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专稿莱芜八年抗战纪实 回忆资料: (一)武装起义从莲花山到徂徕山刘居英 1937年9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分配我去山东工作。我带着几位红军干部、经费和文件,来到济南山东省委。山东省委根据中央广泛发动武装斗争的指示,决定在各地组织抗日武装起义。省委派我到泰(安)、莱(芜)、新(泰)当特派员,任务是组织发动抗日武装起义。 按照原定计划,日寇一来,就发动武装起义。泰安在徂徕山,莱芜、新泰在莲花山。我于9月到了莱芜,当时莱芜县有个工委,工委书记是秦化龙(又名秦云川),工委委员有黄仲华、刘子正等,有关系的党员有几十个人。 我住在莱芜降寇村秦化龙家里,对外说:秦化龙和我哥哥是同学,我到秦家是逃反的。秦化龙家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每天晚上我和秦化龙骑自行车到各村秘密串联,组织抗日游击小组。组织发动武装斗争的方法是依靠党员串联,发动对象主要是雇农,也就是扛活的;其次是流亡学生、小学教员。我们边恢复党的组织,边组织游击小组。开始主要在汶河南北的三区、二区,后来扩大到其他地区。 我们向党员讲中央洛川会议精神和山东省委关于组织抗日武装起义的决定,要求党员响应脱下长衫,拿起武器,抗击日寇的号召,积极准备武装起义。同时要求每个党员都尽量动员、带领一部分爱国群众,特别是贫雇农,参加武装起义。 广大党员在贫雇农和流亡学生、小学教员中作了大量的宣传动员工作。向他们宣传中华民族处在亡国的危险之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要组织起来;现在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已经开上了抗日最前线,平型关一仗,八路军一下就歼灭了日寇一个师团;只要全国民众团结起来,拿起武器和日本鬼子干,就一定能把他们赶出中国。在宣传发动中,除莱芜汶河南北党组织组织起一些游击小组外,平津流亡学生、莱芜鲁西镇的亓象岑,坡草洼的亓善青,工作很得力,组织了许多人。孙启明同志也组织了一些人(这些人都在秘密地准备着)。 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发动,我们就以党员为骨干,开始秘密地组织游击小组。到了12月,游击小组已有100多人。有的游击小组成立时还进行宣誓。各个游击小组大都进行了简单的训练。 游击小组组织起来了,没有枪怎么办?我们就对地主、富农手里的枪打主意。莱芜这个地方过去经常闹土匪,地主、富农为了护家,许多家都有枪。我们就动员游击小组的同志采取这样几种办法弄枪:一是对开明的富户和上层人物实行借枪的办法,借来的有七、八支。二是象亓象岑这样的家庭,有枪就自动拿出来。 12月下旬,日寇占领济南、张店,炮声已经听到了。这时游击小组就进行演习,晚上集合,拉起队伍,转上两圈,同时也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 12月20日以后,我把新泰、莱芜的情况向省委又作了一次汇报(这时省委在泰安),省委给派来了程绪润(原是个副团长)、陆干等七、八个干部和流亡学生。我们在降寇东岭下面挖了个地窖,把“指挥部”设在里面,枪和刀放在里面,省委派来的程绪润等同志也住在里面。来来往往的人就很多了。 日军到了莱芜,我们就通知各游击小组:1月2日把队伍拉起来,到李条庄北集合。由于组织联络不好,只到了40来人,30来支枪,主要是亓象岑组织的那一部分。