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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谱须知] 我们的祖先真是“湖广填四川”时来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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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2-25 23:37:1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来自:巴中日报
时间:2020.9.5

11.jpg

麻城明初四乡区划图
  何茂森
  现在很多人一说到自己祖先的来历,都说是明末清初“湖广填川”或麻城县孝感乡来的。本文以此为切入点,从收集的碑记、族谱、论文表明自己的看法。因今之平昌县是1946年从巴中县(原巴州)析出,故此文仍以“巴州”之名着笔,文中的姓氏未含今巴州区或其他地域的,亦请辨别、参考。
  一
  公元1671年,康熙颂行《四川招民条例》,鼓励外省“前往四川垦荒”,并表示“四川境内土地,不管原来是有主还是无主,在没人耕种和缴纳粮税的情况下,只要愿意开垦就全部归属新移民”。这种任由移民在四川随意“插占”土地的奇观,一度存在数十年之久,直到雍正六年(1728),移民迁徙四川才基本告一段落。
  近年因去湖北省麻城县(市)找“孝感乡”寻根的人太多,当地官员难以应对,多次以官方名义刊文表示歉意并公布“麻城县孝感乡”的历史沿革,试图申明孝感乡或更小的地名正式填川时早不存在的事实。官文简摘如下:
  明代,孝感乡位于今麻城市西南部,面积1200平方公里。原麻城县分四个乡区,孝感乡是四乡区之一。地址就在今天麻城市鼓楼办事处的沈家庄。不过在明成化八年(1472)进行区乡调整时,已将孝感乡并入仙居乡;到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又将仙居乡并入黄陂县(后称黄安县、红安县)。至清康熙移民四川时,孝感乡的名字已不存在近200多年了。
  这篇文告以明确的建置沿革说明“麻城县曾经向外移民是真,但说孝感乡是大多数移民祖籍地是不存在的”。就是很多姓氏都承认他们的祖先拖儿带女“入川码头”的高干(杆)堰、高阶堰、高坎堰、高埂堰、高家堰、高甘堰、高阶念、高阶沿、高街院、高岗阳、高街阳、高感院、高石楼门、高石梯村、鹅公大丘等都是因口音不同、写法和说法而异造成的。
  我们还可以从史志、地理、人口的角度还原真实的“麻城”“孝感”。
  宋人王存《元丰九域志》记载:“麻城,四乡。歧亭、故县、白沙、永泰、桑林、永宁六镇。”《明史·地理志第二十·湖广·黄州府·麻城》载:“麻城,府北。辖双城镇、鹅笼镇、虎头关、黄土关、木陵关、白沙关、大城关、岐亭镇。”从宋至明都无明确的孝感乡记载。
  《(康熙)麻城县志》《(光绪)麻城县志·前编》之《疆域·乡镇》同载麻城县“明初分四乡,太平、仙居、亭川、孝感,统130里,成化间并孝感入仙居为三乡。嘉靖间析太(平)、仙(居)二乡入黄安”。明确地说,孝感乡在明朝历史上只存在了60多年,跟“填四川”一点关系都没有。
  《(光绪)麻城县志·户口》记载,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册定麻城人口148240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册定人口116234人,清初册定人口110287人,明末清初可推算有37953人移民到了四川。然而这样大规模的移民,在县志中均无记载。
