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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专稿《莱芜八年抗战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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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18 09:26:1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纪念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专稿莱芜八年抗战纪实
回忆资料:
(一)武装起义从莲花山到徂徕山刘居英  
1937年9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分配我去山东工作。我带着几位红军干部、经费和文件,来到济南山东省委。山东省委根据中央广泛发动武装斗争的指示,决定在各地组织抗日武装起义。省委派我到泰(安)、莱(芜)、新(泰)当特派员,任务是组织发动抗日武装起义。
按照原定计划,日寇一来,就发动武装起义。泰安在徂徕山,莱芜、新泰在莲花山。我于9月到了莱芜,当时莱芜县有个工委,工委书记是秦化龙(又名秦云川),工委委员有黄仲华、刘子正等,有关系的党员有几十个人。
我住在莱芜降寇村秦化龙家里,对外说:秦化龙和我哥哥是同学,我到秦家是逃反的。秦化龙家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每天晚上我和秦化龙骑自行车到各村秘密串联,组织抗日游击小组。组织发动武装斗争的方法是依靠党员串联,发动对象主要是雇农,也就是扛活的;其次是流亡学生、小学教员。我们边恢复党的组织,边组织游击小组。开始主要在汶河南北的三区、二区,后来扩大到其他地区。
我们向党员讲中央洛川会议精神和山东省委关于组织抗日武装起义的决定,要求党员响应脱下长衫,拿起武器,抗击日寇的号召,积极准备武装起义。同时要求每个党员都尽量动员、带领一部分爱国群众,特别是贫雇农,参加武装起义。
广大党员在贫雇农和流亡学生、小学教员中作了大量的宣传动员工作。向他们宣传中华民族处在亡国的危险之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要组织起来;现在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已经开上了抗日最前线,平型关一仗,八路军一下就歼灭了日寇一个师团;只要全国民众团结起来,拿起武器和日本鬼子干,就一定能把他们赶出中国。在宣传发动中,除莱芜汶河南北党组织组织起一些游击小组外,平津流亡学生、莱芜鲁西镇的亓象岑,坡草洼的亓善青,工作很得力,组织了许多人。孙启明同志也组织了一些人(这些人都在秘密地准备着)。
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发动,我们就以党员为骨干,开始秘密地组织游击小组。到了12月,游击小组已有100多人。有的游击小组成立时还进行宣誓。各个游击小组大都进行了简单的训练。
游击小组组织起来了,没有枪怎么办?我们就对地主、富农手里的枪打主意。莱芜这个地方过去经常闹土匪,地主、富农为了护家,许多家都有枪。我们就动员游击小组的同志采取这样几种办法弄枪:一是对开明的富户和上层人物实行借枪的办法,借来的有七、八支。二是象亓象岑这样的家庭,有枪就自动拿出来。
12月下旬,日寇占领济南、张店,炮声已经听到了。这时游击小组就进行演习,晚上集合,拉起队伍,转上两圈,同时也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
12月20日以后,我把新泰、莱芜的情况向省委又作了一次汇报(这时省委在泰安),省委给派来了程绪润(原是个副团长)、陆干等七、八个干部和流亡学生。我们在降寇东岭下面挖了个地窖,把“指挥部”设在里面,枪和刀放在里面,省委派来的程绪润等同志也住在里面。来来往往的人就很多了。
日军到了莱芜,我们就通知各游击小组:1月2日把队伍拉起来,到李条庄北集合。由于组织联络不好,只到了40来人,30来支枪,主要是亓象岑组织的那一部分。我们立即在大地窖里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人员迅速回去重新组织联络,再到这里集合。1月3日晚,集合起来了近60余人,50多支枪。晚上10点多钟,队伍由李条庄向东,走了十多里路,到了有二三十户人家的田家林。天气很冷。虽然我们这支队伍是新拉起来的,但纪律很好,都在场园里用草围着身子避寒,没有一个去打搅老百姓。
田家林经常来土匪,老百姓误认为我们是土匪,不敢接近我们。直到天快亮了,才来了3个老头,连连向我们作揖,尽说黑话,我们都不懂,只好向他们反复讲我们是打日本鬼子的,他们才明白了些,把我们几个负责的叫到村长家里。村长家里,桌子上点着蜡烛,烧着几炉香,摆着满满一桌子鸡、菜什么的,整个屋子里烟雾缭绕,一切都象接待土匪的排场。他们请我们喝酒。亓善青对他们说: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是打日本鬼子的,不是土匪,我们是保护老百姓的,为了不打搅你们,我们在场园里过了一夜。亓善青很善讲,这几个老头感动得都哭了。他们连忙把村里的人叫出来,把我们的同志接到家里,烧水、做饭,招待我们。
我们在田家林住了两天,一方面向群众宣传我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动员群众起来抗日;另一方面对部队进行军事训练。老百姓和我们部队的关系也好起来了,都替我们宣传。说什么“田家林来了红军一个师,有lO000多人,要打莱城”,吓得莱芜城的日伪军增哨加岗,戒备森严,不敢出城。我们当时号称第一师,四处都说来了八路军,有一两万人。
1月6日,部队已发展到70多人。我们在田家林乡亲的欢送下,到了刘家林,即派一个同志与新泰联系。因为新泰的同志未靠莲花山,是靠的东山,没有联系上。就在这时,省委派倪灿武等2同志通知我们,要莱芜的起义部队到徂徕山光化寺与泰安的起义部队会师。1938年1月8日泰安、新泰、莱芜的三支起义部队会师于徂徕山光化寺。莱芜的队伍被编为第三中队。程绪润任队长,我任指导员。
起义后有个问题,就是莱芜的党员基本上都参加了起义,地方上的党员太少了。经向黎玉同志请示,决定让刘莱夫、刘子正等人回莱芜,加强地方工作。任务有三:第一,发展党的组织;第二,搜集枪支;第三,筹粮筹款,资助部队。
这就是莱芜莲花山起义的简单经过。
我上莲花山
亓善青
“七·七”事变爆发时,我正在北平二十九军旅长(兼中大校长)何基泮主办的西苑兵营受军训(大学二年级学生全部参加),坚持到7月20号结束。北平当时吃紧,民先队部要求民先队员,尽早离开北平,到各地宣传民众,组织民众,发动抗战,参加抗战。我于日寇占领丰台的前一天,离开北平,返回家乡莱芜。
回来后,我利用亲戚朋友同学关系,到处奔走寻找党组织,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做参加抗战的发动工作。
10月,我和李鲁(如)瞻在降寇秦云川家找到省委特派员刘居英,向他汇报了我失掉关系前后的工作情况(我是1931年在曲师由程照轩介绍入党的),他给我恢复了党的关系,让我继续作民先工作,准备武装起义。
刘居英派我到泰安与民先省队部联系,我在泰安三中找到了孙陶林(民先省队部负责入),他对我谈了形势,交待了任务,第二天我带一大批宣传品返回莱芜。
