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老兵方队”中的河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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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萧山 李静 何苗苗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9月3日上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国人民以这样一场盛大阅兵仪式，同世界人民一道纪念这个伟大的日子。我省的27名抗战老兵、支前模范和烈士子女参加了天安门广场上的阅兵仪式，他们同其他老同志一道，在万众瞩目之下，接受了来自全世界的敬意，收获了此生无憾的荣耀。
　　70多年前，日寇铁蹄践踏华北，抗日烽火燃遍太行。国破家亡的危急关头，仁人志士奋起抗争、舍生取义、慷慨而战。他们是在前线抛颅洒血英勇杀敌的将士，他们是连夜赶制军鞋、用嘴为伤员吸吮脓血的妇救会的小脚大娘;他们是用稚嫩嗓音四处宣传抗日、冒着生命危险递送绝密鸡毛信的儿童团员……在抗日战争极其残酷的环境下，英勇的燕赵儿女筑起一道道铜墙铁壁，用热血与生命谱写了一篇篇悲壮激昂的历史篇章。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蕴含在他们之中。
　　70年光阴荏苒。当年热血沸腾的年轻战士、妇女、儿童，如今已是满头白发、步履蹒跚的老者。但对那战火纷飞的岁月、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依然记忆犹新。
　　抗战老兵
　　我们曾经是战士
　　郑玉民：受到聂荣臻表扬的地下交通员
　　郑玉民，1932年7月出生于保定富昌乡，如今83岁的他腿脚利索，走起路来也比寻常的老人麻利，只是身形看着要瘦弱一些。
　　“十来岁的时候我就参军了，那时候我是地下交通员，专门负责送情报，经常来回跑。”说起最开始送情报的经历，郑玉民老人显得津津乐道，“那时候送情报也是相当危险呢，不仅要躲过敌人的重重关卡，还必须要准时把情报给送到，不然可能会耽误战机”。
　　1944年8月，刚入伍两年的郑玉民接到一份重要的情报，必须要赶在太阳落山以前把情报送到情报站站长手里。“接到任务以后，我就往火车站跑。为了赶时间，我趁着火车‘嚓嚓嚓’即将要启动的时候，‘嗖’地从下面钻了过去。”然而，他刚穿过火车就被巡逻的日本兵发现了。“那时候小，跑起来快，日本人一直追不上我，就冲我放了两枪，不过都打偏了。”虽然并未被日本人的枪打中，但是鬼子也没有放弃继续追捕，“我就这样一直不停地跑，中途还吐了两口血，那时候虽然心里有些发慌，但是根本不敢停下。”那时，保定西郊有一座寺庙是日本人的火葬场，旁边有许多坟堆，下雨时塌了一座大坑，郑玉民趁机钻进一座坟坑才得以摆脱日本人的追捕。“眼见天就快黑了，我不敢歇。那时候的信念只有一个，就是必须要在太阳落山之前把情报给送到”。就是因为这样的坚定与坚持，郑玉民在当通讯员时还曾在受过聂荣臻司令员的表扬，“因为我送情报认真负责，聂荣臻司令表扬我是优秀的地下交通员”，老人无比自豪的说道。
　　赵福辰：端炮楼、炸铁路
　　在唐县的西北山区的土门村住着一位90岁高龄的老八路――赵福辰。 “那时候一心就是打日本，不打倒日本不回家”，老人回忆着70多年前的抗日战争往事说。