  成都大学副研究员雷兵《清代“湖广填四川”质疑》一文也证实了上述说法:
  明清之际长期的战乱和严重的自然灾害,对四川造成了灾难性后果。“自乙酉以迄戊戌,计九府一百二十州、县,惟遵义(时遵义府隶属四川)、黎州、武隆等处免于屠戮,上南一带稍存孑遗,余则连城带邑,屠尽杀绝。鸡彘绝种已数年。”成都平原,“所属州县,人烟断绝千里。巴蜀地区似乎已成“无人区”。于是,顺治十年(1653),清王朝开始推行鼓励移民入川的政策,主要从今湖北、湖南,以及陕西、江西、广东、广西、福建等地招徕大量移民。在湖广移民中,又以湖北人最多。这就是清代的“湖广填四川”移民大潮。
  因有移民大潮在先,四川很多人被其祖先口传为都是“湖广填四川”来的概念并不准确。如杨尚昆在其《回忆录》中写道:“过去我一直认为是从湖北孝感来的。1987年,第一次回到家乡见新县志,才知道杨氏家族远祖原籍江西吉安府泰和县人。南宋末在湖南零陵县当县令。第二年,宋亡,不能归籍,就在湖南辰溪县定居。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他的后裔嫡堂兄弟三人,沿涪江北上,分别在蓬溪、遂宁、江油三县落户……”
  作家艾芜在1948的《我的幼年时代》中写道:“第一个到四川的祖先,原是生长在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的,而且有族谱。”而成都附近的《汤氏族谱》所载则是:艾芜的汤氏家族入川(康熙年间)之前,世居湖南宝庆府武冈州(今武冈县)高沙柿杨家桥(今属洞口县)。
  邓小平的祖籍是1989年邓榕回广安查了邓家历史和《邓氏族谱》《广安州新志》,均记载广安邓氏原籍为江西吉安府庐陵县。但邓榕的叔叔邓垦却说,“小时听大人说,邓家是从湖北迁移来的”。
  上述例子说明,有人从湖北麻城县来“填川”是实,从“孝感乡来填川”的就不真实了。近年一些家族修志者,只凭一些人的误说,或者以传说为据,理直气壮地将入川始祖祖源写成“麻城县孝感乡”,误记了祖宗根脉。
  《(民国)南溪县志》也早就质疑孝感乡移出那么多人,川、渝两地的福建会馆、广东会馆、陕西会馆等,则记录了其他省、区移民入蜀的真实历史,也证明麻城县“孝感乡”移民数量和移民地位是被无根据地夸张了。
  
  “填”或“移”都是一种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中国自秦汉以后就开始“川填”和“填川”了。只清代这次“湖广填川”,是官方带有强制性的、有优惠策略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巴州老一代人,一问自己姓氏之源大都会说:听上几辈人说,我们都是“湖广填四川”或“麻城县孝感乡填川来的”“一些古碑和族谱上也都这么记载”。但奇怪的是四川那么多县志上都没有这样的记载,为什么?说明移民的来历和入川的人数不真实,也不敢写入清代的历史。
  对很多人而言,“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只是一个祖先从众、冒籍、依傍、抱团取暖而需要的地名。清初实际残存的土著四川人比传统的说法和记载要多得多。今天的四川巴州人(含平昌)或许有少数人身上还流淌着古巴人、蜀人后裔的血液。为证此言可信,我们先选几个在全国著名的姓氏(不排序)来探讨这个问题。
  (一)宗谱之说
