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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从实际出发的领路人——回忆池必卿同志在贵州
高春生
没作任何形式的辞行而欣然卸任回到北京，就像七年前没带任何随员毅然赴贵州上任，这就是领导贵州走过一段最好发展时期的池必卿。
池必卿同志“文革”前是华北局书记处书记，1978年6月来贵州前任内蒙古自治区第二书记。到贵州以后先是任省委第二书记，从1979年6月起，因第一书记马力同志重病转北京医治，池必卿实际上开始主持贵州工作，1979年10月任省委代理第一书记，1980年6月任省委第一书记，直到1985年4月离开。池必卿同志在贵州期间我一直在他身边工作，对他在贵州工作的七年有许多值得忆念的事情。其中，池必卿同志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指导思想和工作作风，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最为突出和鲜明。
抓管理赶差距 识贫困“搞饭吃”
池必卿到贵州时，“十年动乱”刚结束不久，“左”的遗毒急需清除，生产生活百废待兴。如何克服困难，振兴经济，是他首先关注的事情。
池必卿同志在华北几个地方工作都是管工业，对工业经济非常熟悉，因此首先从工业入手工作。记得最初一段时间，在他看过的文件、报告和材料里，勾勾划划得最多的就是工业生产调度旬报和月报。那是用打字纸、油墨手工印制的很单薄的材料，池必卿每份必阅，有时还注上许多算式和问题。没有多久，他就对全省工业生产的总体情况心中有数了。1978年下半年，池必卿集中了一段时间，逐个地听取了大部分工业部门的汇报，看了一些工厂，对贵州工业的特点有了初步的了解。贵州工业起步较晚，除了烟、酒、火柴以及一些通用机械和建材的生产开始较早外，大部分厂矿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才有的。特别是六十年代后期开始的“三线”建设，使贵州的煤炭、冶金、化工、国防工业以及机械电子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池必卿总的印象是贵州工业比原来想象的摊子大、门类多，也有一些好的品牌和“拳头”产品，其中还不乏高水准的军工产品。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管理差、效益低、不配套，尤以管理上的差距最突出。
管理差的印象首先来自一次对工业领导干部业务素质的“测试”。那是8月初的一天晚上，国家经委召开全国电话会议，讨论工业整顿和当年生产的有关工作。当时，这样的电话会有担任着政府职务的苏钢同志参加就可以了。由于池必卿想看看贵州省工业交通部门的厅局长这支队伍的情况，因而就同苏钢同志一起到了省委办公大楼电话会议室。国家经委副主任袁宝华同志首先作综合报告，讲话中重申了工业八项经济技术指标的间题，引起池必卿注意。会议结束后，池必卿向在场的同志发问：刚才袁宝华同志讲了工业考核问题，在座的同志们说说看，是考核哪八项经济技术指标。静了一会儿才有二、三个人回答，但是没有谁讲全了这八项经济技术指标是什么，能讲出来最多的不超过四项。这种情况给池必卿的感觉是，与会者大多不太重视经营管理，或者就是工业管理的外行。面对这种情况，如何才能把工业经济抓上去呢？池必卿认为要抓工业管理，首先要从领导干部抓起，“绝不能让领导干部马马虎虎”！管理差的另一个表现是“大家拿”，就是拿公家东西私用。这是“文革”时兴的“世界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的遗毒。部门汇报时说，就连属于先进企业的“七砂”，在进行“洗手洗澡”动员后，也只有三个人表示没有拿过公物私用。说明企业管理普遍不严。
针对这些问题，在8月底召开的全省工业学大庆会议上，池必卿提出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加强生产管理、质量管理的意见，要求从省到地、县，各主管厅局对企业领导班子状况分类排队，配好一、二把手，对文化低的要组织集中训练，掌握基本的现代管理。池必卿在讲话中对企业提高管理水平问题提出目标要求，即在保证质量第一的前提下，全面完成八项经济技术指标，第一步先达到本企业历史最好水平，第二步是追赶先进企业的新水平。池必卿还详细阐述了加强质量管理提高产品质量的基本方法。他说：“各行各业都要自找差距，自找鞭子抽打自己，针对差距开展技术培训、现场操作表演、技术考核评比；加强质量管理工作，要由总工程师负责建立技术管理责任制，从原材料进厂到产品出厂，每个环节一丝不漏地把关，对设计图纸、工艺装配、设备仪器仪表严格按规范要求检查。要把好生产质量关，建立质量登记卡片，从原材料投放开始，卡片随产品生产流程运转，记载每道工序的执行者和检验者，发现问题‘三不放过’，必须找出原因、责任和改进措施。”会后听到反应：池必卿真的是工业行家，省委领导这么仔细、这么有针对性地讲生产管理还很少听到。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了解以后，池必卿看见贵州生产的挖掘机、导轨磨床、军用教练机等许多有特色的产品，感叹说“山沟沟里也能飞出凤凰来”。同时也看见棉布疵点多、印染差，卷烟梗多、包装差，原煤任务完成而煤矸石很多等问题。池必卿逐渐发现，忽视管理尤其是忽视质量管理，这些都与追求速度不讲效益的指导思想有关。因此，池必卿认为，经营管理水平落后是贵州各级各部门工作的一大通病，必须大力改进。这段时间，凡是研究工业经济的场合，池必卿必讲企业整顿和产品质量，必讲以质量为首全面提高八项经济技术指标，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关于加强管理的问题，直到后来贯彻党的十二大，讨论贵州经济“翻两番”时，池必卿仍然强调：“提高经济效益加快发展，在贵州第一位的是抓好经营管理，抓好了就能吹糠见米，第二是提高科学技术水平，要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要组织人考察学习。”应该说，在当时以提高管理水平为突破，达到提高经济效益谋求发展的思路，是很符合处于“初级阶段”的国情的，也是完全符合处于“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的贵州实际的。
池必卿对贵州农业生产的认识是从长顺县开始的。
1979年初春，池必卿同志根据省委的安排到长顺县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到长顺去还有一个原因，这里是全省的农业机械化试点县。当时，全国的口号是在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只剩两年时间了，贵州能实现多少？怎么实现？池必卿同志想看看。
刚过农历正月十五，弛必卿下乡了，除了司机，只有秘书、警卫员同行。在县里参加“三干会”，同县、区、公社三级干部坐在一起，在浓浓的叶子烟雾气里听他们发言。他们说，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上来，好。贯彻落实中央农业文件和农业《六十条》，分专业搞定产到组，生产肯定能上去。讨论到生产管理时有人说：开会太多，去年乡干部开会总共4个月另22天，怎么抓生产？讨论到农村政策时有人说：前几年征购加超购搞得恼火，不要说差的，就是好点的生产队，也是刚过了年就来要返销粮。农民说的是“砍柴卖，买柴烧，不图赚钱只图桃，国家要征购，农民吃回销”。讨论到中央5号文件关于“摘帽”问题时，有人说：生产队干部既难当又难选，有个队里个个都不愿干，逼得公社没法子，只好定了一名富农子女当队长，结果生产上去了，社员也高兴，可是我们不敢公开讲。还有大量关于干部政策、于群关系、生产生活、社会治安等情况的发言，纷繁复杂，内容丰富。池必卿同志听得很认真，插话不多。最后，他给大家讲了贯彻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部署和要求。
县三干会后到广顺区凯佐公社，看为方便农机化耕地的改土工程，有点像1958年“一大二公”搞人造平原的槊势，池必卿没有发表意见。接着又去代化区看一个水利工程，是在河过修建一座引水式电站，说是拦河坝，厂房完成近60%，引水渠道已经开工。县委书记请池必卿到引水口参观，由于没有公路，让车子从渠道开进去，结果进了儿十米就再也不能开了。池必卿下车步行并和农民摆谈起来。这里属于麻山岩溶地区，山高水低，石厚土薄。全区290个生产队，133个吃水困难，每年有半年时间缺水。冬春季节，要到河谷里挑水，男劳力挑一担水回到山寨也要花二三个小时。群众说：“哪年吃水不用挑就算到共产主义了。”池必卿向计委和水利部门提出，用小型水利费搞高扬程系提水或在山上修小水池解决。
池必卿这次在长顺一共呆了11天，边听边看边讨论，掌握到许多第一手材料，迅速增强了对贵州省情、民情的感受。了解到由于自然地理的特点，大多数地方条件恶劣，加上“左”的政策的影响，贵州农村生产发展迟缓，经济落后，群众生活困苦。就长顺县看，1978年农民人均从集体分配口粮183公斤，根本不够吃。全县70%的生产队要返销粮食。从长顺回贵阳途中，惠水县委书记介绍1977年全县1905个生产队有1500个返销粮食。从全省看，这年统计农民人均占有粮食222公斤，除去交公粮、留种之后，许多农民吃不饱。有些生产队每个劳动日仅仅值二分钱，困难户结算以后不仅没收人，还倒欠生产队，不是向集体借就是向政府要。这种水平实际连简单再生产都难维持。因此，池必卿认为贵州在三中全会以前，省里以及一些地县推行放干泡冬田，扩大冬小麦、强制自留地饲料地等“三地代耕”，虚报粮食增产加大征购任务的作法是不切实际的，是违背农民意愿和客观规律的，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必须按照中央的农业《六十条》纠正过来。主张尊重实际，尊重群众意愿，让社员民主选举生产队长、民主讨论决定生产问题，上级不搞强迫命令瞎指挥，只要基层干部群众赞成，可以搞定产到组也可以搞别的经营管理办法，允许冒尖。池必卿把在长顺形成的这些看法和意见打电话给马力，建议连同马力的意见一齐转发给下乡的各位常委参考。
长顺之行听到和看到的实际问题和思想问题还很多，如社员多大年龄可以不再参加集体芳动、自家栽树应限制在房前屋后多远、受错误批判的干部的工资能不能补发、国家干部星期日可否帮助家庭副业、农机化怎么办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逐步解决。但在池必卿同志看来，尽管还有大量思想政治工作要做，农村的干部群众对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真心赞成和拥护的，现在需要思考转移之后该怎么搞。他的结论是必须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在向省委通报下乡情况时，他说：“贵州最紧迫的大事情就是‘搞饭吃'。就是要依靠实践，依靠群众，依靠进一步的调查研究来解决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切实加强贵州农业切实解决农民温饱的向题。”
