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志毅：远距离视线中的池必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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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志毅：远距离视线中的池必卿

远距离视线中的池必卿

龙志毅

池必卿同志在贵州期间，我一直在省国防工办工作。对他可以说会上见面多，会下接触少；听报告或在小会上听他即席讲话多，个别谈话的机会很少。因此，对他只能说是远距离的观察和了解。既然是远距离，便难免有片面和不实之处。

记得是1978年的夏天，听说省里来了一位第二书记（当时第一书记为马力)，名叫池必卿，是个老资格，曾任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等职务。还没有在公开场合见到他的面，便接到向他汇报贵州军工情况的通知。是当时的工办主任王化棠和我两人去的，地点在省政府的一个小会议室里，由省委副书记、省长苏钢主持。也许是每个单位轮流汇报吧，那天下午汇报的只有王和我两人。走进会议室，苏钢向我们介绍，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池必卿虽然年纪不轻了，却还显出一股英气和潇洒的风度。他始终半躺在沙发上听我们的汇报，显得有点漫不经心，甚至使你怀疑他是否真的在用心听。但他不时突然提出的一些关键性的插问，立刻打消了你的胡猜乱想。后来参加的会议特别是一些小型会如地委书记会等的时间多了，才发现这是他的一种风格：表面看似乎漫不经心甚至大大咧咧，实则是处处严认真的。那天我们汇报后，除了中间的插问，他没有作长篇指示，这大概也是一种风格吧？之后不久，省里在安顺召开全省工业学大庆会。主持会议者是省长苏钢，池必卿同志是会议的中后期才去的。他在会上所做的一件主要的事是，向到会的县以上领导干部包括企业的厂长和党委书记作了一次报告。我没有作记录，但却听得入神，现在也只能凭记忆，错、漏在所难免。他讲话的主题用常用的语言可以叫“要严格要求自己和反省自己”。用儒家的语言也可叫“吾日三省吾身”吧？但他却使用了一句很特殊的语言：“要用鞭子经常抽打自己”。正因为用语特殊，虽然他那一口山西腔很难听懂，却是引起了听众的兴趣而且大家都听得很认真。用鞭子抽打自己自然是抽打思想了，根据我的记忆，他着重讲了三个方面：工作作风、思想作风、精神状态。都是有针对性的，特别是精神状态。两年前“四人帮”被粉碎之时，绝大多数干部可以说都是同喜同乐。但是随着拨乱反正的提出和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开展，人们的认识便也随之逐渐走向分歧。一些沉缅于“两个凡是”和“抓纲治国”的人，从思想抵触到情绪烦恼低沉，乃至牢骚满腹，大有不知何去何从之势，我曾听一位厂党委副书记说：“现在是‘右’得不能再右了”。反映在工作上便往往是消极和不负责任。针对这种情况，“用鞭子抽打自己”，便意味着提醒你认真自省，看看你的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精神状态是否正常？因为是商量的口气和建议的口气，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批判，更不是随意给人戴政治帽子，便易于使人接受，效果是好的。可惜当时不知为什么，没有记录整理成文下发。根据我的记忆，报纸似乎也没有刊载报道。

