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学说与日本明治维新

chixk

王阳明学说与日本明治维新 （zt)

许多人认为，日本能迅速窜升与欧美列强分庭抗礼，这一切都归功于明治维新的成功。但是明治维新能够成功，究其原因根本不是因为日帝明治的政治手腕有多少过人之处，（日帝明治充其量不过等同于中国宋神宗一类的良主而已），也不是因为德川家族无能，而完全是因为日本人充分效法了王阳明。王阳明及其学说在国外影响最大的，应首推日本。在日本，阳明学一度被奉为"显学"，对其革新运动起过重大的推动作用，以至成为明治维新的最重要精神武器，阳明学在日本的影响，至今仍很深广，至今仍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王阳明的思想，特别是他的“致良知”说，还深刻地影响了日本的思想家、政治家，以至整个日本社会，现简要论述于下。

阳明学与日本的联系，最早起于明代正德年间。相传，日本禅僧了庵桂悟于正德四年（1510年）奉国王足利义证之命，以83岁高龄远使中国，与王阳明会晤。回国前，王阳明作序一篇相送。此文载师蛮的《本朝高僧传》、齐藤拙堂的《文话》，在日本学者中影响很大。井上哲次郎说：“桂悟亲与阳明接触，为哲学史上决不可看过的事实。”（《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第636页）川田铁弥说：“桂悟惮师，兼传程朱子学、余姚之学，论知行合一之义，为日本王学倡导之嚆矢”（《日本程朱学的源流》第46页）肯定桂悟为王学在日本之始祖并不确切，因为他回日本时己是87岁高龄。一般认为，阳明学在日本的真正开创者应是中江藤树（1608-1648年），他早年学习朱子学，1644年37岁时获《王龙溪语录》读之，后又读《阳明全书》，大有所获，乃赋诗曰：“致知格物学虽新，十有八年意未真；天佑夏阳令至泰，今朝心地似回春。”（《藤树先生遗稿》第一册153页）读了阳明全书，他“心似回春”，于是在近江设令其徒皆攻读《阳明全书》，被奉为“近江圣人”。他力求象王龙溪那样把阳明学普及到庶人中去，断言：“心学为由凡夫至圣人之道”（《翁问答》）；“行儒道者，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也。此五等人能明明德，交五伦者谓之真儒……真儒在五等中不择贵贱、贫富。”（《藤村先生精言》）他被称为日本阳明学派的开山祖。发展阳明学的是被奉为“泰山北斗”的佐藤一斋（1772-1859年），他在日本朱子学独尊的形势下，他从事教育70年，任儒官19年，听其讲学者常满堂盈庭，开创了幕末王学的先河。他在《言志四录》等著作中大力宣扬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如说：“就心曰知，知即行之知；就身曰行，行即知之行”等，他主张天下财利公有，指出：“财者，天下公共之物，其可得自私乎？……利者，天下公共之物，何曾有恶？但自专之，则为取怨之道耳。”这些思想，在广大市民和农民中有广泛的影向，特别是他培养的大批学生中，有很多人成为明治维新的骨干。在日本，把阳明学最早付之实践的当推大监中斋（1793-1837年）。他“以阳明王子「致良知」之教一以贯之，以为学的。”以王阳明为楷模教育生徒，在学堂右侧铭以“入吾门学道，以忠信不欺为主本，乃纪阳明先生语以揭示”，作为学生守则，要求学生“躬亲学于阳明先生。”（《洗心洞诗文》第449页）1837年，大阪发生大饥馑，他在卖尽藏书以账灾民的同时，又领导了震撼日本近代史的大阪市民和近郊农民的起义。他的言行反映了下层武士、市民和农民的要求，大阪起义成为80年后“米骚动”的先驱。佐藤一斋的高徒，佐久间象山提出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口号，开学收西方文化之风，为开港倒幕作了准备。他的学生吉田松明（1830-1859年）认为王阳明的《传习录》“皆言会当心”他主办松下学塾，培养了高杉晋作、伊藤博文等一大批倒幕维新志士。高杉晋作是倒幕将令，曾作诗盛赞阳明学，诗曰：“王学振兴圣学新，古今杂说遂沉湮；唯能信得「良知」字，即是羲皇以上人。”明治维新时期最有影向的人物当推伊藤博文。他早年参加尊王壤夷和倒幕运动。明治维新时，1868年3月，任政府外国事务局判事；6月，任兵库县知事。1869年，调大藏省工作。1885年12月，任第一任内阁总理，至1888年任枢密院议长。由于其显赫的政治地位，使他对明治维新起了很大作用。总之，明治维新突出王阳明的儒家精神，实现出来今天的日本。阳明学对日本社会、经济、政治、思想影向之深广可见一斑。

