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诈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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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4-07-05　来源： 作者：肖知兴

平天国的历史中有一件扑朔迷离的事件，即所谓的苏州杀降。当时李鸿章的淮军在戈登率领的常胜军的配合下，把苏州围得犹如铁桶一般。太平军节节败退之下，部分将领已生降意。李秀成琢磨大势已去，同时因为南京告急，就把苏州留给了慕王谭绍光。投降派的纳王郜永宽等四王四将暗中与李鸿章和程学启展开谈判，提出若干交换条件，准备刺杀谭绍光，把苏州献给淮军。双方都认为洋人最讲信誉，因此邀请了戈登作为此次和谈的保人。1863年12月4日，郜永宽等杀谭献城。没想到，程学启率领淮军入城后，不仅杀死了献城的四王四将，更在全城范围内展开了一场血腥无比的大屠杀。

当时在昆山的戈登得知这个消息后无比震惊，一时冲动，威胁说要把苏州交还太平军，甚至考虑要率领所部加入太平军。一段时间内，戈登表示对此事“深感耻辱和极度伤心”，发誓要消灭程、李和其他参与屠杀的任何中国官员，甚至“自携短铳以觅之”，要和李鸿章进行一场私人决斗。上海领事馆的官员们代表在华外国势力签署了一项意见完全一致的决议，反应出所有侨民的看法：“我们极为愤慨地把苏州抚台（李鸿章）近来的所作所为视为对人类本性的彻底背叛，这件事很可能使西方国家对清帝国事业失去同情， 使迄今为止仍在帮助他们的豪侠军官撤回援助。”

李鸿章对外的解释是因为降军提出了一些无法接受的条件，如不剃发、留守苏州等。仓促之间，惟恐有变，所以不得不当机立断，一杀了事。《战天京》一书详细地考证了苏州事件，认为事件的真相不是郜永宽等人有“诈降”的可能，而是李鸿章等人“骗降”。降军提出的那些条件原本就是他们在谈判过程中商量好的，李鸿章他们其实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不可能答应这些条件，所谓谈判，完全只是一个圈套。《战天京》对此事的分析非常中肯：

“杀降不过是‘暴虐’，倘若此前还有骗降的勾当，那么，他就不但破坏了‘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的政治原则，也触犯了‘人而无信，不知其可’的圣门家法。较之‘暴虐’的恶名，这才是真正的生命中难以承受之轻，他务必要文过饰非，尽行撇清。因此，他在报告中混淆次序，调换因果……外界看到他的‘第一手’材料，尽管对杀降不无微辞，但也能体谅他那份不得不如此的无可奈何。”

苏州事件中有一个细节，在下决心之前，李鸿章曾经“踌躇三昼夜，不能决”，最后是程学启以辞职相要挟，这事情才算定了下来。看来，他还是知道此事的斤两，也不是那种完全没有一点原则的纯粹政客。但李鸿章在晚清政坛第一次崭露头角就以原则和信誉为代价，其后历史发展的轨迹其实就可以大概揣度了。

读苏州事件时，我想起王阳明在赣南剿匪时的一件事情。按《明史》和《王守仁年谱》记载，当时赣南盗匪只剩下池仲容。池见自己势单力薄，就派弟弟去请求投降，同时以“已经投降的卢珂等人是我的仇人，一定不会放过我”为借口加强战备。王假意解散卢的部队，暗中却命令卢的弟弟结集兵马。过年时，王设花灯庆祝，并派人给池等人送去大明历法，表示希望他们像常人一样生活，并邀请他们来观灯。池相信了王的诚意，领着93个小头目来见王。王派人将他们领到早已布置好的祥符宫，池等人见厅堂整洁、堂皇，喜出望外，就住下了。

其后池等人多次请辞，但都被王以各种借口阻拦了。直到“初二日，令有司大烹于宫，以次日宴。是夕，令龙光潜入甲士，诘旦，尽歼之。”

王阳明的所为，是招抚为名，武剿为实？还是招抚不成，再生杀意？抚和剿很复杂地夹缠在一起，即便连战争伦理专家也难分清其中的是非。不管怎么说，这种鸿门宴式的刀光斧影总是有点不妥，这可能是王阳明磊落一生中做的不太恰当的一件事。毕竟池等人是以一种类似和谈的形式进城来的。招抚不成，公平的做法是先让他们回去，应该没必要在这种情况下这样动武吧。年谱编者可能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从几个方面为王阳明开脱，强调池等如何匪性不改，百姓抱怨“养寇贻患”等，但终归有点牵强。

年谱中还这样描述王阳明此事后的心理斗争：“先生自惜终不能化，日已过未刻，不食，大脑晕，呕吐。”他想到了什么？这位顶尖聪明的旷世哲人是在反思权诈的局限性吗？多年以后，功成名就、一身老病的王阳明从广西回老家，越过梅关，又进入了赣南这片他首建奇功的土地。船顺章水慢慢北上时，大限忽至。“先生召积（门人周积）入。久之，开目视曰：‘吾去矣！’积泣下，问‘何遗言？’先生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复何言？’顷之，瞑目而逝。”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这应该是这片缺乏宗教精神的土地上最具神性的一句谒语吧。400年后，在秋风萧瑟中的北京贤良寺大清帝国全权谈判代表的寓所中，油尽灯枯的实用主义者李鸿章终于用尽了他一生的权谋，“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在站在他床头逼迫他签字的俄国公使走了之后，在周围随从人员的一片哭声中，李鸿章慢慢闭上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