閩南人外遷及其語言文化的流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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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南人外遷及其語言文化的流播

一

在福建境內，閩南地區是指分佈在福建東南沿海，戴雲山脈和博平山脈之間的地帶。它主要包括：廈門、金門、同安、泉州、晉江、南安、安溪、惠安、永春、德化、漳州、龍海、長泰、南靖、華安、平和、漳浦、雲霄、東山、詔安、龍岩、大田（屬漳平）、尤溪等二十三個縣市，擁有近一千萬人口，是福建最大的方言區。

閩南方言區以廈門、泉州、漳州話為核心，廈門話為代表。在歷史上，閩南這些地區有密切聯繫，但在今天的方言口語中，卻存在許多顯著的差異：如龍岩，在唐代以前稱“新羅”，初屬晉安，後隸南安。唐代又歸屬漳州。其歷史關係很深。今天的龍岩話雖以閩南方言為基礎，但也深受客家話的影響，口語中消失入聲韻尾，詞彙中吸收許多客家方言詞。又如大田，處於閩南和閩中方言交叉處，歷史上歸屬永春州，它在泉州腔的基礎上，受永安話的不少影響。

在閩南方言區相鄰地帶，最突出的有莆仙地區。從地理和歷史上看，莆田、仙遊與閩南地區關係十分密切，它處於戴雲山餘脈的閩南沿海地帶，歷史上曾歸屬泉州府統轄。它早期通行閩南方言，在語音上，其文白異讀與閩南話基本一致。不過，在今天的莆仙地區的口語中，吸收許多福州話的特點，並有自己獨特的聲母，這與它處於閩南和閩東的交界處有密切關係。莆仙方言可以說是獨立的方言，也可以說，它在歷史上曾是閩南方言的次方言。在我們闡述歷史上閩南人外遷時，莆仙人被作為歷史閩南人範疇的組成部分之一。

在歷史上，尤其是唐宋以來，福建省人口增長最快、最多的是閩南地區。

唐代，據《新唐書．地理志》記述，唐代天寶元年（西元七四二年）泉州四縣（含莆田）十六萬零二百九十五人，漳州三縣一萬七千九百四十人，合計十七萬八千多人。

宋代，北宋崇寧年間（一一○二～一一○六年），據《宋代地理志》記述，泉州七縣、漳州四縣、興化（莆田）三縣合計三十六萬多戶。如果每戶以五人計算，此時的閩南人口已驟增到一百八十萬人，這相當於唐代人口的十倍。

閩南地區一向物產富饒，經濟繁榮，人丁興旺。但地狹人多，生活矛盾重重，必然出現人口大量向外遷移的現象。從宋代直至元、明、清，閩南人一批又一批地向外遷移，其歷史外遷的路線主要有六條：

　　向廣東及海南外遷；

　　向台灣遷移；

　　向浙江、江蘇遷移；

　　向江西、四川等地遷移；

　　向省內其他地區遷移；

　　向東南亞諸國外遷。

下麵，我們分別闡述歷史上閩南人外遷的簡況。

（一）閩南人向廣東及海南遷移

閩南人向近鄰的廣東及海南遷移，其地區相當廣闊，但主要集中在潮汕地區。

宋代開始，閩南人便大批移入潮州，使潮州發生巨大變化。閩南人大批從事手工業和商業活動，同時，還有大批從事農業種植，講究耕作技術以及從事海商經營活動。歐陽修曾生動描寫：“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文忠集．在美堂記》）。從此，潮州一帶成為閩南人為主的天下。據有關考證，宋代潮州重要職官大多是閩南人。北宋時期潮州重要職官三十一人中，閩南人十七人，佔五成五。南宋時期重要職官九十人中，閩南人五十七人，佔六成三。據潮州有關地方誌記述，略舉三例：

福建晉江人陳恆，在宋代哲宗年間任海陽令。福建龍溪人蕭詢，在宋理宗年間任潮陽縣令。福建莆田人鄭徽，在宋高宗年間任廣東運使。

宋代閩南人遷入潮州一帶，以泉州、漳州和莆田人居多。宋代以後，元明清幾代閩南人繼續一批又一批遷入潮州一帶。據《揭陽縣人口志》材料，明代榕江流域一帶的農村，從閩南遷來的人口佔了三分之二，成為主體村民。從此，潮汕方言，即閩南方言的分支，取代了原來潮州的府城話。

