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声书店的“赤色生意”（汕头市工委书记池声清（池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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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声书店的“赤色生意”

来源：潮商Plus
时间：2024-01-11

导读
1945年9月25日在汕头开张的华声书店，原名华声文化供应处。经过一番筹备，王增辉找到“青抗会”的战友张旭华，租到民权路（即中马路）42—43号（现门牌96、97号）两间铺面，帮助书店秘密发行中共发行的杂志刊物，及党内主要领导人的论著和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华声书店逐渐成为革命活动点、党组织的秘密掩藏处，一度躲过国民党汕头当局的搜查。内战爆发后，华声书店被查封。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潮汕特委，坚持隐蔽斗争，将潮安县溪东区特派员王增辉，派进汕头市从事地下活动。王增辉到汕头后，找到“青抗会”的战友张旭华，租到民权路（即中马路）42—43号（现门牌96、97号）两间铺面，与张旭华合作办书店，并聘张寄新为业务员。王增辉以此作为职业掩护，秘密发行党的刊物和进步书报，为党开辟宣传阵地。经过一番筹备，华声书店终于在 1945年9月25日开张了。


汕头市民权路（即中马路）

华声书店，原名华声文化供应处，1946年改为华声书店。书店的内部负责人是王增辉（当时化名王道言），对外经理张旭华（当时化名张唯真）。先后参加书店工作的人员有：陈向明、张寄新、张致权、林民。1946年下半年，中共潮汕特委宣传部长吴健民还派党员干部郑礼和及丁姓、吴姓二位地下党员，帮助书店秘密发行党的刊物。

当时，华声书店不仅销售书籍、课本、图片报刊、报纸杂志，还代售上海科学仪器社的中学物理、化学仪器，俨然是一个货品比较齐全的书店。

抗战胜利初期，中国社会正处于时代转折关头，进步青年迫切寻求自由解放道路，希望得到革命精神食粮。华声书店为此积极从香港、广州、上海等地，购进革命书籍和进步文艺作品，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


1945年11月，中共广东区委机关报《正报》在香港创刊了。翌年1月，由中共领导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报刊《华商报》也在香港复刊。

中共潮汕特委，为了让群众更好地了解党的主张与策略，特委副书记曾广亲自写介绍信，由汕头市工委书记池声清（池耀华）转交华声书店，要其与香港《正报》、《华商报》挂钩。1946年5月，张旭华持曾广亲笔信往香港联系。张旭华到香港后，找到《华商报》，并与《华商报》校对兼“新民主出版社”发行任务的陈志华沟通发行渠道。



《正报》、《华商报》以及“新民主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等著作，是国民党禁忌的报刊书籍，不能通过邮寄进入汕头，只能秘密“走私”进来。这一运送任务，就落在了陈志华的身上。陈志华为了对付国民党的检查，决定人和书报都得伪装。他通过汕头《光明日报》副刊编辑林紫的关系，物色到一套黄呢料的国民党军装和一双长统皮靴，并由林紫通过在汕头《建国日报》社工作的杨越，搞到一张化名的“驻香港特约记者”的假证明和一枚《建国日报》的证章。如此装扮，再加上一副有色眼镜，国民党军警也就放行不检查了。当时，“走私”的书报是装在一个皮箱里，上面盖有几件衣服，到汕头后，就用人力车连人带皮箱一起载到《光明日报》社，皮箱塞进林紫的床下，晚上才带到华声书店交收。就这样，香港出版的中共党刊书籍都及时地运送来汕头，从未被到。


“新民主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

为了隐藏进步书刊，华声书店在汕头市内设立了几个隐藏点和转运站，分别是：五福路乙静居茶室二楼王锦芝处，民权路中华里直巷4号二楼杨志勉家，万安街33号商务印书馆宿舍张寄新住所，同平路“和泰”杂粮店王增辉胞姐家，招商后街横路（今南海横路）钟楚文住宅，还有寄放于市府海旁二巷、电报局发讯台宿舍，张致权姑丈住所，联和里海旁张致权叔父家等处。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隐藏“违禁品”是犯法的，当年，华声书店的这几个隐藏点和转运站，为革命承担了很大的风险。后来，当华声书店被查封时，国民党反动派在书店中抄不出一本可以作为藉口的政治书刊，与这些隐藏点、转运站革命同情者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汕头市五福路


汕头市万安街


汕头市同平路

当年，华声书店在发行途径上，是采取公开合法与地下秘密发售相结合的办法，即书店门市公开对外销售的是一般教科书和普通书籍，中共发行的杂志刊物，及党内主要领导人的论著和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都是秘密发售的。华声书店在运送外地书报时，都有发行网和专人负责，而其它各县，也都有可靠人士专门负责与华声书店联系发行工作。

华声书店的业务范围很广，不仅潮汕地区各县有业务往来，就连梅县地区也有运销业务。当年，在华声书店购书的读者中，有不少是地下党员和革命青年，一些社会上层人士，也常向书店购书。而汕头一些中学的进步师生组织读书会、文学研究会，更是利用从华声书店购买到的书籍来传播真理，宣传革命思想。不少读者因经常阅读革命书刊，思想受到启发、教育，毅然投身于革命行列，有的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或青年团。

汕头华声书店不仅是销售进步书刊的发行站，而且是革命活动点、党组织的秘密掩藏处。1945年12月，中共汕头市工委为了教育宣传群众，决定公开出版《综合》半月刊杂志，且由华声书店出面向当时的汕头市政府申请登记。《综合》半月刊内容，主要是刊载宣传人民民主，建立新民主新中国等文章，还登载过人民反内战、要求民主的呼声。后来，因受国民党的注意，经费困难，《综合》半月刊杂志只出版三期就停刊了。