回来后,我在本村谦成油房里邀集村里的中上层人物亓含英、亓宝忠、李静斋等10余人,向他们谈了当前战争形势,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在莲花山起义前夕,亓含英拿出德国造手枪一支,子弹46粒,两个枪梭(后又动员出几支大枪),亓宝忠捐出一部分抗日经费。后来亓含英到县动委会工作,佃农亓汉湘也到县动委会工作。
在这期间,我还介绍亓富全、亓如意(小名)、亓芝昌等5人参加了民先,串联了一些积极分子,动员他们参加游击队。当时,大家的抗日热情很高,纷纷要求参军。
在东汶南,我找到了毕德汉、毕德湘、亓名厚等几个同学,认识了亓伟等人。当时亓伟的热情很高,急于要求工作。不久,我介绍他参加了部队,介绍毕德怀加入民先。后来,我和他们分别进行了联系。
我们在坡草洼、八里沟、东汶南三个点做好了准备工作,组织了十几个人和四、五支枪。12月的一天早晨,李鲁瞻一早到我家说,到田家林集合。我说你到八里沟通知李焕友他们,我集合我村和东汶南的。他说来不及了,我们先去。天近中午,到了田家林。在田家林住了2天后到了刘家林,从刘家林出发去徂徕山。一夜赶了100多里,到达了徂徕山的光化寺。我们被编为三中队,中队长程绪润,指导员刘居英、秦化龙任支部书记兼文书。
我参加了徂徕山起义
刘夏峰
1937年“七·七”事变后,省委巡视员孙汉卿来莱芜,让我负责莱芜县抗日武装的组织、发动工作。
11月,刘居英来莱芜,带来了程绪润、王力然、陆干等。我们在方下东河滩开了县委会。刘居英同志说:“莱芜要设两个点进行组织发动工作,即汶河南、汶河北。河南由秦云川负责,河北由刘夏峰负责”。我那时对组织武装一点也不懂,就提出让孙启明来号召抗战,因为他是县委委员,过去曾是县农会会长,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威信。刘居英同意了我的意见。以后,县委和孙启明进行了联系,他欣然同意。
会后,我与杨景和、刘舜卿分头到各支部传达县委决定。我到亓官庄、丰登官庄、柳行沟、冶河、石泉子一带;刘舜卿和杨景和到王楼、一溜“镇里”、高家洼、安家台子一带。
古历11月底,日军占领了莱芜城。我和王力然找来杨景和、刘舜卿开会讨论集合问题。结果被父母发觉,盯着不让走。
晚上,我们又开了个支部会,到会的只有刘广田、吴白子。好多人都因准备行李被家里发现而受阻,但他们表示坚决偷着走。我们商定,明天我与王力然、刘广田、吴白子到南山找刘居英联系。我用麦子换了70斤火烧装在布袋里,准备了一床被子。傍晚,刘广田带着行李来了,我叫他去催吴白子,吴白子到亲戚家拿东西还没回来,我即与王力然、刘广田奔南山而去。
我们3人经羊庄直奔鹁鸽楼,中午在鹁鸽楼街上遇到黄仲华,他说也不了解情况。我们到和尚洞里住了一夜。第二天,鹿丕山领我们到了降寇村秦云川家,秦领我们到庄前山坡上的地窖里,找到了刘居英、程绪润、陆干。
傍晚,刘居英拿着一把生锈的腰刀,其他人背着行李,从北山坡向南走,半夜到了田家林。这是莱芜党发动的抗日武装,首批到达莲花山集合的同志。
    天亮后,鹁鸽楼的10来个人上山来了,其中有昨天领我们到降寇村的鹿丕山。接着孙启明、吴卓先、毕指南、王其人、吴道源、亓象岑、孙子绍、杨桂芳等共30余人也来了,带来长枪、匣枪20余支。过了几天又来了20余人,带来10余支枪。这样共70余人,编了8个班。
一天,刘居英和我说,省委要我们到徂徕山汇合。第二天下午两点以后,队伍开始向徂徕山进军。因为我脚上长疮,走得很慢,跟不上队伍,刘居英就说:“你行走困难,我从村里给你借来了一头驴,你先骑着到亲戚家,等疮好了,我们再来接你。”我就骑着驴,到南梨沟亓祥欣家里去了,一直待到春节后。38年正月的一天,孙启明来了,他告诉我,为了发展队伍,扩大影响,部队要到莱芜来。
3月,部队开过来了,驻圣井、鹁鸽楼、茂圣堂等村。我去见了三中队指导员刘居英,他让我在二排当政治员。过了几天,扩建六中队,调我去当政治指导员。不久,我们枪毙了莱芜的维持会长,震动了全县,青壮年都纷纷前来参军,不到月余,部队发展到千余人。
不久,四支队北上淄博与三支队汇合,莱芜只留下一个八路军驻莱办事处,孙启明任主任,我作政治指导工作。将原三中队的一个排留下作警卫工作。办事处先驻塔子村,后到南梨沟住了一个星期,然后到了鲁西村。
到莲花山集合的情况
孙启明
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我在邹平当小学教员。大概是八、九月间,我从邹平回到了莱芜,和县委委员毕指南接上头。毕指南说,现在中共中央、毛主席在延安有指示,叫发动武装起义。他叫我先在本村里酝酿,联络一些青年人准备起义。在哪里起义?他没有说,只叫我在本村先约伙一部分人,听命令,等指示,看形势起事。
我就在本村进行组织发动。当时村里人心惶惶,我就在一些青年中说:“到时候跟着我,咱参加武装起义”。那时候还没说八路军,只知道叫武装起义,起来抵抗日本。我村里有一部分青年很听我的话,有一天晚上,我村一个叫常凤刚的对我说:“我把我的儿托付给你了,你领他去吧。”我就应承下来了。我在村里发动了大概七、八个人,这七、八个青年都很可靠。在家里我也和我父亲、爱人、孩子宣传抗日,说日本鬼子来了得抗战,我们不能当亡国奴。
后来,毕指南同志捎信来叫作好准备。一天晚上,我和子绍、子绍的母亲,还有子绍的妹妹子秀(现在济南),一块谈论抗战的事。子秀说:“我也得参加抗战”。因为那时也不知道部队上要不要女的。我说:“你一个女孩子,去就得打仗,打起仗来怎么办?你上阵能行吗?人家也不要你”。我一说不叫她去,她就哭,当老人的心软,她一哭我就说,我给你想个办法,你要真想跟着我去啊,就得女扮男装。我说:“花木兰替父从军扮男装12年,都没暴露出是个女性来,你也得有这股子劲才行。打起仗来有困难,你能行吗?你要不能,就别跟着我”。她当时就女扮男装,找了个破大褂子穿上,把辫子剪去,戴上了个帽垫子,叫我看看象个男人不。我一看说:“行!有个男人样”。后来,我想这个事得和组织上说,我就对毕指南说了。那时候,县委也不了解女的参加行不行,就对我说,女扮男装,万一要是暴露了不好。后来通知我,还是说服女儿先不让她参加。听说我走了以后她哭了好几天。
对村里那七、八个人,我也进一步进行了思想教育,我对他们说:“别觉着跟着我出去,就解放了,要准备打仗,很艰苦,甚至有时一两天捞不着饭吃,思想上得有这个准备才行”。有人和他的老人讲了,老人一听这么苦就说,你们都别去啦。结果后来那七、八个人都滑了套。子绍的妹妹不能去,只有我和子绍俺爷俩了。到了集合的这天晚上,许小洼的杨桂芳、王盛典也到了我家(他俩通过什么关系来的已忘记了)。杨桂芳带了一支马枪,王盛典带了一支匣枪,这样一共俺四个人,两支枪。当天晚上,我们先到了河南(汶河南),在河南一个庄里,这里凑两个,那里凑两个,共凑了多少人忘记了,然后一块上了莲花山。先到了田家林,刚去时天还不大亮,天亮以后,才知道还有亓象岑、毕指南。亓象岑也带去了一部分人,他带去的人多,枪也多。集合的这一天听子绍她娘说是1937年古历腊月初一。
记得第二天一早开了个会,毕指南首先提出研究一下给养怎么筹办。原来都是个人带去的饭,有带的,也有不带的,到了那里就过“共产主义”生活了,把带去的煎饼凑合起来一块吃。在田家林住了两天,住在一个新盖的房子里,没有门,也没有窗,弄了点干草铺上。大伙拿去的饭几顿就吃光了,这才凑钱买地瓜吃。部队刚拉起来,群众不认识我们,不知道是干啥的,认为我们是土匪。因此,买他们的地瓜,也不给好的。人基本到齐以后,在田家林整理了一下队伍,县委宣布,程绪润是我们的中队长,刘居英是我们的指导员,还推选出了班长。这样编制了一下,程绪润讲了一下我们军队应该注意的问题,怎么打行李,站岗放哨应该注意哪些问题等等。
我们共集合了63人,从田家林到了刘家林,又从刘家林开往徂徕山集合,当夜跑了100多里路到达了徂徕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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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莲花山抗日武装

