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池登科：枪林弹雨前半生——一位抗美援朝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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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池登科：枪林弹雨前半生——一位抗美援朝老兵的回忆录

2021.6.7

此文题目是编者添增的，原载老照片》杂志（2018年版）第一一九辑，作者是现年八十八岁高龄的抗美援朝老兵池登科前辈。该内容朴实，文字质朴，感情自然真挚，娓娓道来，陈述了抗美援朝“枪林弹雨前半生，复原回乡建家园”的其中事迹。读之开阔视野，滋养人文情怀，增长人生阅历，触动颇深，泪盈双眼。这在当下这个浮躁的时代，重温历史记忆，不忘初心，忠诚于党，实在难能可贵。值建党百年之际，谨以献给对我们伟大的党，繁荣昌盛，日新月异的国家，及新世纪即将腾飞的我们伟大的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

——题记

原题:枪林弹雨前半生——一位抗美援朝老兵的回忆

                                   池登科

一、家世

        我于1933年出生在皖北涡阳县城郊五里湾村一个贫穷的家庭里。我母亲十三岁时被我外姥(外祖母）送到我祖父家做童养媳，十七岁时与我父亲完婚。我母亲先后生育十一个孩子，其中就养活了我和最小的妹妹，其他九个孩子都夭折了。我的哥哥七岁时、姐姐十八岁时、弟弟七岁时、妹妹十三岁时，相继离开了人世。我父母靠开菜园卖菜和务农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年年还要借债，家里真是穷得叮当响。

　　我十一岁上学，三年级肄业，又读私塾一年多。1945年至1946年在本村上难民学校，上到五年级就解放了，那时我才十六岁。刚解放，我非常积极，在工作队的领导下，组织儿童团、姊妹团，并担任了儿童团团长，每天的活动就是学习扭秧歌，学唱解放区的歌曲。由于我斗争性强，能打开面情，乡政府组建武装基干民兵，把我吸收进去，并发给我一支步枪。每天晚上，除了唱革命歌曲、学文化、扭秧歌外，我们民兵就去各村查岗放哨维护社会治安。

　　1950年10月由本村农会主任池登领、村长马广清介绍、我参加了青年团。当时还担任了村财粮委员，积极配合土改工作队、开展土改前的准备工作。

二、参军

        在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传鼓舞下，1951年双庙区进行有名的“五一”大游行，并在王大庄召开了万人大会，不少青年在大会上踊跃报名参军，我的侄子池子俭也报了名，这个场面使我很受感动。我心里想，我是青年团员，我不参军谁参军，我不带头谁带头。不但我要去参军，还要动员几个年龄差不多的青年一起去报名。5月2日、3目两天，我动员刘安清、史滚架二人，当晚我们三人到乡政府，找到乡主任方效先要求给我们写介绍信，到双庙区报名参军。方主任说：“你们几个还小，家庭不会同意，你们参军，这个信我不能给你们写。”经过死缠硬磨，乡主任才给我们写了介绍信，我们都很高兴。

         当晚不敢回家睡觉，在一个草庵里过了上半夜就动身出发，到天明才到双庙区政府。我们找到区政委陈紫香同志，说明来意，递上介绍信。他注视着我们三个人，问道：“你们家里都同意了吗?”我们三个人齐声说：“同意！”政委高兴地说：“欢迎你们参军保卫祖国，好样的，先去洗脸休息一下，再去食堂吃饭。”随即发给我们每人一双布鞋，上面绣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字样，我们看了很是高兴。

　　5月4日的早晨，家人不见我们回家吃饭，就在全庄找，问谁都说没见，早几天只听说他们三个人要求报名参军，没准真去报名了。三个家庭的老人急忙到双庙区政府，找到区政委说“他们年纪小，不懂事”，要求带回家。我父母说：“家庭劳力少，没有人干活，又没有牲畜，我家就他自己，将来有困难怎么办?”政委看我们参军的决心很大，就耐心细致地跟家人讲解革命道理，并说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永远不会忘记对军属的照顾。区政委对我父母说：“特别你是双军属(此时大伯池恩玉已参加抗美援朝），是要优先照顾好的，像你老人家培养了这么进步的好儿子，为报效祖国挺身而出，是值得骄傲的，我这个区政委都感到光荣。劳力少干活有困难，我们现在已组织互助组，互相帮助，互相帮耕，就解决了你们家的问题。今后有什么困难，就直接找我这个区政委。”我父母是知情达理的人，经区政委的耐心疏导，也就不再要求我回家了。刘安清也留下了。只有史滚架一人由父亲带回家了，因他年龄才十六岁，身高不到一米五，政委鼓励他过几年再来报名。就这样我们送别了亲人，正式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三、军训和政治教育