　　赵福辰，1924年出生在河北唐县。18岁时，参加了八路军。“我那时候没有上过学，也没有什么文化，不过部队待我很好。”1943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炸炮楼立过功的”，赵福辰说。1945年唐梅战役中，日军抢占了炮楼，炮楼地势险要、四周布满枪眼、易守难攻，面对如此险恶的战况，赵福辰勇当先锋，他和战友共6人临危受命。“我们那会是爆炸组，三至五人一组，一人埋两个地雷，埋多了不行，埋多了该响了，炮楼上的枪眼往下打，我们往上打。”就是在这场战斗中，赵福辰左眼中弹负重伤。“当兵时我是个积极分子，敢闯敢闹，不怕死。”
　　24岁时，赵福辰进入铁道游击队，在游击队中，他一马当先，从火车尾部进入，以一当十，和日军周旋。“晚上，我们到铁路上撬钢轨、扒枕木，把枕木集中堆放在一起，泼上油，在敌人的铁路线上点起一堆堆冲天大火。”回忆起那次战斗的胜利，赵福辰情不自禁激动起来。
　　70多年前的一件件往事，深深烙印在赵福辰的脑海里，为了新中国的成立和发展壮大，他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和年华。9月3日，赵福辰应邀参加在北京天安门举行的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他说，能去天安门参加阅兵仪式，是这辈子最高的荣誉。
　　陈双杰：与小鬼子拼刺刀
　　陈双杰，1927年出生在保定安新县。1943年1月入伍。入伍后，在冀中九分区司令部通讯队任通讯员，“抗战的时候我先是通讯员，然后又调去当了部队团长的警卫员。”
　　回忆起70多年前的戎马生涯，陈双杰断断续续的讲述道，“我记得有一次，天还没亮日本人就把整个村子都包围了，听到鸡叫声，我们才得知鬼子已经进村了”。据老人介绍，那时候他们的子弹很不充裕，如果跟日军硬碰硬势必会吃大亏。为了保存实力与鬼子拼杀，部队的团长下令，日本人不进屋谁都不许随便开枪，等日本人进屋以后再打。“日本人子弹充裕啊，我们打了日本人，就可以缴获了他们的武器。”老人说，“那时候一个日本兵有2个子弹盒，100多发子弹，4颗手榴弹还有1个刺刀。”
　　“这场战斗僵持了很长的时间，最后双方的子弹都几乎耗尽了，我们就开始跟小鬼子拼刺刀”，随着年龄的增大，许多战斗的时间、地点陈双杰都已记不大清了，但与敌人厮杀的场面老人却仿佛历历在目，“那时候拼刺刀是三个人或四个人背对着背，小鬼子一动就一刀捅上去”。
　　1946年，陈双杰参加了霸县胜芳战斗，不幸左脚负伤。“这里是打仗的时候被炮弹炸的”，老人指着左脚说道，声音里满是自豪与骄傲。
　　杨大锁：放下锄头拿枪杆
　　1928年出生在白洋淀杨地沟村的杨大锁曾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16岁时，村子遭到鬼子惨绝人寰地扫荡，尚虽年幼，但他毅然决然地放下锄头拿起了枪杆。
　　“我是当兵的，前方打仗的”，老人的声音铿锵有力。“1941年12月，我刚16岁便去参了军，在冀中九分区二十四团一营三连三排七班当兵”，这是杨大锁老人永生不忘的番号。 　　“我是在我们村入伍当兵的，抗战时期主要就在白洋淀战场。”那时为了保一方平安，也为了祖国的尊严，还未成年的杨大锁可以说是无所畏惧。“不怕，怕什么！怕还会去么！”老人坚定地说。
　　1944年8月，杨大锁奉命参加安新县拖上战争，激战中他左手中枪，子弹几乎横穿而过。“那时候手不幸被子弹打中，现在这只手什么都干不了。战斗中受过三次伤，好在命大，都没伤到要害”，老人神情淡然，仿佛受伤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抗战胜利以后，杨大锁又拿起了锄头，做回了曾经那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里有三个儿子，都很孝顺，国家又对我们这些老兵很照顾。”如今，87岁的杨大锁身体仍然康健。老人说，能被邀请去参加9月3日在北京的阅兵仪式，内心有说不出来的激动，这也将会是他人生中最荣耀的时刻。
