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的移民湖广——湖北篇（兼论湖广填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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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的移民湖广——湖北篇（兼论湖广填四川）
洪武的移民湖广   　　——湖北篇（兼论湖广填四川）      　　一、前言    　　今湖南、湖北在明代为湖广布政使司，本章则是讨论湖广布政使司的湖北部分。湖北地区在洪武大移民中的地位是很独特的，一方面江西移民的移入这个区域，另一方面湖北地区的移民进入四川，有时是江西人移入湖北后又移入四川，故论及湖北的移民时，就需要兼论湖广填入四川的移民。    　　在外地人口大量落居湖北，同时也有湖北境内人口流向外地的现象发生。同一时期的人口流动有进也有出，成为湖北人口移动的一大特点，外流的湖北人口已落居四川者为最多。这种状况与‘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说法基本上吻合。不过，从整体上而言，湖北人的外流人口不及外地人口落居湖北的多，另外，不管‘江西填湖广’或‘湖广填四川’也好，并不限于清初，而是始自元明之际的持续了数百年之久的人口流动。期间，受人口自身状况、社会政治因素，形成了元末明初、明时期、明末清初等几个高潮时期。人口流动所及，亦不限于江西、湖广、四川三地区，而是以这三个地方为主线牵动江、浙、闽、广、皖、豫、陜、黔、滇诸省的大范围人口迁移，而且流动的过程中有着带动、牵引的情况存在，这些状况也在‘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人口移动中发生。    　　二、江西填湖广    　　洪武时期朱元璋强迫江西人迁入两湖，先民们被反绑着双手，由官兵用船押送到江汉平原，至今湖北人称上厕所为解手，即源自于这次迁徙中先民们要方便，都必须向押解官兵要求解手，当地也流传着一句民谚：‘江西填湖广’，这可见得江西移入湖广影响之甚。最早探讨这个问题的是谭其骧〈湖南人由来考〉一文他指出：‘平江、湘阴而北之湖南人，以其为南昌人后裔之故，而富有湖北味，则自此直可以想见即湖北省之人，其大半当亦为南昌人之后裔也。’  这样的论断虽然还没完全确立，但可看出湖北实为移民移入之典型。   　　湖广的移民研究大难于湖北，这是因为文献中有关于湖北人口变动的记载过少，作为氏族来源研究的方志资料也是寥寥无几，而本章所用的资料主要来源有三：（1）、1988年及1991年，曹树基于湖北实际收集的资料；（2）、李懋军《明代湖北人口迁移研究》；（3）、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由于历史记载的缺乏及新资料不足，有些府只能做概略性的说明，兹分府论述如下：    　　（一）、黄州府    　　黄州府诸属县夹于大别山与长江之间，其地貌多为丘陵和大小不等的平原，从地方志记载来看，元末明初的大移民在此留下过痕迹，元末及洪武年间从外地迁入的移民人口大约占全部人口的62﹪左右，此属较同一时期宿松县移民人口的比例为低，但同样是一个人口重建式的移民区。在元代及洪武年间迁入的氏族中，江西移民无疑是最重要的部分，他们比例高达87﹪左右。如果我们把非元末的江西人也考虑进去，那毫无疑问的，江西籍的比例将大大增加。麻城《民国?彭氏族谱》引《万历谱序》提到当地人口的构成：外籍不一，而江右独多。以余所见，逮余所闻，皆各言江西云。无怪乎《黄安乡土志》的作者也会说当地‘人多来自江右’了。   　　在江西的移民中，来自饶州、南昌等赣北地区的移民为其中最主要者，原因是此地地形与黄州相似， 使得黄州府的移民皆来自这些地方。   　　