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右商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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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代，张瀚《松窗梦语》说：“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夥，浙（江）、（南）直次之，闽粤又次之。”当然，江西商人财不大，气不粗，他们上京城发展，只能依靠自己的一技之长，所谓“百工技艺”，就是一些有手艺的小商小贩，诸如做糖人、补瓷器、冶铁铸器之类。较上档次的是一些瓷器商、茶商、纸商和书商。比如说书商，一些弃儒经商者对此颇有兴趣。经营书既可牟利，又是一种精神寄托，是一门比较高雅的行业。江西书商中，以抚州人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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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研究版本

江右商帮

江右商帮最早兴于北宋时期，当时江西地区人口达446万，占全国总人口的1／10，位居全国首位；而江西地窄人稠，故民多弃农经商。到了各大商帮纷纷兴起的明朝，时人谢肇制在著作《五杂俎》中称：“天下推纤啬者，必推新安与江右。”将其拿来与徽商（即新安商人）比较，可见江右商帮在明代仍占居着重要的商业地位。

概况

出处：《日录杂说》

要说到在10大商帮中最早成形者，还轮不到此前我们已经介绍过的徽商、晋商等，位处江西、声名并不显赫的赣商却处于领先。

赣商在历史上被称为“江右商帮”。据明末清初散文家魏禧所著的《日录杂说》上记载“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盖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遂得此名。

尽管在江右商帮中，既没有出现像徽商那样坐拥巨资，堪与王侯相比的富商巨贾，也没有形成像晋商那样经营着垄断行业，也不能如浙商那样成为中国近代资本的源头，但江右商帮以其人数之众、操业之广、渗透力之强为世人瞩目，对当时社会经济产生了一定影响。在湖广，有“无江西商人不成市”的说法；在云贵川“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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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天下

江西地处长江中下游以南，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物产丰富，有瓷器、茶叶、纸张、夏布、大米，药材、木竹、烟草、蓝靛、煤炭、钨砂等等，为江右商帮对外输出经营的主要产品。据统计：江西每年外输粮食达500万石、茶叶500万斤、夏布230万匹、售纸50万两，均居全国之首。

宋末元初，景德镇瓷业迅猛发展，青花瓷烧造的成功使江西在全国瓷业输出独占鳌头。而进贤毛笔、烟花，广昌白莲，南丰蜜橘，临川西瓜，铅山造纸，宜黄夏布等特产均驰名海内外，并为江右商帮带来巨额利润。

江西人走州过府，随收随卖，操业很广。抚州人艾英南不无自豪地说：“随阳之雁犹不能至，而吾乡之人都成聚于其所。”吉安人彭华也说：“（吉安）商贾负贩遍天下。”江右商帮的一个分支抚州商帮，其经营的产品有粮食、陶瓷、布匹、烟草、蓝靛、药材、木材等。如宋代的抚州布商陈泰，生意做得很大，他在各地雇佣了中间人，协助将资金预先贷给金溪、崇仁、乐安以及吉安等地种麻、织布的农民手中，而后再收购他们的布匹产品。陈泰以预付定金的方式垄断货源，这种经营方式非常具有超前意识。而抚州木材资源十分丰富，商人们就将木材分别从赣江，抚河顺水而下，然后出湖口，入长江，运销到南京、扬州、常州及武汉等地。清代中期以后，乐安县流坑村之所以能在科举衰落之后，仍然延续昔日的繁荣，靠的正是该村拥有数十人之多的木材商人集团和源源不断的商业利润的滋养。