1946年2月，由于工作需要，潮汕特委决定调陈焕新到澄饶丰县委工作，另调池声清（化名徐人）来汕头接任市工委书记。组织上安排池声清与王增辉住在一起。池声清在华声书店居住长达两个月之久，并以华声书店为掩蔽，秘密开展工作。

1946年6月，中共潮安县工委主办出版的《路报》，也是由地下党通过李贻训带到汕头华声书店出售。汕头民盟刊物《学习》，也是通过方志星送到汕头华声书店出售的。实际上，当时的华声书店已成为一个地下工作点。

1946年6月，全国内战再次爆发。蒋介石为了配合新内战，推行其独裁专制统治，实行文化大围剿。而华声书店自销售进步书籍以来，就引起敌人的注意，常有一些国民党宪兵队、警察局便衣、中美合作所汕头站特务，假装来书店看书，进行暗中侦查，而且，还时不时有警察分局人员来店突击检查户口，登记收音机。


蒋介石实行文化大围剿

1947年1月，由于叛徒颜经墨（即邢经木）告密，中共汕头市工委受到破坏，市工委书记池声清及党员吴彦等六人被捕。池声清被捕后，因考虑到他曾在华声书店居住过，并且被捕当天还骑了华声书店的单车，且被扣留在宪兵队部，因此，王增辉、张旭华离开书店，到中华里和乾泰厝内亲戚家暂避。期间，由邓清意（张旭华之母亲）将革命书刊订户名单秘密带到张寄新家中，并把藏在张寄新家里的进步书报，一并连夜烧毁，保证了这些读者的安全。党组织为了同志的安全，同年2月，决定让王增辉离开汕头，调往惠来工作（8月又调到潮安任职）。

华声书店自王增辉离开后，接着陈志华也离开香港，调到泰国（在新地文化公司工作）。至此，供应潮汕的党内书报无人专送。自1947年下半年后，因各种进步书刊来源渠道受阻，加上周围环境进一步恶化，华声书店决定收缩销售进步书刊。

1948年3月10日，国民党广东省第五清剿区司令部安（潮安）澄（澄海）饶（饶平）澳（南澳）分区（又称东区）指挥所，派出军警包围澄海苏南区寺后乡维新学校，捕去卢翼波等几名教职员。卢翼波（又名卢延才）原是“青抗会”会员，与王增辉认识，曾来华声书店找王增辉买过书。1947年重新加入中共组织后，王增辉与卢翼波联系过。卢翼波被捕后经不起考验，供出王以（倚）光（王增辉化名），是其上级领导人（当时王为中共潮安县特派员），还供出王增辉曾在华声书店任事，汕头华声书店和澄海店市青年书店是地下联络点等情况。敌人如获至宝，于3月23日，押着卢翼波来汕指认，企图逮捕王增辉。而国民党汕头市警察局也根据叛徒卢翼波（解放后卢又钻进革命队伍，后被发觉，判刑劳改）所提供的线索，即派人查抄华声书店。3月25日晚11时左右，国民党汕头市警察局大队人马，包围了华声书店。这时，店里工作人员林民和张致权还未上床入睡，便被扣上手铐。当敌人从户口簿上看到户主张寄新名字时，便追问其往何处。张致权被威迫无奈，说出张寄新两年前离店，现住仁和街德仁里三号二楼，结果张寄新也遭抓捕。这股敌兵，从当晚12时搜查到午夜2时许，带走了林民、张致权、张寄新。由于王增辉已于一年前离店，张旭华也于两天前往香港，故当日未落敌手。翌日下午，汕头警察局又派人把陈向明捕走，并将华声书店查封，住店家属被迫扫地出门。与此同时，澄海隆都店市青年书店也被东区指挥所查封，并捕去许欣松（后牺牲）、陈有志、陈贤辅、陈义贤等人。

就在华声书店被查封后约一个月，王增辉在潮安护堤公路阁州（乌树）车站被敌逮捕，押至第五“清剿”区东区指挥所，受尽酷刑，坚贞不屈，于同年4月18日，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于一个炭坑里。

华声书店被查封，陈向明等4人被捕入狱，后因敌人没有获得足够证据，抓不到什么把柄，在各种关系疏通下，先后获释。

华声书店这些被捕人员获释后，都先后投身革命行列，参加革命工作。解放后，林民为南澳县商业局副局长，张致权为汕头市劳动局科长，张寄新为新华书店工作人员，陈向明为人民教师。这些当年“隐蔽战线”的英雄们，在不同的岗位上，继续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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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汕头市工作委员会遗址

中共汕头市工作委员会遗址位于汕头市商平路172号二楼，始建于1928年，为混合三层结构楼房。1993年4月，该址已被改建为居民住宅区（现大概位置在升平路94号荣隆苑13幢处）。


中共汕头市工作委员会遗址所在地街区一角

抗日战争结束前夕，中共潮澄饶县委根据抗日形势发展，为广泛动员和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特派陈焕新为特派员来汕头市恢复党组织和筹建中共汕头市工作委员会。1945年4月，在这里正式成立中共汕头市工作委员会，陈焕新任书记兼组织工作，许隆秀负责宣传。
不久，该址迁至福平路“茂兴”柴炭店，以店为掩护，领导党员和群众开展革命工作。
抗战胜利后，1946年初，中共潮汕特委另派池耀华来汕接任书记，陈续豪负责组织工作，许隆秀负责宣传工作。同年4月，国共谈判达成协议，广东中共领导的部队和领导干部北撤，部分党员转移来汕隐蔽，继续坚持斗争，中共汕头市工作委员会将机关迁至外马路尾三让路铣庐傍一间平房，继续领导地下党员和人民群众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
1947年1月，由于颜经木投敌，工委机关遭到破坏，书记池耀华等6人被捕。