　　朱德顺：13岁开始戎马一生
　　13岁，在如今看起来还是个稚嫩孩童的年纪，但对朱德顺而言，13岁时的他已是一名勇敢的战士了。“那时候我们村招兵，我就自告奋勇报名了，人家一看，我虽然小，但挺机灵的，就收下我了”。1938年5月，年仅13岁的朱德顺参了军，在晋察冀骑兵团任通讯员。
　　朱德顺出生于1925年8月，很小的时候便父母双亡，回想起曾经参加过的战斗，老人首先说起了百团大战。“1940年的时候，在狼牙山下，敌人的一个炮弹过来，把我和另外一个战友炸的够呛，他没什么大事，我的脚被炮弹伤了。”受伤以后，由于行动不便，朱德顺便被调到了后方，“那次战役，牺牲了很多的战友”，说到这里，老人的神情有些许动容。
　　1941年2月，伤势好转的朱德顺又参加了涞水县东裕村战斗，在与日军拼杀中不幸负伤，现为八级残疾军人。好在老人现在身板儿还算硬朗，只是记忆远不如从前了。“我今年90多岁了，如今很多事情都记不太清了，记忆力退化了。”老人摇摇头无奈的说道。
　　聊起北京阅兵仪式，老人动情地说，“能去参加阅兵我非常兴奋，只是回想起之前的事情心里十分难过。如今想起来，还是特别恨日本人。因为战役，我很多战友牺牲了，我不过是侥幸。这些年也多亏了国家的照顾。国家还记得我们这些人，我感到很欣慰。”
　　支前模范：我们为抗战尽了力
　　刘桂珍：带领妇女共抗日
　　在任丘市梁召镇北芦村住着一位87岁的刘桂珍老人，是抗日战争时期支援前线的妇女模范，她的革命故事充满了传奇的色彩。
　　面对日军残暴统治及身边亲朋悲惨遭遇，1944年，年仅16岁的刘桂珍就主动加入了妇救会组织，并很快成长起来，成为村妇救会主任。
　　“八路军在打广安炮楼、北魏炮楼和西凉炮楼时，我领着妇救会的成员为他们站岗放哨，还为八路军传递信息。”老人回忆着70余年前的经历说，“打广安炮楼那场战斗十分激烈，受伤的战士有500多人。”那时，刘桂珍积极组织妇救会的成员将伤员运送到当时的政府医院，“我们虽然没能上战场杀敌，但我们可以负责照顾伤病员，为他们洗衣做饭、拆洗被褥等。”
　　她的家成了堡垒户，多次接待过八路军将士，并以村民妇女的身份为掩护，多次巧妙机智地为抗日部队送信，担当交通员。因为为抗战做出很大的贡献，刘桂珍曾获得三次嘉奖，两次奖章。抗战胜利后，她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如今，刘桂珍作为妇救会的优秀模范受邀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方队，她拿出珍藏的荣誉勋章戴在胸前，记忆仿佛又被带回了那战火纷飞的年代。
　　史林山：永远歌唱二小放牛郎
　　“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道哪儿去了……”这首歌谣曾被广泛传唱。关于歌谣中的主人公王二小，其牺牲时间有1941年9月16日及1942年10月25日两种说法，至于其原型，也有河北平山阎富华、保定涞源王二小等多个版本。但在平山县南滚龙沟村史林山老人的眼中，他儿时的玩伴阎富华就是歌谣中所唱的王二小。
　　史林山，原名路五祥，原为石家庄市灵寿县人，战争年代，父亲和哥哥相继死在战场上。1938年，年幼的他和母亲还有姐姐逃难到平山县滚龙沟村，养父史秀收留了他们。约一年左右的时间，母亲因病去世。