  乾隆庚子年(1780)首修的《何氏宗谱》载明一代何礼(公元1368年前后)之子坟墓葬玄爷庙(今兰草镇梁铜村)左手大坟茔;二代季子何永通葬白岩坝(今澌岸镇娱乐村);三代何胜龙、胜虎、胜忠,分别葬玄爷庙、落山坪。到清代第一代祖何桂芳在落山坪建祠分派(与弟桂兴各立门派)时(清顺治元年)以六子分房,分别住巴中(州)独柏水音坝、顶(鼎)山坝、桃溪。根据白岩坝、小燕山、大元山等地情况看,今巴州区(含恩阳区)、平昌县的部分何姓,至少不是被张献忠或姚黄土暴子杀绝之族,而是因族广人众,才有修谱之举,那就更非“湖广填四川”来的。今天何姓人说是来自“湖广填四川”,也许是当时为享受“填四川”“优惠政策”的“冒籍”者或先为避逃战乱匿入深山、险地,后返原住地的“回迁户”或“插占户”。
  光绪初年,今白衣吴氏来蜀先祖吴鸣琳(四弟兄,鸣珏、鸣球、鸣珍均先后来白衣居住,因白莲教乱,除鸣琳外全部返回江西留宜黄县潆溪乡),四川总督丁宝桢为吴父瑞圃撰碑序:“公家泽,字瑞圃,四川达县(1946年从达县析出归平昌)人,原籍江西宜黄县,父玉昭公(鸣琳)于乾隆年间游蜀娶张太夫人……”说明鸣琳兄弟来蜀也非“迁”“填”而来,而是“游蜀”来的。
  巴州清江、曾口和平昌一些刘氏,按其《庆远堂宗谱》记载,来川始祖为继朴、继棠,是乾隆四十九年“迁徙”来蜀的,当时移民高潮已过。平昌云台入川始祖刘芳森,原籍江西省永新县中村。元末明初任江西省庐陵县(即今吉安县)令,由于刚明济物,后擢升四川北道保宁知府,任职数载,兢业清慎,因年耄耋遂告致官。屯住巴州从化乡(属今云台镇,但辖域比原云台区还大)中嘴梁,显然也不是“顺康填川”时来的。
  《苟氏宗谱·巴中篇》记载:“落业始祖苟金志……居通江梨树桠,明末迁达州,后移居阆中。清初,金志公避难于巴州顶山后迁石羊山。”据此,今巴州、平昌、通江、南江、达川、万源、宣汉、阆中、仪陇、营山等地的苟姓中,十之八九都是这几支人的后裔,明确地界定了川东北一带苟姓不属“麻城县孝感乡填川”之说。《(道光)巴州志》还记载:“苟道炫,县东大井溪(今平昌县五木镇前锋村)人,明嘉靖丁卯年(1567)科进士,曾任平凉知府(今属甘肃)。九子入庠,孙天奇,乾隆甲午(1774)举人,任云南知县。”按古本《苟氏族谱》分支,至少说明今平昌响滩、坦溪、兰草、五木、笔山和巴州区羊凤一带的苟姓也绝不是“顺康”时移来的。
  巴州亮垭子(原福申乡,今属平梁镇)《周氏族谱》记载:“先祖周福于明末清初时,从陕西岐山县迁入四川省通江县(今万源)竹峪关场团包寨埃山碥落业。生三子:一分迁今万源;一分迁今瓦子场;一于清乾隆年间迁今福申周家山,后生五子,除一子回迁老屋(竹峪关)外,其余皆居住本地和岳家等地,子孙衍繁十四代。”
  另一本《周氏族谱》记载,巴州和宣汉县周氏,明中晚期入川祖周易、朝书、朝礼、朝备四弟兄,其中周易育三子,定居宣汉胡家坝;朝书子仕宏,官褒城(今汉中)知县,累至明兵部侍郎,生五子,明末遭张献忠部围困无水源,兄弟失散现已难纠,只记有禹贡一支后人,在巴州兰草渡木寨子落业,衍繁至今已发展到原青龙坎、坦溪口一带。
  巴州鼎山乡、青龙坎(今青云)和今坦溪一带的董氏,民国七年手写族谱记载:“太初一代祖董元通原系江西省宁江府庆元县人氏。初填湖广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插占立基。自明朝天顺九年迁居于本地(今青云乡八村)巴属冯公庙境(今分青云、坦溪、大罗、蝉池、凤溪)落业……”还有历代口传:“董姓先祖,明末避难于巴中‘鼎山寨’,被‘八大王’的人马围住,几天攻而不下,士兵们吃饭无粮,口渴缺水。他们突然发现鼎山寨上有一竹竿上悬一条新鲜鲤鱼(是寨上的人用计吓敌,他们实际也没吃的了),围寨头领立即想到寨上既然有鱼不吃,说明寨上粮食有存。既攻不下,不如另寻他处,于是下令连夜退兵而去。”这个口碑与《周氏宗谱》所述十姓人守寨之说完全吻合。而且《(道光)巴州志》和1986年出版的《鼎山区志》也有相同记载。
