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池皓先生（池峰城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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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时节，翻看父亲那张青春扑面的参军留念照，仿佛看到父亲的身影：那是1949年，北平前门外亚洲饭店，四百多名朝气蓬勃的青年学生集结在一起，等待加入革命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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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排黑发者为池皓先生
照片上这群青春浪漫的京城学生，颇有些自由散漫的神态,那时的父亲只是一个单纯的学生,背着一床绸缎被子，手里拎把曼陀林，就从北平出发了，等待他们的是闷罐车，还有从未坐过的运煤小火车，又步行八天才到达山西新绛县。住在村子里军训学政治、改思想。开始写自传交心，这无疑是一个大伙痛哭流涕的过程，有些人就承受不起，这一磨练就是半年。见识过了吃过了农村生活的苦头，洗净了脑中的旧东西，才给这些陕北学员眼中的洋学生们佩戴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大家以军人的身份，昂扬的姿态渡过黄河，进入古城西安，成为军医大学学员。
军医

父亲原名池惠民，是池峰城将军长子，参军时改名池皓。皓，洁白之意，父亲真切地觉得自己出身国民党中将家庭，需要脱胎换骨，可见彼时父亲创建新人生的决心之大。父亲进入军队以后虽然表现积极，但申请入团也是颇费周折的，终于成为超龄团员。
八十年代曾去过父亲的母校，想亲眼看看父亲口中昔日亲手栽种的果园，结果那里早被高楼替代。当年父辈们在这片土地上热火朝天地建设校园：
为了修建操场、实验室，去工地砸石子，去火车站背水泥，大麻袋扛起就跑，毫不惜力。
为了自给自足，开荒种地，毫不迟疑地跳进粪池掏粪为菜地施肥。
为了学好解剖，亲自制作人体标本，一群学员去荒坟挖骨头，自己动手清洗、煮沸、漂白；从行刑现场把无人认领的尸体运回来灌注药液，固定于福尔马林池中。（见四医大校友会张连群、杨华、徐圣渔等《吾心文集》）
过去的记录片中，常能见到这种傻干活的身影，可见人的精神力量的神奇。

50年代池皓先生在四医大

老三队解剖科（后左为池皓）
为了抗美援朝之急需，父亲所在老三队被抽调8位优秀同学入本校解剖科临时做过一段解剖教学工作，白天教学，夜里总是长时间呆在实验室解剖尸体，累了饿了，嫌脱戴乳胶手套太麻烦，就找个干净镊子夹着花生米吃，毫不介意，休息一下，接着再干。唯有一次，夜深了，独自在解剖室工作，人也很疲惫了，一股风不时吹起尸体的长发飘飘荡荡，父亲说那一刻心里还真有点怪怪的。任务完成，继续学业。那段强化解剖教学经历，相当利于以后的临床工作。后期毕业又是出身问题，中断他参加临床实习。1985年军校政治部出函证明写道：“在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中，因其父池峰城的‘政历问题’，对池皓同志进行了审查，迫使其停止临床实习，调我校第二附属医院医务处工作。结论为‘一般思想认识问题，不以肃反论处’，至一九五八年将其下放转业。”
今天的医学生也许很难体会父辈们在那种艰苦环境中刻苦忘我的学习和工作的精神。

70年代末池皓兄妹俩与海军总院老首长


1999年在京同学参军50周年纪念
流亡
父亲在世时，总感叹我们幸福，这么大了，还能依偎在父母身边。感慨他自己没有这么幸运。七·七事变爆发，祖父池峰城将军奔赴北方抗日前线。后来父亲随祖母奔上逃难之路，一路上满眼是流离失所的百姓，时时都有病饿的难民倒毙。头上敌机的太阳旗清晰可辨，震耳欲聋的轰炸，疯狂的机枪扫射，不绝于耳的哭喊惨叫让躲在大石头后面、年幼的父亲留下了极其恐怖的记忆。
武汉失守后有一次在避难途中，祖母郭淑兰女士在其兄弟池峰俊的搭救下，侥幸找到一条小船，渡河到了对岸，避开了身后进攻中的日寇，逃过一劫。
八年抗战期间，大后方建起许多所流亡中学，其中国立一中建校最早、历史最长，历经了三次大迁徙，师生都是从沦陷区逃亡出来的，遭受的苦难最多。父亲是河北人，13岁离开家，学校成了父亲的家，老师犹如自己的父母，同学是自己的兄弟姐妹。
“这个大家庭的孩子吃红薯玉米，住茅屋土炕，穿草鞋，戴军帽，鸣军号，出早操，点油灯，奋发学习，从不叫苦，保持着良好的校风校纪。由于日本侵略军的不断侵犯，父亲随老师和同学在隆隆的炮声下，又踏上第二次漫长的流亡道路。风餐露宿，跋山涉水，历时三个多月，行程数千里，学生们疲惫不堪地到了陕西城固，那里的关帝庙响起了读书声。”（见国立一中校友会《千里逐飘蓬》）
抗战胜利后，父亲结束了流亡生活，进入北平育英中学学习。