落实干部政策 不搞繁琐哲学
粉碎“四人帮”后，许多人急切地盼望拨乱反正，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落实千部政策。1978年10月，王震副总理到贵州视察工作，在省直机关干部大会上讲了“听说贵州有‘马力不足’的话”，包含着对落实干部政策的督促。12月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央宣布对“六十一人”案件平反、给彭德怀同志昭雪。会议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井泉找到马力和池必卿，问起贵州历史上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同志。李井泉是“文革”前的西南局书记。这一问，池必卿“感到是被将了一军”。1979年1月，在省委召开的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议上，与会同志对落实干部政策动作迟缓提出意见。就在这段时间，中央组织部召开过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其间胡耀邦同志在同贵州省委组织部长李志奇同志个别谈话时，批评了马力同志拔乱反正不力的问题，并且指定李志奇给马力和池必卿二人传达。李志奇传达后，马力同志在省委常委会议上作了一个自我批评，随后宣布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交给池必卿同志负责处理。
贵州历次运动反复折腾，落实政策有大量工作。一方面，建国以来一些重要遗留问题的受伤害者需要平反昭雪，一方面十年动乱中许多受牵连者有待查清解脱。有些问题如贵州“四清”，涉及的范围和层次在全国也算是特殊的。亲历过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池必卿同志接受此项工作以后，决心按照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抓紧做好。池必卿同志认为，加快平反冤假错案，关键是排除“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特别是涉及一些中央领导人批示的案子，要历史地看待，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去评鉴和认识。池必卿同志佩服胡耀邦同志的精神。他对参加落实政策工作的同志说：“耀邦同志到了中组部搞得很快，威信很高，我们也要像胡耀邦同志那样，要带着对老同志的感情亲自动手”。胡耀邦同志的确是用了很大的决心和魄力来推动拨乱反正的，他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精神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在全党引起很大的反响，受到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拥护。就在三中全会前后的时间，胡耀邦同志在中央召开的一次来信来访工作会议上讲话，亮明了要用“两个不管”对付“两个凡是”的态度。后来中组部内部刊物《组工通讯》登出胡耀邦同志这个讲话。《讲话》说：要按照党的一切工作都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一切搞错了的人和事都要坚决纠正，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就是用“两个不管”的矛去对付“两个凡是”的盾。这份《组工通讯》池必卿看得很认真，以其精神指导有关工作，一直用了好长时间才交给我保管。为了加大工作力度，改被动为主动，池必卿同志迅速采取措施。把分管相关工作的徐健生、陈行庚、吴实、李志奇、宋树功等几位同志联系起来，后来又加上金风、李冀峰同志组成一个落实政策工作小组，共同研究处理重要问题。1979年2月初，池必卿召集工作小组开会，专门研究加快步伐的办法。首先由徐健生同志介绍了在贵阳市的一些做法，然后大家讨论，决定了快刀斩乱麻的三条措施：第一条是复查工作不搞繁琐哲学，只复查处理时的主要事实依据；第二条是选一批已经落实政策（得到平反、解脱)尚未安排事做、作风不偏激的同志，先安排落实干部政策；第三条是搞几个典型案例，开平反会做样板，扩大影响。最后池必卿提出要求，工作小组里分管不同时期案件的各个口，都内定几条加快的办法试下，同时也各自准备几个典型案例，下乡（到县贯彻三中全会）回来以后重点搞平反样板。接着池必卿又对加强信访工作作出安排，把省委办公厅信访处增加到30人，信访接待室搬到省委大门口，方便群众反映情况和问题，促进省委改进工作。这以后，凡涉及重要领导干部的问题，池必卿就亲自过问，一抓到底。好几个五六十年代的老案就是这样办的。
即使有了快刀斩乱麻的办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也要从现实工作做起。建国以来历次运动的当事人很多，被“左”的错误伤害和执行“左”的错误的人都还在，前一时期执行了“左”的人又被后一时期执行“左”的人伤害。其中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仅靠就事论事搞复查，必然是“剪不断、理还乱”。必须从清除“左”上突破，这就有许多思想政治工作要做。池必卿同志带头做工作，说是“解疙瘩”。在一次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会议上，他说：“要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问题，实事求是看待自己，实事求是看待同志。有些事是自己受了不实之词的伤害。有些事情又可能有意无意地执行了‘左’的东西，给自己的同志造成伤害，有些这次受伤害的同志也可能上次曾经伤害过别的同志。由于‘左’的错误的长期影响，没有谁能说自己没有错误行为。老实说，三中全会以前我们是认识不够的，后来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三中全会方针指引下，冲破了禁区，解放了思想，才使这项工作有了进展。我们都来按照三中全会精神办，坚持实事求是认识‘左’的时期的问题，就不会纠缠历史旧账。总之对历史问题要提倡粗，不要细。”由于有“实事求是”思想武器的支持，也由于正确执行了中央的方针政策，1979年2月以后，贵州落实政策工作加快起来。到这年7月份开会检查，已有77%的得到落实。既稳定了局势，又解决了问题，调动了大批蒙冤受屈同志及其亲属子女的积极因素。省委1981年曾就贵州“四清”问题请示中央，由于须等待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其它种种原因未得到答复。1983年，为彻底解决贵州“四清”遗留问题，池必卿同志再次主持审定省委向中央的《请示》，实事求是地表达对贵州“四清”运动的评鉴，以及运动中涉及各方面干部的评价，把握了既解决问题，又促进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精神。对此，中共中央批复指出：贵州“四清”运动是在“左”倾错误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当时对贵州省委和贵阳市委的估计和分析是完全错误的；由此造成的冤假错案，予以彻底平反是完全正确的；过去有关贵州“四清”问题的错误结论和文电均已自行失效；贵州省委、贵阳市委和其他开展“四清”运动地方的领导干部是好同志，当时由中央选派到贵州参加“四清”运动的2000名干部也是好同志；希望贵州广大干部，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团结一致，互相谅解，互相支持，共同努力，妥善处理遗留问题，尽快改变贵州的面貌。这样，影响很大的贵州“四清”遗留问题终于得到彻底解决。
对“文革”的拨乱反正工作，池必卿严格按照党中央的一系列决策办事。为了比较顺利地完成这一项任务，池必卿把“清查”工作完全委托徐健生和李冀峰两位同志负责。对省级领导干部或其他重要案子，池必卿就亲自参加并作出严肃的处理。在第一次全省召开的清查会议期间，池必卿发现黔东南州委常委中，有一个造反派头头打了州委副书记，并且还来贵阳闹事。在清查会议结束时，池必卿严肃地批评了这种情况，并宣布，会后各地都要把常委会中的造反派头头开除出去。此后，清查工作便强有力地展开了。关于这方面处理人的问题，池必卿也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按照党的政策，以党内和行政处分为主，很少有刑事处理，并且都是采取积极负责的态度，经三番五次地审查之后，才作出最后的处理。
由于池必卿同志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实事求是原则，坚决摒弃“左”的错误影响，坚决执行中央关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方针政策，在强力推进拨乱反正和落实干部政策工作中，避免了长期纠缠和“翻烧饼”情况的发生，全省很快地出现安定团结的局面，为同心同德搞“四化”奠定了基础。
结合贵州实际 制定自主计划
经过十年“动乱”，经济建设以及计划工作都急需理清思路。池必卿关于贵州制定自主性计划的想法，首先是从讨论赤天化是否算建成投产开始的。
