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局城工部： 北线民主人士奔赴解放区的中转站（池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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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石家庄政协时间：2019-10-24
华北局城工部： 北线民主人士奔赴解放区的中转站

位于河北省沧州泊头市的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旧址

周建人一家在李家庄

刘焱保存的南开地下党记事本

周恩来、董必武致吴晗电

在河北沧州泊头市区的大运河畔，有一座青砖青瓦、古色古香、保存完好的山西风格建筑。这座院落整洁清雅，占地920平方米，就是充满神秘色彩的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旧址。

1948年2月至12月，华北局城工部在此驻扎。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拉开协商建国的大幕后，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华北局城工部承担了护送平津和途经平津民主人士赴平山县西柏坡、李家庄筹备新政协的重任，成为北线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的重要中转站之一。

转送枢纽

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的前身，是1941年春成立的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1944年秋，扩大组成晋察冀分局城市工作部。1945年8月，晋察冀分局升格为中央局，分局城工部编入北平（今北京）市委机关。

1946年10月，北平市委撤销，改设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1948年5月，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华北局，原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改称华北局城工部，驻地设在沧州泊镇（今泊头市）。

泊镇位于沧州市以南40公里的津浦线上，大运河由镇中心南北穿过，水路交通方便，地理位置优越，北距古都北平、南距华北重镇济南、西距华北要塞石家庄都是200公里，北至华北重要商埠天津150公里，是连接华北、华东地区的重要通道。

1948年9月，济南战役后，国民党军收缩兵力，这里便成为解放区，是敌我两军拉锯的地带。华北局城工部驻地选择在泊镇河东一个很不显眼的小四合院里，为了保密，对外称“华北建设公司”。

华北局城工部主要负责平津地区的地下工作，时任部长刘仁，代号“老头儿”。在刘仁的领导下，华北局城工部在北平织就了一张规模庞大的地下情报网，建立了学生、平民、工人、文化、铁路以及警察6个工作委员会，无论是在国民党的军政要害部门、学校、厂矿、报社，还是街头各式店铺、澡堂浴室，抑或在胡同口旁、四合院内，几乎都有中共地下党的情报员。

在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的前夕，毛泽东于1948年4月27日致电刘仁，指示他联系北平的民主人士，商议应邀请哪些人来解放区参加新政协。

电文说：

请经妥人告诉张符两先生，我党准备邀请他们两位及许德珩、吴晗、曾昭抡及其他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甲）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乙）关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我党中央认为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例如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会商此项问题的时机业已成熟，但须征求他们的意见，即他们是否亦认为时机业已成熟及是否愿意自己或派代表来解放区开会。会议的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会议的参加者，一切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均可派遣代表。会议的决议必须参加会议的每一单位自愿同意不得强制。开会地点在哈尔滨，开会时间在今年秋季。上述各点请首先告知张东荪先生，并和他商量应告知和应邀请的是些什么人。

5月初，刘仁在石家庄参加华北局会议后返回泊头，立即向城工部机关干部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并分析说：“‘五一口号’中提出召开新政协会议，这不仅仅是个宣传口号，而是实际要做的。今天提出来试探一下，看看各方面的反应，看看各民主党派的反应，等一两个月，就要请他们来开会。”

根据刘仁的安排，华北局城工部通知北平学委：“对‘五一口号’除应广为宣传外，你们应：首先把召开政协的意见与张东荪、符定一及吴晗、陆志韦、翁独健，及托吴与许德珩、樊弘等进步教授多方商量，征求他们有何意见，并注意在华北民族工商业界有哪些人将来好邀请。请你们立即进行此工作，并将反应随即报告。”

在周恩来的缜密谋划下，民主人士赴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香港和途经香港的民主人士走海路到东北解放区，即南线；一条是平津和途经平津的民主人士走陆路到华北解放区，即北线。北线护送由华北局城工部负责，民主人士大多从北平或天津出发，经华北局城工部设在沧州机务段内的交通站，然后到泊镇办事处，再由华北局城工部转送到石家庄，由中央统战部设在石家庄的交际处负责接待并送到西柏坡、李家庄。华北局所在的泊镇，成为北线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的最前哨和转运枢纽。

随着大批进步学生和民主人士的到来，华北局城工部转送任务十分繁重，为此，成立了学生室、统战室，专门负责接待和转送这些人到解放区。据亲历者回忆，当时泊镇附近的大庞、苏屯、姜桥几个村和河东都设有招待所，“客人”多时，一个村能住上百人左右。

据统计，华北局城工部在泊镇期间，向解放区输送青年学生1000多人，转送了吴晗、刘清扬、张申府、米暂沉、周建人、符定一、楚图南、李明灏、田汉、安娥、李公朴夫人、何基沣夫人、焦菊隐、马彦祥、蓝天野等著名民主人士，圆满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重要任务，为新政协作出了重要贡献。