  平昌、巴中(州)、渠县一带的杨姓族谱、墓碑记载他们先祖原籍陕西华阴,因其后裔杨祥(字正吾)为朱元璋打红巾军徐寿辉解粮有功,明初即被授“保宁府总镇(正二品)”官,后升至“左户御驾将军”,过三代由其孙杨真宝于明建文年间迁入巴州鼎山乡辖(今龙岗九盘寨、金堆山),生子祖、先、富、胜、正,于明正统年间先后分居杨家山、玉龙山、石垭场、高石坎、肖家嵌、大山头、渠县一带。
  平昌元山镇池姓,他们的祖先原籍不详。其入川始祖为池现龙。他是明南京的“都阃将军”,系左良玉部将。《南明史》记载:“左良玉部下池现龙等人,黄得功部下翁之琪等人、高杰的部下程秀夫等人都在抵抗清军时战死或自尽……”其实是他奉命在川东北一带与清军作战时,眼见左拥兵自重,明军又末路途穷,自己又不愿降清而弃官隐入巴州(今属平昌元山)池家河,这姓人也不是“填川”来的。
  平昌望京(原为巴州长乐乡麻石口)白氏,入川始祖白桂林约生于十四世纪初(元朝后期),祖籍河南南阳,明初迁湖北麻城孝感乡高干堰(高阶檐),为避乱而入川,至今已时近700年,脉衍二十七代,人口逾两万。望京白氏除以望京为主要聚居区外,还迁徙镇龙、喜神、界牌、笔山、龙岗、通江以及其他地方。
  苏姓,今平昌、万源、宣汉、成都、重庆、巴中、仪陇、通江等地苏姓,大都是三弟兄的分支,而江口邱家的苏义三(三弟兄同名,故称幺义三)又源于600多年的眉山县。也有民国初的家乘确证,苏姓也不是“填川”而来的。
  (二)方志之说
  陈凤,明成化五年(1469)进士,任南京刑部主事[事见《(雍正)四川通志》《(道光)巴州志》],“今平昌五木乡石马岭芝(栀)子坪(原属巴州从化乡)人”,后辈于咸丰七年(1857)立碑载:“今成竹溪、丝树垭、大土门、老君鼻(还有今南风、响滩、得胜、双鹿、双凤)陈氏,皆为南朝陈覇先嫡支陈能(唐肃宗时官兵部侍郎,墓在今通江至诚镇龙池山下大底坪)。“其后裔,经宋、元、明至十四代后迁住巴州干嵌坝”(在老广纳坝七里村附近)。这一姓人的后辈已遍布今川东北地区,自然与“湖广填四川”毫无关系。
  《(道光)巴州志》记载:“九品山(在原双鹿乡东二公里),上宽四五亩,四壁悬岩陡峭,仅一路可步行,上可容千人,周围大山环绕而不相连,明末‘献贼之乱’……乡人避其上者皆获保全”,同时还记载了灵台山(今巴灵台)、谢家洞等处民众获救的事。因志书采访者为土地垭(今土兴)举人谢一鸣、五木坎(今五木)贡生张复旦,他们所记有很强印证性和可靠性。说明张献忠杀蜀人时并没有斩尽杀绝,“漏网之鱼”仍然不少。
  《四川通志》记载,李雄飞,巴州人,顺治八年(1651)科举人;吕兆雄,巴州人,顺治十四(1657)年举人。试想清顺治初,巴州还有人考上举人,他们的父母一定不是“湖广填四川”来的。
  (三)巴州知名大姓
  据民国初年今万源石窝(原巴州长乐乡,清道光三年划入)《张氏宗谱》记载,石窝张姓,原籍河南同安,入川始祖张月,二代祖张定边(有亮)辗转湖北沔阳,于元末明初因避战乱迁入巴州长乐乡牛皮场(今石窝镇)。三代后在石窝小尖山建成祠堂,八弟兄正式分迁,其中第四房迁入巴州金华台(今平昌泥龙乡九村)再三代则开始分迁:一支迁入今兰草、金宝,留驻在原地的则与坦溪等地张姓同派;一支族人迁于青花、石人;一支迁于达县、宣汉。兰草分支大至于顺治时来到今址,拣了一幢“黄氏”宗祠作宗祠,至今无人问过他们占了黄家的祠堂。其他七弟兄则从石窝分居巴州(如道光年间官至云南提督的张必禄族等)、达县、万源、紫阳、大竹、湖北黄蓬山一带。
  马三垭王氏后裔已不下百万之众,居住地也不仅限于川、陕、鄂、渝而是全球,公认通江马三垭王鼎为始祖,他生于南宋末年,卒年无考。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仕“龙凤府管军侍郎”,敕赠“武烈将军”。元朝中叶,除广元,路巴州。元泰定二年(1325)“解组壁江”,落业城南小柏树(今通江县春在镇擂鼓寨村),并首建王氏宗祠,生穆福、彦福。彦福生四子,即柴、炭、炎(烟)、灰。据嘉庆癸酉年刊印的《槐堂族谱》记载:“时天下大乱,弟兄遂离故土而散四方焉。惟炎祖复业马三垭,柴、炭二祖居今之绥定、东乡,后世子孙科第鼎盛。”相传灰祖一支移湖北枝江县,后嗣亦多贤人,另一部分子孙则遍及渠县、宣汉等川、渝、贵各地。(因各地“王鼎简介”谬误多,本文以《马三垭王氏家族兴盛七百年》一文为准)
