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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 抗美援朝池登科:枪林弹雨前半生——一位抗美援朝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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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6-22 10:16:0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抗美援朝池登科:枪林弹雨前半生——一位抗美援朝老兵的回忆录

202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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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题目是编者添增的,原载老照片》杂志(2018年版)第一一九辑,作者是现年八十八岁高龄的抗美援朝老兵池登科前辈。该内容朴实,文字质朴,感情自然真挚,娓娓道来,陈述了抗美援朝“枪林弹雨前半生,复原回乡建家园”的其中事迹。读之开阔视野,滋养人文情怀,增长人生阅历,触动颇深,泪盈双眼。这在当下这个浮躁的时代,重温历史记忆,不忘初心,忠诚于党,实在难能可贵。值建党百年之际,谨以献给对我们伟大的党,繁荣昌盛,日新月异的国家,及新世纪即将腾飞的我们伟大的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

——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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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枪林弹雨前半生——一位抗美援朝老兵的回忆
                                   池登科


一、家世
        我于1933年出生在皖北涡阳县城郊五里湾村一个贫穷的家庭里。我母亲十三岁时被我外姥(外祖母)送到我祖父家做童养媳,十七岁时与我父亲完婚。我母亲先后生育十一个孩子,其中就养活了我和最小的妹妹,其他九个孩子都夭折了。我的哥哥七岁时、姐姐十八岁时、弟弟七岁时、妹妹十三岁时,相继离开了人世。我父母靠开菜园卖菜和务农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年年还要借债,家里真是穷得叮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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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十一岁上学,三年级肄业,又读私塾一年多。1945年至1946年在本村上难民学校,上到五年级就解放了,那时我才十六岁。刚解放,我非常积极,在工作队的领导下,组织儿童团、姊妹团,并担任了儿童团团长,每天的活动就是学习扭秧歌,学唱解放区的歌曲。由于我斗争性强,能打开面情,乡政府组建武装基干民兵,把我吸收进去,并发给我一支步枪。每天晚上,除了唱革命歌曲、学文化、扭秧歌外,我们民兵就去各村查岗放哨维护社会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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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10月由本村农会主任池登领、村长马广清介绍、我参加了青年团。当时还担任了村财粮委员,积极配合土改工作队、开展土改前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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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军
        在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传鼓舞下,1951年双庙区进行有名的“五一”大游行,并在王大庄召开了万人大会,不少青年在大会上踊跃报名参军,我的侄子池子俭也报了名,这个场面使我很受感动。我心里想,我是青年团员,我不参军谁参军,我不带头谁带头。不但我要去参军,还要动员几个年龄差不多的青年一起去报名。5月2日、3目两天,我动员刘安清、史滚架二人,当晚我们三人到乡政府,找到乡主任方效先要求给我们写介绍信,到双庙区报名参军。方主任说:“你们几个还小,家庭不会同意,你们参军,这个信我不能给你们写。”经过死缠硬磨,乡主任才给我们写了介绍信,我们都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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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晚不敢回家睡觉,在一个草庵里过了上半夜就动身出发,到天明才到双庙区政府。我们找到区政委陈紫香同志,说明来意,递上介绍信。他注视着我们三个人,问道:“你们家里都同意了吗?”我们三个人齐声说:“同意!”政委高兴地说:“欢迎你们参军保卫祖国,好样的,先去洗脸休息一下,再去食堂吃饭。”随即发给我们每人一双布鞋,上面绣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字样,我们看了很是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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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4日的早晨,家人不见我们回家吃饭,就在全庄找,问谁都说没见,早几天只听说他们三个人要求报名参军,没准真去报名了。