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老鸹窝移民史

池氏义工

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老鸹窝移民史

水有源，树有根，人有血脉宗亲。那么，你来自何方呢？——可曾听祖辈们念叨过：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数百年来这些民谣在我国广大地区祖辈相传，妇幼皆知。古大槐树处位于洪洞县城，是闻名全国的明代迁民遗址，海内外数以亿计的古槐后裔寻根祭祖的圣地。几个世纪以来,古大槐树被当作“家”,被称作“祖”,被看作“根”,成为亿万人心目中的故乡。

一、   古槐移民传说

据《洪洞县志》和《明史》记载：元朝末年，元政府连年对外用兵，对内实行民族压迫，加之黄淮流域水灾不断，饥荒频增，终于激起连绵十余年的红巾军起义。元政府予以残暴的镇压，争域夺地的殊死之战时有发生，两淮、山东、河北、河南百姓十亡七八。元末兵燹的创伤未及医治，明初"靖难之役"又接踵而至。冀、鲁、豫、皖诸地深受其害，几成无人之地。在中原战乱时，蒙古地主武装察罕贴木儿父子统治的“表里山河”——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相对显得安定，风调雨顺，连年丰收，四境安谧。较之于相邻诸省，山西经济繁荣，人丁兴旺。再者，外省也有大量难民流入山西，致使山西成了人口稠密的地区。洪洞等地土沃水足，人烟尤为稠密。明朝为了巩固新政权和发展经济，便大量从山西往外地迁民，凡“丁多田少”及“有丁无田”之家，都在迁移之列。从洪武初年至永乐十五年，五十余年期间组织了十八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

晋南是山西人口稠密之处，而洪洞又是当时晋南最大、人口最多的县。据记载，明朝时在洪洞城北二华里的贾村西侧有一座广济寺，为唐贞二年所建。寺院宏大，殿宇巍峨，僧众很多，香客不绝。寺旁有一棵“树身数围，前遮数亩，荫藏数目”的汉槐，车马大道从树荫下通过。汾河滩上的老鸹在树上构窝筑巢，星罗棋布，甚为壮观。明朝政权在广济寺设局驻员集中办理移民，发放“凭照川资”。大槐树下就成了移民荟萃之地。明洪武至永乐十五年间，屡移山西民于京、冀、鲁、豫、皖、苏、鄂、秦、陇等十余省市。六百多年来移民子孙繁衍遍布全国以及海内外。

据说，每次迁民，不管家在何处，都以洪洞为集中地。官家在广济寺旁设机构，进行登记，而后才往各地迁送。常言说：“穷家难舍，故土难离”。正因为这样，老百姓临离开洪洞时人人痛苦、个个流泪，他们拖儿带女、扶老携幼，肩挑箩筐、手拄破棍、抑天长号，其状极为悲切。晚秋时节，槐叶凋落，老鸹窝显得十分醒目。移民们临行、凝眸高耸的古槐，栖息在树杈间的老鸹不断地发出声声哀鸣，令别离故土的移民潸然泪下，频频回首，不忍离去，最后只能看见大槐树上的老鸹窝。每个人都是三步一回头，五步一转身。望啊望，望不够家乡的广济寺，望不够广济寺旁边的大槐树。当走到很远很远的时候，人们最后一瞥，只能望见耸立云端的槐树和树梢上的老鸹窝。大槐树苍老挺拔，枝繁叶茂，翠绿色的枝叶上下摇动，就好像是为离别故土的人们送行。于是，大槐树和老鸹窝就成为移民惜别家乡的标志，这株古槐的形象便牢牢地刻在了所有移民的心中：古槐——我的故乡，从此融为一体。以后，父传子、子传孙，“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便成了流传的歌谣。

　　明初从山西洪洞等地迁出的移民主要分布在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安徽、江苏、湖北等地，少部分迁往陕西、甘肃、宁夏地区。从山西迁往上述各地的移民，后又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及东北诸省。如此长时间大范围有组织的大规模迁徙，在我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而将一方之民散移各地，仅此一例而已。明政府推行移民垦荒振兴农业的政策，虽然其目的是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但客观上缓和了社会矛盾，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边防巩固，社会安定。


　　民国初，洪洞村民景大启集资修建了碑亭、茶室等。碑亭建在原来的古大槐树处，亭虽不大，但雕梁画栋，飞檐斗拱，精巧玲珑。亭中竖立青石碑一座，刻有“古大槐树处”五个隶体大字。碑亭背面，刻有碑文，简述移民事略。亭前靠西一侧，建有茶室三间，以备寻根游人歇憩品茗，茶室楣匾题字为“饮水思源”。碑南20余米处建有牌坊一座，横额雕刻着“誉延嘉树”，另一面刻有“荫庇群生”。祭祖小屋里贴着一张“古槐后裔姓氏表”，该表上共有 450姓，大大超过了百家姓。他们都是 600年前移民到全国各地的，经过搜集整理，公诸于墙，以便寻根查询。近年来，大陆民众竞修家谱族谱族谱李氏族谱家谱家谱家谱族谱家谱家谱李氏族谱族谱家谱李氏家谱家谱家谱家谱家谱，海外同胞寻根祭祖，纷纷查询自己同大槐树的血缘关系。在这里还流传着一些有关迁徙的故事：

