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右商帮

池小小

外在特征

这些从江西出去闯的人和商人，为了能在当地生存，他们必须团结，共同抵御外部的侵害。“客商之携货远行者，咸以同乡或同业之关系，结成团体，俗称客帮”。这里所说的“客帮”，是指明清时期地域性商人的组织结构和经营方式。在江右商帮中，有三种不同的形式。一是垄断性行业，二是同一行业的同乡或同族小团体，三是因同乡或同业关系结伴而为的个体商贩的临时性结合体，下面仅就江右商的情况展开讨论。

1. 群聚经营和居住。明清时期的江右商人一般是集中经营和居住在某一个城镇的一条街道，或相互紧靠的十字路上。根据他们实力的大小而定，没有固定的形式。

2. 江右商人经营瓷器、茶叶、纸张、布匹、药材、刊刻图书、木材、粮食和盐等各种货物。

3.相互通婚或结拜兄弟，团结互助。结为儿女亲家的现象非常普遍。笔者的外祖父就是一个江右商人，早年在湖南洪江经商，生有八个儿女，大部分与江右商人结亲，他自己也娶的是江右商人家的女儿，整个洪江的江右商人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亲属关系。相互要好的商人之间，只要年龄相近，又会结成异姓兄弟。

4.有着一个共同活动的场所———万寿宫。万寿宫一般建筑在江右商人集中的街道附近，由于江右商在明清时期的经济实力很强，所以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全国各地万寿宫遗址的规模都比较大，都建筑在旧时热闹繁华的街道上。下面以景德镇万寿宫为例进行分析。在景德镇的万寿宫，又名南昌会馆、“洪都书院”。始建于清代，是由南昌府的南昌、新建、进贤、丰城、奉新、靖安、安义、武宁八县在景德镇旅居的同乡共同筹集资金建筑的。占地面积（包括隔街相望的外戏台场地）约2300平方米。

“会馆的正面墙是气度不凡的牌坊式建筑体，梁柱、墙框、楣、槛、阶，以石头砌成。石质构件上的浮雕镂刻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有气势雄浑的龙凤、狮虎，园林景色、楼台亭阁点缀其间，令人目不暇接。牌坊貌似“山”字形，顶中嵌有竖刻“万寿宫”蓝底金色三字的石匾。大门正中的门楣上方有石匾一块，上刻“洪都书院”四字，匾额之上有四根圆形柱，以菊花图案装饰，分别镌刻“江天一柱”四字。匾额之下是大门，左右各有一拱形厢门。门为木质，门框、门楣、门槛以及门前的台阶均为石质，构造复杂，工艺精湛。

登阶跨入大门，顶上是背靠门墙的古戏台，台面向东，以16 根大圆木分四行排列为柱，横梁、护栏遍饰各式精雕戏文图案。台顶天花板上装饰着民族形式的“藻井”彩画，顶中有一较大的圆形斗拱，呈螺旋形上升，能起到聚声和回音作用。台前是一块开阔的露天场地，地面以石板铺就，是观众看戏的地方。穿过场地，是会馆的主体建筑群，融宫殿庙宇于一体，由大殿、夫人殿、观音殿、祖先堂、花园及议事厅组合而成。

大殿造型极为壮观，雕梁画栋，斗拱飞檐，翘角悬铃，风吹悬铃，叮当有声。檐前殿脊配黄绿相间的琉璃瓦，脊中矗立一只祭红葫芦瓶，瓶中插入古万形金属镇顶压邪的吉祥物。殿前有中门和左、右厢庭能容广众，可以大摆酒宴或设座观戏。”

真君殿是会馆的正殿，供奉“普天福主”许真君偶像。殿宇富丽堂皇，雕梁画栋。神龛红漆鎏金，“许真君”偶像坐在正上方。

夫人殿，供奉的是许真君的配偶荷叶夫人。殿中装饰陈设，因主次有别，稍逊于真君殿。

观音堂，供奉大慈大悲的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古时是妇女求子祈福之处。

祖先堂，是安放各县旅景同乡（家境富裕、具有声望）的先人亡灵牌位的场所，它位于后殿之右侧，堂内设有多层牌位，月之朔望日，由斋公燃香点烛祭祀。

花园一分为二，中间的矮墙隔成南北二园。园内种植四季花卉，幽香清雅。园之北，有一栋坐北朝南的二层三开的厅屋，是书院用以上课教书之地。

议事厅，是会首开会和接待来客的办公场所。位于大殿之右，平日由詹家上弄的后门进出。进门左边是厨房，供聚会操办酒宴，议事厅的陈设古朴典雅。中堂悬挂条幅书画，长形搁几上置放帽筒、花瓶，厅中有长形议事桌，座椅与之配套，两厢摆放古色古香的太师椅，茶几介于其间，便于接待来客。

江右商人捐款集资建造的万寿宫，既保留了江西万寿宫建筑风格，又与当地的自然环境、民俗习惯和建筑优点相融合，当然还得根据当地江右商人的经济实力来确定建筑规模。一般而言大城市比中等城市建得好，中等城市比小城镇建得大。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各地万寿宫遗迹，既有各自的特色，又有共同的部分。

江右商人除了以上所说的外在的特征以外，还有其内在的共同遵行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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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行为准则

江右商人在长期的经营活动中逐渐的形成了自己的活动准则，有一些初看起来是成功商人共同的特点，但是如果仔细分析起来，又可以感觉到这些东西在江右商人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下面我们把这些江右商明显的特征概括出来。

