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在党50年 | 福建大田县武陵乡96岁老党员：池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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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在党50年 | 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武陵乡百束村96岁老党员：池冲



池冲：
男，民族：汉族
出生年月：1925.8.9，现年96岁
入党时间：1943.7，党龄79年
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武陵乡百束村人；

个人简历：

1943年—1949年闽中地下游击队、闽西北游击队、闽赣边游击纵队、南昌城工部队员、武工队队长、机关党支部书记；
1950年—1960年在大田县人民政府工作，任民政科科长、第二区委书记、副县长、县长；
1961年—1969年在华侨大学工作，任生产处副处长、热带作物系党总支书记；
1970年—1977年在福州大学工作，任土木工程系党总支书记、数学系党总支书记；
1978年—1985年在华侨大学工作，任数学系党总支书记、华侨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1985年离休，享受地厅级待遇


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福建解放60周年纪念章

感谢福建池氏委三明会员服务处池其春收集资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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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解放故事：“枪换肩”和平解放广丰县

2009.7.1

　　“枪换肩”和平解放广丰县

　　81岁老人杨贞良讲述信江支队、武夷支队联手解放广丰县城的故事

　　“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首抗日战争初期流传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游击队员之歌》，81岁的杨贞良老人至今没有忘记，每天早上都会独自轻声吟唱。

　　湘赣边工委下属的赣东工委创建的信江支队，正是这样一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地拥有了300多支枪和400多人的游击队。

949年5月5日，信江支队会同闽浙赣省委闽北地委的武夷支队不费一枪一弹和平解放了广丰县。
　　回忆60年前的一幕幕时，杨老仍历历在目。

　　打进敌营取得首批武器

　　1947年4月，闽浙赣区委员会(1947年9月改为中共闽浙赣省委)派出区党委委员黄 禹、闽西北特委书记蔡敏、闽西北游击队武工队长池冲，组成江西区工作班子前往赣南开展工作。1947年11月，黄 禹调回福建，1948年1月，湘赣边工委成立，蔡敏任书记，池冲任工委机关支部书记，通过发展党员、培训干部，江西地区的武装斗争如星火燎原，燃红了赣鄱大地。到1949年5月，短短两年间，湘赣边工委在江西38个县、市建立了党的组织，组织起赣江纵队，下属游击队5000人枪，掌控国民党武装1万人枪，成为闽浙赣省委麾下一支开展武装斗争战功卓著的直属党组织。

　　杨老说，解放战争刚打响时，国民党拥有数百万装备美式枪械的部队，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只有100多万人，装备落后，给养困难。而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则更是短兵少枪。像蔡敏、池冲创建湘赣边工委时，连一支枪、一发子弹都没有，面对数量庞大的国民党军警系统，想要在这块蒋介石当年发动对苏区五次围剿的反共基地，打开武装斗争的局面，无疑存在着难以想象的困难。

　　“当时赣东工委领导的广丰城关临时支部收到上级命令，要他们迅速建立革命武装，开展广泛而深入的游击战争，迎接百万大军渡过天险长江，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时刻的到来。”杨老说，他们也深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但是，枪杆子在哪里呢？动员人捐献，数量很有限，难起大作用。花钱去外地购买？运输困难，风险很大。经过支部的慎重讨论，最后决定两点：第一，立即成立革命武装——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江支队。由俞祥春出任司令员，由俞其炎出任政委，迅速将革命武装筹建起来；第二，由党组织筹钱，通过社会上层民主人士、当地士绅出面向县政府买下鳌峰乡乡长的职务，并派俞玉昆（离休前任贵州省劳改局局长，贵州省司法厅纪检组长）出任乡长，这样，就将该乡乡公所的10多支步枪掌握在地下党手中了，鳌峰乡这批枪支便成为信江支队的第一只“老母鸡”。从此，“鸡生蛋”，“蛋生鸡”，信江支队的壮大便指日可待了。

　　“枪换肩” 策反敌营起义

　　“当然，敌方那时也没有打瞌睡，国民党广丰县政府实行‘应变计划’，在县城里已有3支自卫中队的情况下，又建立了县自卫大队第四中队，由于是新建的队伍，枪支较为精良。”杨老说，该中队的中队长是云南籍的原国民党部队抗日军官，抗战胜利后，被排挤出主力部队，对国民党当局甚为恼火，加之是外地人，和当地反动势力没有瓜葛牵连，比较容易争取，地下党同志调查得知这名四中队中队长段思坚娶了一个广丰籍的妻子，妻子的胞兄黄应财是广丰县十六都中心小学教员，地下党通过关系让十六都中心小学校长做黄应财的工作，最后说服了黄应财辞去十六都中心小学教员，去第四中队担任段思坚的文书，同时派地下党员张志学与段思坚建立联系，在地下党耐心、诚恳的教育下，张志学和黄应财终于说服段思坚“识时务者为俊杰”，答应适当时机起义，跟随共产党走。

　　杨老回忆，当北平国共和谈失败，解放大军即将渡江的前夕，段志坚在地下党指示下，将四中队内的反动分队长谢满贞逮捕起来，宣布公开起义。起义后的第一举措，通知各乡、村自卫队在限期内带枪前来投诚，否则将遭到武力消灭。这样，几天之内，便缴了社边、上孚、廿四都自卫队的全部枪支，自五都至十六都所有原属国民党营垒的约数百支枪，通过“枪换肩”（意思是把敌人的枪拿到游击队手中），信江支队已经壮大成为可以左右广丰县局面的重要力量了。

　　敌人个个面如土色缴枪投降

　　“如果说地下党对四中队的起义，是一个智取的胜利的话，那么信江支队一大队则是正面作战，采取风卷残叶的方式，打出了地下党革命武装的军威。”杨老说，1949年4月16日傍晚，信江支队发出暴动令，一大队大队长余文椿通宵选出精干人枪30余，深夜向指定地点进军。18日凌晨到达三都大石山，会同策反过来的杨梅生，潜伏待敌。下午2时许，柱石乡乡长俞玉球带领人枪10余，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俞钟麟押运物资，进入一大队伏击圈，一枪未发，全部缴械投降，共缴获步枪18支，子弹200余发。一大队乘胜向杉溪乡方向挺进，走到螃虾游江拐弯地带，发现远方路上有杉溪乡公所18名乡丁迎面而来，大队领导立即命令全体就地埋伏，待到这一伙人吊儿郎当来到跟前，大队司号员突然吹起冲锋号，全体战士大声呐喊举枪跃到他们面前，乡丁一个个面如土色，颤抖不止，大叫饶命，纷纷将枪支抛在地下。

　　就这样，一天之内，一大队就接连缴走珠岭、柱石、杉溪3个乡乡公所的全部武装，整个广丰县城为之震撼。国民党广丰县长李尊邕惊恐万状，急忙向上饶专署专员请求援兵。一大队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一鼓作气，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又缴了周义圩地霸周衰辉、余波 等19支枪，加上周继廉等带来投诚的枪支30余支以及一大批弹药。可以说，这次奉命出击，大获全胜。

　　国民党败兵仓皇逃窜

　　1949年4月22日，信江支队司令部向所属各大队发去最新战况：人民解放军已全线渡过长江南下，各大队指战员无比欢欣，一大队还接到命令，紧急前往玉田、杉溪等地阻击国民党败退的散兵，以免全县城乡人民遭到国民党败兵的抢劫、伤害，一大队派出90余人枪，在上述地区伏击，三次战斗，次次告捷，共缴获步枪30余支，卡宾枪、冲锋枪各1支，手榴弹50余枚，步枪子弹1500余发。国民党败军得知广丰有共产党游击队的阻击，不敢停留扰民，纷纷另行择路逃亡。阻击败兵取得胜利后，一大队随即接到命令，集中力量解放五都，杨贞良当时以学校教师身份隐蔽在五都，和韩金汉等地下党战友掌控着五都商会的一支武装。奉命而至的一大队率战士190余名，会同纷纷前来的螯峰、桐坂、王家村等地各大队、直属中队，全歼守敌，一举解放了五都。5月3日下午，信江支队各大队、直属中队共400余人，荷枪实弹，红旗招展，浩浩荡荡踏上前往解放县城的道路。