来源 |《广东省汕头市革命遗迹》

https://www.sohu.com/a/410889599_100013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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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潮商

来源：潮商
时间：2011年08月24日


他们是商人，而且还是成功的潮汕商人，因为心怀家国，赤胆忠心，追求光明，其人生便有了一抹光耀历史的“赤色”，且他们的传奇故事，人们至今都在传颂着、赞叹着。后代的史学家们曾评价他们：当年，若没有他们的付出与牺牲，中国历史可能会改写。这就是将潮汕人商业智慧投入到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的“红色潮商”。历史应该铭记他们！

　　红色资本家庄世平

　　他是金融家，爱国典范，杰出侨领，他为中国的抗战，为新中国的建设，为汕头特区的建立，竭尽全力。他，就是被誉为“红色资本家”的庄世平。

　　1927年，从厦门回汕头度假的庄世平，亲眼看到由周恩来、贺龙率领来汕的“八·一”南昌起义军。这支军纪严明、斗志旺盛的军队，让16岁的庄世平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1931年，北平爆发支持东北抗日斗争的爱国抗日活动，正在北平读书的庄世平目睹了这一切，浓烈的爱国情怀在他心中更加根深蒂固。

　　大学毕业后，庄世平前往泰国，他应友人之邀在多家学校从事教育工作，培养了一批华侨子弟。在学校被泰国政府关闭之后，庄世平被聘为《中原日报》编辑，并在中华总商会、潮州会馆两大社团兼做一些社会工作。在此之后，他以《中原日报》记者的身份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和缅甸等地采访，考察滇缅公路的实际情况并撰写多篇抗日爱国文章，鼓励华侨积极支持国内抗战。

　　西安事变发生后，心系祖国的庄世平积极参与组织泰国爱国华侨，响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担任泰国华侨抗日联合会常委，主持商、学、青等几个方面的抗日爱国活动。抗战期间，中国物资极度匮乏，特别是汽油和药物。滇缅公路虽然通了，但，有了汽车却缺少司机，为此，庄世平亲赴马来西亚请陈嘉庚想办法，发动华侨司机服务于滇缅公路这条极具战略意义的生命运输线。如此，大量物资源源不断地从滇缅公路运进中国，极大地支持了国内抗日活动。同时，庄世平还组织侨胞捐款支持八路军、新四军，引导青年回国参加革命队伍，为壮大国内抗日队伍贡献了力量。

　　1941年底，日军南下占领泰国，在当地大肆搜捕抗日组织成员，庄世平遭到日伪反动势力的通缉。经组织安排，庄世平与许子奇、翁向东等爱国进步人士前往老挝他曲市避难。到他曲后，庄世平在当地爱国侨领余金记、林德长的支持下，创办了“他曲公学”、“合盛商行”和一间大型鸡场。经过庄世平的悉心经营，他曲公学成为抗战时期华侨子弟得以求学的“宝地”。而合盛商行，其分支机构更远及曼谷、马来西亚、新加坡、河内、海防、东兴、柳州等地，为支持国内抗日战争服务，也为一大批转移到东南亚工作的国内爱国进步人士提供了各种便利和资助。

　　1942年，日伪势力入侵老挝，庄世平又被迫先后转移到广东和广西，并在柳州另创立“德泰公司”，以商贸作为掩护，既能把在国内从事爱国运动的一大批进步人士转移到泰国等地，又能把一大批在东南亚日占区受日伪追捕的进步人士转移到西南后方，极大地保护了抗日爱国力量。随着湖南长沙失陷，柳州、桂林告急，庄世平被迫再次转移。“我们坐车走，前面是难民，后面是追兵，日本的飞机在上面扔炸弹，很多车在路上都翻了。”庄世平回忆说，“我和当时所有的中国百姓一样，流离失所，挣扎在生死边缘。”由于交通线为日军所控制，庄世平一行只能选择内线公路，由贵阳到重庆，从黔西到大定、毕节、叙永，再由泸州水路到重庆。他们的汽车在路上颠簸了三个月，沿途极为荒芜，极少人家，环境相当恶劣。

　　经过几个月的生死颠簸，庄世平终于被转移到了重庆。在当时的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庄世平向办事处的经济组长、在汕头读小学时的恩师许涤新及办事处主管统战工作的陈家康，汇报了东南亚各地华侨的抗日爱国活动情况。在了解了国内新形势和部署了进一步的工作后，他又和杨少任(后来担任了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经理)一起，与苏联驻重庆代表处签订了苏联影片在东南亚和港澳地区的总代理放映权及苏联轻工、化工、医药、食品等商品在东南亚的总经销合同。在那之后，庄世平由重庆南下越南河内，联系爱国进步人士，创办了“安达公司”，招募华侨集资入股，全面开展对苏联影片和苏联商品的代理经销业务，并迅速在河内、西贡、曼谷、新加坡、香港、上海等地设立了分公司。日本战败撤出泰国后，安达公司将业务重点放在泰国，庄世平又重返曼谷，担任分公司经理。1946年，郭沫若领导下的多个抗战演剧队和宣传队，因遭到国民党迫害，无法在国内立足，转移到香港组成了“中国歌舞剧社”，并于同年年底转移至曼谷。庄世平领导的泰国安达公司，全面负责起剧社的演出、生活费和工作安排，长达八个月之久。

　　解放战争时期，安达公司因遭受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压迫，海防、河内、曼谷等分公司相继封闭，工作人员被捕，业务基本处于停滞状态。长期奔波于曼谷和香港之间的庄世平，最终选择留在香港主持香港安达公司的业务，坚守这块最重要的革命阵地。与此同时，在中共华南分局负责人方方的领导下，庄世平参与了南方人民银行的创建工作，发行南方券，设立地下钱庄用以沟通侨汇，运输大米到海口，支持解放大军南下，并参与策动起义，接管国民党政府在港的有关机构，协助掩护进步民主人士北上等行动。