       我们在区里过了两天，全县的新兵都集中到我县西阳集进行体检。我的身体完全合格，只有刘安清体质差，身高又不够，不合格，带兵的区领导安排他回家了。我的侄子池子俭体检也合格了，并与我编在一个新兵班。不久，我们县的新兵又集中到蒙城县东双涧集马家凹村，由华东军区接收，编制为华东军区新兵三十团。这次我县新兵共批准入伍一千六百名，我分配到二营五连一排二班当战士，随即发了军服。排以上干部都是部队老同志，对我们进行队列训练，政治教育主要是忆苦思甜。随后我又调到营部通讯班当通讯员。

         经过三个月的基础军训和政治教育后，我们由蚌埠火车站乘车北上。一周后到达东北凤凰城境内，又军训一个多月，增加了实弹射击科目。10月初，部队调往安东(今丹东），准备入朝，补充到老部队里面去，因前线五次战役打得比较艰苦，伤亡较为严重，所以急需新兵补充。同时前线部队急需一批有文化的新兵去连队当文书。这时我被调到宽甸县随营学校学习文书业务。我们县一千六百名新兵，在1951年10月初跨过鸭绿江，正式人朝参战。

四、入朝参战

        我们随营学校共两个集训队，一个是财会队，一个是文书队。我们文书队业务课还没有学完，因前线部队急需(那时连队官兵大都没有文化，连早晚点名都很困难)，军部用汽车把我们文书队三十多人送往前线。那时朝鲜交通运输非常困难，白天不敢走，敌人的飞机不间断地对北朝鲜各地狂轰滥炸，道路桥梁基本都被炸毁；夜间敌机也不消停，不间断地在空中巡逻侦察，投下大量的照明弹，人员、车辆行动都很困难。几百公里的路程，走走停停，七天后我们才到达三八线中段的一个名叫子孙里的地方。

        到达目的地后，我被分配到中央炮兵三十二团五十七山炮连当文书，后又当观察员。驻地离前沿阵地只有几里，前线的炮声、枪声都能听见。

　　我们五十七山炮连指挥班，在离前沿阵地几公里的一个无名高地上，我们在这里构筑了预备炮阵地，以备前沿失守，可退到预备阵地继续打击敌人。炮班的同志都叫我们指挥班是“小鬼班”，因我们十个同志年龄都在二十岁左右，个头都不高，也都有点文化。那时我在部队就算是知识分子了。我几次要求到前沿观察所，连里领导说：“构筑火炮预备阵地就是战场，就是前沿。你们的任务是抬铁轨拉木料，把阵地构筑好，把连指挥所挖好，这是你们指挥班的任务。”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们每天早晨抬铁轨做工事横梁，晚上拉木料。

　　我们阵地所需要的木料必须从别的山上拉回，预备阵地一草一木都不能动。炮班的同志用绳子从山上往下拉，然后再扛上山。我们指挥班每人配一匹马，用马拖运，来回十多里。朝鲜天气严寒，往常我都是穿皮棉鞋。有一次为图走山路轻快，我穿了布鞋，结果回来鞋和脚上的肉冻在了一起，又不能用火烤，只好放在被窝里慢慢地捂化，才把鞋脱掉。脚因此受了伤，破了几处，休息了几天，接着再干。

       有段时间，每天早上我们都要到山下抬被敌人炸坏的铁轨。坡陡路滑，抬起来走几米就得放下休息，有时不小心还会滑下去。上有敌机盘旋，下有武装特务偷袭，我们连续干了二十多天虽然又苦又累又冷，但我们没有一个叫苦的，连一点想家的念头都没有。

五、负伤住院

       1952年1月31目早上，当我和战友们在预备阵地上抬铁轨的时候，敌人的侦察飞机在我们阵地上空盘旋了两个圈，发现我们连正在施工，便指挥后方的地面炮兵发射一发烟幕弹、正好打在我们的预备阵地上，烟云腾空几十米高。排长见阵地已暴露，果断命令我们下山。