　　两个支队联手解放县城

　　1949年5月4日，湘赣边工委信江支队与闽浙赣省委闽北地委武夷支队联名打电话给国民党广丰县长李尊邕、参议长谢石醒，严令他们：一、立即关闭城门，不准接纳国民党过境部队和散兵进城；二、城内所有武器弹药不得毁坏、失散，要完整地等待地下党武装接管；三、要保证粮食、档案、公共财产的安全，不受任何损失；四、要保证城内秩序安定，不许任何人侵扰百姓。当时，谢石醒代表李尊邕回电答应上述条件并欢迎游击队进城。当天下午信江支队和武夷支队从四面包围了广丰县城，在城外临时挂上电线，正式命令李尊邕投降，李尊邕回电表示愿意投降。5月5日早晨，武夷支队支队长杨金生偕同信江支队领导同志并肩进城接受李尊邕投降。两支队的战士仍然驻扎在城外。城内、城外秩序安定、井然。

　　杨老说，5月5日午夜，解放军二野五兵团十七军五十一师大部队入城正式接管了广丰县城，并称赞这是他们过江后首个秩序最好，保护得最完整的县城。新中国成立后，这两支兄弟游击支队一部分人留在当地工作，一部分随大部队迈上解放大西南、解放全中国的征途，乘胜高歌猛进。 （感谢江西省文联离休干部徐远略对本文的贡献）

　　人物介绍

　　杨贞良

　　广丰籍，1928年出生，湘赣边工委成员，曾任江西省化工产品贸易中心经理，1989年离休。文/图 王云 记者邹文彪 实习生陈义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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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百年·红色将乐】挺进龙栖山

时间：2021.3.21
来自：微将乐

1946年2月，中共福建省委在福州召开了抗战胜利后的首次会议。会议形成的一项重要决定是组建武装工作队挺进闽赣边，恢复和建立以建宁的腰岭为中心的闽赣边原中央苏区老根据地。会后，中共福建省委组建了闽赣边挺进队，由建松政特委书记陈贵芳任队长，全队80多人，配备有二挺机枪和充足的武器弹药。闽中特委书记黄扆禹随队同行。

3月底，闽赣边挺进队在陈贵芳的率领下从沙县高桥隆兴洋出发，向闽赣边挺进。由于挺进队人数多、目标大，尽管昼伏夜行，但仍被敌保安队发现，于是国民党当局即令各地民团严密封锁通往江西的道路，并调兵沿途追堵围截。

从4月18日至30日挺进队在明溪和泰宁境内与追堵围截的国民党保安团、警备队等作战6次，伤亡10多人，消耗了所携带的大部分弹药，最后在泰宁茅店村附近突出包围后被迫漏夜撤至善溪乡王古坪村的大山密林中隐蔽休整。一个多月后伤员和队员的体力有所恢复后即秘密后撤，进入将乐泰宁交界的杨梅坳和上华、陇源、高坪、草市、龙栖山、村头等地，最后撤回到沙县根据地。期间挺进队以“民变军”的名义在龙栖山一带进行游击筹款活动，挺进队中闽西北特委副书记林志群在杨梅坳结识了伪保长廖生茂，将草市村谢光池的家开辟为地下秘密联络点。认定龙栖山山高林密，地形复杂，交通不便，人烟稀少，又远离国民党的统治中心，是建立游击根据地的理想地方。

中共闽赣边地委进驻草市村

1946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在福建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全部调到北方进攻解放区，整个闽西北地区仅剩下一个保安纵队防守，兵力十分空虚。1946年11月至翌年1月，中共福建省委根据中共“七大”精神和党中央关于游击战争的指示，在古田县大陆村召开了为期75天的党代会，会议决定改称中共福建省委为中共闽浙赣边区委，下辖闽北、闽东北、闽浙边、闽西北、闽中等5个地委（后增加闽东、浙南2个地委），任命闽浙赣边区党委常委王一平为闽西北地委书记。1947年3月，中共闽浙赣边区党委根据陈毅同志的指示，决定再次实施挺进闽赣边、建立以建宁腰岭为中心的闽赣边原中央苏区老根据地，派常委王一平、候补委员沈宗文率50多人的武装与闽西北特委和闽西北游击支队会合后，将中共闽西北特委改称中共闽赣边地委，书记王一平、组织部长夏润珍、宣传部长林志群、武装部长沈宗文、电台台长张羽。同时组建闽赣边游击纵队，司令员沈宗文、政委王一平、政治部主任林志群、民运部长夏润珍、下辖4个分队和1个直属支队，共有人员120多人，机枪1挺。同时由区党委委员、赣南特派员黄扆禹、蔡敏、池冲、何占向等人组成的江西工作班子也随纵队出发，计划到达闽赣边后转往江西开展工作。

1947年3月，中共闽赣边地委和江西工作班子在南平的东坑乡召开联席会议，由于部分同志急于公开亮旗号，立即挺进江西边界，会议决定马上解决武器装备问题以扩大队伍。3月底，实施了里应外合夺取南平西芹军用仓库枪枝弹药的作战行动。由于计划暴露，导致2名游击骨干被捕，大批敌军向纵队驻地猛扑过来，游击纵队被迫精简了电台等笨重装备，轻装冲出包围圈，转移到沙县高桥的新坑根据地。

4月初，游击纵队从沙县夏茂的福岭石出发，开始向将乐龙栖山方向挺进。途中在一个纸厂休整了三四天，收编了一小股土匪（该股土匪在龙栖山设有接头户可供游击纵队利用），游击纵队人数达到150多人。由于队伍人数多，目标大，为了隐蔽，部队只走沙县明溪将乐三县交界的山间小路，进入将乐漠源乡鬼垒坑（贵仂坑）后，又在扁担山庙里休息了二天，派出侦察员化装成砍木头的工人侦察敌情，并物色了南口乡东坑沙溪村的贫苦农民李启华为地下接头户。第二天，游击纵队前进至离南口十多里的白沙土村，准备攻打伪南口乡公所，一则可以扩大影响，二则可以增加部队的武器弹药，游击纵队分队长暨文海化装成赶墟的老百姓，随着李启华进入南口街上侦察，发现伪乡公所的警备队在接了一个电话后就急忙进入戒备状态。部队决定放弃攻打南口乡公所，当天晚上在白沙土吃了晚饭后，由李启华带路，连夜绕小路从南口村附近顺利进入龙栖山中的草市村。

草市地处龙栖山、白莲、黄潭三个乡镇的交界处，海拔829米，村后的龙上岽、宝山岽海拔分别为1457米和1255米。山高林密，周围没有其他村子，非常便于游击队转移和隐蔽活动。全村20多户，都是贫苦农民，容易进行组织和发动。部队进村后，在地下交通员谢光池的帮助下，游击纵队在村对面深山密林中搭建了茅棚，在草市村发动群众，成立了农会组织，建立了闽赣边第一个游击基点村，并成为中共闽赣边地委的驻地。当地群众不顾生命危险到白莲、黄潭、南口一带为游击队买日常用品和手电、电池等军用品，又把一担担大米、青菜、油盐肉等食品挑到接头地点，解决了部队的给养问题。游击纵队又派人与收编土匪在龙栖山的接头户张兆金（长汀人，在龙栖山当纸厂老板）取得了联系，做了龙栖山附近六个纸厂的工作，使这些纸厂都拥护和支持游击队。

游击纵队初步站稳脚跟后，在草市村召开了中共闽赣边地委和江西工作班子的联席会议，会上部分同志再次急于求成，提议攻打白莲乡公所，公开部队番号，公开挺进江西边界以扩大政治影响。但由于白莲乡公所离龙栖山太近，容易暴露目标，加上派出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敌人已有所戒备，所以决定部队向西绕道，改为攻打明溪常坪乡公所。4月13日晚上游击纵队由谢光池带路从草市村到达明溪常坪乡公所附近隐蔽起来。第二天（14日）上午利用墟天顺利打下乡公所，一举击毙敌警备队9人，俘虏10多人，缴枪20支，手榴弹数枚。并打开粮仓，把3万多斤稻谷分给赶墟的群众。还在常坪乡张贴布告，公开亮出游击纵队旗号。午后，游击纵队撤离常坪乡公所，大白天公开向盖洋方向进军，但才走了十多里路，就受到明溪县保安队的阻击，后面地方保卫团、大刀会也追了上来，前后包抄。游击纵队只好沿着杨地村大洋窠的峭壁陡坡边打边撤，战斗持续到晚上8时，游击队才甩掉敌人。战斗中分队长李辉和一名战士壮烈牺牲。16日，游击队经罗翠进入坪地，被迫返回龙栖山草市村。

游击纵队撤回草市村后，中共闽赣边地委与江西工作班子再次召开联席会议，总结了挺进一个多月来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公开游击战争的条件尚未成熟，特别是离开根据地的行动只能使自己的力量受到损失。在严峻的事实面前，“公开亮旗号挺进江西边”已不可能，为此江西工作班子的黄扆禹、蔡敏、池冲、何占向和一个带路的江西老乡5人只好离开部队，化装成商人绕道自行前往江西。