閩南人外遷入廣東並不只局限於潮汕地區。據考察，今天的廣東有二十一個縣市居住著閩南人，有的是全縣、市都說閩南話，有的是部分鄉鎮說閩南話，下面舉出這些說閩南方言（潮汕方言）的地名及其人數。

１、全市、全縣都說閩南方言的縣市有：

潮州市一百三十五萬人，汕頭市八十七萬多人，澄海縣七十五萬人，潮陽縣二百零七萬人；南澳縣六十八萬人，惠來縣八十四萬人，電白縣七十五萬人，徐聞縣五十六萬人，揭陽市一百四十八萬人，普寧縣八十四萬人，海康縣一百一十四萬人。

２、大部分人講閩南話的縣市有：

饒平縣，全縣八十六萬人，講閩南話的七十多萬人。海豐縣，全縣六十四萬人，講閩南話的約五十五萬人。陸豐縣，全縣一百一十萬人，講閩南話的約八十多萬人。

3、部分講閩南話的縣市有：

陸河縣十萬多人，揭西縣三十五萬人（全縣七萬人），湛江市四十四萬人，廉江縣二十八萬人，茂名市十萬人，吳川縣八萬人，中山市十五萬人。

從上面所列舉的材料，我們可以看到，今天廣東省大約有一千四百多萬人講閩南話，這數目是相當可觀的。

閩南人外遷還經廣東渡海到達海南島。海南島史稱瓊州府。歷史上，它的人口很少，唐代時只有四千八百五十八戶。元明以來，由於許多閩南人的遷入，海南島人口迅速增加許多。元代，海南有九萬零八百零五戶，比唐代增加了八萬多戶。明清以來，增加的閩南人更多。

海南島的閩南人大多數來自莆田等地，也有一些來自潮州。它分佈在海口、瓊山、澄邁、屯昌、文昌、瓊海、萬寧、三亞、瓊中、樂東、昌江等地，使用閩南話的人口約四百四十萬人。它以文昌話為代表，通常稱之為“瓊文話”。由於遠離母語，難免在語音、詞彙上出現一些獨特的變異。

顯然，閩南人外遷廣東、海南的人口總數約為一千八百多萬人，這是數目巨大的移民。

（二）閩南人外遷台灣

閩南人外遷台灣是眾所皆知的史實，有關的史籍也很多，無須在這裡詳述。有學者指出，歷史上閩南人移民台灣有三次高潮：第一次是鄭芝龍船載災民入台，主要是生存型移民；第二次是鄭成功驅荷復台，是軍事行動帶來的政治型移民；第三次是自清初康熙至嘉慶百餘年的移民潮，主要是生存和發展兼有的經濟型移民。此次移民台灣，漢族由清初的二十四萬人，到嘉慶十六年（一八一一年）增至二百零八萬六千一百人。一百年間，增長十倍！其中絕大多數是閩南人的移民。

據一九○七年（光緒三十三年）《日台大辭典》公佈的統計數字表明，當時台灣講漢語的人數為二百八十三萬人，其中講閩南話的有二百三十萬人，佔八成一。此時，閩南人已成為台灣的主體居民，這是無庸置疑的。在講閩南話的人中，以泉州人和漳州人為主，泉州人有一百二十萬人，佔五成二多；漳州人有一百一十萬人，佔近四成八。又據一九二六年“台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當時台灣漢人增至三百七十五萬人，福建籍三百一十二萬人，佔漢人口八成三，佔台灣人口近七成四。在閩人中，來自泉州的佔五成四，來自漳州的佔四成二。

今天台灣人所說的“台語”，便是地地道道的閩南話。

（三）閩南人外遷浙江、江蘇

閩南人外遷既向南開拓，同時也向北開拓。明清時期，有不少漁民外遷到浙江南部溫州地區的平陽縣，以及沿海一些地區。據調查，現在浙江說閩南話的人口約近一百萬人。閩南人遷徙浙江的居住地分佈如下：

溫州地區：平陽縣約三十多個鄉；溫嶺縣城：石塘一帶；玉環縣城：坎門鎮；裏安縣城：北麂島；蒼南縣城：大部分地區；舟山群島：若干漁民區；洞頭縣城：本島、半屏島、元角、倪嶼等島。