　　如今已86岁高龄的史林山，仍然担任着河北平山南滚龙沟村自然风景区的义务讲解工作。除此之外，史林山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抗日英雄王二小儿时的伙伴。那时，王二小就非常关照小他一岁的史林山，并给小伙伴们下了命令，“谁也不许欺负五祥这个孤儿。”家里没有吃的了，王二小就经常从自家拿土豆给他吃。“那会儿，都填不饱肚子，‘二哥’还省下吃的给我。”渐渐地，史林山也将王二小当成了自己的依靠，亲切地称他“二哥”。“他真的就像我的哥哥一样。”
　　王二小走了，史林山和他的小伙伴继续承担着少年儿童团的责任，誓把日军早日赶回东洋。“从心底里恨鬼子，他们杀害了‘二哥’。”史林山说，日军每次过来扫荡，都要抢东西，烧房子，几年下来，滚龙沟村被鬼子残害了47个人，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最初，王二小的墓就是一个土堆。随着时间的流逝，风吹日晒，雨水冲刷，史林山担心自己不在后，墓就没有了。于是，他就四处祈求好心人出资，为王二小修了一座墓。
　　陈贵荣：为救伤员险送命
　　1922年出生在哈尔滨的陈贵荣，15岁时从东北回到了献县老家。18岁时，她嫁到坡城村一个书香之家。但婆家封建思想严重，旧礼教颇多，不许她参加社会活动。她冲破家庭的封建阻力，认识了驻防在坡城村的马本斋，倾诉了自己想参加抗日的心愿，得到马本斋支持，从此便秘密加入了本村的抗日组织妇救会。
　　“70余年了，我很少跟别人提起，”陈贵荣说，“一开始我是负责送情报的，然后又照顾八路军的伤员，为伤员们喂饭、换药、洗纱布等等。”由于她工作任劳任怨，不怕脏不怕累，曾多次受到马本斋的表扬，称她是坡城村的“拥军模范”。“马本斋司令说我是个苗子，要好好栽培我。”老人一脸自豪地说。 　　回忆起抗日时期的艰苦岁月，陈贵荣还讲述了曾经差点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死的经历。那时，陈贵荣家里收留了一位重伤的八路军战士，不巧却赶上了日本倭寇到村里大肆搜捕抗日分子。陈贵荣当机立断地把伤病员藏起来。然而，正在处理伤员用过的药布时，被冲进屋子里的日本兵发现，认定她是妇救会的成员，二话不说便一刀刺了上去。“第一刀没有刺到我。”老人说，“这时候赶过来一个汉奸，赶紧为我开脱，说我不是妇救会的，是良民，这样我才侥幸逃脱。后来，我才得知，那个救我一命的人其实是一位地下党员。”
　　新中国成立后，陈贵荣又把自己的儿子、孙子送去参军，其中一个孙子在部队执行任务时光荣牺牲。如今，虽然年逾90，但老人仍然十分关心村里的大事小情，深受村民尊敬。
　　赵进英：拽拽衣角 就是暗号
　　赵进英，保定阜平县城南庄人，1937年7月参加革命，10岁参加儿童团，14岁入党，17岁担任谷家庄村妇救会副主任。带领大家为八路军送水送饭、掩护伤员、缝衣做鞋……
　　“我小时候是儿童团长，带着村里半大的孩子们放哨、送鸡毛信，还帮着八路军战士埋过地雷。后来入了党，党支部开会都是在晚上，通知时互相也不说话，拽拽衣角就是暗号。”谈起抗战的艰难岁月，老人难掩激动之情。
　　在严酷的战争环境里，当地军民紧密地团结起来，建立起了牢固的抗日堡垒。“鬼子隔三岔五就来扫荡，来了就抢粮食，运不走的粮食要么烧光，要么祸害了。大家饿得没法儿，就摘树上的枣和树叶吃。八路军那时候也缺吃少穿，可为了不和老百姓争粮食，还规定村子附近的枣和树叶禁止部队采摘。这样的军队让咱豁出命去也值啊！”讲到这里，赵进英身板挺得直直的，还像是一个兵。
　　王  专：红缨枪开启抗战历程
　　1928年，王专出生在一个红色家庭，父亲、叔叔、母亲都是阜平县早期的共产党员。1938年，小王专扛起了红缨枪，当上了儿童团团长。