日益巩固的游击根据地

4月24日，中共闽赣边地委在草市村召开了地委常委会议，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重点研究了目前的形势和今后的工作意见。提出“要加强群众联系和斗争，反对军事冒险”。会议决定将部队分散隐蔽活动，由暨文海率领一个分队前往万全的高坪、陇源、上华、阳源和与泰宁交界的杨梅坳一带活动，为游击队继续前进打前站，由林志群、唐仙有、王德标率17名游击队员组成敢死队返回沙县福岭石根据地牵制敌保安队，并筹款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王一平、沈宗文、夏润珍率直属分队和3个分队继续在龙栖山周边发动群众，进一步建立和巩固根据地。


会后部队立即分头行动，直属分队在靠近草市村的石排场、沙溪仔、余家坪一带活动，在沙溪仔的密林中搭建了草棚，建立了活动据点。暨文海率小分队进入高坪、陇源、上华、阳源、杨梅坳后，先后发展了半坑村的吴青元、段上村的付华峦、付兆根、上华村的肖其云、阳源村的谢广兴、高坪村的谢根全等作为游击队的地下交通情报员，并在高坪的山洋磜水尾搭建了草棚，建立了游击根据地。游击队的一支小分队在南口一带隐蔽活动，住在沙溪仙家庙，在李启华的帮助下发展了东坑村李文德、李金荣、李昌华、肖春生等人为地下交通情报员。一天晚上王一平提出要李文德等几位地下交通情报员歃酒盟誓，誓言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争取今后更大的胜利”。喝完血酒发完誓，王一平指着沙溪庙的菩萨说：“他为大哥，是今晚立誓的见证人，我们之间不分大小，一律以同志相称。”第二天王一平、沈宗文、陈明辉叫李启华带路到沙溪村对面五岭山的大山窠密林中搭建草棚，建立了游击根据地，交代李启华如果村里的男人被抓壮丁的话，就让他们到草棚来躲避。游击队的另一支小分队在黄潭一带隐蔽活动，发展将溪磜下纸厂的张廷恩、谢地鳌坑村严厝的伍观林、南口陈厝村上磜南纸厂的兰刘章等人为地下交通情报员。黄仕进率另一支小分队进入龙栖山里山和村头一带隐蔽活动，发展里山岩磜坑黄发子纸厂的黄发子、谢保兴、谢顺高、黄开老、吴流芳等人为地下交通情报员，小分队来来往往都来到纸厂休息，到厂后一般工人都不能外出，需购买物资由黄发子、谢保兴、谢顺高等人负责。有一天，谢顺高、黄开老、吴流芳3人到明溪常坪购买电池、食品、青菜等，由于谢顺高购买电池过多，引起敌保安队怀疑，导致3人被捕，游击队得知消息后迅速转移。

从4月24日至6月16日，王一平、沈宗文、夏润珍率游击纵队在龙栖山及周边一带坚持发动群众，开展抗丁抗粮、减租减息、清算恶霸、伸冤报仇的革命斗争，活动范围遍及沙溪、王厝排、舍坑松毛岭、大叶山、岩磜坑、大排窠、上仰、龙蓬、茶坑、林坑、到潮、下渡、将军顶、村头、际下、陈厝、东坑、田角、半坑、阳源、梅石、上华、陇源、高坪、杨梅坳等村庄，进一步巩固了龙栖山游击根据地。

由林志群等人率领的敢死队从4月25日离开龙栖山后，昼伏夜行回到夏茂福岭石根据地，经过多次侦察和周密策划，林志群于5月30日将敢死队秘密开到离沙县城关5华里外的公路边设伏，5月31日截劫了国民党运送现钞的一辆票车，缴获现金3000多万元，长短枪6支。票车被劫后，国民党当局立即调集保安纵队和附近六、七个县的自卫团进行“围剿”，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下，敢死队与敌追捕部队在沙县九都山周旋了15天，终于突破重重封锁，跳出包围圈，返回沙县富口根据地，稍事休息后林志群于6月中旬率领敢死队带着缴获的现钞返回龙栖山草市村。

林志群率领敢死队筹了大笔款项胜利返回龙栖山后，书记王一平决定在草市村再次召开中共闽赣边地委常委会议，会上各路负责人介绍了前一段的工作情况，并研究了下一步的工作部署，大家对挺进初期地委联席会议不顾主客观条件和敌我力量悬殊的实际情况，急于公开亮旗号，急于缴枪扩大队伍，搞脱离群众、脱离根据地的军事冒险行动，致使部队遭到不应有的损失，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王一平作了自我批评，并主动承担了全部责任。会议认为龙栖山村庄稀少，单靠几个纸厂起不了大作用，现在敌人又在龙栖山周围驻兵，大家主张尽早向前运动发展，建立新的立足点，逐步向闽赣边界靠近，但主力部队应先找个稳妥的大山潜伏下来休整，然后分成几支大小不一的武工队进行活动。

会后，在暨文海小分队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林志群率领3个队员组成武工组进入万全与泰宁交界的杨梅坳，找到原先结识的老保长廖生茂，在廖生茂的介绍下与杨梅坳几个头面人物歃血为盟结拜兄弟，第二天，廖生茂和廖连生（天上岗村人）带领林志群等人到离杨梅坳3华里的狮子岩、天上岗和距杨梅坳5华里的盖竹洋等三个村庄察看地形，这里地处将乐、泰宁、明溪三县交界处，山高林密，交通不便，地方偏僻，便于封锁消息。三个村庄仅40多户人家，且生活清贫，群众容易发动，他们都乐意帮助游击队工作。于是王一平、沈宗文率部队离开已住了3个月的草市村，于6月底将部队拉到狮子岩。不久又在盖竹洋的树林里搭起了茅棚，安营扎寨进行休整。几天后廖生茂又带了新保长饶冬福（池潭人）上山与游击队领导认识并结拜兄弟，不久成立了杨梅坳村贫农困，由天上岗的廖连生任贫农团团长，由廖生茂任老年会主席，杨梅坳成为闽赣边游击纵队建立的又一个游击基点村。此后，游击队又先后在万全的上华、陇源、高坪、阳源和泰宁的焦溪、上坊、张地、李家地一带建立了贫农团、老年会等群众组织，通过一个多月的工作，将这一带建成了巩固的根据地。

痛失龙栖山游击根据地

7月初，在盖竹洋的竹棚中，中共闽赣边地委再次召开常委会议，决定主力队伍暂时隐蔽在盖竹洋整训，由王一平、林志群率领一支精干的武工队继续前进打前站，在龙安、善溪、大布方向建立新的根据地，使游击纵队向闽赣边界再靠近一步。

会后，王一平、林志群率分队长暨文海、中队长童启华、王德标等22名能征惯战的武工队北上向龙安、善溪、大布方向挺进，可是武工队离开盖竹洋后的20多天中，一路上到处遭到敌保安队前堵后追四面包围，途中交火接战7次，造成武工队二死一伤，在大山密林中武工队左冲右突与敌周旋20多天，才历尽千辛万苦突出包围圈，于7月底撤回到杨梅坳根据地。

种种迹象表明游击队内部已出了叛徒，其中以接头户伪保长饶冬福最为可疑。原来，饶冬福、廖生茂、廖连生三人已向泰宁国民党当局自首告密，致使游击队行踪提早被敌人掌握。7月25日将乐、沙县、泰宁、明溪、建宁五县的军事科长还在明溪常坪乡公所召开了联防会议，决定自8月1日起对五县交界的龙栖山实施重点围剿，并制定了加强情报联络的办法。

王一平、林志群回到盖竹洋后连夜召开中共闽赣边地委常委紧急会议，根据小分队一路连续挨打而盖竹洋出奇平静的异常情况，分析内部已出现叛徒，判断游击纵队已处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为争取一段短暂的休整时间，让被打得筋疲力尽的小分队恢复元气，会议制定了一个麻痺敌人的突围计划。

会后林志群下山找到饶冬福，佯称20天后前线司令部的陈司令将亲自来到盖竹洋召开闽西北各县地下党领导人的会议，委托饶冬福、廖生茂等人买二头猪一头牛，还有鱼肉鸡鸭等副食品，同时游击队还制造假像扩建竹棚、拓宽操场、平整道路，并请各村群众代表来盖竹洋召开座谈会，还给到会群众分了“功劳证”。游击队的行动果然麻痹了敌人，国民党当局推迟了五县会剿的时间，决定等开会时将闽西北地下党一网打尽。