——当时的迁民是强迫性的。明政府广帖告示，欺骗百姓说 ：“不愿迁移者，到大槐树下集合，须在三天内赶到。愿迁移者，可在家等待。”人们听到这个消息后纷纷赶往古槐树下，晋北人来了，晋南、晋东南人也来了。第三天，古大槐树四周集中了十几万人，他们拖家口，熙熙攘攘，暗中祷告上苍祈求保佑他们平安无事。突然，一大队官兵包围了大槐树下手无寸铁的百姓，数员将簇拥着一个官员，那官员大声宣布道：“大明皇帝敕命，凡来大槐树之下者，一律迁走。” 这道命令好似晴天霹雳，人们都惊呆了，但不久就醒悟过来：他们受骗了！人们有哭的、有叫的、有破口大骂的、 有呼儿唤女的、有哭爹叫娘的，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接着官兵强迫人们登记发给凭照，每登记一个，就让被迁的人脱掉鞋，用刀子在每只脚小趾上砍一刀作为记号，以防逃跑，人们的哭喊声惊天动地。至今凡大槐树移民后裔的小趾甲都是复形（两瓣）。“谁是古槐迁来人，脱履小趾验甲形。”你若有兴趣，不妨自我查看。河南、山东、河北、陕西、皖北、苏北、甘肃普遍传说，凡是从洪洞迁来之民，脚小趾甲中有一裂缝，好像是两个指甲，不是古槐迁者，均无此特征，时至今日仍为复形指甲。

——据先辈传，当时凡同族近亲是在洪洞大槐树下分路而迁。牛氏兄弟在分迁时砸破一口大锅，每人拿一块碎铁为纪念，人称“打锅牛”。河北、河南等地也有打锅牛的传说。

——人们出于对大槐树的留恋，临行前都想最后拥抱一次。有一户十一兄弟手拉手难以合围，最后由大嫂加入后才得以实现。因此，可以想象大槐树有多么粗大。

——在山东、陕西及河南的一部分县中，还传说由于是被绑押解迁出的，因而至今人民走路仍有背手习惯。当时，为防止移民逃跑，官兵把他们反绑起来，然后用一根长绳联结起来，押解着移民上路。人们一步一回头，大人们看着大槐树告诉小孩：“这里就是我们的老家，这就是我们的故乡。”至今移民后裔不论家住在何方何地，都说古大槐树处是自己的故乡。由于移民的手臂长时间捆着，胳膊逐渐麻木，不久也就习惯了，以后移民大多喜欢背着手走路，其后裔也沿袭了这种习惯。

——在押解过程中，由于长途跋涉，常有人要小便只好向官兵报告：“老爷，请解手，我要小便。”次数多了，这种口头的请求也趋于简单化，只要说声“老爷，我解手”，就都明白是要小便。此后“解手”便成了小便的代名词。

———移民在离开大槐树时恋恋不舍，到达新的定居地点后，一片荒野，只好用自己辛勤的双手建屋造房，开荒种地，不论干什么，都会联想起故乡的山山水水。为了寄托对故乡的苦恋，大多在自己新居的院子里，大门口栽种槐树，以表对故乡的留恋和怀念之情。有些移民到迁徙地后，以原籍命名村名。如北京郊区有赵城营、红铜（洪洞）营、蒲州营、长子营等，表明这些居民是当年从赵城、洪洞等地迁去的。河南确山县有槐树庙村、大槐树村、槐树庄村。古槐移民更是在家庙祠堂的楹额上铭记了纪念的文字，以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山东菏泽固堆袁家祠堂墙碑曾刻有洪武二年袁公正题望槐思乡诗：“昔日从戎驱鞑虏，今朝屯田太行东。洪洞分支老门第，曹州安居旧家风。古岗植槐三五株，铭记晋中父老情。卧雪传说流千古，后昆霞蔚赛劲松。”河南焦作刘氏祠堂匾额书：“派衍洪洞。”河南偃师牛氏家庙大厅的楹联写着：“十八祖平阳世泽，五百年毫西名门。”河南武陟小东乡大淘村孙氏牌位对联：“祖洪洞支迁沁左，籍山西裔延河南。”有些移民的名字更表现了留恋家乡的意思，河南偃师县寇店乡韩寨村《赵氏宗谱》载：赵氏始祖兄弟四人，名“经、营、槐、显”“念新造之艰窘，伯与仲故讳经，而讳营。恐故乡之遗忘，叔与季则讳槐，而讳显”。这里“显”显然是“乡”的意思。移民们迁往各地，有一姓分为几个姓者，并且时常保持来往，至今仍有“回、翟、常，一个娘”；“魏、梁、陈、一家人”；“崇、刘、顾，是一户”；“山东无二郭”等说法。

——誉延嘉树，荫庇群生。大槐树处有一牌坊，建于1914年。牌坊四脚三腿，飞檐斗拱，浮雕彩绘，匾额诗风，古色古香，甚是典雅。横额雕刻“誉延嘉树”，背面是“荫庇群生”。这八个字既是对古大槐树的赞誉，也是对迁民先祖的纪念，其中还有一段故事：明末李自成义军有一路经洪洞杀向北京。在洪洞休息后，首领们连下拔营起寨的命令，兵马岿然不动。原来士兵们成群结队，拈香荷表，到大槐树下烧香焚纸，叩头参拜，祭奠先祖。义军多为河南、陕西人，他们是古槐后裔，来到祖先发祥之地，互相转告，参拜古槐，寄托思乡之情。首领们之情后，干脆置办丰盛的供品，列队前往古槐祭祖。在洪洞境内，义军经过之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视百姓为乡亲，连军粮马草也不在洪洞征收。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命山西巡抚张锡銮率卢永祥第三镇兵进攻山西革命军，所到之处肆意抢掠，杀戮人民，赵城受害最甚。赵城名士张瑞机对当时的残暴写道：无论贫富贵贱，一律枪决，不余一家，不遗一人，冰雹猛雨，无此遍及。仓无剩米，笥无遗缣。沿门抄没搜奇珍，破扉掘地穿壶粤。弹丸飞雨沾血腥，马尘所至遭凌暴。北掠霍州南平阳，陶唐遗区断炊烟。淫杀焚掠，所过成墟。淫掠焚杀，惨无人理。三日饱载南去，车400辆，驼300头，马数千匹。负包担囊，相属于道。卢军过后，赵城一片狼藉，城无街市，邻无炊烟，鸡犬无声，家无门户，箱无遗缕，盘盖无完缶，书画无整幅，墙壁倾圮，挖地三尺。无贫无富，无商无民，尸体遍道。整个赵城，灰烬惨然。环城五里，男携妇，母抱儿，夜行逃难，踏雪逾沟，山风刺骨，冻馁困乏，相抱而泣，仰首苍天，不成一语。事后，赵城人民铸卢永祥铁像，高四尺，宽二尺八寸，两手各持元宝，跪伏于城南门外，人见吐之，以解愤恨。卢军到了洪洞，下令放假半天抢劫。士兵大都是冀鲁豫人，来到古大槐树处，纷纷下马膜拜，互相传言：“回到大槐树老家了。”不但没抢掠，而且将财物供施于大槐树下。卢永祥也是山东人，见此情景，下令放假一天，朝拜古槐，并到四方认亲。大槐树“御灾抗患”之功为人们所称道。故土如同胎记，深嵌在国人的肌肤上。不管光阴之波多么强劲，总也不能将故乡从游子记忆的深土中拔出。古槐移民已逾六百载，当初的移民及其后代，早已有了他们的许多故乡。虽然移民的哭声早已烟消云散，眼泪也早已化作新的悲欢，但古槐移民历史记忆的磷光，仍穿越悠邈的时空，在辽阔的宇宙中忽明忽灭地闪烁。