　　庄世平为了中国的抗战，新中国的成立，可谓竭心尽力。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在香港创办了港澳地区首个与新中国建立金融业务往来，也是第一家高挂五星红旗的南洋商业银行，利用香港的地缘优势，把握机遇，肩负起服务中国新政权，联系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沟通国内外经济活动，打破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经济封锁的光荣历史使命。心系家乡的庄世平，在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他引领潮汕籍海外侨胞、港澳乡贤回乡投资创业，为汕头特区的成立与建设，做出诸多不朽的贡献。原广东省委书记兼广东省经济特区管委会主任吴南生，曾经这样评价庄世平：“办特区，他是我的老师。”

　　舍身抗日救国蚁光炎

　　蚁光炎是海外侨领中，第一个为国捐躯的抗日英烈。因积极从事抗日活动，触怒了日伪政权，1939年11月21日晚，蚁光炎在曼谷耀华力路被刺杀，时年60岁。

　　蚁光炎早年因为家道艰难，17岁就毅然决定“过番”到南洋创业，历尽坎坷，但他一直奋斗不懈。白天，他在酒厂做杂工，早晚还得帮主管做家务，又苦又累，每月的工钱却只有两泰铢，一泰铢作为日常伙食生活费用，另外一泰铢托人带给远在家乡孤苦伶仃的嫂子。由于劳务繁重，每到晚上饥饿难耐时，蚁光炎才去挑担的小贩那里买碗粥充饥。当时，一文钱可以喝一碗粥，另加一根油条。为了省钱，他征求小贩，可不可以每次一文钱只喝一碗粥，不吃油条，留在下一次再喝一碗粥，小贩最终同意了，这真是“一文钱掰成两半花”。

　　蚁光炎在柬埔寨的酒厂苦干六年，仍一无所有，看不到出路。于是，他下决心离开酒厂，前往泰国曼谷，投靠堂兄蚁潮命，在“祥记”酱园当上一名杂工。因他勤劳诚信，被老板看重，遂被任命为领班。不久之后，老板还将押运货物、货物进出口报关的差事也交给他。如此，蚁光炎身兼三职，业余时间还接手其他商行的督货事务。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蚁光炎把多年来省吃俭用攒下的三百泰铢作为本钱，开始经营运输业。由于他经营有方，几年间，其公司就迅速发展起来。有了一定经济基础之后，蚁光炎开始从事商业贸易，兴办船务，创设工厂，大办火砻，事业遍及泰国、越南、柬埔寨等地。当时，恰逢泰国发展对外贸易大好时机，蚁光炎的事业如日中天，拥有上千职工，成为著名的华商，在促进泰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蚁光炎毕生热爱祖国，忠贞不渝。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加紧侵略中国，祖国处在最危急的时刻，泰国华侨掀起了抗日救亡高潮。蚁光炎把公司的全部业务交给妻子和侄儿蚁美厚管理，挺身而出，高举抗日救国旗帜，誓与祖国共命运、民族共存亡！他宣传抗日救国，发动抵制日货，发起抗日募捐，出售爱国抗日公债，倡导华人舍财救国；他组织社团、学校义演，多方筹资捐献给祖国抗日；他鼓励、支持青年华侨回国抗日，期间，共有七、八千人奔赴抗日前线，且过半牺牲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

　　抗日期间，蚁光炎不畏艰险地回国参加抗日会议，慰问前方将士，捐献汽车，并动员华人司机协助运送抗日财物和药品，竭尽所能为抗日救亡而奔走努力。为了保障抗战物资供给，他带头捐款十万元，动员侨商投资，共同开发云南边境的佛海地区，建设农垦生产基地。这个生产基地十分重要，它既是运送抗日物资的转运站，又可以生产粮食支援前线。他还就如何抗战的问题，积极向政府献计献策。1939年夏天，他提出“加强抗战，开发云南”的建议，被当时的重庆国民政府采纳。

　　1939年底，在重庆出版的《华侨先锋》一卷十六期中曾披露：蚁光炎先生对祖国抗日异常尽力。抗战开始后，他领导暹罗侨胞献纳捐款总计六百万元以上，加上推销救国公债和捐献大批抗日物资，数量更为庞大。可见蚁光炎时时刻刻心系中华民族安危，倾一己之资于抗日救亡。

　　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蚁光炎利用自己在泰国侨界的号召力，率先发动属下拒绝为日商驳运货物，带头拒卖暹罗米给日本，领导侨众开展抵制日货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日本的战时经济。同时，他还通过组织义演、舞“救国醒狮”、号召素餐过年等形式，在侨胞中筹募爱国捐款，并带头认购救国公债，为抗战筹措了大量外汇资金。为了抗日将士御寒的需要，蚁光炎曾以华侨慈善机构“报德善堂”的名义组织侨胞捐献衣物，三天之内就把泰国的布匹买光了。滇缅公路开通后，他带头捐赠卡车，发动华侨司机工人回国服务。此外，香港八路军办事处成立后，他曾通过宋庆龄、廖承志及香港华比银行的渠道，向八路军、新四军捐赠卡车、药品，并多次给予汇款支持。当时，泰国华侨青年回国参战的很多，仅奔赴延安的就有300人，约占延安华侨青年的一半，其中，许多人都是经由蚁光炎的介绍和资助才得以成行的。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都是中国人，救国人人有责”。蚁光炎不仅积极发动泰国华侨以财力、物力和人力支持祖国抗战，而且还自1939年5月起冒险回国，辗转奔波于广东、香港、重庆等地，除向国内国共两党有关方面报告侨情、捐款慰劳抗日军民、谋划救济家乡受难同胞和接洽沟通侨汇外，还号召华侨投资西南大后方，得到国内各界的重视和侨胞们的响应。