1. 讲究忠孝。江右商人信仰许逊，对于净明道的忠孝观念，自小就耳濡目染。在经商过程之中，又受到万寿宫的道德原则约束，因此，言行上比较讲究忠孝。江右商人黄某，长期在湘西洪江一个桐油号家里做经理，油号老板去逝了，其儿子接任，由于没有经验，在某一件事情上与黄某发生分歧，少老板竟动手打了黄某一个耳光，黄某就不去上班了。这件事情很快在洪江的江右商人中传开，大家批评少老板没有尊重长者，是不孝的行为。不少油号纷纷来请黄某去他们的油号工作，黄某不肯去，当然也没有把这个油号的商业秘密讲出去、把客户带出去。最后年轻的老板登门赔礼道歉，再次请他去上班。黄某认为：“少老板不对，但要对得起老东家，所以，我不会做对不起东家的事情；但也不能去上班，因为我毕竟是他的长辈，他不认错，我就不理事。可见洪江的江右商人基本上是按照忠孝的伦理做事和做人的。

2.讲究信用。讲究信用应该是古代商人通行的信条，但是古代也有不讲信用的，一般而言，老商号、大商号比较讲信用，偶尔也会出现小商号、新商号有欺诈行为。江右商比较讲信用，如有不讲信用商号，经调查属实的话，商帮会采取办法，小则责其改正，大则孤立和惩罚它。对于江右商人而言，明清以来一直是讲信用的典范，因为江西是一个商业繁荣的地区，江右商有很大一部分人是远在外地做生意，如不讲信用，则难以立脚。利马窦在他的《杂记》中多次提到，江西商人讲信用的情况。江右商人对外商不欺诈，对于当地人，就更不敢也不会欺诈了。“临川张世远、张世达兄弟交替往汉口贩卖纸业，一次，张世达从汉口卖纸归来，和世远一算纸价，发现货主多给了100两银子，因为是老主顾，所以世达没有点钱。兄弟俩商量后认为：‘此非分之财，毕还之。’下一趟本该张世远去汉口，但为这事，仍由世达去。张世达将货主多给的100两银子全部买了纸，携往汉口，找到货主钟良佐说明原委，‘良佐感服’。”

3. 讲究和气生财。“只要人情在，就有元宝攒。”以下从江西地方志中摘取数例清代江右商人和气生财的做法。南昌人胡哲启，在湖广一带经商，有一批价值白银千两的货物存放在宝应一家商行，被行户盗卖。“客伴怂恿控官，不听，垂囊而归。”其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商场上的和气局面，以便今后继续开展商贸活动，当然吃一堑长一智，胡哲启以后再也不会犯类似的错误。新城邓兆龄，在外经商，托乡绅某人在家乡添置田产，结果受骗，空费了1000两银子。有人劝他提出诉讼，他却说：“讼即累某绅名也。”于是置而不问。有盐商欠涂肇新等白银万余两，众人邀肇新一起去告发，涂肇新却居中调停。余干县的胡钟，有乡人向其借贷而无法偿还，将自己的房契抵债，而迁往他乡，胡钟知道后非常不忍，连忙派人追回，将房契归还原主，将借据烧掉。金溪县的刘光昌在外长期经商，小有积蓄，晚年回家仍做典当生意。许多乡民用衣被典贷粮食，这年因歉收，无法赎回，天气渐寒，光昌将这些乡民召来，让他们将衣被全部取回，所贷粮食均不再索。有人不解，刘光昌说：“天气凛冽，族邻号寒，吾忍厚绵独拥乎？”又将所有的债券合数千两尽行烧毁。临川李春华在贵州经商几十年，晚年返回家乡，行前，召当地负欠者，将万余两银子的债券全部烧掉。

4.把握市场行情。江右商人充分利用万寿宫这个联络纽带，掌握市场信息。江西人一把雨伞闯天下，充分利用老乡关系了解市场，在这个方面江右商人做得很好。看准了市场，他们就不斤斤计较，动辄投入巨资，获得的利润十分可观。会昌商人欧阳振銮眼光犀利，很有气魄。对市场行情了如指掌，“靡不灼然于胸中”，购物出货，下手快而且准确，“不数年积累之厚甲于一邑”。下面还有一个小例子，说明江右商人很注意把握市场。一位南昌籍商人做生意亏折，仅剩200 钱，欲寻短见。遇到一位同乡，同乡劝他不必如此，只要把握了市场，就是200钱也可以东山再起。于是二人买了一批小孩玩具，同乡劝他第二天一早去市场卖，见大人就卖便宜一点，见抱着孩子的人就可以卖贵一点，商人依计而行，果然获利而归，打算第二天如法炮制。同乡制止说：“此子所以折亏也。昨当岁暮，市中玩具价较廉，故贩售之，可以获利。今已新岁，市中玩具价已涨矣。吾齐成本无多，利货速售，方足以资周转，非若多财善贾者流，可居奇货以待善价也。”

5. 讲究白手起家，从小业做起。“细伢子不要懒，大了可以做老板”。“只有病死人，没有累死人”。这些口头语至今仍在南昌地区流传，江右商大多数是白手起家。

6. 讲究团结互助。在个体商贩的临时性结合体中，商贩们各有自己的资金、货物，在经营上是完全独立的，如果同伴中有人亏损或发生意外，则众人共同扶持。同治《瑞州府志》所载，高安人梁懋竹与二友同舟押运货物，船行至洞庭湖，夜泊，有水盗持刀登舟，索取财物，梁懋竹将自己的钱财全给了他们。水盗又逼二友交钱，梁懋竹骗他们说，这是自己的两个兄弟，水盗这才离去。从这段记载中，可以发现梁与二友是同舟的个体商贩，当灾难来临时，他们相互包涵，尽量减少损失。江右商这种团结互助的精神在今天江西商人中也是常见的。在合资贸易的商人小团体中，其特点是合资商人共同经营，双方或数方相互承担经济上和道义上的责任。按照资金的多少分担相应的权利和责任，这与我们今天的股份公司很类似。不同的是江右商人的合资的商号非常重视伦理责任，如有合资的一方生病、去世，另一方则会自愿承担无限的责任。南昌黄庆仁栈药店，是一个老字号合资店，一方老板去世后，其幼儿无法经营，整个药店由另一方经营，直至该幼儿长大成人，店务又共同经营，此事一直在南昌传为佳话。在垄断性行业中，其特点是：“一个或几个以同乡或同宗为纽带的地域性商人集团垄断某一地区一定行业的商品市场或原料市场，在这里，万寿宫伦理原则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清中期，樟树中药行业有店号数百家，其著名者如大源行、金义生行等，还在外地设有分号。清后期，樟树在外地的药号大体按区域分为“西北号”和“广浙号”，西北号专营川、陕、冀、豫等地所产的药材，广浙号专营两广、闽浙等沿海省份药材。这种分工，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为避免樟树药商的内部争夺而瓜分药材原料市场，与外地药商进行竞争，带有一定的垄断性。

