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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原乡篇 第一章访族谱观来潮 移民大潮来有痕，去留踪。作为私家档案性质的族谱，在记录下家族世系渊源和人口繁衍历史的同时，也把移民运动潮起潮落的蛛丝马迹留给了后世。如欲闯进他们生存的领地，必先破解档案中留下的"密码"，然后才有可能找到叩开原乡大门的钥匙。 一、族谱背后的故事 当我们为着研究"湖广填四川"这段历史，为着探访"湖广填"移民运动大潮的源头，而把某个家庭、家族、宗族作为研究对象，对它进行系统考察时，族谱无疑是最理想的参考资料。 充当本篇解剖对象的陈氏家族，于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移民入川，最初寓居于顺庆(今南充市)、遂宁(遂宁市)，继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选择在潼川府三台县柳林坝(今属绵阳市三台县潼川镇长坪办事处)定居。该家族定居三台百年后，于同治四年(1865年)编纂刊刻了一部族谱--《陈氏族谱》。 摆在面前的这部族谱，尽管经历了130多年的沧桑风雨，但在封面的左上方，仍依稀可见刻本的原谱名一一"陈氏族谱"4个大字，而在它的右下方，还保留着显示持谱人身份的三字题名："光赞置"。 通过近距离观察，发现这部族谱普通平凡，朴实无华，显示出来的是一身下层平民的打扮：开本高25．5公分，宽15．5公分，毛边土纸印刷，原编号共221页(双面折页)，用线装订。原刻本天头地角印有由外粗内细的线条组成的边框，折页上部顶框处印有鱼口。每页9行，每行最多24字。刻工精细，印刷清楚。由于它是代代相传的私家族谱，故在传承的过程中，有的支派又在相关部分增加了一些活页。活页纸一种是与原刻本相同的土纸做的，同样印有边框，只不过是细线，每页还印有四道直线。这部分活页纸似是本谱刻印后统一印发的。另一部分则是自加的白页，为有光纸，明显是1949年前后所补充的。这部族谱除前20页左上角部分页章稍有蛀蚀(无碍辨认)外，基本上保存完好，实属万幸。 我们知道，提供给研究者使用的族谱，可以是来自图书馆、档案馆的藏品，也可以是从民间采集而来的稿本。其中，尤以来历清楚、留存在民间的藏本，研究价值最高。摆在面前的这部《陈氏族谱》，就是这个移民家族中长房后裔一代代传承下来的珍品。说起这部族谱的来历，背后还藏有一个曲折感人的故事： 那是距今138年前，即清同治五年(1866年)八月十五日，一个阖家团圆的夜晚，在陕西省汉中府东关外王姓宅内，有一个四川籍中年男子，身患重病，奄奄一息地躺卧在床上。他仰望头顶一轮朦胧的月亮，不禁潸然泪下。他自知来日不多，有家难回，不胜感慨唏嘘。10天后，他以43岁之身，客死异乡。死后，就地掩埋在王宅附近一个叫王家嘴的地方。这个四川籍中年男子名叫陈光赞，就是面前这部族谱的持有人。 陈光赞是这个从福建迁川的移民家族的第5世孙，自入川开基祖陈时安定居三台县以来，该家族也同其他迁川家族一样。大多没有袭用原乡世系的字派，而是根据在川的实际情况，重新立下了：时、兆、元、启、光、先、德......的字派，供后世子孙们按序排定字辈。开基祖陈时安膝下育有10个儿子，其中4人出生于福建，6人出生于四川。在10个儿子中，除第二子在途中早亡，第三子过继与兄长陈辉胤另立门户外，其余8个儿子共组一个大家庭，聚居于三台县杉林坝。 陈时安去世后，这个大家庭失去了凝聚的核心。仅仅维持了一段时间，到了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终因人口繁多，家务难支，而不得不由族长主持，将家产分为8份，各自立业发展。在这次分家过程中，作为长子的陈兆深，就是当年迁川时那个年仅12岁的大哥，主动要求带着长房，离开柳林坝，迁至城南45里外一处条件最差的祖业一乐嘉乡樊家沟定居。 又过了若干年，当传到他的孙子陈启明时，由于家产尽失，长房后裔仅靠佃耕过日。随着人口不断膨胀，这个家庭再也维持不下去了。为了减轻家务负担，陈启明不得不决定再次分家。在第二次分家的过程中，年近六旬的陈启明，把仅有的一点家产平分给4个儿子，以便让他们自立门户。这年为咸丰十年(1860年)。长子陈光谱、次子陈光赞已经娶妻，独立成家，三子早已过继族人，四子陈光诰尚未成年。作为二儿子的陈光赞，大概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远走异乡，随着那时由川迁陕的人群，一直在四川绵阳、陕西汉中一带，依靠打工谋生。 岂料过了不久，一连串的不幸遭遇相继降1临到陈启明的家中：长子陈光谱于同治元年(1862年)去世了；5年后，次子陈光赞又客死异乡。就在陈光赞去世前一年，他还遇上一件喜庆事：在柳林坝发迹的陈氏家族筹备了将近百年的《陈氏族谱》终于刊印了。那时，陈光赞正好在家，作为长房后裔的代表，他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这一房人的族谱保管者、持谱人。他也因此在这部新置的族谱上，端端正正地题上"光赞置"3个正楷大字。未曾想到，一年后他就离开了人世，以致这3个字竟成了他留在这个世上的绝笔。 陈光赞有3个儿子，他死的这一年，长子先朗17岁，次子先亮7岁，三子先畴刚满3岁。家庭顿然失去支柱，仅剩下孤儿寡母4口人，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陈启明在连失两子的重大打击下，三子又早已过继，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唯一一个儿子--四子陈光诰身上。当时，陈光诰也已单独立家，但膝下只有一女。为了解决二儿媳一家4口人的生活困难，他们想到了在家族内部过继和交换子女，经商量决定，由弟弟陈光诰帮助哥哥抚养其3岁的幼子先畴，同时把自己的女儿交换给二嫂(即光赞妻)，以帮助其维持家计。此举既能减轻光赞去世后家庭的负担，又可以使光诰不致断后。陈光赞死后，这部族谱又回到了其父陈启明手中，以至在这部族谱上留下了多处由陈启明批注的有关族内事务的手迹。陈启明逝世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他去世之后，由他保存的这部族谱，以及其他相关的家族文书，理当传给他唯一的儿子陈光诰。陈光诰生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卒年失载。由于他膝下只有一个过继子陈先发，所以在陈光诰死后，由陈启明传下来的这批包括族谱在内的家族文书，自然名正言顺地落到了陈先发的手中。 根据族谱记载，陈先发膝下有2子3女，长子失载，次子陈德富。陈先发卒于民国13年(1924年)，在他去世之后，这部族谱自然又传到了陈德富的手中。在陈德富收藏的族谱中，保存了两页出自他的亲笔、书写在红纸上的有关自己祖先的世系名录。名录中，他把自己之前的7代祖先，分别标注为："太始"、"烈"、"天"、"高"、"曾"、"玄"、"祖"等7个等级，以承家族的绪统。这个世系名录中，陈德富在陈光赞的名字上，直接写了一个"祖"字，表明他的身份，正是持谱人陈光赞的嫡孙。对乡间文物古迹造成最大冲击的，当数"文化大革命"。迫于政治压力，当时许多人为了与"四旧"划清界限，开始把一些旧书、族谱之类的古董拿出来自行烧毁。表面看，陈德富也在紧跟形势，抄写毛主席语录，背诵"老三篇"。平时设在堂屋壁上的神龛，也被悄悄地转移到了木板楼上。但他就是不忍把装在一个木匣子里的族谱和文书付之一炬。这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年轻时曾经教过几天私塾，算是有一点文化知识的人。他一生经历过清朝、民国、新中国三个时代的巨变，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他不仅忠于职守，保存祖上传下来的族谱，而且还不断地在族谱上补充新的内容。当记录家庭人口繁衍的接力棒传到他手中时，他又像他的父辈那样，坚韧执著地把家庭人口的变迁情况记录下来，直至他生命终结时为止。令人感叹的是，他是那样忠于职守，连先于他8个月去世的妻子的有关情况，包括告终的时间、地点，安葬的坟墓位置等等文字，也都是由他一丝不苟地亲笔书写在谱上的。 这一举动反映了人们对于家族历史的重视，同时也是家庭生命力的表现。正如孙达人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所说：在族谱的背后，埋藏着任何力量也难以抑制的"民族生命力"。《陈氏族谱》的传承过程，就是一个例证。 二、族谱里面的学问 族谱中蕴藏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和信息，是研究"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来源之一。但是，在如何理解并运用族谱资料来研究这一课题上，却存在着水平高下之分。这是因为族谱里面大有学问。如果不仅仅满足于从族谱上寻章摘句地援引一些文字，就应当多懂得一些有关族谱的相关知识，应当进一步弄懂这个家族是如何构造本族的历史。只有读懂了族谱，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族谱在研究中的功效。 我们知道，族谱并不是专门为历史学家所撰写的，它仅是该家族成员出自于阐明自己祖先来源和本家族历史这一动机而编纂的"历史"记录。也就是说，族谱在成为历史学家使用的材料之前，它本身已包含了对本族过去历史的解释与叙说。 族谱是关于家族历史的记录，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家史，而仅仅是对始祖以来父系亲族的记录。这种记录，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回忆和追溯，它不是对家族成员在世时生活的描写，而是在该成员去世后，才对他的生平以及相关情况进行总结式的评述。由于家族成员是在一种不断迁移、定居、出生、死亡的周期中繁衍生息的，而族谱的编修又是受一定经济条件的制约，新谱的编修往往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过程，因此，一般族谱只能是在一个时段内，有关这个家族的累层式的追溯过程的产物。为此，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从族谱文本表层所描绘的现象世界入手，进入到文本深层所内含的意义结构，并进而发现族谱背后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 为了认清族谱背后的社会意义与文化意义，我们不能不首先从族谱的产生沿革说起。根据学者研究，中国之有族谱，可以追溯到夏朝。魏晋时期，世家大族修谱之风盛极一时。隋唐两代，氏族门阀观念仍然很盛。经过五代十国战乱之后，门阀世族残余不复存在，世家大族的族谱大都散佚无存。宋代以后，由本族人自己编修的私家族谱，适应了社会变化的需要，一种由士大夫书写的、体例完整规范的私家族谱开始在全国各地流行起来。随着宗族活动的变化，修谱之风南方盛于北方。但是，由于紧随其后的大规模的元朝灭宋的战争，又使这些谱牒焚之一炬，以至到了清代，史家章学诚叹息："宋人谱牒，今不甚传。"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宗族活动在全国的盛行，民间又一次掀起了修谱的热潮。私修族谱卷帙浩繁，并且大都以宋朝所创造的模式为蓝本。 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族谱，大多为明清以后编修的。在四川地区，尽管在我们征集到的一些私家族谱中，发现有为数不少的唐宋时代文化名人撰写的序文，但这些文字大多不见于他们本人的文集之中，其真伪尚待考证。就算这些序文是唐宋名公所作，也不见得能够证明该族谱就是那个时代的出品。 近年来，在四川泸县牛滩镇玉峰村大坡出土了一座南宋时代的古墓，在墓中发现了一通额书"张氏族谱"4个大字的石碑。 根据碑文记载，该张氏家族的始祖名张悦，字吉仙，原籍资中，后由资中迁至泸县，已传五代，诗书传家。碑文还记述了嘉熙三年(1239年)全家躲避蒙古兵战乱的情况。虽然这通"石质族谱"不是那个时代族谱的原型，其作用仅略当于传统的墓志而已，但据此也可看出，宋代私家编修族谱之风已经开始深入到民间。 与全国现存族谱主要出自明清及其以后时代略有不同，四川现存族谱则很少发现有明代的藏品。这主要是因为四川在明末清初整个社会经历了一场大的浩劫，导致旧的族谱散佚，宗族世系混乱。即使明代以来就在四川定居的土著居民，到了清初编修族谱，追忆其祖先来历时，也不得不从清初从头续起。而来自省外的移民，其开基祖的迁川活动，本来就是从清朝前期开始的。因此，就整个全川的族谱编修时代而言，绝大多数都是清朝以后，尤其是民国时期的产物。 那么，清初以来迁居四川的移民及其后裔们，是如何通过族谱来记录他们祖先家世的呢?换言之，他们究竟以什么方式来构建先辈们迁川的创业历史呢?根据中山大学刘志伟教授研究广东族谱的成果表明，每次修谱的资料来源，都包括了口述资料的成分，即使根据祖先神主作为主要依据，祖先之间的关系，也需要依赖口述记录。更何况第一次修纂族谱的时候，可以想象必然是以口述资料作为主要依据。各地修谱的经历虽然有差异，但对于口述资料的依赖关系，应该是共通的，没有地域差别的。在四川，我们所能见到的一些家族的族谱，大多也是这样构成的。 在清初"湖广填四川"中，从外省迁居四川的那部分移民中，许多人是带着原乡的族谱人川的，或者在定居四川有 年，出于编修族谱的需要，曾经派人专门寻访过原乡族谱世系，或者由原乡派人送谱至川，为四川宗亲修谱提供过原乡祖先的情况。笔者在重庆市荣昌县工商局廖正伦先生家里，见到一部来自原乡的珍贵族谱--出自广东乳源的《珠岩廖氏族谱》。该支廖氏原籍在广东兴宁县，于清雍正时迁川。这部族谱为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雕版印刷，列号孝、弟、忠、信，分为4本，每本通长39厘米、宽26厘米，4本总厚15．5厘米，全谱重约3公斤，是笔者目前所见到的由四川移民后裔所保存下来的部头较重的一部原乡族谱。 另外，笔者在三台县档案馆，还见到过一部数量最为庞大的族谱--《谌氏族谱》。这部编修于民国丙子(26，1937年)的《谌氏族谱》，共有90多册。该谌氏家族来自于湖南安化。根据内容分析，这部族谱当是从原籍流人四川，而被四川移民家族后裔保存下来的。这是目前笔者所见到的内容较为完备的原乡族谱。 这蝼来自原乡的族谱虽然是文字的成品，但是它在变成文字前，即在编修成谱时，也是依赖口头史料整理成文字的。因此，通过各种方式进入四川的原乡族谱，只不过是反映四川开基祖之前的家族历史的口述资料集成罢了。 口述资料在编修族谱中的价值和作用是重要的，经当事人回忆出来的人和事，尽管带有个人的见解，但却具有亲历亲见亲闻的特点，只要与当时的其他资料加以比照、印证和考订，仍不失为重要的史料来源。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口述回忆中保存了大量鲜活生动的社会生活史资料，是研究移民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 当然，口述资料也是有明显局限的。这主要表现在：一、依赖口头流传记忆的系谱，一般只能讲述几代先祖的谱系关系，更早的祖先谱系关系，往往是不清楚的。二、口述记忆一旦成为文字的记录，后来的编撰者就总是企图把原来口述的痕迹抹掉。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把中断的世系接续起来，把缺失的祖先名讳补上。显然，这样的整理补充，大多带有后来编撰者的意图，很难保证不会失真。三、一些生动活泼的生活史资料，也因人为的加工，变为呆板的文字叙述，反而使不少有价值的生动资料流失。以至我天见到一些移民族谱，编修者的文化水平越高，族谱的文字越精练，文学修饰痕迹越重，其所保留的有价值的资料越少，就是这样产生的。 为了重构家族的历史，族谱的编修者需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关于近世祖先的来历、迁徙和定居经过，以及家族盛衰的记事。比较起来，这件工作容易完成，这是因为，近世祖以来的历史，距离族谱编修者的年代不远，依靠人们的回忆所及，便能把历代祖先的事迹讲述出来，并以族谱中的传记、行状、墓志铭等形式的专文加以表现，有些则附在世系图表的个人生命资料中。 二是关于近祖与远世祖之间关系的追溯。比较起来，这件工作就难办多了。因为远祖距离族谱编修者的年代久远，近世祖以远的祖先，不是依靠回忆所能查清的。这样，将远代祖与近世祖系谱之间连接起来，便只有通过编修者之手，以所谓的"考据订正"手段，重新进行"附会"嫁接来完成。 刘志伟分析说，明代广东许多地方家族编修族谱的时候，往往把本地的口头传统和士大夫的书写传统糅合起来，通过附会远代祖先，把口传的祖先系谱与按照书写传统建立起来的系谱连接起来。为了把家族的世系向前推衍，并附会历史上的名人世族，需要通过"考据订正"，重新编造出能够把近世祖与远代系连接起来的世系。这方面的记事内容，往往以族谱序跋的形式来加以表现。这些族谱序跋，文字或长或短，或简或详，或真或伪，或出于口碑相传，或妄抄公私史籍，或为信史实录，或为荒诞不经。 四川移民家族后代在编纂族谱时，情况与广东地区相类。所不同的是，在四川根据口头回忆所能追溯的远祖，其时代要比广东地区更迟一些。如果说，在广东地区，明代后人最多能够回忆到宋代的祖先，那么，在四川，清代移民后裔们所能追溯的祖先，最远不会超过明代。 据此可以判断，在四川地区，一般移民族谱所追溯到的明代以下的祖先事迹，应该说主要就是通过口述回忆来建构的；而在明代以前的祖先世系，应该说就属于编修者自我"附会"来完成的。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四川族谱，大多通过序跋文字，把自己在四川的开基祖同历史上乃至先秦时代的某个名人的世系连接在一起。