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雄近千年的江右商帮有多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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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雄近千年的江右商帮有多牛？

      江右商帮以讲究贾德著称，是中国古代商帮中最早成形的商帮，也是中国古代实力最强商帮，称雄中华工商业900多年，并与山西商帮、徽州商帮、陕西商帮、宁波商帮、山东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洞庭商帮、龙游商帮并列中国十大商帮。

      

      江西经济、文化发展均位居全国之首，经济、文化的繁荣奠定了江右商帮发展的经济、文化、市场基础，进一步助推江右商帮扩张壮大，使其得以称雄中华工商业900多年，成为中国第一商帮。

兴于唐宋的江西商人

江西商人出现的时间很早，唐宋时期就已散见于各种资料之中。白居易《琵琶行》说江州：“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顾起元《客座赘语》则记载说，唐时南昌人谢某携女小娥行贾历阳(今安徽和县)蓄资甚巨，将小娥嫁与当地段居贞，同舟贸易于江湖间。同乡周迪亦携妻远贾，“往来广陵”。北宋大文学家曾巩之叔、南丰人曾叔卿，也曾多次前往景德镇贩运陶瓷，销往淮北。

元顺帝时，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红巾起义，中原大地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战乱之中，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后，定都南京，第一个设省的地区就是江西。随着明朝对全国的统一，明军不断进兵两湖、两广、云贵，都以江西为基地。明军北伐中原，进军西南，战争连绵不断。相对而言，东南地区则战事缓和，生活较为太平。明朝统一中国的军力虽从南京出发，而军需给养则多依赖于江西供给。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随着军队的推进，江西人将本地的农副产品和生活必需品，行销到战事频仍的中原大地和华南、西南诸省。

与此同时，江西也开始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向外移民。浩浩荡荡的江右商帮便在这个时期逐渐地形成并迅速扩张至全国各地，占领了广阔的市场，赣商的队伍和经商范围也随之不断地扩大，渐成气候。

另一方面，明朝为防御倭寇的侵扰，实行了长期的禁海政策。国内贸易，甚至对外贸易，都依靠水上通道，这样一来，以千里赣江衔接南北的水道运输便十分活跃，自然带动了江西商品经济的发展，拓展了江西商人的活动空间。

近填湖广，远走云贵川

古代有“江西填湖广”之说，也即是江西人口向湖广地区大规模流动，时间从元末明初延续到整个明代和清前期。造成“江西填湖广”的原因有多种，其中江西人口众多、耕地不足而湖广面积辽阔、人口稀少是基本原因；政府的强制与提倡、江西地区的赋繁役重则是直接原因。

从元末到清初的三、四百年间，到底有多少江西人流向湖广地区，有资料推测认为，元末明初江西对湖南的移民占到全部人口的26.2%。以氏族计，78.5%来自江西本籍，且多为民籍。清嘉靖时在江西任职的海瑞也曾分析说，江西的流民以吉安、抚州、南昌、上饶为多，除十分之一去了田多人少的本省南部赣南外，十分之九到了外省。在这些江西移民中，有不少是“挟技艺以经营四方”的手工业者和“负贩遍天下”的商贩，他们来往于江西与湖广地区，或者是长居外地，形成了人数众多的商人集团。

除了移民，还有很多并未脱籍的江西人选择外出经商。明代王士性有一段著名的概括：“江（西）、浙（江）、闽（福建）三处，人稠地狭，总之不足以当中原之一省。故身不有技则口不糊，足不出外则技不售。惟江右尤甚。”

湖广邻近江西，“趾相错，踵相接”，是江西商人的主要活动区域。武昌、汉口、汉阳“五方杂处，商贾辐辏，俱以贸易为业”，故江西商人到武汉犹如跨门过庭。盐、当、米、木材、药材、花布，在汉口称六大行业，都有江西商人在经营。尤其是汉口的药材业，江西临清商人几乎垄断了这个行业。湖南的长沙、衡阳、湘潭，都是江西人聚居的地方。洞庭湖的岳州府，居民多以渔业为生，而江湖渔利，亦为江西商人所垄断。明清时期湖广一带一直流传着“无江西人不成市场”的民谚。

与“江西填湖广”几乎同时，明清时期还有“湖广填四川”的说法。江西移民有的在湖广地区停下了脚步并永久性留在了那里，有的则一路向前继续向四川、贵州、云南等地进发。首选地便是四川，当时主要是沿长江、嘉陵江流向川东地区及成都平原。

渗透闽粤

江西商人利用地理之便，同样跻身于福建、两广地区。福建、广东本地也有商帮，不过他们的贸易重点是在海上，所以是以海商为中坚的商帮，而省内的山区地带，基本上都是江西商人活动其间。

明代学者王世懋发现，福建建阳、邵武、长汀等地的居民口音与江西口音相似，一经询问，原来与大量江西商人的活动及入籍有关。以盛产武夷茶著称的建宁府为例，茶农茶商几乎都是江西人，每年的早春二月，总有数十万江西人来到这里，“筐盈于山，担接于道”，或做茶生意，或替茶商打工。