7. 讲究回报家族、家乡。主要的形式有建祠修谱、增置族田族产、救灾赈荒、办学助读、建桥修路以及捐粮助饷等。明清是江西家族制度的发展时期，家族作为社会基层组织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建祠修谱、置族产族田成为每户家族成员尤其是家族中的富户所必须承担的义务。而且，这种义务承担得越多，在家族中的地位也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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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

明清300余年，十大商帮称雄，逐鹿于我国商界。有的辉煌，随着历史的变迁，转换角色，融入近代经济甚至现代经济，仍然在我国经济中发挥作用；有的没落，只留在历史的过程中。江右商帮有过辉煌，“明代各地在北京的会馆见于文献者有41所，其中江西有14所，占34%，居各省之首。”清初江西籍大学士朱轼也说“前朝惟吾乡会馆最多。”但是，江右商帮没落了，随着清代社会的发展，在鸦片战争以后，活跃了近500年的江右商帮没能向近代经济转变和发展，最终没落了。

一、江右商帮的兴起

“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盖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江西商人也就被称为“江右商人”。江右商人在明清时代，“以地域为中心，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他们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逐渐形成既‘亲密’又松散的自发性商人群体。”这就是中国明清商业史上的“江右商帮”。

随着历史的发展，全国经济重心南移，江西在两宋以后，由于得天独厚，人杰地灵，成为全国经济文化的先进地区。历元至明，江西继续保持这一经济优势。在明朝，江西人口仅次于浙江，居全国十三个布政司中的第二位；由于地产丰富，盛产粮食、茶叶、陶瓷、纸张、布匹、木材……缴纳税粮在明孝宗弘治年代直至明神宗万历年代却居全国第一。

明代初期，由于反明的残余势力存在和“倭寇”在海上出没活动，影响到新建的明王朝的安宁，明太祖采取了严厉的海禁政策，颁布“片板不得下海”等一系列规定，全面禁绝民间私人海上贸易。这就严重地阻碍了海上贸易的发展，影响了全国的物流的流向。

明代中叶，由于海商经常犯禁，明朝政府就实行更为严厉的海禁政策，甚至捕杀沿海商民。恶性循环，以至生寇。胆大的海商在经济利益驱使，生存威胁的双重压力下，铤而走险，建立护商武装，给海上贸易带来负面影响。海上贸易的停滞和萎缩，促进了“内陆”贸易的发展。

江西得天独厚，占有天时地利：拥有便利的赣江水系；可利用当时最具有运力的长江水运；往南，跨过赣粤边界大山，通过隘口，可将货物运至广东，散于南中国；往北，跨过湖广，辐射中原；往东，沿长江而下，江浙尽收眼底；往西，朔长江而上，云、贵、川市场广阔……这一物流通道在当时是最具有吸引力的。人杰地灵，精明的江西人是不会失去这一千载难逢的商机，运用所具有的经济实力，凭借丰富的物产，利用当时较为发达的运输系统，小本经营，迅速发展起来。

从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至明神宗万历六年（公元1391—1578），从全国户口统计来看，全国人口基本稳定，变化不大。但江西却在这一时期减少了22万户，人口224万口，户均人口由5.17口减至4.36口。如果考虑人类的自然繁养生殖等因素，我们有理由估计：在这一时期，有过百万江西人口流向外省，形成了江西历史上的一次大的流民潮。

以上事实可证，明代江右商帮的兴起是精明的江西人，在较为有利的经济基础之上，利用良好的地理经济环境，得益于当时明朝的海禁政策；江西明代的流民运动实质上就是一种经济扩张，使江右商帮在当时能够发展起来，才有了“无江西人不成市场”之说。商贸范围迅速扩大，物流速度加快，这对江右商帮的兴起和发展可谓功不可没。

由此而兴起的江右商帮，人数众多，举世瞩目，小本经营，操业甚广，活动范围广泛，渗透力极强。以至于当时在全国具有较大的影响。明代在北京的江西会馆多达14所，占全国在北京会馆数的34%，居各省之首。就是在当时活跃于全国的各大商帮中（例如龙游帮），也留下了江右商人的踪迹，到后来他们融入了当地商帮。

江右商帮的兴起，为江西的经济发展有较大的贡献，贸易的繁荣造就了江西当时的辉煌：“瓷都”景德镇名扬万里；樟树无药，却成为“药都”有“药不过樟树不灵”之说；九江雄踞长江之滨成为当时极具影响的商埠，在当时江苏一带，市传“三日不见赣粮船，市上就要闹粮荒。”以至于后来九江引起外国列强垂涎；商业繁荣，促进了江西各业的迅速发展，素有“江南粮仓”美名的江西，真是百业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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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江右商帮的没落

鸦片战争以后，江右商帮在活跃了年500后，逐渐没落。其没落的主要表现为：

1.江右商帮群体萎缩。在明代，江西会馆在北京有14所，占全部会馆数的34%，居各省之首。到清光绪年间这一比重下降到12%。在清末现存会馆碑刻资料者共有23个，内中竟无一江西会馆。这一史实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江右商帮群体的萎缩。