据统计， 洪武年间黄州府有64.2万民籍人口，加上黄州卫和蕲州卫的军人及其家属，共有3.4万的军籍移民， 合计全府人口为67.6万，而由于黄安府与德安府比邻，至少有五万人迁往而又未取得新户籍者，所以扣除5万，全府人口为62.6万，其中移民人口占其62﹪，共有38.8万，移民人口中江西移民共有33.8万，而江西移民中饶州府移民约占三分之二，约20万人，南昌府约5万人口，九江府约4万人口，余为其他。   　　至于黄州的土著，元末群雄起事，黄州徐寿辉与陈友谅于此迅速组织了自己的子弟兵，最后战死或败后转为朱元璋部队，还有部分随明玉珍进入四川，这也显示，黄州府人口众多，所以有条件向其他地区输出人口。    　　（二）、武昌府    　　武昌府的南部山脉纵横，北境为沿江平原，这里湖泊众多，平原广大，是湖北一个主要农业区，从地形上说，武昌府的平原区与相邻的黄州府沿江平原基本上是相同的，只是由于长江相隔才会划成两个行政区。元末的社会动荡，对于江东或江西平原来说都是一样，所以武昌府的平原诸县也与黄州府一般，充斥着来自江西的新移民。从《武昌县志》提到：元末战乱之后，湖北人烟稀少，明洪武初移民垦殖，江西人在县境定居者甚多，在县人口来源中占较大比例。   　　据统计， 洪武年间的武昌府的民籍人口约为26万人，加上武昌二卫（武昌卫、武昌左卫）的军人及其家属，共有人口数29.4万，山区县份稍小，假设每县平均为2万人口，通城和通山的4万人口中有0.4万移民，另外8县有人口约25.4万，其中移民人口为60﹪，就有15.2万，合计移民人口15.6万，其中有3.4万为军籍移民， 而来自江西南昌府的移民，至少就有7万人。    　　（三）、德安府    　　德安府地处鄂北，曾是南宋、金两国的分界线，战争使得这一区人口消耗极大，蒙古灭南宋，其主力自襄阳突破，鄂北化为一片废墟。且查《明史?地理志》洪武初年，德安辖区仅有云梦县未被省废，其余各州县皆是洪武十三年（西元1380）复置，而德安府也被降为州，从属黄州府或武昌府，至洪武十三年（1380）才复为府。换言之，洪武初年，德安府的大部分州县已不存在，其原因就在于人口过于稀少。   　　地方志或族谱中有记载，《康熙?孝感县志》卷6记载：‘元至正十六年，明玉珍率兵袭重庆，称夏主，孝感人都随之入蜀。事时寿辉兵皆裹红巾，至今土人言红巾军作反，人尽杀，各处人来插草为标者，盖玉珍等事也。’说明孝感人于元末曾大批随明玉珍移出，更使此地人口稀少。   　　而除江西有大量移民外，湖北邻近府州亦有移民迁入，以麻城为最多，甚至达势均力敌之况，这样的移民格局与黄州府和武昌府有很大的不同，或许由于麻城人势力太大，于是就衍生江西移民者的合法性问题，有一份应山县的族谱，即编造出一则关于皇帝视察后移江西人民至德安的神话，以期能与麻城势力抗衡。   　　在元末以前，还有一种移民，这些移民从山西移入麻城，洪武大移民时又移入德安，这一批移民在谈到自己的原籍时会说是‘江西麻城’或‘江西麻城过籍’，在他们的心目中‘江西麻城’是一个完整的名词，而不是‘江西’和‘麻城’这样的移民典型在湖广的移民中是经常可以看的见。   　　据统计， 洪武二十六年（1393）德安府的民籍人口仅为6万人左右，加上一千户所，军人及妻子有0.34万， 假定移民人口占人口的70﹪，也只有4.4万人，这4万人中应大部分是江西移民，麻城移民因家乡太近，不可能马上在德安府取得户籍，因而洪武二十五年（1392）户口统计中不会有麻城移民，要到此年后麻城人才陆续入籍于此，以其数量而言，应比江西移民多估为5万人。    　　（四）、荆州、汉阳二府和沔阳州（江汉平原）    　　这一区域是一个相当完整的地理单位，即江汉平原，它包括了三个行政区，即荆州府、汉阳府、沔阳州。在元末时此处亦遭到严重的破坏，此处呈现出‘土旷人稀，耕种者少，荒芜者多’的凋敝现象。两湖平定后，政府首先从解决劳动力不足下手，重建江汉平原的经济。