安全护送

华北局城工部接送民主人士的工作，主要由其地下交通网完成。解放战争时期，津浦线相对比较稳定，华北局城工部利用济南到北平的民间客流线建立了一条地下交通线，1947年6月沧县解放后，这条交通线的旱路延伸到王官屯。在旱路一段上，交通方便、客流量大，有许多大车、自行车等交通工具，国民党的关卡难于严格检查，非常有利于交通员行动。

1948年8月，华北局城工部交通科又在石家庄建立了交通站。民主人士的转送，主要是通过从天津到泊镇再到石家庄这条地下交通线进行的。由于交通员们都具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和高度的责任心，华北局城工部的护送工作没有出现一次失误。

在天津南开大学，有一个地下交通站，负责人为“南系”地下党员胡国定，协助他工作的还有老交通员孙大中等人。在南方局指示下，胡国定领导成立了输送撤往解放区人员的地下交通站。

起初，交通站只有经静海、唐官屯、青县、沧县至冀中解放区一条路线。“八二○”大逮捕后，根据中央“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撤往解放区的人员逐渐增多，一条路线输送难以承担，胡国定遂派孙大中到冀东解放区联系，开辟了从天津到冀东解放区的另一条交通线。

1948年秋冬，南开大学地下交通站与北平党组织派来的陈鼎文等配合，多次护送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

时任中共天津地下党学委委员兼南开大学总支书记刘焱，保存下来一本《南开地下党记事本》，其中记录了当时天津地下党为护送各界人士到解放区的巧妙方法。

据刘焱回忆：南开大学建立了地下交通站，由在数学系任助教的地下党员胡国定负责，掩护并输送地下党员、中国民主青年联盟成员（简称“民青”）和进步群众到解放区去，为此，制定了一整套严密的办法。

刘焱当时在记事本上记下了一首实为地下党联络暗语的七言打油诗：“高棠李爱何时了，清河骡马街头找。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园花落知多少。”护送人员去解放区，必须要事先充分做好化装、伪造身份、编造说辞等准备工作，然后到天津南市清河大街上的骡马大车店，雇佣从天津到泊镇的大车，到目的地后找中国建设公司经理高棠接头（注：高棠即荣高棠，当时的公开身份是中国建设公司经理），说是“李爱”介绍来的。

除此之外，还要给每个去解放区的人编排一个由百家姓和天干地支组成的特殊接头暗语，比如一月份去的人叫“赵子甲”，二月份去的人叫“钱丑乙”，以此类推。在掌握暗语的同时，去解放区的人还要领到一张“路条”，这些路条是国民党银行发行的小额钞票，由胡国定统一保管和发放，解放区的同志掌握这些钞票的号码，以便接头时核对。

周到服务

由于城工部所开展的主要是敌占区城市工作，所以保密性非常强。大批青年学生和民主人士来到泊镇后，华北局城工部机关在给予热情接待的同时，尤其注意保密工作，对初来的“客人”，首先讲明保密规定，要求他们不随便外出，除与同来者外，不与别的“客人”见面，更避免接触。

通常，“客人”们都是单独或与同来的人住在一处，外出要一律头顶毛巾遮盖面部。有一次，城工部为“客人”们表演节目活跃气氛，“客人”们都是隔着帷帐参加，为避免节目进行中有人笑出声音，就事先安排工作人员准备敲锣鼓，在有笑声出来时，立即一阵锣鼓，把笑声盖住。

每当有“客人”来时，即由招待员送饭送水送书报物品等，有事情由招待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同他们联系或代为转达。如果外出，则由专人带领。与“客人”接触最多的是招待员，被称为“小鬼”，都是来自老根据地，自幼受到党的教育和熏陶，非常诚恳、朴实，对待“客人”热情亲切。

“客人”们的医疗服务由城工部的医生和卫生员负责，根据需要到客房出诊。当时的医疗条件非常有限，医生的挎包里没有多少药，只能医治常见病症，但服务态度非常热诚，“客人”们很满意。

城工部机关人员，按照边区统一的供给制度，常年吃小米饭，少油少菜，但对待“客人”则待遇从优，在规定招待开支范围内，尽力加以改善。城工部工作人员回忆，每当“客人”到达时，都尽可能用细粮、炒菜招待一顿，以后每隔几天吃顿细粮，有时能吃到点肉。炊事班的同志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自己养猪，保证能让“客人”吃到肉。