　　悠悠 600多年过去了，汉代古槐已不复存在，消失在历史的风尘之中，而同根孳生其旁的第三代槐树，则枝叶繁茂，充满活力。在祖国的大地上，遍布着古大槐树处迁民之后裔。槐乡的后裔已遍布全国20多个省， 400多个县，有的还远在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广大劳动人民从古槐迁走后，经过几代、十几代，大都不知道被迁前是何村何地，但都知道“大槐树处是我们的故乡”，这一点至今谁也没能忘却。解放后，这里游人不断，他们千里迢迢，寻根认祖，有的来自南海之滨，有的来自长城脚下，还有来自异国他乡的海外侨胞。这些炎黄子孙，也像古槐一样，一代又一代，繁衍在黄河两岸，大江南北，地球东西，世界各地。他们牢记父辈昔日背井离乡，飘流四方之苦，继承祖业，艰苦奋斗。在国内的，正在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四化”宏图，进行新的“垦荒拓芜”；在海外的，不忘祖国，不忘根本，尽力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做出贡献。


遥想当年祖辈们扶老携幼，被逼离乡背井，在频频回首遥望大槐树和老鸹窝时，洒下了多少伤心泪。愿大槐树与海内外同胞永远根连根，心连心。

二、   官方移民史

官方移民和自然移民两种形式。自然移民乃是百姓为逃避天灾战祸或其他原因而致的自发迁徒。官方移民乃为历代政府基于军事、政治、经济诸原因进行的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移民。历史上曾有过三次大规模的自然移民：一次是两晋南北朝时三百余年战乱，中原地区的人民大量逃往江淮一带；一次是安史之乱至五代十国时期，中原百姓大量逃亡江南。一次是北宋灭亡以后中原沦陷，士大夫及广大百姓随宋朝宗室纷纷南逃。就我国历代官方移民的历史来看，明朝政府推行的移民垦荒以及军屯、民屯、商屯之制，其高潮历经三朝历时50年，在我国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特别在山西洪洞古槐树处的移民，无论从时间、地域范围、组织规模上讲，无疑是移民史上的顶峰，是中国历史上第四次也是最大的一次移民。古大槐树处移民居之冠，古大槐树处移民后裔遍神州。

    （一）移民的原因

明初官方移民的背景和原因，要从元末年间的历史谈起。元朝在中国的统治只有89年（1279-1368），虽然盛极一时，但“只识弯弓射大雕”。到了元代末年，由于蒙古贵族及封建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水旱蝗疫不断，使河南、山东、河北、皖北等中原地区“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明太祖实录》卷29)，民不聊生，只有揭竿而起，反抗元帝国的残暴统治。仅至正元年( 1341)，山东、河北、湖广等地就发生了百余次人民反元起义。以后人民起义更加频繁，力量也越来越大。至正8年方国珍在台州起义；至正11年刘福通在颖州起义（号称红巾军），徐寿辉在蕲州起义；至正12年郭子兴、朱元璋在濠州起义，次年张士诚也在江苏泰州起义。特别是刘福通的红巾军与元军决战于两淮、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得到广大农民的纷纷响应。元军出其精兵锐将与农民军决战，攻城掠地，掳掠杀人，干尽了残暴之事。至正12年9月元丞相“脱脱破徐州，遂屠其城”(《元史脱脱传》)；至正17年元军察罕帖木儿部与农民军战，“两战皆败之，斩首万余级”(《元史 察罕帖木儿传》)；至正18年11月，元军“刘起租守顺德，粮绝劫民财、掠牛马、民强壮者令充军，弱者杀而食之”(《元史顺帝本纪》)，后来元军正规军精兵使尽，无力把农民起义军镇压下去，一些地主武装为了维护本身利益也配合元军与农民作战。山西的王保保(扩廓帖木儿)父子、陕西的李思齐，也出兵豫、陕、鲁和两淮，终于把红巾军镇压下去。在这些战斗中 ，元军和地主武装对农民军所据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元史.顺帝本纪》)，使豫、鲁、苏北、皖北之民十亡七八，名城扬州城中当时被杀的仅余有十八家(《明在祖实录》卷五)。温县牛洼村《牛氏》也载：“兵戮河南，赤地千里”，已到了“春泥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的境地。后来朱元璋出兵江淮，派徐达、常遇春北伐，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京都，元帝出亡漠北，这样元末长达16年的兵乱才算结束。