他们所使用的手法，正如同广东地区的修谱者一样，主要就是由编谱人，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后裔，通过牵强附会的"考据订正"，把自己近世祖与历史上某个名人的世系相嫁接。 对照这些分析，这部《陈氏族谱》在记述自己家族历史时，也是完全按照这一模式，由以下三个层次来构建的：第一层，基础史事。本部分主要内容是，通过对迁川开基祖以来家族的繁衍分支的记述，来展示家族在川的创业过程和发展历史。其表达形式，主要为家族全体成员的生命资料(包括对756个挂名家族成员的名讳字号、出生时地、卒年葬地等的记载)、宗支图、宗祠规约、17位知名家族成员的记事、寿文等等。这部分史事的来源，主要是建立在口述回忆史料基础上，按照一定的格式，笔录为文的。 第二层，原乡世系。即从迁川开基祖以上，追溯至福建原乡始祖为止的18代谱系，详见下表： 这部分谱系的内容，包括追溯历代祖先的世系、坟墓、宗祠、祖厝等。这部分资料来源，主要取材于原乡的族谱，推知其来源有二途：一是入川时随身携带有原乡族谱进来，二是修谱时派人回原乡抄录的。 第三层，远祖附会。这部分内容，主要以族谱序跋的形式来加以表现。这部《陈氏族谱》所能追溯的最远的祖先，是依据原乡族谱所载的漳平开基祖陈五八，据考其生活年代大约在宋末元初。本来，人川开基祖陈时安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的一篇题为"颍川陈氏族谱"的序文中，只是概略地提到自己姓氏渊源："传于先代"，"赐自前朝"。并直言不讳地说："吾族自闽省以来，未暇悉载"。但是，当时间过了90多年，轮到他的曾孙一辈人正式接手编修这部族谱的时候，几个有一定文化知识、具有"生员"出身的后裔，却不满足于这一笼统的说法，而是开始阐述起近世祖与前朝名人的渊源关系了。于是，在他们的序文中，众口一词地考证说，自己是"有妫之后"，与周朝的"胡公满"有关。 根据一般谱牒的记述和相关研究成果的介绍，陈姓的渊源关系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的舜帝。据说，当初舜还是平民百姓时，尧帝把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他，封他在妫水(今山西永济县境)居住，其后因以为姓，姓"妫氏"。由于舜帝被认为是当今陈姓公认的最早的先祖，而舜帝又姓"妫氏"，所以说陈氏"皆出自有妫之后"。在商朝末年，舜的后裔妫满投奔周国，深得周文王的欢心。周武王起兵灭商后，另封妫满于陈，让他在那里统治陈国，国号仍然叫"陈"，定都宛丘，以取代原来的陈国。妫满死后，谥号"胡公"。后来胡公满的后裔便以国为姓，于是，胡公满就成了陈姓的开山祖。显然，《陈氏族谱》的编修者，通过考证附会的方式，把自己的家族与中原陈姓的始祖胡公满衔接起来，意在攀附名人，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这种做法，从文化认同的角度是可以理解的，但从构建移民史的角度出发，则显然是不足信的。 由于族谱是通过前人口述回忆和编修者的编造构成的，其中自然少不了真实性与虚构性共存，自我认同与自我夸耀同在的情况，因此，在历史上遭到许多学者的非议，并得出"家谱不可信"的结论。颜师古在注释《汉书》时，还特别指出："私谱之文，出于闾巷。家自为说，事非经典。苟引先贤，妄想假托。无所取信，宁足信乎!"但是，这种一概而论、否定一切的看法，也是不科学的。 70多年前，谭其骧先生在他的《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的论文结尾部分，就曾经对族谱作过全面科学的分析。他认为，族谱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文化复合体，既存在着可靠的一面，同时也存在着不可靠的一面。所谓可靠的一面，就是指族谱能满足移民史研究的需求。 谭其骧先生认为，移民史研究对于族谱的使用"在乎其族姓之何时自何地转徙而来。时与地既不能损其族之令望，亦不能增其家之荣誉，故谱牒不可靠，然惟此种材料则为可靠也"。移民史研究的对象既然包括"族姓之何时自何地转徙而来"，那么，从构建移民史的需求出发，族谱自然是最有价值的资料。因为，族谱既是家族成员对家族历史的一种追溯性的总结，是以家族所经历的人和事作为记录对象，建立在回忆基础上的关于近世祖以来的家族迁徙的记述，由于时间、地点"既不能损其族之令望，亦不能增其家之荣誉"，所以，其态度必然是严谨的，所记内容大部分应该是写实性的，可信度较高。 历史学家罗香林教授在20世纪30年代，首先将族谱资料应用于客家学研究，为论证客家的历史源流和文化提供了成功的典范。他总结说："客家研究，自其社会组织、与其人之体质特征言之，自当以至其地为实际调查，与进行其地之人种测验，为主要对象。然自其历史发展，与其种姓之传演言之，则除为实地调查与测验外，仍须就其各姓谱乘，而为分析归纳。盖不如此，则不足以明其上世迁移转徙之所由与其种姓遗传与演进之所在。" 与此同时，谭其骧先生还认为，族谱也有不可靠的一面，这集中表现在："谱牒之不可靠者，官阶也，爵秩也。皇帝作之祖，名人作之宗也"。也就是说，不可靠的一面仅在于附会官阶、爵位、名人。不少学者也指出，家谱中存在的攀附显荣、扬善隐恶是其最大的弊端，最不可信。尤其是在族名中表现出来的姓氏郡望的趋同倾向，"言李必陇西，言张必清河，言刘必彭城，言周必汝南"。这些文化现象，只有把它作为隐藏在族名背后的文化意识(如中国人浓厚的宗族情感，普通民众的文化认同意识)来探讨，才是有意义的。而如果把族谱上这些攀附显荣的名人、官位爵号都当成是真实的、可靠的，就会犯常识性的错误。 既然族谱的编纂者在追溯家族历史时，一般都是站在家族的立场上进行的，由于受一定的思想、意识、观念的支配，尤其是涉及编造近世祖与远世祖世系的关系上，又难免不掺杂一定的虚构(包括夸耀、附会)、隐讳的成分在里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就是从研究移民史的需要而利用族谱，在对待族谱中所涉及的"远祖系"及"祖先官爵"等问题时，也必须相当审慎，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谱牒有价值，又有缺陷、有局限，所以谱牒可以用，必须用，但应是有考证、有鉴别地用。" 由此看来，当我们为着探寻移民运动的来源(包括其后的迁徙历程)而翻阅并利用族谱资料时，不能不多花一些心血、多费一些笔墨。 第二章敢问乡关何处 各种不同性质、版本的族谱，虽然为后世指点了通向原乡的迷津，但是，仅凭族谱留下的线索，并不一定就能保证原乡与定居地之间畅通无阻。因为，这些线索还需要经过进一步查证核实。欲走进祖先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还得爬一些坡、跨一些坎。 一、西蜀望岭南 时下，寻根热热遍全世界，不分国界的人们，埋头于故纸堆里，在又黄又脆的纸片上寻找祖先留下的蛛丝马迹。他们想要做的一件事，就是从尘封的往事中走进自己祖先曾经生活过的土地。许多移民家族的后裔，明明知道自己的祖先来自外省，却不知该到何处去寻找原乡。这就像在一个陌生的"时空隧道"面前，找不到人口，即使钻了进去，也难以找到出口一样。 然而，对于这个福建迁家族的始祖--第一代移民的、陈时安来说，情况却不是这样。因为，原乡明明白白就在自己心中，思念是无穷尽的，他不是"不大愿意回乡"，只是"有家难回"，迟迟没有把回乡提上日程。 陈时安在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撰写的一篇《颍陈氏族谱序》中，明白无误地说："吾族自闽省以来，未暇悉载，但即延平府贡川迁于龙岩州漳平县永福里蓝田乡，建置宗祠，祠宇相传，约有十余辈......缅想故都，其祖功宗德，未尝不依依若接焉。爰立族谱，以俾后裔知闽省与蜀邦两地，同源共本。" 在这里，他把对原乡的缅怀，以及移民与原乡之间的关系，表述得十分清楚。在陈时安看来，闽省是自己的"祖功宗德"之地，是生他养他的"故都"；而蜀省则是眼下安身立命、繁衍子孙后代的乡邦。如果说闽省是他的第一故乡，那么，四川则成为他的第二故乡。闽省与蜀邦虽然相隔数千里，但隔山隔水不隔情，二者血缘相通，"同源共本"。 可是，谁又料到，自从乾隆十七年(1752年)告别原乡，携家前往四川以来，闽、蜀两地竟然成为天壤之隔，想要沟通两地之间的联系却是十分困难的。虽说在他离开原乡14年(1752～1766年)之后，最终在四川省潼川府三台县柳林坝定居落业，但是与他同道来川打拼的兄长、同为第一代迁川移民的陈辉胤，却于当年命丧黄泉，葬身异乡，永远回不了故土。情的谱序时，原乡像磁铁一样，深深地吸引着他这个背井离乡20年的游子之心，以至他再也按捺不住对原乡的眷恋和向往之情，终于在4年之后，即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毅然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要回原乡去"省墓"。 所谓"省墓"，就是祭扫在原乡的祖宗坟墓。这对于远在外地的移民说来，可算得上是一件头等大事。例如，有一个同是清初由龙岩州迁川的移民，名叫陈儒玉，在壁山县卜居有年，"辟荆棘，垦田园，构祠堂，营舍宇，规模粗具，聚族以居"。有一天，不知怎样触景生情，思乡心切，突然感情爆发，以至极度悲伤，大哭起来。弟侄惊问其故，他说："先人坟墓在闽，岁时缺祭扫，吾安能觋然食息于此。"于是，他决定急促治装，归闽营祭。后来，他果然返回老家扫祭祖宗坟墓，并且还把祖父母、父母的骸骨一齐迁来壁山改葬。自此之后，他每天早晚都到祠堂洒扫焚香，连一天也不敢忘。他的感人事迹，后来被采编进县志，并由县的守臣亲自为他写了一篇传记，他死后，这篇传记就刻在他坟墓前的石牌坊上。 按照同为福建移民陈儒玉的话来说，祖宗先人的坟墓远在福建，每年春秋缺少祭扫，我怎能在四川过安逸日子而不感到害羞!由此推知，陈时安当时作出返回原乡"省墓"之举，其心境也大体不过如此。 陪同陈时安踏上返回原乡之路的，是他的第5个儿子陈兆泗。陈兆泗是在陈时安迁入四川后出生的，这时已年满24岁。由于在他之前的4个哥哥都是从原乡福建走到四川来的，所以这一次陈时安决定带上这个在四川出生的儿子，去见识一下原乡的世面，体验一下闽蜀旅途的艰辛与困苦。陈时安父子这次返回原乡，除了拜省祖宗祠墓之，还顺便将他父亲陈璧书、母亲林氏，以及嫂子李氏的骸骨背负回川。在由闽至蜀的数千里旅途上，自己亲人的骸骨必须是亲自肩挑背负，不得雇人挑担的，陈兆泗为此付出了巨大的辛劳，其困苦之状可想而知! 这次原乡之行，虽然慰藉了移民心中长期郁积的乡愁，但却化解不了闽蜀两地之间由于地理阻隔和历史变迁所带来的巨大障碍，以至在这以后，原乡与移民地之间的沟通不是增强了，反而日益减少了，最后竟至于音讯断绝，消息渺茫。于是，外迁的游子，犹如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失去了与原乡的一切联系。这种情形，恐怕在四川的移民家族中并非偶然。 为什么陈时安返回原乡省墓之后，蜀闽两地的联系日渐减弱呢? 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受定居型迁移的制约，四川移民疏于与原乡保持经常联系。移民离开原乡，向外迁徙，依居住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暂居型和定居型两种类型。由于居住方式的不同，移民与原乡的亲疏关系，自然也会有所差别。以陈时安所在的福建地区为例，据田野调查资料显示，明清以来，闽南地区(包括原泉州、漳州二府所辖之地)的人口向外移动不仅规模大，而且几乎从没有停息过。人口移动主要沿两个方向进行：内地与海外。向海外移民的人，大多是"出外谋生"，具有"暂居式"移动的特征，并非永远离开家庭的迁移。一旦积聚了一笔钱财后，仍旧回归原籍，与家人住在一起。因此，这种类型的移民大多维持着同原家庭的各种关系，保留着与原乡发生密切关系的机制。 而向内陆移民的人，大多是举家一次性迁移，或分阶段连续迁移，以定居为最终目的。这种定居性的迁移，很少回迁。此类移民通常很快从原家族中分蘖出来，并在移民地逐渐繁衍成为新的独立家族。因此，定居型迁移的本质特征决定了这类移民只可能与新的家族维持各种关系，而难于与原和原家族保持长期性、经常性的联系。 四川正是清前期岭南百姓向内陆移民的典型目的地，绝大多数移民的最终取向都选择了在四川定居，并重新繁衍为与原乡关系疏远的独立家庭。在这种情况下，它必然不具备海外移民所采取的"暂居式"移动的本质特征，因此，相对于海外移民，在四川定居的内陆移民，先天里就缺少了一根与原乡保持密切接触的纽带。 二是受居住地环境的影响，迁居四川日久的移民失去了与原乡加强联系的动力。四川为群山峻岭所环绕，道路交通不畅，数千里崎岖山路，很容易构成移民与原乡沟通的障碍，足以让那些意志薄弱者望而却步。加之，清代以来，四川社会一直就不太平，从18世纪中叶开始，先有嘉庆年间遍及川东的白莲教起义，继有咸丰、同治年间纵横全川的李永和、蓝朝鼎起义，到了光绪年间，四川各地又开反洋教斗争的先河，直至20世纪初年的四川保路运动，民国年间的四川军阀混战......连绵不断的战争，也使有心返回原乡之人，难有千里跋涉出行之举。再就是外地移民进入定居后，天长日久，必然受到四川地理、历史环境的影响与文化的熏染，受巴蜀文化中"尚奢"民风的影响。移民定居日久，在天府之国优越的自然条件下，逐渐衣食不期而至，以至在繁荣富庶之中，悠闲享受，惰性既增，冒险拼搏精神日渐减弱。当移民社会向土著社会过渡，移民为土著所取代的时候，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移民后裔，再也不可能像他们的先辈那样，始终保持对原乡的强烈感情。随着对原乡感情的淡忘，他们自然也罕有返回原乡的勇气和行动。 当然，这只是从总体趋势而言的。它并不意味着，四川与原乡之间从此就断绝了往来关系。因为，即使在与原乡相隔日久的历史条件下，四川移民后裔也不乏返回原乡寻根的先例。例如，同为迁川移民后裔、军政要员的刘光第、杨森，就是成功返回原乡寻根的幸运者。 刘光第(1861～1898年)，字德星，号裴村(培村)，祖籍闽西武平县湘坑湖村人，先世于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由闽人蜀，迁富顺县杜快铺卢家嘴立业定居，后又迁富顺县赵化镇。光绪九年(1883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后参与新政，与谭嗣同等被捕遇害，是史称"戊戌六君子"之一。 作为客家移民后裔的刘光第，在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年)四月二十一日，得武平族人来信，邀请他返原乡祭祖探亲。八月，刘光第告假南行，从京师(今北京)经杭州到福州登岸，于十月末安抵原乡武平湘坑湖，实现了几代人梦寐以求的心愿，成为四川刘姓族宗返回原乡第一人。当刘光第千里迢迢来到武平湘坑湖，甫人村口，就受到宗亲们的热烈欢迎。人们首先把他迎入村中的祠堂内，拜谒祖先牌位，然后出席设在祠堂内的接风宴会。此后，他还脚穿麻布草鞋，跟随宗亲祭扫祖墓。他这次在湘坑湖与族亲相聚4月，畅谈闽蜀宗亲往事，日子过得很愉快。为此，他特意撰写了一副对联，流传有两个不同的版本： 其一为： 数千里闽蜀一派源流；十几世祖孙同年乡会。其二为： 数千里闽蜀共一本源；十八世嗣孙同年相会。他还在一篇题为《湘坑湖记》的文章中，以饱含温馨乡情的笔调，记述了这次返乡的感受。他说："少时，每闻族老相传说湘湖名字，辄欣然想见之，愿果一往为幸。"然而，自"吾粗吾父"时，多次想回原乡一归省祠墓，但都未如愿。"闽蜀天悬，迁徙隔绝之日久，生长于蜀者，综各房殆数千人，无得一归者。"光第这次竟安归乎湘湖，"则岂徒光第一人之幸?乃上以慰吾祖父泉下，下以告吾子孙，而以答蜀中诸伯叔兄弟，东望冀一归闽不得者；又以欢闽中诸叔伯兄弟，西望冀一知蜀而不得者。" 从这段难能可贵的文字中，透露出这样的信息：自清初移民四川以来，刘氏家族的成员，包括刘光第的祖父、父亲一辈人，虽然都有思念原乡的愿望，并多次有回原乡"省祠墓"的打算，然而，在数千刘氏子孙中，却没有一个人得以成行。刘光第这次成功返乡，使他成为族中归乡第一人，他怎能不为自己而庆幸!他的这一次成功还乡，上可以告慰父祖于九泉，下可以昭示子孙于身后。 无独有偶，另一个军政要员--民国四川军阀杨森也有过成功返回原乡的记录。所不同的是，刘光第是出发前早就知道原乡之所在，而杨森则是在经过苦苦寻觅后，方才如愿以偿的。 杨森的祖籍是湖南衡阳县草塘村。清康熙年间，居住河边大房的杨氏家族的老四杨兴阶，带领着5个儿子外迁，定居于四川广安。至民国初年，杨家在四川已繁衍9代，杨森是第7代孙，属淑字辈，所以杨森的辈名叫杨淑泽。他上7代入川始祖临终时有口头遗嘱："我的老家在湖南衡阳草塘，你们有机会时，要去寻宗认祖，切莫忘记。"这一口头遗嘱世代相传，后来把"衡阳"二字传漏了，成了"湖南草塘"。湖南共有70多个县，地域那么广，草塘到底在何县、何地，又如何去寻找呢? 直至抗日战争中，1937年9月杨森带领军队出川抗日，入湖南境地设防，他才费尽苦心，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祖先的发祥地--衡阳草塘。该杨氏宗族以族内出了军界要人，感到十分荣耀。为此，他们特地举行了一场十分隆重的回乡认宗祭祖活动。时间是1941年的夏天。衡阳草塘杨氏宗祠张灯结彩，祠堂中门大开。在祠堂外悬挂一面一米见方的红布，上面是杨森亲笔书写的"我武维扬"4个大字，正厅墙上高悬的"衡岳仰止"黑地金字匾额，厅堂两柱嵌悬的楹联"数传自巴蜀归来，得拜祖宗，欢腾一族；千载冀衡湘子弟，共矢忠勇，捍卫中华"，也是由杨森亲自书写的。祭祖仪式隆重热闹，未邀族外人士参加。杨森为此在家乡呆了4天。 这两个实例表明，在近代以来，除了像刘光第、杨森这样的军政人物有条件到原乡光宗耀祖之外，四川移民后裔要返回原乡寻根是十分困难的。如果说还要实现原乡与四川之间的"归望"、"相知"，自由往来，互相沟通，这更是一种梦想和奢望。至于原乡宗亲来蜀寻亲，也是同样的道理。不过，下面这则广东原乡黄氏入蜀访亲的轶事，可算是个例外。 据传，四川宜宾县的同科举人黄其璋、黄其美，系广东龙川金鱼乡马江村的开基祖黄尚道公名下一支，当年移居四川叙府落籍，兄弟二人在咸丰乡试中举后，曾经在祖籍马江村上兴围祠堂里立有碑记。