　　“1937年以后，日本鬼子对阜平县进行了9次大规模扫荡，制造了14起惨案。敌情严峻，村里的孩子们都积极参加儿童团。村长见我机灵、有主见，就让我当了本村的儿童团团长。我组织小伙伴们唱革命歌曲、扭秧歌、演街头剧，宣传抗日救国。同时还担负站岗放哨、查路条、送鸡毛信等任务。”王专说。
　　有一次，区上派王专到县里取文件，回来的路上遭遇了敌人。王专转身朝山上跑，敌人一边追一边开枪。不一会儿，就把王专追到一个山崖上，敌人大叫：“小八路！抓活的。”眼看鬼子一步步逼近，王专把头一抱就滚了下去，好在山崖不高，滚到山底王专紧接着钻进了树林。就在他准备销毁文件时，对面山上传来了枪声，原来是游击队赶来了。王专用生命保住了文件，受到了上级嘉奖。
　　李领尔：不顾危险勇救抗日战士
　　李领尔，1927年出生在河北安新县，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如今，年近90的她儿孙满堂，晚年生活幸福安康。然而，70年前，在战争的岁月里，她负过伤，流过血，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贡献。
　　“我奶奶17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便以地下党员的身份一直支持着党的工作。”老人的孙子说。
　　入党前，李领尔一直在寨里乡一带参加抗日活动，负责后勤保障工作。受伤的战士送到后方后，她协助医务人员包扎伤口，喂水喂饭。同时，还带领村里的妇女利用空闲时间，缝制鞋、衣物等，送到前线战士手中。“她现在记忆力不太好了，我现在说的这些都是奶奶曾经讲给我听的。”
　　“我爷爷的哥哥是个烈士，被日本人砍了头。我奶奶还去帮我爷爷给他收尸。”因当时的特殊情况，以及工作需要，李领尔地下党员的身份一直未曾向家人透露过半分。“虽然，奶奶没有上过前线，但是也经历过残酷的斗争。”老人的孙子说。
　　据老人回忆，曾经有一位被日本人追杀的抗日战士跑到村子里，老人冒死掩护，这位抗日战士才得以逃脱。“姓池，我忘记叫什么了，被日本兵追杀，跑到我们村，我把他藏到井里，掩护他脱险。”老人说。
　　孟宪义：抗战中的爆破能手
　　孟宪义，保定阜平县平阳镇王快村人，今年94岁。
　　“我父亲是十六七岁的时候参加的抗日工作，那时候在儿童团负责给八路军送情报。”孟宪义的儿子说，“当时，村子里有60多口人，被鬼子杀死了12口，还把房子也几乎烧完了，我父亲那时候虽然个头小，但是胆子很大，便毅然决然地加入了抗日的队伍。”
　　1937年，孟宪义参加游击队后，被编到地雷爆破组。在爆破组，他认真学习爆破本领，配合八路军炸鬼子炮楼，埋地雷炸鬼子的汽车，运送伤病员，把生命安危置之度外，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任务。
　　彼时的王快村是河北与山西的必经之地，是一个大镇，鬼子来往频繁。熟悉线路的孟宪义便带领八路军成功炸毁了敌人的据点。
　　“曾经，我用亲手埋的地雷炸死了一个鬼子。”老人激动又自豪地说。那时，孟宪义把地雷埋进土坷垃里，然后又盖上草，鬼子踩上去便炸死了。
　　1939年至抗日战争胜利，他担任游击队的通信员，多次往返阜平和曲阳之间为八路军传递情报。
　　郑同徐：胜利后在叔叔坟前告慰英灵
　　郑同徐，1926年11月生于阜平县。颇像抗日小英雄王二小的故事，少年郑同徐参加村游击队，成了一名通讯员。他平时要为驻扎在村中的八路军站岗放哨，又因对地形的熟悉，他多次在对日战斗中，带领八路军在山间隐藏、埋伏，打击敌人。在刘家沟的一场战斗中，他协助八路军击毙日寇百余人，缴获大炮一门。