江西会馆很多，遍布全国。湖广是江西人徙居的一个重要地区，因距离不远，来往方便，故“豫章之为商者，其言适楚，犹门庭也。”所以在湖广的江右商很多。云、贵、川也是江右商的汇集区，他们既经商于城市，也商贩于乡村里巷，甚至深入土管辖区，代官府“征输里役”。还有的江西商人定居于山寨少数民族居住地，久而久之成为当地民族的酋长或首领。除两湖、两广、西南边陲外，江右商在福建、江浙、河南等地也很活跃，当地市场上的许多货物都来自江西或出自江右商之手。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居住在北京的经商、赶考和谋官的江西人很多。当时北京有41所会馆，其中江西会馆就达14所之多，位居第一。全国各地开中药铺的商人，十有八九来自江西樟树，故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之说。江右商的活动既是明清经济史的重要内容，也对明清时期的江西社会经济和全国经济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江右商内部也因地域关系分了不少商帮 ，清代的景德镇有“十八省码头”之称，商帮云集，其中较有势力的江西籍商人就有瑞州商人、奉新商人、南昌商人、建昌商人、临江商人、吉安商人、饶州商人、抚州商人、丰城商人、湖口商人和都昌商人。清代的河口镇“富商巨贾，共仰八帮”，其中江西籍商人占了三帮，即抚州商帮、南昌商帮和建昌商帮。不同地方的商人所经营的主要商品也大不一样，于是便有了临清药帮、河口纸帮、吉安布帮、景德镇瓷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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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广云贵川

古代有“江西填湖广”，也即是江西人口向湖广地区大规模流动，时间从元末明初延续到整个明代和清前期。

“江西填湖广”的原因有多种，其中江西人口众多、耕地不足而湖广面积辽阔、人口稀少是基本原因；政府的强制与提倡、江西地区的赋繁役重则是直接原因。

在这些江西移民中，有不少是“挟技艺以经营四方”的手工业者和“ 负贩遍天下 ”的商人，他们来往于江西与湖广地区，或者是长居外地，形成了人数众多的商人集团。

除了移民，还有很多并未脱籍的江西人选择外出经商。明代王士性有一段著名的概括：“江（西）、浙（江）、闽（福建）三处，人稠地狭，总之不足以当中原之一省。故身不有技则口不糊，足不出外则技不售。惟江右尤甚。......”

湖广邻近江西，“趾相错，踵相接”，湖广是江西商人的重要活动区域。武昌、汉口、汉阳“五方杂处，商贾辐辏，俱以贸易为业”，故江西商人到武汉犹如跨门过庭。盐、当、米、木材、药材、花布，在汉口称六大行业，都有很多江西商人在经营。尤其是汉口的药材业，江西临清商人几乎垄断了这个行业。湖南的长沙、衡阳、湘潭，都是江西人聚居的地方。洞庭湖的岳州府，居民多以渔业为生，而江湖渔利，亦为江西商人所垄断。明代兴起的竟陵(今湖北天门县)皂角市，居住着大约三千人口，本地人仅为十分之一，均从事耕作，十分之七来自江西，绝大部分是商贾之家。地处湘黔边境的洪江，鄂西的郧阳、钟祥等，也有大量的江西商人。“江西走荆蜀，行行三十年。铃卒递羽檄，贩夫骈担肩”，反映的正是这种境况。明清时期湖广流传着“无江西人不成市场”的民谚。

与“江西填湖广”几乎同时，明清时期还有“湖广填四川”。江西移民有的在湖广地区停下了脚步并永久性留在了那里，有的则一路向前继续向四川、贵州、云南等地进发。首选地便是四川，当时主要是沿长江、嘉陵江流向川东地区及成都平原。

四川的重庆、叙州、龙泉驿、夔州、梓潼、松潘等地活跃着很多的江西商人。临川人李拱极，往返于云南、四川等地，以致成为巨富。金溪人李懋英，在外数年未归，他的儿子循着他的经商路线，走湖广，趋西安，越秦岭，最后在四川双流县父子相遇，喜极而泣。

明宪宗成化十年，刑部因大批江西商人携带绢布、火药等商品涌入四川少数民族地区交易铜铁、聚众开矿，而要求明令禁止。清雍正、乾隆时，在西南少数民族区推行“改土归流”，大批土司被强行迁入江西。原因是他们的原籍就在江西，祖、父辈经商至少数民族居住地，入乡随俗，服饰、语言及其他生活习惯均与当地居民无异，又因有文化、有财产，于是通过各种办法牟取土司的职位，成为了少数民族的首领。