一九八○年筆者曾經到平陽縣調查閩南人遷徙的歷史及閩南方言片形成的過程。據許多平陽閩南人的宗譜記述，閩南人大多數是在明清時期陸續遷到平陽定居的。略舉幾例：

據山門鄉《黃氏宗譜》記述，下東山村黃氏祖先於明代洪武年間，從福建泉州遷來。堪頭村《周氏宗譜》記述，明代嘉靖三十年（一五五一年），周氏祖先從廈門南岸逃來。 睦源鄉《李氏宗譜》記述，太監地李氏祖先于清代順治年間由泉州南安遷來。南雁鄉《陳氏宗譜》記述，陳氏祖先陳君敬於明代萬歷年間由漳州府遷來。青街鄉《池氏宗譜》記述，池氏祖先于清代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年），由泉州遷來。

顯然，閩南人遷徙浙江平陽縣均在明清時期，其中，以泉州一帶的漁民居多。

筆者在平陽與移入的閩南人可以用閩南話溝通，但其中也有一些差異。

江蘇宜興縣屬於吳方言區，全縣流行吳方言。然而，在宜興的東南部大約有13個村居住著閩南人，村民們在村裡、家裡講閩南話，到村外縣城都要講吳方言。

筆者曾在一九八一年到離宜興縣城不遠的銅鋒鄉梅園村進行方言調查。梅園村居住的閩南人，絕大多數都姓林。年紀大的村民們都說他們的祖先是福建漳州人，在清朝末年由浙江溫州地區平陽縣遷來。所以當地人稱梅園話為溫州話。查其《西河林氏宗譜》，此宗譜初刊于清代道光三十年（一八五一年），全書共七冊。宗譜記述林氏家族於明代崇禎年間由漳州府龍溪縣溪園村遷至浙江平陽縣山門鄉。清代末年又從平陽遷到宜興的梅園村。筆者入村後，當村民得知筆者是漳州人時，眾多的村民都圍過來用閩南話說：“祖家來人吶，祖家來人吶！”他們一代又一代盼望能有機會回龍溪縣溪園村祭祖，所以對祖家的來人格外激動。

（四）閩南人外遷江西、四川等地

閩南人外遷大多數走沿海路線，但也有小部分人沿著崎嶇的陸路，向內地遷徙，據雲，其中有不少是隨太平軍北上而外遷的。

據人們調查，閩南人外遷江西省，主要分佈在上饒地區尊橋鄉東田村、茅家嶺塔水村一帶，約有上千人。另外，在贛南興國縣的社富鄉坐石村，有二百多戶，近千人，由永春桃源裡遷來。

閩南人還遠遷四川、廣西。據四川大學崔榮昌先生調查，四川成都平原的新都、廣漢、什邡、中江、灌縣、大足、安嶽等縣有若干閩南方言島。成都近郊金堂縣城廂鎮的大同、祥福、玉虹、繡水各鄉，共有二千多人，均是由漳州南靖縣石門隱溪裡遷來的。

另據傳廣西柳州市郊也有閩南方言。

（五）閩南人外遷省內其他地區

李如龍先生在其《福建方言》中詳細介紹了閩南有二十多萬人外遷到省內其他地區。這裡，我們只作簡要列舉：

福鼎縣有十三個鄉，九百九十三個村，遷入閩南人，共約有十三萬人。

霞浦縣有一百多個自然村，遷入四萬多閩南人。

順昌縣城關鎮、大幹鄉、富文鄉等，遷入三萬多閩南人。

永安市西洋鄉十四個村、大湖鄉四個村也遷入三萬多閩南人。

福清市漁溪鎮、東張鎮、巨集路鎮等部分村子，有數萬閩南人遷居。

其他有寧德市、連江縣、羅源縣、平潭縣、閩候縣、南平市、建陽市、武夷山市、浦城縣、沙縣、邵武市等，都有一些村子遷入閩南人，多者有幾千人，少者幾百人。

（六）閩南人外遷東南亞各國

閩南人遷徙海外有悠久的歷史，主要是外遷東南亞的南洋諸國。北宋時，泉州設立市舶司後，閩南人前往南洋經商、居住的便增多起來。元代時，元世祖派史弼南徵印尼爪窪，率兵五千人，從泉州出發，其中多為閩南人。明清以來，閩南人外遷南洋更是大批量，一批又一批。“閩之福興泉漳，襟山帶海，田不足耕，非市舶無以助衣食，其民適波浪而輕生死，亦其習使然，而漳尤甚。”（《明經世文編》卷四○○）

據陳烈甫《東南亞洲的華僑、華人與華裔》一書援引台灣有關華僑的統計數字，東南亞各國華僑、華人共有一千六百萬人。其中，越南華人以廣東人佔多數，泰國華人以潮州人佔多數。而其餘各國卻是閩南人佔多數：菲律賓五十五萬人，新加坡一百六十九萬人，印尼三百六十一萬人，馬來西亞三百九十二萬人，緬甸六十六萬五千人，合計一千零四十二萬多人。