洪武三十年（1397）三月，武陵县奏请中央从江西徙无田农民，至武陵等县落户，使农尽其力，地尽其用。中央很快同意并实施迁徙江西人到武陵等县屯垦的计划。民国36《孙氏祖谱》卷首‘始牵祖’的记载：‘前明定鼎，下诏抽江右士庶，以实兹土。’，反映出政府迁狭乡民到宽乡民开垦的政策。   　　而荆州府也接受相当多的江西移民，1913年《胡氏族谱》提及：‘自乎元明革命，赣省兵燹迭见，人民不惶宁处，其由江右而播迁荆楚者，几如江出西陵。’且从曹树基1988实地调查， 枝江、宜都及当阳荆门以西于明初有流民活动之痕迹，可见此地曾有过自发性移民进入。   　　除政府的迁徙外，自发性的流民也大批涌进，因为此处人丁稀少，土地肥沃，再加上当地政府缺乏即时有效的户口登记来征收赋役，自然吸引大批流民进入，如沔阳州‘湖田未尝税亩，或田连数十里而租不数斗，客民利之’，荆州监利县‘湖田又不税亩，故有强壮盈室而不入版图，阡陌遍野不出租粮。’皆可看出四方流民大量进入，其中也包括了闽、粤、陜、晋等处的移民，由于来源经济条件的差别，各地移民的目的也就不同，‘东南之人以觅利至，西北之人以避地至。’他们与土著杂处，融为一个整体，共同促进江汉平原人口的增长。   　　据统计， 洪武二十六年（1393）这四个府州有民籍人口共49.1万，减去基本未接受移民的枝江、当阳及以西等九个州县，即减去人口13万，其余为36.1万。又有安陆卫、沔阳卫、荆州二卫及枝江、长宁及夷陵三个千户所，军人及其家属共7.7万，  合计军、民籍人口为43.8万。其中60﹪为移民，就有人口26.3万其中民籍移民有18.6万，军籍移民有7.7万。移民中的80﹪左右为江西移民，就是21万。    　　（五）、襄阳府及其他（荆襄山区）    　　江汉平原北方，山脉绵延纵恒在襄阳府、勋阳府与承天府北部，由于此地第东接荆襄，南逼江陵，西达长安，北控洛阳，且为高山大壑，元末，襄阳一带、勋阳山区，即为红军的根据地，由于地形险要又不易管理，所以如《鸿猷录》载：‘国初命邓愈以大兵剿除之。’朱元璋并在此实施‘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  的政策，导致直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这区域的人口仍未有补充，以一府之大，人口仅有8万余人，不及黄州府的一个县。但政策施行不落实，到中后期出现‘流贼啸聚山谷百五十余万’，可见此地为流民之渊薮，最后引发几起乱事，在这些所谓‘山贼’被消弭后，当地流民亦被驱离，故此处人口增长数度出现大起大落。   　　从明代中期的一份官员奏章中，我们知道从洪武时期已有‘各处客商’潜居于此，娶妻生子，成家立业。这就显现出虽然户籍上没有登记，但已有流民迁入。而襄阳北边的枣阳、光化一带，居民的祖籍说法都是山西大槐树或江西大槐树，这说明山西移民已经从北面进入这一区域。襄阳府地驻有两卫兵力，军事和家属人口共有3.4万，加上宜城及其他县份，全部移民人口可能为5万人左右。   　　洪武年间，湖北地区的174万总人口中，土著人口占43﹪，移民人口占57﹪由此可见， 洪武大移民对湖北地区人口构成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根据各府的移民原籍约为69万，占总人口数的70﹪。在79万民籍移民中，来自江西的移民约为55万，其中来自饶州府和南昌府各约为19万，吉安府移民约8万，九江府移民为3万，余为其他，军籍移民中也有相当数量的江西军人。    　　三、湖广填四川    　　元末控制四川的是夏政权的明玉珍，原籍湖北随县，家世务农；起事后明玉珍与父老团结千余人，屯青山，后来加入徐寿辉，被认命为元帅，隶倪文俊部，镇守沔阳。元至正二十年（1360）陈友谅杀徐寿辉自立，明氏与之决裂，撤军入蜀，并以兵塞瞿塘，决不与通， 。洪武三年（1370），明对蒙古取得北方胜利，隔年进兵四川，灭夏并蜀。   　　