恰逢1938年，广东龙川县乡贤黄麟书，时任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因奉命组团入川巡视党务、民政。黄麟书是个有心人，人川后想起了在原乡立的这块碑，很想碰碰运气，看能不能在四川找到该支族人的后裔。不料在金堂县时，遇见一位刘姓陆军团长，原籍也是广东兴宁，在话家常中，获知叙府(今宜宾市)有座"龙川黄氏宗祠"，建筑颇为宏伟，城内族人约200余，散居纳溪各县亦有千余人，龙川其他姓氏迁移此处者亦为数不少。在办完公务后，黄麟书专赴叙府访族中父老，并蒙盛情接待，细查族谱记载，确属原籍龙川金鱼乡马江村迁居至此地的。后来，广东黄氏后裔引以为自豪地说："由此可见，吾邑先贤向外拓展基业之精神，实令人敬佩。" 二、孝感乡之谜 寻根问祖活动，有时像是在玩一场"捉迷藏"的游戏。阴魂不散的祖先，令你日思夜想的原乡，任你苦苦寻访，结果它就是不现身。在四川，"麻城孝感乡"就属于这样一类困扰许多人的难题。 "祖籍是哪里? --湖广麻城孝感乡。" 这是四川人常说的一句口头禅。几百年来，许多四川人(这里主要指祖籍源于湖广的四川人)把麻城孝感乡当作自己的"根"，他们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口碑传说以及族谱、碑记，寄托着对于祖先的思念，并且试图按照这些记述，在湖北某个地方寻找到自己祖先生活的家园，表现出一种令人感动的执著精神。 如今，信息沟通太方便了，我们在互联网上经常可以发现，寻找"麻城孝感乡"的人比比皆是，呼唤友情支援、希望提供家族迁徙信息帮助的帖子层出不穷。有的专业史学工作者幻想到麻城通过实地调查有所收获。然而，据我所知，大多乘兴而去，败兴而归。 面对此情此景，深信者有之，质疑者有之，半信半疑者有之。在无数人关注而又疑窦丛生面前，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来解开这一困扰人们的结呢? 首先，"麻城孝感乡"的说法虽然并不见于正史记载，仅仅出现在地方志、家谱和民间的口碑传说中，但它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与发生于清以前四川一段特殊的移民历史有直接的关系。 早在元末明初，省移民为了填补宋元战争后四川"地广人稀"的空虚，就曾经采取结伴而行的方式向四川迁徙。据《元史》记载，在元初，荣州(今四川荣县)"其地荒而废之"，至元顺帝时期，却被来自"雍、梁、淮甸"的20万户流民"开垦成业"。来此聚居的"襄汉流民"，"至数千户，私开盐井，自相部署，往往劫囚徒，杀巡卒"由此推测，在这群"襄汉流民"中，当然应该包括来自长江中游的湖北移民。 到了元末，湖北民众为避灾、避难，舍危就安，弃近图远，竞相挈家迁往四川，其中以来自麻城孝感乡居多。根据史书记载，元末至正十一年(1351年)，红巾军起义，天下大乱。江西袁州和尚彭莹玉利用宗教，与麻城的邹普胜"聚众为乱，用红巾为号"，在湖北地区发动起义。他们利用蕲州布贩徐寿辉"状貌"奇特，便于号召的特点，推他为首领，很快在蕲水建都称帝，国号"天完"。邹普胜因此被封为"太师"。正因为邹普胜是麻城人的关系，所以，麻城自然成为当时湖广农民革命的中心，"天完"红巾军征集兵源的基地。一些当地人为了躲避战乱，纷纷离家出走，从麻城逃亡到四川。于是，这就出现了文献上所谓的"避地人蜀"、"避乱入蜀"、"避兵入蜀"的情况。 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陈友谅杀徐寿辉自立为帝，湖北红巾军内部发生分裂。此时随州人明玉珍正率湖北籍红巾军将士入川作战。听说这一消息后，明玉珍遂断绝与"天完"政权的往来，在重庆自立为帝，建立了大夏政权。明玉珍人据四川后，本有割据一方的打算。所以，随军将士都携带家属，加上从湖广招募的移民，估计约有40万人进人四川。由于麻城与随州相邻，加上此前有不少麻城人人蜀，所以，麻城人自然蜂拥而至。明玉珍在其辖境内"保境安民，开科取士，兴学校，制礼乐，境内不见兵革者凡十余年"。史称"蜀人悉便安之"，"一方咸赖小康焉"。于是，正处于战火中的湖北难民，包括不少麻城人，又"凭借乡谊，襁负从者如归市。以故蜀人至今多湖北籍"。 朱元璋立国后，于洪武初年派廖永忠入川，消灭了大夏政权。为了填补四川人口的损耗，明朝政府又采取行政措施，于邻近的黄州、麻城地区，大量抽调湖广人民填川。这就是所谓的"抽填四川"、"奉旨人川"。依据曹树基对明代人口数字的统计和分析，经过洪武时代的大移民之后，四川的人口由元末的70万～80万，增长至180万人，由此推知，洪武年间四川接受的移民总数约为80多万。如果这一数字推测可以成立，再按照民国《资中县志》所说的比例"明洪武由楚来居者十之六七"计算，在这80多万移民中，起码有近50万～60万的湖广人移居四川。其中，麻城又充当了主力。正因为在洪武移民中湖广人占多数，所以把这次移民活动称之为"湖广填四川"，应该是名至实归的了。由此可见，早在清初移民运动发生之前，就有大批湖广籍移民迁入四川，其中尤以麻城居首位；湖广移民迁川的时代，以元末至明朝初年、灭夏以后占绝对多数，其中尤以"麻城孝感乡"为著。麻城县孝感乡之作为移民迁川的中心，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 清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在一封奏疏中说："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氏，访问乡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所以见存之民，祖籍湖广麻城者更多。"这段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清初残存下来的"孑遗"，大多就是当年那批"祖籍湖广麻城"的移民。在清初"湖广填四川"移民浪潮中，当大批新的移民迁入四川后，为了与后来的移民相区别，元末明初的移民(包括麻城孝感乡人)自然就成为"老民"--老资格的四川人，即清初移民社会中的土著了。其次，孝感乡作为麻城县所辖的一个乡，在历史上确实是存在过的，它的地理方位在麻城县西。现在所能查到的有关孝感乡建置的最早文字记录，是康熙九年(1670年)编纂的《麻城县志》。 据考，麻城志创修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称《麻城志略》，由县令苏松委托毛凤韶主修。苏松，四川广安州人，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己未科进士，嘉靖四十年(1561年)任麻城知县。任内"筑河堤、重建鼓楼、修县志"，是一个"体国安民"的地方官员。《四库全书总目》说，毛风韶曾编修过《浦江志略》8卷，"较他志颇为简质，而大旨欲仿通鉴纲目"。鉴于麻城历史上从没有修志，所以苏松上任后，就委托毛凤韶仿照《浦江志略》主修《麻城志略》。《麻城志略》共9卷，"毁于前明"，业已失传。清朝康熙九年(1670年)，重修《麻城县志》，"简而有法，犹存明代志乘遗意"，可能仍参考了残存的旧志篇章。其后，续修的《麻城县志》还有乾隆六十年、光绪二年、民国24年3个版本。 康熙版《麻城县志》卷一"乡区"对孝感乡建置沿革作了这样的记载："初分四乡：日太平、日仙居、日亭川、日 孝感。统130里。各有图。成化八年(1472年)，以户口消耗，并为94里，复并孝感一乡人仙居，为三乡。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建置黄安县，复析太平、仙居二乡20里人黄安，止74里。太平乡原额58里，后并作25里。仙居乡原额54里，后并作25里。亭川乡原额25里，后并作24里。国朝因之。"其后乾隆、光绪、民国3个版本的《麻城县志》，对孝感乡条目的内容，没有新的补充，基本重复旧志。 由此可知，孝感乡行政建置的撤销，始于明成化八年(1472年)，其原因是"户口消耗"，孝感乡因此并人到了仙居乡。90多年后，到了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建置黄安县的时候，太平、仙居二乡又划分一部分地方归并到黄安县。据《明史·地理志》记载，嘉靖四十二年析麻城之姜家畈置黄安县，同时分黄冈、黄陂二县之地益之。清《湖广通志》也说：黄安县，"明嘉靖末，以地多盗，割黄冈之上中和，麻城之太平、仙居，黄陂之仙源置"。这表明，原孝感乡从麻城县版图消失的原因，第一次是由于"户口消耗"，第二次是由于其地"多盗"，最后由仙居合并到黄安县了。由于黄安县设置时，是由原麻城县太平、仙居二乡二十里甲，黄陂县仙源一乡八里甲和黄冈上中和一乡十二里甲组成的，所以，原孝感乡至多只占黄安县地盘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 有明一代，麻城县地盘狭小，是名副其实的"弹丸之地"，只管辖130里甲户籍，人口资源相当有限。据统计，在明代麻城县有人口记录的这240多年间(洪武至崇祯)，全县人口一直保持在10万人左右。由于没有县下所辖各乡的数据，因此我们无法直接知道未被撤销期间的孝感乡究竟有多少人口。不过，乾隆版的《麻城县志》提供了乾隆六十年(1795年)全县的人口数据为：男女共28万多人，其中太平乡8万、仙居乡12万、亭川乡7万。考虑到孝感乡当年因"户口消耗"而被撤并，可能其时人口数只会在7万以下。 今天我们在四川一些民间族谱、墓碑资料上所见到的有关孝感乡下属的若干具体地名，诸如：麻城县孝感乡细鼎子、高阶堰(达县《雷氏族谱》)、扒凿岭(《傅氏族谱》)、大石板洗马凼杨家村(《杨氏族谱》)、大坟坝(泸州《黄氏族谱》)、复阳村(泸州《王氏族谱》)、斑竹林周家坪(周氏碑记)、嵩枝坝大松树(民国简阳《汪氏族谱》)、踏水桥(蒲江《杨氏续修族谱》)、马桑坪(《杨氏族谱》)等等，大多出自清代以来的移民及其后裔之手，推测可能是早已消失的明代地名，距今大约已有五六百年。由于它们早已被历史的风雨洗刷得无踪无影，今天一时要把它们的具体位置找出来，无疑是有相当难度的。不过，我们不能因为目前暂时找不到它的踪影，就怀疑它们在历史上存在的事实。不能因为有人假冒麻城孝感乡的祖籍，就说孝感乡也是虚构的，更不能因此把孝感乡的行政建置一笔勾销。 最后谈谈对"孝感乡现象"的质疑与释疑。在清初移民高潮中，来自两湖的移民都异口同声称自己出自于湖北麻城县，而且还集中在该县孝感乡，这在情理上就令人生疑。20世纪30年代，民国《南溪县志》的编修者最先发现这一疑点，并提出质疑说："今蜀南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往始，多言麻城孝感乡。核其人数，即使尽乡以行，亦不应有若是之夥。且湘楚州县与蜀比邻者尽人皆可移往，何独迁孝感一乡?岂偌大之川南，仅为一孝感乡人殖民之地乎?!"其实，这种动辄称麻城孝感乡的现象，何止川南，在川东、川西、川北地区到处都存在。 其后，省内外的学者大多沿袭《南溪县志》的思路，对这一现象作了进一步的质疑与发挥。归纳其要点，不外有三：其一，如果明初移民入蜀称祖籍来自麻城孝感乡，尚可说也；但清初战乱，四川旧有土著人户大量流亡，所存无几，新移民始于清初，而孝感又于明朝的成化六年(1470年)就撤销了，其间相距已有200多年，这时还说什么麻城孝感乡，岂不成了"无稽之谈"么?其二，既然康熙年间湖南移民"携家人蜀者"，就"不下数十万"，以清初麻城区区一县的人口规模，能够把数十万湖广移民尽纳其中吗?总不可能几十万两湖籍移民绝大部分迁自于麻城一县。其三，既然原孝感乡至多只占今红安县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那么，如此多的湖广移民，怎么都可能来自这样一个小范围呢?何至于其他乡、其他县就没有人外迁，或没有留下移民后裔呢?显然，这一现象有待进一步破解。 民国《南溪县志》在质疑清初湖广家族"多言麻城孝感乡"这一现象时，首先提出了其中可能有"冒其籍求荫以自庇"者，值得"待考"。接着，张国雄在《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研究》中，也对冒籍问题作了初步探讨。 根据笔者对冒籍实例的分析在发生冒籍行为的氏族中，约有半数是出自于清代湖南籍的移民，冒籍的方式大多采用宗谱和墓志来编造。这种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带有一定的必然性。 原来，清朝初年外省移民大量迁入四川之前，元末明初就已人居四川的黄麻籍和"麻城孝感乡"的老移民，是清政府最先招集的对象，他们从外地逃难归来，成了在战乱后再造天府的资格最老的居民。康熙十年(1671年)"湖广填四川"移民大潮的闸门刚刚开启之后，与四川邻近的湖北移民，利用元末明初以来就曾经有人大批迁川的特殊历史渊源关系，轻车熟路，捷足先登，与陕南移民一道，成了最先在四川落户的外省客民。接着，湖南南部便成为当时移民迁川的中心区域。据当时湖广官员奏称，在衡阳、永州、宝庆、武冈、沔阳、零陵等府州县的楚南百姓，数年来携男挈女，"日不下数百口"，纷纷尽赴四川垦荒。"托名携家人蜀者，不下数十万"。百姓人络绎不绝，仅一县，"已不下十余万众"。再后来，到雍乾之际，才是广东、福建两省人民紧随其后，结伴迁往四川，至此移民人形成高潮。 依次人川的新移民在落户到某一个具体地区时，由于人生地疏，必然面着更为强大的土著势力和众多的竞争对手。为了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与复杂的人文环境中求生存，立住脚，他们不得不动用一切有利的社会资源，求图"荫以自庇"，得到当地社会名望家族的支持与保护。在这方面，元末明初以来从麻城孝感乡迁来的老民--土著居民，无疑最能当此重任。一方面，由于他们人时间早，资格老，"他们长期在四川的经历形成的对四川的认识与经验，已融人当地社会的现实，都使其在后来的移民面前，具有更多的物质和精神优势"。另一方面，他们不仅人数多，而且素质高，人才辈出，人文荟萃，颇多世家望族。明清以来他们中产生了不少名人，在光绪《麻城县志》卷24《耆旧·流寓》上，辑录了明清时代先世由麻城入蜀的3位"以文章功业震耀当时，洵足增光梓里"的名人：第一位是明代状元杨升庵，第二位是明代思想家来知德，第三位是清代康熙朝的户部尚书张鹏翮。这些都在无形中提高了麻城孝感乡在的地望声，誉，以至形成"麻城孝感乡"这块牌子，在清代的社会上事事都觉得高三分。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有些移民出于同其他省籍移民竞争社会资源的需要，在入籍之初，便把自己某世祖先说成是来自于麻城孝感乡。其中，又以湖南籍移民居多。由于在历史上，湖南、湖北同属于湖广行省，称得上是"大同乡"。尽管清初已经分设湖南、湖北两个布政司，但在民间人们仍然习惯以湖广来称呼。由于历史上有这层渊源关系，所以湖南移民很容易把自己纳入湖广圈子，视孝感乡为故乡的标志，进而融人麻城孝感乡籍中去。而来自麻城籍的土著旧家，为了壮大自己在当地的竞争实力，也可能以"大同乡"为旗号，大事招纳湖南籍的移民归属在自己麾下。总之，不管属于哪种情形，冒籍发生在湖南移民中间，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据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田野调查表明，当移民在入籍某地时，往往会编造一个来历清楚且有社会名望的开基祖，以便以合法的身份，登记为政府户籍管理下的"编户齐民"，而不致成为"化外之民"。这种情形，在封建王朝实行严格的户籍登记政策，尤其是明清王朝实行的里甲制度下时常发生。能够在政府的户籍管理下，为自己取得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有头有面的合法开基祖的身份，对于移民家族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有了它，就等于使所有的宗族成员共同享有一种身份证明的资格。于是，以后宗族不但可以向其他人炫耀家族历史，提高家族声望，在地域的竞争中取得优势的地位，而且，还可以使用祖先的名义开立户籍，购置土地，登记纳税，参加科举考试，以及享有其他需要"编户齐民"身份才能合法享有的权利。这样，户籍制度与宗族社会相结合，使户籍自然就被视为宗族的一种重要的文化与制度性资源，甚至成为一种社会身份的标签。 正因为冒籍可以带来如此之多的实际好处，所以，不仅湖广籍移民有意冒籍麻城孝感乡，而且其他一些势单力薄、同样需要"求荫自庇"的省籍移民也会这样做。至于冒籍的方式，主要就是通过人籍编造一个来历清楚且有社会名望的开基祖，然后再以纂修宗谱、镌刻墓碑等手段将其合法化。久而久之，他们的后裔就会把冒籍当成事实，甚至一代代地传承下去。这就是产生"麻城孝感乡现象"的历史成因。由此可知，在今天以麻城自居的家族中，既有真的出自麻城孝感乡者，也有有意假冒者；既有入川始祖的祖籍原本不明，无根可寻而从众附会者，也有因时间久远，弄不清祖籍而牵强附会者。总之，虚虚实实，真假莫辨。 时过境迁，当年许多家族的祖先冒籍以求荫求庇求利的经历，已经成为尘封往事和历史记忆之后，作为他们的后裔，由于历史上种种真假莫辨的原因，仍然众口一词称自己祖籍是麻城孝感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必过分拘泥于其祖籍的真实性。这是因为，一方面，在我们这样一个重视讲"籍贯"的国度里，对一个有着"湖广填四川"这样大"换血"，以及其后频繁发生省际人口大迁移的区域说来，我们既不能忽视"籍贯"问题，也不必拘泥于"籍贯"。随着岁月的流逝，现代社会中人口的流动更为自由，人们原有的"籍贯"早已被冲得七零八落，面目全非。对于现代社会的人说来，"籍贯"早已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只是一个"亦真亦幻"的代号，模糊不清的影子。 另一方面，今天许多移民家族的后裔在把麻城孝感乡当成自己的祖籍时，并不一定再与某种实际利益相挂钩，而更多是出于一种文化上的认同心理。