這些表明，閩南人外遷東南亞諸國的人數高達一千多萬人。閩南地區許多僑鄉到南洋的人口往往比在故鄉的人口為多。

除東南亞各國之外，閩南人也遷徙到世界其他國家，如日本、美國、澳大利亞、紐西蘭等等國家。

從上所述，閩南人從歷史上直到今天，其外遷的人口，至少有三千多萬人，很可能接近四千萬人。在我國，像閩南這樣人口大量外遷、富有海洋文化開放特色的地區，恐怕是很少有的。

二

隨著閩南人向四面八方擴散、外遷，其閩南方言和地方民俗文化也向省內外、海內外廣泛流播、傳揚，而且代代相傳，綿延不斷，為我們民族社會多彩文化的弘揚，增添了光輝。

學者們早已注意到，閩南人大批外遷之後，一方面傳播閩南地區的經濟文化、特產，包括農業、手工業和貿易經商的技藝、商品。另一方面也把閩南方言、民諺、民謠、民間信仰、民俗文化等等帶到外遷地區和國家。有關這方面的研究材料不少，這裡僅就方言文化詞彙、民諺、民謠和民間信仰文化等的流播作些闡述。

（一）閩南方言中富有特色的基本詞彙和地名詞的流播

在閩南人外遷的地區，閩南話依然被保存、流傳下來，成為社會的主要交際語。儘管在漫長的歲月裡，它要受周邊異方言的影響，但不論台灣，潮汕地區，海南島或浙江的平陽，江蘇宜興的閩南人城鎮、村莊裡，人人依然用閩南話進行交際，稱太陽為“日頭”，天亮為“天光”，房屋為“厝”，清早為“早起”，下雪為“落雪”，下雨為“落雨”，冰棍為“霜條”，肥皂為“雪文”，手電筒為“手電”或“電火”，眼睛為“目周”，肩膀為“肩頭”，走為“行”，跑為“走”，公雞為“雞公”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閩南話中富有特色的地名文化詞也廣泛流播到外遷地區。這方面，表現最突出的是台灣。

在台灣，有的地名直接沿襲閩南地名，以顯示思親念祖之情。如：在台中有“龍溪”地名，臺北、嘉義有“南靖”、“長泰”地名，在台南有“詔安”，在南投有“平和”，在雲林有“泉州”，在屏東有“南安”，在彰化、雲林有“同安”等等。

在台灣地名中，還沿襲用閩南地名中常用的“埔”、“坑”、“厝”、“寮”為地名文化標誌詞。

台灣地名中，帶“埔”地名有數百處之多，如牛埔、草埔等等。帶“坑”的地名，僅臺北縣便有二百六十多處，如麻坑、粗坑等等。帶“厝”、“寮”的地名也多達數百處。有帶姓之厝，如林厝、何厝、劉厝、許厝等等；還有帶籍貫之厝，如嘉義有“泉州厝”、“興化厝”等；此外，還有其他多彩命名，如彰化的“粉鳥厝”、台中的“卞馬厝”，基隆的“七分寮”、臺北的“貢寮”、高雄的“鴨母寮”等等，這些地名，顯示閩南地名文化的思親念祖宗族情懷在台灣的流播。

（二）閩南方言的民諺和民謠的流播

在閩南方言中有很豐富的、膾炙人口的民諺和民謠。它是千百年來閩南人民在生產勞動和社會生活中創造出來的、閃爍民眾聰明智慧的思想光芒的結晶。讀來音節鏗鏘，句子精練，朗朗上口。

隨著閩南人的外遷，閩南話中的許許多多口頭民諺和民謠也流播到各處遷居地，台灣在這方面尤為突出。台灣閩南人很珍視蒐集各種民諺，並把各種民諺看作為“金言玉語”、“警世良言”、“好言好句”，出了一本又一本的民諺書籍，展示民諺中豐富多彩的內蘊。鼓勵人們從祖先留下的諺語中去領悟人生的哲理、父母的愛心、自然物候的變化。毋庸置疑，台灣的諺語中，許許多多是以閩南話流播過去的。如：“三分天註定，七分靠打拼”，“少年毋打拼，老來無名聲”，“三人共一心，烏土變成金”，“一分錢，一分貨”，“無三不成禮”，“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食人歡喜酒，趁人甘願錢”，“家和萬事興”，“食米不知米價”等等。