我和战友们撒腿往山下的防空洞跑，刚到山腰，就听见敌人的炮声，我们还没来得及趴下，炮弹就在我和战友陈洲同志(四川人）左侧五米左右爆炸了，气浪把我们冲倒在雪地里。我们俩同时负伤，但我还没感到疼痛，起来又跑，可后面的人看得很清楚，几个同志快步冲到我们跟前，二话没说，把我们俩架起来就跑，直奔友邻的防空洞。敌方的炮弹连续发射三十多发，我们的伙房和友邻的伙房都被炸坏了。连卫生员赶紧跑过来给我们俩包扎。我的左腿，从大腿到脚跟全是血，单衣和棉裤都浸透了，这时我才感到疼痛难忍。当天上午，伙房端来一碗面条，我只吃了几口，就疼得实在吃不下去了。此时师部担架营派来了担架，在担架上整整睡了一天后，我被拾到临时设立的野战医院。病房里的伤员太多，不少伤员只好睡在地上，动手术都要排队。我被抬上手术台，做完手术，我问医生：“我的伤怎么样?”医生说：“你是轻伤，伤口里面有点棉花，夹出来就好了，不需要回国治疗。”然而，一个多月过去了，伤口不但没有愈合，反而一天比一天恶化，逐渐发黑。医生又确定我为重伤员，必须尽快送回国内治疗。

　　1952年4月的一天夜间，我坐上了回国的汽车。车行两天一夜，到了朝鲜某火车站，搭乘军用废品运输车回到祖国。我们十几个重伤员已不能自理，一路上都是被人抬着上下车。

         国际红十字会在朝鲜某火车站设有检查站，监督交战双方不能再增加兵力，只能减少相应的作战人员。否则战争任其扩大发展下去，会造成双方更多的人员伤亡，给红会救援工作带来很大的压力。由于我被医生确定为重伤员，必须尽快转运祖国治疗，但要通过国际红十字会检查站检查才能放行。列车负责同志严厉告诫我们，从现在起不准吭声，不准弄出任何响声。我们的列车于夜间通过检查站时，国际红十字会有人上前问：“车上装的是什么?”铁路工人拿着小铁锤敲着火车皮大声说“都是军用废品”，然后凑上前小声说“都是伤员”。红会人员又说：“回国的列车可以不登车检查，如果入朝的列车必须登车检查后方可放行。”他们的对话，我听得清清楚楚。就这样，睡满一列火车的伤病员，被当作“军用废品”运回了祖国。

六、康复训练

        回国后，我们被送到隆化县城接转医院，进行全身消毒，衣物也全部消毒，换发新的服装。之后确定伤情等级，我被确定为一级，补助了12元钱，作为身体补养费。凡是直接参加战斗负伤的同志都确定为一级，战勤和后方其他负伤的同志都确定为二、三级，补助相应少点。不久，我乘火车转到佳木斯市三十二陆军医院二所住院疗伤。第二天早晨，医生查房逐个查看伤病员的伤情时对我说：“你腿上还有弹片。”我说：“没有，在前方动手术时我问过医生，说是轻伤，伤口上就一点棉花，夹出来就好了。”“你的伤口深处已经发黑，你坚持一下，”查房的医生说着便用银针向伤口深处刺探，“很硬。”我感到非常痛，受不住。医生想直接把弹片夹出来，看我疼得厉害，就放弃了，当即决定动第二次手术。上午十点多，护士用担架把我抬到手术室，然后架上手术台，把手、脚、腿固定好，打上麻针。二十多分钟后，医生取出了弹片，往盘里一丢，听见“当”的一声响，医生说：“这就是你腿上的弹片！”我问医生：“为什么前线的医生不给我把弹片取出来?”他说：“前线野战医院条件差，伤员多，没有足够的时间细查，况且你是早上负伤，晚上手术，伤口没有变化，弹片在里面，靠近筋骨，棉花在外，弹片穿透棉裤，棉花留在了伤口外面，手术时误认为只有棉花没有弹片，所以未取出来。”至此，这块在肉里三个多月的弹片总算取出来了。

　　1952年5月，手术后二十多天，伤口基本愈合，但左腿伸不直，只能蜷着腿睡觉。我问查房的医生：“我的伤快好了，我的腿为什么伸不直?也不能走路，大小便都得由护士扶着，我很着急。”医生说：“你的腿没有伤筋动骨，但肌肉损伤严重，局部神经受到挫伤，不要紧，能走路，还能跑步，再过几天安排护士帮你学走路。因为你的筋缩短了，所以伸不直。你先在床上练习伸腿蜷腿动作，会很痛，但要坚持，否则要打石膏绷带硬取直。”