广东的主要城市广州、佛山，江西商贾亦“人数殷繁”。广东潮州、惠州等地棉纺业所需棉花，有一半左右靠江西商人从饶州、南昌等地运来。吉安布商有在广州、佛山等地设立“粤庄”者。

江西商人还有不少因在广东、江西两地贩盐而大发其财：广东历来是有名的产盐区，唐代以前，由于大庾岭所阻，江西全省只能食淮盐。但淮盐产区远离江西，尤其离江西南部较远，而且又是溯江而上，运量受到限制，价钱奇高。加上遥远的运途中日晒雨淋，盐丁舞弊，掺杂夹沙，以至江西的食盐既贵且差，民众苦于淡食。大庾岭道拓宽后，大余、赣县、南康等地商人便翻越梅岭到广东境内去贩运食盐，江西专食淮盐的格局打破，百姓也得到了一定的好处。

稍远一点的广西桂林、柳州、浔州、太平、镇安等地，来自江西的盐商、茶商、木材商、药材商也活动频繁。尤其是梧州，地处左、右江会合要津，百货往来，帆樯林立，其繁荣程度在清前期几乎与汉口、湘潭比肩，江西商人在这里所开设的商号有百十家。

纵横长三角

  东北方向的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历来是明代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徽商、晋商在这里有相当大的势力，但江西商人也很活跃。江西商人经赣江、过九江东下，或经玉山抵浙江，频繁往来于江浙皖，主要做贩卖生意，即将江西出产的稻米、大豆、瓷器、夏布、纸张、木材、烟叶、桐油、茶油、靛青等运往三地，而将三省盛产的食盐和丝、棉织品销往江西。

当时江苏省城南京主要靠江西、湖广的粮食供应，江西商人“岁岁载米依期而至”，卖米给南京人，又从南京人手中买回布匹。除南京外，江南许多城市和市镇都缺粮食，江西商人活跃于金华、杭州、宁波、绍兴、衢州、湖州、严州、台州等地。江西商人从事盐业经营，一般都是较富裕商人，他们贩盐的途径，一路由徽州的祁门、建德进入江西德兴等地，另一路则由广信府的贵溪运往饶州府各县。

江苏扬州为江淮百货的集散地，在扬州的各地商人，以徽商最多，其次是陕商、晋商和江右商人。江西盛产木材，而扬州到处海滨，木材短缺，将江西良材运至扬州，可获数倍之利。除了木材之外，从江西沿着长江运往扬州的货物，还有浮梁的茶叶、河口的竹编、南丰的蜜橘、广昌的白莲、南安的板鸭、都昌的银鱼、安福的火腿、余江的木雕、吉安的樟木箱、景德镇的瓷器、泰和武山的乌骨鸡等等。到明清时期，两地间的通商更加频繁，而且以食盐为大宗，盐商扮演了物流中的主角。清末扬州八大盐商中，江西商人就占了三位，分别是周扶九、萧云浦和廖可亭。

雄踞京城

元代江西行商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幽燕关陕、八闽两广、荆楚川蜀，而以京师大都、荆蜀为主。浙江诸暨人王冕《船上歌》描述了一户以船为家者在运河和长江中下游沿线的观感，其中有“君不见江西年少习商贾，能道国朝蒙古语。黄金散尽博大官，骑马归来傲乡故”之语。这几句诗表明，当时江西经商者颇多，经商的最终目的是“博大官”，习蒙古语和经商都是服务于此。要达到这种目的，高官云集的大都京师无疑是最佳去处。江西的著名墨工南昌朱万初、清江潘云谷携墨售于京师。贵溪倪文宝、鄱阳童某也以制毛笔为业，所制之笔也都远销至京城。

到了明代，张瀚《松窗梦语》说：“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夥，浙（江）、（南）直次之，闽粤又次之。”当然，江西商人财不大，气不粗，他们上京城发展，只能依靠自己的一技之长，所谓“百工技艺”，就是一些有手艺的小商小贩，诸如做糖人、补瓷器、冶铁铸器之类。较上档次的是一些瓷器商、茶商、纸商和书商。比如说书商，一些弃儒经商者对此颇有兴趣。经营书既可牟利，又是一种精神寄托，是一门比较高雅的行业。江西书商中，以抚州人居多。

尽管鲜有富商大贾，但北京城中的江西商人人数和势力却不可小觑——据统计，明代各地在北京的会馆大概有41所，其中江西有14所，占34%，居各省之首。明代江西在北京的会馆最晚在永乐时就已经出现。其他还有如始建于嘉靖中期的南城会馆、广丰会馆等。这些会馆，有相当数量为商人所建或士、商合资共建。清光绪时，北京有会馆387所，江西为51所，占12%，比重虽少于明朝，但仍为各省之最，比当时势力最大的山西会馆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