随着湖北的局势混乱，湖广入蜀者日多；在今天四川省的一些家谱中，留下不少有关的记载，如明礼部尚书吴宽在一部修成于弘治年间的《刘氏族谱》的序言中写道：‘自元季大乱，湖湘之人往往相携入川，为避兵计。’除因避兵乱迁入的移民外，另外一批移民就是随明玉珍入川的湖北籍军人。至正十七年（1357），明玉珍督兵万余，乘船逆江而上，攻占重庆，最后占领了整个四川。随明玉珍入川的湖北人可分成两部分：一是与明玉珍一起举事的乡人，包括德安府人和黄陂人，地方志中的记载是，玉珍率兵袭重庆，称夏主，孝感人多随之入蜀。而黄陂人是因为明玉珍的义弟万胜为黄陂人，他又是明氏手下的一员大将，其乡人因此而追随他赴四川，另一部份是明玉珍镇守沔阳时招募的军队，后来明玉珍入蜀称帝后，其驻守沔阳的军队亦撤入四川。   　　明玉珍进驻四川后，又不断的招揽湖广籍百姓入川，因为当时四川荒凉，四川是宋元战争中受害最深的地区，战争在此经历了半世纪，使得四川人口大量损失，至元十九年（1282）即元军完全平定四川后三年，当时四川人口约为60万人，与嘉定十六年（1223）人口相比较仅存10﹪，到元末人口约70万人左右。   　　这时明玉珍军队中的湖北子弟兵，对于四川人口的弥补就很重要，明玉珍到底有多少军队？陈友谅与朱元璋决战鄱阳湖，倾巢而出，自称60万，而明玉珍的军队就有10～20万人，而兵败后，明玉珍进入四川，颇有割据一方的打算，所以他的子弟兵定有可能携带家眷。除军人外，更号召大批乡亲入蜀，因此当时随明玉珍入蜀的人数应该有20万， 加上军人的家眷，当时的移民人口应有40万人以上，而这样的移民人数以将近当时土著数量或已经超过。   　　移入之楚民多于川西，据《民国?简阳县志》访称：‘洪武二年，湖广麻城居民迁至简州者众多。’《民国?荣县志》说：‘明太祖洪武二年，蜀人楚迁者，统称该年由麻城孝感乡入川，人人言然。’而《民国?资中县志》记载说：‘无六百年以上土著，明洪武时由楚来居者十之六七，本省当元之季，明玉珍据蜀，玉珍为楚北随州人，其乡里多归之，逮今五百余年，生齿甚繁，考其原籍，通曰湖广麻城孝感人为尤多。’   　　到成化时皇室于江汉平原大量圈占‘皇庄’，使的湖北出现外来移民多、税赋重，迫使流民向四川移动。 且农业人口相对过剩时，自然向有需要的地方移动。如明初四川出现了一批田达阡陌的地主，他们需要大量佃户，自耕农为求生存，携家带眷移入，使之四川人口大增。《永乐?沪州志》卷1提到：‘昔元时地广人稀，四方之民流寓于沪者，倍于版籍所载，移民来自四方，使客籍超过土著。’成为四川的人口结构方式。当某一地区耕地与人口呈现饱和时，迁徙部分人口至他处就食，以作为缓和人口压力的最佳途径，所以‘湖广填四川’自会出现。    　　四、结束语    　　移民的界定是：具一定数量、一定距离、在迁入地拘留一定时间的移动人口。这样的界定充份显现在‘江西填湖广’及‘湖广填四川’这移民区，在元末明初，人口移动的动向，及土地开发的变迁。早期因‘湖广熟，天下足’，且江西有‘人口压力’  的出现，造成移民大量移入，后来元末战争不断，使得移民潮纷纷入蜀避难，加上洪武时期，由于土地兼并厉害，加上某些特定地区人口的不足，于是朱元璋用政治力量介入，徒民垦荒、调军屯垦使得政治上、军事上更能巩固，以期能增强国力。而在自发性的移民中，常会有江西移民迁入湖广后，又迁入四川，或湖广人迁入江西再迁回，也有居住几代再继续迁移，这就会造成原籍有‘江西麻城’明明麻城在湖广，为什么会和江西扯在一起，就是这个原因。而江西湖广这移民区移徙除移至湖北、四川，也有移民至鄂西北山区，在史藉中就可看出。《万历?巴东县志》载称：先是楚蜀岁歉，民多徙于此。《康熙?勋阳府志》则云：陜西之民五，江西之民四，山东、河南北之民二，土著之民二。  这些移徙之民和流徙之民，不仅在政治、军事造成影响，更在经济上有显著的变化，并由此奠定了清代以后中国人口与土地布局，这实是明初人口大移徙对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