  李姓也到处都有。平昌尤以平昌南、西北、东北部李姓集中。今泥龙乡“牛角坑水库”就淹到一处李姓祠堂,堂前有一对近五尺围圆一丈多高的华表,四面皆有题刻,其中一面是“五千真道德,不言佛不方仙,与孔属通家,略同泗水传心法;三百旧河山,可为皇可为帝,继隋当革命,独把唐朝运掌撑”。据当地耆老说,他们祖上先从陕西西乡一带迁到泥龙的;今尖山戴家沟的李姓是明代迁入陕西三原,清康熙末入迁入巴中长乐乡(今平昌、镇龙、喜神和通江芝苞以及巴中道光三年划入万源部分)后迁至戴家沟的。他们是自愿打“朝廷政策侧边球”跨过一个小水沟就入川的。今土兴、元山、灵山一带的李姓,十年前就修有族谱。谱中说明他们是唐代李愔的后裔,民国年间,他们的祠堂还在巴州城北门。
  (四)隐藏之说
  四川、陕西、湖北的边界线大都由大巴山脉形成的。而川陕两省长达数千公里的边界线,如通江与陕西的西乡、南郑、镇巴三县,明代以前本属四川,被并入陕西后,地上的人氏往来根本不可能隔开,至今大部分山与山之界确实是一步之遥。像祖辈说的,听说汉中有兵灾,上述三县之人一夜之间隐入通江;而听说广元有难,通江、南江的人一天即可进入陕西地界藏得神不知鬼不觉。风潮一过,有的一夜返回原地,有的就地避荒生存。
  综合上述,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
  (一)“填川”事非虚说。
理由有五:其一是巴州地区在明末清初,由于李自成、张献忠的起义,受过两个朝廷(南明、清朝)的兵燹之害,他们在四川反复发动战争,使四川人口大减,这是不可否认之事。尤其是清初皇太极派兵在四川镇压“南明王朝”的军队残余杀人最多;二是清朝多次派兵镇压吴三桂占四川反清的叛军和背叛的民众;其三是陕西的姚天动、黄龙(即姚、黄或摇、黄土暴子)在川东北抢、焚、掠、杀多年,使川东北人口锐减;其四是因各地杀人过多,无人埋尸,加之各种瘟疫泛滥,天灾无人救济;其五是老虎成群吃人。这五大灾难,并不是像有些史书、稗史那样说的“把四川杀得鸡犬不留”,而是在残酷的杀戮中,还是有一些通过逃走、踞守、躲避、隐藏、谎称而逃过这些劫难的人,直等到清康熙中期,他们才从外省或大山中出来,开始立族求生,衍繁后代,加上他们主动融入“湖广填四川”的人,抱团取暖(如设会馆、修宗祠),才成为我们今天这些人的先祖。
  (二)“湖广填四川”中有一部分人来自“麻城”是实,很大一部分人则来自两湖、两广和山西、江西、安徽、河南、陕西、甘肃、福建,都不可否认。但我们是不是移民来的?祖籍是不是来自麻城孝感?如“孝感乡”一词早就不存了,又如何从孝感来?所以一定要查清楚自己先辈的碑记、宗谱和当今一些学者的著述,或者找到《麻城县志》《黄安(陂)县志》来研究,找到一定线索方可定论,不要人云亦云、道听途说,以免写入族志,误认祖先。
  (三)古代巴州(含今平昌县、恩阳区)东西长约1000多里,很多姓氏为了生存直接自陕西边境进入通、南、巴,或者原路返回,在地理环境上易如反掌,而朝廷管理则相当困难。几地民众因事、因婚嫁、因躲灾难而频繁出入边境都在情理之中。清朝靠分红册、黑册都没弄清楚来川人的籍贯,今天我们就更要对祖先的来历查清查明,不要轻易说“我们是麻城孝感乡”移民来的。
  还有很多人组成各种委员会,用现有字派在网上寻根也是不可靠的。因最后一次“填川”是清康熙时期,而立“字派”绝大多数家族是一百多年后的乾嘉时期,以乾嘉时期的“字派”去寻康熙前的祖宗不是水中捞月吗?
