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哀悼新中国首届全国劳模池元又逝世，享年9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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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痛哀悼新中国首届全国劳模池元又逝世，享年98岁

池氏名人：池元又

新中国首届全国劳模，同时也是交通巨子，他就是池元又先生。

池元又，派德幼，字道恩，1925年12月出生，广州石牌村人，童年在北京长大。

在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期间与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同级同寝室四年。

194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校期间，池元又与江泽民等进步学生参加南京的禁毒运动、上海争取学籍、反甄审、反美扶日等学生活动。

1947年在中共地下党直接领导下参加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学生运动。

建国后，池元又在铁路新线勘测设计部门工作，荣获首届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1950年出席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劳动模范大会。
此后，池元又一直在铁道勘测设计系统历任工程师、主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先后任东北铁路第五设计院地质路基科科长，综合处处长。

到了20世纪70年代，池元又老先生任铁道部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兼总工程师，组织和参与开发多项铁路建设新技术的研究工作，长期兼任中国铁道学会副理事长、秘书长等职务，为我国的交通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1991年，国家主席江泽民获悉池元又的情况及联系电话后，立即电邀其进京，并偕夫人在钓鱼台18号楼设宴接待池元又夫妇等人。


2002年4月，江泽民又邀请池元又等7位池氏家人到北京中南海，并设宴招待、合影留念。

1989年于武汉离休，离休后回广州居住，至今仍享受国家劳动模范津贴待遇。


2023年8月27日仙逝，享年9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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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同学深谊

《石牌村志》记载了一则鲜为人知的逸闻。池元又是广州石牌人，1943年至1948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时，与江泽民是同寝室的同学，当时一起参加学生运动。后来池在武汉从事铁路勘测设计和研究工作，荣获首届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98年离休后回广州居住。江于1991年和2002年两次邀请这位老同学到中南海做客。虽身居高位，依然不忘深深的同学情谊，令人敬佩和感动。池元又的祖父是孙中山在羊城博济医局学医时的同学；池元又的父亲担任过孙中山的医务侍从，参与了孙中山病危的救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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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天忠校友口述历史

来源：南京大学校友网
时间：2015-05-10

        曹天忠，浙江宁波人。1924年10月13日（农历）出生于农民家庭，家住宁波鄞县庄桥镇半路庵流芳草堂。曹老的父亲曹鸿芳到福利洋行做学徒，自此安家天津，育有十个儿女。曹天忠7岁到天津，小学就读于国民党学校七十四小学，参加童子军，学校常组织学生念总理遗嘱，唱三民主义，当时以三只手指敬礼，分别象征“智”、“仁”、“勇”。中学就读于天津工商附中（现实验中学），是一所天主教教会学校，虽正值社会动荡年代，但六年中学期间环境较为自由，有老师悄悄向学生宣传进步思想。曹天忠与同学一起创办《繁星周报》，定期张贴大字报，白云峰老师曾告诫他勿谈政治。
1943年，曹天忠在报纸上见到中央大学招收公费生的消息，一方面，当时以为南京受日本压迫状况轻于华北，另一方面可以使家里免于学费负担，于是选择了报考。7月，在堂哥的陪同下坐火车到南京考试，住在鼓楼街，后回到天津紧张地等待结果。不久后，在报纸上（可能是《容报》）得到通知，被中央大学理工学院土木系录取，在父亲极力反对下，依然离家求学，远赴南京。
        入校时正值驱樊运动，整个学校气氛紧张，汪精卫暂代校长职务。不久后，陈昌祖（陈璧君之弟）担任校长，在学校着汪伪军装，气质谈吐得到认可，校风为之一振。1943年12月，曹天忠参加清毒运动，认识了江泽民、厉恩虞等人。江泽民当时是理工学院电机系学生，参在英语演讲比赛中表现突出。厉恩虞是清毒运动的领军人物，对学生做动员演讲，讲到毒品的危害，声泪俱下，曹天忠与江泽民对他心生钦佩。鉴于复杂的政治环境，曹天忠与几位华北、东北的同学决定谨慎观望，没有加入政治团体。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迁回南京，教育部派代表到中央大学训话，指责学生是“伪学生”，需经过政审和登记，但之后又再无音讯。1945年10（或11）月，中大学生以“学生不伪”口号，组织去教育部游行示威。学生愤而砸教育部，土木系同学池元又抢卫兵枪械，并剪断电话线。第二天，《中央日报》刊登报道，指学生游行是受共产党指使。
1945年底，政府组织临时大学，将中大学生分为上海和南京两个去向，理工学院整体分配到上海。当时没有专门校舍，住在徐汇中学。1946年1月，国民党政府逮捕参与砸教育部的八名学生，其中包括池元又，进行公开审判。曹天忠与一些中大同学从上海回到南京，在法院门口示威，支援被捕学生。在几位律师的义务辩护帮助下，八名学生无罪释放。为纪念此次事件，成立“一二一”同学会，一则以日期为名（1946年1月21日），二则寓意中大校友被“一分为二”，望“合二为一”。
1946年3月，经汪家猷介绍，曹天忠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6年秋，二十个南京中大在上海的学生地下党聚会，表面以结拜兄弟的名义，互相并不明确知道对方身份，曹天忠欲说破大家皆为共产党，但被其他人制止。
        1947年，曹天忠从临时大学毕业，继续在学校做学生助理工作。1948年初，参与组织同济大学护校运动，政府排查学生身份，发现曹系外校学生，于是在交大张贴公告进行批评，结果地下党身份暴露。身份暴露后，组织原打算派曹天忠去台湾，但考虑到情况危险，后决定先离开上海。1948年6月，曹天忠离开上海，在南京受到池元又保护，3个月后，接到组织任务，需要去天津建立交通站。当时由于内战，火车不通，只能回到上海坐船，曹天忠虽然在上海已有家室，但家人被国民党特务监视，不能回家，于是寄住在上海虹口的亲戚家。江泽民当时在联勤总署下属食品厂工作，负责为曹天忠传送情报。在江泽民和厉恩虞护送下，曹天忠和家人汇合上船，一个星期后到达天津。



