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创始人：池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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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池一平
别名：硕儒、石如
生辰：1931年3月2日
民族：汉
忌日：2011年2月11日
籍贯：台州黄岩
地区：浙江
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业：美术编辑、全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信仰：共产主义
2011-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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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蒙伊：深沉追忆老伴池一平·离家入伍

录入时间：2012/9/25

　　我与池一平从结婚成家, 到如今阴阳相隔，共同度过了整整63个年头（1949年～2011年）。按现在时髦的说法，属于“钻石婚”，可谓结发夫妻，白头偕老。
　　往事不堪回首。在大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中，我们的日子除了平平淡淡，总是充满了凄风苦雨。但是，在我女儿沙汀、我儿子沙鸿和沙洲的劝说下，我还是下决心动笔，从我的角度追忆老伴池一平，用文字记录下来，作为对他的一份永久纪念。
　　追溯往昔，历历在目。我坚信在他走过的岁月里，曾经有过很多闪耀的时光。
　　
　　一、离家入伍
　　
　　池一平（1931年1月～2011年2月）本名池硕儒，生于浙江黄岩县（今台州市黄岩区）城关镇。兄弟姐妹共6人（其中一人夭折），他排行老四。上有两位善良的大姐、二姐，还有一个大哥，下有一个勤俭的妹妹。
　　他出身于破落地主家庭，父亲池学言（又名质文），早年就患高血压病，36岁（1924年）时中风痴呆，丧失劳动能力。家境从此陷入贫困，一家人在饥饿线上挣扎。
　　根据池一平现已92岁高龄的二姐回忆：“硕儒从小就喜欢东描描西画画。”
　　池一平少年时期，母亲因经济困窘，常为人刺绣，补贴家用。而刺绣用的白描花样底稿，很多都出自池一平的手笔。
　　虽然没有条件学画，但出于对美术的酷爱，池一平对国画、版画、水彩、素描、书法、篆刻等美术门类都琢磨出了自己的路子，竟然无师自通了。
　　那时县城里有一种为人描绘肖像的店铺，池一平每次经过店门口，都会禁不住诱惑，不由自主地走进去，在一旁观摩画师工作。他将看到的技法默记在心，私下里勤加练习，日久天长，初步掌握了西洋画的技法。
　　直到后来他离家去当学徒，自谋生路，也没有放弃艺术爱好。
　　我与池一平相遇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
　　那年7月，台州市的大陆和海岛已基本解放，我在二哥马坤满（时为台州府中学堂简易师范科学生、中共地下党员）的教育指点下，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产主义青年团前身），和三姐马蒙天一起报考浙江省第六区军政干部学校（以下简称“军政干校”）。
　　录取名单一公布，我和三姐瞒着家人去学校报到，从此离开了生我养我的母亲。
　　那时离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有两个多月。按照后来中央组织部的认定，我们这些军政干校的学员，以入学那天开始计算入伍经历，因此现在能够享受离休干部待遇。
　　池一平是第二期学员，于同年9月入学， 10月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从军政干校结业后，部分学员被分配到宣传队（后改为“中共台州地区委员会文艺工作团”，以下简称“文工团”）。
　　我们团有108号人，分成两队。我和池一平分在第二队。池一平担任美术组组长，我任某班的班长，和三姐都是演员，唱大合唱，跳集体舞，表演话剧。
　　虽然“入伍当兵”了，组织上也给每人配发了手枪，但我们不知该用枪来干什么，也没有人教我们怎样使用。我还有两次忘了随身带枪，说是违反了部队纪律，被罚吃了两顿白饭（吃饭时不许添菜）。
　　其实，那时的危险还是挺多的。一些地区没有完全解放，土匪、特务和蒋军残部气焰还很嚣张，社会上谣传很多，比如有人说：“解放军要把青年人送去打舟山，你们出去是当炮灰的。”还有人问：“国民党回来怎么办？”等等，在群众中引起了一些恐慌。
　　有一次，我们第一期干校全体从临海调防去黄岩。临出发前，我就看见有一些家长在码头上拦住队伍，哭着喊着把自己的孩子拉回家。当时沿海的几个岛屿国民党尚有驻军，要到1955年才全部解放。这些家长怕此去有不测，硬是不同意子女参军，组织上也尊重他们的选择，对此没有采取任何强硬措施。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自从我和三姐走后，我听说妈妈每天在家里哭，于心不忍，觉得我们不告而别，实属不孝。母亲在度日如年中抚育我们长成，不能这样一走了之，于是我想回家看看，劝慰一下妈妈，并作最后拜别。
　　在这关键时刻，哥哥马坤满批评我太脆弱，如果回家可能就不想归队了，要求我和三姐坚定地跟随队伍。他表示能说服母亲并照顾好老人的生活，让我们放心。
　　那时我们参加革命队伍，都要闯过“离家”这一关，如果瞻前顾后，就会半途而废。池一平也不例外，能够坚持留在队伍里，也是要下很大的决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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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初显才华
　　
　　在文工团时期，池一平第一次显示了他的艺术才能。
　　上世纪50年代初，全国解放后不久，中共台州地委召开党代表大会，我以文工团代表身份列席。
　　看到主席台上悬挂着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两幅画像。这是谁画的呢？与会者禁不住会产生这样的疑问。
　　建国初期，各方面人才和资源稀缺，物资和信息流通极不发达，这样的巨幅肖像实属罕见，足以造成一般人视觉上的震撼。
　　当听说这两幅画是我们文工团美术组的池一平、王亚两位同志绘制的，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感到由衷的佩服。团里上上下下似乎都有了一种荣誉感——我们也能够做一件令大家刮目相看的事情。
　　然而，完成这件事情的困难程度是难以想象的。
　　会议筹备期间，台州地委宣传部决定在台上悬挂伟人像，这是我们的新国家建成后，新出现的一种宣传艺术形式。
