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1.3.18 阳春三月,韩江边木棉花开,红云成片,倒影投向碧水韩江。沿着韩江北上至上水门,沿岸无船靠岸,游人悠闲散步。很多人难以想象,一条事关中国革命大局的中央红色秘密交通线曾于此存在过。 1930年末,一条从上海开始的中央红色秘密交通线开始运作,经过香港、汕头、潮州,北上到大埔、永定,最后抵达原中央苏区首府瑞金。“赤白”对峙下,这条途经潮州的红色交通线,担负着党中央从上海到苏区的战略转移任务,成为一条摧不垮、打不掉的生命航线。 “中央切勿因人少而不派一人来主持此纵横四五百里拥有人口七八十万之闽西苏区。”1931年,在福建长汀,周恩来写下《伍豪自中区来信》发往上海,信中恳切地劝告党中央要加强中央与苏区之间的联系。 时间回到1927年4月。彼时,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在上海、武汉实行“清党”“分共”,迫害共产党人。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为标志,大革命宣告失败。1928年,张学良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了除蒙藏以外的中华民国领土。中国共产党转入地下斗争。 出路需上下求索。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提出了今后的工作任务:“必须努力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红军,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中共六大后,全国出现了多个以武装割据为主要特征的红色苏维埃区域,闽西、赣南苏区是全国面积最大的一个,联合组成中央苏区。 中央红色交通线示意图。陈立佳供图 为加强上海中央与中共苏区的联系,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数条秘密交通线开始筹谋。从“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出发,稀缺物资、领导干部、机密文件跋山涉水,抵达中央苏区。 “宁可放弃苏区一个县,也要办好交通线。”1930年秋,在周恩来的组织下,中央交通局成立,三个月时间内进行了培训、勘点和组织。长江、北方、南方三条交通站线正式建成,其中南方线分为四条支线:上海—香港—南雄—江西,上海—香港—汕头—黄冈—饶和埔—闽西,上海—香港—汕头—潮安—松口—梅县—蕉岭—平远—江西,上海—香港—汕头—潮安—大埔—永定虎岗进入瑞金。 潮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立佳介绍,其中,由上海经潮安至瑞金的交通线主要担负党中央从上海至中央苏区的转移任务,亦是后期唯一存留的交通线。这里的“潮安”包含了今天的潮安区与湘桥区。 南方线中有3条支线经过潮汕,在红色交通线的设点选址上,周恩来再度将目光投向粤东。在此之前,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南昌起义军部队挺入潮州城、黄埔军校潮州分校开办……身处其中的周恩来已数次进入潮州。陈立佳认为,周恩来选择潮州作为交通站之一与潮州的革命基础不无关系。陈立佳介绍,贯穿潮安南北的韩江沿途有潮澄澳县委创建的浮凤革命根据地,潮汕铁路两旁有红军和群众革命武装依托桑浦山根据地开展的游击战争。 周恩来周密地设计中央秘密交通线:一般不直接从上海到汕头,而是从上海到香港,再从香港折回汕头。陈立佳分析,潮州人在东南亚、香港的人数众多,且潮州当时经济比较发达,是闽粤赣边商品集散地,人来货往。从香港迂回进入潮汕地区,可以麻痹敌人,有利于共产党同志扮成东南亚、香港的华人或商人往来,为进出苏区创造机会和条件。