明代后期番薯传进中国，在中国广大的丘陵地带栽种，获得成功，山地可以充分利用了。西南数省山区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居住地，人少地多，在番薯未引进之前，这一带是很难解决吃饭问题的，番薯引种成功后，西南地区可以充分开发了，因此这里吸引了大量的江西人来开荒生存。

明代万历年间任云澜沧兵备副使的王士性曾赴各地巡视，几乎随时随地都能看到江西人，尤以抚州人居多。他在《广志绎》上说：“作客莫如江右，江右莫如抚州。余备兵澜沧，视云南全省，抚人居什之五六。”又说：“滇云地旷人稀，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而这些“江右商贾”，又多属“抚州客”即抚州商人。

据《皇明条法事类纂》上称，明代成化年间，仅云南姚安府就有江西安福县、浙江龙游县军民商人三五万人；临安府也有许多江西商人。云南金沙江一带的蛮荒之地，也成了江西人的迁徙集居地。

1958年，云南文史界在楚雄地区搜集到了彝族民间史诗《梅葛》，其中第二部《造物》唱到蚕丝的来源，说是江西人发现的：“江西挑担人，来到桑树下，看见了蚕屎，找到了蚕种。”同书第三部《婚事和蛮歌》里还说道：“江西货郎哥，挑担到你家，你家小姑娘，爱针又爱线......”江西商人遍布云南各地。

在贵州的江西商人也接迹于道，同贾于市。《黔南职方纪略》说到贵阳的商人，最多的就是江西商人。回龙场和双流泉，是清代兴起的水银生产基地，据贵州地方史资料说，这里的汞商十之八九是江西、湖广人。贵州的贵阳、镇远、松涛原等地，都有许多江西商人在那里经商。

明朝万历时期的江西人宋应星，写了一本中国古代科技巨著《天工开物》，是一部总结我国明末以前农业和手工业技术成就的百科全书，分别叙述了古代乃粒、乃服、彰施、粹精、作咸、甘嗜、冶铸、舟车、锤锻、燔石、杀青、五金、珠玉等物品的原料出产和制造过程，之所以宋应星对众多矿产资源和技术如此熟悉，是因为宋应星曾游历过包括西南诸省的众多地方，亲身考察了江西老乡在该地的开掘和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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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闽粤

江西商人利用地理之便，同样活跃于福建、两广地区。福建、广东本地也有商帮，不过他们的贸易重点是在海上，而省内的山区地带，基本上都是江西商人活动其间。明代学者王世懋发现，福建建阳、邵武、长汀等地的居民口音与江西口音相似，一经询问，原来与大量江西商人的活动及入籍有关。以盛产武夷茶著称的建宁府为例，茶农茶商几乎都是江西人，每年的早春二月，总有数十万江西人来到这里，“筐盈于山，担接于道”，或做茶生意，或替茶商打工。金溪商人王善，“操奇赢之术，游七闽，家乃大穰”，主要在福建经商；精于制墨的商人傅云心，也将墨品运往福建一带销售。明末清初，建昌朱氏后裔及药商富豪为躲避清兵的洗劫，纷纷隐姓埋名逃亡福建，大批药业同仁踏上了“扎红头绳出去，缠丝线归”（指明清少年用红头绳扎头发，老者裤子筒均扎丝线，喻少小离家学徒，老大锦衣还乡），“走福建吃药饭”的谋生道路，代代相传，在闽入籍者不计其数，建昌会馆遍布福建。