　　恐怕也想不出还有谁能承担这个任务——找文工团，文工团是负责文艺宣传的嘛。而团部领导又把这项任务布置给美术组，于是这就成了一个没有商量余地的任务。
　　高1.8米、宽1.2米——比一个成年人还略高的巨幅油画。别说在台州这个小地方，那个时候就连整个浙江省应该也没有多少人尝试过。
　　池一平也只是画过一些习作，看过画师画画。在一没经验、二缺材料的条件下，美术组毫无怨言地接受了重任。
　　池一平与组内同志绞尽了脑法，想尽了办法，尤其是一些土办法。
　　绘制巨幅作品与普通习作不同，几乎不能保证整体轮廓的准确，这是因为人有视觉误差。
　　他们用一块白布当画布，从报纸上剪下领袖的半身像，将照片和画布都分解成小块，一块一块地描摹，精度得到控制了，等于是将照片等比例放大。
　　但最终画出的作品必须是彩色的。
　　这又给绘画者出了道难题。报纸上的半身像是黑白照片，池一平要根据想象给作品上色。
　　而且，没有颜料。
　　此时市面上商品奇缺，连基本的生活用品都依赖于配给，像油画颜料、松节水、油画布等东西根本找不到。
　　真是艺高人胆大，他们研制出了油画颜料的替代品。用猪血、桐油、蛋清等进行调和，模仿颜料的粘稠度、溶解度和附着度。
　　这两幅巨作挂在会场上，像两枚勋章，标志着池一平初出茅庐立下第一功。
　　我与池一平在工作上接触很少，但这次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许是因为他的大胆、巧思与干劲很符合那个时代我们对“革命战友”的理解标准吧。
　　后来我才知道，池一平是有女朋友的，他俩双双报考了军政干校。
　　那时时新参加革命后改名字，他们两人报名的时候用的都是新名字——名字中都有“一”字，分别是“一萍”和“一鸣”。这可以证明他俩的感情基础是很明显的。
　　后来池一平嫌“萍”字女性化，又改成了“平”，“池一平”的名字就一直延用下来。
　　王一鸣的父亲在美术上有一定的造诣。池一平后来对我说，他在美术方面受王父的影响甚深。
　　文工团驻扎在海门（今台州市椒江区）一带时，池一平曾随同一位行政人员登门拜访王家，征用了王一鸣父亲的一批美术材料和书籍。我家至今还藏有这批物品中的一部分：几本美术技法和理论书籍，还有一幅用来收卷毛笔的竹帘。
　　为了支持新中国的美术工作，王父自愿捐出物品，而池一平能顺利地征用物品，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
　　王一鸣体质较弱，胆子也小，加上家境稍裕，决心不够坚定。后来王一鸣因病返家，却没能再出来工作，从此与池一平天各一方，令人甚为惋惜。
　　与恋人的分离，难免对池一平的心理造成波动，但理想抱负超越了感情的力量，他很不容易地闯过了情关，忍痛割爱，坚定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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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土改风云
　　
　　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新解放区开始了分期分批的土改运动。
　　台州地区的土改试点工作3月份就开始了，到1951年，土改运动由点到面全面铺开。各地都以乡为单位派驻了土改工作队，经过宣传发动，建立乡、村农民协会，民主评定阶级成分，依法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及多余的粮食、房屋和富农部分出租的土地等。
　　1951年初，文工团绝大部分同志编入“台州地委土地改革工作队”，大队部由地委书记杨心培挂帅，驻扎在黄岩县（今台州市黄岩区）洪家区政府。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认真学习土地改革法、联系并发动群众，开展剿匪反霸、分配土地；消灭剥削制度、建设乡村政权；动员有志青年参加抗美援朝。
　　第一期，在洪家区的土屿乡搞试点，由革命老前辈带领我们这些年轻人，从头至尾、巨细靡遗地进行了一次实习，参与了分配土地的全过程。
　　第二期，我们五六人编为一组，进驻一个自然村，开展独立工作。
　　第三期，工作范围从一个村扩大到一个乡。
　　前文说过，当时国军还掌握着制海权，盘踞在靠近大陆的40多个岛屿上，被我们称为“残渣余孽”或“海匪”。临近浙江的“反攻基地”主要是舟山群岛、大陈岛等，白天，涂着青天白日标志的飞机出入晴空，投弹轰炸；夜晚，海匪们不断进行海上袭扰和登陆破坏活动，造出一些声势。
　　乡村基层干部和村民惨遭海匪杀害。这使得乡村政权及其干部队伍极不稳定，有些干部白天为人民政府办事，夜晚听从海匪指使，甚至本人也加入了海匪。
　　我们所在的洪家区就有一位农会主任、一位民兵队长和一位办事员被海匪抓去，坚贞不屈，遭受惨无人道的对待：一个被挖掉眼睛，一个被割去阴囊，一个被削尖的竹签从一边耳朵穿进，另一边耳朵穿出。他们被杀害后推下悬崖，几天后，尸体被家属找到时，已经泡在水里发白浮肿，难以辨认。
　　后来，海匪魁首陆续被抓捕归案，土改大队召开全区万人公审大会。被害者家属上台诉苦，愤然带着剪刀冲上去，想挖掉魁首的眼睛报仇，被我们土改队的同志拦住劝解。
　　几天后，我工作的西山乡北山村召开妇女大会，我看见会场里坐着五六个妇女披麻戴孝，感到非常诧异。会后我才了解到，她们就是前几天被镇压的几个海匪头子的家属。
　　我们刚进驻西山乡时，土改大队上级嘱咐我们：暂时不要在夜里下村工作。
　　然而，我们的小队长同志抱有侥幸心理，革命热情超过了理智。一天晚上，他竟然忽视警告，带领我们到北山村祠堂召开群众大会。祠堂门口虽有民兵站岗，手中持的“枪”只是木棍而已。
　　会议散场后，我们和群众从祠堂大门出来，只见周围山头上到处是火把，还能听见零星的枪声。同志们都感觉到危险在迫近。
　　小队长命令大家不要挤在一起，相互分开一定的距离前进。我们走到半路时，突然对面有无数手电光束照朝我们射来。
　　小队长大声喊道：“哪个！哪个？我们是土改工作队！”
　　对方肃然而严厉地说：“找的就是你们！”
　　走近一看才知道，我们遇上的是土改大队。
　　原来，我们开会的消息被海匪得知，他们计划趁夜袭扰会场。区政府大队部接到情报， 通知正规军赶来增援，敌人才被迫撤退。
　　我们安全地回到驻所。一进乡政府大厅，大家尚未坐定，大队领导把驳壳枪往桌上狠狠地一拍：“无组织，无纪律，谁让你们晚上出去开会的？我们如果迟来一步，后果不堪设想。”
　　领导严厉批评了队长，勒令他做书面检查。
　　而我和另一位女同志想起来感到后怕，之前蒙在鼓里不了解事情的严重性。当天晚上，两人双手冰凉，心跳加快，睡觉都不敢脱衣服。
　　对我们这些刚入伍不久的青年来说，能够参加翻天覆地的土地改革运动，既是一次深刻严峻的考验，又是一种艰苦奋斗的锻炼。运动结束以后，中共台州地委给我们每人颁发了一枚土地改革纪念章（见图X）。
　　土改运动前后三期，共约一年半时间。没有想到的是，不仅条件异常艰苦，生命也时时濒临危险。有一部分人难以承受，中途离开了队伍。
　　此外，土地改革本身也造就了一批脱队者。他们家庭一般比较富裕，估计有可能被划为地主成分。土地一旦被政府没收，家人将失去生活来源。他们决心趁早回家，走读书深造的路。