1975年开始建设的赤水天然气化肥厂，是我国引进的第一批十三套大化肥项目之一，设计年产30万吨合成氨，48万吨尿素。正常生产日需140至160万立方天然气，由赤水的气井供一部分，其余由四川（重庆）补充。1978年10月，正当准备投料试车时，发现赤水气井的产量比原有能力下降，需四川增加天然气供给，由于四川已经超出原协议增加供气，提出要贵州一百吨铝，问题才解决。池必卿听完汇报，感到这个厂的建设有很大的缺陷。因此，当马力找池必卿、苏钢商量，准备在《贵州日报》报道赤天化建成投产一事时，池必卿认为不能宣传建成投产，因为这个厂生产原料不足，电力保证不够，运输条件不能确保，按设计项目检查还是一个没有完全建成的企业。池必卿坚决反对不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的做法，提出必须在完全建成并经省、部考察验收合格后，才算是建成投产。马、苏二位同志接受了他的观点，没有勉强决定。后来试车生产时，那些问题都表现出来。特别是产品运输问题，由于对冬春枯水季节水位考虑不周，原设计靠赤水河为主运出的方案，受航道水浅和码头装卸条件的影响，变成了主要靠公路运输。1979年6月，池必卿由遵义经习水到赤水，所见车辆大多是运化肥的。到了赤天化才知道，1974年规划定厂时，说赤水天然气储量120亿立方，可用20年。这话才过去4年到试生产时气压气量已远远达不到设计标准。此外，配套建设的备用电站泵房、原料气增压、码头、宿舍等项目还需几千万投资。证明了试车时不作建成投产宣传是明智的。这个厂实际到1979年11月才正式建成投产。
1979年2月，省委分工由池必卿牵头抓政府经济工作，包括工业、计划。池必卿从实际工作的接触中看到，粉碎“四人帮”以来，费州同全国一样，努力发展生产，加快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很高，同时又有片面追求产值、高速度和不讲经济效益的情况，受全国一些“宏伟目标”影响，急于求成地铺经济建设摊子，引出许多资金跟不上、物资有缺口的问题，搞得各方面都很紧张。一些水利工程缺乏资金拖成了胡子工程；不按基建程序的“三边”工程的做法，造成运输线、料场、渣场狭窄不配套，影响平衡协调生产；为农业服务的工业薄弱，化肥、农药、适用的农机具短缺等。这些问题证明贵州的经济结构、比例已经失调，而且仍然存在的那种“大干快上”的思想，还可能造成新的不协调。面对这些情况，池必卿开始思考，在政治上取得拨乱反正成绩的同时，经济工作上的问题也该引起高度重视。这种针对实际问题独立自主的思考，可以从他的一些发言、讲话中反映出来。
1979年3月中旬，省政府（革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研究经济工作。省计划委员会主要负责同志汇报全省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出现的问题，说：“我省农业生产的指标有些偏高，煤炭计划指标也有点不符合实际，有些品种贵州根本没有，下达贵阳市的产品计划，有40%的销路不落实，基本建设物资的三大材料缺口很大”等等。池必卿发言说：“根本问题是没有重视综合平衡，不从实际出发。我们必须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根据贵州实际去考虑调整计划，要敢于解放思想。”说到这里他话锋一转，抛出一个尖锐问题：“敢不敢推翻六千万吨钢？”没有人回答。这是一个国家计划指标，是当时被指定为“你办事，我放心”的中央领导人主持制定的“十年规划”指标，即从1976年到1985年，使钢的年产量达到6000万吨。池必卿同志根据经验认为，这个指标超过了实现的可能，是造成国民经济各方面紧张和不协调的一个重要原因。池必卿同志接着说：“在座的都是老同志，记得50年代有过一次‘反冒进’吧？‘一五’时期后两年经济计划方面出现追求高指标、层层加码的情况，影响经济工作的综合平衡。周总理、陈云同志为防止不切实际盲目冒进的做法，提出要防止和反对冒进。因此一直到1957年经济形势都是好的。可是反冒进被认为是右倾保守了。从1957年底南宁会议以后就只讲反右倾不反冒进了，变成反右倾鼓干劲，后来越搞越被动了”。池必卿针对当年经济计划反映出来的问题，指出：“应按贵州实际调整计划，要真正缩短战线，有计划有步骤地关停一批资源不清、设计不全和效益不好的基本建设项目；特别强调对小化肥着重改造，不新上项目。对小钢铁、小水泥认真测算效益，不划算的就停下来，一定要搞好综合平衡，集中力量搞成一个算一个；在确保经济效益前提下，尽可能把短线产品搞上去，解放思想就要在这些方面解放，但是不搞运动。”池必卿这种按自己的可能作计划，不冒进的思想，不仅在省里讲，到基层也讲。
从当时的情况看，要使贵州经济得到协调健康发展，仅仅调整一年计划还不够，还需要调整经济结构。
1979年5月，省委召开有县委书记和县长参加的省委工作会议。议题是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其中包括了经济调整内容。会议报告由第一书记马力同志作，池必卿同志除了作书面发言外还准备了一个口头发言。他在常委讨论书面讲稿时，说明了口头发言的内容，主题还是围绕正确认识和掌握贵州省情，搞好调整，从贵州的实际出发，贯彻中央的方针。其中有对60年代调整方针加以肯定，同时对历史上批判“反冒进”发表一点意见，认为那次批判是不正确的，反冒进是必要的正确的。发展经济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和可能制定规划，搞好综合平衡，按比例才能高速度。池必卿的这个发言，引起了不少与会同志的共鸣，他们都赞成池必卿的这种精神。面对这种反映，池必卿觉得这个问题本来没有什么了不起，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事后才知道，这是多数干部和群众对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贵州照搬照套全国的一些口号和指标，提出到本世纪末要建成“一个鞍钢、两个开滦、三个基地”等做法不满的表现。这些目标大大超过了地方的负担能力。池必卿的讲话，切中了贵州经济工作的要害，也引发了干部群众对贵州经济发展的深入研究和思考。
1979年11月，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贯彻十一届四中全会，再次讨论经济调整，对贵州经济结构是否合理、有哪些不合理、应该如何改变的问题统一认识。池必卿的结论是：贵州经济已出现畸形发展。表现是农业基础十分脆弱，支撑不了工业的发展规模；工业里面重工业畸重，轻工业畸轻；在计划安排比例上，重工业挤了农业和其他，积累挤了消费，基建挤了生产；工业企业内部配套差；缺乏专业化协作的高效优质大批量的产品，竞争力弱；国际国内市场一开放，工厂将发生生存危机。因此要对贵州经济进行调整。池必卿提出调整意见：首先是加强贵州农业基础；重工业要为农业和轻工业服务；发展以农、牧、林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通过挖潜、革新、改造，使工业转向支持农业现代化，保障人民生活。
为了调整，也为了贵州发展，池必卿决心作出自主性计划。1979年秋天，在一次听取省直部门关于真理标准学习讨论汇报会上，池必卿就进一步深入学习讨论提出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即根据贵州的实际确定自己经济发展的方针和政策。11月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时，他再次提请大家讨论这个意见。池必卿说：“我提出一个大问题，我省敢不敢搞一个自主或半自主的经济计划。不要照搬照套，要敢于从贵州农业薄弱、轻工业偏轻的实际出发，搞这样一个计划：重点做好地方财力这一块，按农业、轻工业以及‘肉的次序安排，大的方面服从国家方针，具体的国家不要管，经国家批准实施，自主地把贵州搞富起来。”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推动下，省委原来负责这方面工作的同志开始转变认识，赞成池必卿意见，表示“要把在1977年‘左’的倾向和1978年两种思想拉锯情况下安排的贵州工业计划结构打乱重新考虑，制订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自主性计划”。池必卿认为，这次会议常委们交了心，统一了思想，对经济调整方针的看法比较接近贵州实际，认识上有了一个小的飞跃。1979年初步调整当年压缩、停缓建130余项基建项目，确保建成赤天化以及乌江渡电站一号机组发电等重点项目。1980年开始调整，基建上停、缓建了一批包括轧钢在内的工业项目；突出烟、酒优势发展轻工业；利用军工条件转产民用消费品。到1983年，轻工业所占比重比调整前的1979年上升了5个百分点。也就是这段时间，池必卿同志进一步感受到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必要性：非统配煤炭的外运流向、桐油的收购与加工、“五把一杠”的采伐经营、生产资金投放等等，有利的统管得很死，无利的谁都不管。池必卿提出，现在沿用的苏联的管理体制束缚太紧，要大胆试点改革，凡在我们权限范围内的，看准了摸透了就赶快改，尽早解决绳捆索绑的体制。
两次深入调研 两个重大调整
为解决温饱，找发展出路，1979年夏天和1980年春季，池必卿两次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每次历时一个月，上山人户、穿林海进村寨，考察访谈，听取汇报，讨论研究寻求对策。
第一次深人调研是1979年5月下旬到6月下旬，经过黔南、铜仁、遵义、毕节四地州的16个县，历时30天，行程4000多公里，实地调查28个社（乡）队（村）。基本意图是研究农业如何发展。这次调查有几件事情对池必卿后来的工作有着重要的影响。一件是考察了江口县梵净山原始森林，铜仁县六龙山的7万亩杂竹林和赤水县的20万亩楠竹林。这些林区周围的农田从不干旱。后来每到一处，只要有连片森林，池必卿绝不轻易放过。两年之后，在取得土地联产承包经验基础上，池必卿积极支持王朝文搞林业“三定”，推动林业发展。第二件是沿途看了一些发展烤烟、油桐、油茶、茉莉花、生漆、养牛、养羊、养蜜蜂的典型。这些典型证明，“靠山吃山”是经典之言，发展多种经营是山区致富的重要途径。十二大以后，省委确定“要想翻两番，两眼盯着山”方针，与池必卿的这次经历有密切联系。第三件是调查了农民的生产分配问题。在石阡县，农民说他们生产队耕地在前后山两边，指挥不便，划成两个组后好得多，这样搞“包产到组”已经7年，采用“两本账”办法瞒过了上级的检查纠正，直到报纸上传出可以“包产到组”了才敢说出来。湄潭县黄家坝区兴隆公社的前进生产队，队长有点文化，会管理，很能讲。他坚持把队分成两个作业组，亲自管一组。在薅苞谷的季节实行“分片包工、责任到人”的管理办法，这相当于“包产到组、定额记分”的制度。在毕节，当时农村粮食紧张。有的同志反映，有些缺粮的群众要求“借地”种洋芋，池必卿表示同意。后来，这种所谓“借地”，成了一些群众要求承包土地的依据。第四件是调查转到毕节时，地委汇报干旱严重。自上年6月以来一直未下过透雨，毕节、大方、威宁等县城吃水困难，还发现缺粮的浮肿病人。于是停止调查活动，改为讨论抗旱救灾。经了解，造成灾情的主要原因一是干旱，二是前两年存在虚报浮夸购过头粮。因此，池必卿与先到毕节了解情况的王朝文研究后，立即决定给毕节调去5000万斤粮食，同时就近从赤天化调入化肥救灾。经过这次以后，池必卿对毕节贫困的印象就再也抹不掉了，总在思考如何解决那里的温饱。1981年，池必卿根据胡耀邦对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的批示，派了“一大员”王朝文到毕节，研究解决那里特别贫困山村的温饱问题。1983年年底。一场历史罕见的大雪，覆盖贵州全省，毕节更是冰天雪地，这时胡耀邦同志坚持要驱车到毕节看看，也就是由于这个原因。