　　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泰国，由于执政的銮披文当局实行亲日政策，对抗日活动有所打压。因此，蚁光炎的抗日活动时常面临着困难和阻挠。日本侵略者、汪伪政权曾对他进行种种挑拨、利诱和威胁，要求其停止抗日活动，均遭到他的严词痛斥和断然拒绝。劝诫不成，杀心便起。面对影响力十足的蚁光炎，敌人阴谋策划了针对他的暗杀活动。

　　1939年11月21日晚，蚁光炎倒在暗杀者的枪口下，一代抗日爱国侨领就这样被日伪势力杀害了。在弥留之际，他仍用微弱的声音嘱咐家人：“我虽死，尔等免用痛心，中国必定胜利！”

　　前赴后继兴家国蚁美厚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万众欢腾。与陈嘉庚等人一起登上天安门的海外华侨中，有位年仅39岁的年轻人，他就是蚁美厚，是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侨领中最年轻的一位。

　　蚁美厚，1909年11月23日出生在澄海县南畔洲一个贫农家庭，原名蚁美扬。幼时的穷苦家境和遭受土豪恶绅欺凌的辛酸遭遇，使他十分憎恨“弱肉强食”的恶势力，逐步养成勤奋、耿直和富于正义感的品格。1922年，老实、厚道的美扬，在旅泰著名侨领蚁光炎回故乡省亲、兴办公益事业之时，经塾师介绍及族长、家长的同意，被蚁光炎收为义侄，并改名美厚。

　　1925年，年满16岁的美厚被接到曼谷。蚁光炎要求义侄从学徒、勤杂工做起，接受艰苦创业的传统教育和实际锻炼，白天扫地、倒痰盂、跑腿、抄账本和干粗活，晚上学习泰文，每月只发给他微薄的工资。叔叔蚁光炎还笑着对他说：“年青人要多吃苦、多磨炼，日后才会有出息嘛！”这时，蚁美厚才明白当初叔叔所说“掠你去暹罗做牛”的全部含义和真正用心。后来，蚁美厚慢慢学会了经商办事，并参加中泰各种社交活动。1936年，蚁光炎先生当选为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这时蚁美厚也开始成为蚁光炎的重要助手，掌管光兴利船务公司的财务，后又担任光兴利船务公司经理。

　　抗日战争爆发后，蚁美厚即参加“旅泰华侨各界抗日联合总会”，积极向华侨和侨社上层人员宣传“团结对敌、一致抗日”的救国思想，协助叔叔蚁光炎先生在侨社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并将其叔叔募得的部分捐款和抗战物资设法送到香港廖承志办事处。当时，侨社中的抗日进步力量，也是通过蚁美厚与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蚁光炎联系的。对国内来泰宣传抗日和募捐的人员，蚁美厚总是协助叔叔蚁光炎给予热情接待，并为之提供交通和食宿的方便。

　　蚁美厚由于长期在叔叔身边工作，受到浓厚的爱国主义思想熏陶，为他日后继承蚁光炎先生爱国遗志奠定了思想基础。

　　当时，在泰国出版发行的爱国报纸《暹京时报》、《新时报》只要一出现经费困难，蚁美厚就屡屡“有求必应”。同时，他还以股东之一的身份，与陈恒奎、李其雄、郑午楼、余卓桑等侨领代表人一起创办了《中国报》，旨在宣传中泰文化，促进中泰亲善，团结华侨和宣传抗日。

　　在蚁光炎遇刺后，蚁美厚先生继承其爱国遗志，一方面继续与侨社中的抗日进步力量保持密切的联系，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从经济上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另一方面，他还协助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张兰臣，做了大量促进中泰友好、团结华侨工商业者的工作。

　　在日军占领泰国期间，蚁美厚拒绝与日军合作，与地下抗日进步力量保持密切联系。为抵制日军随便征用驳船运载军事物资和粮食，泰国政府成立了“泰国驳船联合公司”，蚁美厚担任副总经理，期间，他在加强泰华经济合作和共同抵制日军方面，都发挥了作用。

　　出于策略和安全的考虑，在日军占领泰国期间，蚁美厚不再公开参加抗战初期成立的“泰国华侨各界抗日联合总会”(1944年底改为“泰国华侨各界反日大同盟”)的活动，但他仍暗中以各种方式支持泰华侨社的抗日救亡运动和泰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即“自由泰运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重建祖国，素有爱国光荣传统的泰国华侨，在“反日大同盟”的基础上，于1945年12月18日正式成立了“泰国华侨各界建国救乡联合总会”，简称“泰华建救总会”，其宗旨是救济祖国灾民，促进祖国和平、团结、民主、统一和建设独立、自由、富强、幸福的新中国，提倡中泰人民友好亲善，关心侨居地的社会福利和开展救灾工作，扩大侨社爱国大团结。蚁美厚担任“泰国建救总会”会长后，与国内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委员会”，香港何香凝、彭泽民、蔡廷锴领导的“华南救济协会”、新加坡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总会”联系与配合，共同开展“建救”工作。蚁美厚积极响应宋庆龄的号召，在侨界发动救国救乡义捐和福利基金义捐，把募捐到的大部分钱物，通过“中国福利基金委员会”和“华南救济协会”转到国内，为救济祖国难民和支援祖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为了促进祖国走向和平、团结、民主、统一，配合祖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反对法西斯独裁统治及响应要求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呼吁，蚁美厚在爱国民主思想的推动下，以“泰华建救总会”会长的身份，于1946年夏天，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泰国支部的筹组工作。