我们立即在大地窖里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人员迅速回去重新组织联络,再到这里集合。1月3日晚,集合起来了近60余人,50多支枪。晚上10点多钟,队伍由李条庄向东,走了十多里路,到了有二三十户人家的田家林。天气很冷。虽然我们这支队伍是新拉起来的,但纪律很好,都在场园里用草围着身子避寒,没有一个去打搅老百姓。 田家林经常来土匪,老百姓误认为我们是土匪,不敢接近我们。直到天快亮了,才来了3个老头,连连向我们作揖,尽说黑话,我们都不懂,只好向他们反复讲我们是打日本鬼子的,他们才明白了些,把我们几个负责的叫到村长家里。村长家里,桌子上点着蜡烛,烧着几炉香,摆着满满一桌子鸡、菜什么的,整个屋子里烟雾缭绕,一切都象接待土匪的排场。他们请我们喝酒。亓善青对他们说: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是打日本鬼子的,不是土匪,我们是保护老百姓的,为了不打搅你们,我们在场园里过了一夜。亓善青很善讲,这几个老头感动得都哭了。他们连忙把村里的人叫出来,把我们的同志接到家里,烧水、做饭,招待我们。 我们在田家林住了两天,一方面向群众宣传我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动员群众起来抗日;另一方面对部队进行军事训练。老百姓和我们部队的关系也好起来了,都替我们宣传。说什么“田家林来了红军一个师,有lO000多人,要打莱城”,吓得莱芜城的日伪军增哨加岗,戒备森严,不敢出城。我们当时号称第一师,四处都说来了八路军,有一两万人。 1月6日,部队已发展到70多人。我们在田家林乡亲的欢送下,到了刘家林,即派一个同志与新泰联系。因为新泰的同志未靠莲花山,是靠的东山,没有联系上。就在这时,省委派倪灿武等2同志通知我们,要莱芜的起义部队到徂徕山光化寺与泰安的起义部队会师。1938年1月8日泰安、新泰、莱芜的三支起义部队会师于徂徕山光化寺。莱芜的队伍被编为第三中队。程绪润任队长,我任指导员。 起义后有个问题,就是莱芜的党员基本上都参加了起义,地方上的党员太少了。经向黎玉同志请示,决定让刘莱夫、刘子正等人回莱芜,加强地方工作。任务有三:第一,发展党的组织;第二,搜集枪支;第三,筹粮筹款,资助部队。 这就是莱芜莲花山起义的简单经过。 我上莲花山亓善青 “七·七”事变爆发时,我正在北平二十九军旅长(兼中大校长)何基泮主办的西苑兵营受军训(大学二年级学生全部参加),坚持到7月20号结束。北平当时吃紧,民先队部要求民先队员,尽早离开北平,到各地宣传民众,组织民众,发动抗战,参加抗战。我于日寇占领丰台的前一天,离开北平,返回家乡莱芜。 回来后,我利用亲戚朋友同学关系,到处奔走寻找党组织,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做参加抗战的发动工作。 10月,我和李鲁(如)瞻在降寇秦云川家找到省委特派员刘居英,向他汇报了我失掉关系前后的工作情况(我是1931年在曲师由程照轩介绍入党的),他给我恢复了党的关系,让我继续作民先工作,准备武装起义。 刘居英派我到泰安与民先省队部联系,我在泰安三中找到了孙陶林(民先省队部负责入),他对我谈了形势,交待了任务,第二天我带一大批宣传品返回莱芜。 回来后,我在本村谦成油房里邀集村里的中上层人物亓含英、亓宝忠、李静斋等10余人,向他们谈了当前战争形势,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在莲花山起义前夕,亓含英拿出德国造手枪一支,子弹46粒,两个枪梭(后又动员出几支大枪),亓宝忠捐出一部分抗日经费。后来亓含英到县动委会工作,佃农亓汉湘也到县动委会工作。 