经过30天调研，池必卿认为，在不放松粮食的情况下，必须大力发展多种经营，从耕地少、山区情况多样化的实际出发，确定农业发展方针。
从毕节回到贵阳后，经常委讨论决定，立即召开地委书记会议，讨论救灾、农田基建和调整农业结构。会议一开始，各地首先反映干旱情况，讨论到第二、三天，问题逐渐由抗旱救灾转到调整农业结构和发展多种经营上，特别是集中到贵州如何利用山的问题上来了。其中议论较突出的是发展林业。会议进行到第三天，省林业局（厅）负责人肖光发言：“全世界森林面积400多亿亩，人均12亩、占材80多立方米，我国森林18.2亿亩，人均1.8亩、占材约8.9立方米，而我省人均占材仅5立方米多点。黔东南森林覆盖率超过25%，对农业调节好。毕节覆盖率下降很多，水土流失严重。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森林是水利的源泉，林毁则水枯。发展林业，减少干旱和水土流失”。
这次地书会议，反映出经过贯彻三中全会，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的恢复，已经开始在实践上得到体现。贵州省地厅以上领导干部们逐步地恢复起实事求是科学认识省情的认真态度。热烈的时论。把治山用山、调整结构、加强农业、发展林业的认识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地书会之前，省委考委讨论开会宗旨时，有的同志担心在谈过去农业发展方针和作法的某些失误时，引起过多否定的偏向。对此，池必卿同志明确表示：“总的意思是'因地制宜'，适当调整，总结经验，继续前进。要避免形成否定过去成绩和纠偏的映象，不采取搞‘吸取教训'、作‘自我批评’的办法，而是说正面的认识，适当调整安排，有所前进。”因此池必卿在会议总结讲话时，着重从思想方法上进行指导，他说：“应该进一步研究认识贵州省情，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调整农业结构。种植业要适当调整粮食、经济作物结构，农林牧副也适当调整，结合实际条件，宜粮则粮、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发展多种经营，突出林业。同时，要加强水土保持，25度以上的坡地逐步退耕还林、还牧。”最后池必卿要求：“会议集体创作了四个文件，希望地州市因地制宜执行，一直到生产队都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不是‘三照'。解放思想，开动机器，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不搞一刀切。包括法律都可以有地方性的嘛”。池必卿之所以要这样讲，首先是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即使是多数都觉得看准了的事，也还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因此他要求各级领导都要独立负责地联系实际贯彻上级指示。同时，也是为了避免那种不从自身实际出发逐步调整结构，只知道一刀切，一味跟风跑，造成“好决策被歪贯彻”的情况发生。
池必卿当时是不无担心的。那是在两年之后的一次谈话说到的。1981年4、5月间，《人民日报》第一副总编秦川同志带了一批人到贵州采访。秦川是贵州人，池必卿给秦川介绍了调整结构和“包干到户”的经过，其中说到“两次调整都是讲从贵州省情出发，要说担风险的话，搞调整结构那个时候是担点风险的”。
第二次深人调研是1980年4月8日至5月8日，又是整整30天。这次除到玉屏3天外，其余时间一直在黔东南州转，停留在6个县、市。黔东南州是贵州最大的林区，少数民族人口多，也很贫困，因此，就确定到那里。经过这次调研，池必卿作出了调整生产关系的决策，并下决心领导了一场顺乎民意的“放宽政策”，允许“包干到户”的改革。
岑巩，是这次调查周旋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4月9日下午到岑巩，吃饭时得知，贵州日报有一位记者上一年到岑巩进行过采访报道，这次还是因为农业消息，已经在岑巩跑了好多天了。因此，晚饭后池必卿把记者请来讲情况。记者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池必卿当即归纳了几点印象和需要调研的问题。4月10日上午县委介绍情况。池必卿简短说明来意：“你们县近几年粮食连续增产，听听你们认为重要的经验、重要情况、重要问题。我们呆个十天八天，上下左右的看法都摸摸，然后和你们再共同研究，但不影响你们当前的生产和工作。”接着县领导作了全面汇报。池发现一个特殊问题，即岑巩的行政区划结构特点。岑巩县国土面积1500平方公里，15万余人口，11个公社，每社平均1万多人口，每队20户左右。与其他县不同的是，岑巩县小且无区，县直接对公社，减少了区的层次；大队、生产队、农户的数量、规模都较小，与干部管理能力似较适应。
听了县委汇报之后，就开始下到公社调研。力元公社距离县城约20公里，地势较高，处在一个小分水岭上。池必卿带着调研人员在力元公社住了三天，烤着炭火同社队于部座谈，对农田水利、良种推广、收入分配和大队生产队党员干部队伍情况问得很仔细。池必卿只是提问，听，插话不多，但是抓住很多信息。褚如：全公社13个大队中有7个收人分配兑现搞得不好；包产到组的任务使命不规范，作业组有临时性，秋收以后作业组不管秋耕秋种，生产队也不管。当前春耕开始，又有究竟生产队管还是作业组管的问题。在注溪公社还听到，有的队分开作业组后，为抢水打田闹纠纷，上级又要他合起来统一指挥，团结还是不好；全公社有三分之二生产队长不是党员。这些情况后来都用上了。
经过调研，池必卿肯定了岑巩县粮食增产的三条经验。从农田水利建设着手，因地制宜改变生产条件；在水利保障之下狠抓良种推广；生产管理上县委领导了“包产到组”，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干活一窝蜂问题。池必卿认为，领导搞生产责任制很重要。他说岑巩县的两个口子开得好。一是允许划小生产队，对生产队规模过大的、居住分散的、内部不和睦长期要求分开的，批雅分了，粮食增产了。二是支持联系产量划分作业组，明确责任，比生产队集中指挥好。池必卿在岑巩十多天的最大收获是：粮食增产有希望，农村生产关系应该调整，县委一定要领导搞农业生产责任制。
离开岑巩以后，经玉屏、天柱，4月28日到达黎平。在这几个县池必卿研究得最多的是林业的生产经营、林粮矛盾，以及定产到组和包产到户。在黎平对后一个问题的印象最深。
黎平县委汇报：全县有81%的生产队包产到组，定产到劳或到户的生产队有7%，其余是生产队指挥搞定额记分，并且说“县委讨论认为生产队指挥的和划分专业组的形式好”。其中讲到尚重区有一个育洞公社，90%的生产队搞了包产到劳或是到人，县委已经派过一名常委带工作组去纠正，不仅没纠过来，这位常委还认为那里的办法加强了岗位责任制，有利于生产。于是池必卿采取兵分两路，一部分人去县里安排的那个区，自己则到尚重区去，要亲自看看究竟如何，因为在黎平之前一直都没有实地看这种较多的包产到劳、到人的情况。
尚重是黎平的主要林区之一，离县城大约50公里。区委四位负责人说，省委书记到这里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当问他们包产到户情况时，没有那种特别掩饰的表现。他们告诉池必卿：全区搞包产到户的队占20%，其中育洞公社确实是大部分队搞了包产到户、责任到人。具体办法是按“人六劳四”划了田。区委说，这种方式60年代困难时期搞过，“文革”中也有。那时生产水平低，集体分配不兑现，国家要木材哟！林区农民要吃饱肚子才砍得了树，没有别的办法就搞“包产到户”，去年落实农业政策时又出现。由于尝到了甜头，所以社员还想搞，其它队也想学着干。一个姓王的区委干部还以自己家那个生产队为例说，今年已经划分了田和牛，后来被发现制止，又合起来干，队长、社员们都不服气，分开肯定搞得好，但是领导就是不许。并且告诉池必卿，基层干部、群众的心态是：队里要求分，公社也同情，区委胆子小，县委箍得紧。
在尚重住了两天多，这时区委书记说，区里已发出通知，叫公社干部赶场日到区里开会，区委希望省委书记去会上讲话。池必卿问开什么会，说是“开展两条道路斗争，抓春耕，纠正包产到户，还有计划生育。”池必卿没有同意去，因为下乡以前就同省委常委们商量好了，不管分队的、分组的、包产的还是单干的，都不去纠，先调查研究再说。池必卿要求区委们，不许搞过去那种批斗，要尊重群众意愿，当前先保证按群众的选择种下去是当务之急。事后想来，尚重区看到省委书记去了，又过问包产到户的事，也许是有意通知开会，做个样子，以证明他们没有鼓动包产到户。在回黎平的路上，池必卿还在想“两条道路”的事，他说“怎么还有这种提法？”其实这也不奇怪，那年头在乡下，“千万不要忘记”、“一抓就灵”的大标语，虽然已经有些退色了但还随处可见。这也是当时的一种实际。回到黎平，池必卿立即给县委打招呼：你们不要再搞那个两条道路斗争。春耕大忙当中，再纠正包产到户谨防影响生产，搞下去会造成能多增产的少增，该增产的不增的情况。
一个月来，池必卿同志逐渐形成了一个综合而又清晰的概念，就是要把发展生产力与调整生产关系结合起来考虑。在同黔东南州委同志谈调研结果时，池必卿讲了他的看法：从几个县尤其是岑巩、黎平两县的发展来看，我们的粮食搞上去是有希望的，要坚定这个信念。去年讨论调整结构时，大家都说要抓好林业和多种经营，这次看到进展不大，林的管理也有问题。黎平尚重区说林粮有矛盾，要林粮结合，以粮为主。我看林粮矛盾实际是人粮矛盾，农民的注意力还在土地和粮食上。因此，要研究生产关系，岑巩县允许分队是高明的。生产队规模要同领导管理水平、团结富裕程度相适应。现在看一个队20户左右较好办。岑巩县委领导搞定产到组管理形式的做法很好，说明我们党领导着干一件事，比被动勉强办的效果好得多。对现在已经造成包产到户或少数分田单干的，区、县委不要回避，要加紧调查研究，了解到问题就帮助解决问题。看来早解决早主动。
放宽政策 个人不惜委屈
包干到户 亿万农民受益
池必卿在黔东南的调查活动快结束时，有一天，在机关主持工作的省委领导同志打电话找到池必卿，说是在最近国务院召开全国长远规划会议期间，有四位副总理的谈话提到一些地方可以“包产到户”，其中包括了贵州，在家的省委领导同志觉得这个问题重大，要求池必卿回去主持听取汇报。这样，省委常委们于5月初结束调查活动，陆续回到贵阳。