        1950年，曹天忠在天津工务局工作，随当时局长张华勘去上海招聘，见到江泽民。
        1973、74年，曹天忠下放结束回到天津。
        1990年，付积宽（中大同学，解放后作为地下党去台湾，曾被逮捕）从台湾来天津，一众同学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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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大学(40－45)武汉校友会联谊琐记

来源：南京大学校友网
时间：时间：2003-11-06

                 晚霞多彩　老年快乐
                             ――中央大学(40－45)武汉校友会联谊琐记


    每年春节前后的校友聚会，今年由于吴康宁校友足伤延迟到四月十五日才在他家举行。当时适逢非典初期，采取入门净手，入席分食，使会议开得活泼、简洁、颇有新意。到会校友共计十人，其中八人过了八十岁，最小的两位也都接近八十了。
　　吴康宁校友回顾了百年校庆的片断，一年来在汉校友近况(含襄樊、十堰两位校友)，并说这次聚会有以下特点：
　　一、今年恰逢有四位校友八十大寿，除王士弘校友因病未到外，顾寄真、杨世善、刘克光三位寿星高照，人逢喜事爽，大家康乐。
　　二、王祖芬这位老寿星一直卧病，总想来和大家见见面，这次她克服重重困难，坐着轮椅“打的”从汉口远郊到汉阳来，并由保姆背着上六楼来此参加聚会，了却这个宿愿。大家都围着她，问寒问暖，她激动得流了眼泪。
　　三、张天民学长此前夫人仙逝，丧事刚办理完毕，忍着悲痛参加了聚会，大家都非常感动。
　　一年不见，三三两两，围座而谈。大家互相倾诉别后情形，老伴近况，孙辈升学攻读，老年病防治(这是顾寄真和张天民两位医界校友的专项咨询)，写诗习字以及生活琐事无所不谈。大家不仅谈在汉校友近况，还谈到了囊樊的王祖芬、十堰的姚华、南京的周诗秀、广州的梁伯琛、池元又……等校友，虽是天涯海角、关山阻隔、鱼雁久疏，但是友谊的红线一线牵，带去了我们的关怀祝福，心有灵犀一点通吧!
　　会议还是很紧凑的，我们抓紧拍了照片，我们品尝着主人丰盛的菜肴，边吃边议；寿星们也一本正经煞有介事的为大家分切蛋糕，要把寿星们的好运带给大家，余大姐(和远)还为寿星赠送了小巧玲珑的纪念品。
　　际此盛世，我们都步入了耄耋行列，可喜可贺。七八十年过去了，我们都为祖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所以我们赞颂夕阳红。我们八十壮心未已，九十余热犹存，百年可期。我们的晚霞多彩，老年快乐健康!
　　聚会到点了，我们依依互道珍重。
　　“下次到青山我家”。张天民校友热情地预约下次聚会的地点，校友们激情地握手回应：“青山见”。(2003年8月26日  刘克光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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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蹄下的苦读与抗争――《抗战时期的南京中大》节选