         根据医生的建议，我坚持在床上练习左腿的伸缩动作。十多天后，腿能伸直了，但还是不敢下床走路。医生安排护士拿来两个拐杖教我如何站起来，怎么使劲。坚持十多天，去掉右拐杖，又用单拐练了二十天，就运动自如了。这一段时间，我和伤病员们每天到郊外和市里，戏园子、电影院我去了不少次，因为前十排不卖票，都是留给志愿军伤病员的，随到随看。

　　伤病员中有干部，有战士，个别伤病员不遵守院规，有的还居功自傲。于是，二所组建了一个伤病员连部，以伤病员教育伤病员，以伤病员管理伤病员。医生专管医疗和生活安排。我被调到伤病员连部当文书，同连里干部下到各病室做思想工作，安慰伤病员安心疗伤，听医生的安排，帮他们写封家信报平安，等等。

       1952年6月底，我出院后和好几百治愈的伤病员一起，集中到东北某县接受教育，并确定了回乡安置的办法。我服从组织安排，准备返乡。

七、重返前线

       1952年7月底，志愿军前线来电说，凡志愿报名重返前线的伤病员，可回部队继续参加抗美援朝。复员大会传达了前线来电，进行动员。我认为我完全够条件重返前线：一、我是轻伤；二、我是青年团员；三、我年轻，才十九岁；四、我要报负伤之仇。于是我报了名，并写下重返前线杀敌立功的决心书，上交复员队部。经党支部研究，批准了我的请求。

        不几天，重返前线的同志单独集中到一个地方，编为成建制的健康团，设营、连、排、班。在恢复身体健康的同时，我们还要政治学习，鼓舞士气，做好重返前线的思想准备。

　　1952年9月底10月初的一天夜间，部队通过鸭绿江大桥到达朝鲜境内。我们每天行军只能走几十里。白天行军要拉开距离，怕敌人的飞机发现目标，晚上行军每个人都要跟得很紧，不能掉队，怕敌人的武装特务指示目标。敌人的飞机，不分白天黑夜，一来就是十多架，多的时候二十多架，向地面侦察目标轮番轰炸，哪怕只有点灯光，都不放过。我们就是在这种凶险的情况下前往三八线中段参加战斗的，行军十八天，非常艰苦。

         到师部后，大部分同志都回原单位了，我的部队联系不上。我负伤时，编制在中央炮兵三十二团五十七山炮连。接收我们的十二军三十五师一○三团的同志说：“你们炮团回国换装备去了。因为你们的炮太小，击中敌人的坦克却炸不毁它。”他又拿来一张图，画好路线，叫我回国找原单位。这使我感到很为难，好不容易来到前线，我决不能再回国。我问他们这里有没有炮兵，他说有炮兵营，我听了很高兴。我说：“我不走了，在你们这里干不是一样打击敌人?”那个参谋很高兴，随即把我分配到一○三团炮兵营一二○迫击炮连指挥班当观察员。班长史俊清和我是老乡，他家住涡南史黑庄，他的叔父史朝雨在我庄种地多年，邻里相处很好。他是1948年入伍的老中学生，指挥班还有一个大学生、三个高中生，其他几个都是初中生，就我文化水平最低为高小生。我们班八个同志，班长安排老同志教我学数学，学炮兵射击时的计算方法，学习地图识别方法等。连里有公差重活，都不叫我去，对我非常照顾。我感到非常温暖。

　　大约在1953年初，我们在三八线中段执行阻击战的任务。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以坑道战阻击敌人，还根据有利地形，结合我军的传统战术开展了多种形式的阵地战、破袭战、歼灭战和夜战，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敌人不但不能前进一步，还不断失去了很多有利阵地。这时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队要从朝鲜半岛中间登陆，从东海岸到西海岸距离较近，如果敌军在东西两海岸一起登陆，再使用原子弹，这就危险了。为阻止敌人的图谋，部队经过六天急行军，调到东海岸，挖坑道，预防原子弹和敌军登陆。敌机不时对我们打坑道的山头实施轰炸。一天上午，我们正在山头上挖坑道，敌六架飞机又来轰炸。朝鲜老百姓正在山坡上抬杠耕田，两个男老者和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被炸伤，两条牛被炸死，我们团部的同志也有三人负伤，这是我亲眼所见。朝鲜战场上不分前方后方，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

八、凯旋

        停战协议签订后，大约1954年初，十二军三十五师一○三团乘火车离开朝鲜。回到祖国怀抱，我们就像久别婴儿投到母亲怀抱里一样，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感到亲切。每次在兵站下车吃饭时，当听到“最可爱的人胜利回来了”，我和战友们无不感动得流泪，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这样的场面，我永远不会忘记。