方言文化中，民謠也是重要的組成部分。閩南話的民謠很豐富。早年，著名語言學家羅常培在《廈門音系》一書中便記下同安、廈門、漳州流行的民謠，如《阿達子歌》，流行於廈門、漳州，後傳入台灣。其歌謠詞是：“阿達子，做人新婦有道理，晏晏睏，早早起，起來梳洗抹粉點胭脂。落灶腳，洗碗箸，上大廳，拭桌椅；入房內，做針線。阿咾兄，阿咾弟，阿咾丈夫好八字；阿咾家官好家世，阿咾父母好教示”。（阿咾：誇獎）。泉州民謠《病囝歌》，漳州民謠《天烏烏》、《草蜢公歌》、《客鳥飛過枝》、《老鼠官歌》，泉州、南安的《桃花搭渡》，泉州、惠安的《五更鼓》等等民謠，早已傳入台灣，為台灣人民所傳頌。在潮汕及其他閩南人遷居地，自然也流行故鄉傳來的各種民謠，以抒發民情民風。其音調生動、通俗、易吟唱。

（三）閩南民俗與民間信仰的流播

民俗是一種歷史形成的民間社會的生活習慣和方式。我們中華民族有傳統的民俗，如春節拜年、元宵觀燈、清明掃墓、端午競渡、中秋賞月、除夕守歲等等。閩南的民俗要遵循中華傳統民俗之風，但又有自己的一些獨特的地方特色。閩南特色的民俗往往隨閩南人外遷而流播他鄉。

學者們考察台灣、潮汕民俗，發現其家族制度，祭祖習俗，傳統婚姻禮俗，各種神會習俗如中元普渡、地方戲曲等等，幾乎都源自閩南，與閩南民俗十分相近。

這裡，以廣東潮汕民俗為例，如清明節吃“薄餅”的習俗，完全是漳州人帶去的民俗。據傳，清初鄭成功攻漳州時，守城而死者眾多，無棺木收殮，只好用草蓆卷起下葬。後來人們用卷餅來紀念、祭拜他們。此外，冬至節，潮汕人家要吃“冬至圓”（丸），這也是閩南民俗傳入的。潮汕人與閩南人一樣，“冬至圓”用糯米做成，然後放入紅糖湯中煮熟，以祭祖、祭灶君，祈求一家人的團圓。還有除夕的“圍爐”民俗，台灣、潮汕與閩南也完全一樣。

關於民間信仰，閩南人的民間信仰有三大類：一是自然神，如天公、雷公、土地公、海龍王等；二是佛、神和仙人，如觀音、如來佛、八仙等等；三是人神，忠肝義膽，為民除災、治病，令人敬重的好人。民間信仰中的人神最具有地方特色。閩南地區民間信仰的人神中最突出，對外影響最大的地方神祉有三座：

１、媽祖

媽祖的來歷人所共知，無須介紹。其又稱慈濟、靈慈、天后、靈惠、聖母等等。凡是閩南人外遷之地，幾乎都有媽祖廟。今天台灣有媽祖廟八百多座，香火一直十分興旺。潮汕地區也有眾多“媽宮”或“天妃廟”（媽祖廟），僅南澳島便有十八座媽宮。香港、澳門也有百多處媽祖廟。在東南亞，閩南人遷居較多的馬來西亞也有三十五處媽祖宮廟。

２、保生大帝

保生大帝，俗稱“吳真人”、“大道公”。他原名吳夲。本是宋代一名民間醫藥先生，生於同安白礁鄉（今屬龍海）。他為人治病，“無問貴賤，悉為珍視”，“以濟人救物為念，而義不受人一錢”，深受人們的敬重。其死後，遂為人神，閩南人敬他為“保生大帝”，立廟敬奉。閩南人外迂他鄉時，依然很敬重他。在台灣，保生大帝的廟宇有二百五十三座，僅台南就有九十二座。此外，台灣還有媽祖和保生大帝並座的廟宇三百八十三座。

３、開漳聖王

在漳州一帶，人們奉祀唐代首任漳州刺史陳元光為“開漳聖王”，其一生為漳州開發，頗多建樹，受到人們的敬重。死後多次被褒封。人們為之立廟，敬奉為神明。陳王廟遍及漳屬各縣。甚至南安縣也建造“威惠陳王廟”。現在台灣有五十三座“陳聖王廟”。宋代，潮州在葫蘆山上便建起一座“威惠廟”。