2.有大批江右商人弃商返农。小本经营的江右商人在经商数年后，稍有积累即顾及老年父母，弃商返农。玉山的王长发、广丰的吕以时等就是实际事例。

3.改变投资方向，商业资本萎缩。据江西师范大学的方志远教授对新城、金溪、临川、丰城东乡、崇仁等六县的江右商人的统计，在项109投资中，商业资本改变投资方向的情况十分严重：其中，生活性投资占21.1%；社会性投资占77.1%；产业性投资只占1.8%。占比例最大的社会性投资主要是用于建祠修谱，增置族田族产，救灾赈灾，办学助读，建桥修路及捐粮助饷等。改变投资方向的结果是，部分商业资本退出了贸易领域，商业资本萎缩。

4.两极分化，部分江右商人的官商化使江右商帮的独立经营地位受到冲击。江右商人的官商化主要发生在盐商中，临川的李宜民叔侄就是典型人物。招商经营更是官府对贸易经营的渗透。国家权力与商业资本的结合，使这部分江右商人逐渐失去了经营的独立性。

5.江右商人的经营观念抱残守缺，存在亦农亦商的季节性商人。江右商帮的经营观念仍然是“以商补农，以末养本”。在长达500余年的过程中，江右商人的这种观念虽然有所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深刻、彻底。有一些小有成就的江右商人见好就收，把资金投向土地和房屋，例如，金溪的徐廷辉“资稍裕，遂绝意远贾”，有赢利就寄回家。

存在一批亦农亦商的季节性商人，他们只是利用农闲时节经商，农本商末经营观念严重，只把经商作为一种补充。

6.经营区域日渐缩小。江右商帮在鼎盛时期，经营区域遍及全国各地。不论是就近的湖广、福建，还是云、贵、川，就是极边如辽东、新疆都有江右商帮的活动，“无江西人不成市场”。在鸦片战争以后，江右商人的大规模出省经营的活动几乎不再见于史料。

7.江右商人的声誉下降。绝大多数的江右商人注意信誉，待人以诚，讲究职业道德。临川的张世达一次发现货主多付100两银子，认为 “此非份之财，毕还之。”并专为此事前往湖北的汉口事主处。此类事例确实很多。但是，个别江右商人不讲究商业道德，例如，新城的涂肇新晚年回故土，于是将资本交给“伙某”，没想到血本无归。以至于明成化二年，福建都司经历王历指出，江西等商人“奸盗作伪，匪所不为。”李贤记载：江右商人“善于做生意，而且狡猾多智”。“坐放钱债，利上加利，收债米谷，贱买贱卖”，牟取暴利。明宪宗成化十年，刑部就要求明令禁止江右商人在四川地区进行商业活动。个别无德江右商人的行为，败坏了江右商帮的声誉，给江右商人的经营带来较大的困难。

总之，经历500余年，在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下，江右商帮没落了，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但江右商帮对江西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全国的经济格局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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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右商帮没落的原因分析

江右商帮的没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进步，市场竞争加剧，官府抑商等方面的原因，也有江右商帮内部的因素：

1、全国经济格局变化，江西经济地位转弱。随着明清政府的一系列政策的调整，昔日的物流“黄金通道”已不复存在，沿海地区和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经济区域逐渐加快经济发展，各省的经济实力纷纷超过江西。江西的经济地位转弱。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以后，沿海地区经济更是加速发展，超过江西者益众。江西由于历史原因，仍然沿着封建经济的轨道缓慢爬行。从而，江右商帮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动摇，其结果，江右商帮辉煌不再。斗转星移，江右商帮的结构更逐渐趋于松散，到后来，在全国性的经济贸易中竟难寻其踪。

2、在外省的江右商人在当地落籍，削弱了江右商帮的实力。江右商帮兴起于江西的流民运动，在初期，外地的江右商人仍然“乡音未改，乡情深重”；随着时间的推移，江右商帮中的流民落籍已久，他们接受当地的传统文化，被当地同化，逐渐与江右商帮失去联系，甚至为数不少的江右商人的后裔与江西经济断绝联系，成为当地居民，融入当地社会经济生活。由于地缘关系，他们中绝大部分商人加入了当地商帮。这直接壮大了其他商帮的实力，削弱了江右商帮的竞争力。

3、江右商人的经营观念未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转变。江右商帮应时而兴起和发展，但其的经营观念仍然没有完全跳出“以商补农，以末养本”的思维方式。当时，江西和全国一样仍然处于小农经济的包围之中，农民以小本经营方式，暂时脱离农事，而从事贸易活动的。由此可见，人数众多的江右商人仍然受到农本商末的观念的深远影响，把经商作为农业的一种补充。在乡里，大家尊崇的是官员和读书人，认为他们可以光宗耀祖；而轻视商贾。商贾成巨富，回到乡里建祠修谱，增置族田族产，救灾赈灾，办学助读，建桥修路及捐粮助赈，才能勉强获得乡梓间的尊重。就是国史、正史言及商人，贬多于褒。在1989年编纂的《黎川县志》中，人物篇收集了历代名人：有个人传略的人，榜上有名的人，全部是历代的官员和有功名的读书人，没有一个商贾。其实，新城今黎川历史上是出现过一批有成就的商贾，个别甚至很有成就，例如新城的邓兆磬。在这种传统文化氛围中，江右商人的经营观念是难有较大的改变。陈旧的经营观念广泛地存在于江右商人之中，严重地阻碍了江右商人向近代经济的转变。

4、不遵守市场规则，违背诚信原则，受到惩罚。江右商人不象晋帮商人，供奉财神和关羽以义团结同乡商人，讲究“贾德”，积累“贾道”。虽然绝大多数江右商人注意信誉，但少数江右商人不道德经营，视市场规则如儿戏，更谈不上公平交易，童叟无欺。这种行为给江右商帮带来的灾难是毁灭性的。市传“南人多诈”，不良江右商人的行径受到谴责，引得群起而攻之。到后来，有的商人为避免伤害，干脆拒绝与江右商人做生意。官府也有禁止江右商人进入某些地方进行交易的举措，对江右商人的经营活动加以限制。江右商帮因少数不法商人违背市场规律的行为而受到集体惩罚，江右商帮的市场空间受到压抑。