1980年5月12日，池必卿主持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全国长远规划会议的传达汇报，讨论农业政策问题。会议第一天，副省长兼省计委主任冉砚农汇报全国长远规划会情况，传达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农业政策要放宽的讲话。其要点是：1980年4月2日上午，邓小平找胡耀邦、万里、姚依林、邓力群谈长期规划问题。邓小平让姚依林先讲意见。姚依林在谈他的初步设想时说，工业、农业都要甩掉一些包袱。拿农业来说，有些省份，中央调给他们的粮食很多，如甘肃、内蒙、贵州、云南，这是国家很大的负担。可不可以考虑，对这些调进粮多的地区，在政策上搞得宽一些，索性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让他们多想办法，减轻国家背得很重的包袱。邓小平在讲话中说：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像贵州、云南、甘肃、内蒙等，我赞成依林的意见，政策要放宽，使他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特点。胡耀邦等同志也在不同场合讲了政策要放宽。冉砚农汇报之后，池必卿说，这个问题很重要，不是讨论一次、两次、三次就行，要多讨论几次。于是，这次常委扩大会破除惯例，不照套通常的会议模式，也没有预定讨论日程，只是明确了讨论主题，根据认识的发展，间断地延续进行。从12日下午到21日下午，有时全天，有时半天，一共进行了9个半天的讨论。
常委扩大会的第二个半天，池必卿详细报告了黔东南之行的情况。然后，针对贵州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省委1979年调整农业结构效果不理想的实际，提出要进一步从生产关系调整上寻求发展路子的设想。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坚决落实关于停止“纠偏”的决定，稳定已经实行的各种管理形式，把春耕生产抓好。在此基础上确定一个方针，调整好农业生产关系，解决好农民吃饭问题。他联系中央领导同志讲话精神表明观点：“对于包产到户问题，现在看来，不允许超出‘深山偏僻、孤门独户，的规定是不行的，应根据实际放宽。”围绕这个中心议题，与会同志结合学习领会中央领导讲话，联系贵州实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家从回顾历史到当前农村形势，从调整生产关系的必要性到调整的内容、方法、顾虑、教训，统统摆到桌面上来.充分发扬民主，畅所欲言。争论、赞同，反复比较，深化认识。会议从始至终坚持实事求是态度，名副其实地进行了一场理论联系实际的解放思想大讨论。
讨论一开始就十分热烈，观点也很明确。
“为什么现在农民口粮水平赶不上1957年，为什么‘包产到户’、‘单干’风屡禁不止？”“贵州省的初级社、高级社，可以说大部分是一哄而起的。”
“合作化、人民公社，步子很急，‘坐直升飞机’。一些地方经营管理水平一下子提不了那么高，所以要出现单干。比如‘月亮山’、镇宁县六马区这些地方。”
“我们过去‘左’的政策是整了农民，不给农民利益，农民怎么拥护你？”
“我们为什么穷，我同意他刚才讲的观点，恐怕还是‘左’的影响。有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就是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农户生产的粮食自己得多少，交国家多少，这个问题必须解决。经济是基础，对农民来说，吃饭就是基础。他的切身利益解决不了，他是不干的。所以出现‘单干’，不能怪农民，只能检查我们的指导思想。指导思想不解决，包袱十年也甩不掉。政策要适当放宽一点，要从实际出发，要解放思想。”
“完全拥护邓小平、姚依林同志讲话。甩掉包袱，在贵州具体是粮食，实质是个穷的包袱，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不要同全国其他地方一个样。”
对过去的“左”，大家都持香定的态度。但是如何纠正“左”，放宽政策是否放宽到允许包产到户？这是实质向题，既要在理论上明确概念，要划清现实政策界限。讨论继续深人。
“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个人责任制和个体经济的区别在哪里，把这个原则分清了就好办了。现在已经存在的包产到户形式，采取大部分产品交集体统收统分，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动，责任到劳力，类似工厂的计件制。这不能叫个体经济。”
“关键问题是，包产到户，甚至‘单干'是不是资本主义，是不是倒退。我看不是倒退，是过去搞快了。现在的‘单干’也跟解放前不一样，土地还是公有的嘛。所以包产到户要允许，不能再提‘纠正'。”
“第一是国家征购；第二是合理的集体提留；第三是该照顾的部分，如‘五保户’、军烈属等。这三部分都拿上来，士地、集体财产不动，这算什么？这不能叫个体经济。”
新事物诞生的时候，总难免有震荡和阵痛，有人犹豫和顾虑也是自然的。讨论中有的同志表示：
“我没有合作化的经验，也没有包产到户的经验，社教运动、纠正‘单干’都参加了。包产到户究竟会出现什么问题，还想不出来。对这个东西我不抵触，但担心。同意目前不要动，‘单千’也不忙去纠正。‘单干’总比不干强。然后再深人调查研究，是在现有基础上放还是在现有基础上引导，这是个方针问题。我总的想法是，包产到户不采取大放手的办法。一散伙，可能大破坏。”
“放开搞会出现什么问题，恐怕将来会逼着我们重新搞合作化。我担心会滑下去，要准备二三年后重新搞合作化。”
讨论越来越热烈。一位参加过“打土豪分田地”的老红军资格的省委领导同志的发言，重新把讨论扯回到问题的出发点。他说：“三十年来，我们工作做了不少。但是，农民家里到底有多少东西。不正面分析这个问题，光讲包产到户讲不清楚。不算群众穷富账，只问为什么单干、为什么要包产到户，讲不消楚。这方面我们要好好想一想。不想这些，光讲群众落后，我就不服。包产到户为什么不可以搞呢。我现在如果是个农民，也会要求包产到户：政策要放宽，让农民自己把粮食搞到自给，把饭吃饱。从这点上讲，包产到户不是资本主义。”其他同志，特别是在贵州工作多年的同志，根据长期实践经验纷纷表示，赞同实事求是地从贵州实际出发，调整生产关系，允许“包产到户”。
关健认识突破以后，多数同志明确表示，同意池必卿关于有领导、有步骤地调整农业生产关系的意见。少数一两个同志尽管表示仍有担心，但也基本上持不反对的态度。
讨论七个半天以后，在一个休会的上午，池必卿与分管农业的书记一起，召集省委办公厅、省农委有关同志，对数日来讨论的意见、观点进行“梳辫子”、“过电影”，形成了关于这一重大决策的指导思想和在全省动员、部署的基本思路。池必卿说：“农民反感、反对这种与生产力水平极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办法就是要求包产到户或者悄悄‘单干'，这是农民自发的调整，是对“左’的抵抗和惩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两个农业文件，对政策放宽了一点。我们对定产到组先是不准，后来准试点，然后同意搞，直到去年9月才认可，吃了农民的‘罚酒'。去年秋后又搞纠单干’，规定‘三不许’，一直拖到今年春耕，3月17日电话会才承认包产到户、承认现实。我们对待农民的态度，先是纠、再是堵，纠和堵的结果是田荒了、‘单干的多了，仍然堵不住。中央领导讲我们这里政策可以放宽，可以包产到户，我们再不能跟农民对着干或者放任自流，再也不能‘敬酒不吃吃罚酒了’。因此现在不能再让他自发地调整，也不再堵，而是要疏、要放，要把调整生产关系的问题提到贵州省全党的大事上来讨论。各级领导干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要来个拨乱反正，统一使用劳动力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要转变组织规模越大越好、越公越好、人越多越好的偏见。从贵州实际出发调整生产关系，要正面疏导，把调整生产关系的领导权重新拿起来。要领导着农民干。要干就干出个样样来。至于说会不会又干错了，中央又不赞成了怎么办？我们要有这样的精神准备，坚持真理，敢于负责，服从组织。既然中央叫你在贵州领导，就要敢于从贵州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作出决定。要结合贵州实际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要不然，什么都等中央文件说了怎么办才办，还要我们这些人干啥！那不如找一个识字的中学生，在贵阳市大十字摆张凳子，天天念中央文件就行了”。
若干年后，池必卿讲他当时在下这个决心的时候，确实作了这样的思想准备：“假如中央反对，到时候卷铺盖走人就是了。因为经历了‘文革’的考验，面对数以千万计人民吃饭的大问题，应该按照毛泽东倡导、邓小平坚持的实事求是精神作出决定，即使有风险、受到处分也是应该经受得起的。”之所以下这样的决心，首先有实践证明这样能迅速解决多少人吃饭的问题，相信放宽政策是正确的。同时又感到“左”的遗毒并未肃清，存在反复的可能。当时作好这种思想准备的还不只池必卿一个人。记得就在发出允许“包干到户”文件之后的一天傍晚，徐健生同志散步时和我聊天（我和徐老住在同一院子）说：“你不要把事情看简单喽，搞得不好，说不定将来哪天还会叫我们去坐班房的，包括你们这些秘书也跑不脱”。针对仍然存在“左”的干扰的实际，池必卿十分注意在推进农村改革的同时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池必卿在省委讨论修改调整农业生产关系文件时说：“我们要抓好三大问题：农业政策、经济工作、干部和班子，使贵州逐步富起来。在重大问题上，非拿出重大措施不可。如果在这几件事上我们拿不出重大措施，或者拿出来了没有思路对头的明白人，落实不了，那我们只有自动下台。”