　　因表现突出，郑同徐1942年担任游击组长，他头脑灵活、勇敢机智，带领小组队员多次出色完成上级赋予的战斗任务，并于1944年8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有一天，大家都在训练呢，突然就有通知说，鬼子投降了，当时大家都很兴奋，坐在一起开了个会。”散会后，郑同徐独自一人走向村外的田地，谁也不知道他准备去干什么。 　　原来，抗战期间，郑同徐的叔叔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被日寇发现后带走，再也没有回来，“听人说，鬼子问叔叔共产党都在哪儿，他没说，就被砍了头，我们都没有找到他的尸体，就在自家的田地里，给他建了个坟。”
　　郑同徐走到叔叔的坟前，跪倒在地，“我记得自己当时哭了，跟叔叔念叨抗战胜利的事儿，也让他能够安心。”
　　时间已过去70年，可老人回想起当年跪倒在叔叔坟前哭诉的情景，不免心神激荡，“一想到这个，我心里就特别难受，那段历史刻骨铭心，一辈子都忘不了。”
　　郑同徐的大儿子郑晓明从小当兵离家，他说，“爸爸平时并不太爱说话，也很少跟我们讲起自己的经历，但是作为一名军人，我为自己的父亲自豪。”
　　“我不希望这段历史随着时间流逝被遗忘，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将真正的抗战历史传承下去。”郑同徐说。
　　王文英：15岁入党的妇联会主任
　　1939年入党时王文英只有15岁。1938年抗战初期，王文英就带领村里的妇女为游击队战士做军鞋、缝衣服，负责后勤供应和管理工作，小小年纪还担任了大庄、小庄、凤凰庄等附近5个村的妇联会主任。她积极参加抗日游击活动，参与攻打敌人炮楼，参与了张登伏击战、攻克北段庄炮楼、义和庄炮楼等战斗。1945年5月，她在冉庄地道战三战三捷战斗中，打死日本兵一名。
　　老人回忆说，1942年日寇开始对附近村落进行扫荡，斗争环境日益残酷，她结婚第三天便接到通知，让她开始转入地下工作，与地下党保持联系，负责情报的传递。“那时会定期把各村干部集合起来开会，传达党的精神和指示。有一次会议走漏了消息，日本鬼子和伪军从炮楼里出来围剿我们，负责人指挥我们紧急撤退，那一次我们损失了好多同志。”说到这些，老人情绪非常激动，眼里含着泪水。
　　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王文英晚上不敢在家睡觉，生怕暴露目标，有时只好跑到庄稼地甚至坟地里睡觉。“当时敌人知道我是共产党员，就把我父亲抓起来拷打，把战友的尸体绑到树上恐吓我，还有人劝我投降。可我宁死也不会做亡国奴的啊！”老人激动地说。
　　王德全：打跑鬼子扔纸手榴弹庆祝
　　河北省中部，清苑县冉庄民兵挖筑地道对日伪军作战的故事，经久传颂，已经凝铸成一片土地的抗战记忆。挖地道，送子弹，这些电影中的画面对89岁的王德全来说，是年少时的经历，更是跟了一辈子的回忆。
　　回忆起70年前胜利的那一刻，王德全的记忆似乎只剩一个个的碎片。但有一样东西他始终没忘，那就是纸手榴弹。纸手榴弹是一种以牛皮纸为主要材料、内部加注少量火药、其外观同真手榴弹相仿的一种手榴弹。老人说，胜利之后，村里组织了联欢会，大家伙走街串巷，高兴得不得了，还有人扔这种纸手榴弹庆祝。
　　老人的儿子王青水补充说，这种纸手榴弹威力比不上部队用的那种手榴弹，听老人讲话的意思，村里人是把它当炮仗一样庆祝胜利。
　　听说自己要参加大阅兵了，王德全脑海里反复回忆着当年抗战的情景，那些曾经并肩作战的伙伴们，还常常入梦。“不是所有人都坚持到了八九十岁，能赶上这样盛大的庆祝盛典。”老人说，但最不该被忘记的就是曾经作出贡献、不幸牺牲的人们，是他们用生命换来了70年前的胜利，换来了现在人们的和平生活。