5、江右商人的经营资本未能扩大和转化。 “江右多贫者”，江右商帮具有资本分散，小商下贾众多的特点，本来个体经营资本就小。在人的生衍繁殖的过程中，由于家大要分，家产的分析就不可避免。江右商人在分析家产后，小资本被分成更小，逐渐失去了作为商业资本的资格。江右商帮又是江西流民运动的产物。小本经营，原始资本没有得到充分的积累。在江右商帮辉煌之时，江右商人赚取了一定的利润，“以小买卖而致大开张”。但是，江右商人并没有把赚取的利润返投入到贸易中来，用于扩大经营资本。江右商人的投资方向多为生活性投资、社会性投资，而产业性投资极少；据统计，其中，生活性投资占两成，社会性投资占近八成，产业性投资仅占不足2%。

资本被分拆，投资方向错位，资本积累也就极为有限。有许多江右商人又抽逃资金，江右商帮多处“失血”严重，经营资本必然减少。更谈不上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结合了。缺乏大资本的支持，江右商人的成就有限，嘉庆年间，严嵩的儿子严世蕃曾与所厚屈指天下富豪，将资产百万以上的列为第一等，全国共家。江右商人中不见百万富翁。

6、经营方式和经营行业固守不变。江右商人人数众多，“以小买卖而致大开张”。在500余年中，绝大多数的江右商人采取的经营方式是个体经营。“男人外出，妻子持家；父兄外出，老弱务农。”是大多数江右商人的基本家庭分工。这种结构从封建商品经济的角度来看，在封建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当时还是可以的。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江右商人的经营方式仍然停滞于个体小本经营，“南人多诈”又使江右商人互相不能信任，资本无法集聚。小本生意也就难做。长期以往，恶性循环，小本经营成本不能有效地降下来，甚至亏损出现在市场中江右商人逐渐失去竞争力。

江右商人的经营行业多为地产品。500年来江右商人还是从事原有商品品种的经营。传统的经营行业已经被大家琢磨透了，江右商人的小本经营，只能靠薄利多销，赚取微薄的利润来维持。
7、市场竞争加剧。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国门被迫打开，随着外国列强的侵入，国内市场的竞争加剧。江西居于中国腹地，封闭性较强，对新事物接受较慢。江右商人未能象宁波商帮那样，接受新观念，转变投资理念，积极开拓市场参与竞争。江右商人还是沿用原有的经营老套未能接受新的观念，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因此在市场竞争中屡屡受挫。

8、政府抑商和盘剥。无论是明王朝，还是清王朝，官场都是黑暗的。小商下贾组成的江右商帮虽然人数众多，但很松散，很容易被贪官污吏看作下手的对象。贪官污吏用各种手段对江右商人进行压抑和盘剥：利用“官办”，先后有盐业茶业、瓷业、粮业，甚至有时是布业被官办；利用招商贸易，官家参与，甚至有的官员参与“干股”以实现官控；发布行业或区域性禁令，不准江右商人经营，先后有部分采矿业、药材业被禁；至于说利用苛捐杂税，搞敲诈勒索更是数不胜数；同时官府又利用江右商人的“商卑”心理，让他们用钱捐官；……凡经济的、政治的、黑的、白的、硬的、软的……各种各样的手段尽用于盘剥江右商人。而江右商帮既松散，又无足够的力量与官府周旋。缺乏“红顶商人”，无闻名全国的大贾的江右商帮，在官府的多方压抑和盘剥下，发展空间极为有限。在外省经营的江右商人见之寒心，权衡以后，有一些干脆断绝了与江右商帮的联系，加入到当地商帮。强压之下，焉有完卵，江右商帮分崩离析，走向没落也就成为必然。

9、地方对商人的抽血。江西处于中国的腹地，在当时，小农经济发育的比较好。江西有成千上万的家族祠堂。在乡间，由于当时的经济实力，小公益事业官府是没有投入的。家族祠堂的维护，小公益事业的兴建都需要投入，钱只有两个来源：一是向各家各户摊派；一是要有钱的多出一些。江右商人在家族和乡里的双重压力下，只好拿出钱来，进行建祠修谱，增置族田族产，救灾赈灾，办学助读，建桥修路及捐粮助赈等项目的社会性投资。这种投资竟占总投资的77.1%，无可奈何，忍痛放血。其结果，江右商人的商业资本日益萎缩，无法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汪洋式的小经营资本，转变成能适应近代经济的集约式大资本。

10、生活性投资分解了商业资本。江右商人多为生计所迫，他们经商是以家庭成员无条件支持和牺牲为前提的，在事业小有成就，略有赢利，首先不是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用以满足家庭生活的基本要求。少数江右商人贪图享受，不把积累起来的资本投向产业，而把大量的资金用于奢侈浪费之中，生活性投资的比例较大。生活性投资实际分解了商业资本。小本经营的江右商人无法将商业资本象滚雪球那样，扩大经营资本，只能维系原有的经营规模。资本未能扩大，并转化，在近代经济的冲击下，江右商帮根本无法参与竞争。

池小小

四、结束语

江右商帮应时而兴起，人数众多，操业甚广，小本经营，活动地区广泛，渗透力极强，竞争力较弱。在长达500年的历史过程中，未能尊重市场规律，追随社会的进步，跟上历史的前进步伐，在多方的压抑和竞争下，江右商帮没落了，留下了许多经验和教训给后人。


赣商欲现

2007年12月10日，由江西省人民政府发起，江西省社科院、江西省社联主办，江西省赣商文化发展促进会和江西洪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承办的中华赣商文化研讨会在南昌召开，“江右商帮”被拂去历史尘埃，再次容光焕发。不过，这次的“江右商帮”因为赣商文化发展促进会(江西日报社和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发起并组建)的成立并运作，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叫“新赣商”。