亓象岑

1938年1月初,在省委和莱芜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莱芜发动了莲花山抗日武装起义,它是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的一部分。

“七·七”事变后,我按照北平市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部的指示,随平津流亡同学来到山东济南,由“民先”山东省队部和山东平津流亡同学会分配到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政训处的政训班学习。半月后,我即与周子明(平大毕业,中共党员)、李铨、薛如松、舒天功等平津同学及山东当地的学生共20来人,先后被分配到恩县和齐河县政训处,开展民众抗日动员和支援抗日前线的工作。10月中旬,敌机轰炸齐河县城和黄河上的民船,周子明同志派我去济南完成一项重要任务。在此期问,因日寇占了齐河,我没过去黄河,与周子明等同志失掉联系,不得已,回到了家乡莱芜。我在莱芜党的领导下,在地方上做了些抗日宣传、发动工作。现在从我个人的工作角度,片段回忆如下:



首先,我在鲁西镇同济南一中“民先”队员亓道明接上关系。对鲁西区大圣寺高小教员李如瞻、卢献珍、张郁卿进行了团结教育工作。当时他们的抗日要求是迫切的,表现是积极的,对我党的抗日主张还是赞成拥护的。我发展他们三人为“民先”队员。我通过张郁卿与齐光中学“民先”队员张玉盈取得联系,还发展鲁西区公所文书李冠民同志为“民先”队员。

接着我去莱城,在师范讲习所见到了校长丁荩卿,教务主任亓干晨,教员陈善楷、刘念滋、任仰源;在职业学校见到了校长郭子郁,教员李仲芬、刘良左、于斐青;在女子完小见到了校长亓霖甫、教员刘汉房、张鸿柱、李海昌、吕祖芬;在第二完小见到了教员任治田、李兰圆、何天洗;在东关红十字会医院见到了王大夫、护士李爱沾、刘某;还见到了宝文诊所李宝文大夫和另一个诊所的胡大夫。我对他们宣传了党的抗日政策,进行了抗日救国的教育。我发展亓霖甫、李爱沾为“民先”队员。为了在全县范围内打开局面,我推动亓霖甫、郭子郁、李宝文等人发起成立了县抗日救国会,推举亓霖甫为会长,并成立了救护队(30来个女生)。我还到汶南区泉河寺高小发展亓伟同志为“民先”队员。



我一回到莱芜就设法找党的组织。我到家的第二天,听说秦化龙到我村看望他姐姐(他姐是我同族的嫂子),我和秦化龙曾一起在济南读过初中,又一起在北平大同高中读过半年书,我去找他谈了半天,我提出能否找到党的组织,他没有表态。

我很快联系上了三官庙村我初中同班同学毕指南同志,我问他能否设法找到党的组织,他说他没有接上党的组织关系,但刘家封邱村有个杨××(即刘木易),过去是莱芜县委的秘密政治交通员,他说此人政治上忠实可靠,工作上机智灵活,可能还有党的关系。他和我到刘家封邱村去找刘木易,我们没有见到他,即各自回家了。

我听说徐干晨同志从南京出狱后,住在莱城他把兄弟、电话局长陈玉民家中养病,他是老地下党员,可能有党的关系。我专程去莱城找他,他说他出狱后还没有接上党的关系。

我回到家中又找李鲁瞻研究如何设法找到党的组织,他说他已找到省委派来的刘志诚同志(即刘居英)了,他住在降寇村秦化龙同志家中。我很高兴,经李鲁瞻介绍,我即去降寇村见到了刘居英、秦化龙同志,汇报了我们的活动情况。刘居英同志要我秘密联络些青年,搞些枪弹,准备参加抗日游击队。我立即把这些情况告诉了毕指南。从此,我们即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地方抗日工作。



有一段时间,我把宣传教育的重点放在雇工、店员和贫、中农青年方面。我白天找店员、社会青年宣传党的抗日政策主张,谈谈他们关心的抗战问题。晚上,轮流到雇工集中点上谈谈抗战的道理,他们完全拥护党的抗日政策主张。



我回到莱芜后,曾对国民党鲁西区区长王鼎三(即王廷甲)、汶南区区长亓智沼(即亓善季)、苗山区区长吕竹川(即吕宣渭)、口镇区区长魏佑宏、水北区区长赵子才等积极进行了教育争取工作,想把每区20多人的区保安队拉出来抗日,但都没有效果。当时我很奇怪,后来听说寨里高小校长巩裕斋召开了10个区长和几个高小校长的秘密会议,成立了一个叫“复兴社”的组织,我找毕指南汇报并研究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应当积极教育争取上层势力派人物,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孤立打击各区区长及部分反动高小校长。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莱芜打下了统一战线工作的基础。