三个家庭的老人急忙到双庙区政府,找到区政委说“他们年纪小,不懂事”,要求带回家。我父母说:“家庭劳力少,没有人干活,又没有牲畜,我家就他自己,将来有困难怎么办?”政委看我们参军的决心很大,就耐心细致地跟家人讲解革命道理,并说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永远不会忘记对军属的照顾。区政委对我父母说:“特别你是双军属(此时大伯池恩玉已参加抗美援朝),是要优先照顾好的,像你老人家培养了这么进步的好儿子,为报效祖国挺身而出,是值得骄傲的,我这个区政委都感到光荣。劳力少干活有困难,我们现在已组织互助组,互相帮助,互相帮耕,就解决了你们家的问题。今后有什么困难,就直接找我这个区政委。”我父母是知情达理的人,经区政委的耐心疏导,也就不再要求我回家了。刘安清也留下了。只有史滚架一人由父亲带回家了,因他年龄才十六岁,身高不到一米五,政委鼓励他过几年再来报名。就这样我们送别了亲人,正式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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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军训和政治教育
       我们在区里过了两天,全县的新兵都集中到我县西阳集进行体检。我的身体完全合格,只有刘安清体质差,身高又不够,不合格,带兵的区领导安排他回家了。我的侄子池子俭体检也合格了,并与我编在一个新兵班。不久,我们县的新兵又集中到蒙城县东双涧集马家凹村,由华东军区接收,编制为华东军区新兵三十团。这次我县新兵共批准入伍一千六百名,我分配到二营五连一排二班当战士,随即发了军服。排以上干部都是部队老同志,对我们进行队列训练,政治教育主要是忆苦思甜。随后我又调到营部通讯班当通讯员。
         经过三个月的基础军训和政治教育后,我们由蚌埠火车站乘车北上。一周后到达东北凤凰城境内,又军训一个多月,增加了实弹射击科目。10月初,部队调往安东(今丹东),准备入朝,补充到老部队里面去,因前线五次战役打得比较艰苦,伤亡较为严重,所以急需新兵补充。同时前线部队急需一批有文化的新兵去连队当文书。这时我被调到宽甸县随营学校学习文书业务。我们县一千六百名新兵,在1951年10月初跨过鸭绿江,正式人朝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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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入朝参战
        我们随营学校共两个集训队,一个是财会队,一个是文书队。我们文书队业务课还没有学完,因前线部队急需(那时连队官兵大都没有文化,连早晚点名都很困难),军部用汽车把我们文书队三十多人送往前线。那时朝鲜交通运输非常困难,白天不敢走,敌人的飞机不间断地对北朝鲜各地狂轰滥炸,道路桥梁基本都被炸毁;夜间敌机也不消停,不间断地在空中巡逻侦察,投下大量的照明弹,人员、车辆行动都很困难。几百公里的路程,走走停停,七天后我们才到达三八线中段的一个名叫子孙里的地方。
        到达目的地后,我被分配到中央炮兵三十二团五十七山炮连当文书,后又当观察员。驻地离前沿阵地只有几里,前线的炮声、枪声都能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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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五十七山炮连指挥班,在离前沿阵地几公里的一个无名高地上,我们在这里构筑了预备炮阵地,以备前沿失守,可退到预备阵地继续打击敌人。炮班的同志都叫我们指挥班是“小鬼班”,因我们十个同志年龄都在二十岁左右,个头都不高,也都有点文化。那时我在部队就算是知识分子了。我几次要求到前沿观察所,连里领导说:“构筑火炮预备阵地就是战场,就是前沿。你们的任务是抬铁轨拉木料,把阵地构筑好,把连指挥所挖好,这是你们指挥班的任务。”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们每天早晨抬铁轨做工事横梁,晚上拉木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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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阵地所需要的木料必须从别的山上拉回,预备阵地一草一木都不能动。炮班的同志用绳子从山上往下拉,然后再扛上山。我们指挥班每人配一匹马,用马拖运,来回十多里。朝鲜天气严寒,往常我都是穿皮棉鞋。有一次为图走山路轻快,我穿了布鞋,结果回来鞋和脚上的肉冻在了一起,又不能用火烤,只好放在被窝里慢慢地捂化,才把鞋脱掉。脚因此受了伤,破了几处,休息了几天,接着再干。
       有段时间,每天早上我们都要到山下抬被敌人炸坏的铁轨。坡陡路滑,抬起来走几米就得放下休息,有时不小心还会滑下去。上有敌机盘旋,下有武装特务偷袭,我们连续干了二十多天虽然又苦又累又冷,但我们没有一个叫苦的,连一点想家的念头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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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负伤住院
       1952年1月31目早上,当我和战友们在预备阵地上抬铁轨的时候,敌人的侦察飞机在我们阵地上空盘旋了两个圈,发现我们连正在施工,便指挥后方的地面炮兵发射一发烟幕弹、正好打在我们的预备阵地上,烟云腾空几十米高。排长见阵地已暴露,果断命令我们下山。