500年前，江西不仅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也和苏、徽、宁及浙江一道，是整个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当时，江西每年外输粮食达500万石、茶叶500万斤、夏布230万匹、售纸50万两，均居全国之首。连素称富饶的江苏一带，都有“三日不见赣粮船，市上就要闹粮荒”之说。

“作客（外出经商）莫如江右，江右莫如抚州。”这是出生于富庶之地浙江且见多识广的王士性的感慨；“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夥。”这是张瀚《松窗梦语·百工记》对江西极盛的记载；“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湖南当老板。”这是沈从文所描绘的江西草根商人……随着烽火的四起、交通的变迁、观念的落后，使得江右商人渐渐失去了曾经的商业领地，也使得江西被边缘化，从而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发展机遇。在新世纪后，我们迎来了又一轮机遇。在机遇降临的如今，在提倡“人人创业”的今天，需要呼唤我们曾经拥有的商业文化，需要“新赣商”品牌的树立。本期都市新观察请来省社科院院长傅修延、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方志远、赣商文化发展促进会执行会长朱怡岚共同探讨赣人商业精神的回归之途。

正因为有了万寿宫，才使得江右商人的辉煌有了凝固的实体记录。

池小小

江右子孙应勇于亮“赣商”之剑

我们之所以重新回顾500年前赣商的辉煌历史，是为了更客观地摸清江西商业文化脉络。当浙商成为当今商人的标本时，我们也需要一种商业文明和商业精神的回归，并以此为坐标，勾勒出新时代赣商的鲜活形象，探寻商业发展的新途径，打造出赣商的品牌。从而让“用友”的掌舵者王文京能不再遥望家乡感叹，“步步高”的当家人段永平和巴菲特喝咖啡时能自豪地讲述家乡的“清明上河图”，能让更多在赣的、出赣的、来赣的团结在一起，亮出“赣商”之剑。

江右强盛因贾德

江右商人在长期的经营活动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活动准则。

江右商人讲求“贾德”，以诚信为本。曾发生过这些故事：新城人吴大栋，父母死时生意上欠别人债务，十几年后他回家还债，债主已经去世，其家属拿不出借据，甚至从未听说此事，吴大栋却坚持偿还；浮梁商人朱文炽在经营茶叶时，每当出售的新茶过期后，他在与人交易的契约上均注明了“陈茶”二字，以示不欺；清江商人杨俊之，“贸易吴越闽粤诸地二十余年，虽童叟不欺，遇急难不异捐赀排解.。”

“细伢子不要懒，大了可以做老板”，这是一句至今流传在赣鄱的口头语。江右商人勤勉，不畏艰苦，从大漠孤烟直的塞外边陲到烟柳画桥的江南古镇，从茶马古道上的铃声阵阵到出海航船边的波涛声声。东乡商人，“牵车者遍都大邑，远逾黔滇不惮”；丰城商人，“无论秦蜀齐楚闽粤，视若比邻”；临川商人，“行旅达四裔，有弃妻子老不归者”。因此，抚州人艾英南不无自豪地说：“随阳之雁犹不能至，而吾乡之人都成聚于其所。”

对此，省社科院院长傅修延认为，往日的赣商有自己的优秀文化，江西商人生意曾经做到我国的西藏以及缅甸、孟加拉，也都知道“无赣不成商”、“没有江西人不成码头”的说法。这样的故事今天还在发生，这些都是我们江西商业文化中非常优秀的东西。

江右衰落于观念

江右商帮在历尽辉煌之后，于百年前走向落没。

傅修延认为，江西的传统文化里有不利于商业发展的因素。最突出的是“因循守旧”，这是与“求新思变”背道而驰的东西。他将赣人性格的不足归纳为三点：盆地心态（封闭、保守、孤立、窝里斗）、边缘感觉（置身主流之外、冷漠地对待一切）、自恋情节（自满自足、陶醉落后）。

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方志远提出，江右商帮的兴起是移民的作用，江右商人都是小本起家，最小的资本只有50文钱。赣商几百年来虽然形成了人数多、行业广、讲信誉、能吃苦、善筹算及渗透力强等优势，但存在着以商脱贫、资本分散、小本经营、难成规模等先天不足。相比徽商以垄断盐业发家，相比晋商以垄断边贸业发达，江右商人最大的产业是矿业，比如铜矿。但是政府对矿业是限制的，怕大量的铜会冲击货币市场，这是限制江右商帮做大做强的一个原因。此外，江右商人绝大多数是因家境所迫而负债经商的，借贷起家成为他们的特点,他们的经商活动一般是以贩卖本地土特产品为起点，因浓厚的传统观念和小农意识而影响到他们的资本投向，只求广度，不求深度，安于现状。因此，江右商帮资本分散，小商小贾众多，往往在竞争中容易丧失市场。在政治权力与商业资本关系密切的中国社会，赣商借助于“朝士半江西”的优势，得以壮大和发展。到清朝末年，朝廷为官者赣人日渐稀少，缺乏以特权为依托的赣商难以与晋商、徽商相抗衡而日益衰落。但是，也正因为是小本经营、人数众多、发掘本地土特产，所以对当地经济发展、社会开发特别是西南地区开发起到重大作用，这是别的商帮所不具备的。
虽然江右商帮不复存在，但在改革开放之初，江西人也及时把握消费的新趋向，生产出了国内第一辆摩托车；在全国第二个生产出方便面、洗衣机和羽绒服；电视机和电冰箱也算“起”得早。曾经，钱江摩托的人员来洪都摩托车厂观摩，长虹的老总来到赣新电视机厂取经，春兰的老总前往湾里制冷设备厂学习。但是今天，当钱江摩托、长虹电视、春兰空调在中国各自行业已是领军企业之时，它们的“老师”又在何方呢？