我们秘密联系,约好一些青年准备参加抗日游击队,鲁西村有30人左右,石家泉村有6人,辛庄村有4人,柳行沟村有4人,小洼和梅家官庄有5人,丰登官庄有6人,冶河村有2人,李家义和沟村有5人,孙家封丘村1人,李家封丘村有4人,亓家官庄有2人,亓家毛埠村有3人,牛王泉村2人,三官庙村5人,龙尾村3人,寨里村1人,口镇2人,水北镇1人。一天我和李鲁瞻到降寇村找刘居英、秦化龙同志请示,他们说日寇侵占莱城时,我们即在莲花山北麓田家林村集合。在田家林村第一天集合共60多人,枪50多支。到刘家林村时,又零星去了一些同志,共70多个同志,枪近60支。临时编成三个排,由红军干部程绪润同志任队长,刘居英同志任指导员,秦化龙同志任支部书记兼文书。1月8日由省委派来的倪灿武等2人作向导,把部队拉到徂徕山东头光华寺与省委汇合了。莱芜部队即编为四支队第三中队,中队长、指导员、支书、排长、排政治战士都无变动。

我在四支队

秦云川

1937年10月,我是鲁中工委和莱芜县党的负责人。鲁中工委由我和孙汉卿、刘少傥组成,辖泰安、新泰、莱芜三县。莱芜县委没有正式恢复起来,只是有事和下边两个区委联系。

一天,省委派刘居英、程绪润、陆干、王力然、李伯秋、郭济民等来找我,他们传达了省委指示:立即发动人员、枪支,组织抗日游击队。我向刘居英等同志汇报了地下党组织的情况。因其他同志口音不对,只有我和刘居英每人骑一辆自行车到各村进行宣传发动工作。

这时,莱芜已恢复组织生活的党员有lOO多人,流亡在外的孙启明、王其人以及平津流亡学生亓善青等人也陆续回了家。李鲁瞻也经常和我们接洽,这个人能说会道,表现很积极。不久他送来十几支枪,我把枪藏在村南挖好的地窖子里,省里来的同志就睡在这里。这时,由我介绍、刘居英批准,李鲁瞻、亓善青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准备拉队伍了。为了不使地方工作受影响,我们研究组成了以李鲁瞻为县委书记、刘子正、刘木易为委员的莱芜县委。

这时,各地的同志来请示什么时间集合。我们研究决定,日本兵什么时候侵占莱城,就什么时候集合,并决定了集合地点为莲花山后的田家林村。

1938年初,我们在田家林集合。第一天到了63人,集合在一个场园里。临时编队,程绪润任队长,刘居英任指导员,我任党支部书记兼文书,下设三个排。

我们从田家林又开往刘家林。一天下午,省委派倪灿武等两同志送信来,要我们立即到徂徕山光华寺集合。我们一夜急行军,走了100多里路,次日上午到达了光华寺。省委领导同志夸奖莱芜最好,人多枪多。莱芜的人员被编为三中队。1938年2月,部队拉到新泰,司令部决定,部队兵分两路,二、五中队由赵杰带领南下,一、三、四中队由洪涛、林浩带领回莱芜。我们回到塔子村住了几天,来参军的人很多。我们选拔了四、五十人充实到四中队去。这时,黄仲华提议司令部批准,我们2人调换了工作,黄仲华任文书,我任三排长兼党支部书记。

我们在塔子住了几天,上了省庄、王家庄子,又到鲁西住了10来天。这时,秦启荣的部队想和我们打,我们将队伍拉到了淄川,秦启荣的部队尾追在后,一直到了淄川马棚。

在马棚与寥容标的部队汇合,部队改编为山东人民抗日联军独立第一师,我们是一团一连。

1938年4月下旬,部队从马棚经苗山、龙角开到西关,就听说赵杰司令的部队没费一枪一弹就解放了莱芜城,活捉了县长谭远村和保安大队长景大麻子(景肇铃)。

莱城解放以后,部队拉到鲁西,秦启荣的大批部队来了。双方进行了谈判。他骗我们放了谭远村、景大麻子,又和我们决裂了。司令部决定,攻打莱芜城。当时,司令部布置一团在鲁西、二团到牛泉、司令部随三团上了寨里。5月初的一天,战斗打响后,一团从鲁西进攻莱城,二团从牛泉向东进攻,三团为预备队。我军一下子就拿下了鹿鸣山,看到矿山子上有敌军,韩德即带一、二排和机枪班向矿山子进攻,我带三排作掩护。进攻还未开始,司令部命令我们撤退(后来才知道是李如瞻弄错情报,说敌人从后边进攻司令部)。这时已是下午二、三点钟了,韩德率一、二排先撤,我率三排打掩护。这些刚组织起来的部队,没有作战经验,一听撤退,行动就有些忙乱。我因身体弱,有病,走不动,听到后边敌人喊:“前边是个当官的,捉活的!”我怎么也跑不动了,准备敌人追上来就和他们拚命。我拿起匣枪一看,里边只有两粒子弹了。我想压上梭子,还没来得及,一颗子弹从我腋下穿过,匣枪套的带子被打断了,枪套掉在地上,情况非常危急。我喊住了20来个人,趴在一个土垄子下面向敌人开火。韩德跪着用冲锋枪向敌人射击,暂时压住了敌人。我们退到土楼(或是时方下),赵杰同志命令大家占住围子墙,用火力阻击敌人。天黑下来了,敌人不敢再靠近了,我们才撤到了鲁西。

我因劳累过度,旧病复发,又受了伤,住到了我二姐家。部队开往水北、寨里一带。

我在鲁西住了一夜,第二天回到降寇,到谷子秀穗的时候,我恢复了健康,又回到了部队。



十中队的成立

张寿民

1937年,我在平原县五乡师附小当教员的时候,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国家民族危在旦夕,誓死不做亡国奴的呼声,响彻中国大地。这时,我从外国人办的《益世报》上看到了毛泽东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十六字诀。从此我便萌发了组织武装抗击日寇的念头。暑假回家,见到了我父亲的老同学徐杰三,他曾当过东北义勇军某支队的司令,抗日热情很高。我二人谈得很投机,约好一旦日寇扰我家乡,就联合起来抗战。暑假后,我随熊秀山校长调往惠民乡师,在那里教了一个月的书。日寇大举南侵,学校被迫停课,我回到了老家—莱芜县文字县村。

这时,社会上比较混乱。日寇侵占莱城后,爱国志士纷纷组织抗日游击队。一些地痞、迷信团体也乘机收罗人员、枪支,混水摸鱼,扩大势力。我村自卫团有15支枪,几个青年家中也有枪,能组织一支20余人的队伍。如再犹豫不决,这枪势必被人抢去。再说,鬼子来了,与其任其宰割,不如拿起刀枪和他们拼个死活。我找徐杰三谈了几次,但他对如何干法思想模糊,说要到外面联络一下,看能否找到靠山。

1938年春节后,我和张俊涛、张信智、张加祥、张旭元等人,决定把枪起出来。我们一带头,全村的青壮年,都愿意跟我们一起干,很快就集合了四、五十人。我领着大家,起出了本村的15支枪。我自己也有一支匣枪,但仍然是人多枪少,我们就到外边去借枪。一天,我们许多人到了普通村,听说鬼子要从这里路过,同志们都摩拳擦掌,说要在这里杀几个鬼子解解恨。我指挥大家,埋伏在一个大林里,准备伏击敌人。我们趴在林里,冻了一宿,但鬼子没有来。