1981年的夏天，061基地的一个工厂与绥阳县一个村的农民因工厂打并发生纠纷乃至武斗。县里一个电报告到省委，早已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的池必卿同志在电报上批示：由国防工办派大员会同遵义地委和061基地赴现场处理（大意）。大家都为这一别有风趣和个性的批示相视而笑，王化棠同志对我说：“要论大员我是国防工办最大的员，但不是马上要去北京开会吗？我看这样，你带一个人，我们一起到遵义同地委研究一个调查处理的方案，然后我去北京你去现场”。我们到遵义地委和时任地委书记的李明同志研究后，决定由行署刷专员李睦和，061基地副主任（副局长）宋超和我三人牵头，各方抽人组成一个强大的调查组赴缓阳坐下来调查处理。一共抽调了十多个人，省国防工办除我之外只有秘书处的李必义，遵义行署除李副专员外也只有地区公安处的一个科长，其余全是061基地和绥阳县的干部。这样的人员组合是不可能超脱行事的。事情其实很简单：工厂经过审批手续在田坝的一块空地上打了一口生活用水井，水并已经打成，正在安装管道启用时，一群有组织的村民围上来阻止安装，双方因而发生争吵乃至斗殴。先动手的是农民，在场的工厂保卫干部一看到农民动了手，便拔出手枪向天空打了儿枪，将农民驱散。厂里一位年轻的副厂长闻讯便冒冒失失地集合了一批武装民兵，以抓凶手为名向村里冲去，见村民早已得知消息躲开了，便砸了几个村干部的家，打破了一些家什而回。村里说还打伤了人，但调查过程中始终未看到。由于调查组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坚定立场”，调查时各取所需，开会时争争吵吵，你说是我说非，弄了将近一个月，事件发生的过程才勉强统一了认识。在此情况下，我们提出了四条处理意见，而以县、区、镇为一方的当事者除四条之外却又提出使工厂难以接受的要求。如水井由工厂和村里共用，工厂负责将水管拉到每户村民家里；工厂交出事件的操纵者和打人凶手，交司法机关处理(不提自己方面的责任人)，好像还有向全村无偿供电等等。双方争执不下，又扯了一个多星期。对方传出消息，省里某领导已表示支持他们的要求，因为不是正道消息，我们当然不予理睬，但却暗自担心，如果是真的怎么办？恰好这时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到绥阳来了。我打听到他们一直去了“宽阔水”，晚上回县城。我感到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一定不能错过，而且要及时主动。当时县里的接待条件很差，谁来了都只有这么一个招待所，经过打听我得知给池安排的房间就在我的住房斜对面。我还打听清楚了，县里是县委书记全程陪同，参与我们调查处理的常务副县长还没有沾上边，暂时不存在抢先汇报，先人为主的问题，但必须抓紧时间。整个下午我都集中精力注意池一行的动向。终于听说“书记到了招待所直接到食堂进晚餐去了”。我便端了一张凳子坐在房间门口等，过了不久池必卿同志果然上楼来了。没有前呼后拥的现象，在我的记忆中只有一个引路的接待人员和他的警卫员。我立即迎上去和他打招呼，他望了我一眼：“你怎么在这里”？我说：“根据你的批示来处理工厂和农村的纠纷呀”。他想起来了：“哦、哦，处理得怎么样哪”我说：“正想向你汇报哩”。他没有因劳累了一天而感到厌烦，而是爽快地说了两个字：“来吧”。我进了他的卧室向他简要地汇报了事情的经过和我们提出的几条处理意见，他边听边问然后十分明确地说：“我看这几条可以嘛，就这么办吧”。我暗自乐了，心里也踏实了，便将对方不仅不同意而且提出了一些工厂难以接受的要求说了。正在这时全程陪同的遵义地委副书记李洪涛和县委书记李道德敲门进来了，我想他们也许是来约池必卿同志出去散步或有什么事要汇报吧？但还没有等他们开口，必卿同志便对他们说：“061同农村纠纷的那件事，我看国防工办同志提出的几条处理意见是合情合理的，就这么办吧！你们做做区镇的工作不要把条件提得太高了，今后还要长期相处嘛”。两位书记自然连连表态，按必卿同志的指示办。想不到扯了一个多月的皮，“得来全不费工夫”，否则还不知如何收场哩。后来根据池的指示，双方坐下来作了一些技术性的处理总算“完满”地结束了这件事。