   元朝末年除兵乱之外，水、旱、蝗、疫也接连不断。黄、淮河又多次决口，使中原之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据《元史》载，仅元朝末年的雨旱灾，山东19次、河南17次、河北15次、两淮地区8次” (《元史.五行志》)，造成“漂没民庐、死者众”(《元史.顺帝本纪》，“禾不入地、人相食”。至正元年到26年，几乎每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至正元年，汴梁、钧州大水...2年4月，睢州仪封县大水害稼。6月癸丑夜，济南山水暴涨，冲东西二关，流小清河，黑山、天麻、石固等寨及卧龙山水通流入大清河，漂没上下居民千余家，溺死者无算。3年2月，巩昌宁远、伏羌、成纪3县，山崩水涌，溺死者无算。 5月黄河决白茅口。7月，汴梁中牟、扶沟、尉氏、洧川4县，郑州荥阳汜水、河阴3县大水。4年5月，霸州大水。6月，河南巩县大雨，伊、洛水溢，漂民居数百家。济宁路兖州、 汴梁、鄢陵、通许、陈留、临颖等县大水害稼，人相食。7月，滦河水溢出平地丈余，永平路禾稼庐舍漂没甚众。东平路东阿、阳谷、汶上、平阴四县，衙州西安县大水……5年7月，河决济阴，漂官民亭舍殆尽。10月，黄河泛滥。7年5月黄州大水……8年正月辛亥，河决，陷济宁路。6月已丑，中兴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平地深丈有5尺余，漂没60余里，死者500人。是月，胶州大水。7月，高密县大水。在《元史》中这类记载比比皆是。特别是河南地区几乎年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中书省户部曾上言："连年水旱，田禾不收” (《元史.顺帝本纪》)。当时的一位治河大臣也说：中原地区“连年饥馑，民不聊生” (《元史纪事本末》卷2)。


    元末中原地区不但水患严重，大蝗灾也频频而至。从至正元年到25年，大蝗灾计有十八九次(《元史.五行志》)。元时的大名路，至正12年6月“开、滑、浚三州元城11县，水旱虫蝗，饥民716980口”(《元史.顺帝本纪》)。中原地区从元统3年到至元末年，大饥荒就达15次。至正17年河南大饥；18年“京师大饥，彰德亦如之”。至正19年冀、鲁、豫大饥，通州民间五杀其子而食之。保定路孽生盈道，军士掠孱弱以食。山东、河南之孟津、新安、渑池出现“民食蝗，人相食”的惨状。同时， 危害极大的瘟疫又多次流行于河南、山东、河北、陕西以及南方诸省。


    以上种种，兵乱水旱蝗变疫相辅而至，百姓非亡即逃，使中原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元政府只好把一些路降为州，如“降徐州路为武安州”(《元史.顺帝本纪》)。曾任陕西省行政长官的张养浩在《流民歌》中写道：“哀哉流民！为鬼非鬼，为人非人。哀哉流民！男无衣衫，女无完裙。哀哉流民！剥树食其皮，掘草得其根。哀哉流民！昼夜绝烟火，夜宿依星辰。哀哉流民！朝不敢保夕，暮不敢保晨。哀哉流民！死者已满路，生者与鬼邻。哀哉流民！一女易斗粟，一儿换数文。”这是对劳动人民血泪的描述。明朝建立后，各地官吏纷纷向明政府告具各地荒凉情形，中原地区处处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芜”(《明太祖实录》卷148)，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明太祖实录》卷176)，“多是无人之地”，累年租税不入”(《明太祖实录》卷21)。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直接威胁明王朝统治。就连朱元璋也深知：“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明太祖实录》卷25)，于是采纳了郑州知府苏琦(《明太祖实录》卷50)、户部郎中刘九皋(《明史.食贷志》)、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奏议，为维护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决定了移民屯田的战路决策，一场大规模的历经50余年的移民高潮开始。


    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大量移民，农业生产刚刚有所恢复，又发生了“靖难之役”。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建文帝继位。为了巩固中央集权，采取了“削藩”措施，燕王朱棣以入京诛奸为名，从北京进取南京，所过河北、河南、山东、皖北、淮北等地，与政府军反复拉锯作战，进行了四年的战争，这就是中原地区盛传的所谓“燕王扫碑”。当时一部分地区的老百姓也自行组织武装拒抗燕王军队，这反映了人民要求安居乐业，恢复生产的愿望。


     根据《明史》记载，燕军在战争中，抢掠屠杀甚为严重，如“燕军掠真定，顺德、广平、大名”(《明史.恭闵帝本纪》)。在真定“斩首三万级”，白沟河仗，燕王“乘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人”(《明史.成祖本纪》)。中原地区的老百姓自动帮助政府军抗击燕军。朱棣胜利后，对忠于建文帝的军队和百姓杀无遣漏。河北、山东等一些中记载，燕兵所至，村城成墟；当燕王打到冀、豫交界处时，遭到地方武装“十八村联谊会”的抵抗。燕王无奈转路攻取南京，后燕王把这一带人杀的只留狐、刘两家。山东临清县寨村光绪40年写的《》记载，燕王靖难兵起，在建文时南北构兵：南兵大军追袭，则南兵自南而北；北兵胜大军犯阙则自北而南。想尔时，或杀、或刮、或逃，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


    四年的“靖难之役”中，民非杀即逃，进一步加剧了中原地区的荒凉局面。由于人粮剧减，也不得不进一步把许多州、府降格，名城开封由上府降为了下府。洪武10年河南等布政司所属州县“户粮多不及数”，“凡州改县者12，县并者60”(《明太祖实录》)。到了洪武17年，全国各地仍把不足3000户的30余州降为县(《明太祖实录》卷164)。为此，又有永乐迁民之举。