8月18日，经过10天的休整，地委部署游击队分三路按计划突围：第一路林志群、王德标2人于18日天黑后从盖竹洋经杨梅坳、上华、陇源、高坪、龙栖山到将乐。再由将乐转沙县到福州找省委汇报。第二路由王一平、夏润珍率地委机关直属分队的20多人于18日午夜秘密撤出盖竹洋，经上华、陇源、高坪抵达龙栖山草市村，到达草市村后王一平夏润珍和4名武工队员留下继续工作，由蔡文明负责率领地委机关其余人员经龙栖山、南口、漠源回到夏茂福岭石根据地。第三路由沈宗文率主力部队40多人计划于19日晚秘密撤出盖竹洋，向南突围经明溪到清流的嵩溪一带山区开辟根据地，约定了在嵩溪的联络地点和办法，但沈宗文不相信内部有叛徒、盖竹洋已被敌军重重包围的判断，没有按计划行动，只把队伍拉到杨梅坳和上华、高坪、陇源几个村的大山密林中迂回活动，没有脱出包围圈，致使后来王一平派到嵩溪的地下交通员在约定时间和地点找不到沈宗文，沈宗文由此与闽赣边地委失去了联系。

王一平、夏润珍在草市村住下后，夏润珍麻痹大意约见了土匪接头户张兆金，而此时张兆金已自首叛变，见王一平夏润珍人少，就谎称附近的纸厂有款可筹，请夏润珍派人跟他去取，夏润珍信以为真，就派随行的叶分队长(江西人)、叶德明班长(古田人)和二个警卫员共4人跟随而去，致使王一平夏润珍身边未留下一个保卫人员。张兆金将4人骗到一个破败的纸厂后，纠集土匪将4人全部杀害，然后回头来抓王一平和夏润珍二人，准备送国民党当局邀功请赏，幸亏草市村群众见张兆金率众进村，急忙预先赶去向王一平报信。王一平和夏润珍闻信后各自只抓了手枪便逃出香菇棚，当时王一平正患疟疾发高烧跑不动，又在树林里丢失了近视眼镜，跑不久就与夏润珍互相失去了联系。于是夏润珍丢下王一平独自回到沙县根据地。王一平躲在密林草丛中藏了二天后才被草市村的群众发现，群众给他送来了衣服和食物，还为他带路，把他送回夏茂福岭石根据地。

9月初，黄潭乡公所开会，将乐县国民党当局把张兆金从王一平公文包里缴获的文件、地图等进行通报，布置各村封锁道路，实施清剿。地下交通情报员付华峦将开会情况报告了沈宗文，沈宗文才将部队转移到明溪、宁化交界的宁化泉上、泉下一带，但部队在这一带活动受挫，沈宗文又把队伍拉回龙栖山，由吴青元带路在高坪山羊磜的密林中搭棚宿营。在山羊磜住了十多天，沈宗文决定向将乐方向突围，游击队昼伏夜行，在南口茶坑村的一个香菇棚里住了一天，当天晚上出发后，在前面开路的尖兵杨治金不幸被群众安装的虎箭射中，抬回茶坑村用草药治疗无效死亡，耽误了二天时间，而且闹哄哄的暴露了目标，敌保安团立即包围过来，沈宗文只得率队伍再折回杨梅坳一带。此后，沈宗文率部一直在龙栖山、上华、高坪、陇源、阳源、杨梅坳一带进行游击活动，期间，发展了翁其富、翁根文、翁生春等为地下交通情报员，还派了一位姓陈的中队指导员去福州找城工部的关系，但没有联系成功。

1948年1月15日，沈宗文、暨文海和警卫员3人到万全阳源的翁厝活动，会见了保民代表翁俊宗、伪保长翁有祥、副保长翁求林，教育他们要认清形势，不要做危害游击队的事。晚上12点后，翁其富、翁根文、翁生春3位地下交通情报员将他们送回游击队营地。1948年2月，饶冬福久等王一平、林志群不归，国民党当局知道上了游击队“金蝉脱壳”的当，既抓不到大头目，便向仍在杨梅坳活动的游击队下毒手。2月12日，国民党泰宁县县长与县保安队队长等率一个连的兵力从泰宁出发，到离天上岗2里地的神仙岩潜伏下来，派廖连生挑了几斗米到杨梅坳游击队驻地，佯称将乐黄潭乡联保主任准备带十几支枪起义。沈宗文信以为真，连警卫员也未带就跟廖连生去了天上岗，与饶冬福商议收编黄潭警备队的事宜。事先埋伏在屋后的保安队一拥而上将沈宗文抓获，保安队连夜袭击了游击队驻地，游击队在睡梦中仓促应战，部队被冲散，余部20多人在暨文海、唐仙有的率领下且战且退，突围到万全上华的楮树坑中隐藏了两个晚上，找到地下交通员吴青元，取了吴家中仅有的二斗米后继续转移，经许坊、陈坊转移到高坪山羊磜的大山中。然后派出童启华到天上岗寻找沈宗文，得知沈宗文已被捕，余部20多人只好转到山羊磜十多里外的水尾大山中搭棚隐蔽。为了防止暴露目标，部队不与外界接触，30多天中战士们没吃到盐米，只吃清水煮笋充饥，在群众掩护下，部队躲过国民党保安队的搜捕，国民党泰宁县保安队在附近一带搜索了一个月找不到游击队的行踪，只好撤回县城。

3月中旬，游击队根据侦察判断敌军已撤，于是秘密与翁厝的地下交通情报员翁其富、翁根文取得联系。翁其富、翁根文二人急忙赶到山羊磜，挑了六斗米到游击队驻地帮助解决粮食问题，在探清龙栖山一带的敌军动静后，将游击队带出山羊磜，分手时翁其富将自己的手电筒和脚上的胶鞋脱下来送给暨文海。游击队经草市到南口东坑，在东坑才吃上一个月来的第一顿饱餐。当天晚上游击队由李启华带路继续前进，沿途经漠源、伍坊、顺昌元坑，直至第三天晚上，暨文海、唐仙有、童启华、孔德成、王德利、王生等20多名战士才终于回到夏茂福岭石根据地。

游击队撤走后，龙栖山、万全老区经受了敌人的残酷摧残，半坑村的吴青元被大言乡保长谢祥仔抓去押往将乐，后押到南平关了一年二个月，出来后被迫外逃他县。翁厝的翁其富、翁根文、翁生春三人被将乐伪警察局抓去关了三个多月，受尽严刑拷打，最后家里用23担大米才保出来。白莲大王村的张廷恩躲避搜捕，其岳父陈伏言被抓去用枪击伤头部，伯公陈伏祥被抓去拷打吊问，受尽酷刑，后来托人向伪县警察局局长王邦光和黄潭伪乡长邹文德送钱送礼才放出来。谢地村严厝伍观林被捕后受尽严刑拷问，最后被逼疯，南口陈厝的兰刘章被抓去打得死去活来。龙栖山岩磜坑纸厂工人谢保兴、谢顺高、黄开老、吴流芳被常坪乡公所抓去关押3个多月，受尽酷刑，最后每人交了100块大洋才放出来，谢顺高放出来后因伤重不治身亡，谢保兴被迫逃亡外地，在敌人的残酷摧残下，许多人家破人亡，倾家荡产，但英勇的老区人民坚信黑暗必将过去，光明即将到来，仍不屈不挠地坚持抗争，直到解放的那一天。

来源：《将乐红色故事汇》 游永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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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丰文化】解放前夕！重建中共永丰县地下党支部
2019-03-04

来源：艾圣才、冯都投稿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突围长征，永龙县委和县苏政府于1934年12月底被迫解体，投入游击斗争。从1934年12月至1948年6月，永丰全县没有共产党组织活动。

重建永丰地下党，积极做好组织恢复工作

1947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蒋管区农村游击战的指示》。4月，中共闽浙赣区党委为恢复和扩大江西党的组织，决定派遣区党委委员黄扆禹（又名石厚）、中共闽西北特委书记蔡敏、闽西北游击队武工队队长池冲，率领一支武装工作队前来江西，组成“中共闽浙赣区党委江西工作委员会”，秘密建立党组织，以加强江西境内的对敌斗争。