众所周知，在中国文化史或哲学史上产生了一位名人王阳明，他本名王守仁，儒家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他在明代历史上的事功，是以平定江西宁王“宸濠之乱”而出名。但在文化哲学史上，他是以“知行合一”的学说，影响当时和后世。最为明显的，就是东方的日本，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之间明治维新的成功，便是接受阳明学说的成果。因明治维新的影响，当清末民初，中国一般留学日本的学生，回国以后，重新捡起阳明之学，作为革命救国的张本，提倡研读王阳明的《传习录》，乃至阳明的治兵语录，和曾国藩的家书等做典范，俨然日本在明治维新前期的作风，用来抗衡由西方输入的各种文化思想潮流，形成一代的悲剧，为现代历史增添了太大的不幸。

明儒王阳明有一次到金山寺去朝拜，觉得寺中的景物非常熟悉，一草一木似曾相识。信步浏览，走到一间关房之前，只见房门口贴了一张封条，左右观看，好像曾经住过。王阳明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请知客住持打开关房瞧个究竟，知客住持连忙道歉说：

　　　　“对不起！这间关房是我们一位老祖师五十年前圆寂的地方，里面供奉着他的全身舍利，他老人家遗嘱交待不可以开启，请您原谅，千万开不得。”

　　　　“既然房子设有门窗，那里有永远不能打开的道理？今天无论如何请您慈悲开下来看看！”

　　　　由于王阳明一再请求，知客住持碍于情面无法违抗，只好万分为难地打开房门，让王阳明进去。昏黄的夕照里，只见一位圆寂的老和尚亘古如昔地端坐在蒲团上，王阳明一看，咦！怎么和自己的容貌如此的相像？举头看去，墙上还有一首诗，写道：

　　　　“五十年后王阳明，开门犹是闭门人；

　　　　　精灵闭后还归复，始信禅门不坏身。”

　　　　原来王阳明的前生就是这位坐化的老和尚，昔日自闭门扉，今日还来自启，为后世子孙留下一点证明。王阳明为了纪念这件事，曾经在金山寺留下诗句：

　　　　“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阳水底天；

　　　　　闲依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

chixk

阳明学与明治维新

       王阳明，名守仁，自伯安，阳明是他的号，因学者多称他为阳明先生，故名隐号显，后世都称他为王阳明。
  
      王阳明，明宪宗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诞生在今浙江省余姚县龙泉山北麓（原为余姚北城武胜门内寿山堂瑞运楼）。其父王华是明宪宗成化十七年的状元，因祖籍山阴，又慕会稽山水佳丽，故由余姚迁越，建状元府于山阴东光坊光相桥侧畔。后传修撰、学士、少詹事等不小的官，专门在京都讲述《大学衍义》，颇有文才和封建伦理学的修养。王阳明从小天资聪慧，乖觉异辟，自幼又受着宋儒理学的熏陶，早就就立下当一代圣君的决心。二十岁（明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与胡瑞敏、孙忠烈同举乡试，二十八岁（明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与胡瑞敏、孙忠烈同举乡试，二十八岁（明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登二甲进士第，先后当过刑部主事、兵部主事等职。后因镇压少数民族起义和平定宸濠叛逆有功，任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死于明世宗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享年五十七岁，墓地在绍兴市西南郊二十里处的鲜虾山麓，今属绍兴县兰亭镇花街村，与中外闻名的书法圣地“山阴之兰庭”，仅距五里许。

      王阳明一生著述均收录在《阳明全书》中（亦称《王文成公全书》），《明史》卷一百九十五有传。李贇《续藏书》中同时列为“勋封名臣”和“儒学名臣”。可见，他不是一般的儒者之学，而是明王朝的功名大臣，著名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兼教育家。特别是他的哲学思想一度成为明朝中、后期后的统治思想，中华民国时期，蒋介石亦奉行“力行哲学”，影响及至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各国，称得上“一代宗师”。  王阳明哲学思想，对中国的思想界曾产生过重大影响：统治者利用阳明学“破心中贼”；激进的知识分子利用阳明学反程（颐）、朱（熹）理学，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总的说，阳明学在中国的负面社会作用稍大于正面作用。而阳明学在邻国的命运，似乎比本土好些，特别是对朝鲜、日本的社会革新，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以至到今天，阳明学在朝鲜、日本仍有较大的影响力，在世界其他国家，都有研究阳明学的专门学术团体和社会组织。本文着重探讨一下阳明学与明治维新的关系，以求正与中外学者、专家。