我们没有借到枪。回村后,徐杰三派刘采芹(原区中队队员,我的学生)来找我。我正准备去见徐杰三,谭克平又来找我。我与谭克平是同学,他说:“我年前来找过你一次,我现在徐化鲁部当政治部主任。”又说:“省委有指示叫拉队伍!”并提出向我借枪。我说:“我们准备和徐杰三一起干。你既然来了,照顾老同学的面子,给你8支枪。反正都是打鬼子。我得赶快去找徐杰三。”我送走了谭克平,就带着五、六个人到啬泉找到了徐杰三。他一见我,很高兴,向我介绍他找到了靠山的经过。他说:“我到南京,找到了国民党南京军事参议院的陈调元,他委任我为‘光复军第十六支队司令,”他回来后,王精一(地方士绅,国大代表)帮他组织了三、四十人的游击队,都是国民党县政府逃跑后解散了的区中队员。这伙人近几天发生了变化:他们听到秦启荣组织了县政府,谭远村当了县长,景肇铃当了保安大队长,并派人联络原区中队员,准备恢复区中队,就都准备再干保安队。

我与徐杰三作了分析,认为刚拉起来的队伍,没有基础,空打了个“光复军第十六支队”的旗号,硬留也不起作用,闹僵了反而会弄出事来。决定让徐杰三从人情面子上和他们讲讲,诚意挽留,能留多少算多少。

    徐杰三对他们说:“咱拉队伍时,你们拥护我,让我带领大家干,现在又要走,这不是拆我的台吗?不过,既然大家愿意走,即使留下人,也留不下心。这样吧,愿走的走,愿留的留,反正在哪里也是打鬼子。”经过劝说,张效德、王子松、王启龙、周如斌、朱尔斌等人决定留下。但走的人想把枪带走。朱尔斌一听就火了,他说:“你们走就走,我的枪谁也不能动,反正我得用枪打鬼子!”走的人也不好翻脸,就带着个人用的枪走了。

徐杰三这支队伍还留下了10来个人。加上我带来的几个,一共20来个人,我们拉到这支队伍。上了英章村天主教堂。

别看从啬泉到英章这一、二十里路的行军,可起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我认识的人多,徐杰三在这一带比较出名,人们奔走相告:张寿民和徐杰三拉起游击队来了。有些老同学、同事、学生、亲友,都纷纷投奔而来。不几天,毛梓才、毛德甫叔侄俩也来了。董功臣和董立言送来了十几个人,五、六支枪,夏骏青、韩香圃、段金斋、韩闵也相继而来。毛梓才他们又将国民党溃军插下的一部分枪,4箱子弹起了来,我们组成了一支有五、六十人,30来支枪的游击队。

我们有了人,有了枪,象个队伍样子了,叫个什么名呢?为此,发生了争论,“光复军第十六支队”是国民党封的空头衔,我们不能用。我动员大家,要干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大家一致赞同。这时,段金斋才说,春节前他到了刘省庄,孙启明告诉他,徂徕山起义的四支队现在排到九中队了,再往下排就是十中队。我和徐杰三商量,咱就搞个十中队吧。开始他不大同意,认为,现在孬好是个司令部,改成中队太小了。我说:“叫什么名子不管事,叫司令部是这五、六十个人,叫十中队也是这些人。我们是为了打鬼子,才组织起来的,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咱就有了方向。”毛梓才也说:“年前我们到临沂找崔介,崔是西安事变时东北军的,他也要干共产党。”毛德甫也说:“我是在东北讲武堂毕业的,我同意干八路。”你一言,我一语,讨论非常热烈。我对徐杰三说:“八路军是受共产党领导的,是保护老百姓的队伍,咱们干了八路,虽然改了名,还拥护你当队长。”他见我们意见诚恳,就同意了。

大家统一了意见,开了个会,分了分工,向全体成员宣布:“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第十中队”正式成立了。接着宣布了组织机构,徐杰三任队长,我任指导员,夏骏青任秘书,张俊涛任供给主任,毛梓才任政治战士。中队以下设三个分队,一分队长王子松,二、三分队长是毛德甫、段金斋。班长记得有张旭元、张效德等。实际上只是一分队人枪俱全。我们还宣布了纪律:我们这支队伍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是保护老百姓的队伍。所有人员,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并将一个旧戳子磨平刻了公章。没有粮食,就到各村动员,收了人家的就给人家打个收条,看样子还挺正规的。站岗放哨没有钟表记时间,就用点香的办法。记得有一次,张效德站岗,有个调皮蛋和他闹着玩,信香着完了,又偷着给他换上一根,让他站了大半夜。换班时大家以此逗他,他却说:“我早知道了,你们站岗,我还不大放心呢!”

十中队成立起来之后,秦启荣妄想瓦解这支队伍。当时徐杰三与七区区长邢铭三有来往,我告诫徐杰三同志,邢铭三是地方实力派,可能与秦启荣有联系,不要上他的当。不久,我的老友卞彬亭、魏镜远找到我,劝我接受秦启荣要我当梯队司令的委任,我当即严辞拒绝。后来,亓霖甫同志告诉我,秦启荣因我不受他的委任大怒,并在莱城张贴了通辑我的布告。

队伍成立不久,我和段金斋上红埠岭找四支队领导去汇报。到了司令部,刘居英接见了我们,我汇报了我们组织十中队的经过。刘居英告诉我,将队伍尽快拉到司令部附近来,我答应回去立即拉过来。这时,孙启明同志将我们2人拉到屋里说:“你们来的正好!林浩政委今晚在塔子村作报告,你们一块去听听。”晚饭后,孙启明领我们2人到了塔子村,听了林政委关于“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巩固根据地”的重要报告。

次日,我和段金斋回英章,经徐家店到苗山。这时司令部已连夜开过来了,林浩、景晓村都在这里。十中队就住在崔家庄子,和司令部靠得很近。段金斋先回了十中队,林政委留下我讨论当前形势。我说:“司令部驻地,容易受敌,一旦受敌,不好突围。”林政委告诉我,当前,秦启荣的目的是逼迫我们离开莱芜县境,还不是就要打仗。林政委还告诉我:谭、景部队已到了后坡,步步进逼。我向林政委提议,后坡村有我亲戚,我可以去探听一下。林政委批准了。

我一进后坡村,就看见了刘采芹他们。我一看不好,怕他们加害于我,遂向他们打了个招呼,即往我亲戚家去了。没料到,这伙人办公处就住在我亲戚家,刘秀轩也在这里。这时有人扬言:“这是个八路探子”!我与刘秀轩说:“我本是想来疏通一下,不要自己人打自己人!”刘秀轩说:“我也是来调解的,没想到误会了。”刘秀轩领我转弯抹角地到了见马庄,住了一夜。天明一问,八路军已开走了,谭远村的部队已经于夜间追上去了。区中队也进驻了苗山。我在后边赶也赶不上了,就回了家。