在常委扩大会议上，池必卿同志再次强调，为搞好春耕生产，目前暂时不动，先发一个通知，停止纠“包产到户”。然后召开地委书记座谈会讨论。6月17日至24日省委召开地、州、市委书记座谈会，各地区分管农业的书记也参加了会议。座谈会首先由池必卿作传达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讲话。参加会议的同志一致赞成省委决定。会议当中还讨论了省委起草的“关于调整农业生产关系的指示”初稿。在吸取地县同志意见基础上，6月23日，省委常委集中讨论修改了一天，最后确定文件标题为“关于放宽农业政策的指示”，由池必卿审定签发。1980年7月15日，省委正式发出《中共贵州省委关于放宽农业政策的指示》，即1980年省委38号文件。38号文件在四个方面作了放宽：“继续调整生产队规模、灵活采用多种经营管理办法、继续增加社员的自营部分、实行少扣多分的原则。”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关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这两句。文件指出：“居住分散、生产落后、生活贫困的生产队，可以实行‘包产到户'。即：在生产队统一计划、统一分配下，定产到田，责任到户，按产计酬，全超全奖”；“对于少数经营管理水平极低，集体经济长期搞不好，实行‘包产到户’也困难的生产队，允许实行‘包干到户'。即：在生产队的领导下，包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和五保户的必要开支；包生产大队、生产队干部的合理报酬；量力而行地包经济、教育、卫生等项事业所需的人工和粮款。”这是贵州省有史以来第一次把“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作为农业经营管理办法，正式写入省委文件。因此这个文件对“两包”是个极大的推动。
38号文件列举了几种经营管理形式，“包干到户”排在最末位。规定“包干到户”的范围是“少数”生产队，并明确要承担许多项“包”。但与此同时，对这一形式省去了“统一计划”和“统一分配”。这个特殊的“放宽”对农民产生了巨大吸引力。实际执行中，愈来愈多的农民选择了这种形式。他们认为：“包干包干，直来直去不转弯。完成国家的，交够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较之“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对劳动者的责任更明确，利益更直接，方法更简便，因而深受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的欢迎，很快就有了突破性进展，形成不推自开的局面。到1980年底，全省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占18.6%，而实行“包干到户”的队已占生产队总数的61.8%。这标志“包干到户”在农业生产责任制中已占主体地位。这一点是池必卿始料不及的。在制定38号文件时，省委多数同志有一种判断：就是“包干到户”搞儿年以后，还要重新组织起来，把它引导到“集体”上来。当时只有王朝文作了另一种估计。他认为“实行起来，‘包干到户’会占多数”。王朝文是这一届省委常委中唯一从贵州苗族农民家庭走出来的，因此更理解农民的意愿。后来的情况确实如此。1981年许多农民经过进一步比较，放弃了原来选择的“定产到组’、“包产到户”等责任制形式，转入“包干到户”。这年年底，全省实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达到了98.2%。
1980年，各种农业生产责任制都处在起步或试验之中。在全国，不知道究竟什么地方最早开始允许“包产到户”的。但是据笔者所知，1980年秋天以前，一个省委正式发布文件在全省范围内有领导有步骤地推行“包干到户”责任制的，贵州算是第一家。
贵州省委第一个下发红头文件，领导农民搞“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很自然地成为各方面访谈的焦点。1980年9月，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重点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首先讲了云南省大体上要有三分之一实行“包产到户”的意见，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讲“包产到户”这个间题了。休息时，云南的同志对池必卿说：“你应该发言了吧。”池必卿说可以，并表示第二天发言。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当一位省委第一书记发言讲到“包产到户”问题时，黑龙江省委领导插话说：反正这个东西（指“包产到户”）在黑龙江行不通，至于贵州等地怎么样，那我们管不了。那是对“包产到户”大不以为然的语气。池必卿在休会时，用个别谈话的方式同黑龙江插话的同志约定：我们可否达成一个不成文的协议，你走你的阳关道，我们走我的独木桥，互不干预？黑龙江的领导同志答道：好的，可以。就这样，池必卿第二天在大会上发言，介绍“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为贵州农民据理力争，同时宣布了与黑龙江同志达成的口头协定。接着，会议发出的简报上就刊登了贵州省与黑龙江互不干预的“协定”。没想到这个协定，引起北京新闻界的注意。时隔两个月，《人民日报》登出吴象的署名文章《阳关道与独木桥》，文章评述了“包产到户”的由来、利弊、性质和前景，认为“包产到户并不是什么独木桥，它同各种形式的责住制一样，是集体经济的阳关大道。如果一定要把它比喻为独木桥，那可以说居住在深山沟中，不走独木桥就无法行动，无法前进，就无法到平坦宽阔的阳关大道上去。在这种情况下，走独木桥正是为了走阳关道。”出于对“深山沟”的理解，文章最后表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1982年春，新华社记者和《人民日报》社记者在贵州进行了长达两个多月的调查，提出“包干到户”也不是什么“独木桥”，而正是花了很大代价，费了很多周折，用了很多时间才摸索出的一条社会主义的“阳关道”，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的新路子。
1980年12月13日，经池必卿同志修改审定，贵州省委向党中央写出《关于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在报告了放宽农业政策，全省60%的生产队选定“包干到户”的情况以及效果后，对“包干到户”性质提出了看法。《报告》说：“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包干到户'，是在基本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前提下的个体经营，不但没有脱离社会主义的总轨道，而且应该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生产责任制形式。”报告发出以后，池必卿即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仅隔三日，即12月17日，主持中央工作的胡耀邦阅后批给副总理万里，并将原件让秘书给池必卿阅后才送去。胡耀邦批语中说：“应当同意他们的看法和做法。”
虽然贵州给“包干到户”定了社会主义的性质，但在其它一些地方仍有人认为它落后。1981年10月中央发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工作几个问题的通知（代拟草稿）》征求修改意见，池必卿召集省委常委对《通知》草稿进行了专门讨论，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继续争取“包干到户”的平等合法地位。其中，对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修改意见是：“凡是坚持基本生产资料公用制、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按照不同的经济基础、经营项目、管理水平选择的生产责任制形式，都应当充分肯定，不要划类比优劣，不要以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来分高低。”中央采纳了贵州的意见。1981年12月，中央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形成会议纪要并作为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出。这就是著名的连续五年“中央一号文件”的第一个。针对几年来不同观点的大争论，文件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至此，“包干到户”正式取得了姓“社”的资格而被列入“正册”。由于“包干到户”符合许多地方生产力水平的实际，因此很快形成燎原之势。1982年9月，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理论组组长林子力写出一份调查报告说：“在联产承包制中，包干到户’是一种最为典型的形式，而且义最为普遍，已经占到近70%”。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事实充分证明，池必卿认定的“包干到户”，正是反映亿万农民意愿的阳关大道。
最大的实际是摆脱“干人”地位
必须保持高于全国发展水平
放宽农业政策以后，池必卿同志用了大量精力完善农村政策。他亲自拟写调查提纲，发给各级党委和农村工作部门，对“包干到户”出现的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研究处理。
首先是坚持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的公用制和生产队领导。刚刚放宽政策，一些地方发生抢占耕地、山林，乱砍滥伐，有的按“土改”或“合作化”以前的田地“清原耕”、“继祖业”，有的基层领导涣散，不敢管理，认为“包干到了户，何必要干部”。农村中思想问题不少，实际问题更多。池必卿叫有关部门赶紧拟制政策。第二年4月省委下发了《关于保护农村社队公共财产的若干规定》，明确“农户对承包土地只有种植权，没有任意处理权和种植以外的使用权”、“责任地使用不当，生产队有权收回”。其次是推行承包合同制，全省共抽调三万六千多名干部深人农村，帮助社队签订承包合同，到1982年全省98%的生产队签订了承包合同，兑现合同率达到95.8%。通过自己的调查和各级各部门反映，池必卿发现农民普遍害怕政策变，必须采取措施增强农民信心。1983年5月，省委发出通知：“对农户承包的责任地，要公开宣布长期稳定不变”。第二年再次发出通知，部署做好延长耕地承包期的工作，规定“耕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针对农民的思想顾虑，池必卿常对地县的干部说，记住我三句话：第一句，不能讲“包干到户”是权宜之计，这样讲农民就怕变，认为是骗他们的；第二句，也不能讲“包干到户”万岁，生产力总是要向前发展的；第三句，我们不会变，群众要求变的时候再考虑，要变也会越变越有利于群众。在实践过程中池必卿发现：“‘包干到户’的潜力还很大”，于是提出借鉴耕地承包的做法把荒山、荒坡、荒水和社队企业承包给农民，实行责权利结合的承包责任制。后来，承包责任制推广到林、牧、副、渔、工各业，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完善农村政策的同时，池必卿对工业、商业、贸易以及城市经济的其他领域进行了广泛调研，一方面继续落实“调整”方针，一方面探索有关的经济改革。