市区和沿途各式各样的商店也为苏区运输各种紧缺商品提供了理由和便利。 除革命基础外,作为交通站的潮州有着更加鲜明的优势。韩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赵玉田教授认为,潮州乃粤东大都会,沃野千里,物产丰饶,在此设置交通站,便于为中央苏区筹集物资;潮州背倚群山,山峦叠嶂,草木繁茂,隐蔽性好。另外,潮州水陆交通便利,韩江穿境而过,船舶溯流北上汀州,便于人员往来,也便于向苏区运输物资。另外,上世纪三十年代,潮汕铁路交通便利,加上已有的水运,交通线由汕头至潮州,非常便捷。
此条秘密交通线使党中央与苏区的交通时间由两个月缩短至半个月左右。据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赖立钦判断,此前,闽西苏区、赣南苏区与党中央的信件往来,由于敌人的封锁,一般要两个月才能送达。 “绿树掩映着神秘的旅社楼屋,有谁会想到这里群英汇聚藏龙卧虎,迎来送往面对着潮起潮落云卷云舒,联结着红色地下交通线众多站点畅通无阻。”潮州退休老干部林汉龙了解了秘密交通线的历史,大受触动写下叙事诗《追寻红色驿站之路——记当年中共地下交通线站点之一的潮州交通旅社》。 位于潮州古城的水晶巷,曾作为地下交通站的交通旅社已无迹可寻。苏仕日 摄 潮州古城内,上水门边,卫星二路的水晶巷附近如今已成为居住区,平静、安宁,与其他住宅楼并无不同。“此地原有一条小街贯通白日路和东平路,小街北侧西端有一座四层楼房,就是交通旅社。”陈立佳介绍,该交通旅社的老板吴寿庆,为大埔籍印尼归侨。 陈立佳分析,地下交通站设在这里,可以接待人员、存放货物,有利条件较多:一是吴老板比较开明,同情革命,可以借助他的归侨身份进行掩护;二是闹中有静,越是神神秘秘,越容易引起怀疑,闹市里大摇大摆反倒安全,在宁静的小巷里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从事秘密工作;三是靠近韩江青天白日码头,人员、物资、情报的运送十分方便;四是地下交通站掌控两艘与其他商贸船一样的电船在韩江运行,并以保护商船名义组建了一支10多人的便衣武装。 中央红色交通站分为大站、中站和小站。大站有香港华南交通总站和闽西大站,中站如大埔青溪站和汕头站,潮州站则属于小站。陈立佳介绍,除了交通旅社,位于韩江之畔的意溪火车站也是地下交通站之一,两个交通站之间距离约3公里。岁月沧桑,意溪火车站早已不再承担交通功能,掩映在历史之中,静静地矗立在韩江之畔,成为潮州红色名片之一。 历史上,这些交通站“静悄悄”地见证了一次又一次的红色交通转移。 1931年12月上旬,根据党中央“巩固、发展和扩大苏区与红军,抽调白区60%的干部到苏区去”的指示精神,周恩来化名伍豪,由中央交通局负责人之一的肖桂昌护送,走上这条由他亲自打造的秘密交通线。 饶平县海山籍人李沛群曾任闽西大站站长。李沛群在《周恩来同志进入闽西苏区的经过情况》中介绍,周恩来乘坐小火轮经过两天两夜到达汕头,次日打扮成商人登上开往潮安的火车,肖桂昌和交通员黄华(又名黄有恒)则打扮为同行者。当时买了二等票的一行人进入车厢,周恩来发觉二等车厢只有他们三人,顿觉不对劲,马上走进三等车厢,与各色旅客挤在一起。检票员来查票,周恩来看到此人,脑海中迅速记起此人曾到东江行政专员公署向他请示过工作,忙把头上的帽子拉低,扭头看向窗外;肖桂昌则机智地站起来,挡住周恩来,并把车票交给那名检票员。检票员见是二等座,就指着隔邻的二等车厢,要他们去那边坐。肖桂昌当面答应,但检票员走后仍坐着不动。 抵达潮安,周恩来一行吃过午饭后,乘坐下午2时的电船前往大埔,向苏区前进。他们买的是电船尾的小厢房票,上船后就关上房门休息。周恩来于12月21日或22日抵达闽粤赣苏区汀州。年底抵达瑞金,抵达瑞金的第二天,周恩来电告中央:“一路顺风,平安到达‘娘家’。” 抵达“娘家”的不仅有周恩来。之后,刘少奇、项英、陈云、博古、任弼时、聂荣臻、刘伯承等党、政、军领导以及国际人士共200余人,以及两次参加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的大部分代表,还有一大批电讯技术人员、文艺工作者和进步青年都在交通员的护送下抵达苏区。 