　　1949年6月初，蚁美厚肩负泰国广大爱国侨胞的委托，接受中共中央的邀请，取道香港，前往北平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对于此次“北上”参与国事，蚁美厚深知：自己将要抛弃优越的生活和庞大的家业，夫人金素娟将要挑起独自教养6个孩子、料理家务和掌管产业的重担，且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但，为了新中国的建设，他仍决定放下家庭，毅然踏上归国之路。在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之后，蚁美厚受到极大的鼓舞，感受到身为华侨代表的光荣，决心把自己的后半生献给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此后，蚁美厚南下工作，在侨务部门担任多个侨务职位，在团结海外华侨和促进中泰友好关系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动员华侨回国参加建设，为中泰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

　　汕头商铺与“红色交通线”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红军长征之前，中共中央机关与各革命根据地联络的南方交通线是由上海中共中央机关经香港，广东汕头、大埔、福建闽西汀州到中央苏区红都江西瑞金，归中共中央交通局直接领导。这条途经汕头、连接上海和中央苏区之间的秘密交通线(即上海—香港—汕头—大埔—永定—长汀—瑞金)，不仅担负着党中央从上海到苏区往来文件，运送苏区急需的物质和经费等任务，还完成了党中央机关由上海到中央苏区的重大转移，安全护送一批党中央领导和党、政、军负责同志到达中央苏区，它就是人们所称颂的“红色交通线”。这条通向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活动于国民党统治区，战斗在白色恐怖之中，却自始至终不受破坏，成为摧不垮、打不掉的地下航线，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据了解，当年为支持中央苏区的创建，沿线各地党组织和人民承担了“红色交通线”各中转站的任务，而各中转站人员更是冒着生命危险护送了周恩来、刘少奇、陈云、博古、聂荣臻、刘伯承、左权、李富春、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张闻天、王稼祥、李维汉、邓颖超、蔡畅、邓小平、杨尚昆、陆定一、王首道、瞿秋白等人与国际人士(李德)，还护送过无线电设备、技术人员及著名文艺工作者，以及苏区300万人民每年需要的价值900万元的食盐和价值600万元的布匹及其他苏区紧缺物资。近日，记者走访了汕头史学界学者、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研究员秦梓高，听他讲述这条“红色交通线”的革命故事。

　　镇邦街7号、海平路98号是中共地下秘密中转站

　　1930年10月，中共中央为了沟通与中央苏区的联系，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的反革命围剿及严密的经济封锁，决定建立一条由上海、过汕头、转大埔、入永定、到瑞金的秘密交通线。这条横越沪、港、汕三大城市，绵亘闽粤赣三省高山密林间的千里交通线，要突破敌人的重重关卡，穿越赤白交界地区的层层封锁线，闯过军警的盘查和暗探的追踪，避开反动民团的袭击，严防叛徒的出卖和破坏，这些困难可想而知。但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交通委员会领导下，克服了种种困难，始终未遭敌人破坏，出色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被誉为“红色交通线”。

　　1930年底，中央调南方局秘书长饶卫华在香港建立香港交通大站，与此同时，中央交通局副局长陈刚来汕头镇邦街7号建立中法西药房分号，作为交通局直属交通站。1931年，为防止意外作两手准务，中央交通局又派陈彭年、顾玉良、罗贵昆来汕头筹建备用交通站。陈彭年等三人接到任务后，以上海客商身份，于1931年一二月间来到汕头，并在海平路98号租到地方，选择便于为苏区筹措电器材料的行业作为掩护，开起华富电料行。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被捕叛变，汕头中法药房交通站停用，正式启用华富电料行这个秘密中转站。上海——香港——汕头——大埔——闽西——瑞金，这条秘密交通线成为中央苏区与外界联系的主要通道。汕头交通站在中央交通局直接领导下，坚持长达4年多，既为土地革命战争作出特殊的贡献，也为汕头革命斗争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通过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的干部达200多人

　　“红色交通线”的主要任务是沟通上海党中央和中央苏区的联系、护送干部进入中央苏区。国民党军数次“围剿”中央苏区这样重要的情报，就是通过这条交通线传递的。交通线另一个主要任务是向中央苏区输送物资。据不完全统计，这条交通线先后输送食盐、布匹、药品，以及电器、印刷、军械等物资有300多吨。此外，这条交通线还担负着把中央苏区在斗争中缴获的黄金(2038.26,-9.64,-0.47%)、白银、现钞交给党中央的任务。1931年吴德峰到中央苏区提款，一次就带走20万元。

　　“红色交通线”护送干部到中央苏区规模比较大的有三次。第一次是1930年冬至1931年春夏间，是时革命形势较好，为了发展扩大苏区和红军，打破国民党的“围剿”，决定抽调一批干部到中央苏区去加强领导。这时，经这条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的有100多人，其中有任弼时、刘伯承、徐特立、张爱萍、左权、项英、邓发等，还有从苏联受训和旅欧学习回国的几十人如肖劲光、伍修权等。叶剑英是1931年初由香港经汕头到中央苏区的。

　　第二次是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因顾的职务与地位，对上海党中央内部情况熟悉，他的叛变严重威胁着中央直属机关和高级干部的安全。在周恩来、陈云等同志果断机智指挥下，干部及时转移。有的疏散外地，有的撤到中央苏区，如周恩来、聂荣臻、邓小平、李富春、董必武、邓颖超等人。

　　第三次是1933年1月前后，由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难以立足，被迫迁入中央苏区。经此线进入苏区的有博古、刘少奇、陈云、李维汉、林伯渠、谢觉哉、瞿秋白和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即奥托。布劳恩)等人。

　　除这三次较大规模的护送外，还担负经常性的护送任务，从1930年到长征前，由这条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的干部约有200多人。