武装工作队从福建进入兴国、于都，5月转入泰和，在沙村等地联络同志，建立党组织。1948年春，“中共江西工委”在泰和紫瑶山正式成立，蔡敏为书记。6月间，由于国民党驻军“清剿”，江西工委地下党组织受到严重威胁，为保存革命力量，便秘密转移到阳岭山。一年前这里就建立了革命据点，开始过革命活动，有一定基础。江西工委来到后，通过革命烈属李绍进的介绍，认识吉水阳岭冠山棚下的苏区红军战士罗增光和其弟罗会道，向他们了解阳岭山一带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状况，并联络到一批可靠的积极分子，同时吸收罗加入共产党，为永丰重建地下党作组织准备。



以阳岭为中心，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

阳岭山位于吉水、永丰、峡江三县之间，与芙蓉山相连，海拔587米，岭下只有一条羊肠小道通往山顶。这里人烟稀少，地势复杂，山峻险要，林茂树密，便于隐蔽。此处离吉水八都镇和永丰县城比较近，资讯和采买十分便利。还有南昌至赣州、八都至永丰两条公路从旁通过，有利于向外延伸和发展，是构建地下斗争据点的理想之地。

江西工委机关转移到阳岭山后，首先着手构筑了两栋可避风雨的“木竹屋”，供机关人员办公、住宿和生活；其次组织全体工作人员进行整风，学习中央最新发出的各种文件。罗增光一方面负责筹集并向山上运送生活用品，侦察敌情和通讯联络，一方面深入到附近村庄培养和发展地下党员。先在吉水秘密吸收地下党员，后在永丰渝洲村发展陈木生为党员，并通过他在永丰洲头村再发展几名党员，直至建立永丰地下党支部。同时还与民盟、农工党建立联系。

渝洲村，位于阳岭山东南部，距中心据点约40余里，当时全村有人家70来户，人口260余人。渝洲和周围村庄都有着光荣革命传统。大革命时期渝洲以及相邻的洲头、井坑村，是永丰全县建立农协组织较早的地方。土地革命时期，这里开展过轰轰烈烈的打上豪分田地斗争。抗战期间，抗日宣传活动蓬勃兴起，有声有色。而住在这个村的青年农民陈木生，革命积极性特别高，早在反“围剿”战争时期就积极投身革命，并与红军罗增光相识。

1948年7月间，罗增光遵照江西工委领导指示，以上户做蔑工为掩护，来到渝洲村陈木生家。故友重逢，分外高兴。当天晚上两人密谈至深夜，罗向陈畅谈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介绍了阳岭山秘密据点的建立情况，传达了江西工委关于当前任务的指示，尤其希望陈能和他一道，积极参加党的地下斗争。陈听后十分高兴，当即表示愿意为党和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从此，陈与罗经常秘密往来，并到阳岭山据点参加会议，听取据点负责人蔡敏的讲话，接受党组织布置的任务。不久，经罗增光介绍，陈木生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陈木生入党后，遵照党组织的指示，便在苏区干部、革命烈属和贫苦农民中开展革命宣传鼓动工作。1948年8月底，经陈等介绍，阳岭据点党组织批准，洲头、渝洲村的刘春亨、刘可松等7人被吸收为中共党员；半个月后，陈木生等又在洲头、渝洲两村发展了唐福康、刘位福等8人为中共党员。与此同时成立了由陈木生任支部书记的中共永丰洲头支部，这是解放前夕永丰境内重新建立的第一个地下党支部。

9月，陈等人来到邻近的井坑村进行革命活动，经过学习和培训，又将该村的曾阳春、李吉亨等12人吸收为中共党员。鉴于党员数量的增加，根据阳岭据点党组织的指示，井坑村的党员单独成立了中共永丰井坑村支部，由曾阳春负责。

省工委成立“永吉办事处”，发动群众、迎接解放

随着永丰、吉水两县地下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为加强两县革命斗争的需要，1949年1月，中共江西工委决定成立永吉办事处，由罗增光任主任、陈木生任副主任。

在中共江西工委的直接领导下，永吉办事处和各地下党支部积极带领全体新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永丰全境解放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首先是在洲头建立群众组织“人民解放委员会”，为全县解放作准备工作，并支持藤田进步青年吴锡年自发组织20余人的“田心红色游击队”，在街上张贴解放军的《约法八章》布告。其次是在群众配合下，接应解放军二野五兵团第18军从新干、峡江、八都三路长驱入境，以便对县城实行围攻。再次是我地下党员和民主党派成员，配合随军南下的工作队，向各界人民宣传党的政策，教唱革命歌曲，组织人民群众，迎接解放军胜利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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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浴龙门 闽西北革命悲壮史诗

2019-07-04
血浴龙门

悲壮史诗





龙门战斗遗址位于文江镇光明村圳路尾11号左侧。为完成闽西北特委提出的筹款、夺枪、扩充队伍三大任务，1945年9月22日由林大蕃、游栋率领的30余人精干游击队员打响龙门夺枪战役，因未能迅速撤离、敌众我寡、弹尽粮绝，参加龙门夺枪战斗的30多名干部战士，大部分牺牲，少部分负伤、被捕、失散，闽西北党组织和游击队遭受重创。



林大蕃，大田县武陵乡桃溪村人，是大田县党组织和游击队的主要创建人，193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武陵小学支部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以武陵小学为阵地，广泛联系当地群众和各校师生，宣传抗日救亡道理，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培养青年积极分子，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血浴龙门悲壮史

“

1939年春以武陵小学中心支部为基础，成立中共大田县委，林大蕃任县委书记，在中共闽江特委的直接领导下，积极投入开辟游击根据地的斗争。他相继建立游击基点村，组织农民自卫队，并在这个基础上组建了大田第一支游击队。1942年2月任中共闽中工委书记兼组织部长。1945年5月，闽中工委改建为中共闽西北特委，林大蕃任特委书记兼闽西北挺进游击队政委。

1944年起，国民党在大田专门成立“大田特种会报”和“四县联防办事处”等剿共机构，大势围剿地下党。

1945年4月，中共福建省委派林云祥回大田，向林大蕃传达省委指示：“为了保存老区，必须暂时退出老区。”“强敌当前，要迅速进行战略性转移。”“即将派出省委武工队到你处一起行动。”林大蕃立即作了撤离准备。1945年5月，闽中工委改建为中共闽西北特委，林大蕃任特委书记兼闽西北挺进游击队政委。

1945年5月18日，福建省委派黄扆禹为负责人、游栋为队长的武工委12人，来到尤溪县石头坑，并派人通知林大蕃带队前去会师。由于负责人没有敌情观念，选错会师地点，6月12日晨，遭敌100多人包围，经激战，游击队首次遭受重大损失。会师后，负责人一意孤行，对各方面情况都不了解的情况下，频频进行军事冒险，一错再错。8月22日，负责人派蔡敏带队袭击三民乡公所；几天后又派游栋和林大蕃到永安岭头拦截敌票车。由于频频自行暴露的军事冒险行动，更加刺激了国民党的疯狂围剿。8月下旬，挺进队到永安洪田桑溪基点村时，负责人又错误地命游栋、林大蕃杀回国民党重点围剿的大田老区筹款、缴枪。9月22日深夜，游击队突袭龙门保安队，歼敌5人，游击队二死一伤。队伍在撤退中迷失方向，从原路返回，途中陷敌重围。在水盂曲突围中，中共闽中工委城关直属区委书记林大森、闽西北特委宣传部副部长郑超然壮烈牺牲，中共闽西北特委军事部副部长、大漳边委书记邱清奇，中共闽西北特委妇女部副部长林友梅等人不幸被捕。危急时刻，林大蕃沉着指挥，且战且退，与敌军浴血奋战九昼夜……

”

劫后余生的游击队员蒋绍洪在《忆与林大蕃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讲述了革命者的乐观主义精神，以及最后的人格坚守，严守党的纪律、忠诚党的革命事业的感人故事：

第一天

我们从龙门途经锦溪村撤到太华的积谷山，再到万湖岬，一到万湖岬，就遇到省保安八团刘奇清及曾伟勋的“剿共”部队的阻击，步枪、机枪、手榴弹，一齐向我们投射。我们组织了突围冲锋，国民党兵跟着我们紧追，一直追到高星村，那已是当晚八九点钟了。在高星村，又与国民党兵干了一仗。

第二天

我们就利用国民党兵休息之机突围，连夜急行军赶到了永安县境内的辅弼大树林中隐蔽。这已是龙门战斗后的第二天了。大家身边已无粒米，只好采摘山上野菜野果充饥。

第三天

我们从辅弼大树林里出发往永安青水池的灯海方向进军，通过一个晚上的急行军，我们到达了另一个山头，大家就在山坡、山崙散开休息。到了下午5时左右，国民党兵又接近了我们，并向我们开枪射击，我们即继续突围。趁着天黑，追敌又被我们甩掉了。