　　赵凤喜、赵桂英：易县抗战两夫妻
　　来自易县的赵凤喜和赵桂英老人既是战友又是夫妻，他们共同度过那段激情的岁月，并一路携手走到了今天。
　　赵凤喜，1925年2月生人，1950年3月入党。1938年加入儿童团，为八路军站岗放哨;1941年参加民兵同日军展开地雷战、麻雀战，经常配合一分区部队展开破袭战;1944年到栾木厂兵工厂工作;1945年1月参加县大队，在易县、涞源和日军作战并捣毁日军炮楼，参加收复易县县城战斗。
　　赵桂英，1931年5月生人，1948年3月入党。1939年加入儿童团，在易县大龙华战斗中给八路军送过信。参加村妇联会，积极做军鞋、军衣支援前线，日军扫荡八路军栾木厂兵工厂期间在家中和母亲一起照顾八路军伤员，是八路军“堡垒户”，当地干部和八路军干部到其家中开会，她为八路军站岗、放哨、带路。抗日胜利后因其表现突出，被评为拥军模范。
　　杨俊英、杨志梅、杨平尔：曲阳支前三姐妹
　　来自曲阳的杨俊英、杨志梅、杨平尔三位老人不但都是支前模范，还是同村的好姐妹。
　　杨俊英，1928年9月生人，1945年3月加入共产党。参加儿童团期间，站岗放哨、送情报;积极组织同村妇女为前线战士们做军鞋、缝军装，经常是挑着煤油灯赶工，平均每3天就能做一双军鞋;子弹包、手榴弹包、粮食包等军用品，样样都会做。
　　杨志梅，1931年5月生人，1944年2月加入共产党。她十几岁就参加儿童团，为党组织开会站岗放哨，传递情报，照顾伤病员;1945年担任妇女主任，她发动全村妇女，为部队做军鞋、护理伤员;带领群众挖地道、修工事;她还经常在村子里搞宣传，鼓舞士气，在群众中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团结群众，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斗争，作出了突出贡献。
　　杨平尔，1929年3月生人，1945年5月加入共产党。很小就参加儿童团，并在1945年加入了村民兵连。她当过游击队的通信员，站过岗、放过哨，埋过地雷、挖过地道，抬过担架、照顾过伤员;在担任民兵期间，她勇敢顽强，多次参加打击敌人的行动。
　　杨大经
　　杨大经，1923年12月出生于安新，1942年3月入党。秘密加入党组织后不久，就接受了给党送鸡毛信的重要任务，为了成功送达信件，她想尽各种办法躲避日军的检查。她冒着生命危险，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暗中调查敌人情况，秘密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好几次都差点暴露身份，被敌人抓获。
　　胡长荣
　　94岁的胡长荣是保定阜平县人，1938年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1至1943年间，日伪军对晋察冀边区发动多次惨绝人寰的大“扫荡”。在反“扫荡”的艰苦岁月里，胡长荣带领全村妇女给战士们做军鞋、军袜、送水、送饭，转运伤员，筹集粮食支援前线，在严重缺医少药的条件下，她想尽一切办法，用温开水清洗创伤，用中草药敷伤口，用小勺一口一口地给伤员喂饭。在她的精心救护下，很多身负重伤、生命垂危的八路军指战员恢复了健康，重返前线。 　　卢常禄
　　卢常禄，1927年2月出生于安新，1944年5月入党。1943年秋，卢常禄随雁翎队队长郑姬同志，参加了雁翎队（当时穿便衣），活跃在白洋淀芦苇丛中。通过做策反工作，把驻李庄子的伪军排长姚广昌（雄县咎岗人）劝降投降，带过来一挺BS尼机枪，充实了我方力量。后来随雁翎队一起端南刘庄炮楼。1944年大反攻开始后，雁翎队配合大部队解放县城。