1981年和1982年，经过多次调研活动，池必卿进一步地接触了计划、工业厅局、商业外贸以及一轻、二轻等部门，实地调查了贵阳日化厂以及电视机、仪器仪表、拖拉机、汽油机、柴油机、轮胎、玻璃、丝织、塑料、卷烟、铝、电等企业。有的企业还反复进去多次。最深入的是贵阳日化厂。池必卿从日化厂的肥皂入手，调研农业与轻工业的关系、轻工业与商业与消费品市场的关系等等。由此而产生了对全省经济工作的一些新看法和新打算。调研中还针对实际采取了一些措施促进发展。
经过一系列的调整、整顿和改革，贵州经济的结构和比例有了很大改善，符合贵州实际的优势产业、产品得到较快发展，经济效益明显提高。1984年与1979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增长66.8%，年均递增10.8%；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比重由1979年的67.67：32.33调整到1984年62.29:37.71，独立核算国有工业企业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的利税由9.61元提高到12.72元，上升了32.4%。由于工业、农业有了比较协调的发展，到1984年统计，贵州省国民生产总值5年平均的增长幅度已经超过同时期全国平均水平。
从1980年开始，中央对贵州实行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一定五年”的财政管理体制，以解决中央财政赤字，同时也调动地方积极性。重新划分的体制中，对需要中央补助的省区，按当年地方财政收人（不包括中央直属企业)的计划定下来，其余不足部份由中央财政补贴，并以此为基础，每年按照地方收人入百分之十的比例增加补贴。贵州省经过四年努力，由于烟、酒发展以及军工企业开发民用消费品，加上其它产业改革的发展，税收迅速增长，地方财政收人由1980年的5亿4千万元增加到1984年的10亿8千万元。四年增长了一倍。池必卿按照各级都要建立经济责任制的方针，参照中央的办法，将这种管理体制推广到地、州、市、县，提出“由全省一个大锅吃饭改为‘分灶吃饭'，调动各级发展经济增加收人的积极性。”到1984年，与1980年相比，地、州、市、县级财政收入由6.03亿元增加到11.91亿元，增长97.7%。后来的统计表明，贵州省“六五”期间“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1.9%，超过历史上各个五年计划时期，也高于全国同期发展的平均水平。
尽管这样，池必卿仍然感到在改变贵州贫困落后问题上所作的努力还不够。他有好几次在不同会议上讲：“自从‘包干到户’以后，近几年我们是做了一些‘小打小闹’的动作，没有新的重大突破。”他说：“按人均水平，我们还处在全国倒数第一的位置。我们不能按照常规走路的办法，必须在中央方针指引下，结合贵州的实际走出一条自主发展的道路，争取超过全国平均发展速度，而且效益比较好，才有可能赶上全国的中等水平。”
1983年12月27日晚上，全省大范围降了一场罕见的大雪。这时候，胡耀邦同志带领几位政治局委员和全国工、青、妇的负责人，从四川泸州乘汽车到毕节，看贵州最贫困的地方。31号下午，胡耀邦跨过赤水河抵达毕节。
在黔期间，胡耀邦对贵州省委的工作、今后的发展、西南的开发以及整党问题作了很多重要指示。在对贵州全省领导干部大会发表讲话时，胡耀邦说：“这几年贵州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各方面都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经济上有明显的变化，人民生活有了明显改善。之所以好得快，主要是省委班子对中央的方针、政策跟得比较快，执行比较坚决、比较认真。贵州省委是党内政治生活比较正常的班子，是个好班子。因此，对贵州的工作成绩和进步，中央是感到高兴的，对贵州领导班子，中央是满意的、信任的。”接着指出：“由于历史和其他原因，贵州目前水平还是比较低的，比起全国大多数地区来差距还是很大的，贵州人均经济总量只占全国44%,还不到一半，还差得多”。胡耀邦最后说：“希望贵州的同志勇于开创新局面，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讲实事求是，搞富民政策，使人民尽快富起来。贵州大有希望。”实际上，关于贵州的差距和地位，胡耀邦同志在花溪小范围接见贵州同志时说的是，“与全国相比贵州还没有摆脱‘干人’地位”。所谓“干人”，是红军长征到贵州时，当地对极贫苦百姓的称呼。
送走胡耀邦之后，池必卿立即找朱厚泽同志商议，怎样使贵州人民富裕得更快一点，怎样把赶上全国水平的时间缩得短一点。池必卿说：治国之道，富民在先。耀邦同志说贵州还处在“干人”的位置，我看就是指的我们人均水平处于全国倒数第一。主要是两个指标，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和人均收入。要好好组织干部学习胡耀邦的讲话和中央一号文件（中央1984年1号文件)，讨论使人民快点富起来的问题。
在省委常委和地、州、市委书记开会讨论加快发展开创新局面时，池必卿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一贯原则，提出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发展贵州面临的最大实际问题就是摆脱“干人”地位，也就是改变倒数第一。低于或保持全国的发展水平（速度）永远改变不了倒数第一的位置，只有保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才有可能在本世纪末或更多一点时间改变倒数第一，才可能缩小同全国的差距，并逐步赶上全国中等地区。为了加快发展，池必卿提出一系列方针和对策。在全省县以上干部会议上，他说：包干到户实际是一次思想大解放，政策大放宽，但是这两年我们确实缺乏创新，没有新的得心应手之作。因此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继续放宽政策，必须从纠正“左”人手。因为过去长时期内形成的“左”的东西是成套的，所以全省各级都必须联系本地区、本部门工作实际和自己思想实际，清理“左”的影响。要按照党的总任务、总目标的要求，把过时的“红头文件”、陈旧的阻碍商品生产发展的规定清理掉，适应实践的发展大胆探素新办法。看准了的就大胆地政或者变通着办，看不准的允许试点，看清楚不可行的要敢于表明不许办。要坚决扫除障碍，放手发展商品生产。除了毒品严禁种植、烤烟按计划搞外，其它都放手让农民搞，不仅农业，其它方面也要放手让大家干。要认真贯彻富民政策，敢于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企业先富起来。要支持勤劳致富，扶持专业户和重点户发展生产、搞加工、办流通。要依靠人民群众，立足自力更生，不能等、靠、要。要始终坚持贯彻两句话，十四个字：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讲实事求是。还要提倡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独立负贵地工作，用新的实践来丰富和发展我们正确的方针和政策。
池必卿同志一直有这样一个意念，贫困落后地区要缩小差距赶上全国，就必须是在中央的大方针指导下，在提高经济效益前提下，根据实际独立自主发展。有一次，省计划部门汇报说，陈云同志讲，要有一个计划，要给地方一个飞的笼子。池必卿立即抓住这句话说：“记住，要一个能飞的笼子。不是要能站的，也不是要能跳的，是要一个能飞的笼子。”池必卿的意思就是贵州要在国家的大笼子里飞起来，往前赶。这个想法直到1997年在给刘学洙同志“也谈贵州现象”回信时还在坚持，他在信中高呼“落后地方经济赶一赶万岁！”有一次池必卿和国务院领导人探讨划分税种的财政体制问题。国务院领导说：财政部设想是中央和地方各固定一部分，中间共享一部分，中央和地方比例包千，地方不够的中央补贴。池必卿认为，采用补贴办法可能地方积极性不高，还是分灶吃饭，搞地方财政包干好，有利于地方积极主动发展。然后，池必卿更直接地讲出个人意见。他说：“贵州人口占全国2.9%，工农业总产值占1.28%，在全国无足轻重。因此，我们在执行中央政策和办法时可否变通一下，使我们在开发方面快起来，逐步减少国家负担，并对国家慢慢有所贡献。”在池必卿看来，落后地方与其当包袱让国家背着，不如给一些变通的权力让他从实际出发自主发展。国家给的补贴就可能每年递减一点。池必卿还举例说：“当初中央提出贵州和甘肃这些贫困地方也可以包产到户，就是讲要甩掉包袱的意思嘛”。省委其他同志多数都趋向池必卿的这种想法。张玉环同志说：“按三中全会实事求是路线搞，我们可以逐渐减轻国家负担，可以做点贡献。”王朝文也说过：“要敢于有对上负责和对群众负责的一致性。‘干人’要有‘干人’的政策，不能同富人政策一样，要有绝招”。
要“变通”求发展，使人民群众快点富起来，大原则肯定没错。但“变通”不是靠心血来潮，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也没有现成的模式，要经过自己的深入调研，加上学习和借鉴，情况明了决心大才能成功。有时候“变通”还会有点风险，这就需要有一点精神，就是毛主席倡导、邓小平以及许多老革命家所发扬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其实，“变通”就是改革，至少是一定程度上的改革。有些改革就是从“变通”的试验里脱颖而出的。