第四天

灯海大树林山高林密，国民党兵不敢进林来搜，我们又得以休息。

第五天

我们离开灯海大树林，撤到了桃源的龟洋基点村，可是在反动势力的摧残下，该村成了无人村，连条狗的影子都没有，农作物已成熟，也无人收割。我们游击队已整整四天多断粮饿肚了，在林大蕃、游栋的同意下，我们摘了几个南瓜，煮了充饥。吃了老百姓的南瓜，我们把钱绑在南瓜蒂上，表示照价购买。

第六天

我们从龟洋撤到了基点村王山大树林里。这里的革命群众冒着生命危险给我们送来了白米饭，大家都想饱吃一餐，以增强体力，但一吃起来又咽不下去，这可能是饿坏了。

第七天

我们从王山大树林撤到了王山附近的水盂曲，在坑沟的水圳中隐蔽。可是到了下午3时左右，国民党兵开始是往坑沟底丢石头，后才向我们开枪射击。这时林大蕃和游栋商定，把队伍分为两组，后命令说:“除了武器之外，其他东西全部摔掉，准备轻装突围。”第一次突围，只有林大蕃、游栋、陈郁文及我等十来人冲出第一层包围圈；等到冲出第二层包围圈时，只剩下林大蕃、游栋、陈郁文、我等六七人了。接着我们又再冲出第三层包围圈，可是还被国民党兵重重包围着。看来一时是难以冲出包围圈了，我们七人只好暂时退到中间一山头隐蔽。

可是，到崙尾一看，是万丈深渊，下不去了，但山头上有个坳地。这时国民党兵又以一个排的兵力冲了下来。在这短兵相接的节骨眼上，林大蕃利用有利地形下达命令:“我们是人民的战士，人民战士为人民而战，就要不怕一切困难。几天来的断粮，我们还能战斗并打退敌人的‘追剿’，现在是我们决战的时候了，要坚决打退敌人，决不让敌人前进一步，要战斗到最后一息。”并命令排好阵地，要节约子弹，尽量利用国民党兵丢来未炸响的手榴弹送还他们，不准后退一步。当国民党兵冲下来只距我们十米左右时，激战开始了，我们射出一颗颗仇恨的子弹，有的国民党兵中弹倒下，有的奋力向我们扑来。我们乘机抓过国民党兵扔来未响的手榴弹扔回敌群，国民党兵倒下了不少，可是我们自己的同志有的也被弹片炸到，血流满面。这样打一阵，停一阵，战斗一直坚持到晚上9点多钟，国民党兵的火力减弱了。

这时，林大蕃改用政治攻势向敌阵地喊话:“我们是人民的队伍，是为贫苦百姓的，你们当中一定也有受苦的百姓、是被迫来打仗的，何必为国民党反动派卖命，自己人打自己人呢?”通过喊话，国民党兵中有人被感化了，偷偷地爬过来对我们说:“我们也知道你们是好人，你们打仗很勇敢，再等一下我们就要吹号撤退了。”开始我们不相信，可是等了一下，国民党兵真的吹号撤退了，我们就丢石头进行试探，国民党兵真的毫无动静撤走了。(解放后，此人从贵州写信给大田县民政局，自称保护过我们，才知道此人是国民党一个连长。)我们就在国民党兵撒退后，忍着饥饿伤痛，连夜撒到杉林后大树林，这时天已快亮了。

天微明后，我们在杉林后大树林稍事休息，正想往内炉方向再撤时，忽见国民党兵又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包围上来了。林大蕃和游栋决定，利用国民党兵未发现我们驻地之机，上树躲过敌人。他动员大家说:“我们不但是钢铁战士，而且要做飞鸟战士，每人找一茂密的大树，爬上树梢，把手榴弹盖打开，如被敌人发现就用手榴弹往下扔，冲下去与敌人拼一死战。”接着，游栋带头上树，待国民党兵逼近时，我们已上树隐蔽好了，国民党兵战战兢兢地在我们眼皮底下穿过树林去了。

我们从树上下来后，在密林中继续行军。下午遇到一笋厂，进去一看，厂里人早被枪声吓跑了。那里有一只大锅和些丢掉的笋头，我们就把笋头拿来煮了，但太硬咬不动，我们就去找野菜、野果充饥。到这时我们已连续七天断粮，加上日夜打仗行军，已精疲力尽。

第八天

我们已撤到靠近内炉村的大山上。林大蕃仍然非常乐观、充满信心，在休息的时候，他又说又笑并用手向大伙比划着“大刀向敌人头上砍，革命战士不怕难”，逗得大家都笑了起来。此时此刻大家都感到，与林大蕃在一起，一切困难都难不倒我们。接着林大蕃对我们说:“大家每个人都伸出舌头，有人给我们送细粮来了。”即拿出备为救急的一小盒鸦片来，用小木枝挑了一点放在每个战士的舌头上。吃上这一点“细粮”好比灯上添油，霎时个个精神振奋，林大蕃又说:“今晚一定要智取大米，但千万不敢轻易对待。”当时我们七人携带的武器，除了张正克、陈郁文每人只有一把枪以外，其它五人均带有两把枪。当时的队列，第一个是足兵，第二个是我，第三是陈郁文，第四是林大蕃，第五是张正克，第六是游栋……林大蕃分配给足兵与我的任务是注意追敌，如一旦被发现就要压住对方火力。

9月30日，在西洋内炉村黄春洋又遭敌阻击，林大蕃不幸中弹。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闽西北挺进游击队队长游栋一边回击敌人，一边派人背着林大蕃撤退。林大蕃因流血过多，壮烈牺牲，时年29岁。游栋率领余部向永安洪田撤退。10月2日，在洪田忠洛村又遭敌伏击，游栋、陈郁文等牺牲。至此，参加龙门战斗的30多名挺进队队员，经过九个昼夜的浴血奋战，大部分牺牲。闽西北党组织和游击队遭受了灭顶之灾，根据地除南沙尤外，全部被破坏。

当时还有8个人没有参加战斗。在永安与清流交界处，留了8个人，是准备为进军建泰宁打通路线的。

龙门战斗后，福建省委书记曾境冰把黄扆禹调回省里，派蔡敏去重建闽西北特委，蔡敏任书记，林志群任副书记。然后把特委的地点从大田移到沙县，活动范围由原来的9个县，缩小为沙县、南平、尤溪一带。同时，重新组建了闽西北游击队，林志群任队长，下设二个武工队，第一队队长是蒋荣德，第二队队长是池冲（这2人后面分别担任了大田第一、第六任县长）。1948年，蔡敏调到省委工作，林志群提任闽西北工委书记，并兼任游击纵队司令员，队伍达到2000多人。从此，林志群成为闽西北工委和武装组织的主要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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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向老党员颁授“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2021年6月29日，华侨大学党委书记徐西鹏、校长吴剑平分别上门看望慰问了池冲、王福起、邱秀华、王庆忠、林香、林蒲田、陈照愿等学校“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代表及部分困难党员，感谢他们以赤诚的爱党爱国之心，为学校各项事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看到你们这么年轻、这么热忱，看到党的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非常幸福！”近90高龄的老党员林香接过“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时，激动地说。老党员们也纷纷表示，深切感受到了党中央和学校的关怀和温暖，将坚守初心，继续为党的教育事业奉献余热。

该校共有120名老党员荣获“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其中，党龄70年以上的老党员9人，党龄60-69年的老党员36人。年龄最大、党龄最长的是97岁的离休干部池冲同志，他于1943年7月光荣入党，党龄长达78年。（通讯员：华侨大学刘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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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冲：男民族：汉
出生年月：1925.8.9       98岁
入党时间：1943.7     党龄80年
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武陵乡百束村人。
个人简历：
1943年---1949年闽中地下游击队、闽西北游击队、闽赣边游击纵队、南昌城工部
队员、武工队队长、机关党支部书记
1950年---1960年在大田县人民政府工作
任民政科科长、第二区委书记、副县长、县长
1961年---1969年在华侨大学工作
任生产处副处长、热带作物系党总支书记
1970年---1977年在福州大学工作
任土木工程系党总支书记、数学系党总支书记
1978年---1985年在华侨大学工作
任数学系党总支书记、华侨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1985年离休，享受地厅级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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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池冲