在这期间,我还介绍亓富全、亓如意(小名)、亓芝昌等5人参加了民先,串联了一些积极分子,动员他们参加游击队。当时,大家的抗日热情很高,纷纷要求参军。 在东汶南,我找到了毕德汉、毕德湘、亓名厚等几个同学,认识了亓伟等人。当时亓伟的热情很高,急于要求工作。不久,我介绍他参加了部队,介绍毕德怀加入民先。后来,我和他们分别进行了联系。 我们在坡草洼、八里沟、东汶南三个点做好了准备工作,组织了十几个人和四、五支枪。12月的一天早晨,李鲁瞻一早到我家说,到田家林集合。我说你到八里沟通知李焕友他们,我集合我村和东汶南的。他说来不及了,我们先去。天近中午,到了田家林。在田家林住了2天后到了刘家林,从刘家林出发去徂徕山。一夜赶了100多里,到达了徂徕山的光化寺。我们被编为三中队,中队长程绪润,指导员刘居英、秦化龙任支部书记兼文书。 我参加了徂徕山起义刘夏峰 1937年“七·七”事变后,省委巡视员孙汉卿来莱芜,让我负责莱芜县抗日武装的组织、发动工作。 11月,刘居英来莱芜,带来了程绪润、王力然、陆干等。我们在方下东河滩开了县委会。刘居英同志说:“莱芜要设两个点进行组织发动工作,即汶河南、汶河北。河南由秦云川负责,河北由刘夏峰负责”。我那时对组织武装一点也不懂,就提出让孙启明来号召抗战,因为他是县委委员,过去曾是县农会会长,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威信。刘居英同意了我的意见。以后,县委和孙启明进行了联系,他欣然同意。 会后,我与杨景和、刘舜卿分头到各支部传达县委决定。我到亓官庄、丰登官庄、柳行沟、冶河、石泉子一带;刘舜卿和杨景和到王楼、一溜“镇里”、高家洼、安家台子一带。 古历11月底,日军占领了莱芜城。我和王力然找来杨景和、刘舜卿开会讨论集合问题。结果被父母发觉,盯着不让走。 晚上,我们又开了个支部会,到会的只有刘广田、吴白子。好多人都因准备行李被家里发现而受阻,但他们表示坚决偷着走。我们商定,明天我与王力然、刘广田、吴白子到南山找刘居英联系。我用麦子换了70斤火烧装在布袋里,准备了一床被子。傍晚,刘广田带着行李来了,我叫他去催吴白子,吴白子到亲戚家拿东西还没回来,我即与王力然、刘广田奔南山而去。 我们3人经羊庄直奔鹁鸽楼,中午在鹁鸽楼街上遇到黄仲华,他说也不了解情况。我们到和尚洞里住了一夜。第二天,鹿丕山领我们到了降寇村秦云川家,秦领我们到庄前山坡上的地窖里,找到了刘居英、程绪润、陆干。 傍晚,刘居英拿着一把生锈的腰刀,其他人背着行李,从北山坡向南走,半夜到了田家林。这是莱芜党发动的抗日武装,首批到达莲花山集合的同志。 天亮后,鹁鸽楼的10来个人上山来了,其中有昨天领我们到降寇村的鹿丕山。接着孙启明、吴卓先、毕指南、王其人、吴道源、亓象岑、孙子绍、杨桂芳等共30余人也来了,带来长枪、匣枪20余支。过了几天又来了20余人,带来10余支枪。这样共70余人,编了8个班。 一天,刘居英和我说,省委要我们到徂徕山汇合。第二天下午两点以后,队伍开始向徂徕山进军。因为我脚上长疮,走得很慢,跟不上队伍,刘居英就说:“你行走困难,我从村里给你借来了一头驴,你先骑着到亲戚家,等疮好了,我们再来接你。”我就骑着驴,到南梨沟亓祥欣家里去了,一直待到春节后。38年正月的一天,孙启明来了,他告诉我,为了发展队伍,扩大影响,部队要到莱芜来。 3月,部队开过来了,驻圣井、鹁鸽楼、茂圣堂等村。我去见了三中队指导员刘居英,他让我在二排当政治员。过了几天,扩建六中队,调我去当政治指导员。不久,我们枪毙了莱芜的维持会长,震动了全县,青壮年都纷纷前来参军,不到月余,部队发展到千余人。 不久,四支队北上淄博与三支队汇合,莱芜只留下一个八路军驻莱办事处,孙启明任主任,我作政治指导工作。