民間信仰對方言中的人名和地名文化也會產生影響。據陳建明先生考察，廣東潮州地區的海豐縣男性的名字中，多帶有“媽”（媽祖）、“娘”（觀音娘娘）、“佛”。每三個男孩中便有一個名字帶這其中的一字。如媽水、媽吉、媽祿、媽炎，或娘包、娘興、娘溪，或佛泉、佛有。這是希望兒子得到神的保佑。但女孩的名字卻不這樣叫。

（四）隨著閩南人外遷東南亞，閩南物產民民俗文化方言詞彙在東南亞語言中廣泛流播

眾所週知，歷史上的閩南曾是經濟很發達的地區，對外貿易很頻繁。宋元時代，泉州港是世界性的貿易大港，它的船舶曾直航數十個國家。明代實行海禁後，漳州之月港（今龍海市海澄鎮）成為貿易大港，商賈雲集。私人船舶走遍東南亞各國及日本。閩南豐富的物產、經濟商品不斷向外輸出。

更重要的是，隨著大批閩南人遷入東南亞各國定居後，各種閩南特有的物產、商品、用具甚至民俗很受印尼、馬來人的歡迎，各相關詞彙便隨著被藉入到印尼語、馬來語中。據有關專家的考察，舉數例如下：

食品類：taohu豆腐、bihung米粉、misoa面線、tauge豆芽、pangsit餛飩、the茶、tangkue冬瓜、laici荔枝、hebi蝦米、kue粿、bami肉麵、hunkue粉粿、kucai韭菜、bakcang肉粽。

日用品類：bak墨、pit筆、mopit毛筆、teko茶鼓（茶壺）、 bakiak木屣、anglo火爐、sosi鎖匙（鑰匙）、pangki簸萁、kemacing雞毛撣子、kio轎、topo桌布（抹布）、suipoa算盤。

居處服飾類：laoteng樓頂（樓上）、bong墓、kongkHall公館、pangkeng房間、tekua短褂、pangsi紡絲、kuntuan裙緞、angkin紅巾、tekua短褂。

商業、航運類：toke頭家（老闆）、 kongsi公司、sampan舢板、taikong舵公（船老大）、sohui所費（費用）、dacing大秤、jung船。

風俗習慣類：cingbing清明、sincia新年（春節）、angpau紅包、potehi布袋戲、barongsai舞弄獅、pakao卜卦、puakiau牌九（賭博）、posat菩薩、huisio和尚、 papui抽籤卜卦、bio廟、samseng三牲、kongko講古（說書）。

據有關研究，馬來語中藉自閩南話大約有四百多條，其藉詞最多的是日常生活中的有關衣食住行和日用品、民俗習慣、稱呼之類。恕不一一列舉。

有關閩南語文化的流播還有許多內容值得探討。限於篇幅，不擬作進一步探究。

最後，筆者認為，所謂“閩南文化”，除了“本土閩南文化”之外，還應包括“外遷閩南文化”，諸如台灣閩南文化、潮汕文化、海南閩南文化等等。

外遷的閩南文化源自本土，承襲本土，但又有許多新變化。由於地理阻隔和不同地區或國家社會發展等多方面的原因，外遷文化會出現演化和變異，產生許多不同本土文化的新特點。如，台灣的歌仔戲，並不是承襲漳州的薌劇，它是由漳州的“錦歌”、同安的“車鼓弄”、安溪的“採茶褒歌”演化、糅合而成。台灣的“思想起”、“草蜢弄雞公”是融合閩南民歌、高山族卑南民歌以及客家民歌三種腔調而成。潮汕的“潮州戲”，其源自南宋漳州移民的民間地方戲，但明代之後受南戲的影響，採用弋陽腔，用大鑼大鼓伴奏，出現“潮調”。其《荔鏡記》（陳三五娘的故事），雖然用閩南方言，但唱腔卻是潮調。

可見，外遷閩南文化與本土文化有許多不同。不過，從總體上看，它仍是閩南文化的組成部分。確切地說，它是閩南的次文化，即變體文化。它的方言，是閩南的次方言，即變體方言。

參考書目：

林倫倫、陳小楓：《廣東閩方言語音研究》，汕頭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李如龍：《福建方言》，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藍雪菲：《閩台閩南民歌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黃挺：《潮汕文化源流》，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郭錦桴：《人口遷移與閩南方言及其方言島的形成》，載《語文論集》（一），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