一、走上革命道路

我出生于1925年8月9日（可能是农历）。我父亲池升月，母亲林光治。父母生育有5子1女，我排行老三。1935年至1942年6月在大田县武陵中心小学读书，那时学校已经有了中共党的组织。在小学读书期间，我开始接受革命思想教育，参加抗日宣传活动。1941年春，省委派黄扆禹同志来加强大田地下党工作，公开身份是武陵小学教员，从此，这里成了党组织接头、开会的场所和宣传革命真理的大学校，大家称它为“大斧园”（“斧头”代表工人阶级的意思）。当时，我在这所小学，经常听到他们讲述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苏联红军和“朱毛”红军的故事，使我懂得为什么工人农民终年辛苦劳动但不得温饱的道理；明白了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才能救国救民；我们劳苦民众要团结起来，敢于向地主官僚作斗争，推翻剥削制度，建立新中国，到那时人人有饭吃，个个有衣穿。我和许多同学，正是在这种朴素的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逐步懂得革命的道理，走上革命的征途。

小学毕业后，我回家务农。1943年7月，经由林志姜、林志群介绍我入党，并举行庄严的入党仪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预备党员，同年11月转为正式党员。从此，我在家乡走上革命道路，为党的事业工作。

二、艰苦卓绝的游击生涯

1944年1月，因党的工作需要，我加入了闽中地下游击队，转入艰苦卓绝的地下斗争。当时，虽然都在武陵附近的百束(我的老家)、桃溪等村开展工作，但出于党的秘密活动的需要,常年不能回家与家人见面。后来，游击队活动范围转移到桃源龟洋、黄山等地。游击队机关住在大山林里，开始时一无所有,我们就自己动手盖茅草竹棚，床、桌、椅等都是用木头、竹子自制而成的。我们还在山林间修整出一片操场，用于进行军事训练。当时游击队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党的机关的安全。1944年4月，地下游击队参加了闽西北特委组织的第二次“南下挺进队”。由林大森任队长，率领我和其他几名游击队员挺进到永泰县新溪与省委机关游击队会合，执行保卫省委机关安全的重要任务。有一次天刚破晓，敌人发现并包围了省委机关，形势万分危急,在新溪山我们与敌人打了一仗，我们以少胜多,掩护机关的领导同志顺利突围,保存了革命力量。同年5月，为了加强闽中工委的工作，省委派蔡敏、李铁同志由我带路前往大田，我们三人化装成商人徒步跋涉到达武陵桃溪村。

1944年7月15日凌晨，国民党特务大队、大田县保安队、侦缉队等共800多人，由特务林朝栋等人带路突然包围我们在武陵垵的根据地和特委机关，并兵分几路包围了林大蕃、林英才、林芴隆等人的家及小学校园，当时我和林大森住在林大蕃家。凌晨时分，天刚朦朦亮，大森同志听到狗叫声，起来往外一看，只见远处有国民党兵正向大蕃家这边包围过来，他急忙叫醒我。我们两人立即冲出屋外，顺着小山坡就地一滚，沿着小溪猛跑。我们突围时发现林英才家也被国民党兵包围了，只好朝雪山方向跑，再绕道赶到岬口垄机关驻地。抵达岬口垄机关驻地，我们立刻将情况向林大蕃报告。林大蕃决定全体同志马上集合，迅速向草洋山上转移。在山上隐蔽了一天，大家滴水未进，饿了一天。待天黑后，队伍又转移至雪山。这次敌人突袭没有造成我游击队和特委机关损失，但一些地下党员家属和群众遭到迫害。我父亲也被敌人抓走，后来通过他人花钱才保出来。

12月26日，为了打击特务的嚣张气焰，我们决定教训一下特务分子林朝栋。当天，由肖应时带领，我随队参加了这次战斗。我们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冲进林朝栋家，击毙林朝栋妻子（敌特密探），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

1945年，我游击队主要在石坑、科里、永春一都和安溪交界一带开展工作，建立根据地。春天时节，因生活艰苦我忽然患上了黄疸病。游击队留我一人住在山上养病，后转移到大竹林的红军洞，有时住在群众家里。在养病期间，群众给我送粮和草药。我身体稍有康复，就呆不住了，马上又回到游击队伍中。

6月10日，黄扆禹、游栋率领省委武工队12名队员与林大蕃率领的30多名游击队员在尤溪八字桥龙湖村石头坑纸厂会师，组建起了挺进游击队，准备游击至闽赣边的建宁、泰宁一带，恢复那里的苏区。领导指派我担任黄扆禹同志的警卫员，负责保卫首长的安全。12日清晨，挺进游击队在尤溪县被敌县保安队包围，当时，战斗十分激烈，我前面的几名游击队员中弹牺牲，而在我身后的黄扆禹也受了伤，最终我们还是冲出了包围圈。这一场战斗使同志们一天都未进一粒米饭。晚上，队伍撤到三元县中村安置伤员，然后转移至桃源王山根据地。

    7月底，游击队挺进永安洪田及与清流交界的桑溪村休整。

    8月间，我们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大家非常高兴。特委领导分析了抗战后的形势，提出了夺枪、筹款和扩充队伍的三项紧急任务，并决定由林大蕃、游栋率领游击队主力30余人潜回大田县，袭击驻扎在龙门的保安队，以夺取枪支。然而，由于敌情突变，游击队的行动目标被暴露。在行动中反而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使游击队遭受到重大损失。龙门战斗失利后，留守在清流桑溪村的同志由黄扆禹、蔡敏带领，黄、蔡和我化装成商人，经永安一路步行到沙县涌溪找到林志群同志。

      1946年1月，在沙县隆兴洋重新组建了闽西北游击队，共有20多人，由蔡敏、林志群领导，我担任第二武工队队长。

    3月，省委派陈贵箤、黄扆禹带领70多人的武装部队和两挺机枪，到隆兴洋与闽西北游击队会合，组织第二次挺进队，再次进军到闽赣边开展工作。时值春季，部队夜间行军容易留下脚印；当队伍挺进到泰宁县杨梅凹村时，被敌人发现并四处堵截，使我部队腹背受敌，队伍只好在夜间强渡金溪，与敌人打了一仗。游击队受阻后，被迫在垅西山一带与敌周旋了一个多月。敌纠集几个县的保安队对我进行围追堵截。最后，领导决定陈、黄率领队伍大部返回省委，其余的由蔡敏同志带领撤到沙县，化整为零，开展地下工作。

    5月至年底，我与叶同志两人以工人身份，来到南平西芹一带做工，以砍柴、烧石灰为掩护，经常出入南平市联系工作。后来，省委为了加强闽赣边的革命武装力量，发展壮大闽西北游击队，于1947年2月派沈崇文同志等率领30多人的武装队赴沙县根据地，与闽西北游击队会合，成立闽赣边游击纵队。省委另派黄扆禹同志为特派员、蔡敏同志为书记，还有我三人去赣南工作。

    4月，闽赣边游击纵队从沙县根据地出发，行至将乐垅西山附近被敌人发现阻击，纵队暂退到山上草市村宿营待命。30日，游击纵队开拔向西绕道明溪县，攻打常坪乡公所，毙敌5人，缴获枪支十余支，并开仓分粮十几万斤给老百姓。队员们还书写、张贴标语，宣传革命道理。随后，纵队经姜坊转移到洋地，在那与国民党保安队打了一场遭遇仗。为了保存实力，纵队重新返回垅西山的杨梅凹，化整为零开展群众工作。但因纵队行动暴露了目标，敌人纠集将乐、明溪、泰宁三县的自卫队向我在垅西山的营地进行合围。这段时间，纵队处境较被动。纵队领导研究决定，去赣南开展工作的同志乔装打扮成商人进入江西，纵队仍留在垅西山坚持地下工作。

5月，黄扆禹、蔡敏和我三人改变行走路线，装扮成商人，由纵队派队员护送我们至夏茂。然后，我们三人步行到沙县，乘长途汽车经永安、连城、长汀进入江西瑞金、兴国，再步行至江背洞，找到邹丁生同志并取得联系。随后，我们先到太和县沙村，后又到古坪乡雷公坑开展地下工作。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我们住在紫瑶山木工棚以工人身份为掩护，帮人除草、干农活，接近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我们以雷公坑为中心据点，2月份又从外地调来部分干部，增加革命力量。当时我们住在农民家中，为了提高干部们的理论水平，我们集中进行了学习和讨论，主要内容是：围绕当前形势与任务，如何做好群众工作等等。那段时间来中心据点的同志比较多，为了不被敌人发现，我们决定将驻地搬到离村庄有几里地的山沟里，自己动手搭草棚住下。