来源：南京大学校友网
时间：2003-08-05

铁蹄下的苦读与抗争
――《抗日战争时期的南京中央大学》节选

    抗日战争时期的南京中央大学从1940年至1945年。这四年多的岁月里，祖国半壁江山沦于敌手，神州大地狼烟四起。南京又是敌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部所在地，是汪伪的巢穴。这样的政治大环境是十分严峻的。而中大校园内的小气候，相对而言，比较平静，学生们在这里用功勤读。
　　用功勤读　岁月维艰
　　入学南京中大的莘莘学子，来自祖国各地，亲历日寇种种暴行，国仇家恨，何能或忘，深知抗日战争有种种艰难的险阻，而坚信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今天用功勤读，严冬定将过去，大地终将回春，学有所成，总有报效祖国之日。
　　土木系的邹祖?P和朱卓同学在45年将毕业时的级史中写道：“夫当世界战云弥漫之日，神州血肉横飞之秋，杀声沸天，渗泪扑地，兵事所及，土地为折，北及穷漠，南至浩海，一片惶惶，破碎支离，有令我青年子弟泪不胜掬，痛不胜怀之感，深知洒泪难复一寸之地，感叹徒伤男儿之志，痛定思痛，唯有献出心力，攻习建设之技术，俾于破碎之余，重图复兴，支离之间求其统一，以心为至，以手为力，不事空言，不约而来聚一堂……愿我兄弟，常心此心，常力此力，以我所学，重图复兴，以我所长献诸祖国。”文章表达了土木系45届四十多位同学的心声，也表达了南京中大全体学子们的心声。邹祖?P成为台湾有名的实业家。朱卓是公路桥梁设计方面的权威。朱卓在六十年代援越抗美时，不幸牺牲。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烈士称号。
　　当年大部分学生家境清寒。在寒冬腊月，滴水成冰的季节，大操场上，常可看到一位同学只穿一件汗背心跑步，还在自来水龙头下洗冷水澡。他就是来自内蒙古的阿勇绰克图，不辞万里跋涉之苦，只身来宁就读于中大，没有生活来源，就在外面兼职当教员，有一年暑假，因生活无着，只得在下关一带拉黄包车艰难糊口。
　　还有一位大家熟悉的厉恩虞同学，人们看到他高举清毒大旗，带领大家一往无前，义无反顾的气概。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家庭生活十分艰苦，父亲早逝，要靠他扶养老母亲和一个幼弟，除了读书，不得不在外兼些差事以维持生计。当年为了生活在外兼差的学生不乏其人，寒暑假中，学校不开饭，只得在鼓楼街买些便宜的元麦面大饼聊以充饥。
　　医学院的许植之、张墅梅也是常在昏暗的走廊灯光下用功读书的高才生，可她们后来在反甄审运动中也是勇敢的斗士。
　　同学们互相影响，养成了夜以继日勤学苦读的优良学风：夜晚图书馆和教室都有很多人在看书，但受时间限制宿舍熄灯制度也严，宿舍门上曾镶上玻璃，训育处随时查看，同学们也设法抵制，教育系的赵力田等同学常在门后挂上衣物，挡住灯光外泄。有时，特别是考试前的一段时间，不少同学利用路灯的灯光发扬了“囊萤”、“凿壁”的苦学精神。夜深时，无“夜宵”可享，有人以厨房中竹饭篓里的余存的米饭充饥。磨难重重，同学们一一克服，终于学得了日后报国的有用知识。有一天，一位校领导深夜有事经过学生宿舍，看见理工学院土木系尚渊如同学一人还在路灯下背诵英语，上前关心询问。第二天，在公告栏内通报表扬了这样的学习风气。在校园和宿舍里到处可以感受到勤学之风。正如不少同学在几十年后，回忆在中大这一段艰难时势下的学习经历深感各门课业学得比较扎实，尤其基础课功底牢固，日后踏进社会在事业上便处处不落人后。亦且能为人先。
　　多种形式的抗争
　　同学们对日伪的抗争，有直接的、间接的，有形的，无形的，有声的、无声的。在当时条件下，许多自发的抗争，是间接无形无声的。但也有自发组织秘密抗日组织的。
　　同学们对汪伪政权十分鄙视仇恨。1940年9月开学初，校址还在建邺路时学校图书馆门口有一幅汪精卫的大像片，过了几天，就有人将墨水涂在像片上，那是一种无声的唾弃。1940年冬，丁璇、王嘉谟等几个志趣相投的同学，常到牙巷王嘉谟家听大后方的广播，商讨怎样开展抗日宣传活动；那年除夕，他们收听并记录了《告论陷区同胞书》，刻印了几百份，秘密从门缝中送到广大市民家中。当时的国民大会堂管理处有一个特务徐卜夫，仗势欺凌中大学生，激起学生的义愤，在池元又、刘文波、余庆和、张爰柏等七、八十个大学生，到国民大会堂，冲进徐卜夫的办公室，打了徐卜夫一顿，徐卜夫等人曾打电话到汪伪宪兵司令部。宪兵司令部得知是中大学生，就没有插手。此事不了了之。读书之余，同学们也是时刻关注着抗日战争的情势和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状况，然而，40年、41年间，传来的却有不少令人忧心的战况。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大举进攻苏联渐渐逼近莫斯科，莫斯科眼见就要陷落。莫斯科能守住么。宿舍附近有一棵大树，十一月份已是寒气逼人，大树仍巍然挺立，枝上挂满枝叶。几个政经系的同学半打赌地预测这棵大树枝上的黄叶到十二月中旬如仍能保住叶子不落尽。莫斯科便能守住。到了中旬，枝上黄叶依旧，莫斯科保卫战胜利结束。同学们的担心消除了，喜不自禁了。这只是巧合而已，却也流露出同学们关心国事的拳拳赤子之心。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也标志着希特勒、东条英机之流的战争狂人渐渐走向穷途末路了。41年秋天，理工学院同学吉星抄收重庆电台广播的抗战捷报如长沙大捷等胜利消息，印成传单，秘密散发。1942年2月，吉遭到日伪特务抓捕后停止活动。
　　同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进步书刊的启发，引导人们走向进步，起着重作用，如张公纬(余力)同学和徐?w松、蒋彭龄三人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徐?w松介绍他看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胡绳的《思想方法论》、平心的《青年修养》。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就有了日后参加清毒运动、反甄审运动的行动表现，直到参加中国共产党，又如杨玉同学受到周兰、王嘉谟、王嘉猷等进步同学的影响；他每期都自费购买《学生》月刊二、三十本，送到家乡当涂的青年手中，给他们阅读，杨玉同学在《学生》月刊中受到进步思想的薰陶，为日后积极参加反甄审运动打下思想基础，直至参加中国共产党。严纪青同学于1943年考入中大法律系，重逢中学时的老同学历恩虞。早在1938年，严纪青就曾参加新四军，后因为新四军采购棉衣、西药等物资，于1942年被南京日本宪兵队逮捕，却在狱中结识了一位反对侵略战争、同情中国人民，为中国人民做过好事的宪兵伍长大平定雄。1945年春夏间，严纪青与厉恩虞、王嘉谟等筹划如何迎接抗战胜利。策应新四军进城，由严通过大平，在伪军中搞到一支三号驳壳枪，一支勃朗宁手枪，交给了厉恩虞，用以自卫。严纪青也参加过厉恩虞、王嘉谟利用汪特外围组织“钟社”组织的读书会，阅读进步书籍。抗战刚胜利鲁平、厉恩虞、王嘉谟、姚禹谟等同学连夜赶印了朱总司令令敌伪军就地投降的公告，严纪青也积极帮助秘密张贴散发。
终生难忘《毕业歌》
　　1943年4月15日上午汪伪政府宣布成立“青年模范团”，晚上在中央大学操场举行日占区青年联欢营火晚会，中大同学由尚有为统一部署，约请沈汝麟、赵忠纲等组织一支40人的合唱团，由尚有为带队，刘更生掌旗举着40个火把，步伐整齐以雄壮的《大路歌》迈进操场，立刻吸引了全场的注意，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合唱团来到会场的中央，在四堆篝火和四个日本兵中间，合唱团的指挥沈当麟把手臂用力一挥，高喊一声“唱!”“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唱出的却是当时的著名抗日救亡歌曲《毕业歌》，多时亡国奴的生活，郁结在心头上的积愤，面对日本鬼子的刺力……仇恨的岩浆从火山口喷发出来。当唱到结束语“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时，这发自万众一心的抗日誓言，在南京的夜空久久回荡。面对这样的场景，伪社会部长丁默村和伪宣传部长林柏生等慌忙提前退席。主持人樊仲云宣布提前结束晚会。《毕业歌》展示了爱国青年的风采，打乱了敌伪的如意算盘，使这次活动草草收场。
　　1943年12月，在大规模“清毒运动”中，数干游行队伍聚集在国民大会堂(今南京人民大会堂)前，由厉恩虞、王嘉谟同学带领大家高唱的也是这首《毕业歌》。日本宪兵持枪列队，就站在背后虎视眈眈。而大家满腔悲愤，情绪昂扬，毫无畏惧。数十年后，中大(40－45)同学每次聚会，都要高唱《毕业歌》，不忘过去铁蹄下进行抗争的艰难而火热的岁月，面对今天的现实，展望“振兴中华”的瑰丽前景。
自发秘密结社开展抗日活动
　　1940年秋工学院学生方?P、黄真、肖名树与鼓楼中学几名高中生(其中有的后来也进入中大)自发组织秘密抗日团体“群社”，曾油印宣传抗日的传单秘密散发。“群社”通过黄真的表姐程淑英与当时在金陵女子大学附中的一个女学生秘密抗日组织“青年互助会”取得了联系，互相配合开展抗日活动。
　　1942年初，尚有为、朱良知、胡忠志(胡铁华)等十余名东北流亡学生先以读书会名义组织起来，探讨救国救民之道。同年4月在读书会的基础上成立了秘密抗日组织“中华青年救国社”(与早在1941年11月成立的中共外围秘密抗日组织“青年救国社”基本同名，完全是巧合，尚有为也于1942年6月参加了后者)。1942年冬，利用伪宣传部关系，曾出版了综合性的公开刊物《炬火》。每期发行约200份，内容有时事述评、青年修养、文艺等栏目，曲折地宣传爱国进步思想。后因伪宣传部的阻扰及经费困难，只办了两期而停刊。至今，南京档案馆还存有此杂志。
(中大40～45校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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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记忆丨北京育英学校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时间：2018-12-02