我和战友们撒腿往山下的防空洞跑,刚到山腰,就听见敌人的炮声,我们还没来得及趴下,炮弹就在我和战友陈洲同志(四川人)左侧五米左右爆炸了,气浪把我们冲倒在雪地里。我们俩同时负伤,但我还没感到疼痛,起来又跑,可后面的人看得很清楚,几个同志快步冲到我们跟前,二话没说,把我们俩架起来就跑,直奔友邻的防空洞。敌方的炮弹连续发射三十多发,我们的伙房和友邻的伙房都被炸坏了。连卫生员赶紧跑过来给我们俩包扎。我的左腿,从大腿到脚跟全是血,单衣和棉裤都浸透了,这时我才感到疼痛难忍。当天上午,伙房端来一碗面条,我只吃了几口,就疼得实在吃不下去了。此时师部担架营派来了担架,在担架上整整睡了一天后,我被拾到临时设立的野战医院。病房里的伤员太多,不少伤员只好睡在地上,动手术都要排队。我被抬上手术台,做完手术,我问医生:“我的伤怎么样?”医生说:“你是轻伤,伤口里面有点棉花,夹出来就好了,不需要回国治疗。”然而,一个多月过去了,伤口不但没有愈合,反而一天比一天恶化,逐渐发黑。医生又确定我为重伤员,必须尽快送回国内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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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年4月的一天夜间,我坐上了回国的汽车。车行两天一夜,到了朝鲜某火车站,搭乘军用废品运输车回到祖国。我们十几个重伤员已不能自理,一路上都是被人抬着上下车。
         国际红十字会在朝鲜某火车站设有检查站,监督交战双方不能再增加兵力,只能减少相应的作战人员。否则战争任其扩大发展下去,会造成双方更多的人员伤亡,给红会救援工作带来很大的压力。由于我被医生确定为重伤员,必须尽快转运祖国治疗,但要通过国际红十字会检查站检查才能放行。列车负责同志严厉告诫我们,从现在起不准吭声,不准弄出任何响声。我们的列车于夜间通过检查站时,国际红十字会有人上前问:“车上装的是什么?”铁路工人拿着小铁锤敲着火车皮大声说“都是军用废品”,然后凑上前小声说“都是伤员”。红会人员又说:“回国的列车可以不登车检查,如果入朝的列车必须登车检查后方可放行。”他们的对话,我听得清清楚楚。就这样,睡满一列火车的伤病员,被当作“军用废品”运回了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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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康复训练
        回国后,我们被送到隆化县城接转医院,进行全身消毒,衣物也全部消毒,换发新的服装。之后确定伤情等级,我被确定为一级,补助了12元钱,作为身体补养费。凡是直接参加战斗负伤的同志都确定为一级,战勤和后方其他负伤的同志都确定为二、三级,补助相应少点。不久,我乘火车转到佳木斯市三十二陆军医院二所住院疗伤。第二天早晨,医生查房逐个查看伤病员的伤情时对我说:“你腿上还有弹片。”我说:“没有,在前方动手术时我问过医生,说是轻伤,伤口上就一点棉花,夹出来就好了。”“你的伤口深处已经发黑,你坚持一下,”查房的医生说着便用银针向伤口深处刺探,“很硬。”我感到非常痛,受不住。医生想直接把弹片夹出来,看我疼得厉害,就放弃了,当即决定动第二次手术。上午十点多,护士用担架把我抬到手术室,然后架上手术台,把手、脚、腿固定好,打上麻针。二十多分钟后,医生取出了弹片,往盘里一丢,听见“当”的一声响,医生说:“这就是你腿上的弹片!”我问医生:“为什么前线的医生不给我把弹片取出来?”他说:“前线野战医院条件差,伤员多,没有足够的时间细查,况且你是早上负伤,晚上手术,伤口没有变化,弹片在里面,靠近筋骨,棉花在外,弹片穿透棉裤,棉花留在了伤口外面,手术时误认为只有棉花没有弹片,所以未取出来。”至此,这块在肉里三个多月的弹片总算取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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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年5月,手术后二十多天,伤口基本愈合,但左腿伸不直,只能蜷着腿睡觉。我问查房的医生:“我的伤快好了,我的腿为什么伸不直?也不能走路,大小便都得由护士扶着,我很着急。”医生说:“你的腿没有伤筋动骨,但肌肉损伤严重,局部神经受到挫伤,不要紧,能走路,还能跑步,再过几天安排护士帮你学走路。因为你的筋缩短了,所以伸不直。你先在床上练习伸腿蜷腿动作,会很痛,但要坚持,否则要打石膏绷带硬取直。”
         根据医生的建议,我坚持在床上练习左腿的伸缩动作。十多天后,腿能伸直了,但还是不敢下床走路。医生安排护士拿来两个拐杖教我如何站起来,怎么使劲。坚持十多天,去掉右拐杖,又用单拐练了二十天,就运动自如了。这一段时间,我和伤病员们每天到郊外和市里,戏园子、电影院我去了不少次,因为前十排不卖票,都是留给志愿军伤病员的,随到随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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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病员中有干部,有战士,个别伤病员不遵守院规,有的还居功自傲。于是,二所组建了一个伤病员连部,以伤病员教育伤病员,以伤病员管理伤病员。医生专管医疗和生活安排。我被调到伤病员连部当文书,同连里干部下到各病室做思想工作,安慰伤病员安心疗伤,听医生的安排,帮他们写封家信报平安,等等。
       1952年6月底,我出院后和好几百治愈的伤病员一起,集中到东北某县接受教育,并确定了回乡安置的办法。我服从组织安排,准备返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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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重返前线