（二）移民的历史记载


当元末中原地区荒疫兵乱之时，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山西大部地区没有发生大的水旱虫灾，风调雨连丰收。同邻省相比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元人钟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说：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这虽然是封建文人溢美之词，但也说明晋垌带比较安定。再加邻省难民流入山西，使山西南部人口更是稠密。洪武14年，河南人口是1891000人；河北人口是1893000人；而山西人口却达4030450人，等于河北、河南人口的总和(《明太祖实录》卷140)。因此，山西是移民的迁出地。从洪武初年至永乐15年，约有50年的移民历史。被迁之民以晋南、晋东南为多，晋中只有少数几县。明初山西为5府、3直隶州、16散州、79县。《明实录》、《明史》记载的迁民主要有汾州(辖7县)、辽州(辖2县)、沁州(辖2县)、泽州(辖4县)、潞安府(辖8县)、平阳府(辖28县)。这些地区共有51县，而平阳府就辖28县，迁民最多。


    明朝政府移民原则是把农民从窄乡移到宽乡，从人多田少的地方移到人少地广的地方。洪武3年曾有定制：对北方郡县荒芜田地，召乡民无田者垦辟，每户给15亩，又给2亩地种蔬菜，有余力者不限顷亩。同时规定，皆免3年租税，鼓励农民积极发展农业生产。《洪洞县志》记载：“明洪武、永乐间，屡移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保安等处，树下为荟萃之所”，并在“广济寺设局驻员，发给凭照川资”。《明实录》、《明史》、《续文献通考》等书都有明初移民的记载，明洪武年间先后迁民10次，永乐年间迁民8次，共计18次。洪武6年，徙山西真定民屯风阳；洪武7年11月，迁山西及趄定民无产业者于风阳屯田，遣人赍冬衣给之； 20年8月，徙泽、潞民无业者垦河南、北田、赐钞备家具，复3年；9月，山西沁州民张从整等116户告愿应募屯田，户部以闻，命赏从整等钞锭，送后都督佥徐礼分田给之；洪武21年5月，山西民为军者二万千余户，悉还为民；8月，徙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等闲旷之地； 22年9月，后军都督朱荣奏，山西贫民徙居大名，广平、东昌三府者，凡给田26072顷；洪武25年8月，冯胜、傅友德帅开国公常升等分行山西，籍民为军。屯田于大同、东胜，立16卫；10月，后军都督府佥事李恪、徐礼还京，先是命恪等往谕山西改过居彰德者听。至是还服，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等七府徙居者凡598户；洪武28年正月，山西马步官军26000人往塞北筑城屯田；洪武30年9月，户部遗官核实太原、平阳二府，泽、潞 、辽、汾、沁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各府州县；洪武35年9月，徙山西民无田者实北平，赐之钞，复五年；永乐元年8月，定罪囚于北京为民种田例。其余有罪俱免，免杖编成里甲，并妻、子发北京、永平等府州县为民种田。礼部议奏：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布政司就本布政司编成里甲......上悉从之；永乐2年9月，徙山西民万户实北平；永乐3年9月，徙山西民万户实北平。

除我国一些历史文献的记载外，民间移民记载更为丰富，晋、冀、鲁、豫、苏、皖、陕、甘等地大量的民间谱牒与墓碑、祠堂碑文也都有在洪洞县大槐树处移民的记载，这些资料说明，明洪武、永乐年间的移民，是我国历史上有组织、有计划的一项重大决策。

（三）移民山东情况      
               
山东，元时属中书省，明置山东布政使司，辖6府、15州、89县。元末明初，山东地区人口同山西不相上下，但可耕土地面积比山西大得多。由于黄河泛滥，灾疫盛行，再加上“靖难之役”，南北构兵，“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造成人烟稀少,也是移民迁入的重点省之一。山东移民以明时的东昌府、济南府、兖州府、莱州府、青州府最多。现移民于山东有据可查者达80余县。定陶一千王村的《王氏序》载：我王氏自明洪武25年由山西洪洞县迁居于此，始祖讳良，带来随手兵器一件，庄名“一枪王”，后人共称“一千王”。定陶《张氏》载：“我始祖讳四老字开墓，原籍山西平阳府洪洞县人，奉诏迁徙山东，籍隶定陶，居城26里堂林坡村，即今之陈集奄东南东张庄是也。定陶现有村庄1050个。其中有396个村庄居民祖先是明朝由洪洞县迁移而来，另有18个村是元、清时期由洪洞县迁来。