　　周恩来、邓颖超先后经汕头转移到中央苏区

　　在第二次大规模转移干部中，周恩来和邓颖超先后从上海经汕头安全转移到中央苏区。

　　周恩来是1931年12月由专职交通员肖桂昌护送，从上海坐船到汕头，由交通站安排在当时汕头最大的金陵旅馆住宿。刚上楼，就发现楼梯转角处挂有一张1925年“汕头各界欢迎黄埔学生军大会”的照片，内有周恩来。交通员感到不安全，陈彭年即利用其社会关系，将周恩来转移到当时镇守潮汕的国民党独立第二师师长张瑞贵秘密开设在棉安街的内部招待所。这里不但特务密侦宪兵没来骚扰，就连公安局的警察也未敢来“查夜”，是相当安全的。翌日，才坐潮汕铁路火车到潮州，再转乘船到大埔青溪交通站。然后由精悍短枪队护送，昼伏夜行，翻山越岭，绕开地方反动民团的封锁区，到达闽西永定，12月21日安全抵达瑞金。

　　邓颖超1932年5月从上海出发，同行的有项英的妹妹项德芬及其丈夫余长生，他们由专人护送来到汕头，风尘仆仆的住进金陵旅馆。邓颖超1925年随周恩来来汕，曾是汕头妇女解放协会领导，为安全起见，闽西交通站站长李沛群专程从永定来汕迎接邓颖超。汕头交通站长陈彭年，有着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他要邓颖超将头发盘成髻，装扮成城市小商人妻子的模样。李改扮成生意人，称邓颖超为表姐，是陪表姐到内地找丈夫的。陈彭年还考虑到大埔一带讲客家话，还增派一个能讲客家话的交通员相陪。在交通员带领下，直达大埔青溪，由青溪交通站派出赤卫队员护送到永定，再由闽西红军学校调来十多个学员组成的短枪护送班，把邓颖超等人直接护送到江西瑞金。 (商综)

　　华声书店的“赤色生意”

　　秦梓高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潮汕特委，坚持隐蔽斗争，将潮安县溪东区特派员王增辉，派进汕头市从事地下活动。王增辉到汕头后，找到“青抗会”的战友张旭华，租到民权路(即中马路)42—43号(现门牌96、97号)两间铺面，与张旭华合作办书店，并聘张寄新为业务员。王增辉以此作为职业掩护，秘密发行党的刊物和进步书报，为党开辟宣传阵地。经过一番筹备，华声书店终于在 1945年9月25日开张了。

　　华声书店，原名华声文化供应处，1946年改为华声书店。书店的内部负责人是王增辉(当时化名王道言)，对外经理张旭华(当时化名张唯真)。先后参加书店工作的人员有：陈向明、张寄新、张致权、林民。1946年下半年，中共潮汕特委宣传部长吴健民还派党员干部郑礼和及丁姓、吴姓二位地下党员，帮助书店秘密发行党的刊物。

　　当时，华声书店不仅销售书籍、课本、图片报刊、报纸杂志，还代售上海科学仪器社的中学物理、化学仪器，俨然是一个货品比较齐全的书店。

　　抗战胜利初期，中国社会正处于时代转折关头，进步青年迫切寻求自由解放道路，希望得到革命精神食粮。华声书店为此积极从香港、广州、上海等地，购进革命书籍和进步文艺作品，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

　　1945年11月，中共广东区委机关报《正报》在香港创刊了。翌年1月，由中共领导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报刊《华商报》也在香港复刊。

　　中共潮汕特委，为了让群众更好地了解党的主张与策略，特委副书记曾广亲自写介绍信，由汕头市工委书记池声清(池耀华)转交华声书店，要其与香港《正报》、《华商报》挂钩。1946年5月，张旭华持曾广亲笔信往香港联系。张旭华到香港后，找到《华商报》，并与《华商报》校对兼“新民主出版社”发行任务的陈志华沟通发行渠道。

　　《正报》、《华商报》以及“新民主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等著作，是国民党禁忌的报刊书籍，不能通过邮寄进入汕头，只能秘密“走私”进来。这一运送任务，就落在了陈志华的身上。陈志华为了对付国民党的检查，决定人和书报都得伪装。他通过汕头《光明日报》副刊编辑林紫的关系，物色到一套黄呢料的国民党军装和一双长统皮靴，并由林紫通过在汕头《建国日报》社工作的杨越，搞到一张化名的“驻香港特约记者”的假证明和一枚《建国日报》的证章。如此装扮，再加上一副有色眼镜，国民党军警也就放行不检查了。当时，“走私”的书报是装在一个皮箱里，上面盖有几件衣服，到汕头后，就用人力车连人带皮箱一起载到《光明日报》社，皮箱塞进林紫的床下，晚上才带到华声书店交收。就这样，香港出版的中共党刊书籍都及时地运送来汕头，从未被国民党汕头当局搜查到。

　　为了隐藏进步书刊，华声书店在汕头市内设立了几个隐藏点和转运站，分别是：五福路乙静居茶室二楼王锦芝处，民权路中华里直巷4号二楼杨志勉家，万安街33号商务印书馆宿舍张寄新住所，同平路“和泰”杂粮店王增辉胞姐家，招商后街横路(今南海横路)钟楚文住宅，还有寄放于市府海旁二巷、电报局发讯台宿舍，张致权姑丈住所，联和里海旁张致权叔父家等处。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隐藏“违禁品”是犯法的，当年，华声书店的这几个隐藏点和转运站，为革命承担了很大的风险。后来，当华声书店被查封时，国民党反动派在书店中抄不出一本可以作为藉口的政治书刊，与这些隐藏点、转运站革命同情者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当年，华声书店在发行途径上，是采取公开合法与地下秘密发售相结合的办法，即书店门市公开对外销售的是一般教科书和普通书籍，中共发行的杂志刊物，及党内主要领导人的论著和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都是秘密发售的。华声书店在运送外地书报时，都有发行网和专人负责，而其它各县，也都有可靠人士专门负责与华声书店联系发行工作。