　　这类人如果继续留在队伍里，还必须与封建家庭划清界线，与亲身父母老死不相往来。这一点是令许多人无法接受的，最终迫使他们与革命分道扬镳。
　　池一平的家庭成分被划为地主。在选择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他义无反顾地接受考验，成为了一个彻底的土地革命工作者。
　　他从一个普通队员提拔为组长，最后又被委任为小队长，负责黄岩县洪家区龙岭乡的土改工作。这证明了组织上对池一平工作能力的肯定与倚重。
　　一个不到20岁的青年，带领一小队人马深入陌生的环境，说服不知“土改”为何物的村民，一步步实施土地改革的工作计划，在艰苦的环境中经受种种磨练。
　　池一平性格中的这种决心和毅力，值得子孙晚辈们敬仰、继承和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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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牵手人生
　　
　　随着土改运动的深入，我对池一平已较熟悉，双方有了进一步了解。
　　1952年上半年土改结束后，全省各地的文工团完成了历史使命，集中在省城杭州进行整编。文工团员都有一定的文化程度，而且经历过革命年代的洗礼，被当作可信赖的人才分配到各级机关。
　　组织上把我和池一平留在了台州，加上其他文工团的同志一共有七八位。
　　到了年底，我和池一平陆续被调到《台州大众报》社（今《台州日报》社）。除我们外，报社里还有两位原文工团成员，一位姓李的男同志和一位姓解的女同志。
　　老李在文工团时曾任编导，导演过歌剧《王秀鸾》。我主演王秀鸾，与他合作过一段时间，现在又分配在同一家报社。于是外界看起来总是觉得我和老李比较近乎。
　　其实，老李虽然能说会写，但长相实在不敢恭唯，而且此人衣冠不整，说话时唾沫四溅。文工团算得上是女人扎堆的地方，但遗憾的是，似乎没有一个女同胞看上过他。
　　不久，池一平约我出去了。我俩漫步来到临海城北郊外的后岭殿。后岭殿现在已不复存在了，但我一直把它看作是我和池一平一生夙缘的开始。我们坐在殿内戏台前的板凳上，坦诚地诉说各自的经历。最后，他毫无顾忌地向我表白。
　　我对池一平感觉不错，他为人本实，工作积极能干，既能画也能写。就这样我们建立了朦朦胧胧的关系。
　　我的一位知心好友得知后，极力反对我与池一平交往。理由是：池一平不是党员，家庭成分也不好。这使我一度产生过动摇，但我们仍没有停止交往。直到1954年初，我和池一平匆匆结婚。
　　刚刚结束了抗美援朝和三反五反运动，1954年对于国家是一个休整期，而对于我和池一平来说，是不寻常的一年。到了年底，我们的女儿池沙汀出世了；翌年7月，大儿子池沙鸿也来到了人间。
　　这一年我们在工作上也发生重大变化，先后调到杭州，进入浙江《农民大众报》社。当时，《农民大众报》社与浙江人民出版社（以下简称“出版社”）合署办公，即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也是在同一年，《农民大众报》停刊撤销，我俩随即转入出版社工作。池一平担任美术科负责人，而我在科技编辑室任助理编辑。
　　那时我们的收入很低，经济相当拮据。每月工资下发后，我们先把米和煤球买足，在米筒子底下压5元钱，等到大米快吃完的时候，用这5元钱来买米，一家四口可以再维持一阵子。
　　我们上街主要靠步行，连公交车也舍不得乘。在外面孩子肚子饿了，我们只买两碗阳春面，父与子、母与女各拼一碗。
　　我们除了把两个孩子拉扯大，还有赡养临海老家父母的责任。池一平的父母度日更为艰难，经常连填胞肚子都成问题。全靠心地善良的大姐，一日三餐送茶递水，照顾年迈双亲度过了晚年。
　　这时，来了一笔意外之财，好像天上掉下了一块馅饼。1955年，黄岩县政府前后两次发文，由出版社人事处转达池一平，大意是：根据新的政策规定，返还在土改中被没收的池家黄岩老宅。
　　池一平的回复很明确：这是地主阶级剥削来的房产，我不能接受。我们住在单位公房，租费很低……我也支持他的观点和做法。日子虽然如此困苦，但我们觉着心里踏实，坚信将来会慢慢地好起来的。
　　记得我们刚入伍时，专心致志地学习、讨论、领会“闯三关”。即：家庭关、恋人关和艰苦关，能够闯过这“三关”的基础是思想——对中国革命的坚定信念。以上事实充分证明了，池一平闯过了这三关，他对中国共产党及其事业是绝对忠诚的。
　　我所在的科技编辑室编有三种学术季刊《茶叶》、《园艺》、《蚕桑》，还有科普读物《农业科技常识》（今《浙江科技日报》前身）。我负责《茶叶》季刊的编辑工作。
　　1958年，有关部门计划成立“浙江省科技出版社”，把我所在的科技编辑室，连人带事移交给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省科协）。
　　编辑部位于长生路东头，离出版社宿舍约2公里。我不会骑车，家里也买不起自行车，只能每天步行上班。加上工作繁忙，两个孩子又小，单位家庭两头照顾，交通又极不方便。
　　在出版社的一位书记老徐同志的鼓励下，我每周有4个晚上去夜校（浙江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机关学校）学习。
　　此时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筹建“浙江省科技出版社”的计划成了泡影。1959年，省科协与浙江省科学技术委员会（省科委）合并，我被分配到省科委情报处工作。此后我在省科委工作一直到离休。
　　“全日制”地忙于工作、学习和生活，我们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
　　那个年代，讲求服从组织分配，不与组织讲条件，不计较个人得失，以此为荣。因此我不甘落后，每天早出晚归，克服重重困难。
　　池一平没有按时作息的习惯和观念，一旦钻进某项工作就废寝忘食，连晚饭也不回家，经常加班到深夜。
　　建国以后，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很多时间在动荡坎坷中度过。两个小孩送进托儿所，我们俩就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家庭成员很少在一起互相交流。两人就像两个“陀螺”，在两条轨道上自转着。
　　那时候的婚姻伴侣关系平淡，但彼此已成为生命的一部分，随着岁月流逝，人间真情依旧。现在每次看到他生前使用的物品，我都禁不住黯然落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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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含笑九泉
　　
　　池一平罹患心脏病前前后后约32年（1979年～2011年）之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上世纪70年代初，池一平劳累过度曾患牙病，疼痛流浓伴发热，医院诊断为牙龈炎。医生嘱咐他住院治疗，可他放不下手上的工作，改为每天去医院换药，用一条长长的黄色纱布塞进病牙间。即经几天按时换药，病稍有好转，烧也退下了，他就无暇再去医院。结果牙龈中的链球菌进入血液，腐蚀心瓣膜，“小病不治酿成大病”。