19世纪鸦片战争，帝国主义的大炮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以后，西方的文化接踵而来。英、美、法等国的基督教、天主教在中国除了宣传宗教外，还设立了教会学校和医院。开始时由外国出资，逐渐改为自筹经费，由教会补助。学校管理也是这样，最初外国人主持校务，逐渐由中国人自理。以北京来说，教会学校大多是基督教会办的，天主教办的也有，但不多。北京基督教会办的学校，是由美国教会各宗派分别管辖的，如公理会、美以美会、长老会等，虽然隶属不同，办学的方法基本是一致的。
公理会设立的有育英学校和贝满学校。育英是男校，由小学逐步发展到初中、高中。贝满是女校，有初、高中，附设培元小学也是专收女生。此外还有一个博氏幼稚园。这些学校都在灯市口公理会教堂附近。公理会还在通县设立潞河中学和富育女中，也都有小学，并且还设立潞河医院。

其它像崇实中、小学（男校），崇慈中、小学（女校），是长老会办的。汇文中、小学（男校），慕贞中、小学（女校），是美以美会办的。汇文、慕贞两校都附设医院和幼儿园。

我1923年入育英学校读书，高中未读完就在本校作图书馆管理员。后来人艺专学习三年，回校担任美术教师。现在仅就我的亲身经历，介绍一下育英学校的概况。希望知情的同志补充和纠正。