　　王大榜
　　王大榜，1929年4月出生于清苑。加入冉庄抗日儿童团，参加训练、站岗放哨、传递情报，查汉奸等活动;参与了挖地道、抢公粮、送情报等抗日活动;响应上级“破路就是抗日”号召，参与了民兵破坏平汉铁路，张保公路等行动，在张登伏击战，攻打姜庄炮楼、北段庄炮楼、耿庄炮楼和攻克义和庄炮楼等战斗中参加了支前保障行动;1945年春，参与了冉庄三战三捷战斗，三次作战民兵连打死打伤110多人，县武委会为他们召开庆功大会，授予“地道战模范连”锦旗一面。
　　烈士子女：我们的父亲牺牲在抗日前线
　　黄鲁滨
　　作为河北省受邀参加北京阅兵仪式的英烈子女之一，黄骅之女华鲁滨临行前说，现在只觉得时间过得非常慢，为了这一天，她一直随身带着父母亲的遗像。“我想带我的父亲去看看咱们现在的国家，现在的繁荣昌盛，以及我们如今的军队，比他们打仗那时已经超越了千倍万倍，让他老人家在九泉之下能安心。”老人激动地说，“我非常感谢党和国家，在这样特殊的时刻能想到我们，同时我也很欣慰，国家和人民还一直想着这些逝去的先烈，说明他们的血没有白流。”
　　如今74岁的黄鲁滨老人唯一的遗憾便是没能当兵，“我母亲，包括黄骅的许多父老乡亲都说，我的个性、脾气都与父亲很像，只可惜，我年轻那时候没有机会去参军。”老人说。如今，老人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穿上军装去参加阅兵，“这是圆我自己，也是圆我父母的一个梦吧，哪怕是戴个领章或者帽徽也好。”
　　虽然，在黄鲁滨还未满月时父亲便牺牲了，但是毕竟她的身上流着黄骅的血，这种亲情关系是永远抹不掉的，这也是为什么黄鲁滨选择晚年定居黄骅的原因，“年轻时没有机会陪伴父亲，如今老了，希望在有生之年好好陪陪他。”老人说。
　　伊雪琴
　　出生于1941年4月的伊雪琴是伊景林烈士之女。伊景林烈士，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1944年受共产党冀中区敌工部派遣潜入保定市医药界做地下工作，为我党我军采办急需药品，搜集政治、军事、经济情报。1948年秋被敌人抓进监牢，残酷拷打，酷刑用遍，宁死不屈，大义凛然，三个月后被敌人枪杀，壮烈牺牲，年仅40岁。
　　李桂芬
　　出生于1933年3月的李桂芬是李树基烈士之女。李树基烈士，1916年出生，1939年入党，同年任保定市安国县伍仁村党支部书记，多次完成上级交给的情报搜集上报、锄奸锄特任务。1942年由于叛徒出卖被捕，经日伪军严刑逼供，始终坚贞不屈，最后被日寇拷打致口鼻流血而亡，牺牲时年仅26岁。1954年被安国县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宏大的历史叙事中，或许他们的故事只是寥寥几笔，却是抗战记忆中不可缺少的“拼图”。
　　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无论是直接参战还是后方支援，所有投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人们，都是民族英雄。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包括抗战英雄在内的一切民族英雄，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的事迹和精神都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
　　编辑/萧  山  缪济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