　　1979年春，池一平于杭州市中医院体检时，诊断出“心脏闻及Ⅳ级全收缩期吹风样杂音，疑为风湿性二尖瓣闭锁不全”。
　　体检报告没有引起他的重视，仍然日以继夜地扑在工作上，数次在办公室昏倒，脸色发白。经出版社医务室邱医师抢救，服药后平躺，待家属赶来，回家休息几天后仍然照常上班赶任务。
　　医务室黎医师预感到此病的严重性，亲自陪同池一平前往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浙医一院），求助于心血管内科黄元伟教授，经检查确诊为：“二尖瓣闭锁不全，键索断裂、二尖瓣脱垂。”黄教授指出，此病无药可治，如不实行手术，生命只有一年半载。
　　此言一出，我们全家包括池一平这才真正听到死神在敲门。
　　老池在不发病的情况下，从外表看起来比较健好，生活自理如常，饮食也无碍，我们未敢住院手术治疗，池一平还是照常工作。
　　1985年6月28日，池一平第一次入住浙江医院。院长金宏义坦诚相告：池一平的心脏代偿功能尚好（Ⅰ级），目前手续换瓣技术还不很成熟，一般采用的是“生物瓣”，使用期不长，建议先采取内科药物治疗。
　　7月1日深夜，池一平突然出现“急速性房颤”，抢救5～6小时后转为窦性；同月21日重发一次。此后，阵发性房颤每月一次，周期约28天左右，每次2～3天即转回窦性心律。
　　自1987年10月份后，房颤奇迹般地消失，竟有一年多未发。但1989年2月，池一平重新出现房颤，而且是持续性的，再也没有能够转为窦性心律。
　　1989年4月，池一平又赴天台县拍摄屏条，担心自己病重，他约我也一起跟着帮着照顾他。在天台山石梁桥一带室外采景，费力地在高低不平的山路上跋涉。越剧团同志专门带来一把藤椅子，指定专人跟随池一平。他走到哪儿，藤椅子送到哪儿，让他坐下来休息一会。晚上，等剧团演出结束，池一平还要在舞台上继续熬夜拍摄，坚持到所有工作完成，他已是全身浮肿、盗汗，突发心律衰竭，急速返杭入院抢救。4月28日，再次入住浙江医院重症监护病房，当天就发出病危通知。
　　这样的重返工作一线，又重返医院病床，反反复复不知多少次，病危通知单我们家都收到了好几张。虽然每一次都转危为安，但每次稍有好转，池一平又会按捺不住，重新拿起照相机。
　　倘若，池一平即此悉遵医嘱，爱惜身体，从此悠游岁月，也许能活到自信不误的98岁，完全可以在慢节奏中安享晚年。
　　然而，他不顾病痛，仍然整日不停地埋首于取景、摄影、冲洗、翻拍之中。他外出工作，以一辆28英寸自行车为主要交通工具，车上捆绑着大三角架，身负几箱沉重的器材，费劲地踩踏，奔忙于各处。
　　他甘于寂寞中创作，严谨中钻研，每一幅摄影作品都是他艰苦耕耘的成果。他从实践中获得成就，一生淡泊名利，却也珍惜名誉，一如既往地奉献，直到生命的最后。
　　一位老同仁问得好：“那个年代既没有奖金，也不发加班工资。老池这么干为了什么”？
　　亲朋好友不止一次地劝诫他好好休息，保养身体。池一平的妹妹池桂蟾缓词相劝：“阿哥，你重病在身，不能再这样玩命了！” 我也费尽心机地找一些因操劳得病、终至不治的事例告诉他。他虽一时无言以对，不久仍抛诸脑后。我甚恼怒地挖苦他：“你根本就不该成家，你娶一台照相机才对路。”
　　既使是在最后的日子里，池一平念念不忘出版工作。2002年9月～2007年5月这5年时间里，池一平做过心脏大手术后恢复阶段，在浙江省望江山疗养院的病床上，应浙江省出版工作者协会之邀，接受美术、摄影类书籍的审读工作。他眼戴深度的老花镜，手捧厚重的精装书审计，然后打开电脑撰写意见。这时，他已很难下床步行，只能请女儿或者我帮他，把打印好的意见书送到出版协会。重病前期经我目睹他所审的书稿，有书名记载和审读意见书的，共约有30本数百万字之多。
　　在这几十年的岁月中，池一平省“民盟”、“九三”等诸民主党派友人的关心和爱护。他们寄给他信函、表格等材料，诚恳地邀请池一平加入他们的团体。而池一平婉言谢绝了他们的好意。他一辈子的夙愿，就是争取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为此，他时刻准备着长期地接受考验。
　　终于，在长路将尽之时，经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离休支部审查，并在党员大会通过批准，池一平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含笑于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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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沙洲（池一平大女儿）：爸爸

　　如果 1月25日早上，妈妈不掐他的人中，不叫医生护士过来，或者不是在医院而是在自己家，爸爸那天就已经走了。爸爸多受了17天的罪，时好时坏，给人希望，终于归于沉寂，妈妈因此陷入了自责。
　　
　　但我相信，这样的结果是爸爸想要的，浑身上下插满管子的爸爸，奋力地睁开眼皮，用劲地张嘴呼吸（尽管医生说自主呼吸的效果为零），哪怕经受再大痛苦，只要有一线希望，他也会抗争到最后一刻。这就是爸爸，他经常说“糨糨还好用”，就这样“糨”着，这一个在医生眼里如同废物的身体部件组装物，这样一个逐年下滑的谁都会摇头的病情数据，他还是死撑了走过26年。他是能在别人无法忍受的环境下正常生存的人，他是那种能用最少的可控资源创造奇迹的人。
　　
　　爸爸早年立志于报考刘海粟的上海艺专，因为投身于本朝开国事业而作罢；后在浙江美院在职进修，虽然学业上佳，却因为工作繁重、领导劝说而消歇。没有院校的背景，缺少大师的指引，他无师自通地学会了版画、油画、水彩、书法、篆刻等各种技法，成为半个世纪前浙江省凤毛麟角的艺术人才之一，成为建国后浙江省出版界第一位美术编辑。他拥有如今那些每天做着大师梦的庸碌之辈艳羡的资质，却没有那样急切功利的企图心；他有与沙孟海等前辈艺术家成为好友的社交人际圈，却没有成为其中一分子的野心。上世纪50年代初，他一个人承担了当时插图、年画、书籍装帧、甚至巨幅领袖像等与美术相关的所有工作。先有他一人，后有浙江人民出版社美术室，再后脱胎出浙江省人民美术出版社。溯本追源，毫不夸张地说，他这一个人，就是浙江省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前身。
　　
　　他使用过的摄影装备，足以让今天的收藏家激动，光镁粉闪光灯、风箱式座机等老古董不说，中期的品牌有德国、美国和日本的进口货，是当时省内最先进的；他还他自制镀银玻璃（底片）、自制放大机等暗房设备。在不知计算机为何物的年代，爸爸的暗房合成技术独步国内，著名的绍剧《三打白骨精》剧照——白骨精随烟雾遁去就出自他的手笔。
　　