正像艾芜那样，他的祖籍原本是湖南，但长期以来却执著地把麻城孝感乡视为故乡的一种标志。在他的笔下，我们看到，他是那样充满深情地追思麻城孝感乡，显然他已经把孝感乡"内化"到灵魂之中，麻城孝感乡已成为他自己心中的天堂--神圣的移民故乡和永远的精神家园(详见第二篇)。 在中国移民史上，一个省区的移民把祖籍来源归之于某一具体地方的现象，不只四川存在，至少在全国共有8处之多，由此形成了中国寻根问祖的八大朝宗圣地：山西洪洞大槐树、苏州阊门、江西瓦屑坝、湖北麻城孝感乡、山东枣林庄、广东南雄珠玑巷、福建宁化石壁村、河北小兴州。这些移民圣地的形成时代有别，被公认的地域范围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是存在于不同地域的人们心中。他们之所以能在一定地域内煽起人们的思乡念旧、寻根问祖的激情，并成为人们的精神生活中的神圣殿堂，是一定地域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是经过长期历史检验而形成的。 因此，蕴含在省籍背后的，更多是一种文化认同现象。具体到四川而论，由于自明代以来湖广人就是这一区域人口的主体，湖广文化一直占据优势。处于这种人文生态环境中，人们把麻城孝感乡视为自己的祖籍，更多只是一种象征意义，其所表达的是对一方地域文化的心理认同。探寻祖先来源，叩问"我从哪里来?"这是人的最基本也是最质朴的精神需求。当人们众口一词称自己来自同一个移民故乡--湖北麻城孝感乡的时候，一股由"麻城情结"油然而生，通过共同故乡这一精神纽带连接而成的巴蜀地域文化精神，得以黏合凝聚在一起，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正是近300年来，在巴蜀文化这棵根深叶茂的巨树上，所结出的移民文化的丰硕果实。 如此看来，在四川人心中，麻城孝感乡这个祖先生活过的遥远的家园，虽然几百年来口耳相诵，代代相传，但是，一当落实到地理坐标上，把它作为祖先根源来寻找时，它又显得那么神圣，那么渺茫，那么可望而不可即，难免不使人产生有根难寻的感叹! 三、寻找原乡坐标 当前，在全球范围内，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一种全民性的寻根热。对于这种令人费解的现象，法国心理学家米里埃母·赛杰解释说，这是一种社会性防范措施，以应付周围的不稳定。在他看来，今天的人们，由于在政治、职业或感情上都不再有安全感，因此，需要寻找在某件事情上寄托精神。于是，关注家谱就是一种最好的表达方式：每个人都源于自己的祖先，都来自遥远的过去，都不会到此为止。由此看来，这股热潮似乎表达了一种需要：重新找到某种联系，找到一种地理意义上的身份。 我国的寻根热，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在外来文化涌入中国之际，民族文化席卷中华大地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宗族寻根文化热潮在我国的出现，不仅有社会原因，也有其宗族思潮的自身缘起。众所周知，出现于古代社会，延续于近当代的家族、宗族，在20世纪中国社会曾经经历了三次巨变：即民清更替、共和国建立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与之相适应，家族走过了受冲击基本上销声匿迹一一定程度的复苏的历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组织形态消灭了家族，清算了家族主义。随后进行的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运动，进一步冲击了家族主义的残余，家族的最后载体--家谱也被毁坏殆尽。但是，家族意识并没有在民众心中完全消失，时或有所表现，如20世纪6Q年代初期一些家族祭祖先、修家谱等。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在上述社会因素的影响下，家族的寻根访祖意识和寻根文化活动，自然有冒头的趋势。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海外华人寻根热的兴起，民间修谱之风又开始慢慢升温。加之全国大规模开展地方志编修工程，家谱作为谱牒学研究的对象受到重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间修谱之风的再度兴起。 除了以上客观因素之外，从主观条件来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物质生活的逐步改善与提高，在由温饱社会向小康社会迈进的过程中，人们除了满足物质需求外，也开始寻求精神生活上的需要和寄托。一些在共和国成立前后出生，经受过家族文化熏陶的人们，到改革开放时，大多年届退休，潜藏在他们头脑中的家族意识，开始重新躁动起来。他们本来就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加之时间、精力和经济条件允许，使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了地方宗族文化的热心组织者和推动者。在他们的参与倡导下，搜寻宗族姓氏资料，编修新家谱，组建宗亲联谊机构，开展宗亲联谊活动等，方兴未艾，此起彼伏。一时间，以寻根为特点的宗族文化，在全国各地城乡又掀起一股不大不小的热浪。 以四川这个移民大省为例，时下各地自发地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寻根访祖活动：发动族宗编修新家谱者有之；四处发函广搜姓氏源流，寻求祖宗来历者有之；联系原乡，交换族谱，核对世系，联宗会谱者有之；邀请四方宗亲来川访问者有之；组织宗亲访问团，远赴原乡祭祖者有之；出版书刊、开设网页，在同宗姓氏问交流信息者有之...... 正是在这股寻根热的推动下，一个偶然机会使我无意中接触到这个来自福建的陈氏家族的原乡。根据一位素不相识的朋友所提供的线索，我不费工夫地锁定了所要寻找的该家族原乡的坐标。其结果颇有点"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感慨。 据《陈氏族谱》记载，该支陈姓系从"延平府贡川迁于龙岩州漳平县永福里蓝田乡"，其主人公陈时安兄弟的居地在"永福里大岭下背塘坑"。结合上文关于族谱所载祖先的知识告诉我：在这里，"贡川"是远世祖的居地，"永福"是近世祖的居地，"大岭"是迁川始祖的居地。至于迁川以前的籍里，具体到了所属地的省、府、州、县、里、乡、村七级，其准确性是毋庸置疑的。 对照相关知识，不难弄清这一地理坐标的历史沿革： 延平府的建置历史悠久，秦属闽中郡，三国时期吴置建安郡，隋属闽州，唐置延平军，五代改延平镇，宋改南剑州，元升为延平路，明代始改为延平府(今南平市)。明代延平府下领南平、将乐、沙县、尤溪、顺昌、永安六县。清承明制，延平府管辖区划基本不变。贡川就隶属于其中的永安县(今三明永安市贡川镇)。 贡川古称"挂口"、"发口"。从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开始有中原汉人在此开发定居。贡川在历史上长期有向朝廷进贡土特产的传统，贡品是一种用草编织的席子。在北宋时期，宋钦宗收到了这种草席贡品，大概因为品质不错，随即问了一声："产于何地?"臣下回禀说：产于"发口"。宋钦宗可能认为"发口"的名称不雅，于是便下令将"发口"改为"贡川"，贡川由此得名。根据明代的地理书记载，贡川所在的永安县，原属沙县辖境，本沙县之浮流巡检司，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置永安千户所于此。景泰三年(1452年)因沙县爆发声势浩大的邓茂七农民起义，波及闽粤赣边区各县，后遭明王朝镇压，这才把沙县南部和尤溪西部单独划分出来，析置为永安县。由于贡川的历史渊源早于明代才成立的永安县，所以，民间就有"先有贡川，后有永安"之说。 龙岩州的行政区划建置变化较大。在西晋它原本是新罗县下的苦草镇。唐初在此设置新罗县(今龙岩市新罗区)，隶属于汀州(今三明市长汀县)。天宝(742～756年)初改为龙岩县，大历(766～779年)中割隶漳州府(今漳州市)。宋、元、明仍旧。至清朝龙岩州仍归漳州府管辖。漳平县辖境在三国时，原属于苦草镇下的九龙乡。其后，九龙乡随龙岩置县，一直为其管辖下的一个乡。明朝中叶，地处汀(州)、漳(州)、延(平)、泉(州)四郡交接处的九龙乡，因时常爆发农民起义，使统治者穷于应付，于是在成化三年(1467年)采纳龙岩县民林廷琥等人的建议，另设新县加以控制。成化五年(1469年)，明朝批准从龙岩县划出居仁、聚贤、感化、和睦、永福5里设立漳平县，治九龙江北侧的小菁村，建成后名叫菁城(今漳平县菁城镇)。 永福里(今永福镇)在明清时期都隶属于漳平县，从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以来，漳平县下设4里、28社、192村。永福里即为其中的一个里，下辖7社、56村，其辖境相当于现在的永福镇、官田乡和拱桥乡的大部分地区。作为7社之一的留田社，古称"留田市"，又称"蓝田市"，现为永福圩街道所在地。 新中国成立以后，行政区划几经变化。位于龙岩、南靖、华安3市县之间的永福里，经历了由乡建镇的变革。1990年，经过调整后的永福镇，分设27个行政村，下辖137个自然村、379个村民小组。其中，福里村为圩街道所在地，蓝田、岭下均为其所属之行政村。其中，蓝田村下辖蓝田、刘柄、福兴洋3个自然村，岭下村下辖大岭下、坪仑、内佳山、四旺4个自然村。 如果将上述古今地名对照起来，制作为一张简表，其地理坐标位置就十分清楚了。详见下表： 如果再把原乡这一政区位置绘制成直观的地图，可以看到，该陈氏先祖的活动半径并不大，其范围大多集中在闽中、闽西的部分区域之内(见附图)。 上述图表告诉我们，记录在族谱上的"延平府贡川迁于龙岩州漳平县永福里蓝田乡"、"永福里大岭下"这些表示该支陈氏祖先原来居住的地名，与今天的政区地名对照起来，除了隶属关系有所变动外，其所在位置基本没有挪动过，连名称都基本仍旧。例如，原来陈氏大宗祠所在的"永福里"，至今仍旧为永福镇。迁川前该陈氏居住的那个名叫"大岭下"的山村，至今仍旧为岭下村。 第三章走原乡探踪迹 凝固在族谱上的文字，看似冷漠，缺乏灵性，然而一当它和原乡的文物见证相结合，顿时便活力四射，"法力"无边。原乡土地上那一座座或宏伟或凋零的宗祠，见证了一个时代家族的盛衰荣枯；一座座或高大或低矮的坟茔墓碑，像在无声地诉说着发生在家族中的陈年往事。长眠在地下的陈氏先祖如果有知，一定会将他们的来历及其在当地活动的事迹，毫无保留地告知今人。 一、实地证谱牒 在奔赴原乡之前，笔者虽然已经持有这部清治四年(1865年)四川刻本的《陈氏族谱》，但是，由于时空隔绝，族谱中的记述是否可靠，还需要拿到原乡进行实地的检验与求证。 经过多年的寻访，笔者终于找到了与族谱记载资料相印证的3座祠堂、5座坟墓、3部族谱外加1座住宅，这些都属于文物古迹级的见证。在这些证物的帮助下，我们不仅可以弄清该陈氏在闽西原乡与迁居地四川之间的渊源关系，同时，还为进一步了解迁川前陈氏始祖在当地的生活环境与生存状况提供了依据。 下面，就让我们把这些实物与谱文对照起来，逐一进行梳理与分析吧! (一)宗祠 四川刻本《陈氏族谱》 (以下简称《陈氏族谱》)在追溯迁川始祖之前的17代福建原乡的祖先的来历时，一共列举了大小宗祠7座。笔者这几年接触到其中3座：大宗祠1座，小宗祠2座。它们都属于为纪念迁川陈氏在福建近世祖而建的专祠。 (1)《陈氏族谱》载："大宗祠，建在闽省蓝田岭头坪，象形。"(见左图)经调查，在今永福镇医院后面空地上，有陈氏大宗祠一座，保存完好。该宗祠坐东南偏向西北，为一进式院落。进得祠内，但见前堂额书"源溯流芳"4个大字。正堂中龛额书"种玉堂"3字巨匾。这是为纪念永福陈氏的开基祖陈五八而建的专祠，是总祠性质的宗祠。中龛供奉陈五八及列祖神位。左龛为尚贤龛，供奉的为有职位的祖先神位，右龛为崇德龛，供奉的是出钱捐立的祖先神位。(见下图) 中堂之上，布满匾额、对联，有一幅前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写的金字长匾格外引人注目，上书"垂裕后昆"4个大字。这是林森为陈氏24世孙陈性初题赠的。陈性初(1871～1939年)，漳平县菁城镇福满村人。光绪清二十一年(1895年)中恩科秀才。二十八年(1902年)离国去荷属八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谋生。1911年，创立华侨智育会，积极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在海外募捐，支援国民革命。由于他任劳任怨，孜孜不倦从事华侨工作，成绩卓、著，遂成为当地颇有声望的华侨领袖。民国政要为这位名人所赠之匾，如此庄重地悬挂在祠堂的中堂之上，表明他也是出自于该宗祠的。 陈氏大宗祠每年农历二月十四日举行祭祖大典。典礼按照故礼进行，从子时(晚上11点)开始祭祖，一般情况下，整个仪式持续约两个小时，其内容包括祭礼和演戏。在祭拜仪式上，除了向祖宗神位供奉牲醴、胙元、果品、庶馔等丰盛祭品之外，还要宣读四六句骈文体的祭文，历数列祖功德。例如，在致祭始祖陈五八的祭文中，便有这样的字句："永福基开业创，源溯虞舜......骏发华胄，中丞派衍沙阳。蓝田种玉，宋末雄称清漳。三江虎跃，象麓富丽庙廊。永树勋名，万载不朽德扬......" 口碑资料表明，这座宗祠在历史上曾经几度辉煌几度衰落。据说从前在宗祠门前，竖有71根象征科举功名的华表桅杆，而今遗迹已荡然无存。清同治三年(1864年)，岁次甲子，九月二十三日，在太平军攻占蓝田乡的过程中，祠堂曾被一把大火焚烧大半，悬挂在正殿左侧接待室中的一幅陈五八的立轴画像，据说就是从火中抢救出来，予以复原的。3年后，由后裔陈福源主持，对宗祠进行了全面重修。而今在大门后壁，镌刻有同治丁卯(六年，1867年)的祖训一通，上面就记录下这次重修祠堂的经过。宗祠现由种玉堂陈氏宗祠董事会进行管理。 (2)东篱小祠 据《陈氏族谱》载："七代陈公讳东篱。小宗祠建闽省刘厝蛹。"(见右图) 经调查，在永福镇菁中南路边上，现存有东篱公祠一座。这座小宗祠供奉的是永福陈氏的7世祖陈东篱。这支祖先与迁川陈氏关系较为密切，同治四年谱序中说"今予之世系，即以东篱、南圃二公为不祧之祖"，即承认自己是该二公的直系后裔。 这座小宗祠前因修公路被拆除部分建筑，保存不全。小宗祠的大门临公路，石材门坊、门两边的鼓石及左右窗花，刻工精美，保存完好。正堂上匾额彩底镏金，上镌"百岁流芳"4个大字。叠梁架柱，穿斗精巧，纹饰简洁流畅。正龛上供奉神位不甚完整。龛上横梁悬挂有红纸横幅"光前裕后，振耀家声"，当为近来后裔祭祀所供。此小宗祠堂的祠貌与香火虽然无法与大宗祠堂媲美，但其建筑价值,不可低估。(见下图) (3)玉成堂小宗祠 据《陈氏族谱》载："八代陈公讳松谷。裥建闽省墩下厝，螃蟹形。"(见左图)这里的"墩下厝"，实际上就在永福镇医院坎下，与陈氏大宗祠仅有一个土坎相隔。 这座宗祠供奉的是8世祖陈松谷。陈松谷是陈东篱的长子，与迁川始祖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属于他们的近世祖之列。当我们第一次来到永福镇，跨过数处民居院落，进入一个大院的后院时，但见一座高大的石殿顿时呈现在眼前，这就是为8世祖所建的名为"玉成堂"的小宗祠堂。四周的环境已难睹词堂的全貌，只有大殿上竖立的巨大木柱，以及保存完好的石柱础上雕刻精美的人物、动物、植物、花卉等图案，仍可推想当年的气派景象。由于此祠当时刚刚由民居复原为祠堂，举凡匾额、神龛等正在制作之中。一通"玉成堂"的巨匾刚刚赶制完工，还来不及悬挂，只是应我们的要求，才象征性地摆置在神龛上，让我们留下几个纪念性的镜头。 在距离初访该祠3年之后，当笔者再次来到玉成堂，一座规模宏大的宗祠顿时呈现在眼前，四周的民居已经拆迁一空。架设在祠堂前的几口大锅的炉灶，突兀地坐落在院坝之中，四周鞭炮纸削残存，像在诉说两天前发生在这里的有上百个子孙后裔参加的宗祠开祭典礼的盛况。祠内陈设如仪，设施俱全，堂上高悬的仍是几年前赶制的那块"玉成堂"的巨匾。 (二)坟墓 据《陈氏族谱》记载，迁川始祖之前的福建原乡共有17代先祖，数得出来的先祖墓葬共有16处之多。笔者这几年共寻访了其中的5处，它们是： (1)永福开基祖陈五八墓 《陈氏族谱》载："始祖陈公讳五八，号云峰，葬在闽省猛虎跳三江，虎形。"(见右图) 经调查，出永福圩不远，即来到位于原名"竹柄尾合溪口"，即今九龙江北溪水系下浙溪(又名永福溪)与赤水溪汇合处的对岸，省道306公路旁的一处墓地。这是一座制式古朴的坟茔。坐北向南，面对象山和虎江三江汇合处，墓地呈虎形，于是大有"猛虎跳江"之势。 墓碑以青石镌刻。横额书："皇明嘉靖"。中书："显始祖"。右书："考陈五八府君"；左书："妣黄念九孺人"。两边各书一行大字："太岁门逢敦将，始浣吉日修砌"。 陈五八生卒年不详，陈氏宗亲每年正月十五上元节虔祭以为诞辰。坟茔背后的山岭之上，成片茂密的青杉，巍峨挺拔，经宗亲介绍，坟茔正上方有株风水树--青杉，与众不同，枝叶不是向上生长，而是向下倒插，故名"倒插松"。(见下图) 《漳平县志》以"珍稀古树"把它记载下来。其文云： 永福蓝田的倒植杉：是蓝田陈氏始祖五八郎公坟地的风水树。据"碑记"说是600年前舆地师倒植杉枝长成。现树高1．48米，胸径0．81米，冠径7．14米，树态苍老奇特。 (2)陈五八妣、陈七十妣合葬墓 据《陈氏族谱》载："(五八公)妣黄、孺人，葬在闽省大路尾，象形"。又载："二代陈公讳七十。妣吕孺人。"(见右图) 经调查，在今永福镇福里村福江自然村大路边一片民宅旁，有七十公妻吕氏与五八公妻黄氏的合葬之墓。墓碑题字四行：右一："大明万历元年正月立"；右二："五八公妣黄氏"；中："显始祖"；左："七十公妣吕氏"。 按：陈五八公妣黄氏，行廿九，又作"黄念九孺人"。陈七十妣吕氏，吕坊人女，行三十娘，名号、生卒年无考。先葬在许家山，后还迁本处洋尾大路尾，与始祖妣黄氏合葬。这表明，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婆媳合葬之墓。猛虎跳五八公墓碑上虽然镌刻有"妣黄念九孺人"，当不是黄氏的真正葬身之地，只不过是一种象征意义的夫妻合葬墓。 (3)7世祖陈松谷夫妇墓 据《陈氏族谱》载："八代陈公讳松谷。妣李孺人。考妣合葬闽省下庄洋"。(见左图) 经调查，在今永福镇福里村霞溪自然村，有陈松谷夫妇墓，墓碑额书："松谷公墓"，正中书： (右) "妣淑善李氏"(左)"考松谷陈公"墓。左书："大明成化壬寅，乾隆丙午重修"；右书："孝男......奉祀"。 据介绍，这是一块奇特的墓碑。按照传统礼制"尚右"的习俗，在男尊女卑的社会里，墓碑上通常的写法应该是：男名在右，女名在左。与这一传统制式相违背，此处的碑文正好相反，李夫人的名字被刻在右边，而陈松谷反倒挪到了左边。原因何在? 这其中还有一段非同寻常的故事。原来，这块墓地是李夫人出嫁时娘家送的嫁妆，随陪嫁品带进陈家来的。陈松谷死后，李氏还健在。陈家将其棺材运至此地，准备用作墓地，却遭到李氏娘家的反对，双方为此发生冲突。直至后来李夫人死后，李家才同意把这块地作为坟地，并把夫妇的尸骸放在这里合葬。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重新立碑时，由于李家势力很大，坚持把妻子李淑善的名字刻在丈夫陈松谷的前面，于是就有了眼前这通奇特的墓碑。 (4)傅氏祖妈墓 据《陈氏族谱》记载，14世陈公冲乾之妣傅氏，葬在"闽省岭下背井"。(见左图) 经调查，在永福镇岭下村，至今仍有一个名叫岭下背井的地方。它位于永福镇岭下村一处山坡的底下，墓地完好地保存在那里。这里是迁川前陈氏家族生活的地方。墓主人为迁川始祖的高祖妣，立碑人为迁川始祖的曾祖一辈的祖先。 墓碑以青石刻成，碑文分3行：右行题刻"时雍正十三年二月谷旦重修"，正中题刻"显妣傅氏孺人墓"，左下方一行是立碑人的署名："男陈蓝球、蓝畦、蓝瑜率孙等奉立"。(见下图) 据介绍，岭下背井的这座傅氏墓，在当地称为"祖妈墓"。每年清明，村里的人都要在这里举行"出丁拜猪头"的仪式，即：凡是新添了丁口的人家，都要在清明节这一天，来到背井祖妈墓前，以猪头作供品，进行虔诚的祭拜，以祈求赐予全家平安和幸福。 (5)15世祖陈仲懿夫妇墓 据《陈氏族谱》记载："十五代陈公讳仲懿，谥瑞雅。妣李孺人，谥勤慈。考妣合葬闽省岭下林头。"(见左图) 经调查，陈仲懿夫妇墓位于岭下村二组。在一道山梁的尽头，被称为岭下"岭头"(即谱载之"林头")的地方，有一墓地，墓碑中书："显""考仲懿陈公""妣李氏孺人""之墓"字样；右书："乾隆十六年辛未四月重修"；左书："男颜官、孙国经、曾孙口口"。(见下图) 墓主陈仲懿，即"祖妈墓"碑上的立碑人之一的陈蓝蛙，为14代陈冲乾之次子，人川始祖的陈时安兄弟，就出自这一房后。陈仲懿为迁川始相约曾祖父母，立碑人有迁川始祖的祖父陈思恭(字颜官)、父亲陈璧书(字国经)，其上的"曾孙"，应该就是迁川始祖陈辉胤、陈时安兄弟，但是遗憾的是原文已经被埋在土中，无法辨认，否则我们便可以在原乡的墓碑上找寻到迁川始祖的名字。立碑时间为乾隆十六年辛未(1751年)四月，这时为陈辉胤、陈时安兄弟启程迁川前一年的春天。由于其时他们的祖父、父亲早已去世，因此，立碑人实际就是迁始祖的陈辉胤、陈时安。由于墓主为他们的曾祖父，因此，他们在立碑时便把自己父亲、祖父的名字也镌刻在碑石之上。如此看来，这处墓葬实为迁川前夕由陈辉胤、陈时安兄弟修葺的一处曾祖父之墓。 (三)族谱 在原乡寻访的过程中，笔者共搜集到与该陈氏近世祖有关的族谱三种：一为永福的陈氏总谱，一为岭下村的陈氏分谱，一为贡川《陈氏宗谱》。 (1)永福镇种玉堂《蓝田陈氏族谱》(首卷)《蓝田陈氏族谱》由蓝田陈氏族谱编修委员会编印，主编陈士骥，16开胶印本，共203页。该谱历时4年(1996～2000年)付梓，收集汇编了历代各种版本的谱序，祭奠文献，全谱共分溯远源、世系表、志略3篇。其所汇集的世系，仅编就1～11代。正如前言所说：．"年湮代久，社会屡有动荡战乱，世谱多有毁灭，房分户析，后裔分散，事极烦错，稽考甚难，工程浩大。故作十一世后分户分房头编修分卷之决定。" 由于该谱参考原有的旧谱，并加整理校订标点，颇具功力。谱中世系表与志略交相补充印证，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史料，对了解陈氏家族由贡川迁居永福的历史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遗憾的是，该谱未能毕其功于一役，只整理至11世。 (2)岭下村《蓝田陈氏族谱》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手抄本光绪二十五年手抄本《蓝田陈氏族谱》，谱高、宽23．5厘米×23．5厘米，由修谱式列、谱序、世系3部分组成。(见下图) 其中，谱序收录了各种年代版本的序文若干篇，贡川祠堂的文献，世系篇收录了包括"正宗颍始祖"世系、 "贡川始祖"世系、"蓝田谱传历代行实记"等。原谱世系下限至22世止。由蓝田21世孙陈天德之子陈毓英用毛笔正楷抄录，谱首加盖有"毓英"、"并珍"两枚方印。(见下图) 该谱在记述至第22世处，载有由他的后人为他补写的一段文字："陈毓英，号并珍，后又改名为如南，生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卒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这位族谱的抄录人，英年早逝，年仅36岁就离开人世。抄录族谱之时，只有28岁。从抄写的字迹看，字体端庄，结构严谨，笔力雄浑，颇具书法功力。在谱文的空白处，抄写者与收藏者还加盖了多达50余枚行草隶古篆铁线细刻的印章。看起来，他应该是大岭村一位不可多得的饱学之士，工于金石书法收藏的人才。陈毓英去世后，由其后人续写至25世，最迟笔录的时间至1983年10月，证明此谱一直是由岭下村陈毓英后裔一房人所珍藏和使用的。 由于该谱是以迁川始祖所生活的岭下村为背景，谱中所载的家族人口繁衍状况，都发生在岭下村，族谱持有人为该陈氏家族的近亲，因此，依据这些人口数据，结合其生活的环境，便可对迁川前该陈氏的生存状况作出复原与推测，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3)贡《陈氏宗谱》 迁川始祖陈时安的谱序中提到，该支陈氏的祖先是由贡来到永福的。为了追踪迁川陈氏的远世祖在贡川的踪迹，这些年来笔者还与福建永安市贡川的陈氏大宗祠建立联系，承三明市永害公-路分局陈济利先芒的支持，笔者还得到了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源长书册刻本的《陈氏宗谱耀影剞影印吁牛。(见上图) 该宗谱卷帙浩繁，据称有60多本，其中的卷7《行实录》，是研究福建三明陈氏源流最为重要的资料来源之一。(见右图) (4)祖厝 四川刻本《陈氏族谱》在回顾福建祖先的世系时，经常提到一个词："厝房"。如谱载：十世祖，生二子，分去"乌江厝房"，等等。这些"厝房"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什么样式的建筑呢?今人郑振满在其著作中曾经写道："所谓祖厝，是历代分家时留下的公房，主要用于奉祀族内各支派的支祖。在福建各地，保存祖厝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社会习俗，从而直接地反映了家祭活动的盛行。"但是，毕竟没有实感，印象也不深。 后来，在岭下村考察访问中，我们终于意外地发现了一处残存的祖厝。在大岭下村去后山的路旁，一个岩边的平台上，有一座年久失修刚刚倒塌了的院落，前面的大门、山墙犹存。据宗亲介绍，这是14世祖陈冲乾从永福来到岭下时定居的地方，14、15世祖都在此居住过。(见下图) 据《陈氏族谱》记载，14世祖名叫陈冲乾，葬在闽省永福里上雷石。妣傅孺人，葬在闽省岭下背井。他们的生卒年月不详。岭下村光绪《蓝田陈氏族谱》补充说：陈冲乾生于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傅氏生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这表明，陈冲乾落户与生活在岭下村的时代，当在明万历之世。如此，由14世祖陈冲乾居住使用的这座厝房，距今大约已有400年了。这应该就是陈氏家族保存下来的最后一处厝房了。(见下图) 历经400年风雨洗礼的祖厝，与周围仍在居住使用的住房一样，都是用当地的红土夯筑墙体的青瓦房，只是它的用料、做工更加考究。在风雨飘摇中保存完好的大门，以及两边的山墙，虽然是用泥沙、卵石夯筑，但表面却抹了一层灰浆，浆上还混有橘黄的色彩。在斑驳的黄色墙体上，至今还保留着原来就有的纹饰。山墙房檐边上，有明显的滚边图案，山墙中央做有装饰性的圆形花窗。在正门门框上方，还镌刻着"毓秀钟英"4个大字。由于该座房屋最早曾经由14世祖居住使用过，而这时下距18世陈时安兄弟迁川的时间仅仅4代人，约100余年，因此，这应该是目前在原乡所能见到的该家族最后的祖厝了。 一、寻访近世祖 "水有源，树有根。"要理清迁川陈氏的渊源关系，还必须对族谱所涉及的永福近世祖、贡川远世祖及其生活的地方作一番追踪。 四川刻本《陈氏族谱》所能追忆的祖先是："始祖陈公讳五八，号云峰。"这位陈五八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他生活在什么时代、什么环境之中呢? 根据调查，现在福镇约有80％的居民姓陈。永福陈姓有3个系统，即：蓝田五八陈，石洪陈帮陈，下蓝田的程姓(因祸事避株连，以谐音改"陈"为"程"，现有程姓初代祖坟刻明陈姓的墓碑为证)。陈五八郎生卒年月无考，其孙陈七八郎于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重修升龙堂石殿时，曾在础柱基石上镌刻有他本人生于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的文字，由此推断其祖父陈五八郎当为南宋理宗时代的人。 根据蓝田陈氏15世孙陈宗元于清康熙年间撰写的《蓝田始祖履历实据序录》一文考证： 五八公，号云峰，文音公之子，本延郡沙县华族人也。当南宋时人。宋鼎衰微，至理宗、度宗、恭宗、端宗之季，元兴蒙古，宋鼎将倾。我祖被元兵侵逼，寇宋避乱，与二三兄弟同避处于漳郡焉。先人记云：五四郎居忙恫洋，五八郎居永福，五七、五九郎居安仁、感化二里...... 今人所作之《蓝田陈氏世系志略》，也对陈五八的事迹、迁居蓝田的时间作了这样的补充："始祖原居剑州沙阳贡川，青年时随云峰旗驻进龙岩永福里，约当于南宋理宗末年迁居永福里蓝田社岭头坪，故称'蓝田陈'。" 依据清代以来陈氏后裔的这些追忆，可以知道，陈五八原本是南宋时代驻守永福里的士兵出身。永福镇的口碑资料也证实说，南宋末年在永福里的地方，驻扎着一支军队名叫云峰旗。云峰旗的军官名叫邓耿光，旗下共统领着30来个士兵。士兵主要由至今仍居住在永福镇的陈、李、吕、傅等姓的祖先所组成，其中有陈姓3人、李姓4人。 经查阅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一书，对照有关历史文献，可以判断南宋末年驻守蓝田的这支军队，应该是一支乡兵，即非正规的地方军。各种乡兵"选自户籍"，其实是征兵；少数乡兵由土民应募，其实是募兵。乡兵的编制五花八门，或参照正规军的编制，或参照保甲法等编制。根据宋朝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乡兵制规定，"以三十人为一甲，置节级，五甲置都头，十甲置指挥使，五十甲置都指挥使"据此推测，南宋时仍为畲族活动区域的漳平县，可能就是采用的这种结队方法。 也就是说，从当地应募而来的陈、李、吕、傅等姓的30名士兵，是以乡兵这一最基层的组织形式聚合在一起的，那个统领官邓耿光，其正式官衔应该叫"节级"。所谓云峰旗，实际上就是这一甲乡兵的名称。正因为如此，所以，在该甲服役的士兵对外都号云峰。据了解，不仅永福陈氏始祖陈五八郎号云峰，李庄上庄始祖李三三郎、下庄始祖李四四郎也号云峰。 陈五八的真正名讳可能失传了，但是，他们活动的遗迹与风俗，却可以从一处文物保护单位--升龙堂遗迹中寻找到蛛丝马迹。 升龙堂位于今永福圩的中街，面对步云桥的地方，俗名留田庵、庵内。i929年，朱德总司令率领红四军举行龙车暴动、永福总暴动，军部就设在升龙堂。1983年，升龙堂被漳平县公布为首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据永福镇《蓝田陈氏族谱》记载说，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陈五八的孙子七八郎，为追荐他的亡妻吕三十娘，在一座名叫升龙堂的祠庙里，修建了一处石殿。这表明，该堂之始建，应该早于重砌之石殿。而祠庙的左殿，则为4世祖陈真锡、陈宗显为追荐3世祖妣吕氏十九娘所造。明万历四年(1576年)，14世祖陈文超又出资全面重建升龙堂。700年间，陈氏族人一直参与升龙堂的修葺事务。现在，陈氏种玉堂董事会又在四处筹资，拟重建升龙堂。 新修《漳平县志》对升龙堂的建筑结构及其文物价值作了这样的考证和记述： 升龙堂，在永福镇圩内，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始建，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重建，清乾隆三年(1783年)续建。建筑面积约750平方米，坐东向西，单檐歇山顶抬梁穿斗土木结构，面阔5间，进深25米，正厅饰有藻井。明厅内保存有元代石台神龛、石墩盘柱础和明代建筑结构，门厅保存清乾隆年间的建筑。升龙堂是座元明清3代综合式结构的建筑物。 升龙堂目前正在修复准备中。门前空旷的草地上，叠放着若干年代久远的石条，在有的石条上，镌刻着精美的花纹图案。据介绍，这些柱石、石料都是从升龙堂大殿下挖起来的，推知可能是当年陈氏先祖七八郎等修建石殿留下的物证。 为什么古往今来的陈氏族人要出钱出力修建升龙堂? 经调查，位于永福中心地带的升龙堂，原是一座佛教寺庙，正殿中龛'供奉佛祖尊神，右龛供奉文昌菩萨神像，左龛供奉的就是云峰旗的统兵官邓耿光。据传邓耿光先居蓝田圩，后移鲍家山(官田豪山)。由于他三代后绝嗣，无人供奉，所以，原系云峰旗部下的永福陈、李两姓商定，世代奉邓耿光为"云峰旗军师"、"云峰旗先生"或"三代祖师公"，在这座庙里享受祭祀，每年定期为他举行悼念仪式。 相传正月初四为邓耿光逝世的日子，正月初六为检阅部队的日子。为此，李氏后裔聚居的李庄，定于每年正月初四举行悼念，而永福的陈氏后裔则定在正月初六祭祀。永福原本逢三、逢八赶圩，正月初六不逢圩，但是为了纪念这位"三代祖师公"，当地特别在一年之中的这一天，破例多开一次圩。自陈七八郎建升龙堂以来，每年正月初六这一天，永福里的陈姓子孙都要在升龙堂前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 祭祀活动名"迎红猪头"，或称"红头猪佛"。也就是说，在祭祀当天，三代祖师邓耿光遗像被供奉在神座之上，祭品颇有讲究，不仅猪要用专门的血染红，而且数量也有区别：陈氏族人献红猪4头，李氏族人则只献红猪1头。被作为供品的红猪，除了染成红色外，嘴中还要含红橘，猪头上要插一种名叫"富贵春"的纸花。中国古代历来有"花开富贵，竹报平安"的吉祥图案，那是用牡丹、翠竹组合而成的，颇具民族特色，象征大吉大利、平平安安。 据说这种"富贵春"在永福乡间常被作为吉祥物而受到特别尊重，排设的用场十分广泛：大凡姑娘出嫁时，不仅头上要插一支"富贵春"，同时还要在陪奁盒里，与梳、粉等化妆用品一起摆设一对"富贵春"。民间喜庆，亲戚依礼须送"发糕"，发糕中央也要插上"富贵春"。婴儿出生"分花"，少年16岁"脱关"，须将"富贵春"与衣服、镜、尺等物摆在起。据了解，目前"富贵春"纸花工艺濒临失传，很难获见。笔者在第3次考察永福镇时，恰逢赶圩，经陈氏族宗指点，有幸在街边一个小摊上，从一位阿婆那里购得了这一罕见的"富贵春"样品，以作收藏纪念。 此外，仪式上还要请道士设醮，迎神祭祀。活动过程中，还要开展"抢猪出庵(升龙堂)"的群众性参与活动。据说，在清末民初，每到这一天，升龙堂前的广场上，摊贩集聚，多出售刀、枪、弓、箭之类的兵器及玩具，可见历史上习武之风的遗存。这种悼念仪式和风俗，一直保留到解放前夕。 这一活动历来由陈姓主持，参加祭祀活动的，也主要是陈姓本家。由于现今永福镇5万人口中，陈姓占3万人，因此，这一活动实际上主要是陈氏家族的活动，一般外姓不来参加。但是，有一个例外，陈氏家族每年要邀请李姓参加，这当然与陈、李两姓始祖同为云峰旗下战友，均有共同祭祀邓耿光的传统习俗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当地的畲族也会应邀前来参加聚会。 为什么陈氏还要邀请畲族前来参加祭祀活动?陈姓与畲族究竟是何种关系呢? 原来，当年云峰旗驻扎的漳平县境内，正是畲族集中生活的地域。福建学者谢重光认为，畲族是历史上闽越土著民与南迁武陵蛮及其他南方种族经过长期融合而成的一种少数民族。自从武陵蛮南迁到荆湘最南界即五岭北界以后，其中有一支折而向东迁移，其迁徙路线大致是顺着纵横的山脉，由湘南至赣中、赣南，再进至闽西、闽西南，最后达于粤东的西部山区。至迟在南宋中叶，在闽粤赣边的汀、漳、潮、梅、循、赣等州郡的山区，就活跃着一个新兴的民族--畲族。畲族居住在林箐深阻的溪峒，以耕种山田为主，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 关于福建西部的畲族，在清人杨澜的《临汀汇考》中，作了这样的考证："唐时初置汀州，徙内地民居之，而本土之苗，仍杂处其间，汀人呼日畲客，漳平县有百家畲祠，据龙岩、安溪、南靖、龙溪、漳平五县之交，是闽地之蛮，皆称畲也。"今天的漳平县史志也对"漳平县有百家畲祠"的资料作了进一步的证实，指出漳平在历史上原为少数民族聚居地。汉族南迁前，少数民族已散居全县各地。其中尤以永福里的百家畲洞为多。后因受民族歧视，被迫迁到山高水冷的山羊隔、龙门、尖洞等地架茅以居，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据传，有一支畲族，其祖先原是从漳州南部的漳浦迁来的两兄弟。他们先到漳平永福蓝田定居，与当地的汉族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并与汉族陈姓合建祖祠。