广东的主要城市广州、佛山，江西商贾亦“人数殷繁”。广东潮州、惠州等地棉纺业所需棉花，有一半左右靠江西商人从饶州、南昌等地运来。吉安布商有在广州、佛山等地设立“粤庄”。临川有个叫戴珩的商人，有亲戚借了他6000两银子去广东做生意，数年不返，戴珩亲自去广东索债，将讨回的银子全部买了书，雇船而运回来。船到赣州章江水关时，税官以为是货船，登船征税，结果一看，全是书画。戴珩实际上是位老谋深算的书商，以索回的资金全部购书，可以逃避关税。连州、高州等地则有很多关于江西商人施放子母钱的记载。江西的典当商在广东一带也很活跃，他们“坐放钱债，利上坐利，收债米谷，贱买贵卖。”而且手法高明，常在当地农民稻谷扬花时节去施放利债，让农民用新谷作为质押。等到收货时，稻谷还未入仓，商人早已赶来，如数运走。江西商人还有很多因在广东、江西两地贩盐而大发其财：广东历来是有名的产盐区，唐代以前，由于大庾岭所阻，江西全省只能食淮盐。但淮盐产区远离江西，尤其离江西南部较远，而且又是溯江而上，运量受到限制，价钱奇高。加上遥远的运途中日晒雨淋，盐丁舞弊，掺杂夹沙，以至江西的食盐既贵且差，民众苦于淡食。大庾岭道拓宽后，大余、赣县、南康等地江西商人便翻越梅岭到食盐广东境内去贩运，唐代以前江西专食淮盐的格局打破。

稍远一点的广西桂林、柳州、浔州、太平、镇安等地，来自江西的盐商、茶商、木材商、药材商也活动频繁。尤其是梧州，地处左、右江会合要津，百货往来，帆樯林立，其繁荣程度在清前期几乎与汉口、湘潭比肩，江西商人在这里所开设的商号林立。隆兴二年（1164），广西贺州知府秦某上奏说：“赣、吉、全、道、贺州及静江府居民，常往来南州等处，兴贩物货，其间多有打造兵器，出界货卖者”。这位知州了解的情况，不仅是赣、吉商人在广西经商，甚至还把生意做出国界。嘉定七年（1214）二月，广西转运判官陈孔硕奏道：“二广州郡收贩牛税，其来久矣。近因漕臣有请，始蠲罢之。然赣、吉之民，每遇农毕，即相约入南贩牛，谓之‘作冬’，初亦将些土布前去博买”。长期存在的这种卖布买牛贸易，不仅满足了两广民众的需求，对赣州、吉安地区的纺织业、耕种业的发展都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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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长三角

东北方向的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江西商人经赣江、过九江东下，或经玉山抵浙江，频繁往来于江浙皖，主要做贩卖生意，即将江西出产的稻米、大豆、瓷器、夏布、纸张、木材、烟叶、桐油、茶油、靛青等运往江浙皖，而将三省盛产的食盐和丝、棉织品销往江西。当时江苏省城南京主要靠江西、湖广的粮食供应，江西商人“岁岁载米依期而至”，卖米给南京人，又从南京人手中买回布匹。除南京外，江南许多城市和市镇都缺粮食，江西商人活跃于金华、杭州、宁波、绍兴、衢州、湖州、严州、台州等地。江西商人从事盐业经营，一般都是较富裕商人，他们贩盐由广信府的贵溪运往饶州府各县。

江苏扬州为江淮百货的集散地，商贾摩肩接踵，据万历《扬州府志》记载，在扬州的各地商人，以徽商最多，其次是陕商、晋商和江右商人。正如《太平广记》所说，江西盛产木材，而扬州到处海滨，木材短缺，将江西良材运至扬州，可获数倍之利。实际上，除了木材之外，从江西沿着长江运往扬州的货物，还有浮梁的茶叶、河口的竹编、南丰的蜜橘、广昌的白莲、南安的板鸭、都昌的银鱼、安福的火腿、余江的木雕、吉安的樟木箱、景德镇的瓷器、泰和武山的乌骨鸡等等。到明清时期，两地间的通商更加频繁，而且以食盐为大宗，盐商扮演了物流中的主角。民国时人在《丛菊泪》写到一个在两淮做盐商的江西商人：“彼姓鱼的，著名江西老表，是行着票盐的所谓山阳朋友。”清末扬州八大盐商中，江西商人就占了三位，分别是周扶九、萧云浦和廖可亭。