　　华声书店的业务范围很广，不仅潮汕地区各县有业务往来，就连梅县地区也有运销业务。当年，在华声书店购书的读者中，有不少是地下党员和革命青年，一些社会上层人士，也常向书店购书。而汕头一些中学的进步师生组织读书会、文学研究会，更是利用从华声书店购买到的书籍来传播真理，宣传革命思想。不少读者因经常阅读革命书刊，思想受到启发、教育，毅然投身于革命行列，有的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或青年团。

　　汕头华声书店不仅是销售进步书刊的发行站，而且是革命活动点、党组织的秘密掩藏处。1945年12月，中共汕头市工委为了教育宣传群众，决定公开出版《综合》半月刊杂志，且由华声书店出面向当时的汕头市政府申请登记。《综合》半月刊内容，主要是刊载宣传人民民主，建立新民主新中国等文章，还登载过人民反内战、要求民主的呼声。后来，因受国民党的注意，经费困难，《综合》半月刊杂志只出版三期就停刊了。

　　1946年2月，由于工作需要，潮汕特委决定调陈焕新到澄饶丰县委工作，另调池声清(化名徐人)来汕头接任市工委书记。组织上安排池声清与王增辉住在一起。池声清在华声书店居住长达两个月之久，并以华声书店为掩蔽，秘密开展工作。

　　1946年6月，中共潮安县工委主办出版的《路报》，也是由地下党通过李贻训带到汕头华声书店出售。汕头民盟刊物《学习》，也是通过方志星送到汕头华声书店出售的。实际上，当时的华声书店已成为一个地下工作点。

　　1946年6月，全国内战再次爆发。蒋介石为了配合新内战，推行其独裁专制统治，实行文化大围剿。而华声书店自销售进步书籍以来，就引起敌人的注意，常有一些国民党宪兵队、警察局便衣、中美合作所汕头站特务，假装来书店看书，进行暗中侦查，而且，还时不时有警察分局人员来店突击检查户口，登记收音机。

　　1947年1月，由于叛徒颜经墨(即邢经木)告密，中共汕头市工委受到破坏，市工委书记池声清及党员吴彦等六人被捕。池声清被捕后，因考虑到他曾在华声书店居住过，并且被捕当天还骑了华声书店的单车，且被扣留在宪兵队部，因此，王增辉、张旭华离开书店，到中华里和乾泰厝内亲戚家暂避。期间，由邓清意(张旭华之母亲)将革命书刊订户名单秘密带到张寄新家中，并把藏在张寄新家里的进步书报，一并连夜烧毁，保证了这些读者的安全。党组织为了同志的安全，同年2月，决定让王增辉离开汕头，调往惠来工作(8月又调到潮安任职)。

　　华声书店自王增辉离开后，接着陈志华也离开香港，调到泰国(在新地文化公司工作)。至此，供应潮汕的党内书报无人专送。自1947年下半年后，因各种进步书刊来源渠道受阻，加上周围环境进一步恶化，华声书店决定收缩销售进步书刊。

　　1948年3月10日，国民党广东省第五清剿区司令部安(潮安)澄(澄海)饶(饶平)澳(南澳)分区(又称东区)指挥所，派出军警包围澄海苏南区寺后乡维新学校，捕去卢翼波等几名教职员。卢翼波(又名卢延才)原是“青抗会”会员，与王增辉认识，曾来华声书店找王增辉买过书。1947年重新加入中共组织后，王增辉与卢翼波联系过。卢翼波被捕后经不起考验，供出王以(倚)光(王增辉化名)，是其上级领导人(当时王为中共潮安县特派员)，还供出王增辉曾在华声书店任事，汕头华声书店和澄海店市青年书店是地下联络点等情况。敌人如获至宝，于3月23日，押着卢翼波来汕指认，企图逮捕王增辉。而国民党汕头市警察局也根据叛徒卢翼波(解放后卢又钻进革命队伍，后被发觉，判刑劳改)所提供的线索，即派人查抄华声书店。3月25日晚11时左右，国民党汕头市警察局大队人马，包围了华声书店。这时，店里工作人员林民和张致权还未上床入睡，便被扣上手铐。当敌人从户口簿上看到户主张寄新名字时，便追问其往何处。张致权被威迫无奈，说出张寄新两年前离店，现住仁和街德仁里三号二楼，结果张寄新也遭抓捕。这股敌兵，从当晚12时搜查到午夜2时许，带走了林民、张致权、张寄新。由于王增辉已于一年前离店，张旭华也于两天前往香港，故当日未落敌手。翌日下午，汕头警察局又派人把陈向明捕走，并将华声书店查封，住店家属被迫扫地出门。与此同时，澄海隆都店市青年书店也被东区指挥所查封，并捕去许欣松(后牺牲)、陈有志、陈贤辅、陈义贤等人。

　　就在华声书店被查封后约一个月，王增辉在潮安护堤公路阁州(乌树)车站被敌逮捕，押至第五“清剿”区东区指挥所，受尽酷刑，坚贞不屈，于同年4月18日，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于一个炭坑里。

　　华声书店被查封，陈向明等4人被捕入狱，后因敌人没有获得足够证据，抓不到什么把柄，在各种关系疏通下，先后获释。

　　华声书店这些被捕人员获释后，都先后投身革命行列，参加革命工作。解放后，林民为南澳县商业局副局长，张致权为汕头市劳动局科长，张寄新为新华书店工作人员，陈向明为人民教师。这些当年“隐蔽战线”的英雄们，在不同的岗位上，继续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