　　在病重的最后十几年，他又神奇地能掌握了photoshop图形处理软件、五笔字形输入等技术以操作数码相机。因此，当有些名师以脱离多媒体上课为荣的时候，我是不屑的，难道不是掩饰对新科技的无知无能？爸爸经历过抗日战争、土地革命和各种运动的时期，没有因此变得圆滑世故，相反仍保持着对周围世界，尤其是高科技的天真兴趣，妈妈常抱怨“好像自己还能活多少年似的”。他能多活一天看一眼未来也好。如果Vampire这个种族真的存在于世界上，我相信他一定会加入他们以求获得永生。
　　
　　活到一个人人都能用手机拍照的“全民乱拍”时代，爸爸的心情一定是五味杂陈的。在没有数码概念的年代里，摄影不仅是一个少数人的专利，也绝对是一个累人毁人的活。舞台照要等观众散场通宵熬夜，风光照要肩挑手背几大箱上山，暗房冲洗几个环节要一气呵成……多少次中午错过吃饭，多少次在工作室晕倒，吐血、房颤、浮肿伴随着他的下半生。
　　
　　爸爸终于没有成为艺术家，但我为他骄傲，小时候我在同学家做客，能在人家的台历、年画、明信片上找到爸爸的名字，让叔叔阿姨明白我爸爸是做什么工作的。我记事的时候，就见过李谷一、六龄童（六小龄童之父）、毛威涛、吴素英等人出入过他的摄影棚。爸爸年轻时还为编一本《人民西湖》画册，上北京请文化部长郭沫若写序言。自命清高的文化人往往不齿郭老的人品，但爸爸描述的拜访经历，使我对郭老的看法大为改观（他是一个愿意与任何等级的人交流的高官，一个能在极短时间内拿出经典作品的作者，一个以穿着背心短裤埋在书堆为乐的宅男，这个就不再多说了）。后来这个画册项目因运动而流产，而郭老书法隽秀、文辞美丽的两页序言也不知所终。
　　
　　爸爸的相片挂在了墙上，一切已成浮云。妈妈觉得爸爸的人生是失败的，为了抚慰他，妈妈选择的骨灰盒上没有金玉的装饰、富贵的字眼，而有一幅《清明上河图》的木雕。妈妈说：他年轻时喜欢画画，就让这幅画陪伴他吧。
　　
　　但我想，有一句话叫“没有失败，只有放弃”，爸爸到死都没有放弃活着，无数次以最低廉的代价、最卑劣的方式战胜过死亡，多少次让死神俯首称臣，无地自容。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没有失败过，他是生命的赢家。
　　
　　爸爸去世的当天下午，在哥哥的主持下，我们家临时举办了简短的告别仪式，我还记得自己写了一幅挽联：“父爱慰子孙，匠心启后人。”瑞瑞在日记中写道：“爷爷已成为神，已成为一个至高无上的灵魂了。”那么，就让他的在天之灵保佑我们，愿他与世无争的政治态度、一丝不苟的工作风格永远激励我们吧。
　　
原文2011年2月22日 发表于知不足斋（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2c621f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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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沙鸿：平和一生——追忆父亲池一平


　　父亲出生时，爷爷给他起了一个大名叫“池硕儒”。新中国成立前夕，参加革命时，他自己改名为“池一平”。在不长的人生中，这个名字成了他真正的心境写照。
　　
　　为人民服务
　　　　父亲第一次接触相机，是领导分配给他的任务。
　　　　1949年父亲从军政干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台州地委文工团美术组。此间他被抽调到台州地委土地改革工作队。土改结束后，他参加三反工作组进驻人民银行台州支行，此后，被调到台州中心文化馆、台州艺人训练班担任中队辅导员。1952年，父亲被调入《台州大众》报社任记者、编辑，领导要求他把“拍照”工作兼起来。于是报社唯一的一台照相机交给他使用了。我懂事后，看到过报社办公房、编辑室、排字间、印刷车间的历史资料照片。1954年，父亲被调到杭州，在浙江《农民大众》报社美术编辑部担任编辑、记者，报社与浙江人民出版社合署办公。因为他摆弄过相机，领导叫他把“摄影”工作兼起来，并把出版社最好的“禄来福莱克斯”120双镜头反光相机交给他使用。次年，《农民大众》撤销，父亲留在浙江人民出版社任美术编辑。这使他无意间成为浙江出版界的第一位摄影师和美术编辑。
　　　　从“拍照”到“摄影”，父亲开始走向专业。我懂事后，曾翻阅过他买的一摞有关摄影原理、暗房技术、摄影艺术、出版印刷方面的书。那些书都精心包着封皮，里面夹着不少写着密密麻麻小字的纸条。二姑说我父亲打小喜欢帮着奶奶画鞋样，描绣本，心很细，常常琢磨出不同于样本的花样。父亲做书籍封面设计，都先用水粉和狼圭小笔做几个半张扑克牌大小的彩样，连花纹、美术字都十分精细地做到位，真的像画绣花花样一样。有一次看他趴在窗前往外拍碎点玻璃的照片。过后知道他洗出那张照片是为了做《鲁迅诗歌注》封面的底纹，那本书的封面设计据说获得很多好评。此后，他的照相机经常会对准许多莫名其妙的石纹、野草、木板、云空、树叶……
　　　　摄影师都有一种天生的服务意识，改革开放前，出版社的活动资料照片大多数出自父亲的相机和他几乎每周都要加班的暗房。早先，出版社隶属于浙江省文化局，全省的一些文化活动的摄影工作也少不了父亲的参与，比如全省戏剧调演、全省农村俱乐部调演等等。出版社同仁们野营拉练回来，都说最辛苦的是老池。他为了找拍摄角度、抢拍好镜头，一会儿跑到队伍前面一会儿落在后面，一会儿爬上山坡，一会儿走进田野，走的路远比大部队要多。父亲经常说起吴印咸、徐肖冰、侯波的事，在他眼里摄影之所以伟大就是真实地记录历史。
　　　　早先拍的都是黑白照片，拍好了要把胶卷冲洗出来，然后还要用胶卷洗印或放大照片，每一个环节都要掌握时间，确定效果 ，那是一个非常繁琐的、既动脑力又费体力和精力的事情。所以摄影师每按一下快门意味着后面跟随着好几倍的工作量才能把照片拿出来。出版社最早的暗房在办公楼三楼的第一间。从设计、装修、到采购瓶罐盆钳、冲洗药水、相纸烘箱和放大器材，全由父亲一手操办。他还自己用红布黑布制作复合的窗帘门帘，制作曝光用的灯箱。那时印制和放大的曝光时间靠人工看手表读秒，父亲不知从哪里搞来个继电器，改装成一个自动的读秒器。有了这个暗房后，父亲成了最早到达单位最晚离开单位的人。工作最忙时，在暗房里通宵达旦，且感觉不到时间。我读中学后去帮过几次忙，专门负责把放大洗印好的照片用烘箱烘干。记得有刀美兰、李谷一等艺术家的演出照和采访照，有浙江歌舞团的一些舞台剧照。还旁观了二次曝光、多张底片叠加曝光、遮挡曝光等等许多激发我想象力的技术。
　　　　摄影师默默地在热闹场面中捕捉一切闪光的事物，不会有丝毫懈怠。而当灯灭曲尽人去楼空时，在那间孤单的暗房中却开始了更繁重的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有任何相应的奖励。我不懂事，会问父亲，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加班？父亲会笑着说：为人民服务啊！
　　　　摄影师的镜头对着别人，而自己的形象留下来却很少很少。以至于父亲去世时，我们竟然很难找出一张合适的照片作为遗像。只好在2009年我为他拍医保卡标准像的几张数码照片中挑了一幅带点微笑的。
　　
　　活到老学到老