第二天,我一出门,碰上了谭克平,他一见我就说,徐化儒的部队已开往淄川,叫我在后边等谢焕文。我也向他谈了我的经过。他说:“你回来的正好,你留下,我赶部队去。”说完,他就走了。

隔了一天,响水湾王庆堂来说有人找我,我马上到了响水湾,看了来人的介绍信,知道他叫崔介,是谢焕文打发来的。我把谭克平嘱咐的话向他说明,他回去了。第二天,他带队伍上来了,我带他们经普通村到虎老观住了一夜,天明即奔淄川马棚村去了。

这时,寥容标部与四支队汇合了。崔介去接头,我回十中队驻地滴水泉。

我到了滴水泉,十中队负责人都不在家,战士们说开会去了。会后,徐杰三和段金斋才对我说:“这次会议主要是整编。咱这个十中队编成了四连,除原有人员外,还从其他中队调来了一部分战士,其中有从四中队调入的马达卫、边振孟、苗笃培、颜景山,还有口镇的几位同志,充实了这个连。”他们说干部也调整了,徐杰三调司令部,段金斋当连长,我仍任指导员。

这就是十中队成立的经过,这是一支由农民自动组织起来的队伍。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辗转南北,驰骋疆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我参加四支队的经过

魏继洲

“七·七”事变后不久,我从曲阜师范毕业回到家里。旧历11月29日,日军就打到我的家乡莱芜河北庄了。村上人心惶惶,四处逃难。这时我想起了在县讲习所的同学刘德轩,他是因参加共产党被捕的,现已从济南出狱回家。我叫着我的族侄魏传镜到刘德轩家联系。在他家的还有一位叫芦冠洲(又名刘特夫,与刘一同出狱暂住他家)的同志,他们告诉我,现在确有组织抗日打鬼子的活动。

刘德轩到我家和我父亲说了些情况,他说共产党正在南山组织游击队。随后他和孙启明同志取得联系,孙派吴道源来我家,先是讲了一番抗日的道理,又要求我们带上枪去参加抗日游击队。

经研究,派我与魏化之(我的族孙)到西岭村朱曰岗家去起枪,他很热情地招待了我们,不但枪拿出来,而且还同意儿子朱玉山和朱玉桓参加游击队。路过花峪村,又动员了朱玉山的仁兄弟王恩荣,也带上了他的枪。这就有了两条枪、5个人了。

与此同时,我父亲在家动员了正在我村要药账的中医胥汉英先生(是个绅士,曾任过雪野区保卫团长)。魏传镜又去沙岭庄把周长恩(山口高小教员)、周龙生邀到我庄上,共同研究如何再扩大人和枪的问题。提出了去起国民党散兵插下的那批枪。一天夜里,我们起出了一支沈阳造大盖枪和一个机枪梭子(当时我们不懂是什么武器)。

正月初五,吴道源同志来说部队要集合了,朱玉山和王恩荣对我说:“你们带着枪去吧!”说实在话,春节刚过我也不愿意马上就走。这时王日宾对我说:“表叔,我和你一块去”,另外还有到我村来走亲戚的王维让也愿意去。我们3个人随吴道源同志到了朱胡同峪山沟里,见到了孙启明同志。

3天集合了大约一个排的人,暂时由潘德和同志任排长。队伍走了一夜,到了薪泰刘杜,找到了四支队。我们被编进了三中队。中队长程绪润,政治指导员刘居英,他们热情地接待我们,并询问了我们的参军情况。我们把集合的经过向他们述说了一遍。吃过晚饭又出发(我们几个留下休息。这时,我用的枪是那支沈阳造大盖子),我的同学常树人(也在三中队)对我说:“你的枪真好,今晚你太累了,先把枪借给我用用,到新泰县城打鬼子去(实际是打扰乱去)。”我答应了。听同志们唱着《大刀进行曲》,那么威武雄壮,很能表达抗日的情绪。一晚上我们就学会了,心里真是高兴。

正月十五日,部队经过雁翎关到了莱芜李条庄,晚上站岗时看到满山遍野是灯光,我才意识到是灯节。

部队开到八里沟,刘指导员又叫我把起枪的情况说了一遍。然后领着我和王维让去见了洪涛司令员。经洪司令批准,晚上由刘指导员带上一个排到土屋庄去起枪。到了土屋,天还不亮,刘问我怎么办,我说我父亲可能有办法。接着我把我父亲的情况汇报了刘指导员,刘指导员叫我马上回家去叫我父亲。

我父亲来到土屋,即将庄长李金田请来。经我父亲好说歹说,李金田才说了实话。他说是有挺机枪,自散兵把枪起回一支后,已把机枪送到朱家庄朱尔谟家里去了。了解到这个情况,我父亲即派人到朱家庄给朱尔谟送信。朱尔谟回信说:“只要是打鬼子,没问题,把枪捐给部队。”太阳快压山了,我们到朱家庄去起枪。由于朱家庄有土围子,刘指导员怕出意外,部队停在半路上,我和我父亲去的。进庄后,朱尔谟和一些人正扛着机枪和一支沈阳造大盖枪站在围子门口。我们接过枪返回交给了刘指导员。

由于我参加了八路军四支队,又回到家乡起枪,好多同学都知道了,不但增加了武器,也扩大了部队。刘指导员对完成这次任务非常满意。几天后,我父亲在西峪一带又搞到了一支沈阳造七九大盖枪。这时朱玉山、王恩荣、魏化之、李贵祚、魏振传、魏传书等带着这支枪也一块参加了三中队。



香山一带的抗日游击队

马达卫

“七·七”事变后,我到了延安。后因接转党的组织关系返回山东。12月,在泰安找到省委,见到省委秘书长景晓村(景慕达)同志。他向我讲:战况紧急,若去不成延安时,就不要去了。现在党号召脱下长衫,拿起武器,到农村去组织游击队。周美谣(周绍南)在你们家乡活动,有了个“民先”(民族解放先锋队)基础。日寇一到,就在家乡拉起武装,将来去徂徕山联系。

我回到家乡(水北村)不久,日寇入侵济南,莱芜、泰安相继失守。

我的邻居刘文举,太平街的李斌(李锡珍),边王许的边逢甲(边冠一)、杨家庄的杨涛(杨荫来)等人,听说我去过延安,前来我家找我,问我怎么办。我根据省委景晓村同志指示精神,就向他们讲,唯一的出路是拿起枪杆组织游击队,与日本鬼子拼。他们有的是周绍南同志在此活动时发展的民先队员,对抗日已有基本认识,听我说了这些话,便积极酝酿如何组织游击队的问题。

最后决定,凡是家里有枪的要动员家里拿出来。杨涛同志当即表示,他动员家里拿出一支枪来。关于起义地点,决定依托香山区,在金蚕寺集中。另外,还研究了游击队开始组织时,队员以自带干粮和自行捐款的方法解决生活问题。同时,确定了去金蚕寺的日期。1938年1月2日,我和刘文举、边逢甲、杨涛、李斌等同志带着两支步枪和一些自制武器,在金蚕寺正式成立了抗日游击队。