校名和标帜

“育英”之名出于《四书》“君子有三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一语。

它的校旗由艺术专科学校教授严智开先生设计。旗的图案以蓝色为底，上面画上两个重叠的大“Y”字，因为育英的英文拼音字头是两个“Y”字。一个Y字是黄色宽条的，一个Y字是红色窄条的，红条叠在黄字上。组成红Y字的三条线的交点处是一个圆圈，里面写一“育”字。这样就表示来自西方的学子，集中到这个学校接受教育。育英学校还择取“致知力行”为校训，以菊花为校花，并制定了校歌，由李抱尘先生选谱并作词。

创立与发展

育英学校创始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美国出资，公理会管辖。校务由美国人梅韪良、田和瑞、费慕礼掌管。开始时，不收学生学费还借给伙食费，但学生也仅二、三十人。民国初年后，学生逐渐增多，盖了楼房两座，并把灯市口大街临街的福音堂（传教用）改为学校礼堂，将几家圣经书店如“广学会”和“郭纪云”（是个商店，主要出售文具用品）迁移，改成学校教室。学生增加到一百五、六十人。定学制为小学七年，中学二年。

1918年李如松被教会派任校长。他是顺义县人，协和大学毕业。1919年美国教会又派了一个牧师，中文名字叫邵作德，来做副校长。他们管理这学校直到解放前1948年，达30年之久。

他们两个人，也有分工，邵作德代表教会负责国外联系，李如松主持校务和联系国内各个方面。两人合作经营，使学校逐步发展起来，成为驰名国内外的学校。

又过几年，学生已有400多人，决定将中学改为四年。1923年购买近邻曾家民房。1924年——1929年间，公理会又拨给西式楼房两座。这时育英的校舍已从灯市口大街延展到了官房大院，中间只隔一条油房胡同。油房胡同南边4座楼房、操场和饭厅为第一院，是中学部和办公楼；油房胡同以北是第二院，为小学部。小学部也有一个150平方米的操场。1930年又增添高中班二年，成为四二制的完全中学。这时学生已经增到近2000人，教室等设备更感不足，1935年又将灯市口大街属于盐务署的一片旧府邸（传说是明朝严嵩的府邸）购买过来，发展高中部（即现在教工楼的地址）。为了发展体育，在东安门骑河楼购买了26亩地，做为体育活动场。这里有一片空地，原是清朝的御马圈，做为田径场是很够了。除此以外，还租了灯市口大街路南一片楼房（现冶金情报所），购买朝阳胡同和米市大街梅竹胡同等处的房子做为教职员工的宿舍。二十来年育英从小到大，逐步扩充。育英学校很注意宣传，扩大影响。远在20年代，它的招生广告就与众不同，在彩色纸张上除写明招生条件等外，还印上本校参加学生游行和体育叠罗汉表演等照片。招生简章也附印学生活动照片；后来又加印学校建筑模型图片，装订成册，外加精致的封面，以显示学校的规模和气派。自1929年起直到解放前夕，每年出版一册《育英年鉴》。年鉴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师生人手一册。后来还请当时名流为《育英年鉴》题字。此外学校还请名人担任校董。藉以扩大影响。

育英自设广播电台，本校课外活动是其节目的主要来源。无线电在30年代的中国还是一个新生事物，播音影响所及也给育英带来了声誉。

教师与学生

这个学校学费很高，一学期每个学生要交二十六、七元大洋，如果住宿，再交宿、膳费，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担负不起的。因此这个学校的学生绝大多数是当时的社会名流、显贵、资本家和地主的子弟，至少也得是中产之家的子弟。所以时人称育英为“贵族学校”。每天放学，学校大门口放满了锃光瓦亮接送“少爷”的“包月”人力车。小学部将三间过厅辟为“家长休息室”实际是接“少爷”的女佣人休息的。学生上课，她们谈天做针线活；下课铃响，一个个捧着小瓷茶壶到教室门前，伺候“少爷”喝茶。象汉奸市长余晋和的儿子不但有个女佣人来伺候，还有一个身穿长衫、腰藏武器的彪形大汉为“少爷”保镖，放学以后坐小汽车回家。到家以后，又有学校代为选聘的优秀老师来到“公馆”给学生辅导、复习。

也有一部分学生，是当时北平市学习、体育方面的尖子，由学校罗致给予特殊照顾，学校用以装门面，争声誉。

育英学校延聘的教师，大都是有丰富的教学经验的。外校教学有方的教师，也要设法重金延聘过来。如从汇文中学延聘来一位名叫杨仲兰的教师，他教出的学生能灵活运用所学知识，不用死记硬背却能对考试应付裕如。解放后学校要总结杨仲兰的教学经验，可惜他已年高病重，没来得及总结出来就去世了。此外象语文教师罗慕华、杨萃一，是五四运动后积极研究新文学的人；教古典文学请的是一位清末秀才；英语专请美国人教；体育教师是留美归来的崔峙如。课外活动中的口琴指导，也请中华口琴总会会长担任。书法指导是当时名书法家吴兰弟先生。所以当时育英学校拥有一大批第一流的优秀教师，是学生取得优良成绩的重要条件。

课程设置与教学

育英学校的课程设置，最初有国文、格物致知（数学），并有宗教课和英文。到了1923年时小学部还有宗教课，课本是《天路历程》，讲基督教圣经故事。后来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基本是按照教育部的规定设置课程，但由于教会学校的特殊地位，课程仍有宗教内容。