      日本在15、16世纪的时候，学术思想还从属于佛教和神社，没有独立的地位，比如儒学、在日本天皇制成立时期就传到日本，但都局限在上层统治者之间，作为教养的工具。学习儒学也为天皇宫廷中担任讲习的人和寺院僧侣们所垄断。大约在16世纪以后，由于阶级关系的变化引起政治关系的变化，统治者不仅要以权力压制人民，还要在思想上制服人民，儒学才开始从宫廷和寺院中走出来。到德川幕府成立时期，僧侣出生的儒学者藤原惺窝（公元1561-1619年），又进一步把儒学与幕府结合起来。他的弟子林罗山（公元1583-1657年）及其子孙都受到德川家族的重用，充任幕府的教学长官，即大学头，儒学教义才成为统治思想。这时的儒学，其实就是宋明理学。和中国一样，宋明理学传到日本，也分为朱子学和阳明学两派，其他学派，如古学等都不成声势。在明治维新前的德川幕府统治200多年中，占统治地位的儒学，其实是朱熹创立的朱子学，因为朱子理学有利于维护封建秩序和伦理道德，于是学历儒教援助如《论语》等，一时成为日本钻研学问、进入仕林的必经之路，而阳明学则受到排斥和压抑。日本宽政二年（公元1790年），幕府为一统朱子学，曾发布异学禁令；宽政七年（公元1795年）又明文禁止异学者进入仕途，把阳明学斥为“异学”、谋叛之学，而加以禁绝。在这种形势下，一些有志有才之士，把研究朱子学作为自己的专业，意在以此扬名于世。但在研究过程中，很快发现朱子学颇多的固陋迂腐之处，而阳明学具有“陶冶人物之功”，所以到幕府末年，竟成了维新的志士仁人普遍信奉的一种哲学。

      日本幕府末期复兴阳明学的代表是佐藤一斋（公元1772-1859年）。他在朱子学独尊的情况下，如王阳明本人在晚年那样，以调和朱、王面目出现讲授儒学，实则着力宣传阳明思想，听讲者常是满堂盈庭。后来任幕府儒官，影响很大。他的门生佐久间象山（公元1811-1864年），横井小楠（公元1809-1869年）既是阳明学者，又是当地著名的洋学家，曾提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精粗不遗，表里兼该”等主张。佐久间象山的门生中多有杰出者，以攘夷倒幕的活动家、明治维新的先驱吉田松阴（公元1830-1859年）为最著名，虽然年仅三十被处死刑，但他系统地发挥了王阳明哲学，提出了许多阳明学色彩很浓的命题，黄遵宪曾赋诗叹息：“丈夫四方志，胡乃死榄车？倘遂七生愿，祝君生支那。”吉田松阴门下，则有最得意的门生、倒幕将领高杉晋作，萨摩藩的倒幕领袖西乡隆盛也是一为虔信阳明学的政治家。明治时期最有影响力的当权人物伊藤博文，亦是松阴门下，曾在松阴神社前占诗以颂：“道德文章叙黎伦，精忠大节感明神，如今廊庙栋梁器，多是松阴受教人。”据说，松阴塾下门下八十，竟有近半数为明治维新作出过杰出贡献。不容忽视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阳明学对于日本倡导尊王攘夷或开国倒幕，推动明治维新的实现，起着思想先导的作用。
  