时为华北局城工部工作人员的高深，参加了民主人士的接待工作，他回忆：

1948年四五月间，组织上调我到沧州交通站，任务是除一般接待工作外，更注意接待一些民主党派上层人物，即所谓“特客”。要做好接待，保证安全，护送到后方机关。5月党中央提出准备召开新政协的口号，得到社会各界拥护，因此有更多的人士来到解放区。这时沧州交通站有范合、温利民、许怪妮等人，站址设在铁路东边的机务段内，有一座小红楼，几排平房，紧邻着机车库，明显好找，对外公开叫平教会。据北平出来的客人讲，很多大学院校里，在进步同学中都知道沧州有个平教会，找到平教会就算到解放区了。有时最多一天接待三四十人，分情况安排食宿。一般上午来的，吃过午饭稍事休息，就介绍到泊镇机关，下午到的留宿第二天再走。记得为欢迎他们，机关还举办过多次联欢会，会上有口琴演奏、小合唱，我和石澎、曾平还来过几段京剧清唱。当然最精彩的还要算荣高棠的京韵大鼓《大西厢》了。台上台下欢声笑语，一片革命大家庭的欢乐景象，令人念念不忘。经我接待过的一些“特客”有张申府、刘清扬、田汉、安娥、吴晗、楚图南、焦菊隐等人。他们都经过千辛万苦，绕过国民党特务的追踪而来到解放区的。这些同志一到交通站，大都是长长出了一口气，接着就诉说途中艰难经过，笑骂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我们都热情接待，让他们吃得好一些。一般都住下好好睡一觉，第二天由站上同志护送到机关。对年长体弱的，就用马车送行。记得田汉走时，把两包毛笔忘在了抽屉里，我们发现后，马上派人骑车送去。

过关“秘笈”

吴晗是中共中央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北平民主人士之一，他们夫妇到达解放区，是由时为北平温泉中学校长助理的中共地下党员池重（原名池汝康）负责。池重地下护送经验丰富，准备了一套应付国民党关卡检查的“秘笈”。

吴晗提出，向党中央汇报的记录纸和眼镜要带走。池重买了一瓶擦手油，回到住所，向女主人借了一个不透明的旧雪花膏瓶子，把买来的擦手油先装进一些，再把吴晗的眼镜片拆下，塞在擦手油瓶内，上面又敷上一层擦手油。另取两个火柴盒芯，改糊成一个双层底的盒芯，把记录纸夹在两层底的中间，然后装上半盒火柴，连同半包劣质香烟装在衣袋里。池重还准备了一些“官金”（国民党钞票），放在包袱里行李的表面，是为了应付国民党兵把守关卡检查的。准备停当后，池重带领吴晗夫妇出发了。

在陈官屯关卡，国民党兵挨个搜身盘查。池重熟练地把一些钞票放在包袱里显眼的地方，并要求吴晗也这样做。当检查到池重时，没等搜身，先把包袱打开，亮出了事先摆好的钞票，国民党兵熟练地把钞票塞进自己兜里，挥手放人，吴晗也照方抓药，顺利过关，“秘笈”发挥了作用。

吴晗他们在路上还遇到了国民党溃兵，拦路抢劫。在池重的机智应对下，吴晗夫人顺利过关，但吴晗却被强行搜身。国民党兵从吴晗的口袋里搜出一团黑色东西，非常气愤地扔在地上。原来是吴晗没来得及洗的袜子，没想到臭袜子也成了通关“秘笈”。

吴晗夫妇到达华北局城工部后，周恩来、董必武立即致电表示欢迎和慰问。

“军官”保驾

周建人一家住在上海，已做好随时奔赴解放区的准备。按照上海地下党的指示，1948年10月15日，周建人偕夫人王蕴如及女儿周瑾、周蕖4人，和艾寒松一家乘船离开上海，5天后到达天津。

艾寒松是共产党员，周建人的出行是由他安排的。周、艾两家在天津大约住了两三周以后，上海党组织派来一位身份是国民党军官姓李的同志，负责护送两家。11月9日，由李同志找到了一条渔船，在天津金刚桥下船后，就算进入解放区了。在由天津到招头镇的途中，有四五个关口，不时遇到国民党便衣等的询问，均由这位国民党军官一一对付过关。

由招头镇坐火车到左各庄，这里已是共产党管辖的地区，当地解放军的负责人是魏笑天同志。他们两家在左各庄住了一两夜，然后由魏同志雇了一辆胶皮轮的大车，把大家送到泊镇，再由泊镇送到石家庄。

“侄子”陪伴

1948年秋天，楚图南得到中央城工部辛毓庄通知，由上海去天津。几天后，辛毓庄面告楚图南，已经安排好了去解放区的路线，还派了一位姓张的同志扮作楚图南的“侄子”，沿途护送至华北局城工部。

由于楚图南的南方口音很重，在路上很少说话，一切由“侄子”代答，以免暴露。“侄子”的经验很丰富，提前告诉楚图南出现什么情况怎么样应对，路过关卡时说是长久离家，要回沧州原籍。就这样，楚图南在“侄子”的陪伴下，顺利通过封锁线，到达唐官屯，华北局城工部已经派人在此等候。

之后，在华北局城工部的护送下，楚图南于1948年11月上旬经衡水到达石家庄，后转到西柏坡、李家庄。

（作者张同乐为河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史宝强为中共河北省委统战部干部；王冠军为河北省政协理论研究会副会长、河北省政协研究室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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