那次池必卿的绥阳之行还有一个小插曲，他们一行去参观了061基地531厂的导弹总装车间，时值暑假，池的一个十余岁的孩子（或孙子）一直在侧，那天自然也一同进了总装车间。从车间出来时发现门口的布告牌上有一张“大字报”，大意是：“首长同志，你带了不相干的人进入保密车间，后果由谁负责？”池看后对作陪的061基地一把手白锋笑笑说：“老白呀，你们这些厂我们参观不起嘞！”说完上车扬长而去，弄得白锋十分尴尬。第二天上午白锋来到招待所，一是专程致款，二是表态要作为事件追查。他到达招待所时池一行已经下基层去了，我对白锋说追查的事你先别行动，晚上池书记回来我替你向他汇报，看看他的态度再说。果然，晚上我向他汇报了白锋的意图后，他毫不思索地作了否定性的回答；“你转告他不要查，有什么好查的！”话到此为止那尴尬的事也就到此为止了。

那几年军工生产还处于“热闹”时期，北京的部长和空海军的将军们常有来往，但作为省委一把手的池必卿同志却很少出面接待。连江泽民总书记还是四机部（电子部）部长时来贵阳也是朱厚泽同志出面接待的。八机部部长张钧在061基地考察后来贵阳，指名要看看池书记并汇报。我们如实向省委办公厅秉报，池在云岩宾馆接见，汇报后自然是要共进晚餐的了。但根据池的指示只安排了一桌，除张部长和主要随员外，主人方只有我和061基地一把手白锋参加，061基地随同前来汇报的几个副主任（副局长)，则由省委副秘书长王俊领到楼下去吃工作餐，这是平常接待中很少见到的事。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期，国务院成立了三线调整办公室，主要负责人是原四川省长鲁大东和原电子工业部部长钱敏，在成都办公。1983年12月，鲁、钱率领一个调查组来贵州，我奉命到遵义迎接并就地看061基地和长征电器集团。当时流传着一种说法：鲁大东的口袋里装着几百个亿，就看你如何争取！把接待工作做好也是争取的一种方式啊！从遵义到贵阳后原定日程是由省委省政府主持汇报，然后再分头考察011、083基地和治金系统。出面主持汇报的是省长王朝文，负责全面汇报的是分管工业的副省长周衍松，我和冶金厅长分别汇报军工和治金工业的现状和调整意见。下午汇报结束时，王朝文同志当众宣布：明天下午省委的几个书记来看望大东同志和钱部长并共进晚餐。也凑巧，第二天早上便广播中办和国办严禁元旦、春节期间请客送礼、铺张浪费的通知，那天下午我和冶金厅董厅长陪客人去看铝厂(302厂)，回到宾馆时已近下午六点钟。参与接待的国防工办顾问、老副主任李君拦住我低声说：他刚才接到朝文的电话，中央刚发了通知，省委的负责人都不便来了，但客人已知道，也不便取消。将原定两桌改为一桌，由龙、董、李三人作陪。我深知朝文的个性，如果他事先没有得到池的同意，便不会当众宣布那样的安排；反之如果今天不是池表了态，他也不会蓦然宣布取消，事已至此，虽然感到尴尬，也只好照办。还对人撒一个谎：省委常委研究几件大事，一时结束不了。看起来似乎有些不尽人情，不就是两桌便饭嘛，更重要的是可以借此机会多谈点三线调整的投入等等呀！但经过几年的接触，使我们逐步了解了他在这方面的行为准则：他一不是拿架子有意怠慢客人，只是不愿事事都由自己出面；二不是对对外交往（包括中央各部和兄弟省市）漠不关心，而是有礼有节，反对出格、过头和违反原则。有些小事可以证实上述看法，而且使我印象很深：011举行新机鉴定，一下子来了以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为首的六位将军和三机部部长副部长等好几个部级干部。省国防工办和011基地拿不出这么多高档轿车去接待，只好向省政府接待处求援。办起来很不顺当，据说动用当时最高档的“红旗”车（老红旗），要经过省长批，省长又恰好不在家。省府副秘书长鲁平说：“没有别的办法，你们去找池书记吧。”我只好硬着头皮去了，出乎我的意料，他不但没有拍桌子大骂岂有此理，而是听取我的说明后，便拿起笔在报告上批了：“调两部红旗给国防工办使用”几个字。今天看起来是一个笑话，但当时事情的确就是如此，令我既感动又感慨。