后来由于备受阶级压迫和民族歧视，才被迫从永福蓝田迁到山羊隔的山里去。 南宋云峰旗驻守之地，不仅是畲族集中生活的区域，而且也是畲族配合南宋王朝的残余势力共同开展抗元斗争的战场。据史载，在元朝灭宋的过程中，活跃于闽西北的畲族首领许夫人所领导的畲军以及汀州、漳州的农民领袖陈吊眼所统率的起义畲军，就出没在广大的畲族溪峒之中。至元十六年(1279年)，元朝降旨招降"闽地八十四畲寨未降者"。但在其后，还有若干畲族反抗势力存在，如：陈桂龙父子占据漳州山寨，陈桂龙在九层际畲寨，陈吊眼在漳浦峰山畲寨，陈三官在水篆畲寨，罗半天梅龙在长窖畲寨，陈大妇在客寮畲寨等等。 既然永福里在历史上是百家畲洞最集中的区域，又处于畲族抗元的最前线，作为南宋末期的一支乡兵，要在当地驻守并支撑下去，离开了当地畲族的支持，显然是难以立足的。由此推知，由邓耿光统领的这支云峰旗，与当地畲族的，关系应该是不错的。至于说畲族与陈姓"合建祖祠"的提法，这既可以理解为二者之间具有共同的亲缘关系，祠堂里有他们的共同祖先，可以理解为"祖祠"是由他们共同建的，里面供奉着与他们皆有关系的人物。这个人物是谁呢?当然只有与畲族有着良好关系的云峰旗头领，同时又被陈氏家族奉为"三代祖师公"的邓耿光。 由此可见，正因为陈氏家族在创建升龙堂的过程中，得到了当地畲族的鼎力支持，所以，在每年正月初六举行的祭祀活动中，畲族理所当然成为座上之客。 三、追溯远世祖 作为四川开基祖的陈时安，在追忆福建原乡始祖时，最远只上溯17代，到了南宋末年的陈五八。至于陈五八以上，也即南宋以前的世系，他就回忆不出来了。不过，在他撰写的谱序中，却为后人留下了一条可以继续向上追溯的线索，这就是："吾族自闽省以来，未暇悉载，但即延平府贡川迁于龙岩州漳平县永福里蓝田乡。" 在贡川开发历史上，陈氏家族是其中最有贡献的家族之 一。在今贡川镇南郊的巫峡旁，有陈氏大宗祠一座，名"追远堂"，始创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至今祠堂里一直崇祀着"人闽始祖唐中丞雍公"。这位名叫陈雍的人，曾经在唐朝担任过中丞职务，是这支入闽陈姓家族的始祖。 但是，在唐代的正史上，找不到有关陈雍这个人的只言片语。不过，在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贡川刊印的一部《陈氏宗谱》的卷首，却收录了由唐人陈昂撰写的一篇序文--《陈氏大宗序》。 据记载，陈昂在唐昭宗天复三年(903年)，曾经担任过汀州学正。陈昂的这篇序文记述说，他予大顺二年(891年)奉命到汀州出掌学正时，曾经看过该支陈姓的家谱。由此知道，他的先祖与该支陈姓的祖先同出一脉，远祖都是肇基于颍川派始祖太丘长陈定。文章还说，这支陈姓人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陈雍的祖父，一个叫做陈谭的人，他曾经担任过漳州刺史。陈雍的父亲名陈摄，担任过汝南县令，后逝于闽，葬于泉州之隔村。正因为陈摄葬在福建的缘故，所以陈雍"始入闽焉"。 另据贡川《陈氏宗谱·行实录》提供的行状知道，陈雍人闽的时间在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年)，陈昂撰写这篇文章时，与之相距160多年，是最接近当事人时代的文字记录。他在这篇文章的末尾还特别郑重声明，经他鉴定，陈雍确系东汉颍川派始祖太丘长陈塞的第19代传人。他所见到的这个家谱，是为"信谱"，并无假冒"远胄"的嫌疑。所以，"予亦不假名笔以为重也"。据此可以断定，这篇文章'所记载的人和事，应该是可信的。 关于陈雍其人，贡川陈氏大宗祠辑有《雍公传记》一篇。据该传记说，陈雍，字月铭，为汝南令摄公之子。生于唐高宗龙朔二年(662年)。世居吴兴郡长城县(今浙江长兴县)下若里，少好学，多才，辨博善文。年二十，郡守以贤良方正举于朝。永淳元年(682年)被推为中丞。陈雍一生经历过高宗、武后、中宗韦后、玄宗五朝执政者。及玄宗即位，复召赴内阙，命崇政殿赐坐，询以民政。开元二十九、 年(741年)，携次子陈野，迁南剑州沙阳县固发冲(今福建永安市贡川镇新发冲村)，时年80岁。 定居中原的颍川派陈姓向江南迁徙，始自于西晋永嘉之乱：由于位于江南太湖流域的吴兴地区，是西晋司马氏皇室迁于江左后所营建的新政治中心。一些与政治中心最有关系之集团，自然也随司马氏皇室移居新政治中心及其近旁之地。所以，在当时的太湖流域集结了许多南下的移民大姓，来自颍川派陈氏便是其中的一支。居住在这里，一方面可以在东晋政权的庇护下得到安全保障，另一方面也因为此流域土壤肥美，易于营生。陈雍世居吴兴，想必就是出自于由中原南迁后，聚居太湖的颍川派陈氏的后裔支系。及至唐代中叶，陈雍之所以携子陈野从吴兴南迁，也可能是出于躲避中原即将发生战乱的预感，也可能是出于追随祖父和父亲辈的足迹，以便在岭南这一远离朝廷的源安身立命。关于陈雍是如何从太湖流域进入闽西的，文献上没有直接记载，不过根据历史上的交通道路，不难作出推测。有学者这样来分析陈雍的迁徙路线，可能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是进入浙江，翻越仙霞岭进入闽地；一是溯赣江而上，翻越武夷山南脉站岭隘口进入闽地，而由长兴到达最后的目的地宁化石壁、固发冲定居。后者正是当时北民南迁走得最多、最经常的一条交通要道。 陈雍携次子陈野初人汀州时，贡川到处仍是"长山荒谷，绵亘错互"，有待开垦。自从陈雍父子卜居南剑州沙阳县固发之后，该支陈姓一直在当地从事经济开发与文化传播。陈雍人闽时年80岁，12年后，于唐玄宗天宝十一年(752年)去世，享寿91岁。 自陈雍由吴兴迁居闽西，开基贡川以来，其创家声，绵延世族，使该支陈姓成为闽西一大望族，其世代后裔在科举上的成就，奠定了闽西人文鼎盛局面。其声名最著者，当数陈雍之8世孙陈世卿。陈世卿，字光远。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年)进士，授衡州推官，再调东川节度推官。不久，农民起义领袖李顺率军转战东西两川，围攻东川节度驻地梓州城(今四川三台县)甚急。陈世卿以解围退敌有功，后归朝为秘书郎，历官至秘书少监。其"安远"解围的事迹，"为时论所许"，受到当时朝野的赞许，被载入《宋史》列传之中。 未曾想到的是，他当年建功立业之地--梓州，在770多年后，一支以陈时安为始祖的陈氏家族，竟然从福建远迁至此，安居乐业，繁衍后代。如果他们真有世系上的承袭关系的话，这种历史巧合，颇有点"无心插柳柳成荫"之慨。 根据《陈氏宗谱·行实》载，陈世卿的三哥陈世则，与他联袂登进士第，只不过，陈世则是以43岁考上三甲第20名，他的七弟陈世卿则是以33岁考上二甲第19名。由于陈世则的事迹太平凡，以致在《宋史》上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接着，陈世卿的长子陈俨、五子陈僻又分别在宋真宗时登进士第。此后，该支陈姓后裔还有若干人在北宋各朝高中进士，其中仁宗朝1人，英宗朝2人，神宗朝2人，哲宗朝2人，徽宗朝1人。至此，迁闽的陈氏家族在有宋一代，科甲蝉联，前后登进士第达10人之多，不愧为远近闻名的"士大夫世家"。 北宋时，同为南剑州之将乐人的杨时，登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进士第，高宗朝官至工部侍郎，他对本州出了这样一个科甲蝉联，青紫相属，文章勋业，称著一时的陈氏家族，赞赏有加，撰有联语一副云："半壁宫花春宴罢；满床牙笏早朝归"。至今这副对联仍悬挂在贡川陈氏大宗祠的堂柱上。 浙江乐清人王十朋，在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高中状元后，奉命人闽，路过沙县，曾经专程晋谒陈僻祠。他在一篇题记中说，他小的时候，就看见"陈氏之盛"，十分倾慕陈傅的道德文章。为此，特意撰写七绝一首，并题写匾额以作纪念。该诗题为《陈公祠(名傅字君举)》，云："九年地主百年祠，民自元丰结去思。善政在人宜有后，堂堂忠肃见公儿。" 宋代是汀州人文繁盛的阶段。作为闽西首府的汀州，城内书院多达十几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汀州文教的发达。自中原迁居闽西北的该支陈氏家族，身处在这一环境中，无论家族的声望、地位和影响，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其在当时文化上的贡献与地位可想而知。 值得注意的是，在清初陈时安迁川的时候，虽然他已经知道先祖是从福建中部贡川迁来的，但是，具体情况"未暇悉载"，估计当时漳平县永福里的这支陈氏家族的世系，还没有与贡川陈氏家族的世系衔接起来。 根据现存历代谱引可以知道，截至陈时安迁川的乾隆年间，永福里陈氏大宗祠凡四次重修族谱，其时间分别为：明正统七年(1442年)、正德十五年(1510年)、万历十年(1582年)、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由于无缘证实这些族谱的存佚情况，故不知永福世系与贡川世系之间的衔接关系。但是不管怎样，经过这四次重修族谱，经过一代代叠层式的追忆，一个从贡川陈雍到永福陈五八之间的世系图终于被完整地描绘出来了。最后完成的时间，最晚可能在清光绪年间。因为，据笔者在贡川镇考察期间，从熟悉家族历史的陈祥川先生处了解到，现存贡川陈氏族谱的最早修谱年代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而笔者从永福镇岭下村带回的《陈氏族谱》抄本，也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的抄本。在这两部原乡族谱中，贡川始祖与永福始祖之间的世系，已经成功地衔接完毕，完整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这就是如贡川陈氏大宗祠《陈氏历代世系总图》所记录的谱系： 陈雍有三子，次子为野；野传通；通有三子，长子为陈宴；宴有四子，长子为陈遂；遂有三子，长子为陈昶；昶有三子，长子为陈昂；昂有五子，其第五子为文余；文余有九子，其第七子为世卿；世卿有五子，其第五子为陈傅；傅有五子，其第三子为陈珏；珏有三子，长子为陈正寻；正寻有三子，次子为大礼；礼有二子：先、光；先传润昌；润昌有三子，次子为文音；文音传五八。 世系倒是衔接起来了，但是其中又出现一个问题。即在陈文音以上的16代家族成员中，人人皆有名讳，而传到了第17代，却突然抛弃了中原汉人按字辈取名的习惯，出现了一个不知名讳的"五八郎"作为传人。这种做法符合这样一个来自中原的"士大夫世家"的礼教传统和文化习俗吗?事实上，这种以郎名命名家族成员的现象，绝非只有"五八郎"一人。在前引"先人记云"中，与"五八郎"同时避难永福的，还有："五四郎"居忙恫洋，"五七郎"、"五九郎"居安仁、感化二里。这里的五四郎、五七郎、五九郎，应该都是五八郎的同宗弟兄。 可是，我们无论在贡川追远堂还是在永福种玉堂陈氏宗祠所提供的族谱世系里，都没有发现陈五八郎的这些同宗弟兄。非但如此，我们反而发现，在五八郎之后，在他的几代后人中，还有继续使用"郎名"的情况，见下表："郎名"。 (2)"郎名"的排行顺序为：十、百、千、万4个字辈。 (3)在使用"郎名"的成员中，最初几代人没有其他名讳，而随后的几代人中，既有"郎名"，也有正名。 (4)与男子使用"郎名"同时，在前几代女性成员中，普遍使用"娘"的称谓，如吕氏三十娘、吕氏十九娘、许氏三娘、李氏七娘、五娘傅氏、易氏二娘等。 (5)该支陈氏家族至第8代起，"郎名"完全消失，时间大致在明永乐至宣德之世。 除此之外，从贡川《陈氏宗谱》卷10《系总谱》上，我们还看到，在陈雍以下的第15代传人润字辈的后裔中，有润筠这样一个支系。该支系从第16代起，不再使用传统的汉族姓氏符号，而是使用与之迥异的"郎名"，见下表： 通过此表可以看出： "郎名"排行顺序为：十、百、千、大、万、忠、亿7个字辈。 由于此支陈氏家族的世系不详，不知在使用"郎名"的同时，是否还有别的正名。 "郎名"消失的时间，也在贡川世系第23代，大致也在明永乐至宣德之世。 面对贡川陈氏家族第16～17代以来，连续6～7代人大量使用"郎名"的问题，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呢? 半个多世纪前，罗香林先生在他的《广东民族概论》中，最先揭示过广东韩江流域一带客家人的祖先使用"郎名"的现象，对此，他并作了如下的解释： 韩江一带的客家人，其祖先有第几千几百郎的名号(大抵仅有郎字，而罕正名)，相传即土著畲民雷、蓝、毛、赖、盘各巨阀所给与的符号，这是客家人的祖先由闽西迁至粤境，欲求性命安全，不能不纳点贽礼给那些强有力的畲阀，畲阀得客人贽礼以后，乃依其入境次序给以几郎几郎的名号。 其后，福建学者蒋炳剑以畲族地区的调查资料、李默以梅州地区客家人的调查资料为依据，分别探讨了客家人先祖使用"郎名"的习俗和来源依据。综合他们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在畲族和来源于汀州府的客家人祖先中，确实存在过排郎名的习俗。 如在畲族一些姓氏中，祭祖时，不同姓氏的祠堂陈列的香炉有5只或6只之别，以显示各姓排行的不同。排行的目的在于序长幼，死后载人族谱。排行按同姓年龄的长幼，以村为单位，由族长或祠长排，每年排一次，一般在农历二月十五或八月十五祭祖后进行。男女都有排行，男称郎，女称娘。蓝姓以大、小、百、千、万、念6个字辈分，6代一循环。排行在历史上还起着辨认同族人的作用。因蓝、雷、钟的排行有6个字、5个字和4个字的不同。若问："你的毛竹是几开?"答："六开。"就表示蓝姓排行的大、小、百、千、万、念6个字辈。若问： "你的毛竹从上剖还是从下剖?"即问排行是头一轮的顺序，还是下一轮的顺序。若答"从上剖"，表示答者的辈分就高，便会受到热情接待。 而根据梅州客家方言区的调查表明，客家人的族谱载其祖来自汀州宁化石壁村者，其祖先大多皆有"郎名"，才有排名之俗。如丘氏在福建宁化石壁村居住时，历代均有"郎名"，而如梅州之后，一样取有"郎名"，其排序为"仲、伯、千、万、念"。又如嘉应州雷氏始祖念一郎、念七郎，原居福建漳州府漳平县居仁里，宋理宗时迁居程乡，为雷氏始祖。由此可见，排"郎名"的习俗，存在于闽粤赣边的畲族和客家人祖先中。"郎名"的命名是一种习俗，要举行一定的法事仪式来取得，此名要人死后才能使用。从客家人的族谱看，粤东地区的"郎名"有的在明初已经没有，大部分是在明代中叶以后消失的。 不过，在有的粤东迁川的客家族谱上，也留有类似的证据，只是由于在川后裔大多不明起源，不解其意，往往被认为荒诞而加以删除，由此在谱序上留下某种痕迹。例如，有一户原籍广东嘉应州长乐县的钟氏家族，在迁川后所撰修的《钟氏族谱》上，有这样的记载："以上十世，系宋末元明之际，天下鼎沸，人民避难。或讳姓以郎称，或习术以法名。我祖之称郎称法者宜也。" 在同样"自粤迁蜀"的《万氏族谱》上，也对其远祖中出现"郎"号殊不可解："(粤谱)记云太始祖号一郎，妣曾氏生三子。长千五郎，次千八郎，三千四郎。二世祖小九郎，妣陈氏，生三子，长辰郎，次一郎，三赵郎。又云三四五世皆遗失不可考，而即此可考者，亦觉荒唐难信。夫始祖一郎生三子，并无小九郎，何Ir9,-世又为小九郎?小九郎生三子，何以次子一郎又与始祖同号?必无是理。况仅称为郎并无名讳，愈见所传之谬。此以讹传讹者宜删云，不可列于谱中。" 源自闽西汀州府贡川的这支陈氏家族，在宋末元初迁居于漳平县永福里、居仁里这些当时的畲族聚居区后，开始在祖先中出现使用"郎名"排行，直至明代中期以前为止，这一现象正是上述畲族和客家人祖先中独特的"郎名"命名习俗在该地区流行的例证。 至于该支汉人家族迁入畲族聚居区后，为什么要改从当地习俗，使用"郎名"排序?可以有两种解释： 一种是汉人"被迫遵从畲俗"说。运用罗香林先生在半个世纪前的旧说，即"欲求性命安全"，不得不在郎名的排行顺序上遵从畲俗。至于是否向当地的畲族巨阀敬献贽礼，并不重要。结合当地流传的"陈姓与畲族共建一个祠堂"的传说，可以看出，这支来自于中原的汉族人，与当地畲族之间的关系十分不错。很有可能是，该支陈姓为了在当地长期生存，不得不与当地畲族建立良好的关系。当然也不排除互相通婚的关系。前文提到的陈姓与畲族共建祖祠堂的资料，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另一种是畲族"主动同化"说。随着经济文化开发活动逐步向畲族地区深入，一些向慕"汉化"的畲族，在被汉族同化的过程中，首先把自己祖先依托附会为闽西最著名的望族。于是，也不排除他们将自己的世系"粘附"在陈雍的某支后裔下面的可能，以证明自己来源于汉人血统，从而加入到了陈氏家族的行列中来。 总之，不管是主动说还是被动说，都只是一种推测，一种假设，是否成立，还需要大量资料来加以证明。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在陈氏家族的族谱上，发现如此多的祖先均有"郎名"的现象，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皆可证明，该支陈氏家族与畲族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关系。现在，有不少的学者主张，客家民系的形成，与畲族关系十分密切。有学者还认为，现今的"客家人"、"客家、话"，原为畲族人民对进入其生活天地的汉人、汉语的称呼。"客家"的名称之所以"粘附"在闽粤赣一带的新兴民系身上，正是因为"汉畲两族大量而且集中通婚的结果"。检视这些学说，我们面前的这支自宋末以来由贡川南迁至蓝田的陈氏家族，不就正好为这种主张提供了一个生动典型的例证吗? 当年这支陈氏家族所生活居住的永福里蓝田乡，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了畲族、闽西客家与闽南族群关系互动的演变轨迹：由最先处于畲族与客家的交汇地带，继而又处于客家移民东向与闽南移民共同开发的博平岭边缘地带，最后再被闽南话所同化。他们原本是来自于漳州府客家的渊薮之区，但是由于长期受闽南文化的影响，误以为自己讲的话与梅州、海陆的客家话不能相通，就是闽南话，久而久之，这里的人就通通讲闽南话了。这种情形与台湾的"漳州客"在客家语言上的失落过程是十分相近的。 