在对外开放问题上，池必卿是根据“贵州地处偏远，而非边远”这个实际来确定“外引内联”方针的。胡耀邦同志在贵阳期间，专门安排了一个时间同池必卿、杨汝岱、安平生、王谦、廖伯康、朱厚泽等，一起讨论西南发展问题，内中有省际断头路、长江航运以及面向缅甸、越南扩大开放问题。廖伯康建议西南地区搞经济联合，于是，耀邦提出三省加重庆市，组织一个三省四方经济协调会的设想。三省四方一议，觉得可以从商品物资互补和连接断头路搞起来。云、贵考虑到还涉及一个就近出海口问题，于是经耀邦同意，广西就以“联络员”名义参加进来。池必卿认为这个协调会是贵州扩大对内对外开放的新起点。因为池必卿关于贵州的区位早就有看法。原来贵州自己说是“边远省”，池必卿说贵州没有国家边境线，只能说是偏远省。由于偏远而又接近两广，因此，与东部优势互补以及同三线建设重点的四川、重庆加强联系，互通有无，都是十分必要的。经有关几方初步商议，第一次会就在贵阳，并推举池必卿作主席。后来，池必卿以个人名义给各方写信，征询意见，又派出联络小组分别沟通议题议程的具体打算。池必卿的看法是，协调会作用一是协调解决国家计划外双边或多边的生产与流通的实际问题，二是协商一些较大的开发性建设项目，提请国家考虑择优安排。具体到贵州方面，想解决黔北、黔南的煤如何运往重庆、江苏和广西的交通间题：东风水电站、磷肥、磷化工挤进“七五”计划；国务院领导人提出的六盘水与攀枝花、昆明钢厂总体协调规划问题。“协调会”形式按耀邦同志提法是松散的联合、平等互利、轮流坐庄、都有否决权。当年4月中旬池必卿主持召开第一次协调会，贵州省与其它各方共签订一百多项经济技术协作项目。此后，这个协调活动每年举行一次，形成惯例。
这年9月，池必卿、徐健生带了儿个部门和贵阳市、六盘水市的中青年负责同志到两广、福建的特区考察。这次考察，池必卿深刻领会邓小平同志对特区的讲话，“我们对特区的政策不是收而是放”的重大意义，更加感到贵州扩大开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池必卿在向常委通报情况时说：要学习广东，思想解放，遇着红灯绕着走，看见绿灯赶快走，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搞活，对下更加放手，对没有犯罪而事业确有发展的要保护。要组织经济综合部门、杠杆部门、党务部门到东部开放地区看看。池必卿提出一些具体政策、开发内容，包括研究吸引外资技术的优惠政策及推动军工技术与沿海联合发展、建立贵阳经济开放区、以及小型现代化旅游度假中心等。池必卿最后说，总之我们的对外开放要起步。
此后贵州的开放确实起步了。在池必卿离开贵州时，朱厚泽同志开始部署研究建立“黔中开发区”的方案，准备向中央提出在贵州建立以资源开发为主的“内陆经济特区”。
务实的个性 简朴的风格
池必卿不讲排场，反对官僚作风。1978年，池必卿只身调到贵州，行李还在途中，组织上安排暂住云岩宾馆，行李一到就离开了宾馆。到基层去，总是轻车简从，少则一两名工作人员，多则带上几个有关部门同志，不要主要负责人，专挑了解下情熟悉业务的骨干随行，大家同乘一车，既不张扬，又可边走边议。至于看哪个点，听什么汇报，一般都不事先打电话，也不让下面的同志迎送。到基层调查参观，从不搞警车开道那一套。所以，有些地方去过了人家还不知道。有一次县里得到地委通知，书记带着人到半路上迎接，误以为省领导是乘小轿车来，结果池必卿的面包车过了好久他们才赶回县城。有一次到仁怀县，也是没有打招呼，径直就去了茅台酒厂。这天恰逢厂林，干部们大都进城办事去了，就让门卫领着在厂区转了一圈，没有细看就走了。出了酒厂，池必卿提议看看茅台镇。正好碰上赶集，就在镇上一个小铺里吃些油条豆浆和煮鸡蛋，算是中午饭。十多个省城的干部突现在一个满街农民的集镇上，难免惹人注意。店老板疑惑地探询道，你们是哪里的领导，怎么不到县里吃饭？此事被老百姓传开来，演变成“中央来了大官微服私访”。
池必卿对工作讲究实效，反对吹牛皮说大话。在农业徘徊工作困难的阶段，当听到有“信心不足”的反映时，池必卿说：“对于干部群众看待贵州形势信心不足的问题，不要批评人家信心不足，我们要努力把工作搞上去，做出点成绩，群众就增强信心了。”池必卿的观点是，不玩花架子，不能靠吹牛说大话，搞大轰大嗡办事情。只有把思想路线搞对头，从实际出发扎实干事，实实在在有所发展，有所前进才能使人振奋精神。否则，搞花架子，大轰大嗡，只能是“图虚名而招实祸”。只讲大话，不见实效，就会面临“话说两遍淡如水，再说一遍无人听”的窘境。
池必卿坚持实事求是认识形势，实事求是看待工作。当总结工作分析估计形势时，他总是反复强调，不要把结果估计得太好，看成绩不要说满了，更不要说过了。任何工作有一百条成绩顶多说到99条。在省委的会议上，他多次表示，要下决心三年不讲形势大好，扎实工作埋头苦干。实行“包干到户”以后，贵州农村形势确实一年比一年好，1983年、1984年工业、财政也有了起色。但是池必卿对形势进行估计和分析时，仍然认为只能使用“今年比去年好”或者“形势继续向好”，闭口不言“形势大好”。之所以这样，池必卿的看法是，一方面贵州基础很差，底子太薄，要迅速取得大的进展不容易，必须坚持长期努力。另一方面，即使有些工作取得了明显进步，比起先进地区和全国总体情况也还是份量有限。由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贵州取得了几年实实在在的进步，人民也得到实惠，被公认是贵州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之一，但是池必卿在贵州期间始终没有讲形势大好这个话。
池必卿坚持实事求是看待自己。在推进“包干到户”时，为了解除下级的包袱并从中吸取教训，池必卿带头在全省县委书记县长大会讲自我批评。池必卿给大家介绍说，省委38号文件有一段概括经验教训并作自我批评的话，总共四百多字。这段文字在检讨过去“左”的指导思想、政策和错误做法之后，联系本届省委的失误作了自我批评，在起草文件和讨论修改中，都曾有人包括一些地、县委书记同志提出删掉这段话，以免引起层层检讨。但是省委没有接受这个意见，坚持保留自我批评。池必卿说：“我们反复考虑，最后决定不改，别的都同意，这一条不接受，必须用自我批评的办法来改正自己的错误。我们既没有批评下面，也没有往上推。在中央方针、政策指导下，省委有根据本地实际办事的责任和权力，就不能简单地照搬、照抄、照套上面的指示和决定。我们过去定的‘不允许’，虽然两个农业文件也这样限制，但在这一点上省委没有往中央推。采取坚决措施改正我们自己的缺点、错误，就有可能给我们全省党组织开展自我批评，发扬优良作风开个好头。地、县、区、社，执行省委指示、领导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东西、执行当中发生的问题，完全可以用省里的自我批评来解开这个疙瘩。有些同志如果自己总结点经验教训那就更好。但是，说现在我执行正确的东西是对的，过去我执行错误的东西也是对的，来个‘都对论’，恐怕没办法自圆其说。写上自己的错误好处多，我们认这个账，你们也有好处。‘三不允许’是省委提的，你们对下面好交代。现在省委改了，县、区、社干部、生产队、大队干部我们大家一起改嘛。”池必卿采取民主集中制办法决定放宽政策，又用自我批评办法改正省委的错误，使地、县的同志受到很大鼓舞。当1981年下半年发现工业经济出现下滑苗头时，池必卿自己表示：“见事迟了，重点放在农业上，有点单打一”。1983年总结成绩和进步时，池必卿认为仍然缺乏新的得意之笔，因此和常委一起讨论，确定进一步解放思想的方针和政策，对加快贵州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池必卿说：“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及时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这是我们全省的财富”。
池必卿主张开小会、开短会，喜欢讲自己的话，反对空话套话。除非是法定的会议，或者讨论重大问题和新间题，池必卿都不主张开大会，特别是形式主义摆样子的会。有一次主持政府党组会中他宣布，今年不召开大型会议和表彰会，至少下决心上半年不开。他认为小会短会效果好，“几个人、十几个人讨论，你来我往好交流，能解决问题。开大会的本事不好弄。”在他主持贵州工作的几年里，很少星期日开会，夜晚开会更是罕见。池必卿开会讲话很少念稿子，多是自己整理一个提纲，注上很多情况、观点，然后放开讲。池必卿主张干工作要联系实际独立思考，不唯书、不唯上、也不唯外，要唯实。他认为：“只要不违背中央方针政策，就要按照自身的实际考虑问题，办出特色，解决问题。否则，一切都要上面确定，还要咱们这些共产党员干啥。”他主张介绍经验、学习经验都要实事求是，要如实反映经验中“因地制宜”的特征，学的就是“因地制宜”这一条。
池必卿淡泊名利，举重若轻。1982年到1983年间，中央作出机构改革部署。这期间，池必卿用了大量精力做这件事，并且身体力行实施领导干部制度改革。他讲：对老同志来说，现在千件事、万件事，选好合格的年轻干部是第一大事。池必卿同志当时64岁，作为省、部的一把手，符合中央规定的任职条件。但是为了实现贵州省领导班子年轻化，池必卿极力表示带头退出领导岗位。常委和地、州、市的书记们不赞成他退下来，理由一是需要保持政策稳定和工作的连续性，二是须有威望的老同志压压台带一带。有的同志列举贵州的历史经验，直截了当地讲：“说穿了，就是你池必卿书记不能退。”据池必卿理解：“是不是有一个‘信任过渡’问题？”在广泛充分听取意见后，池必卿把意见集中起来，确定朱厚泽同志任省委第二把手。这就符合了多数同志希望的“池在前面带，苏在后面推，过渡二、三年”的领导格局。省委省政府新班子组成以后，池必卿放手支持年轻同志的工作，在常委会上他郑重表示：“常委都分工负责，厚泽、朝文你们大胆干，有了事责任由我负。”进人1985年，池必卿自已再次向中央提出退下来的要求，但前后两位中组部部长均不放心，提出：可以退下来回北京，但要考虑兼个什么职务，每年或有事去贵州一次。池必卿提出，不要兼职了，而且，住在北京管贵州的事情这样不好。中组部向胡耀邦同志及时反映情况后，耀邦同志答复：可按池必卿的意见办。池必卿终于得到批准可以退回北京了。
1985年春夏之交，池必卿作好了回北京与家人共处的准备。在黔工作了好几年，一旦辞行，许多可想而知的送行活动将勉为其难。于是池必卿不动声色地作了一个去四川各地看看的计划，以出差的形式相机而退。恰逢其时，重庆市发出了进行第二次“四省五方”经济协调会的邀请，池必卿提出由朱厚泽率贵州代表团出席。但重庆市的廖伯康给厚泽同志开玩笑说：池必卿是首届协调会发起人，他不来办交接，我怎么做东呀！于是池必卿确定和厚泽同志一道乘车赴渝。记得那天池必卿只带了两个旅行包，登车前还意味深长地用山西人出远门时惯用的腔调，喊了一声“走嘞！”就这样，没有向任何人辞行就离开了贵州。到了重庆站，池必卿不下车，对厚泽说：你去吧，讲好了由你代表的。然后径直去了成都。四川的活动一结束，竟沿江而下到了汉口，进而再转道北上不返贵州了。省委发现意图，派秘书长赶到武汉挽留已经来不及了。池必卿的行动，虽然让一些朋友感到一点遗憾，但是大多数贵州的同志回味起来，无不赞叹说：这招实在是高。有人把退和走两件事联系在一起，用这样一句话刻画了池必卿追求淡泊与宁静的风格：退下来干脆利索，无意拖泥带水；离任去秋毫无犯，唯愿一尘不染。
2006年3月31日 | 
池氏网公益法律援助律师：池春燕 WX：xuyuanchiw
发表于 2022-3-8 11:5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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