1985年初，根据中央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精神，以池必卿为首的一批老同志将退出领导岗位或转到顾委、人大等机构。调整的面比较大，但在池的主持下工作做得很好，得到了中央的肯定，《人民日报》发了贵州顺利实现新老交替的新闻，特别表扬了池必卿举贤让能的高风亮节。但据我所知，他自己却始终保持低调。这次调整分两个阶段进行：首先确定省委书记人选（不再设第一书记和书记处）；再确定副书记、常委、副省长新进人选和转到顾委、人大的老同志名单和职务。在推荐省委书记人选时，我参加了由池亲自主持的省级综合部门负责人的座谈会。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计委、经委、国防工办、财政厅及工、青、妇等部门的一把手，省委、省府办公厅的秘书长。会上大多数人同意时任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朱厚泽为新任省委书记人选，也有个别同志希望池再留任一段时期，池当即插话打断：“我的问题就不要再议了！”有人提到贵州近几年的进步便自然联系到池的领导有方时，他又打断，说：“这几年贵州的工作能有一点
进步，主要是有‘三中全会’的精神，否则我池必卿照样搞‘左’的那一套！”其真诚坦荡的胸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4月中旬我从杭州开会回来，才知道自己也进入省委常委班子并任组织部长。当我们按照中央批文各就各位时，必卿同志已经去了四川，没有举行任何形式的新老交接仪式。当新任书记朱厚泽意欲请他无论如何回来一趟，同新上任的同志们告告别时，他却已经离开四川乘船东下，“轻舟已过万重山”到达武汉了，朱厚泽又派专使到武汉“劝堵”，终于没有“堵住”。他径直去了北京，就这么悄无声息地告别了他工作和生活7年之久的贵州。

2006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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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志毅（1929年-2021年12月31日），笔名施雨人、丁一，彝族，云南永善人，中共党员，毕业于云南大学，1949年参加革命工作，1947年开始发表作品，199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

曾任贵州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

2021年12月31日，龙志毅同志因病在贵阳逝世，享年93岁。

历任《贵州青年报》副总编辑，团省委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常委、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贵州省国防科工办副主任、主任、党委书记，贵州省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校长，贵州省第七届政协主席、党组书记。
中共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代表，全国第八、九届政协委员，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2021年12月31日，龙志毅同志因病在贵阳逝世，享年93岁。

2022年1月2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贵州省政协原主席、党组书记龙志毅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贵阳举行。

著有长篇小说《省城轶事》、《政界》、《王国末日》等，文集《龙志毅散文选》等，中短篇小说集《厂长的私生活》、《龙志毅小说集》等。中篇小说《厂长的私生活》获全国军工系统神剑文学奖，散文《李淑彬现象》获金壶奖，《省城轶事》获贵州省首届文学奖、贵州省庆祝建党70周年文学奖，《聂耳墓前》等15篇散文获中国第五届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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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志毅（1929年-2021年12月31日），笔名施雨人、丁一，彝族，云南永善人，中共党员，毕业于云南大学，1949年参加革命工作，1947年开始发表作品，199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

曾任贵州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

2021年12月31日，龙志毅同志因病在贵阳逝世，享年93岁。

历任《贵州青年报》副总编辑，团省委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常委、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贵州省国防科工办副主任、主任、党委书记，贵州省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校长，贵州省第七届政协主席、党组书记。
中共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代表，全国第八、九届政协委员，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2021年12月31日，龙志毅同志因病在贵阳逝世，享年93岁。

2022年1月2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贵州省政协原主席、党组书记龙志毅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贵阳举行。

著有长篇小说《省城轶事》、《政界》、《王国末日》等，文集《龙志毅散文选》等，中短篇小说集《厂长的私生活》、《龙志毅小说集》等。中篇小说《厂长的私生活》获全国军工系统神剑文学奖，散文《李淑彬现象》获金壶奖，《省城轶事》获贵州省首届文学奖、贵州省庆祝建党70周年文学奖，《聂耳墓前》等15篇散文获中国第五届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