        坐了几天火车，我们到了江西省上饶市。我们师部驻上饶市西十公里的罗桥，我们团驻文家乡，军部则驻在浙江省金华市。经过短期休整，我们就开始自己造营房，打石头烧石灰、烧砖，所有人员都有任务。我连负责打石头和拉运石头，供应石灰窑烧石灰。1954年底，我们终于建好了营房。

　　1955年，按照苏联军事训练纲要，我们进行军事正规化训练。5月，部队实行军衔制，我被评为中士文书。1956年6月，我由连长周万里、班长高金顶两位同志介绍入了党。7月被提拔至七十五无座力炮连任司务长，准尉军衔。按苏军的配制，连队司务长不管伙食，主要负责全连的行政管理事务，检查工作，从早到晚，值班员交接班、每天训练和政治教育情况的好与差，都由司务长讲评，同时安排第二天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及其他工作。

九、探亲

        1960年底、我晋升为少尉军衔，并担任了一排排长。1961年我休假探亲一个月，来往途中时间不算，但我只在家住了几天就回到部队。祖母、父母和小妹那时都瘦得皮包骨头肉包筋。我把省下来的四十来斤粮票买了点山芋干面粉，把随身带的钱只留够路费，余下的都留在家里。

         1962年春，我回家探亲，家里情况依然没有好转。父亲说庄里的几个军属年关都送了光荣牌和物资，唯有咱家什么都没有，难道我们不是军属?我听了非常生气，随即去找总支书记张某某、王某某，问他们为什么不给我家送光荣牌。他俩回答说：“你是军官，所以没有。”我说：“我是军官工资高，可以不享受物质待遇，但是政治荣誉我家还是有资格享受的，如果你们不承认我家是军属，我从现在起就不干了，也不回部队，到县里去告你们。”他俩有点害怕了，承认了错误，并说来年一定补上。我又说：“我家生活困难怎么办?我要求我拿钱买你们总支一百斤红芋(山芋）片子。”他们勉强同意。但在我第二天归队后，此事他们并没有兑现。我思想上很是想不通，有点闹情绪，写报告要求复员。

　　同年秋天，团里调我到后勤处财务股当财务助理员。但我不接手续，同时又连续写了几次报告，要求复员回家，照顾祖母、父母、小妹。团里干部股长找我谈话，不让我复员，并问：“你想干啥?”我说：“除了到营部当文书，别的我什么都不干。”同时又把地方对我家所做的事情说了一遍。股长说：“此事由团里向你们地方政府发公函解决。”我说：“他们不会买账的，面对面都解决不了，发函怎能解决?请领导批准我复员吧。”他说：“今年安徽没有接收任务，你在部队干了十多年，回乡里应当安排工作。”我表示就是回家务农，我也没意见。

十、复员

        我于1963年3月经部队首长批准复员回乡。部队发给我十三个月的工资，也就是当了十三年兵，每年发一个月的工资作为复员补助费，共980多元。我首先给祖母制了口寿材，又自己动手盖了三间土瓦房。复员后，我在生产队担任会计、民兵排长和大队民兵连长。这时，我们家的生活条件才逐渐好了起来。1965年春，区里抽我去检查民政工作，重点查优抚对象的生活情况。我对这项工作认真负责，发现问题及时就地解决，并向区里汇报。

       1966年春，中央军委通知，凡是在地方区社担任武装部长而没有军事素质的干部，一律更换或调整，由军队复员干部担任区社武装部长。6月份，我被分配到城郊区张老家公社任武装部长，行政24级，月工资40.50元。

        我的军旅生涯，至此画上圆满的句号。

如上文字均来源《老照片》杂志收入的《池登科:枪林弹雨前半生》一文，很荣幸笔者也收存该杂志。）

附:关注池登科前辈与其恩师周德轩事迹等由来。

2015年5月徒步涡阳城南向阳河，偶遇五里湾社区一村干部，无意获悉池登科前辈的不平凡事迹。后在该干部的指引下，多次拜访池登科前辈，他还把本文及2013年成稿的《忆恩师周德轩》等复印件赠阅与我。

转瞬六年过去了，期间曾与池登科前辈之恩师周德轩孙女周云兰多次登门拜访。此为2020年9月走访五里湾难民学校时，路经其家与前辈及其部分家人的合影。

近年，因池登科前辈《忆恩师周德轩》文稿的收存，也走访查阅相关的史料。进步认知抗战时期涡阳难民学校创建及意义，故打算尽早整理其作。敬请关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