池小小

赣商内涵要扩延

我们在反思的同时，要总结出的是新时代背景下我们需要怎样的赣商精神，从而打造赣商品牌，让衰败的江西商业史不再重演。

傅修延提出，赣商在过去，是指生于斯长于斯的商人。在今天，我们这个“赣商”的内涵要扩延，要与时俱进。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在赣的、出赣的、来赣的，统统都是我们心目当中的赣商，这有一个新称谓：新赣商。只有注入求新思变的新赣商理念，才能突破封闭保守的观念束缚；只有建立开放性的天下赣商理念，才能和现在这个日益扁平的“地球村”相适应；只有弘扬富有包容性的中国赣商理念，才能光大赣文化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传统。我们弘扬优秀的赣商文化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重商、敬商、爱商、兴商、荣商、护商的氛围。根据新赣商、中国赣商、天下赣商的内涵，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精神：天下赣商，敢为人先，乘风破浪，一往无前。

“促进会”是江右商帮文化的传承

福赐江天，烧炷香再去；财源西岭，祈富贵当来。这是位于贵州黔南自治州贵定县新西村万寿宫牌楼的楹联，联文采用联技“肩”格嵌入了“江西”二字，揭示着这座万寿宫的渊源。万寿宫也称江西会馆，明清时期，在京城及各省省会都建有万寿宫。据吕作燮先生统计，明代各省在北京的会馆共有41所，江西人兴建的万寿宫就有14所，占34％。到清朝光绪年间，北京有会馆387所，江西有51所，仍占13％，均为各省之首。由于江右商帮强大的渗透力，万寿宫甚至修到了东南亚各国。至今，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仍有万寿宫留存。至于国内的城乡，万寿宫更是星罗棋布。赣商文化发展促进会于数百年后在江西本土生根发芽，隐隐间似乎两者有着某种命定的关联，仿若万寿宫要重借赣商文化发展促进会这个载体，焕发出更为强大的力量。

促进会将是赣商成功的跳板

赣商文化发展促进会是以省社联为业务主管单位，由江西日报社和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这使得促进会先天具有优势，既能得到媒体的鼓与呼，又有强大的智囊团作后盾。促进会有《赣商》杂志、赣商国际俱乐部、赣商创业基金、中国赣商网站、赣商论坛等日常组织。赣商国际俱乐部可为在赣经营者、赣籍人士搭建一个信息互动、决策参考、招商引资、法律咨询、新闻援助的平台，每年举办一次赣商大会，六至十次国际赣商论坛。还将聘请各界专家、政府官员、成功企业家在全国各地为不同的企业举办各种形式和内容的报告会、专题讲座、经验交流等活动。赣商创业基金则是通过赣商国际俱乐部企业家资源，为江西省创业起步阶层、优质创业项目提供经济支持、无息资金援助、风险投资、经验交流等形式援助。此外，基金会长期目标将借鉴发达地区经验，在国家提倡发展地区金融行业的同时吸引民间资本促进组建成立赣商区域银行。鉴于江西省目前没有一个专业的综合性商业网站的现状，依托江西省赣商文化发展促进会为主体，搭建一个最大的综合性财经网络平台。同时，开设赣商论坛，凭借省社科院、江西财大的智囊团，为江西省的经济建设、各级政府决策、企业及企业家发展提供经营管理援助，为各级政府部门、企业家提供继续教育、专业课题研究等专项支持。

这个意图让赣商获取成功跳板的组织机构，不由让人联想到数百年前的万寿宫，曾经那里活跃着江西商人的身影，也正因为有了万寿宫，才使得江右商人的辉煌有了凝固的实体记录。

促进会与万寿宫的大同和大不同

方志远告诉江南都市报，万寿宫的来历与江西移民相关，江西有三大移民，一是官宦移民，二是军事移民，三是自发性移民。为了使大家有一个聚会的场所，才有了会馆，最开始的会馆都是以各自地区命名，如“临江会馆”、“吉安会馆”。随着发展的完备，开始建立组织机构，处理和协调江西人与当地官员的关系、与当地居民的关系，以及江西移民自身的关系，并开始有了商会章程和规范，发挥着联系乡谊、调解纠纷、商业中介和融资场所四大功能。

万寿宫同时也是一个同乡商业纠纷的调解和裁判所。万寿宫一般设有总会首一人，下设首士若干。总会首一般由当地同乡公推的德高望重之人担任，首士则由当地有声望的江西商人轮流担任。但凡同乡之间有什么商业纠纷，一般都由万寿宫的管事调解裁决。久而久之，江西商人在遇到租赁店铺、合股拆伙、买卖房屋及典押房产等重大商业活动时，都会请会首到场作证，以避免不必要的商业纠纷。

走南闯北的江西商人，初到一个地方，一定会先找到当地的万寿宫落脚，寻求帮助，交流信息。对于商人来说，信息往往就是金钱。除了信息中介外，万寿宫往往还具有职业中介、商业担保等功能。初到异乡闯荡的江西人找不到工作，可以找万寿宫帮忙介绍，在当地还没有声望的江西商人要在当地做生意，也可以找万寿宫帮忙担保。

万寿宫还是江西商人的重要融资场所。在当地有笔大生意但手头资金不够，可以找万寿宫帮忙，在同乡间发起“摇会”、“抬会”集资，待生意做成之后按原先议定的利率归还。有好项目但是一个人吃不下来，也可以通过万寿宫寻找有实力的同乡共同集资入股，共担风险，共享利润。

方志远认为，赣商文化发展促进会与万寿宫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是为了推动江西的发展，可以为更广泛意义上的赣商提供交流的平台、资源的整合、信息的沟通等等一系列帮助。不同之处在于当时的万寿宫是由若干个或很多个为生计所迫、来到异域他乡谋生的江西人为生存发展而组成的组织。随着官员、商人的加入，有了固定的模式，慢慢地形成联络感情、协调关系的机构，有了组织机制，有了民主、章程、公产。