事实上，在漳平这一地带的方言，虽然总体上属于闽语闽方言系统，但又明显受到客家方言的一些影响，具有闽南方言向客家方言过渡的特点。现在这些地方流行的方言，虽然具一种介乎于闽南与客家话之间的过渡性质，它基本上是闽南话，但却跟厦门话、漳州一带的闽南话不完全相同，这一点在陈氏家族所处的边缘地区永福，表现尤为突出。这种现象或许可以借用谢重光所提出的"畲族、客家、福佬族群长期互动关系和双向文化交流"的观点来加以解释。 第四章送亲人出闽西 在偏远闭塞的闽西地区，人们生活在崇山峻岭的包围、分割之中。在有限的生存空间里，山多田少，耕地原本不足。经过朱明王朝200多年的休养生息，客家后裔日繁，资力日充，然而耕种所获，难供其用。贫瘠的红土地日渐承受不了人口的重负，为谋生计，它不得不把自己的亲人送出闽西。当众多的儿郎告别这片深情的故土时，这才发现，在他们身边早已聚集着大批西进的人群，涌动着一股迁川的移民大潮。 一、大岭下的山村 在四川刻本《陈氏族谱》中，记载着这样一条史料：迁川始祖陈时安兄弟生长在"福建龙岩州漳平县永福里大岭下背塘坑"。在三台县柳林坝陈氏家族后裔陈世杰家的神龛上，至今仍供奉着陈时安的神主牌位，那上面也写明他的出生地在"福建龙岩州漳平县永福里大岭下肥塘坑"。 这表明，以陈五八为蓝田陈氏开基祖的陈氏宗族，已经开始从永福里向外迁出人口了。陈时安兄弟所生活的"大岭下背塘坑"或"大岭下肥塘坑"，就是在宗族人口不断膨胀的压力下，不得不向山区转移的见证。 永福里就自然地理条件而论，是一个"四面皆山"的高空盆地。它犹如一座盆地高悬在半天之上，比起龙岩的海拔还要高出200多米。而作为盆地底部的圩镇，又被四周的群山环绕。因此，无论从哪个方向进出永福，都需翻越一座座高山。例如，向北走70里到漳平，需翻越三重岭；向东走60多里到华安，需翻越火烧岭；向西走70里到龙岩，需翻越马岩；向南走60里到南靖的水潮，需翻越朝天岭。 岭下村位于永福里西南，博平岭山脉的东坡。博平岭山脉是漳平南端最高的山系，东北一西南走向，沿龙岩与漳州两市交界处延伸广东境内。博平岭有两支主脉：东南向和北向。在漳平境内博平岭山脉标有山名的千米以上的山峰有112座，以海拔1666．2米的苦笋林尖为最高峰；岭下村所在的内佳山，又称笔尖山，海拔高度1440米，是该山系东向主脉的第四高峰，岭下村就在内佳山东侧的大西岭的半山上，海拔高度1350米。 (见下图) 今天，从永福镇出发，沿漳平至漳州的公路向南行，到岭下村去探访，需要翻越朝天岭。站在朝天岭上，举目向对面的内佳山远眺，只见群山连绵起伏，郁郁葱葱，山坡之上'隐隐约约可见星星点点的土墙建筑群，那里就是200多年前该支陈氏的迁川始发地--岭下村。 从朝天岭到岭下村，首先必须下到山底的元沙村，然后经过溪口上内佳山。所谓溪口，是指九龙江的一条支流--下折溪的出口。据记载，"永福里溪即下折溪，出西南朝天岭北"。此水即南靖县南溪(又名龙溪)的北源。又"西南流数十里"，经和溪西南折，而入南靖县城西。可见，这里是龙岩州和漳平县通往漳州府与南靖县的水路出口要冲，是有名的"金槽出口"的地方。历史上漳平至漳州的古驿道，就是从溪口分路上山，翻过山梁，进入南靖和溪境内的。 与永福圩相比，岭下村的生存环境无疑要恶劣得多。大岭下的土地山林，几乎都在600～1000多米的山地上，土壤条件十分不好。相关知识告诉我们，土壤的发育是随海拔升降和水温的变化而异的。在当地，红壤一般分布在700～800，米以下的丘陵、低山和中山的下部。黄壤一般分布在7001100米低山上部和中下部。黄壤一般分布在900米以上的中山中部。根据笔者对最后的祖厝所筑之土墙以及四周土地的观察，大岭下的土壤当属黄红壤与黄壤之间。由于土性不同，再加之气候、水文的影响和人为的利用，导致土壤的结果因地域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大体说来，这种黄红壤与黄壤多酸性，如要变成可耕种的沙质良田，还须经过红壤一灰黄泥田一沙泥田一灰沙田一沙质田的改造过程。岭下村山虽高，但只适宜种水稻。岭下村现有的水田可以种植水稻，这应该是经历了许多代人辛勤耕耘的结果。 岭下村虽然坐落在半山之上，但并不缺水，山林植被很好，空气十分清新。在传统农业社会里，由于受"山高、地瘦、风大、交通不便"的限制，当地流传这样的民谣："永福挂半空，只能种大冬，一年种一季(晚季水稻)，吃了烤火笼。"因此，在解放前，当地人民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一直过着贫穷落后的生活，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据介绍，岭下村系永福镇下的一个行政村，下辖大岭下、坪仑、内佳山、四旺4个自然村、6个生产作业组，共有人口738人(2000年)、水田300多亩、山地800多亩。其中陈姓人口600多人，余为吕姓。全村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于农业，除种水稻外，也兼种蔬菜，山林以山树、柑桔、毛竹为主，但很少种花卉，基本没有工业。居民住的仍是传统的红土墙青瓦房，没有一处水泥砖房。由于交通、通讯的制约，经济欠发展，生活还不富裕。 二、生活重压生活在永福里的陈氏家族，随着人口的增长，为了分散人口膨胀的压力，早在明代就不得不向资源条件较为恶劣的偏远山区转移。 据陈氏蓝田修谱委员会2000年统计，从陈员山所在的第10代算起，共收集到具有详简史略的祖先1100余人，其中，第10代有290人，第11代列表挂名近600人。由此可以推想到，在陈员山生活的那个时代，以陈五为始祖的永福陈氏后裔，起码已繁衍数千人口。据此推想，这上千后裔不可能集中居住在资源条件较好的永福圩及其附近。以下是四川刻本《陈氏族谱》所载永福陈氏第4代以来历代祖厝分析的情况(见下表)： 这表明，13代以后，该支陈氏已经到了无房可以传给后代子孙的地步。在祖先留下的地产不足以维持生计的情况下，宗族中的一部分分支被迫转移到大岭下山区去发展。永福里陈氏向大岭下村转移，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代中叶。大约在陈时安迁川200多年前，正值明嘉靖年间，在永福里陈氏宗族的一处祖厝前，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宗族争斗。有一伙强徒气势汹汹，手持棍棒锄头，企图侵占祖上留下的汶份公产．用官桌开作一个女持场．垒趵双而对；女伙强徒的猖狂气焰，族人皆敢怒而不敢言。这时，只见一位长者勇敢地站了出来，先是以好言劝阻，在劝阻仍不能制止的情况下，他随即当众拿出100多两银子作为赏金，号召大家齐心协力起来抵抗。这一招果然奏效，顿时有不少的族人加入到他的行列之中。由于族人团结一心，力挫其阴谋，最终使这份祖业得以保住。这伙强徒见势不妙，胆怯畏惧，只得狼狈逃窜了。这位敢作敢为的长者，就是永福陈氏第10代孙陈员山。 陈员山生于成化二十年(1484年)，卒于嘉靖三十年(1551年)，寿69岁。陈员山年高有德，除了"有功于宗族"，尽力振兴家族门风外，他还轻财重义，具有慷慨助人、乐善好施的美德。当他看到他的弟弟陈乐饮财力不济，家业既少且薄，于是痛下决心，将大岭下一段可以收租7石的水田，无偿拨给其弟，以便作为他生前的"日用之资"，"死后为祭扫之供"。这表明，至迟在明代中叶，永福陈氏家族的后裔已开始在大岭下村拓展生存空间。田野调查表明，解放时当地水稻平均亩产仅200市斤。在明代中叶水稻亩产能达到200市斤，已属不易。按当地标准，一石折合黄谷100市斤，如以40％的收租率计算，产谷17.5石，即以亩产200斤计，陈员山赠送给弟弟的这份可以收7石租谷的地产，大约有近9亩水田。可见其耕地面积是相当有限的。 作为陈员山一脉的后人，陈氏从13代起，开始有陈梦鲲(号升潜)率长子学文(冲质)、次子学思(淑诸)、三子天恩(冲乾)到大岭下耕种。表明此时该支陈氏已经从坐收亩租的业主，转变为大岭下村的拓垦者。根据代代相传的口碑资料说，陈升潜率三子上大岭下村，各从其业，具体分工是：老大冲质种田，老二淑诸放羊，老三冲乾放鸭。据说老二、老三原来的分工并不是这样的，后来是两兄弟自愿对换的结果。在土地严重不足，加上山区耕地条件较差，农业收成不足以养家活口的情况下，为要解决全家的生计问题，只有通过佣工和发展副业来进行补助。老二放鸭，老三放羊，就是这种家庭背景下适合当地生存条件的必然选择。 漳平是闽西山羊的主产区。漳平的山羊属戴云山羊，具有早熟、多胎、多产、适应性强、善于攀登陡坡采食等特点。利用大岭下村高山坡上丰富的青草饲料，放养这种山羊，应该是适合本地特点的副业。这种羊每头体重公羊30～33公斤，母羊25～30公斤，每头母羊可年产2胎，每胎1～3头，因此，在这里发展养羊的经济效益也应该是可观的。 关于放鸭，这更有必要和可能。因为，其一是，山麻鸭原本是漳平蛋鸭的传统品种，产地主要分布在永福镇。而大岭下村又有若干溪流汇集溪，正好适合放养这种传统的山麻鸭品种。其二是，作为老三陈冲乾的后裔，陈时安一支成员由于在原乡有过以放鸭为业的经历，所以在迁川后，他们辗转搬了几处住地，全都是濒临江河的河滩地。这样的居住环境，正好有利于发挥他们祖上传下来的放鸭技术特长< p> 关于山麻鸭品种，新修《漳平县志》作了这样的详细记载：山麻鸭是漳平蛋鸭的传统品种，具有早熟，生长快，耐劳健走，行动灵活，耐粗饲，觅食性强等特点。母鸭95～120日龄开产，年产蛋250枚左右，高者可达300枚，蛋重55～65克。雌鸭喙扁长，淡黄色，眼大凸出有神，头稍小，颈细长，体态轻盈，腹大而柔软不触地，尾翘起，体躯呈圆三角形，羽色多为麻褐色，成年母鸭体重1-2～1．5公斤。雄鸭喙青黄色，头和颈的上部于背部羽色为孔雀绿，俗称"青头鸭"，羽色有"三白"：颈部有白环，主翼羽与臀部羽毛白色。成年公鸭体重0．7～1公斤。 此外，据旧版《漳平县志》记载，至明末，该县还善于养一种肉用填鸭，农民中"畜者甚多"。正因为肉鸭饲养普遍，所以与此相关又发展和兴起了一种名叫"土番"的腌鸭加土工艺，然后把它拿到市场上出售，称之为"风鸭"。这种工艺和习俗，历时300多年，"延续至今"。具体做法是：立冬后，大多数农家开始填鸭催肥，而后腌晒保存。至1990年漳平全县生产肉用鸭达40多万只。 正因为传统的养羊、养鸭业有其广阔的市场，所以，尽管陈家在大岭下只有9亩水田，但仍能通过农副业、佣工并举，十分勉强地维持全家生计。但是，全家的艰苦努力不仅没有换来生活的改善和提高，反而坠入贫困的深渊，生活压力愈益严重。这主要是由于家族人口增长失去控制，已经到了无法承受的程度。 岭下村《蓝田陈氏族谱》没有明载陈升潜何时率三子上大岭下村，仅知道他出生于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配偶邓氏，生三子：长子冲质；次子淑诸生年不详；三子冲乾，生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则三子出生时，冲乾已经46岁。四川刻本《陈氏族谱》对于陈升潜的家庭状况作了这样的补充： 十三代陈公讳升潜，葬闽省上雷石，凤形。妣邓孺人，葬闽省和崆尾，犬棉形。生三子：长冲积(按：岭下村族谱作冲质)，无后，次分去本地房，三冲乾。假设陈冲乾随父母及两个哥哥上山时，尚未成年，当时全家人口应该共有7人(父、母、大哥、大嫂、二哥、二嫂和陈冲乾本人)。9亩地如以每亩产谷200斤计，共可收谷1800斤。如以70％的出米率计算，可收米1200斤。如以每人全年口粮270公斤计，全家7口一年所需口粮共1890公斤。由此可知，当时要维持全家最低生活水平，尚有1290公斤口粮的缺口。 可是，到了老三陈冲乾结婚以后，情况又发生了变化。一方面，陈升潜需要将其本地的住房分掉一份给其另外安家；另一方面，随着老三家人口的增长，全家生活需求又必须增加。生齿愈繁，收入无增反减，全家的生活水准必然下降。四川刻本《陈氏族谱》载，14代陈冲乾，葬在闽省永福里上雷石。妣傅氏，葬在闽省岭下背井。生三子：长清石，次仲懿，三如石。手抄本《蓝田陈氏族谱》补充说，冲乾生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傅氏生于万历二十六年(1589年)。生三子：长蓝球，号清石；次蓝硅，号仲懿；三蓝瑜，号如石。 根据实地考察，到14代陈冲乾结婚生子时，这个家庭已经离开前文所记述的最后的祖厝，即大路边上的那个已经倒塌的院落，而独自迁徙到山坡底下--一个名叫"下背井"的地方生活。现在背井有"傅氏孺人墓"，即前文所称"祖妈墓"，证明当初陈冲乾住家就在这一地带。 另据四川谱载，出生地在"大岭下背塘坑"的后裔，计有迁川始祖、18代陈辉胤、陈时安，19代兆深、兆漾、兆涵、兆浩。这表明，这个"下背塘坑"，曾经是14、15、16、17、18、19代一共5代人共同生长和聚居的地方。由此可以证明，随着家庭人口的增长，原有地方已满足不了全家生存的需要，所以不得不迁到同村下背塘坑佃耕为生。为了具体统计14代陈冲乾夫妇以下至18代迁川为止的各代人口的变化情况，现参考岭下村和四川的两个族谱，先将其世系表列于下： 上表中各家庭成员的出生年份，在大岭下和四川的族谱上基本都有记载，即使其中部分没有记载的，也可通过合理、的假设推算出来年平均增长率。经过计算，该支家族的人口在明万历以来120年间的人口(新丁)增长率为10．398827％，各时段的年平均增长率详见下表： 根据此表，还可以用更直观的方式，将该支家族人口(新丁)增长态势绘制为曲线图： 上表中从14代出生(1593年)起，到16代出生(1640年)为止，全在明朝。从16代于德出生，至18代时安出生为止，均在清康熙朝。由此可见，在陈时安出生和生长的清康熙朝，该支陈氏家族人口增长已经完全失控，人口膨胀已达极点。 三、走出岭下随着人口的猛增，必然引发新的矛盾--有限的土地资源与无限膨胀的人口之间的矛盾。 如以现代条件下大岭下村人口与土地的比例为参数，该村现有738人(2000年)，水田300亩，山地800亩，人均占有1．5亩，这应该是这块土地上的最大人口容量。即使如此，岭下村目前的生活水平也属需要扶贫的村庄。可是，在三两百年前，聚居该村的主要居民陈氏家族的人口却以超速度递增，特别是在清初康熙朝时期，新生人口达17人之多。如将17代的5人加在一起，男丁人数共有22人之多。如果再把女性配偶算进去，则这阶段的家庭成员人数一共超出30人之多。而据调查，解放时全村的人口总数也不过80多人，陈姓成员的人数仅为40余人。也就是说，在清初，该家族成员人数便已接近解放时该村人口总数的38％，可以说已经达到人口饱和的地步。 与人口膨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限的土地资源所能产出的粮食却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需求。田野调查表明，解放时当地水稻平均亩产仅200市斤。龙岩县1953年亩产水稻约为260市斤，是传统农业或技术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解放前山上虽然也种旱地作物地瓜，但由于山猪很多，基本被糟蹋掉了，不能寄希望有多少收成。 根据罗尔纲先生的计算，清代南方农民要人均4亩耕地才能勉强维持最低生活。另据郭声波考证，在清代农业生产水平下， "2亩耕地是维持一个人生命和一般劳动最低数"，全年每人最低需要口粮270公斤。按照一般标准，该陈氏在大岭下仅有9亩水田，每年最多能提供600公斤大米，仅可维持2～3个人的最低生活。 为了养活这个家庭，仅种这点田亩显然是不够的，已经采取的佣工、佃耕和发展副业等手段，仍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举。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转移人口，缓解耕地上的压力，家庭的负担仍得不到减轻。正是在现有土地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的背景下，出于求生的本能，人们选择了向外迁移人口，于是，大举移民遂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 而恰逢此时，天府之国的四川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地旷人稀的局面，清朝政府为了填补四川人口的空虚，正好作出了鼓励外省移民人川垦荒的空前之举。清初以来四川经济凋残待整的社会环境，以及一系列鼓励外省移民迁川开垦置业的优惠政策，对闽西移民的外迁行动产生的巨大吸引拉动作用，是闽西移民大举迁川的外部原因之所在。 事实上，在陈时安兄弟迁川之前，宗族中另一个支系早已率先行动起来。以下文字出自大岭下手抄本族谱，它以一种特有的笔法记录了17代大房后裔外迁的情况： 十七代文芝公，配李氏。男元孙(号开川，早亡)，亚孙(号顺川，早亡)，淑孙(幼少出嗣坎下四房)，季孙(号绍川)，党孙(号严川，早亡)，科孙(号进川，往建宁)，对孙(号庆邦)。 十八代开川公，文芝公之长子，名元孙，止。顺川公，文芝公之次子，名亚孙，止。绍川公，文芝公之三子，名季孙。严川公，党孙名，文芝公之四子，止。进川公，配吕氏，男：明使(号启东)，明瞪(幼亡)，暄使(号启炎)，统使(过继)，H亘使(号启晃)。文芝公之五子，名科孙，全家移往建宁府居住。 如果把上述引文中的"川"字理解为四川的话，那么，从"早亡"的"开川"、"顺川"、"严川"，以及"绍川"、"进川"的称号上可以看出，以四川作为目的地的大房这一支系的迁川行动，进展得并不顺利，似乎带有悲剧性质，大有兄亡弟接，前赴后继的悲壮。三弟季孙虽名为"绍川"，但却不知所终。真正能够实现"进川"梦想的，看来只有陈科孙一支。不过，他也未能完全如愿，而是在北进的途中，在福建北部的建宁府(今建瓯市)定居下来，最终被挡在武夷山内。因此，真正实现迁川夙愿，最终抵达目的地的，只有二房后裔陈辉胤、陈时安兄弟这一支族人。 根据刻本《陈氏族谱》的记载，该房第18代传人离开家乡的时间在乾隆十七年(1752年)，同时上路的也是7个人。现将他们的姓名、年龄及身份关系改制如下表： 根据四川谱载，迁川前该二房传人的家庭背景如下：(1)其父陈璧书于乾隆五年(1740年)去世，终年61岁。(2)其母林温惠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告终，终年40岁。