江北的盱眙、泗州，江南的南京、苏州、杭州、衢州等，也都有很多江西商人在此开店设铺或辗转贩运。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说，江西进贤人张权在苏州开木器店，张应俞《杜骗新书》开篇也说“江西有陈姓名庆者，常贩马往南京承恩寺前三山街卖”，虽属小说家言，却反映出江西在苏州、南京等地从事工商业者很多。白居易《盐商妇》诗中也讲到扬州某小家女，因嫁给了江西的大盐商，此后“不事田农与蚕织”，“绿鬟富去金钗多，皓腕肥来银钏窄。前呼苍头后叱婢”，过着奢侈的生活。《松窗梦语》第二卷说道，安徽庐阳“尤多药物，江右、江南商贾咸集聚焉”。唐德宗时，安徽九华山化城寺维修，江西商人大量捐款捐物。盛产药材的山区，成为江西清江药商的重要采购点。浙江山区多产苎麻、蓝靛和竹纸，江西商人经常深入山区去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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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踞京城

元代江西行商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幽燕关陕、八闽两广、荆楚川蜀。江西的著名墨工南昌朱万初、清江潘云谷携墨售于京师。贵溪倪文宝、鄱阳童某也以制毛笔为业，所制之笔也都远销至京城。

到了明代，张瀚《松窗梦语》说：“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夥，浙（江）、（南）直次之，闽粤又次之。”在京江右商以瓷器商、茶商、纸商、布商、书商、药材商为多。江西书商中，以抚州人居多。北京故宫、圆明园、颐和园等中华古建筑的设计建造者为江西雷氏家族。

据统计，明代各地在北京的会馆大概有41所，其中江西有14所，占34%，居各省之首。明代江西在北京的会馆最晚在永乐时就已经出现。乾隆《浮梁县志》上说：“（本县）京师会馆二所。（其一）在北京正阳门外东河沿街，背南向北；其一在右，明永乐间邑人吏员金宗逊鼎建，曰‘浮梁会馆’。”其他还有如始建于嘉靖中期的南城会馆、广丰会馆等。这些会馆，有相当数量为商人所建或士、商合资共建。清光绪时，北京有会馆387所，江西为51所，占12%，比重虽少于明朝，但仍为各省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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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人敢闯敢拼、闯天下扬帆出海勇闯全球

江西人敢闯敢拼、闯天下扬帆出海勇闯全球，江西有瓷器，茶叶，药材，纸张等诸多产品出口，是江右商帮出海经商的有利条件，江西庐陵欧阳修后裔欧阳云台多年在日经商成为豪富，明末天启三年（1423）捐出6000坪土地在长崎建兴福寺，由浮梁瓷商真圆禅师为住持首创江浙苏三江会馆，扩大到东京、大阪、横滨、函馆以至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国内许多城镇。印尼已早有奉许真君的中国庙，江西人从中国大陆购进许真君铜像放入三宝垄大觉寺内。在东南亚客家帮在马来西亚采矿种地，其中就有个著名上市药行余仁生号，其业主原籍吉安，以反抗满清统治出国，该药号继承人余东雄、罗仲霍毅然参加了黄花岗起义壮烈牺牲。江西饶州人程复在琉球国辅佐中山察度，程复后裔程泰祚、程顺则继承祖业，辅佐尚氏王朝。程顺则多次推广儒学，开发航运，使琉球成为北上日本，东通闽粤、东南亚的海上贸易中心。江西丰城人筱塘裁缝杨永清带领丰城南昌大批商人手工业者随荷船万福士号渡海到印尼、马亚西亚、新加坡从事各种手工业，种植橡胶、金鸡纳霜，在马来西亚建三江会馆，在新加坡建万寿宫，菲律宾碧瑶建有万寿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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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中华

李渡码头货船曾沿堤排开数公里

抚州商帮为江右商帮的一个分支，进贤县李渡、文港等乡镇原来属于抚州地区，同时也都是紧临抚河的地区。

李渡当年船运的货物码头，停靠的货船沿河堤排去有数公里长，各色货物上上下下。从晚清到抗战时期，李渡的商贸达到最高峰。那时李渡人开了俊记、慎孚等数家钱庄，有几家的银票还可在上海、汉口等地通用。货币流量达到了平均每天20多万银洋。