苏区的蓬勃发展与光明未来,让无数青年为之神往。 《湘桥区域革命斗争史》一书中展示的中央红色交通线示意图。苏仕日翻拍 1932年,带着两个木头箱子,两名女学生打扮的人登上了潮汕铁路的火车,箱子里装的是上海工人亲手绣给中央苏区的红旗。其中一名女学生是著名电影演员石联星。“我们带着这两厢红旗乘火车到了潮州,后又乘船到大埔。”之后,石联星在瑞金苏区进行艺术宣传,被誉为苏区三大红色赤星。石联星在《时代的报告》一文中回忆这条红色交通线,详细记录与每一位交通线上联络员打交道的过程,解放后还特地去看望一路护送他们的交通员熊志华。 如今的韩江静谧美丽,木棉花开两岸。70年前却是另一番景象,白色恐怖之下,秘密交接就发生在往来船只上。 在红色年代,韩江河面上偶尔可见这样的情景:一条船上挂一顶竹帽,这条从大埔来的船,船头挂上竹帽子,暗示上货,上满之后即取下竹帽,当夜开船。货船到大埔县青溪镇,当地的交通站立即组织群众乘夜抢运。 1933年9月底,潮安迎来一个“无辜的旅游者”。奥拓·布莱恩,又名李德,1932年受共产国际委派到中国,先后在上海、中央苏区等地参与革命。李德在《中国纪事》回忆自己秘密前往苏区的故事。1933年,李德抵达潮安后,向韩江河畔走去,在联络员的指引下躲进狭窄的船舱。“在这里我平躺了几乎二天二夜,不敢出声。将近傍晚,船终于开动了。晚上,这只小船同其他许多小船一起由一只轮船拖着,向上游驶去……沿途停了多次,在我的上面是人的脚步声。有几次显然是在盘查,混杂着粗鲁的问话和命令。第三天,我才走上了小船的船板。” 李德在潮州通过最后的水路交通,随后翻山越岭,经过无人区与荒山,最终到达苏区。 陈立佳分析,很明显,当年潮安的同志护送李德前往苏区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靠交通员一个人是无济于事的。李德搭乘小船的船主、船工都是可靠的秘密工作者,轮船也是交通站直接掌控的,才能应对三番五次粗暴的盘查,安全到达目的地。李德这段经历就是一批又一批革命人士经潮安去苏区,在潮安党组织和人民掩护下顺利通过潮州到达苏区的缩影和写照。 为了保证交通线安全,潮安党组织在潮汕铁路线建立了铁路总支部,沿线站区和每个车站都安插有自己的同志;在韩江上建立韩江电船支部,往返潮州至大埔之间的轮船老板和多数雇员是潮安人,而且党组织直接掌控着两艘电船,电船上安排地下交通员;潮安县城外韩江码头的管理人员和搬运工人中也有地下工作者。这些党组织和地下工作人员积极配合着秘密交通线开展工作,同时也作出了很大牺牲。 赵玉田这样介绍奋战在红色交通线上的潮州革命志士:共产党员潮城交通员张姆(马西姆),1934年1月被捕,面对酷刑,她毫不动摇,视死如归;潮安县委交通员林炳春,废寝忘食干革命,不论白天黑夜,也不论天寒地冻或烈日暴雨,他都勇往直前,日行一二百里,出色完成交通任务,被称为交通线上的“千里马”;潮汕铁路总支书记张炳琴等人因叛徒出卖,于1933年12月被捕,他们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始终保守着交通线的秘密,英勇就义。 “潮安的党组织和人民以各自的方式,守护着这条交通线的安全畅通。”陈立佳认为,秘密工作不能脱离群众,须臾也离不开党和人民的支持掩护。红色交通线更是这样,它的根基在人民。包括潮安在内的红色交通线通过地区的党组织和人民,都为此付出了汗水、智慧、鲜血乃至生命。 “红色交通线潮安路段,无论是韩江水路,还是铁路,都是一条摧不垮、打不掉之路,是一条值得信任、可以托付之路。”陈立佳说,红色交通线潮安路段长达四年时间的安全畅通,从不出事,这本身就是潮州人民对中央苏区和中国革命作出的一个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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