　　　　父亲到出版社主要做的是书籍装帧设计、插图和美术类书籍编辑工作。最初的摄影工作以服务、记录为主。他真正以摄影为重要手段做的书应该是《十五贯》（昆剧剧本）和《孙悟空三大白骨精》（绍剧剧本）。这两出五、六十年代浙江创作的大戏在全国引起轰动。《十五贯》号称“一部戏救活一个剧种”。毛泽东看了《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演出后，特别和郭沫若七律词一首。为此，出版社出版剧本也算是大事。父亲为此书担任设计，并专程去拍了为书中插图用的剧照，同时与六龄童、王传淞、周传瑛等老前辈成了朋友。此后父亲还为很多剧本的出版拍剧照，做装帧设计。也为他日后的舞台摄影和戏曲摄影做了铺垫。
　　　　1955年下半年，新中国浙江最早一本纯摄影风光画册《人民西湖》是父亲做的书籍装帧。父亲用杭州都锦生丝绸厂的织锦做了软包精装封面，还专程到北京请郭沫若为画册题字。这部画册在莱比锡博览会上获了奖。这之后，父亲发挥了摄影的优势，接连编辑制作了一些风光导游的画册，比如莫干山、天台山、普陀山等，从文字、图片到装帧设计，事无巨细操心到底。他的足迹开始遍及浙江的山山水水。出版的东西多了，许多地方为了出当地的画册都会请他去拍摄，担当编辑顾问，或者干脆整本画册都交给他编辑制作。因为当时浙江只有一个出版社，所以好多年的浙江省地图、杭州市地图也请父亲参与编辑制作，并编排上一些摄影风光，很受大众欢迎。
　　　　父亲很忙。曾有一段时间，出版社美编室只有他一人撑着。他自己开创出许多很有销量的新书目，还要完成科技、文学艺术、社会科学等其他图书的美编、摄影工作。60年代，出版社陆续从美院调入毕业生充实美编室的力量，领导让父亲担任负责人。父亲由此渐渐脱开装帧设计和插图的工作，把重点偏向开发摄影、美术的书目。尽管如此，摄影师依然是人人都需要的特殊行当。记得上中学时有一年暑假，父亲带我到萧山临浦农村一生产队的宰牛现场，拍摄宰牛过程和许多切割好的牛部件。原来是为了一本农村科普读物制作牛的解剖图。
　　　　早先的印刷技术很落后，彩色印刷靠黑白稿做套色锌板印刷；文字靠铅字排版印刷；超大号的字体没有现成铅字，只能靠手写。记得我读小学时，出版社要出版高度有一米多，整张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国际歌》的歌谱。父亲用魏碑体书写歌词，用美术字写出音符和所有的标点符号，再把同样的字和符号用相机拍下来，按纸上画格后定好的大小去洗放出合适大小的照片。忙碌几天后，再请出版社一群前辈把所有照片按位置黏贴上去，硬生生做出整张纸的版样，再去印刷厂制作锌板印刷。那天，一大群人为了这两张歌谱一直忙到后半夜。所以，那时很多书籍装帧和大幅印刷品几乎可以说是半手工产品。为达到高质量的印刷效果，父亲还经常泡在新华印刷厂，与印刷厂制版、修版、印刷的师傅们成了好朋友。有时，我在想，他们年轻时半手工做出的版样如果留到现在，无疑是中国印刷史的重要文物，甚至有点像斗笠蓑衣那样负载着一个时期的文化。同时，又让人看到新技术对人力的解放。
　　　　从社会的需要出发，父亲逐步在风景摄影、戏曲摄影和人物摄影上开拓出摄影条屏、挂历、独幅年画等类型，很受群众欢迎。这些项目在全国领先，所以也为出版社创造了不少财富。1980年从浙江人民出版社的美术编辑室和《工农兵画报社》为基础成立的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把年画和摄影合成一个编辑部，与父亲当时开创的工作局面有密切关系。
　　　　父亲一直追逐着任何可以利用的新技术。所以，他这一辈子堪称“活到老学到老”。
　　　　当图片可用彩色反转片摄影制版，四色胶版印刷机刚刚进入我国时，父亲很快开始拍摄反转片用在图片出版上，还自学掌握了反转片的冲洗技术。为摸索经验，保证照片质量，他一直坚持自己拍的反转片都由自己配制药水进行冲洗。很长一段时间里，浙江省只有出版社和宣传部下属的浙江新闻图片社能够冲洗出高质量的反转片。
　　　　70年代中期，出版社引进浙江第一台120单镜头反光相机，用大底片大幅度提高了摄影出版物的质量。父亲是这件事情的发起者和操作人。他凭着自学和多年出版工作中自主解决许多外文问题的的经验积累，完全靠查字典，从很多国外摄影器材资料中甄别比较，选定了玛米亚相机，并向上级写报告报预算，跑各个有关部门。当时国家没有对外开放，国外进口的摄影资料、进口器材指标、外汇使用指标等都必须特批。在宣传部分管领导于冠西的直接过问下，这件事情进行得很顺利。以后，进口摄影、冲印、灯光器材和材料也都是父亲一手操作。在使用上，他根据多种摄影的需要做出各种器材搭配方法。为了保证每次出行工作的万无一失，他起码会背上3个器材箱子，多的时候有6个，外加三脚架和灯具架。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成为他忠实的下手。
　　　　1992年父亲离休了，但依然有很多地方请他编书、拍照、审读书稿、担任出版顾问和摄影顾问。1996年，当很多单位还没有电脑时，连我的同辈中许多人还不懂电脑时，父亲用上了电脑，并且用五笔输入法写文章，熟练地用Photoshop修图片，用Coreldraw搞装帧设计，用Pagemaker排书稿。2002年，病重的父亲用上了第一只数码相机、第一台扫描仪。尽管他已经不能像健康时那样走很多地方，但他却拥有许多乐趣。就在他弥留之际，还在念叨买一台手提电脑，能够躺在病床上使用。
　　　　我想，如果他依然年轻，他肯定是站在事业最前列的人。
　　
　　留住人文自然
　　　　自从在50年代编辑了《人民西湖》画册后，父亲深深迷恋上风光摄影。尤其是开始用大机器拍反转片，能够出版一些风光屏条、单页画，受到群众欢迎以后。记得他拍摄和编辑过《黄山》《雁荡山》《浙江风光》《西湖风光》等等许多屏条。为拍浙江风光，他先做文稿，确定题材，然后或专程前往，或在其他工作的同时搂草打兔。
　　　　曾经有一段时间，父亲与司徒虹、叶赐真两位编辑合作得相当愉快。那时彩色摄影刚兴起，出版社开始出版一些彩色的风光图片，发行量非常大。于是，他们仨经常外出，几乎跑遍全省，哪儿有新鲜的题材就往哪儿奔。瓯江放排、拖拉机夜耕、千岛湖捕鱼、插秧机试验、运河拖轮如龙、温岭养殖对虾成功、嘉湖地区蚕茧丰收、舟山大批机帆船取代老帆船……三个人常常几天不着家。大清早赶火车和长途汽车、半夜里回家是常事。司徒虹肩膀上被夏日晒出的大水泡、叶赐真手臂上被茅草拉出的大把划痕、父亲难得的拉碴胡子历历在目，也曾听他们笑说挤在火车里站上六七个小时所碰见的趣事。他们自嘲“拼命三个郎”。那时，父亲每年都有许多风光照片在全国摄影展览中入选，有的被《人民画报》等国家级报刊选用。因为都是工作拍片，社会又不鼓励成名成家，所以他每次送展都用个笔名叫“山谷”，那是“三个”的谐音。因为成果多，领导很支持他们，只要社里的吉普车有空，就让司机吴长海出车配合他们。那时，摄影界的同好交流甚多。听他们常谈起的好像有谭铁民、徐永辉、潘文甫、查淼顺等诸位。父亲和许多摄影同道都有很好的交往，与宁波的郭一清更是情同手足。他交友不泛，最看重人品，所以司徒虹和叶赐真是很难得的合作者。
　　　　可惜，70年代中期，司徒虹因过度劳累，突发心脏病，英年早逝。叶赐真全家移居香港。很长时间里，父亲有一种落单的感觉。
　　　　我从农村回到杭州后，陪同父亲出去多次。曾有一次傍晚上宝石山，他拍下一张片子，没有动窝，等到天黑，说要二次曝光。他把相机开了个B门，让我用一块黑纸挡住镜头，等他手电筒信号便放开镜头，等他用了闪光灯，再挡住镜头，如此往复。他则望前跑去，给保俶塔、小亭、大树、石栏杆等二十多个地方打了闪光灯。一张照片拍完，他在山上跑了一大圈。几天后，他冲出反转片，却不太满意。后来，又让我陪他上了两次山才获得一幅比较满意的图片。三十多年后，我在父亲的病床边还说起这事。他说那时有数码相机，当场看见效果，该有多好，而且不用那么折腾。