(3)在父母去世至迁川的5～12年间，家中陆续新添了陈时安夫妇的3个儿子。(4)陈母去世时年仅40岁，而其时陈时安夫妇的3个儿子分别才7岁、5岁、2岁，1年后，四子陈兆灏又出世了。(5)陈辉胤有妻李氏，后人补记云："生与卒年原在福建"。由此可知，在迁川之前，其妻已经在福建原籍去世。 从这些具体细节中可以推知，人口的压力与自然条件的恶劣，有如两个沉重的包袱使这个家庭不堪重负。一方面是因劳累过度，两个女性成员：母亲年仅40岁就撒手人寰，大嫂李氏也过早去世；另一方面，新生人丁又不断地降临人世，嗷嗷待哺。为了自己的生存，同时也为了给一大家子新生人丁的未来寻找一个好的归宿，与其留居岭下村受穷，还不如举家外迁--这应该是合乎逻辑的选择。 随着人口的增加，家族成员内部的矛盾也日渐多了起来。这实际上正是由有限的土地资源与人口的无节制膨胀这一根本矛盾引发的，是人口膨胀下资源争夺在家族内部的反映。尽管在娶进门的10多个媳妇中，属于李姓的就有6人之多，另有吕姓3人、林姓2人，说不定她们原在娘家还有亲属关系，但是，过门到了陈氏以后，情况就会变得错综复杂起来。因为，在同是外迁的大房与二房间，人口比例就不平衡。二房从15代起至17代，一直是单传，18代也只有弟兄二人，人丁稀少，在家族中处于弱势地位。反之，大房人丁兴旺，人多势众，不可避免地在家族中处于强势地位。福建学者刘大可的研究成果指出，以大欺小、恃强凌弱是动物生存的天性，也是人类的本性，因而"大姓欺小姓，强房欺弱房"也就成为中国传统村落社区宗族关系的一种普遍特征。这种现象，尤其在闽西、闽南社会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前文引述第10代陈员山之世，有强徒侵入公产欲开作大坟场的事件，就是该宗族中强宗干预资源争夺的例证。在田野调查中还了解到，处于强势地位的大房，在家族中经常表现出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姿态。据大岭下村同一祖先的幺房后裔提供的口碑资料说，二房祖先陈时安一家迁川的直接动因是，由于受到大房不堪忍受的欺侮，使之无法再在当地生活下去，这才被迫举家外迁。 广东学者刘正刚在分析移民迁川的原因时，注意到除了经济原因之外，还举出了"因为宗族间的冲突而人川"的实例。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在人多地狭这一根本矛盾的作用下，以宗族冲突为导火索而引发的闽粤移民迁川现象，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具体表现是，强宗势力欺凌迫害弱宗势力，使之无法在当地立足，弱宗不得不忿而出走。 这里，我们还可以举出类似的两个个案实例： 其一是，原籍福建南靖县隐溪旺洋乡的陈文雍、陈文允兄弟，在父母均故、尚未殡葬之际，前往"台湾贸易十余年，赚积花边银钱数千"。待回到故里后，发现"有强横邻族，闻获大利，毒谋骗害"，已将其父金堡公的棺骸"移匿别处"，意在进行敲诈，声称"得银始行献出"。陈文雍、陈文允兄弟二人商议，认为"此地难处，不如迁蜀"。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兄弟二人带着从台湾贸易积攒下来的银两，携带家眷，迁到四川成都府金堂县桂通铺(今成都青白江区祥福乡境)租田耕种。不料，过了5年，"恶族"陈三品等4人仍不放过陈文雍、陈文允兄弟，他们乘兄弟"来川"，不在故里的机会，竟然将其6世祖妣黄太君的坟地，"挖棺焚骸，盗卖与刘玉养"。已经在川的陈文雍、陈文允兄弟得知这一消息后，"伤心誓任"，专程于雍正七年(1729年)"回闽控告"。一系列"恶族"欺凌行为，居然前后持续了10年之久，即使弱者一方远避四川也未能得免，足见其势力之大。 其二是：广东兴宁人廖体用，"为人慷慨激昂，行方志大，虽贫困不随俗俯仰"。当时，粤东正遭荒旱，乡村中普遍都很困难，廖体用更是家徒四壁，空空荡荡。加之到了年终岁末，人人都感到年关难度。在这个关头，族中的"强横者"擅自把祖坟地拿来卖了。廖体用知道后，站出来加以反对。"强横者"想用金钱来堵他的口。廖体用把钱扔在地上，斥责他们说："吾虽贫不忍与亡此血食也。"到了除夕祭祀祖先的时候，廖体用又当着祖先的牌位责骂出卖祖坟的行径，结果被"强横者"听到了，这伙人先是把他打了一顿，接着还商议如何把他拉到河中去淹死。廖体用得知这一阴谋后，"知强悍者不可与居也。遂于元旦率妻携子，辞祖竟去。时雍正四年，丙午春也"。 最后，在原乡调查中，还听到这样一种说法：据称是风水先生说的，按照当地习俗，在一个家庭中，如果有几个儿子共处一室，最少得有一个儿子外出谋生，这样全家才能讨得吉利。由于没有得到相关依据证实，不好立论予以支持。不过，如果真有这样一种风俗，我分析，恐怕这也只能是缓解山区人口压力的一种借口。事情的逻辑关系很可能是这样的：为了缓解山区人口的压力，人们最先约定俗成，通过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而形成为这样一种风尚、习俗。然后，又将这种风俗世代传承下去，进而演变为一种社会规范，最终影响和支配人们的行动。 以上我们主要是从迁出地的生存环境和家族内部的角度，具体剖析了陈时安兄弟迁川的内在缘由，并未涉及大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自然等因素。如果把这些因素也综合进去，应该说生长在大岭下村的这个家庭，之所以产生外迁的举动，绝不是偶然的。 四、先行者·同路人 陈时安一家7口离家上路的时间是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当时正值岭南各地迁的高潮，在此前后，在由闽西通往四川的道路上，应该说到处都可以找到先行者、同路人。根据《中国移民史》的统计，在"湖广填四川"中，共有大约20万的闽籍移民迁往四川。这些移民绝大多数属于客家。 对于大量闽籍移民迁川的问题，以往研究不够，近年来开始引起广东、福建学者的关注，撰写了不少论著。在此基础之上，本节拟采用定量统计的方法，再对闽西地区人口大举迁川的趋势作一些补充分析。 清初以来，在"湖广填四川"中，大量闽籍移民迁往四川，分布在巴山蜀水各个角落。以下仅从几方面的个案资料，来展现这一时期闽籍移民大举迁川的盛况。 (1)来自简州的统计资料 简州(今简阳市)在清代隶属于成都府，西临成都平原，东控巴峡，"密迩川府，山峙而不险，水流而不平"q)。是川西平原连接川中、川东地区的重要通道。当清初外省移民自川东人蜀后，在辗转向川西平原进发的途中，简州是最重要的中转站和落脚地。 今天成都东郊的客家方言区，其核心区域龙泉驿区，当年就隶属于简州管辖。正因为简州在清初移民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这里的移民人口及其原籍地统计资料格外受到人们的关注。刘正刚在其《闽粤客家人在四川》的著作中，依据民国《简阳县志》对简阳境内闽籍移民人口及其原籍地作了如下统计： 表中数字为迁简移民家族的支数，共列有从福建迁至简阳县的32支移民家族原籍地的分布情况，但却省略了具体的姓氏及迁川时间。为全面了解这些家族人口的迁移情况，有必要重新翻检县志，作进一步的核实统计。详见下表： (2)来自全川各地的统计资料 根据一些四川地方志、族谱资料表明，清初以来闽籍移民除迁入简州之外，还分布在全川其他许多州县。刘正刚对此作了详细统计，现转引如下，表中省略了原始出处： (4)来自一个迁川家族支派的统计资料 据金堂《陈氏族谱》记载，以陈沈滨为始祖的南山派陈氏，于明初自龙岩上坪之古楼迁移至小池南山(今龙岩市新罗区)定居。下传至第9世时，时年28岁的陈源溪，于康熙五十二年(1730年)，奉母携弟陈润周，由龙岩迁家于蜀之资州(-V资中市)，继迁中江县回水铺，又迁简州十里坝。该谱在细述南山派其他支系祖先时，特别注明其人川后裔在截至民国20年(1931年)修谱时居地分布的情况。详见下表： 上表所列自龙岩迁川的南山派陈氏家族，如按照民国《简阳县志》以其先祖作为家族支数的体例统计，应该有13支家族。但由于在其后裔居住的时代中，仅明确标注有迁川时间的为3例，因此，本文只采用3例。如此，以上各表总计闽籍移民迁川家族共有87支。 对于有20万移民数量的闽籍移民来说，这87支肯定是挂一漏万、微不足道的。但是，鉴于这些统计表中的迁川移民有确切的姓名、明确的迁时间和具体的原籍迁出地，加之这些资料来自于全川各地，使用不同统计口径，出处既有地方志又有族谱，因此，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没有更详尽可靠的统计数据之前，我们只能就这些资料来作一番分析。 在这87支迁家族实例中，一共涉及18个迁出地。详见下表： 这18个迁出地，涉及省、府、州、县四级地名。其中，福建3例，表示具体籍里不详。东林县1例，查福建省无此县，恐记载有误。除此之外，还余16个府、州、县迁出地。本文在定量分析时，剔除以上不确切和误载的4例，最后进入迁出地分布统计口径的，共计83例。今对照清代建置，将这83例分别归并到相应的府、州、县去。其分布状况及比例详见下表： 从这个统计表可知，在闽籍迁川移民中，列在第一位的是汀州府，计40支，占总数的48．2％。列在第二位的是龙岩州，计24支，占28．9％。列在第三位的是漳州府，计14支，约占16．8％。列在第四位的是兴化府、永春州，计2支，约占2．4％。按照传统地理区位，闽西地区包括汀州府和龙岩州，二者合计共64支，约占77．1％。 上表对87支迁川家族的迁入时间都有明确记载，据此，又可将闽籍移民的迁川时间改制为下表： 表中的"不详"，指迁川时间不确定，共15支。迁川时间为嘉庆、道光的共3支，明显不在清初统计口径内。其余清初、顺、康、雍、乾时期，正值"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时期，可以归并统计。如此，在87支家族中，迁川时间为清前期的，计有69支，约占总数的80％。 以上统计资料表明，在清初闽籍移民迁川潮流中，约有77．1％的移民迁出地为闽西地区。在闽籍移民迁川家族中，约有80％是在清前期迁入四川的。其中，明确记载迁川时间为康雍时期的，有51支，约占整个闽籍迁川移民家族数的58．6％以上。这表明，半数以上的闽籍移民是在康雍时期迁川的。检视清廷在四川推行的招民政策的演变进程，这个时期正好是外省移民迁川的高峰期。 五、内因剖析 以上统计资料只勾画了一个趋势，显得有些枯燥。这里不妨再举出一些闽籍移民迁川的具体实例加以补充，以见当时迁川潮流之一斑。 世居漳州府南靖县隐溪的陈氏，与大岭下的陈时安相距不远，山水相连。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后，隐溪陈氏举族200余家，计2000余口，由闽迁蜀，落籍金堂。陈氏来金堂后，主要聚居在城厢镇及祥福、大同、玉虹和绣水各乡，赵镇及官仓、栖贤、三星等地次之。 世居龙岩州小池社(今龙岩市新罗区)的吴见其，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留子在龙岩"永承宗祀"，挈妻及5个儿子由闽人蜀，其中：3子迁居叙州府富顺县下南路尹市坝置业；子迁居昭化、广元及双流；子名吴中旌者，定居于潼川府三台县观音场(今三台县西平镇)，"独创鸿基"，"子孙繁盛振振焉"。 世居龙岩州大池村(今龙岩市新罗区)的陈儒玉兄弟，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挈眷入川，定居于今重庆市璧山县。在分析该支陈氏迁川缘由时，文章作者特别记述说："方是时，公昆弟四人，从昆弟二人，皆同爨，内外数十口，田庐不能赡。闻蜀土广人稀，乃谋挈家迁焉。" 世居南靖县梅林村的魏氏，自乾隆朝开始100年间，共有23个支系入川，分住于四川的9个州县，其后该族后裔又有人迁往彭县、郫县两地落户，总计分布在的11个州县。原籍南靖大溪之南的张氏家族，清初"来蜀数百家，州祠凡三"，以至在四川形成一个"溪南"派，"言溪南，所以自别也"。 以上这些迁移行动，均发生在陈时安兄弟迁川之前。其所举的龙岩州、南靖县，与陈时安所居住的大岭下村近在咫尺。由于这些外迁行动，动辄举族、举家由闽迁蜀，无论其规模、声势、影响，都称得上是一次壮举，相信在当地一定曾掀起过不大不小的波澜，因此，它对于其后陈时安的壬抉择必然也会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 就在陈时安兄弟迁川的同时，在由闽至蜀的路上，可能还有与之同行的家乡人。根据今重庆市大足县徐顺天提供的福建漳州《徐氏族谱》记载，原居于漳州府龙岩州溪口县万安里徐氏家族二房的徐美周，时年40岁，偕同28岁的妻子韩氏，携带长子，用箩兜挑着一儿(6岁)一女(半岁)，与三房的徐美昌，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九月初四日起身移居四川。此行6人，后落业大足、安岳等地。 这里的溪口县即今溪口圩，地处今龙岩市的方，是万安乡政府的驻地。该地与陈时安兄弟居住的岭下村，同属于清代龙岩州管辖，徐氏与陈氏应该算得上是"小同乡"。二者迁的情况颇有些相似：徐氏上路为6人，陈氏为7人；迁年代，同在乾隆十七年(1752年)。如果陈氏迁的时间也在九月的话，说不定这两姓人还会成为赴川道路上的同路人。 上述实例告诉我们，在当时全国各省区移民迁川浪潮中，福建省闽西地区，尤其是陈时安所在的龙岩州，是当时最为集中的人口输出地之一。 为什么闽西地区会成为清初以来福建移民的主要外迁地?在闽西地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家族，有如岭下村的陈氏那样，辞别故里，跟随这一潮流移居四川呢? 我们知道，任何一次大规模的移民外迁活动的形成，总是内部的推力与外部的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清初以来闽西人口之所以大量外迁，从内在原因分析，主要是由于闽西人口的剧增与耕地不足、生存空间日窄的矛盾所引发的。 众所周知，福建地形的特点是山丘多，平原少。中山(海拔800米)和低山(海拔500～800米)约占全省面积的75％。高丘陵(海拔250～500米)和丘陵(海拔50～250米)约占15％。平原仅占10％。因而全省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 就地形而论，闽西北山地包括武夷山北段和杉岭；闽西南山地包括武夷山南段。由武夷山山脉派生的许多高山，作北东一西南走向，遍布在闽西境内。以上闽籍人移民的迁出地，几乎都在中山地区，境内高峰海拔多在1000米以上。详见下表： 张光宇：《闽客方言史稿》，第91页，南天书局1996年版，台北。 闽西地区由于山岭重叠，耕地较少，土壤贫瘠，生存空间十分有限。这点，在清代以来闽西地区的一些地方志中多有论述。如称：汀州府有"汀独在万山中"之说，府属地区"重岭叠冈，云雾萦绕，土壤硗薄"。其中，宁化县"叠嶂驶流，控带雄远......山延袤百里，而高二十里"；长汀县"叠岭崇冈，山多于地，田瘠而艰水"；连城县"复叠万山之冲，舟车四塞之地"；上杭县也是"岭嶂重叠"。漳州府属地区，依山傍海，山多田少，"地土瘠薄，堪种禾稻仅十之四五，其余仅属沙碛，止堪种植杂粮地瓜而已。即晴雨应时，十分收成，亦不敷本地半年之食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马先富教授依据闽西地区地方志资料，对清初以来闽西地区的人口数量和平均密度作了具体的统计，较为直观，与上引地方志的文字结合起来阅读，对了解移民迁出前的生存环境颇有参考价值。兹按照以上闽西地区统计口径转引如下：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受地理条件的限制，闽西地区山多土少，人口密度并不能反映人均耕地的占有实际。就以龙岩州所辖漳平县和龙岩县为例来作一个具体分析吧。 上表所列清初漳平县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3．36人，低于表中所列闽西各县，是否可以得出该县耕地与人口之间、的矛盾不尖锐的结论呢? 事实恰恰相反。据新编《漳平县志》记载，漳平的地貌属低山、丘陵类型。全县有千米以上的山峰400座，其中标有山名者217座。按自然状态和使用情况，山地占全县总面积的83．5％，耕地仅占4％。依据历史资料所提供的记录看，明正德七年(1512年)全县居民4951户，32583人，耕地94277．53亩，人均占有耕地2．9亩。嘉靖十五年(1536年)，由于行政区划的变动，全县实存3439户，33432人，耕地66220．78亩，人均占有耕地1．98亩。到了清代，随着人口的剧增，在从雍正十二年至道光十四年(1734～1834年)的100年间，该县人口由12180人猛增至137181人，以一繁十。在这种人口增长而耕地维持不变的背景下，人均耕地占有面积则只有0．48亩。 龙岩县的人均土地占有情况，手中虽然没有清初的现成资料，但孔永松教授在一篇论文中却举了20世纪20年代的数据。这些数据虽然出自20世纪20年代，但它却是清代以来闽西人口与土地矛盾持续尖锐的结果。该文指出，"闽西是个地少人多的山区"。以龙岩县为例，可耕地只占全县土地面积的10．54％，可耕地中用于耕种的只占83．34％，共计282989亩。按农业人口平均，每户只能摊得9．46亩，每人仅2．1亩。详见下表： 除了地狭人稠这一根本因素之外，频发的自然灾害也是迫使闽人远徙四川的重要原因。据研究，明清之际我国开始进入第4个灾害宇宙期。随着人口的大幅度增加，灾害也日渐频繁。福建本来就地处热带、亚热带地区，气候炎热，时常爆发大规模的流行性疾病甚至传染病，亦是瘟疫常发之地。清初以来，在福建境内多次发生瘟疫(详见下表)。 于鬼神。为了躲避瘟疫等重大传染性疾病，原本为生活所迫的闽人，只得远走高飞，于是，包括遥远的四川在内，一时间皆成为他们向外迁徙的目的地。 | 
池氏网公益法律援助律师：池春燕 WX：xuyuanchiw
发表于 2017-12-6 17: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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