      首先，日本学者摄取了阳明学中突出“自我”的心理合一书，找到了自强自力的理论工具。

      日本学者从王阳明“立言宗旨”出发，认识人的本质来源与宇宙本体的同一性问题，力求使主体通过能动的道德修养过程来完成自我人格的复归，复归到“教人立志”，从而达到自强自力，王阳明说：  “诸君要识得我立言宗旨，我如今说个心即理是如何？只为世人分心与理为二，故便有许多的病痛。……分心与理为二，其流至于伯道之伪而不自知，故我说个心即理，要使知心理是一个，便来心上做工夫，不去袭义于义，便是王道之真。”说明了天人之间的同一性，“心即理”是就心的本性上说的。他又说： “夫心之体，性也；性之原，天也。能尽其心，是能尽其性矣。”  “盖四书五经不过说这心体，这心体即所谓道。心体明，即是道明，更无二。”进一步指明了心的本性是性，性就是天道，只要发明本心（或性），宇宙万物则都在我的心中，怨天尤人，依赖外力是不对的，只有主体自身的“一个灵明”发用流行，就最为紧要。所以，王阳明在作本体论证时，总是要具体论证“立志”的道理，即所谓“心明志坚”，“心既明，志弥坚”的必然联系。他认为:“吾人为学紧要大头脑，只是立志”。曾著有《立志说》教诲弟弟王守文，指出: “学莫先于立志，志之不立，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雍灌溉，劳苦无成矣。”可见。强调心的作用的目的，一在于其哲学体系的需要，二在于教人立志。关于这一点，王阳明的宗师陆师陆九渊也是这样说的 :“有有志，有无志，有同志，有异志。观鸡与蓐，可以辨志，絮猿榄虎，可以论志。谨微不务小，志大坚强有力，沉重善思。”  “近世尚同之说甚非。理之所在，安得不同？古之圣贤，道同合，咸有一德，乃可共事，然所不同者，以理之所在，有不能尽见。”所以，在日本，学者对于阳明学中的心与物、心与理的关系，并不关注其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的问题，而在于立大志，做大丈夫，干大事业，因此特别看重泰山学派王良，推崇其“不怨天尤人而求诸己”之说，“故君子反求诸其身，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这种主题的命运不由外在力量主宰，而完全取决于自我的“造命却由我”的哲学命题，刷新了当时日本的学术思想界。

      佐藤一斋从阳明学的性理关系中悟出了“万事皆在人为”。“士贵于独立自信”的道理。他说： “此心灵昭不昧，众理具事事出，果何从而得之？吾生之前，此心放在何处？吾殪欤、无欤？着想到此，凛凛自惕，吾心即天也。”所以他认为“有志者要当以古今第一等人物自期焉”，“士当恃在已者，动天惊地极大事业，亦都自一己缔造”，有《言志录》四卷闻于世。

       吉田松阴特别注重“存心”、“正心”，立志发奋，要求跳出纯粹的哲学思辩和消极的切己自反，改过迁善的自我道德修养。他说过：“人有此性，有此心，然则此天亦非吾份外之事，吾一身之抱负岂非盛大雄伟哉！”  “洪水猛兽之害人民虽甚，洪水可抑，猛兽可驱；夷狄篡轼虽诚可憎，夷狄可兼，篡轼可诛。人心苟正，四者无足忧。苟人心不正，以何抑洪水，以何驱猛兽，以何兼夷狄，以何诛篡轼？”把世道昏螟归咎于幕府统治，把希望寄托于盛大雄伟之事业。
  
      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一度形成了日本“废佛毁庙”运动，全国出现了毁坏佛像、庙堂，改寺庙为学校，专攻阳明儒学，为倒幕维新做准备。吉田松阴就提倡“自得”，认为“自得者，得于心也”；“得字之意需善体味。得者，为吾物，成吾自由之心也”。反映了打破传统观念，争取思想自由，自主自力的精神，并成为倒幕维新的思想支柱。

      其次，日本学者摄取了阳明学中“自尊无畏”的良知说，找到了自强自力的基本途径。
  
      章太炎曾对阳明学的理论价值作了中肯的分析：“文成（指王阳明）之术，非贵其能从政也，鬼呼敢直其身，敢行其意也。”“王学岂有他长？亦曰“自尊无威而已”。”日本学者和统治阶级正是看中了这一点而大力发扬阳明学说的。

       王阳明的哲学理论体系的核心是“致良知”，这是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角度上，是应当加以批判的。但是“致良知”也有积极因素，其中之一点就是教人“自尊”、“无畏”。如他说过“人只贵于自修”，不要“把生命事看得太重”，只要“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毁谤，不管人荣辱。忍他功夫有进有退，我只是致良知的主宰。”很有一点执着追求，无私无畏的精神。对此，日本学者是有所继承、有所发展的。吉田松阴在1854年间曾因密图搭乘美舰赴欧美游学，触犯了幕府海禁之法令，事败下狱，但他心地坦然，仍“独傲睨于一室，达观古今，通观万国”。其师佐久间象山连座下狱后，心境也十分豁然：“身虽在囹圄，心无愧诈，自觉方寸虚明，不异平日，人心之灵，与天地上下同流，夷狄患难累他不得，亦可验也”，这个“验”显然是“致良知”之功。