  四
  《(道光)巴州志》记载:“元末清初之际,邑地荒废,间有自楚迁入者,插占为业,旋经献贼挠蜀,搜屠无遗,其窜匿保全者遂为土著。清初,招垦来者日久,大约楚赣来者十之六七,闽粤来者十之二三。”“明中叶入巴者为‘黑册’,清代入巴者为‘红册’。”逃过明末清初的劫难,巴州仍有清朝建两册时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以上的人口——“清顺治六年,奉命招逃民还乡”“顺治八年,朝廷科举,巴州定额岁、科两试取文生十二名,岁取武生十二名;廪、增生各二十八名”,若都从湖广迁来,巴州哪来那么多读书、练武之人?
  《(民国)巴中县志·民籍》记载:“雍正六年前(巴州)原载人丁1984丁,七年至十三年查出土著自首开垦新旧承粮5988户;乾隆廿八年,查出自首开荒六户,而巴土纵横800余里。一时土旷人稀,可概见矣。”文中的“土著”一目了然是查出的,还有没有查出的,其中有多少是我们的祖先?我们继续老老实实找吧。

“如果一个事物一个人,
让你觉得眼花缭乱,
那么大概率是错的、假的、低劣的。
最了不起的人和事,
都简洁而优雅,朴素到一剑封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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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广填四川历史上发生过两次。第一次是在元末明初,历史背景是蒙古屠川之后四川人口经济在元朝一直没有恢复过来,这次移民大概有50万以上;第二次是发生在明末清初,历史背景也是因为大屠杀导致人口锐减,第二次移民超过100万。下面我们一一来看。

一、第一次湖广填四川的原因我们知道四川号称是“天府之国”,自古就十分的富庶。

特别是在南宋时期,四川的税收收入有时竟达到南宋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可见当时四川的富庶程度。当时四川的人口也超过1300万,有人甚至说有400万户2000万人。

可是因为在南宋末年蒙古军队南下时四川等地抵抗十分激烈,给蒙古军造成重大伤亡。而进攻四川的又是比较凶残的蒙古大汗蒙哥,于是他举起屠刀大肆屠杀四川军民,仅在成都一地就屠杀了120万到140万人。经过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四川人口由原来的1300万下降到只有60万到80万之间,四川也由“天府之国”变成了人间炼狱。此后在元朝统治期间四川人口和经济一直没有恢复,税收收入在全国处于倒数,成为全国最落后的地区之一。后来在元末明初的时候,先是徐寿辉部将明玉珍带领十几万军民进入四川,后明太祖朱元璋又大力推行江西湖广,湖广填四川的政策,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祖先正是那时从江西吉安移民到四川的。四川人口在这期间恢复到150万人,大部分的人口增长都是因为移民的增加,因此推断这次移民总体人数应该超过50万人。

二、第二次湖广填四川的原因在明朝末年四川人口恢复到了600万人,可是后来在张献忠、清军、吴三桂等势力的共同作用下人口又锐减到60万人。至于这次四川大屠杀的主要凶手现在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是张献忠屠杀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是清军屠杀的并嫁祸给了张献忠,个人认为这双方都有参与屠杀。反正不管是哪一种,其结果是四川又一次变成了人间炼狱。康熙皇帝后来康熙年间清政府又不得不推行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政策。不仅如此,全国许多其它地区都有移民迁徙到四川。这次的移民规模更大,人数超过100万。朱德总司令的祖先正是那时候从广东韶关迁徙到四川的。

三、有四川是中国的幸运此后四川人经过不断的繁衍生息,后来又重新成为人口大省,川渝未分家时人口更是突破了1亿。在抗日战争中成为大后方,300万壮士出川从军有力的支援全国抗战,为国家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还诞生了包括朱德、邓小平、刘伯承等人在内的一大批开国元勋。可以说中国有四川这块风水宝地真的是太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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