　　　　1980年我在大三的暑假，陪父亲去舟山20多天。看在我这个壮劳力的份上，他居然带上了5个摄影器材箱加一个大三脚架，俩人的日用品用了一个超大的行李背包，另外还有水壶草帽叮当外挂。经过宁波到舟山，除了麻烦当地的朋友安排住宿和车船票外，父亲坚持我俩单独行动。他说我们的劳动量会很大，不好意思让别人受苦。我们走遍了普陀山、桃花岛、蚂蚁岛、嵊泗本岛和黄龙岛的角角落落。每天天不亮出门，最早是4点半，或上山顶或到海边“抢太阳”。白天烈日当头，我跟随他四处行走攀爬，细细搜寻第二天早上和傍晚可以拍摄的地方。中午休息一下后，我们又要出门“抢落日”、“抢晚霞”。在黄龙岛遇台风，父亲会带135相机出门“抢海浪”。每晚天黑透，人湿透，我们都是精疲力竭地回到驻地，那情景不会亚于在农村“双抢”。跟在他身后，看着他微驼的背和几个大黑箱子，我真正有点心疼这个老爸，也对摄影师这个行当起了敬意。
　　　　拍摄风光，父亲都要把玛米亚相机用三脚架架稳。那时照相机都没有自动对焦，他带上老花镜加放大镜，按快门必定用快门线。他说出版讲究图片的清晰度，不可有一丝“虚”。他讲究图片的构图完整、内容丰富、信息容量大，他的风光摄影以全景居多。他说，中国老百姓的审美习惯偏好完整、饱满，出版图片主要为了给老百姓看，农村更是把这些图片挂在中堂。他还说，摄影成本很高，所以每幅图片的取景、曝光配比都要仔细琢磨，一次到位，最多变换一组曝光值，再拍一张。所以，他按一下快门都慎之又慎，常常会等待许久。有时是为了等一片云彩一艘船一个人或什么东西，有时真的就是不想浪费了胶卷。甚至有机器架好后等了好久居然放弃了拍摄的事情。我玩笑说：“惜墨如金”。
　　　　晚年用上数码相机，他还是要端详琢磨许久才肯按下快门。不过相比早先，已经非常地“奢侈”了。
　　　　父亲有一个很好的愿望，就是走遍中国，但是，他离休前工作忙得累趴下，以致于1992年离休后基本在医院养病。这个愿望也就成为梦想。他说自己所有精力体力都在对付困难的环境和条件，等到技术发展、摄影条件如此优越时，人却倒下了，实乃人生大遗憾。
　　
　　留住舞台光彩
　　　　父亲的摄影人生中，舞台摄影是最丰富的。
　　　　自五、六十年代拍摄了《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十五贯》《胭脂》后，父亲给许多剧目拍摄了剧照。儿时我因此看了不少戏。剧团给摄影师们留着第一排的票，方便他们跑来跑去抢镜头，或在座位上也能拍到演员的特写。文化大革命以后，传统剧目都被禁演，革命样板戏都事先有了样板剧照。所以父亲主要的精力放在风光摄影上，仅拍摄过数量有限的现代戏，记得我曾陪他去拍摄了越剧《半蓝花生》。那时，父亲已经在尝试用专门的摄影灯光补充舞台灯光的不足，以舞台摆拍取代抢拍，弥补离出版要求较远的遗憾和成功率太低造成的浪费。所以在此前，他先看过几遍戏，与导演商量选取最说明问题的情节场面，并画好小构图，设置灯光预案。然后确定哪一天戏演完后，请导演和演员留下来，专门为剧照摆拍。这样的剧照完整而精致，内容突出，演员情绪饱满，光影关系到位，明显优于演出时的抓拍效果，大幅度提高了剧照的质量。
　　　　七十年代末，传统剧目开始上演，父亲敏感地抓机遇，依据他在舞台摄影上的突破，利用彩色反转片摄影出版的优势，开发出舞台艺术四屏条、挂历、明信片、年画各种出版形式，这类出版物深受城乡老百姓的喜爱，发行量飙升。我记得浙江歌舞团的《采茶舞》《织网舞》、上海芭蕾舞团的《天鹅湖》都发行过全张的独幅摄影。戏曲剧目更多，每年都有以各路演员为模特的挂历。
　　　　最出彩的是戏曲屏条。那是由16幅摄影画面，每幅画面下有一段诗文，完整反映剧情，用两个全张纸印刷组成的。一直到九十年代我依然能够在很多地方看到老百姓家中张贴着这类印刷品。记得他和池长尧等同事从以彩色摄影重拍《十五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入手。那些屏条立竿见影地赢得市场。这以后他拍了京、越、昆等剧种的《武松》《白蛇传》《失、空、斩》《胭脂》《小刀会》《孔雀东南飞》《牡丹亭》《祝福》等一批剧目，屏条的诗文请评论家沈祖安等人撰写。在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成立后，他又拍摄了《五女拜寿》《汉宫怨》等剧目，有些屏条的文字是剧作家顾锡东亲自操刀的。
　　　　除了省城的剧团外，他还多次去过浙江绍剧团、浙江婺剧团等外地剧团。北京、上海等省外剧团来杭演出时他也去拍摄过。父亲每拍一部戏的屏条都会看几遍戏，做好策划，与导演讨论，突破一般剧照的局限，勾出近景、特写、全景都有的各种小图，使得屏条的整体更为丰富好看。最后根据确定的小图，重新摆布舞台布景、灯光、确定演员站位、动作表情、拍摄角度等等，几乎成了一部戏的二度创作。他甚至还想把戏拉到实景中去拍摄。曾有同事说父亲是集编辑、灯光设计、舞台调度、导演、摄影于一身。父亲是个慢工出细活的人，一个戏有时会拍两个晚上，把所有细节都考虑周全、安排妥帖才下定决心按下宝贵的快门。每个镜头保证两张片子完成，加上自己冲洗，所以，从来没有废片，以最低的代价换得最好的结果。
　　　　父亲对朋友毫无保留，他会仔仔细细将所有心得、经验、理论抽丝剥茧地告诉任何希望了解或想参与舞台摄影的人。有很多人向他学习技术，出版社也有意识安排年轻人跟着他。我曾讨教，如果别人都掌握了你这一套，不把你饭碗砸了？他说，每一部戏都是新的，都会有新的方法，技术永远在更新。再说对戏曲的了解和研究，与戏曲界真诚的关系不是靠技术能够做好的，靠的是心，是长年的文化修养和知识积累。父亲在很多向他学习的人中最看重省艺术研究所的陈坚。在他看来陈坚不仅悉心学习，难得的是人品正，有全面休养，有新的创造，并热爱这样的工作。
　　　　舞台摄影成为父亲一生中付出最多的部分，也是发行量最大的部分。我在学习、工作中经常在城乡各地看到他拍的作品挂在平常百姓家。甚至去莫高窟采风，在柳园的小旅馆里也能看到他的戏曲屏条。
　　
　　生命之重
　　　　年轻时，父亲身强体壮，如同“踩不死的草”。他仗着这笔本钱长年累月地为工作操劳，透支着有限的精力和体力。
　　　　加班加点是他的家常便饭。晚上，整个大楼安静得可以与魔鬼对话，父亲却常常在夏日如蒸笼冬日似冰窖、充溢各种药水味、只能用红色灯泡照明的、没有时间概念的暗房里工作到第二天人们来上班。我很早就知道，显影和定影的药水有毒，手不能碰，照片进出都用竹钳子夹。冲洗反转片不用暗房，但药水都得父亲自己配。
　　　　每次外出拍摄，背上几十公斤的摄影器材也是家常便饭。无论天高路远，白天黑夜，他的脑子里只关注最后得到的那几张图片能够不出任何差错，能够出彩。所以，只要扛得动，器材宁多勿缺。连我这个当过知青的人，在陪着他爬山涉水时也深感分外吃分量。
　　　　每次拍剧照都是等剧团演出结束再进行的。等布置好摄影专用灯光和舞台布景，一般都到了晚上11点以后。拍摄过程中他精益求精，甚至会盯住取景框，要求演员多次反复，一切确定无误后才正式开拍，保证每次按下快门都能达到预期效果。每次完成工作往往都要到凌晨3点左右。第二天为了尽快看到结果，确定是否要在该剧目演出时间内返工，他会很早赶到单位冲洗反转片。多少年后，父亲曾对我说，他摆拍剧照从来没有失败过，所有图片都是一次过。这是他唯一在我面前显得得意的时候。