教材选用当时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出版的版本。为了提高英文程度，从小学四年级起就用美国出版的《英文津逮》原文课本，从美国直接寄来，全书无一汉字。到了中学阶段，连数学、化学、地理都逐步用英文本，就连《三民主义》课本也是用英文的。

这个学校的教育思想，是按照美国模式，发挥自由竞争，发展个人才能。学校除了基础课，还开设选科，并开展多项课外活动，使学生根据爱好学习各种知识和技能。学生毕业后，有知识，有专长，能适应升学或工作的需要。

在教学上，不少教师都有自己的独特方法，除了前面介绍过的杨仲兰，还有黄子彦、张肃庵等。在30年代初进步文学刚刚兴起的时候，语文课的学习就注意介绍新的作品，如鲁迅的著作、谢冰心的《寄小读者》、叶绍钧的《稻草人》和爱罗先珂的童话等等，使学生接触优秀读物，吸取新文学的营养。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着重实验，使学生通过实践，加深对理论的理解。由于教师教学方法得当，许多学生都能独立钻研思考，勇于创新。如学生袁随善在数学演算中总能在教师教授的方法之外，再提出不同的解题方法。他很喜欢搜集难题练习演算，在1934年的全市会考中，他取得了数学冠军。30年代中国刚刚兴起的无线电学，引起了学生们很大兴趣。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们积极学习、探索，还建立了育英广播电台，这是师生们在物理学上共同取得的成果。

1934年北平举行全市会考，育英学校获得语文、数学两科第一名，市教育局颁发“双元”匾一方，高悬校门之内。1936年的全市会考，初中毕业生225人全部及格。

学校每学期提出1000元经费，作为奖学金，发给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各班的品学兼优的前五名学生。另外还设有“知行奖学金”和“从曾奖学金”（一个名叫顾从曾的学生，因病死亡，家长向学校捐赠一笔钱设立了奖学金）。对于学习成绩好而家境困难的学生，学校予以参加图书馆、实验室等服务工作，免收学费或发给补助。

教学设备

育英学校很重视教学设备，购置了很多仪器设备、标本等，建设了理化实验室。1931年设置了生物实验室，还建立了进行植物试验的温室。

育英自1924年开始每年为图书馆拨出固定经费800元，次年又有增加。1929年学校为扩充图书馆举行募捐，受到各方面的支持，得书4000余卷，现款2000多元。当时已有图书8000余册。这时学校又将年图书经费增加到1200多元。1933年又将小礼堂改为阅览室，可容400人同时阅读。这时图书也增至2万多册，又订阅报纸杂志200余种，年经费增加到5000元。

1931年在小学部也建筑图书馆一座，面积约50多平方米，可容80多人。为适应小学儿童特点，图书馆定名为“儿童生活园”。园内有适合儿童阅读的图书杂志，还有大型积木、沙盘等。学生在自习时间集体轮流到园内看书、游戏。课余时间可自由入园借书回家。

当时无线电收音机在社会上还是新的科学设备，这里就购买了四个灯无线电收音机，并在园门上和玩具室安装喇叭。课间十分钟，播放音乐、歌曲，乐声充满校园。1934年，“儿童生活园”共有图书3016册、儿童杂志23种、中西玩具80多种。家长积极支持，纷纷捐赠图书。如华侨学生家长陈舜岩先生一次就捐赠一部《小学生文库》，共500册。这个儿童图书馆和师大一附小图书馆、艺文中学（现二十八中前身）图书馆共同举办了儿童读物展览会，引起社会重视，博得好评。此外还举行过儿童画展，儿童玩具展览等。

1934年上海全国基督教教会调查全国250个教会中学，认为育英的图书馆是全国中学图书馆中最好的一个，可称模范；并将育英与燕京大学图书馆联合组成委员会，进行《中学图书馆标准管理法》的编辑工作。

1935年育英高中部扩充第四院时，把具有回廊和饮宴台廊的中院大厅辟为图书馆，增添图书和管理人员，并请名人题写匾额。原有旧馆改为初中学生图书馆和阅览室。当时北京图书馆调查了全国中学图书馆情况，认为育英学校图书馆是全国中学图书馆之冠。

课外活动

育英学校的课外活动很丰富，设置了天文、地理、音乐、美术、体育、文艺、戏剧、技能、科学研究，以及社会问题等多种项目。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打破班级界限，选择参加。学校在课表内定出统一的课外活动时间，聘请本校教师或校外有专长的人士担任辅导教师。这样就使学生的才能得到发展，获得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同时也训练了技能。毕业后如不能升学，也可以一技之长服务于社会。这项设施，当时在中学中间育英是首创，现在仍有参考价值。

育英学校设有“育英学校生活指导部”，组织开展课外活动。这个指导部的工作，首先进行校会的安排。由于学生人数多，礼堂小，分年级安排校会，以教育需要并结合学生兴趣安排内容。每月年级校会请社会专家讲演一次，举行音乐会一次；再由卫生、体育等部门各进行一次活动。

其次，组织开展课外各种选科和研究团组活动。每周一、二、四下午第三节安排中学二、三、四、五年级选科研究团组活动，不授正课，学生分年级自由选择参加。选科小组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如：