6月20日晚，我从山上下来去雷公坑曾尚衡家挑米，路上遇到国民党地方自卫队，他们说我是“共党土匪”，把我抓到乡公所关起来，对我进行审讯、逼供，严刑拷打。将我两手吊起来、脚跪下（俗称坐飞机），用木棍压在双脚，人踩在棍子上。面对敌人的酷刑，我始终坚持不说，严守党组织秘密。敌人从我口中挖不出任何线索，问不出任何东西，何况当时我身上又有“合法的”身份证明，加上蔡敏得知我被俘后，马上找到曾尚衡，通过他的关系设法把我营救出来。我出来回到据点后，与蔡敏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觉得应当立即转移，以确保机关的安全，防止国民党自卫队可能进行搜查。于是我们分几路出发，途经太和、吉安直奔吉水县杨岭山，暂住在山下接头户罗增光家里。住下后，我先带几个人上山察看地点。大家一齐动手砍竹子、平整土地。经过几天的辛勤劳动，我们搭起了竹棚，架起床铺、桌、椅等，其他生活用具也全是用竹子做成的。房子建好后，蔡敏同志和其他同志先后陆续上山来，在山上建立起根据地，同时把江西工委机关设在这里，我担任机关党支部书记，负责内务工作。

8月，李健同志介绍一批同志来杨岭山参加工作。工委举办了学习班，加强对这些干部的培养。学习班由蔡敏同志主持，我也参与学习班的领导。学习内容是：贯彻开展游击战的“五一”指示，形势与任务，党的基本知识和如何做群众工作等。

1949年初，工委决定将干部分派各地开展工作，我因工作需要，仍留在机关工作。

6月间，解放军渡江后，第二野战军解放了南昌。国民党军队溃败逃跑。我们得到消息解放军距游击队驻地100华里，于是马上派万木同志先头去与解放军联系，游击队随后出发，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我们来到樟树镇与解放军的队伍会师。大家都很兴奋，地下党游击队从此可以结束秘密活动，我在经历了5年多的游击生涯后，转向公开的革命工作，开始了人生新的征程。

三、从政从教兢兢业业

1949年7月，在与江西省委取得联系后，我们游击队开到了南昌，住在一所女子中学。同月，我们为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举办了一期有100多人参加的培训班，学习解放区的有关政策等。

8月，蔡敏和我回福建建瓯，向福建省委领导曾镜冰等汇报在江西的工作情况，省委决定将在江西的地下党人员全部留在江西工作。17日，福州解放。我们返回江西，向江西省委组织部办理移交手续，由江西省委组织部重新分配工作。12月，经省委组织部研究，我们又回到吉水、吉安、太和等县，向各县委组织部移交地下党员名单并介绍情况。最后，我们来到雷公坑建立的第一个革命据点，看望地下党员和群众。

1950年3月，我经江西省委组织部同意，返回福建工作。临行前，老战友互相题词留念。我从南昌经上饶、建阳到南平，从南平乘船到福州，向省委组织部报到。在福州休整几天后，省委组织部介绍我到永安地委组织部报到。地委组织部决定委派我任大田县政府民政科科长。县政府成立之初，工作千头万绪，我兢兢业业，废寝忘食地工作，主要抓了建立乡人民政权、筹备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做好拥军优属和社会福利救济等工作。同时参加县里的中心工作，剿匪及减租减息的斗争，发动群众参加农会，组织互助组，发展农业生产等等。

1952年开展土地改革，我带领工作队到太华、魁城两个乡搞土改，发动贫下中农同地主、恶霸作斗争，把田地分给农民。为了土改斗争的需要，我还兼任法庭庭长的工作，宣判不法地主和恶霸的罪行，实行人民民主专政。

1953年10月，我调任中共大田第二区委书记。主要负责抓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在初级农业社的基础上发展高级农业社，让农民以土地、大件农具入股参加农业社，实行按股分配和按工分分配的制度。

1954年2月，我到省委党校学习理论半年，学习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三大改造政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农业的改造）和党建理论，政治素质和理论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学习结束后，我回大田离开桃源，离开第二区委。10月，我担任大田县副县长，协助县长工作。主要负责三大改造，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合作化，搞好经济工作。

    1955年参加中共大田县委工作，担任县委委员。

    1957年1月14日，经大田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我当选为县长。同年，参加县委常委会工作，担任县委常委，并作为代表出席中共福建省党代会。

    我曾当选人民代表，出席第一、二届省人民代表大会。

    1957年开展的反右运动，后期开展的反地方主义，把大批曾是地下党的领导干部打下去。我也受到批判和冲击，说我是地方主义、民主革命不彻底。

      1958年，为贯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国家取消个人私有财产，大办公共食堂，搞全民大炼钢铁，搞农业高指标。春节后，由省交通厅组织各县参观团，我参加了赴北京、河北省保定蓟县，参观民间交通建设，学习他们的“苦干”精神。回程途经武汉，参观了武汉长江大桥的宏伟建设。回到县里后，即进行贯彻参观所学的精神，发动各区、乡大搞乡村道路建设，实现乡村道路车轮化。

    1959年，我到文江公社兼任公社党委第一书记一年多，主要抓粮食生产。在农业生产上采取措施，把粮食搞上去。因1958年大炼钢铁，烧木炭把山林给砍光了，造成水土流失，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一定困难。

    1960年6月13日，一场大雨使文江陷入了洪水包围之中。河溪两边的农田被淹没，部分房屋倒塌，公社所在地也是一片汪洋大海，与县里的联系中断。在紧要关头，是社员划木船把我们从洪水中救出，脱离了危险。同年，全县发生粮食危机，有些社员没有口粮吃，不少社员得了水肿病。我立刻下乡到前坪，发动群众搞生产救济。

    1961年10月，我调到华侨大学工作，这是我进入教育界的开始。先是在华大驻榕办事处工作，住在省委统战部，负责华大与省各有关部门之间的协调联系，接待外来教师和干部。1962年，华侨大学在泉州建好部分房子，我又回到校本部工作。在这期间，台海关系紧张，蒋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按照部署，福建沿海全面备战，家属都搬到南安诗山码头居住。6月以后，在集美的学生也陆续迁回学校本部。我当时任校生产处副处长，负责学校的后勤生产和供应工作。

    1963年，我到热带作物系担任党总支书记。从此开始搞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并开始学习、了解与掌握教学工作情况。1964年，为适应教学实践的需要，学校决定将热带作物系搬迁到海南岛的兴隆农场。我带着一些人先去筹建，并做好了一切建系的准备工作。返回学校后，我向全系介绍了筹建情况。在热带作物系临搬迁前，学校又决定我留下，另派他人担任该系领导。

    1965年底，学校教师和学生都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我被分到晋江县马甲分团当副团长，搞整党整社运动，提高社员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农村社教尚未结束，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学校首当其冲，把参加社教的干部全部召回。

    1966年6月20日，我接到通知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到校一下车，就受到运动的冲击，造反派给我戴高帽游斗。从此，我开始靠边站，受到多次批斗。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我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我被说成是执行教育修正主义路线，领导权被夺走，家里被抄。化学化工系党支部造反派要开除我党籍，我成为被管制的对象，被关进“牛棚”，由造反派管制监督我劳动改造，每天打扫公共厕所，在校内种树劳动。在这段时间里，有时晚上还要步行到泉州市区体育场，参加批斗会，接受教育。后来，军宣队进驻学校，领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1968年4月，军宣队举办了校、处、系干部学习班。为了便于改造，为排除干扰，军宣队把学习班办到晋江县后洋村，边学习边劳动，进行思想改造。经过多次审查，我最终得到平反，并恢复了工作。

    在这一期间，省委工作团来学校，我又出来参与了领导班子工作。那时学校组织政工干部到北京串联，我也参加了，并于1966年10月18日下午2时15分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的亲切接见，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天。

    1969年8月15日，宣布对我的解放；12月16日恢复我的党籍，允许我参加党的组织生活；12月28日经党员大会选举我为党支部委员。年底，华侨大学被撤销，教职员工下放到农村接受再教育。我被调到福州大学工作。

    1970年2月，我任福大土木系党总支书记，后调任数学系党总支书记。

    1972年，福州大学召开第二届党代会，在会上我被推选为党委委员。

    1978年，经国务院批准复办华侨大学。7月，我被上级指名调回华侨大学工作，担任华大数学系党总支书记，负责筹办数学系。我们从各地调来大批教师，这些教师素质高、思想政治好、业务精，成为数学系教学的骨干力量。

    1982年，我到省委党校学习半年。7月，我离开数学系，调任校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主持工作。

    1983年，学校召开第一届党代会，我负责代表资格审查并向大会作纪检工作报告。大会选举出校纪律检查委员会组成人员，我任副书记。

    1985年，我根据工作需要和身体情况提前离休，享受地厅级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