党的高级领导职务，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从政经验，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他愿意并善于听取下属“谔谔”之言，充分反映出他既有远见卓识、决策果断的领导才能，同时又具虚怀若谷、从谏如流的高尚品德，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光辉榜样。

2006年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