游击队成立以后,我们首先抓的一件事是:进一步发展抗日武装,争取当地景肇铃带的保安队。景肇铃是水北村人,从小游手好闲,是个纨绔子弟。他依靠地主封建势力,在莱芜城受过乡自卫队训练,当了水北一带的保安队长。莱城沦陷后,他收集了原水北区团丁等20多人,枪20多支,住在金蚕寺北面约八里的马场村。

因我和他是同村人,于是决定由我去向他做工作。我向他讲了日寇入侵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事实和爱国青年不能做亡国奴,要保家卫国的道理,他对我们的抗日主张表示赞同。

我把情况向大家汇报之后,大家都认为景肇铃有争取的必要。于是我们在1938年1月初与景肇铃正式联合成立了“抗日保家自卫队”,景肇铃任队长,边逢甲任副队长,我任指导员,共40余人、20余支枪。

1938年元月上旬,我们在金蚕寺召开大会,到会的有水北村景曰松、景商学;边家王许村边振辰,边振奎;太平街、杨家庄、陈家楼、徐家汶等村青年共60多人。会上,我宣讲了组织游击队的意义、任务、要求等,号召青年积极参加游击队。

随着游击队的扩大,有些实际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吃饭问题。二是我们都缺乏军事经验,最好有位政治可靠又有军事经验的同志来统帅和指挥这支队伍。三是当时真正脱离家庭住在金蚕寺的只有我和刘文举同志,其他队员基本是白天来晚上回家住宿,战斗力不好集中。我们曾多次打听徂徕山游击队的情况,但均无结果。

1938年元月20日左右,群众向我们报告,有几个散兵带着枪从东面来了,我们当即研究派一部分人去和他们当面谈,请他们和我们一起抗日。我们采取政治说服和军事压力相结合的方法,请他们留下抗日。他们几人表示愿意返回家乡,我们便将我们队员穿着的衣服脱下来换给他们,每人发给几元钱的路费,并热情招待。他们除留下了携带的枪支弹药外,还说在茶叶口村南秫秸堆里藏着一挺捷克式机枪。饭后,我们一面派人送他们过范家镇朝大汶口方向去,一面派人去茶叶口,第二天早晨将机枪取回。

一天下午,景肇铃派了几个人到金蚕寺,说景队长要商量事情。这时,我们考虑不对头了,决定带着我们的三支枪暂时转移,观察动静。当我们大部分人员走出,最后带着枪的人出来时,景派来的人不由分说,抓住枪同我们争夺起来。一个老兵乘机将枪栓摘去,把这支枪给夺走了,并布置在西北山头鸣枪射击,景肇铃叛变了。

景肇铃叛变后,为保存抗日力量,我们研究决定:一、起义人员及枪支暂时隐蔽,分头宣传抗日,发展抗日力量;二、宣传景大麻子叛变抗日游击队的罪行;三、尽可能地搜集枪支弹药;四、我去徂徕山一带找省委汇报情况,请求派军事干部来。

第一次,我同杨涛骑脚踏车到南山打听徂徕山游击队的消息,未获返回。第二次我个人到新、莱边界打听徂徕山游击队的情况,在塔子村见到了景晓村、洪涛和周绍南同志。我将起义的情况作了汇报,提出派军事干部和派部队到水北一带开展活动的意见。洪涛同志对我讲:“我们的力量还是尽快集中起来好,把人和枪先集中到塔子村。”当天下午我即返回。晚上到杨涛家里住下,将省委的指示对他传达了。第二天下午,我回家,当晚见了刘文举同志。次晨去太平街见到李斌,接着到边王许见到边逢甲诸同志,向大家传达了洪涛同志的指示。同志们一致同意,集中起来到塔子村去。

1938年农历正月十六日晚,我们在张里河口集中的游击队员,有刘文举、边裕鲲、边秀培、边振奎和我等20余人,携带步枪3支,还有刺刀、手榴弹等,到塔子村参加了四支队。以后陆续来部队的有景日松、边振孟、李汉栋等20余人。到塔子村后,编为四中队第二排。当时四中队的指导员是林浩同志兼任,我是第二排的政治员。



黄庄武装起义

桑洪文

1937年4月,我任蒙阴县第七区(现属莱芜黄庄镇)联庄会总会长(民众自卫武装),为抗击国民党强收民枪、弹药的暴行,我们组织联庄会员,打退了国民党刘剑泉、黄斌、刘金铃的强收民枪、弹药队,保住民枪数百支,子弹数万发,为黄庄武装起义奠定了武器装备基础。

1938年3月初,山东省委派徂徕山起义军工作人员边裕鲲来小上峪村,与刘子升、桑洪文、徐勤学、刘鸿轩联系,研究组织武装起义之事。刘子升派刘长春到瑞山后村叫来了董林汉。经过认真研究,决定组织发动各联庄会成员,于1938年3月12日举行武装起义,起义地址在黄庄村南的小学。那年我28岁,刘子升52岁。

会后,我们分头进行了联系和发动。12日这天,我担任登记工作,前来参加起义的共179人,枪97支。人员分别来自莱芜、蒙阴、新泰三个县。莱芜带队的有颜庄的吴志云,吕家林的吴士富,桑梓峪的王丙效,清泥沟的张学信、张会成、张衡成等;蒙阴带队的有小上峪村的刘子升、刘洪轩,回采峪的徐勤学,金水河村的桑洪文,黄庄的方连三,刘家庄的刘乾等;新泰带队的有董林汉、赵文河、吴志美等。

人到齐后,边裕鲲宣布了黄庄抗日救国武装起义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边裕鲲任主任,刘子升、方连三任副主任,徐勤学任组织委员,桑洪文任宣传委员,刘乾、李兆利任军事委员。边裕鲲代表军事委员会讲了话,他说:“今天我们黄庄起义军正式成立了!我们胜利了!……”并带领大家高呼口号:“坚决拥护共产党!团结一致抗日救国!……”

武装起义后,我们先到了址坊、汶南,后到了莱芜城,与徂徕山武装起义队伍汇合后,被编为八路军山东游击队第四支队十二中队,刘子升任队长,方连三任副队长。

黄庄武装起义后,山东省委派专人去延安,向中央作了汇报。1938年5月,中央党校派苏杰带工作组来到黄庄。工作组共5人,苏杰任组长,马自成任指导员,工作人员有王宏、张文敬、夏明(女)。他们到黄庄后,帮助地方发展党员,宣传抗日,使一批又一批的青壮年参加了我抗日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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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建抗日根据地



1938年春四支队在莱芜县活动情况

亓象岑

1938年2月23日,省委在新泰县刘杜召开扩大会议,四支队首长及各中队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确定:黎玉书记去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山东工作情况,林浩代理省委书记;四支队兵分两路,广泛宣传群众,扩大我军力量。同时决定:北路由林浩、洪涛、刘居英、程绪润等同志带领一中队、三中队、四中队北去莱芜再去淄川县、博山县开展工作;南路由赵杰、孙陶林、景晓村、程照轩等同志带领二中队、五中队、八中队暂在新泰县南山区一带活动。