　　　　他那辆自行车是28英寸的，后架绑着两根木棍，夹着一大卷麻绳。他能把7、8个箱子全绑上去。每次骑车去剧场拍剧照，怎么看都像送东西的工人。80年代初，我有几次见过他绑完器材后会扶着车低头默默闭一会眼。他说太用力后会有点晕眩，过会儿就好了。新戏演出都有一个时间段，脱了档期再要召集所有人来完成剧照会非常麻烦，他绝不会因为自己身体而耽搁确定好的工作。更早有一次为购买摄影器材与外商谈判后他也晕眩过，仅在椅子上闭眼静坐了一会儿。
　　　　出版社美术类出版物越多，翻拍美术作品的任务越重。尤其在美术出版社成立后，摄影任务翻了倍，美术的翻拍任务也翻了倍。而扛得住大事的摄影编辑没有翻倍，连轴转的工作成为摄影编辑室的家常便饭。父亲保持着他一贯的微笑，从未在众人面前显出半丝疲惫。同事们亲切地叫他“大师”，以为“大师”就能挡住所有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然而1984年有一天下午在摄影翻拍工作间，父亲第一次在别人面前休克倒地。他没有去医院，只是请大家让他安静躺一会儿，天黑了才独自回家。第二天，他又到翻拍间继续工作。他以为这只是比以前稍稍严重的晕眩而已。此后，他多次在工作中晕倒。这段时间中，父亲去医院检查过，结论是风湿性心脏病，二尖瓣腱索断裂引起的闭锁不全（中度）。医生建议更换生物二尖瓣，但因技术不成熟，没有进行。
　　　　对于伤病，父亲历来采取能忍则忍的态度。他实在没有很多时间去医院，他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他用他依然年轻的意志力对待他已经十分脆弱的身体，继续着以往的工作节奏，加班、负重、全盘接受各方送来的工作，不断翻新自己的工作。
　　　　1989年，身患重病的父亲去天台越剧团拍摄一部戏的四屏条。他第一次尝试把演员放到自然景观中进行实景拍摄。他为这一策划很久的突破而异常兴奋，但也因考虑自己的身体，邀请母亲随去照顾他。他在天台山的石梁、华顶等地与大家一起奔走，寻找拍摄点，安排演员位置和灯光补充位置，然后拍摄。晚上回到县城继续在演出结束后拍摄舞台剧照。一进入工作，他全然忘却了自己的身体，母亲在一旁的劝诫成了无用功。终于，全身浮肿的他在按下最后一次快门后再次躺倒。紧急送入医院后，发现已经心力衰竭，医生也警告他不能玩命了。
　　　　70年代到90年代初，父亲为出版社创造的经济效益始终名列前茅，许多出版项目领先全国业界，很受社会欢迎。但那时没有奖金、没有分红、甚至没有加班工资，出版物中也很少有署名的。有人问父亲，如此无名无利的事情，你为何如此拼命？他却淡然一笑。
　　　　1992年，父亲离休了。此后他一直与病魔作斗争，在死神手中抢夺生命的权力。1999年，父亲住院手术，换上了机械二尖瓣，奇迹般地又坚持了12年。离休后近二十年，他大部分时间在医院度过，经历了多少次抢救，多少次生还，愈发强化了他对生命的渴求。
　　　　他依然帮助很多地方编辑县志、回忆录等图书，依然出马指导朋友进行舞台摄影，依然情绪饱满地随着子女开的车到一些地方走走看看，尽力拍一些数码照片。最后几年，他还在病床上戴着深度老花镜应省出版工作协会的邀请，完成审读30多本书稿，约几百万字。为了确定书稿中的正误，他查阅大量资料。对每本书稿提出综合意见外，都按页码标出具体意见和建议，最后用电脑打印审读意见，交出完整、细致而规范的审读材料。
　　　　自从司徒虹、叶赐真离开父亲，我开始多次陪伴父亲外出拍摄开始，我就渐渐感觉到父亲的淡泊之心。他之所以拼命工作，是因为热爱所从事的任何工作。从书籍装帧设计、插图绘画、“为人民服务”式的拍照、风光摄影和舞台摄影，到贯穿所有工作的思维创新、技术革新、器材更新，他都会倾入十分的热情，他的生活如果缺了这些就没有了意义。他一辈子受到过很多不公平的对待，然而他都在繁忙的工作中消解了心绪，在工作带来的惊喜中享受到生活本身的乐趣。
　　　　母亲说：是照相机害了他，也是照相机让他幸福。
　　　　他拍摄的成千上万的底片，堆在办公室，他离休后，被渐渐散落了。他说，那都是为公家拍摄的，不是自己的。
　　　　我们很早就建议父亲整理自己拍的照片出个集子，但他把这事儿看得非常淡。
　　　　他要求在他离开人世后不举办任何告别仪式，一切丧事从简。
　　　　就这样，我更加理解他在参加革命时，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一平”的初衷。
录入时间：2012/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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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一平——黄岩老一辈的美术家和摄影家

黄岩区文联供稿 顾奕兴撰

　　池一平（1931—2010），黄岩城关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浙江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和省摄影协会理事。1952年《台州大众》报创刊时他任该报美术编辑，笔者的木刻作品《新婚夫妇同出工》就是由他编入该报发表的。当时报刊很少，能够发表，我们都引以为荣。这说明池一平先生，作为前辈美术家，对台州美术作者的培养和台州美术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显著的作用。1954年他调任省《农民大众》报美术编辑和记者，为了图文并茂，以吸引识字不多或不识字的农民阅读该报的兴趣，发表了大量的表现农民生活和生产以及政策性很强的美术作品，如文化馆画家朱矩君的《王竹根养猪法》，其生动性、科学性和艺术性直至今日还留在当时一些读者的脑海里。可是由于池一平先生后来主要从事摄影工作，于1955年调任浙江人民出版社工作，与台州的联系相对地较少，因此台州许多年轻的画家对他了解不多。
　　
　　在他任美术编辑时，所编《人民西湖》画册获华东区装帧设计奖。《浙江民间美术选集》于1959年入选全国书籍装帧展览会，并参加“莱比锡国际图书展览。”上世纪70年代后他创作了不少好的摄影作品。1980年他任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摄影编辑室副主任时有9种出版物获省级编辑奖。
　　
　　这里发表的《西江夕照》，是他表现家乡黄岩西江古老的五洞桥夕阳西照时的美丽景观。此作系石膏版画。版画种类很多，常见的有木刻、铜版、石版、纸版、丝漏版和石膏版等等。石膏版制作方便，刻制时软硬适中，粗细任意而且易于修正。有版画爱好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这一创作的兴味。
原文2011年04月29日 星期五 发表于《今日黄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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