90年代 北京育英高中同学家庭聚会
下放
1958年，父亲从军医大学下放到大西北，刚开始在卫生厅从事行政工作，他负责过大炼钢铁、人工挖凿西干渠工地的卫生宣传和医疗保健，和工农同吃同住，深入到火热的劳动生活之中。
1960年，第二次下放是父亲人生最痛苦困难的一年，到干旱贫瘠的回民聚居县宁夏同心县——“喊叫水公社”(“喊叫水公社”，一个极富画面感的地名，不知今天是否还有“喊叫水乡”。)集中劳动，挨饿首先浮肿，还因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斗争，落下严重胃疾，精神打击更加难以承受，甚至有了轻生的想法。一边洗衣服对着肥皂说过能吃真想咬一口的话，父亲被扣上一顶对国家粮食政策不满的帽子……历次运动中，除了出身，在父亲身上实在找不出什么问题。后来父亲说起这一段：孩子，你是不理解的，那时不分青红皂白，目的就是要你低头。
劳动回来后，父亲在医院边工作边学习，很快投入到外科紧张繁重的手术中，值班、出诊，有时昼夜不断，溃疡的胃时时和他作对，疼痛难耐时只好用桌角顶着。拖着因低标准而浮肿的双腿坚持工作，母亲说一台手术做下来父亲已是脸色蜡黄，虚汗直冒。后来胃肠穿孔，刚下手术台的父亲自己也躺到了手术台上。
文革最紧张时，医院的外科几乎关门，父亲借口“你们抓革命，我来促生产”，坚决不参与任何派别，坚守自己的岗位。果然，因武斗而受伤的人来了，刎颈自杀的人送来了……一次，一辆军车送来病人，急需手术，周围却没有助手，急得团团转，慌忙请示院长，却只找来几个护士，只好身兼数职，冒险连夜抢救，术后父亲不敢有一丝懈怠，夜里亲自守护在病人隔壁。
虽然父亲所在外科被评为先进科室，可最终父亲还是被第三次下放到公社。父亲从此做好了扎根农村的准备，从北京带回好多大部头的业务书，亲手创办了手术室，开展外科急腹症手术，同时兼顾内科和计生。医院抢救条件极有限，有些病人需要转院，可交通不便又会使病人失去抢救时机，危及性命。父亲常常冒险留下病人，人命关天，责任重大，父亲更是如履薄冰，因为出身不好的他绝不能有一丝差池，否则无法向组织交代，因为那是个连每次术前，全体人员都得向领袖画像宣誓的年代。
今天很难想象当时没有各种化验，没有先进仪器检查，全凭经验对病情做出准确的判断。当时医院里唯一的检查仪器是一台X光机。人的能量有时完全是被形势逼出来的，就像鏖战时的士兵，能急速搬起超出自己平时极限的辎重一样。
在我眼中，父亲有时是挂着大围兜的X光师；有时是充当搬动那个绿色的、笨重消毒大锅的后勤工，护士根本搬不动那个大锅。那个绿怪物放气的声音很响，吓得我躲得远远的。
见他，寒冬里亲手生炉火给手术室升温；
见他，从井沿结满厚冰的井里一桶一桶的为手术室打水；
做完这些杂活，最后才以主刀医师的身份上手术台。当年母亲的两次手术也是父亲亲手做的。
踩上板凳，好奇地爬在玻璃窗台后见他：身穿极其丑陋手术服的形象，那是一种反复消毒后变成褐黄的起皱的倒衣，不像现在都是一次性的。消毒室的父亲玩命用刷子洗手，而后两条胳膊泡在专用的高高的白瓷桶里，那形象令我记忆深刻，小小的我还纳闷他的手那么脏吗！

平时父亲对孩子极和蔼宠爱，我曾在手术室前哭闹不止受过父亲严厉的惩罚，这是唯一的一次。父亲晚上做手术时，我只能安静地呆在外面，等啊等有时就在手术室外间的木箱上睡着了。有人说，过去池大夫对操作不妥的护士严厉得很，让人下不了台。后来为此给他贴过什么资产阶级医疗作风的大字报。

下乡的交通工具被一群村娃追着的无奈 70年代农村黄渠边与同事左池皓 右林建国大夫
父亲在每年农闲的冬季要组成巡回医疗队，举办赤脚医生学习班，帮助建立大队卫生室。他甚至还亲自护送过患疑难病的乡亲回北京找老同学救治。父亲在医院成了一个多面手，典型的“赤脚”医生，医好了病人，挽救了生命，也和当地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小时候跟父亲外出，常被不相识的老乡围着亲热地招呼，拉着手，恩人，恩人地叫着，声音里充满了感激之情。有时善良的老乡会硬塞给父亲一瓶自酿的香醋、一碗腌野菜以表心意。
印象中一位干脆利落的回族媳妇来看望恩人，父亲赶紧翻出一个新的大号瓷缸子，倒茶招待人家。那媳妇笑嘻嘻地说：“你家的饭我不吃，你的茶缸真是新的？不过池大夫你是好人，我相信你！”当地的回族是绝对讲究的，她还教父亲用他们本民族的方式打招呼，还说以后到了回族家里可顶用了，那就是一家人了。
下放的父亲先后被评为基层和全区卫生先进代表，父亲认为这是自己接受再教育的“毕业证”。

青春的笑颜 “赤脚”医生和先进工作者
教书育人
1979年后，父亲回省会从事医学教学工作。80年代以后祖父池峰城将军的抗日事迹也被肯定了，父亲档案里的黑材料被撤了，这么多年的精神压力解除了。入了民进，当了民革副主委和政协委员。对于自己以前吃的苦头，反而当成荣光讲给孩子们听，父亲离休后甚至还很怀念热炕头上与老乡同吃同住的情景呢。

1990年4月25日 《团结报》一版 朱文杰 摄

我想对父亲说，您虽然平凡，但您无愧于母校，您也无愧于自己的良心，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上苍记得！常常想起您，那样真诚善良，在投机钻营、阳奉阴违之流面前愈显高贵，我为您而骄傲！ （罗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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