    其它许多县也有类似的记载。聊城县《段氏》载：“大明天启年，自山西洪洞县北关迁山东东昌府城北18里，自立小段庄”。沂南《傅氏墓碑》写道“始祖居山西省洪洞县喜鹊窝，于万历年间迁此处”。1956年在济宁发现一座坟墓，棺木未朽，尸衣未腐，被上纸写道：“明朝郭轩，嘉靖十五年，从山西洪洞县迁来济州南关外住。终年五十六岁。”沾化县《王氏》载：“我王氏当宋、元之际，世居山西省平阳府洪洞县，古晋人也。迄明初洪武2年，吾祖由洪洞县迁籍济南府历城县东关，北临柳符头，两地虽遥，先人之庐宛在也。现另有族人移居滨州“刀子王家”。《滕县志》载，1983年，全县有1223个自然村，其中战国前的34个，汉代18个，隋代4个，唐代27个，宋代45个，元代45个，明代687个，清代365个，民国10个，建国后26个，无考4个。滕县《马氏》载：“始祖三世太、清、壮，原籍山西省洪洞县，明洪武2年迁山东滕县，住城西石井村，因子孙繁衍曰马家村。枣庄薛城记载洪洞迁民的有：南石的田家，高楼的高家，西石沟的陈家，石沟营和袁庄的袁家，陶庄石庙的石家，张范汤庄的汤家，兴仁东西谷山的张家、杨家等。临清县肖寨村《序》载：“尔近溯之原籍，山西洪洞县。明初定鼎之后，东省户口零落。逐移于清邑居焉”。康熙40年写的《李氏始祖碑文》载：“自元末运数当劫，民遭奇患，山左居民几无孑遗，暨明太祖建国，分民诏下，移民迁众，我始祖自山西太原洪洞迁此清邑，披荆斩棘，蒙霜露而居焉。当是时，垦田构室，几费艰辛，而不惮烦者，贻劂后也”。临清《张氏序》载：“张氏系出于山西之洪洞……自有明奉敕迁徙清源遂族而家焉”。商河县《王氏祖碑》载：“祖辈是明朝洪武年间迁来，历经千难万险，由山西省洪洞虾蟆湾来此居住，望孝子贤孙世代相传牢记故乡”。汶上县《杨氏墓碑》载：“杨氏迁汶已十余世矣，溯其始世居山西洪洞”。清平县《周氏》载：“周氏，清邑(清平)望族也……于洪武年间，由山西平阳府洪洞县，迁居清邑城西北，距城45里欲一里八甲居周庄”。曹县乾隆7年立《追远碑.大清河南开封府祥符县历来迁居追远序》载：“溯其渊源，考其履历，其迁也，奉永乐诏起自洪洞，迁于大梁。……弘治三年……有祖讳希颜复迁于鲁河东岸”。潍坊市《》载：“李氏先祖李唐、李树兄弟二个，明永乐年间由山西洪洞迁民到山东潍县，在一边定居，起名李家寨。”此外，肥城县《朱氏》、商河界《王氏》、阳谷县《姜氏墓碑》、滕县《徐氏》、惠民县《咿氏》都记载其先祖是洪武年间从洪洞迁鲁的。嘉祥县张氏、兖州张氏、禹城刘氏、菏泽袁氏，先祖都是永乐年间由洪洞迁去的。无棣县水湾乡牛氏始祖是明永乐二年奉旨迁入海奉(无棣)的。据先辈传，是在洪洞大槐树下分路而迁，迁时砸破一口大锅，每人拿一块碎铁为纪念，人称“打锅牛”。河北、河南等地也有打锅牛的传说。


     从资料来看，山东移民以洪武朝为多、永乐朝次之，也有个别为其他朝迁徙者。从家谱、碑文中的记载看，大多记载为从洪洞迁出，也有个别从它县迁出。据嘉祥县地名办公室调查，全县70％的自然村均为明朝洪武、永乐年间由山西洪洞迁来定居的。据山东省莒县地名办公室初步调查，洪洞明初迁民于莒县的只有一户不是洪洞迁出的。


（四）移民的作用

明朝政府推行的移民垦荒以及军屯、民屯、商屯之制，其高潮历经3朝、历时50年，在我国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移民垦荒振兴农业的实施，虽然其目的是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但在客观上却缓和了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使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社会经济日渐好转。边防巩固、赋税增加、社会安定，使明朝的封建社会迅速发展，充分显示了明代移民的历史作用。

1.中原地区人口大量增加，劳动力得到解决


元末明初，由于战乱瘟疫及自然灾害，人口大量减少，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量荒芜。移民后，劳动力得到解决，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人民生活安定，人口大量增加，特别是移民地区的人口增加更为显著。洪武14年全国有户10654362户，人口59873305口(《明太宗实录》)卷140)；到洪武26年增加为16052870户，人口增加到60545812口《明史.食货志》。山东省洪武26年编户753894户，人口5255876口；到弘治四年，户770555，人口是7159675 (《明史.地理志》)。陕西省洪武26年有户294526，人口2316569；弘治四年，户306644，人口3912370 (《续文献通考》卷13)。河北、安徽等省人口均有大量的增加，解决了中原地区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2.耕地面积大量增加，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发展


    明初移民使中原大片荒凉地区的土地有了农民耕种，再加上明朝政府实行了发给移民耕牛、种子、农具以及三至五年不征赋的鼓励农民生产的措施，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垦荒面积迅速增加。洪武元年到洪武13年，每年垦荒数字为：洪武元年770余顷；洪武2年898顷；洪武3年2135顷；洪武4年106612顷；洪武6年353980顷；洪武7年921124顷；洪武8年62308顷；洪武9年27564顷；洪武10年1513顷；洪武13年53931顷；洪武14年全国耕地3667715顷(《明太祖实录》卷140)，以上11年的总垦田面积为1803170顷。洪武元年全国耕地面积不过180多万顷(中原地区)，荒废田地的数量是极为巨大的。到洪武24年全国垦田总数为387万顷。两年后，到洪武26年，全国土田总数增加为850万顷(《明太宗实录》卷140)，比洪武元年的垦田总数增加了四倍。按全国人口平均，当时每人可占有耕地17亩。垦田数目以北方为最多，特别是山东、河南、河北移民所垦田的数目为多，这说明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得到发展。


3.农业丰收、税粮增加，社会经济繁荣


    由于实行移民垦荒，鼓励发展生产的措施，使农业不断丰收，明朝的社会经济迅速繁荣。洪武18年，全国收入麦、米、豆、谷20809617石(《明太祖实录》卷176)；洪武23年，岁入税粮为31607600石(《明太祖实录》卷206)；24年为32278983石(《是太祖实录》卷214)；洪武26年，增加为32789800石(《明太祖实录》卷230)；比元代全国岁入税增加二倍。《明史》曾记载当时生产发展后的情况是：“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府仓库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明史.食货志》)。洪武28年9月户部尚书郁新奏称:“山东济南府广储，广斗二仓粮757000石有奇……二仓蓄积即多，岁岁红腐...其今秋粮宜折棉布，以备给赐”(《明太祖实录》卷241)。农业的丰收，与广大移民的辛勤劳动自然是分不开的。