二年级有：算术、摄影、西乐、口琴、围棋、话剧、家庭工艺等组。三年级有：汽车驾驶、口琴、算术、摄影、话剧、印刷、田径、法律、学生问题研究等组。四年级有：汽车驾驶、音乐、口琴、算术、书法、图案、图书管理学、两性问题研究等组。五年级有：书法、簿记、音乐等组。

就是小学也有课外组织：音乐、读书、作文、英文、话剧、书法、园艺、艺术、体育、武术等。

课外活动的研究会和团体有：机械科、工业指导、卫生训练班、中西药学、家庭问题、旅行团（古迹文物考察）、社会调查团、国剧（即京剧）团、话剧团、歌咏团等。1931年起又添设了电业机械组等。在研究活动中，尽量购置实物来进行研究。如研究汽车，特购买废旧汽车一辆，结合原理，拆卸实习。为了研究印刷，就购置石印机一架，研究平版印刷的原理和实际操作。至于国乐队、西乐队，则大量购置乐器，京剧团置备锣鼓场面和行头，还组织演出。话剧团除在家长会上演出外，还在校外售票演出。当时话剧团排练了曹禺名著《雷雨》，在东四社交堂（即现在的东四电影院前身）公开演出三天，场场满座。所售票款，悉数捐赈水灾。因为育英是男校，繁漪、四凤都由男生扮演。现在话剧界名人郑天健那时正在育英读书，在剧中扮演二少爷周冲。歌咏团曾到天津、济南、杭州、上海、武汉等地巡回演出，历时两月。这个团的指导是音乐家李抱尘先生。他后来去美国，在大学任教。其他象小学乐队，也多次去广播电台演播，在音乐上培养了不少人才。如小学生池元又就在百代唱片公司灌制过独唱唱片；中学毕业的曹岑在武汉音乐学院做了声乐教授，等等。电业机械组研究无线电学，建立了育英广播电台，中学歌咏队、小学乐队和琴队、京剧团表演的节目，都在电台经常播放。

育英学校是教会学校，自然有宗教活动，而且活动是较多的。

星期日在公理会礼拜堂做礼拜，号召老师学生自愿参加。做礼拜时都坐在椅子上，摘读《圣经》，唱圣诗歌，然后由主持人演讲。

利用课外活动的形式，组织“圣诗团”、“圣歌咏队”、“查经班”、“五进团”等组织。这些组织有时还举行音乐、歌咏的演出会，在公理会正堂旁边的副堂举行。有时还组织冬赈或救灾活动，参加社会救济工作。

在小学，星期日办“主日学”，摘读《圣经》，讲圣经故事，并发给彩色小画片——圣经故事的画片。还与培元小学（女校）合办幼童进德社，除讲宗教故事、唱歌外，还组织到公园等地短途旅游等。

这些活动都由“生活指导部”计划、领导，主要负责的是美国人副校长邵作德牧师。

体育与卫生

教会多以传教、施医、办学校为主要工作，育英学校在教会“施医”的基础上，逐渐建立了卫生室。最先由美国人盈亨利大夫担任校医，后来改与协和医院挂钩，在协和医院直属的东城卫生事务所具体指导下，建立起一套卫生保健制度。每天由大夫护士来校诊查，掌握学生体质增长的科学资料。还建立淋浴室和学生专用饮水室。在饮水室里，安放茶杯柜。柜是特制的，有很多方格，每格放一个茶杯，茶杯上烧有学生编号。各人使用自己的茶杯，避免疾病传染。

体育工作是这个学校比较突出的一项教育措施。除聘请有丰富经验的体育教师上好体育课外，还开展多种体育运动，成立许多运动组织。如：田径、球类、武术等。各类球队有几十个，班有班队，校有校队，经常举行班际或校际比赛。当时育英“火车头”篮球队，所向无敌，誉满全城。

学校每年春秋两季举行全校运动会，800多人参加比赛。历年北京市联合运动会，育英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育英校友中的著名人士

育英学校培育出不少人才。今天活跃在各个工作岗位上的著名人士有不少是育英出来的学生。如原外交部副部长韩叙；原教育部副部长董纯才，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宋汝棼，北京市委秘书长张大中，医务界脑系专家张天民，积水潭医院院长王澍寰，国家体委球类司司长牟作云，国家体委训练局副局长年维泗，著名电影演员孙道临，歌唱家温可铮，诗人邵燕祥，话剧界的郑天健、夏淳、刁光覃、邵冲飞、王铁成，雕塑家刘焕章，抗美援朝战斗英雄廖贻训，还有许多从美国留学归来，成为哲学、建筑业和造船业博士、学者的人。育英学校可称是桃李满天下。