      王阳明的“心即理”中的心，虽非骨肉之心，但总摆脱不了个人身心的局限，没有完全从某种具体物质结构上升为抽象的本体，常常受到他的学生或他人的非难。自龙场“顿悟”到揭示“良知”的十几年间，不断折磨着他，直到五十岁时才算解决了问题。他说：
  “近来却见得良知两字日益真切简易，朝夕与朋辈讲习，只是发挥此两字不出。缘自两字人人所自有，故虽至愚下品，一提便省觉。若致其极，虽圣人天地，不能无憾。”把“良知”作为融本体论、认识论、道德论和人性论为一的范畴，认为“良知者，心之本体，即前所谓恒照者也”。“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而“良知”又能生成天地万物，它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人若复得他，‘完完全全’，无少亏欠。”它又具有动静一源，富有能动作用的：“良知即是易，其为道也累迁，变运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此知如何捉摸得。”便把运动变化的根据归结为主观“吾心良知”的“未发”和“己发”之中，只要致“吾心良知”，去欲存心，是完全可以变成圣人的，什么理想境界都能变成现实，这可以说是从“良知”说中内涵这的一种自尊无畏思想的集中流露。基于此，泰州王良进一步说： “虚明之至，无物不复，反求诸身，把柄在握。合观此数语，便是宇宙在我，万化生身矣。”这对当时的日本主“开国”、“求维新”和“独立主权”者用以反对“锁国”、维持封建的传统观念提供了一种有力的思想武器。如吉田松阴就坚持认为“于静处体认本心，固善；于动处体认本心，则更善”，要“因时因势而生义”，懂得应变之术，“变者，千差万别初无定体，又非一言之所能尽。以往古之死例，欲制将来之万变，何其迂阔之至”，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直斥幕府锁国旧见，唤起国人心灵，起到启蒙作用，到了西乡隆盛时，就更具公开的反抗精神。西乡隆盛在倒幕实践中，曾作一首感怀诗，其中有“几经辛酸志始坚，丈夫玉碎愧瓦全，我家遗事人知否？不为儿孙买美田”之句，正反映了他凭着人的一点良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独立个性，敢于以身许国的自尊无畏精神。诚然，日本实现民族独立，进行资产的社会改革这两次历史任务是同时并举的，他不采取公开对抗的形式，而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渐进方式。但是，要改革，就必然有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中，难免伴有强烈的对抗，以至搏斗，其精神支柱，确实不能否认是汲取了阳明学说中某种东西的结果。
  
      其三，日本学者汲取了阳明学中的“诚意”、“笃行”的知行合一功夫，使阳明学在日本得以广泛推行。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是为针对时弊而发的，他说得明白： “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从这一点看，他是重视行的，重“体究践履，实地用功”。认为“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知者”。并宣称自己的为学之道“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着空。”所以他教育门人既要学问思辩，也要践履，学问思辩和“笃行”的过程仍然看成是“诚意”，即诚心诚意地“致吾心良知”的过程。但王阳明的这些观点，总体上是对“时弊”而发，是对宋明理学的批判，至少发扬了先秦儒家实践伦理的积极精神；况且，学生向先生学习，是应当有所取舍而弘扬师说，日本学者基于幕末情势，利用了这一力行、实用哲学，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佐久间象山就极力提倡有用之学，认为“读书讲学，涉为空言，不及当世之务，与清淡废事，一间耳。”“当世之务”就是学习东洋、西洋科学技术。吉田松阴明确提出学习“义理经济之学”，他认为训估之学、词章之学、考据之学、佛老之学都是间接服务于当世的“曲学”，学习东洋道德，夕阳艺术才是“义理经济”之“正学”。西乡隆盛更为快捷明快，他主张学习应“自得于心”，以利用“较量格斗”，不然的话，“空读圣贤之书，如同观人剑术，无丝毫自得于心。若不自得于心，一旦较量格斗，则唯败逃而已。”这些思想，对于当时日本人起来开港倒幕，废藩置县，教育改革，富国强兵，促进明治维新，无疑有重大影响和起过积极作用的。

作者: 傅振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