  4.移民垦荒、实行屯田，巩固加强了明政府的边防

明初土地荒芜，国库空虚，巩固边防解决粮饷是移民的重要目的之一。明太祖为了加强国家的武装巩固边防，在全国各地设立卫所制度，曾迁山西平阳民“选民丁，立都所，置卫屯田”。军士别立户籍，军户由国家分给土地屯田自养；平时军士由卫所路官负责操练、屯田，战时则归部派迁的部兵统领。明朝政权规定每百名军士发给牛40头以及其他农具。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军士受田50亩为一份，征粮12石，贮屯仓，听本军自支，余粮为本卫所军官俸粮。由于实行了军屯，军粮有了保证，边防也得到巩固。洪武20年7月守大宁前军都督佥事称“所筑大宁两城，见贮粮粟。大宁31万石，松亭关58万石，会州25万石，足供数年边用”。就连朱元璋也夸奖军屯之制：“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5.由于移民垦荒，生产恢复，田赋增加，府县有不少升格

明朝以税粮收入定府县的等级，县府均分三等。由于战乱及自然灾害，洪武初，一些府、县由上、中降为下。由于移民垦荒，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随着田地和户口的增加，农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田赋逐年增加。到洪武8年，有不少府县升格。例如：开封原为下府，因为税粮额超过38万石，8年正月为上府。河南怀庆府税粮增加到5万石，陕西平凉府户口、田赋都有所增加，3月升为中府。12月太原、凤阳、河南、西安岁收粮增加，升为上府。

以上情况可以看出，移民垦荒实行屯田，使各地社会生产力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特别是中原地区更为显著。同时边防得到巩固，社会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安定，使明朝的统治得以巩固和发展，从而把我国封建社会推向更高的阶段。几百年来，广大的古槐移民与当地人民共同奋斗，艰苦创业，对社会的发展做出一定贡献，这些历史的功绩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三、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的历史背景

