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福桐：回眸贵州修志

池氏网

2010-8-25

贵州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动手编修新方志的。1979年由省文史馆和出版局的刘铸、单衍荣同志,联名向省委写报告,要求建立贵州省志编写筹备组,经苗春亭书记批示,以秦天真副省长为组长,组成11人的筹备组,由刘铸任办公室主任,于1980年正式启动工作,刘铸以文史馆的行政经费,亲自送到威宁自治县300元,安龙县500元,希望这两县先行动起来。

　　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六个五年计划列地方史和地方志为重点研究课题,4月份在洛阳开规划会议,贵州由郎德服同志前去参加。同时在长沙由中国地方志协会举行有14个省参加的会议,为下半年举行第二次年会议题作准备,我参加了这个会议。

　　在此之前,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接到山西省政协副主席李志敏的信,希望他在贵州开创修志工作,将来从修志队伍中选拔熟悉地方情况的干部。池书记将这封信交给秦天真,对他说,“全权委托你,离休后继续主管修志工作”。郎德服在洛阳接受一项任务,“六五”期间,贵州力争出版两部县志。那时的赤水和兴义两县修志工作进展较好,郎德服回黔绕道赤水,传达这个信息;对于兴义,也积极推动编写工作。

　　这年的7月30日,秦天真写信给池必卿,建议正式建立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以便与全国各省同步进行。池书记和王朝文省长都批了这个建议。筹备组办公室约请史继忠、杨祖恺、李大光、徐泽庶几位参与过修志的同志,集中在一个地方,花了几天时间,拟定了一个编纂方案,上报省人民政府审批。

　　10月12日,我和史继忠出席在山东泰安召开的中国地方志协会第二次年会,首次年会的主持人是副会长李志敏。我和继忠还去拜望这位老同志,感谢他为贵州修志事业写信给他的老战友池书记。还拜会了又一当家副会长董一博先生。回省以后向秦老汇报,其中提到有条件的省、市要编年鉴的问题。

　　贵州省政府办公厅发出通知,决定12月21日—24日在贵阳召开编委会成立大会。到会省级各厅、局部委和全省82个县、市、特区的260多名代表。秦天真作《为编好贵州的社会主义新方志而努力》的报告,提出8项工作要求和努力方向,其中有办好刊物,筹备编《年鉴》,组织地方志协会等。池必卿说:你这篇报告很好,谁写的。秦说:是集体创作的。会前秦天真约办公室同志来谈,按他平常讲话的口气,不要套话、废话,集体写成初稿,他来逐字逐句的斟酌修改。大会上最难得的是省委第一书记讲的一段话。

　　池必卿说:第一句话是秦天真同志的讲话很好,完全同意;第二句话是,工作抓得晚了一些,近两年北方基层同志,经常写信来要提供材料,压得很厉害,现在要急起直追;第三句话,落实班子,落实经费,不成问题。各县同志回去,要认真传达天真同志的讲话,进一步把工作做好。

　　省长王朝文、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申云浦都讲了话,编委副主任蹇先艾讲了编纂方案。

　　党政领导对于编修地方志的决心和指示都很明白,全省工作也顺利地进行,其中肖先治同志还在秦老和省志办公室之间做了传达和联络的工作,后来他来作办公室主任,编委副主任王虎文、安毅夫具体参加了领导工作。当省志办把开大会的有关文件和省修志情况汇报到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和协会,董一博副会长阅后,回信并在撰写的文章中说贵州“有熏风南来,席卷中原之势”。

　　1984年6月初,秦天真把创办《贵州年鉴》的报告送到池必卿书记手上,7月间作了批复,9月间正式建立编辑部,主编张向阳,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单衍荣,副主编还有洪云鹏、张鸣正、涂月僧。当时这种雷厉风行的办事效率,至今想起来也使人激动不已。

　　20多年过去了,贵州修志事业功绩昭著。除了各有关修志机构的领导和笔杆子两套班子的人员齐心合力,我看省的党政领导,亲自出马,亲自上阵指挥,是至关重要的事。秦天真主任亲自到培训班讲话多次,至今还记忆犹新。

　　池必卿书记离开贵州多年。1993年当我从山西省志办曹振武同志寄来的《平定县志》一看,才知他是山西平定县人,我在《平定县志》评论集中,写有一篇读后笔记,其中写池必卿一段文中,提到:

　　“这位省委书记在会上对贵州修志热情的支持。一个地方最高层次的领导,对修志如此关心,就是立德、立言、立功的不朽表现。我在贵州参加修志13年,读《平定县志》,知道池必卿是平定人,藉此表达对于他的感谢与敬重之情。”

　　我常感到一部志书编完以后,对于主修人和编纂人都没有文字介绍和简叙其功绩。无以激励后之来者。因此本文着重提到这位原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人不在黔,应名留黔史。（贵州日报｜陈福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