其时，各地的万寿宫就是江西本地“祠堂”在移居地的演化，因而深受江西本地祠堂的影响。而赣商文化发展促进会是新时期带有主动性的凝聚商界、政界、各界力量，共同挖掘江西赣商文化，推动江西崛起的组织。因此，一个是被动，一个是主动，一个是为生存，一个是为发展，这就带有了时代特征。同时，赣商文化发展促进会更具国际性，因此我们要认同它、关注它、融入它，共同为江西发展作出贡献。

池小小

要更出色就要能自我否定

闽商、浙商、晋商、徽商、苏商、粤商……当这些叱咤在中国乃至全球经济战场上各路华商精英浴血挥师、建立一个个商业帝国之时，江右商帮似乎“销声匿迹”——尽管，它曾经也是我国赫赫有名“十大商帮”之一。在闽商、浙商、晋商、徽商、苏商、粤商群雄并起时代，江西商人如何在“四面楚歌”中杀出一条血路，成了新赣商无法回避的问题。这时，江西赣商文化发展促进会孕育而生，江西人勇于亮出“新赣商”这一宝剑。

“江西商人一旦学会自我否定，一定比其他省市的商人更加出色。”江西赣商文化发展促进会执行会长朱怡岚对做大赣商充满信心。

“在洪城大市场发生过这样一件事，由于一家买羽绒衣的商家生意好，其他几家店联手悄悄把这家店的下水道堵了。”谈起这件事，朱怡岚在好气好笑的同时，更深深地感到悲哀。不去思索自己如何发展得更好，而是设法不让别人比自己发展得好，这是商人欲做大做强的大忌。“江西赣商文化发展促进会的一个作用，就是要开拓大家的心胸与视野，不要互相拆台，而应互相搭台，从而给大家提供一个更高的平台。毕竟站在四楼看不到八楼的风景。”朱怡岚告诉江南都市报，在江西赣商文化发展促进会成立伊始，便从加拿大传来喜讯，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市将由国际合作组织率市长代表团来赣洽谈合作。届时，南昌将充分利用蒙特利尔在软件、动漫等产业的优势，以此推动江西经济在新兴产业上的发展，为赣商提供更大的发展平台。
朱怡岚表示，整合各种资源为赣商提供更好的成长壮大的平台，是江西赣商文化发展促进会的重要宗旨之一。今日之赣商，只要抓住历史给现代商帮的特殊机遇，找准自己的定位，不做同质化竞争，塑造现代意义的兴盛商帮，一定能走出一条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

除了为江西商人整合资源外，江西赣商文化发展促进会另一个十分重要的作用，就是要通过赣商论坛等方式，让新赣商的理念、思想在碰撞中升华，让新赣商在成长中少走弯路。江西商人被外界评价为多商业智慧，少商业精神；文化有余，商道不足；竞争意识不强、“做大”意识缺失、危机意识单薄、冒险意识不足……
朱怡岚指出，江西商业存在概念不清、理念不透、观念不新的问题。这就决定了相当一部分新赣商，在实践的过程中缩手缩脚，拼搏冒险意识不足，从而错过大好机会。“对接长珠闽”靠的不仅是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资源，而且包括创新的发展思路、先进的管理理念、高尚的精神境界；“融入全球化”依靠的是优秀的人才队伍、深厚的人文底蕴、立足全球的广阔胸襟和视野、敏锐的洞察力和高效的领导力。

江西商人只要学会“自我否定”，改变陈腐观念，必定能成为大赣商。彭小峰、王文京、段永平等人就是很好的代表。朱怡岚说，这些年来，江西最大，最深刻的变化就是人的思想观念的变化、精神状况的变化。提出“新赣商”概念，开展赣商论坛，成立赣商文化发展促进会，就是要凝聚江西商人的力量，唤醒古老的江右商帮，共同打造新赣商航母。

池小小

新赣商可以是大儒商

说起古代的徽商，人们会想起胡雪岩；晋商人们会想起乔致庸。但，古代的江右商帮却没有这样的代表人物。于是，就有人给江西商人套上了“小富即安”、“不聚财”、“出不了大商人”这样的帽子。但如果你固执地认为这些曾经在最鼎盛时与晋、徽共占前三席的江右子孙们“不作为”时，那么就大错特错了。虽然，古代的江右商帮没有富甲天下的商人代表，但看看今天的彭小峰、王文京、段永平，那些所谓“江西出不了大商人”的观点，马上不攻自破。

“江西可以出大儒商。”身为江西人的荣誉酒店集团董事长胡连荣更是豪迈地断言。

彭小峰：首位跻身《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前十的江西人

今年10月8日，《福布斯》亚洲版发布“中国40富豪榜”，江西赛维LDK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彭小峰位列第六位。彭小峰是土生土长的江西人，生于斯，长于斯，公司也在江西。是一位新时代的典型赣商。1996年，乳臭未干的彭小峰毅然辞职下海经商。他用江西人特有的勤劳，加上自己的聪明才智，在短短10年间，便创造出一个财富神话。

王文京：缔造牛背上神话的江西人

王文京，江西上饶人。中央电视台在把含金量颇高的“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荣誉授予王文京时是这样评价的：“他是中国财务软件的领跑者，证明了中国人能做自己的软件；他是本年度资本市场的宠儿，证明了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财富；他是一个象征，创业者的个人价值和民营高科技企业的魅力在社会放出异彩！”

段永平：从打工皇帝到投资王者的江西人

相信所有的江西人都知道“步步高”，“步步高”这个家喻户晓的当家人就是江西南昌人段永平。熟悉他的人都说，他是一个很典型的江西人，同时，也代表了新时代下的江西商人的特点：聪明、谦虚。虽然被称作打工皇帝、“中国的巴菲特”等，但段永平却认为自己绝不是巴菲特。他指出，轻易把在股市上赚到钱的人称作“巴菲特”，是对巴菲特的误解。这样的误解既低估了伯克希尔·哈撒韦这家上市公司投资模型与技巧的复杂程度，也掩盖与模糊了段永平的个性与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