明朝洪武、永乐年间大规模地移民是有其历史背景和历史原因的，这自然要从元末年间的历史谈起。元朝在中国的统治只有89年，虽然盛极一时，但“只识弯弓射大雕”，到了元代末年，由于蒙古贵族及封建地主对农民残酷剥削压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引起连年不断的战乱，加之水、旱、蝗、疫等灾害连续不断，使河南、山东、河北、皖北等中原地区民不聊生，“道路皆棒塞，人烟断绝”。(《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只有揭竿而起，反抗元帝国的残暴统治，仅至正元年( 1341年)，山东、河北、湖广等地就以生了百余次人民反元起义，以后人民起义更加频繁，力量也越来越大，至正八年方国珍在台州起义，至正十一年刘福通在颖州起义，号称红巾军，徐寿辉在蕲州起义。至正十二年郭子兴、朱元璋在濠州起义，第二年张士诚也在江苏泰州起义，其后十余年，特别是刘福通的红巾军与军决战于两淮、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广大农民纷纷响应，元军出其精兵锐将与农民军决战，攻城掠地，掳掠杀人，干尽了残暴之事。至正十二年九月元丞相“脱脱破徐州，遂屠其城。”(《元史·脱脱传》)至正十七年、二十一年元军察罕帖木儿率元军与农民军战，“两战皆败之，斩首万余级。”(《元史·察罕帖木儿传》)，至正十八年十一月，元军“刘起租守顺德，粮绝劫民财、掠牛马、民强壮者令充军，弱者杀而食之”(《元史·顺帝本纪》)， 后来元军正规军精兵使尽，无力把农民起义军镇压下去，一些地主武装，为了维护本身利益也配合元军与农民作战，山西的王保保(扩廓帖木儿)父子，陕西的李思齐，也出兵豫、陕、鲁和两淮，终于把红巾军镇压下去。在这些战斗中，元军和地主武装，对农民军所据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元史·顺帝本纪》)，使豫、鲁、苏北、皖北之民十亡七八，名城扬州城中当时被杀的仅余有十八家。(《明在祖实录》卷五)温县牛洼村《牛氏族谱》也载：“兵戮河南，赤地千里。”已到了“春燕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的境地，后来朱元璋出兵江淮，派徐达、常遇春北伐，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京都，元帝出亡漠北，这样元末长达十六年的兵乱才算结束。元朝末年除兵乱之外，水、旱蝗、疫也接连不断。黄、淮河又多次决口，使中原之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据《元史》载，仅元朝末年的雨旱灾，山东19次、河南17次、河北15次、两淮地区8次。(《元史·五行志》)”造成“漂没民庐、死者众”(《元史·顺帝本纪》，“禾不入地，人相食”(《元史五行志》)，至正元年到二十六年，几乎每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至正元年，汴梁、钧州大水...二年四月，睢州仪封县大水害稼。六月癸丑夜，济南山水暴涨，冲东西二关，流小清河，黑山、天麻、石固等寨及卧龙山水通流入大清河，漂没上下居民千余家，溺死者无算。三年二月，巩昌宁远、伏羌、成纪三县，山崩水涌，溺死者无算。 五月黄河决白茅口。七月，汴梁中牟、扶沟、尉氏、洧川四县，郑州荥阳汜水、河阴三县大水。四年五月，霸州大水。六月，河南巩县大雨，伊、洛水溢，漂民居数百家。济宁路兖州、汴梁、鄢陵、通许、陈留、临颖等县大水害稼，人相食。七月，滦河水溢出平地丈余，永平路禾稼庐舍漂没甚众。东平路东阿、阳谷、汶上、平阴四县，衙州西安县大水……五年七月，河决济阴，漂官民亭舍殆尽。十月，黄河泛滥。七年五月黄州大水……八年正月辛亥，河决，陷济宁路。六月已丑，中兴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平地深丈有五尺余，漂没六十余里，死者一千五百人。是月，胶州大水。七月，高密县大水。九年七月中兴路公安、石首、潜江、监利等县及沔阳府大水。夏秋，蕲州大水伤禾稼……十二年六月，中耠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漂民居千余家，溺死七百人。七月，衙州西安县大水。十三年夏，蓟州丰润、玉田、遵化、平谷四县大水……十四年六月，河南府巩县大雨，伊、洛水溢，漂没居民，溺死三百余人。秋，蓟州大水…… 十六年，河决郑州河阴县，官署民居尽废，遂成中流。……十七年六月，暑雨，漳河溢，广平郡邑皆水。秋，蓟州县皆大水。十八年秋，京师及蓟州皆大水。十九年九月、济州任城县河决。二十年七月，通州大水。二十二年三月，邵武光泽县大水。二十三年，孟州济源、温县大水。七月，河决东平、寿张县，圮城墙，漂屋庐，人溺死甚众。二十四年三月，益都县井水溢而黄。怀庆路孟州、河内、武陟县水。七月，益都路霆光县、胶州高密县水。二十五年秋，蓟州大水。东平须城、东阿、平阴三县疔决小流口，达于清河，坏民居，伤禾稼。二十六年二月，河北徙，上自东明、曹、濮，下及济宁皆被其害。六月，河南府大霖雨，＊水溢，深四太许。漂东关居民数百家秋七月蓟州四县、卫辉、汴梁、钧州大水害稼。八月，棣州大清河决，滨棣二州之界，民居漂流无遗。济宁路肥城县西黄水汛溢，漂没田禾民居百有余里，德州齐河县境七十余里亦如之"。(《元史·五行志》)在《元史》中这类记载比比皆是。特别是河南地区几乎年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中书省户部曾上言："连年水旱，田禾不收。”(《元史·顺帝本纪》)当时的一位治河大臣也说中原地区“连年饥馑，民不聊生。”(《元史纪事本末》卷二) 元末中原地区不但水患严重，大蝗灾也频频而至，从至正元年到二十五年，大蝗灾计有十八九次。(《元史·五行志》)元时的大名路，至正十二年六月“开、滑、浚三州元城十一县，水旱虫蝗，饥民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八十口”。(《元史·顺帝本纪》)中原地区从元统三年到至元末年，大饥荒就达十五次(《元史·五行志》)，至正十七年河南大饥。十八年“京师大饥，彰德亦如之”。至正十九年冀、鲁、豫大饥，通州民间五杀其子而食之。保定路孽生盈道，军士掠孱弱以食。山东、河南之孟津、新安、渑池出现“民食蝗，人相食”的惨状。同时，危害极大的瘟疫又多次流行于河南、山东、河北、陕西以及南方诸省。(《元史·五行志》) 以上种种，兵乱水旱蝗变疫相辅而至，百姓非亡即逃，使中原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元政府只好把一些路降为州，如“降徐州路为武安州”。(《元史·１１１１顺帝本纪》)就是到了明朝，由于人粮剧减也不得不把许多州，府降格，名城开封由上府降为了下府(《明太祖实录》卷九十六、一百九十三)。洪武十年河南等布政司所属州县“户粮多不及数”，“凡州改县者十二，县并者六十”。(《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二十，一百六十四)到了洪武十七年全国各地仍把不足3000户的30余州降为县。(《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四) 明朝建立后，各地官吏纷纷向明政府告具各地荒凉情形，中原地区处处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芜”(《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八)，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六)，“多是无人之地”(顾炎武《日知录》卷十)，累年租税不入，”(《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直接威胁明王朝统治，就连朱元璋也深知：“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五)，于是采纳了郑州苏琦(《明太祖实录》卷五十)，户部郎中刘九皋(《明史·食贷志》)， 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奏议，为维护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决定了移民屯田的战路决策(《明太祖实录》)，一场大规模的历经数朝历史50余年的移民高潮就开始了。 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大量移民，农业生产刚刚有所恢复，又发生了“靖难之役”，四年的战争又加剧了中原地区的荒凉局面，为此仍又有永乐迁民之举。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建文帝继位，为了巩固中央集权，采取了“削藩”措施，燕王朱棣以入京诛奸为名，从北京进取南京，所过河北、河南、山东、皖北、淮北等地，与政府军反复拉锯作战，进行了四年的战争，这就是中原地区盛传的所谓“燕王扫碑”。当时一部分地区的老百姓也自行组织武装，拒抗燕王军队，这反映了人民要求安居乐业，恢复生产的愿望。根据《明史》记载，燕军在战争中，抢掠屠杀甚为严重，如“燕军掠真定，顺德、广平、大名”。(《明史·恭闵帝本纪》)在真定“斩首三万级”，白沟河仗，燕王“乘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人”。(《明史·成祖本纪》)中原地区的老百姓自动帮助政府军抗击燕军朱棣胜利后，对忠于建文帝的军队和百姓杀无遗漏，河北、山东等一些族谱中记载，燕兵所至，村城成墟，当燕王打到冀、豫交界处时，遭到地方武装“十八村联谊会”的抵抗，燕王无标转路攻取南京，后燕王把一带人杀的只留狐、刘两家，山东临清县寨村光绪四十年写的《李氏族谱》记载，盖燕王靖难兵起，在建文时，南北构兵，南兵大军追袭，则自南而北，北兵胜大军犯阙，则自北而南，想当时，或杀，或刮，或逃，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因此，“靖难之役”，加剧了中原地区荒凉局势，民非杀即逃，这也是永乐移民的又一原因。 当元末中原地区荒疫兵乱之时，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山西大部地区也没有发生大的水旱虫灾，风调雨顺连年丰收，同邻省相比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元人钟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说：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这虽然是封建文人溢美之词，但也说明晋垌带比较安定，再加邻省难民流入山西，使山西南部人口是稠密洪武十四年，河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一千多人，河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三千多人，而山西人口却达四百零三万零四百五十口，等于河北、河南人口的总和。(《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