       1952年7月底,志愿军前线来电说,凡志愿报名重返前线的伤病员,可回部队继续参加抗美援朝。复员大会传达了前线来电,进行动员。我认为我完全够条件重返前线:一、我是轻伤;二、我是青年团员;三、我年轻,才十九岁;四、我要报负伤之仇。于是我报了名,并写下重返前线杀敌立功的决心书,上交复员队部。经党支部研究,批准了我的请求。
        不几天,重返前线的同志单独集中到一个地方,编为成建制的健康团,设营、连、排、班。在恢复身体健康的同时,我们还要政治学习,鼓舞士气,做好重返前线的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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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年9月底10月初的一天夜间,部队通过鸭绿江大桥到达朝鲜境内。我们每天行军只能走几十里。白天行军要拉开距离,怕敌人的飞机发现目标,晚上行军每个人都要跟得很紧,不能掉队,怕敌人的武装特务指示目标。敌人的飞机,不分白天黑夜,一来就是十多架,多的时候二十多架,向地面侦察目标轮番轰炸,哪怕只有点灯光,都不放过。我们就是在这种凶险的情况下前往三八线中段参加战斗的,行军十八天,非常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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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师部后,大部分同志都回原单位了,我的部队联系不上。我负伤时,编制在中央炮兵三十二团五十七山炮连。接收我们的十二军三十五师一○三团的同志说:“你们炮团回国换装备去了。因为你们的炮太小,击中敌人的坦克却炸不毁它。”他又拿来一张图,画好路线,叫我回国找原单位。这使我感到很为难,好不容易来到前线,我决不能再回国。我问他们这里有没有炮兵,他说有炮兵营,我听了很高兴。我说:“我不走了,在你们这里干不是一样打击敌人?”那个参谋很高兴,随即把我分配到一○三团炮兵营一二○迫击炮连指挥班当观察员。班长史俊清和我是老乡,他家住涡南史黑庄,他的叔父史朝雨在我庄种地多年,邻里相处很好。他是1948年入伍的老中学生,指挥班还有一个大学生、三个高中生,其他几个都是初中生,就我文化水平最低为高小生。我们班八个同志,班长安排老同志教我学数学,学炮兵射击时的计算方法,学习地图识别方法等。连里有公差重活,都不叫我去,对我非常照顾。我感到非常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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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在1953年初,我们在三八线中段执行阻击战的任务。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以坑道战阻击敌人,还根据有利地形,结合我军的传统战术开展了多种形式的阵地战、破袭战、歼灭战和夜战,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敌人不但不能前进一步,还不断失去了很多有利阵地。这时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队要从朝鲜半岛中间登陆,从东海岸到西海岸距离较近,如果敌军在东西两海岸一起登陆,再使用原子弹,这就危险了。为阻止敌人的图谋,部队经过六天急行军,调到东海岸,挖坑道,预防原子弹和敌军登陆。敌机不时对我们打坑道的山头实施轰炸。一天上午,我们正在山头上挖坑道,敌六架飞机又来轰炸。朝鲜老百姓正在山坡上抬杠耕田,两个男老者和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被炸伤,两条牛被炸死,我们团部的同志也有三人负伤,这是我亲眼所见。朝鲜战场上不分前方后方,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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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凯旋
        停战协议签订后,大约1954年初,十二军三十五师一○三团乘火车离开朝鲜。回到祖国怀抱,我们就像久别婴儿投到母亲怀抱里一样,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感到亲切。每次在兵站下车吃饭时,当听到“最可爱的人胜利回来了”,我和战友们无不感动得流泪,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这样的场面,我永远不会忘记。
        坐了几天火车,我们到了江西省上饶市。我们师部驻上饶市西十公里的罗桥,我们团驻文家乡,军部则驻在浙江省金华市。经过短期休整,我们就开始自己造营房,打石头烧石灰、烧砖,所有人员都有任务。我连负责打石头和拉运石头,供应石灰窑烧石灰。1954年底,我们终于建好了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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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年,按照苏联军事训练纲要,我们进行军事正规化训练。5月,部队实行军衔制,我被评为中士文书。1956年6月,我由连长周万里、班长高金顶两位同志介绍入了党。7月被提拔至七十五无座力炮连任司务长,准尉军衔。按苏军的配制,连队司务长不管伙食,主要负责全连的行政管理事务,检查工作,从早到晚,值班员交接班、每天训练和政治教育情况的好与差,都由司务长讲评,同时安排第二天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及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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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探亲