将原三中队的一个排留下作警卫工作。办事处先驻塔子村,后到南梨沟住了一个星期,然后到了鲁西村。 到莲花山集合的情况孙启明 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我在邹平当小学教员。大概是八、九月间,我从邹平回到了莱芜,和县委委员毕指南接上头。毕指南说,现在中共中央、毛主席在延安有指示,叫发动武装起义。他叫我先在本村里酝酿,联络一些青年人准备起义。在哪里起义?他没有说,只叫我在本村先约伙一部分人,听命令,等指示,看形势起事。 我就在本村进行组织发动。当时村里人心惶惶,我就在一些青年中说:“到时候跟着我,咱参加武装起义”。那时候还没说八路军,只知道叫武装起义,起来抵抗日本。我村里有一部分青年很听我的话,有一天晚上,我村一个叫常凤刚的对我说:“我把我的儿托付给你了,你领他去吧。”我就应承下来了。我在村里发动了大概七、八个人,这七、八个青年都很可靠。在家里我也和我父亲、爱人、孩子宣传抗日,说日本鬼子来了得抗战,我们不能当亡国奴。 后来,毕指南同志捎信来叫作好准备。一天晚上,我和子绍、子绍的母亲,还有子绍的妹妹子秀(现在济南),一块谈论抗战的事。子秀说:“我也得参加抗战”。因为那时也不知道部队上要不要女的。我说:“你一个女孩子,去就得打仗,打起仗来怎么办?你上阵能行吗?人家也不要你”。我一说不叫她去,她就哭,当老人的心软,她一哭我就说,我给你想个办法,你要真想跟着我去啊,就得女扮男装。我说:“花木兰替父从军扮男装12年,都没暴露出是个女性来,你也得有这股子劲才行。打起仗来有困难,你能行吗?你要不能,就别跟着我”。她当时就女扮男装,找了个破大褂子穿上,把辫子剪去,戴上了个帽垫子,叫我看看象个男人不。我一看说:“行!有个男人样”。后来,我想这个事得和组织上说,我就对毕指南说了。那时候,县委也不了解女的参加行不行,就对我说,女扮男装,万一要是暴露了不好。后来通知我,还是说服女儿先不让她参加。听说我走了以后她哭了好几天。 对村里那七、八个人,我也进一步进行了思想教育,我对他们说:“别觉着跟着我出去,就解放了,要准备打仗,很艰苦,甚至有时一两天捞不着饭吃,思想上得有这个准备才行”。有人和他的老人讲了,老人一听这么苦就说,你们都别去啦。结果后来那七、八个人都滑了套。子绍的妹妹不能去,只有我和子绍俺爷俩了。到了集合的这天晚上,许小洼的杨桂芳、王盛典也到了我家(他俩通过什么关系来的已忘记了)。杨桂芳带了一支马枪,王盛典带了一支匣枪,这样一共俺四个人,两支枪。当天晚上,我们先到了河南(汶河南),在河南一个庄里,这里凑两个,那里凑两个,共凑了多少人忘记了,然后一块上了莲花山。先到了田家林,刚去时天还不大亮,天亮以后,才知道还有亓象岑、毕指南。亓象岑也带去了一部分人,他带去的人多,枪也多。集合的这一天听子绍她娘说是1937年古历腊月初一。 记得第二天一早开了个会,毕指南首先提出研究一下给养怎么筹办。原来都是个人带去的饭,有带的,也有不带的,到了那里就过“共产主义”生活了,把带去的煎饼凑合起来一块吃。在田家林住了两天,住在一个新盖的房子里,没有门,也没有窗,弄了点干草铺上。大伙拿去的饭几顿就吃光了,这才凑钱买地瓜吃。部队刚拉起来,群众不认识我们,不知道是干啥的,认为我们是土匪。因此,买他们的地瓜,也不给好的。人基本到齐以后,在田家林整理了一下队伍,县委宣布,程绪润是我们的中队长,刘居英是我们的指导员,还推选出了班长。这样编制了一下,程绪润讲了一下我们军队应该注意的问题,怎么打行李,站岗放哨应该注意哪些问题等等。 我们共集合了63人,从田家林到了刘家林,又从刘家林开往徂徕山集合,当夜跑了100多里路到达了徂徕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