校内的政治斗争

育英学校虽是个教会学校，政治空气较为沉闷、保守，但也存在各种斗争，既有领导层争权夺利的斗争，也有进步师生们进行的革命斗争。

校长李如松统治着这个学校历有年所，很有手段。“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北平，由于育英学校属美国教会，起初日本人还没有插手，等到太平洋战争一起，日美成了交战国，日本统治当局就派人占领了学校。那个美国副校长邵作德和其他美侨被送往河北易县集中。李如松也就不得不听从日本人的指挥。李如松为保存自己，暗中通过关系，结识了更有权势的日本官员，所以当一部分亲日的教师企图夺他的权时，却被他倚仗更硬的后台击败了。但是一个小学高年级语文教师却夺了李如松在小学的统治权。此人叫常石如，旧文学较好，曾被李如松介绍给伪北京市长余晋和的儿子余益民当家庭教师。常石如曾当过河北省教育厅的官员，很熟悉官场上的一套，于是吹、拍、捧并用，借着余晋和的力量，就把李如松在小学的统治权夺过去了。常石如把小学改名为“灯市口小学”，还出过一本三十二开、名为《肇始的灯小》的小册子，为日伪统治歌功颂德。常石如与日本教官山下狼狈为奸，压迫教师。教师们就以无声的行动——怠工来抵抗。常常是上课铃已响过，教师们还在预备室里嘻嘻哈哈，喧哗说笑，气得“常白毛”（常石如外号）既不肯表示自己威信不灵而求助于镇压，就只得低声下气赔笑脸去预备室请教师们上课，以表示自己治学有方。非得三请，教师们才懒洋洋地缓缓踱入课堂。日本投降后，邵作德回来，常石如就悄悄地溜了。

抗战胜利后，李如松一变过去兢兢业业办教育的态度，到处奔走，结交权贵。在北平市选举参议员时，他大肆活动，各处拉票，企图进入政界。在国民党经济日趋崩溃的时候，他把所收学费当做资本，大做投机倒把生意。买一批面粉存起来，做为教师每月的实物工资，以稳定教师的工作情绪；又买黄金、美钞，在体育用品商店投资入股，充当股东。还借扩展学校的名义，在灯市口大街筹建“十万大楼”。画了大楼设计图，印了“捐启”，广泛向达官贵人募捐，同时也要全校教职工捐献，每人每月扣薪金百分之五。募捐结果，音讯杳茫，大楼和现金，连影子也没有了。

1948年冬天，李如松看大势已去，抛下三子一女带着老婆，登上东单临时机场的飞机去了南京。后又随国民党政府逃往台湾，最后死在那里。

北京市大中学生的历次革命运动，育英当局总是以“多读点书，少谈点主义”、“学生要安心读书，不必过问国家大事”来阻挡育英同学参加。每当校外学生的游行队伍路经育英时，学校当局必定命令紧锁校门，学生一律“安心上课”，“不得外出”。五四运动中，帝国主义教会办的育英，当然不会支持反帝行动，但是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洪流却是任何人阻挡不了的。育英的学生和全国的爱国青年一道，积极上街游行、集会，汇入爱国主义的巨流中。

“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国民党反动派坚持不抵抗的投降政策，节节败退。学生们更加愤激，进步的学生纷纷和校外革命组织取得联系，参加政治斗争。“一二·九”北平学生运动就有育英同学参加。

北平沦陷时期，进步师生们秘密地进行抗日活动。一个叫郑国梁的教师从宿舍里被抓走，很长时间下落不明，后来证实是被日寇杀害了。还有一个在体育界比较知名的体育老师崔峙如，被日寇宪兵队抓去（据说崔与解放区已取得联系），最后被残忍的日寇用狼狗活活咬死。30年代与我同班的一个同学李信亭，秘密参加了革命工作，不幸被捕，关押在德胜门外河北第二监狱。被捕时他身上有一张“袁成龙”名字的毕业证书，因此敌人只知他叫袁成龙，而不知他的真名实姓。1937年8月22日平西游击队夜袭监狱，他被营救出来。解放后，袁成龙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现有病休养。

1941年左右，育英成立了地下党支部。最先的负责人是张大中，后来继任的有潘泳蔚（刘青华）、韩玉珠（韩叙）、田义勤、张万奇、胥伯勤、年景和、仓孝和等同志。地下党支部利用育英公开合法的宗教团体——团契为掩护，联系进步同学，组织读书会和小社团，如“铁流社”、“前进社”等。表面上读《圣经》、唱圣歌，暗中传阅进步书刊，如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邹韬奋的《萍踪寄语》以及苏联的政治、文艺作品等。在1946年国共美三方和谈的军调部时期，育英地下党支部帮助翻印我党的公开刊物《解放》（三日刊），并代售党领导下书店发行的书籍，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宣传进步思想，团结了一批进步力量。

1948年解放前夕，学校中的三青团职业特务肆无忌惮，狰狞面目毕露。一次考试，一个三青团学生作弊，被一位监考教师发现，对他提出警告。这个“学生”公然从口袋里掏出手枪，“啪”地一声放在桌上，表示“我是干这个的，不是来念书的！”三青团的猖狂表演在学生中并没有多大的市场。地下党领导的进步力量一天天扩大。到解放前夕，育英地下党支部已发展到15个党员，党领导的民主青年联盟也发展到63人。从初二到高三，每班都有几个人，形成了一支革命的骨干力量。

就在校长李如松和副校长美国人邵作德眼皮底下，地下党支部开展了许多革命活动。如组织参观解放区，向解放区输送进步青年等等。在解放前夕，为了迎接解放做了大量工作，如派同学打入敌人内部，了解敌情，绘制军事地图；通过同学做家长的策反工作……；临近解放，又组织200人的护校大队，在校日夜待命，迎接解放军入城。

解放后，仓孝和同志代表党，组织起校务委员会，接收了育英学校，使这所带有殖民地色彩的学校回到了人民的手中。1952年底，育英学校中学部改为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学。1956年原育英小学部正式改为灯市口小学。30多年来，学校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发展，欣欣向荣，为新中国哺育了一批批建设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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