        1960年底、我晋升为少尉军衔,并担任了一排排长。1961年我休假探亲一个月,来往途中时间不算,但我只在家住了几天就回到部队。祖母、父母和小妹那时都瘦得皮包骨头肉包筋。我把省下来的四十来斤粮票买了点山芋干面粉,把随身带的钱只留够路费,余下的都留在家里。
         1962年春,我回家探亲,家里情况依然没有好转。父亲说庄里的几个军属年关都送了光荣牌和物资,唯有咱家什么都没有,难道我们不是军属?我听了非常生气,随即去找总支书记张某某、王某某,问他们为什么不给我家送光荣牌。他俩回答说:“你是军官,所以没有。”我说:“我是军官工资高,可以不享受物质待遇,但是政治荣誉我家还是有资格享受的,如果你们不承认我家是军属,我从现在起就不干了,也不回部队,到县里去告你们。”他俩有点害怕了,承认了错误,并说来年一定补上。我又说:“我家生活困难怎么办?我要求我拿钱买你们总支一百斤红芋(山芋)片子。”他们勉强同意。但在我第二天归队后,此事他们并没有兑现。我思想上很是想不通,有点闹情绪,写报告要求复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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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秋天,团里调我到后勤处财务股当财务助理员。但我不接手续,同时又连续写了几次报告,要求复员回家,照顾祖母、父母、小妹。团里干部股长找我谈话,不让我复员,并问:“你想干啥?”我说:“除了到营部当文书,别的我什么都不干。”同时又把地方对我家所做的事情说了一遍。股长说:“此事由团里向你们地方政府发公函解决。”我说:“他们不会买账的,面对面都解决不了,发函怎能解决?请领导批准我复员吧。”他说:“今年安徽没有接收任务,你在部队干了十多年,回乡里应当安排工作。”我表示就是回家务农,我也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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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复员
        我于1963年3月经部队首长批准复员回乡。部队发给我十三个月的工资,也就是当了十三年兵,每年发一个月的工资作为复员补助费,共980多元。我首先给祖母制了口寿材,又自己动手盖了三间土瓦房。复员后,我在生产队担任会计、民兵排长和大队民兵连长。这时,我们家的生活条件才逐渐好了起来。1965年春,区里抽我去检查民政工作,重点查优抚对象的生活情况。我对这项工作认真负责,发现问题及时就地解决,并向区里汇报。
       1966年春,中央军委通知,凡是在地方区社担任武装部长而没有军事素质的干部,一律更换或调整,由军队复员干部担任区社武装部长。6月份,我被分配到城郊区张老家公社任武装部长,行政24级,月工资40.50元。
        我的军旅生涯,至此画上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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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文字均来源《老照片》杂志收入的《池登科:枪林弹雨前半生》一文,很荣幸笔者也收存该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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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关注池登科前辈与其恩师周德轩事迹等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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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徒步涡阳城南向阳河,偶遇五里湾社区一村干部,无意获悉池登科前辈的不平凡事迹。后在该干部的指引下,多次拜访池登科前辈,他还把本文及2013年成稿的《忆恩师周德轩》等复印件赠阅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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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瞬六年过去了,期间曾与池登科前辈之恩师周德轩孙女周云兰多次登门拜访。此为2020年9月走访五里湾难民学校时,路经其家与前辈及其部分家人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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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因池登科前辈《忆恩师周德轩》文稿的收存,也走访查阅相关的史料。进步认知抗战时期涡阳难民学校创建及意义,故打算尽早整理其作。敬请关注,谢谢。



“如果一个事物一个人,
让你觉得眼花缭乱,
那么大概率是错的、假的、低劣的。
最了不起的人和事,
都简洁而优雅,朴素到一剑封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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