清末江西萍乡人文廷式创办康泰福煤号，买机器开采安源煤矿，兼营炼焦运输。后与汉阳钢铁厂、大冶铁矿合组成汉冶萍公司。江西九江修水人陈三立与江西萍乡人李有棻创办江西铁路公司，倡修南浔铁路，民国元年衔江西都督李烈钧之命以南浔铁路公司名誉总监之名与彭程万借款五百万日元，使南浔铁路得以开工。江西宜春奉新人张泌亭与江右商帮巨富周扶九共同创办江西省最大的九江久兴纱厂。江西靖安人陈筱梅任江西省财政部长，商务总会会长，在万寿宫开设江西劝业场。民国元年又随李纯到天津创业，在天津、上海、武汉、扬州拥有多家钱庄盐号，成为江右商帮巨子之一，出任南浔铁路总董。江西抚州南丰人包竺峰在上海、南京、徐州、南昌拥有多处钱庄油行、布行、民国时期回乡建江西大旅社和包家花园，投资官商合办的江西银行。

江西抚州临川籍汤子敬为近代中国西南首富，江西南昌人黄文植为近代中国工商巨子。但这些从开矿、办工厂、到修铁路、创办银行的一大批江右商帮巨子为中华和江西近代工商业发展做出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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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首富

江右商周扶九—勤奋拼搏、勇于开拓成中国首富

周扶九(1831--1920) 名鹃鹏，字泽鹏，号凌云，江西吉安庐陵县（吉安县）高塘乡人,近代中国扬州最大盐商、近代中国金融家、上海滩地皮大王、上海滩黄金巨子、近代中国实业家，其资产达5000万两白银，富可敌国，是中华民国初期的中国首富，周扶九的商业版图终生不断扩大。

周扶九16岁前往同乡在湖南湘潭开的周永孚笔墨店当学徒，后在扬州开办裕通和盐号，后又兼开钱号遍及江南、江淮各城市,其钱庄遍及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浙江、江苏、上海各城市。周扶九举家迁往上海时已年过花甲，但他仍然在生意场上拼搏，地产、黄金生意之外，他还与张骞合资创办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南通纱厂，1917年，周扶九和刘梯青邀请张謇弟兄建立草堰场大丰盐垦股份有限公司。周扶九与张勋合作创办了江西首家“九江华丰纱厂”，后改为“久兴纱厂”。到了暮年，他还雄心勃勃，与中华民国初的江西省省长陶家瑶合股投资兴建南昌至九江的南浔铁路，在汉口水电公司进行投资。

朱仙舫

江西抚州临川人朱仙舫：中华近代纺织工业开拓者

朱仙舫（1887—1968），江西抚州临川人。早年创办纺织技术养成所，编著中国第一部纺织科技书《理论实用纺织学》，开办江西第一家九江久兴纱厂，主管上海申新二、五、七厂，接办汉口第一纱厂、重庆纺织厂，创办沪东、沪西业余纺织学校，发起组织中国纺织学会并当选理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纺织工业部计划司司长。

王兹华—东渡台湾创业成全球拆船大王

江右商巨子：江西抚州临川籍江右商王兹华—东渡台湾创业成全球拆船大王

王兹华（1925-2008），江西省抚州临川县秋溪乡人。1941年04月成都中央军校第十八期，国民党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国民党中央党务顾问。台湾启顺华钢铁公司创办人，被台湾实业界称为“世界拆船大王”，是台湾工商界知名人士，著名企业家。

王兹华自1937年始，先后就读于南昌一中、成都中央军校。1947年出任国民党驻沪海军中校科长。1949年赴台。1951年弃戎从商，在台湾高雄创办“启顺华钢铁公司”，专门从事沉船打捞，船舶解体等炼钢生意，并在美国和香港办有分公司，成为当时台湾十大富豪之一。

王兹华热心赞助海峡两岸的社会公益事业，在台湾曾为中山大学、足球协会、残联协会、防癌协会捐赠台币达亿元，为在台老兵捐助探亲旅费数百万元台币。

王兹华生前十分热心家乡教育事业，曾多次利用探亲之便，先后捐资家乡秋溪中学、秋溪小学兴办教学楼，设立教育奖学金380多万元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