我和毕指南、王其人、孙启明、亓善青5人,1月24日受命返回莱芜县开展地方工作。主要任务是:组建四支队驻莱办事处,动员枪弹发动青年参军。我们回到莱芜后,在鲁西镇召开了县委会,研究成立了八路军四支队驻莱办事处,并决定由孙启明任主任,我任副主任。省委扩大会议后,我们立即开始了迎接四支队进驻莱芜的工作。

(一)北路部队在莱芜活动情况

1938年农历正月十三日下午,北路部队到达莱芜县南山区李条庄村。正月14日晚,林浩同志召集我和孙启明、毕指南、亓善青等人开了一次会,具体指示了如何开展莱芜的地方工作,主要任务是: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设法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动员组织枪支弹药,发动青年参军等等。我们都感到林浩同志对方针、政策和工作,指示得很具体很明确。

农历17日上午,林浩、洪涛同志在塔子村召开莱芜三区(即汶南区)上层士绅名流座谈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李菁山、毕华桥、秦尊五、亓耀堂、王福佑、亓精一、吴翰晨等10余人。会上,林浩详细谈了我党的抗日政策,大家一致表示赞成拥护。林浩、洪涛同志即派李菁山去鹏山泉与秦启荣的顽莱芜县长潭远村联系,开展统战工作。孙启明也以四支队驻莱芜县办事处的名义亲去鹏山泉与谭远村搞统战工作。

谭远村县政府,在日寇侵占莱芜城之前即进驻鹏山泉。我四支队正月13日进驻李条庄后,谭远村即急忙于正月14日在东关迎仙门小学召开了全县50多人参加的上层士绅名流会议,宣布他们已成立了莱芜县政府,他任县长,县政府驻在鹏山泉。正月20日,我部队驻八里沟村和东五斗村。同时,谭远村县政府亦由鹏山泉进驻莱城东关迎仙门小学。谭远村进驻迎仙门小学后,召开第二次全县上层士绅名流会议,并通知我四支队和四支队驻莱芜县办事处派代表参加会议。四支队和办事处分别派刘居英、朱玉干、孙启明和我参加了会议。刘居英同志首先提出:要各区推举代表,召开全县代表会议,选举成立县参议会,并选举莱芜县长,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的县政府。谭远村提出:莱芜县政府已成立起来,这次会议只选举成立县政建设委员会。当时,大士绅口镇区王墨卿和辛庄区李机卿带头积极支持谭远村的意见,不同意再开代表会议成立参议会选举县长。最后,仅推举成立了一个县政建设委员会。此时,在八里沟村我们释放了和进步,他立即去莱城谭远村部,控告我们破坏统一战线,消灭收缴了他的人员枪支。谭远村本来计划独占莱芜,把我军赶出莱芜去,现有和进步之事作借口,便加速了赶走我军的计划。

农历2月上旬,林浩、洪涛同志带领部队去莱芜苗山镇。此时,谭远村率县大队及部分区长、区中队跟在我部队后面向苗山镇进军。我和孙启明决定骑自行车赶上部队,请示部队首长:部队走后,四支队驻莱办事处怎么工作。下午,我2人到达苗山镇,向林浩同志汇报了谭远村部队赶来的情况。林浩同志指示我们:要找上层人士疏通说服谭远村,不要搞摩擦,要合作抗战。我首先找到苗山镇长王精一,他是苗山区的大士绅。王精一提出要请口镇寨主宁子彬(他是全县的大士绅,赞成拥护我党抗日政策主张)来一起搞,并立即派人去请宁子彬。第二天上午,宁子彬骑驴子赶到王家庄。下午,宁子彬、王精一即去谭远村部疏通。当时谈妥双方各派代表在王家庄谈判。我去石马村向林浩同志回报后,林浩同志派李伯秋同志为我方代表,我和孙启明协助。我和李伯秋按时到达王家庄准备谈判,但谭远村欺骗我们,没有派代表去,谈判未成。我部队又继续北去淄川县马棚村一带活动。我即离开部队返回了莱芜。

(二)南路部队歼灭谭远村县政府、县大队和活捉谭远村、景肇铃的情况。

我四支队南路部队,在新泰县南部活动一个时期后,于农历3月1日进驻莱芜槲林前村。四支队驻莱办事处主任孙启明,带数名通讯员住该村配合工作。当时,我正在口镇、寨里、水北三个区开展统战工作。这天上午,县委委员刘子正通知我说:“四支队南路部队已来莱芜,驻在槲林前村,叫你立即去部队配合工作。”我即去部队向赵杰同志提出:“派大士绅李菁山、毕华桥去莱城会同莱城大士绅任瑞符、刘铭常搞谭远村的统战工作,说服他们要合作抗战,共同对敌,不要搞摩擦”。赵杰同志表示同意。下午,我立即动员2人去莱城做谭远村的工作。农历3月2日晚上,赵杰同志找我谈话。他说:“部队明天要去东西关驻防”。我说:“谭远村县政府和县大队都住在莱城能行吗?”赵说:“没有关系,你立即找一个可靠的向导,并要熟悉莱城和东西关街道情况的”。当时,孙启明和几个通讯员都已出发,办事处只在家一个通讯员,他没有去过莱城。我不敢找群众去,即提出那里街道我都熟悉,由我去作向导吧。赵杰沉默考虑了一会,说:“好吧,由你去作向导,明天早晨3点钟按时来这里集合吧”。第二天早晨,赵杰同志亲率冯振武的二中队和程鹏的八中队共不到200人向北行军,我在部队前面作向导,从大曹村过河东行,黎明到了西关西头。部队散开,枪上子弹,程鹏同志下令,某班从西关北边前进到城西门集合,某班从西关南边前进到西门集合,某班从西关大街前进到西门集合。我告诉程鹏:“西关南边都是陡墙,下边是冰水过不去”。程鹏不理。这时我才知道是要打莱芜城。我心里想:莱芜城墙是山东各县城墙中最高最宽的,城里住着300多人的县大队,我军不到200人,也未准备云梯和担架。1930年阎、冯反蒋战争,阎锡山住莱城一个连,蒋军一个旅攻城7天也未攻下来……我们部队已到这里,我是向导,不管怎样,不能后退。

我沿西关大街走,到西关东头瑞呈永货店门前,我高小同班杨华英开门从店内出来了,他看我穿便衣,身带木盒匣枪,急忙向前抓住我,不叫我向前去。我说:“不要紧,后面有部队”。我问他:“县政府、县大队住何处,什么地方有岗哨,城门楼上有无部队?”他说:“县政府、县大队都在僧王庙和后边职业学校,两处隔墙已拆除了,职业学校东门已垒住了,都走僧王庙南门,西门旧县政府前僧王庙门和城东门各有一个岗哨,城门楼的门窗日寇来时都烧了,没有住部队,城南门鬼子来时垒住了,城墙没有北门。”我了解情况后胆子大了,我看后面一个班赶上来了,便硬挣开走了。西门岗哨看到我,用枪指着问:“干什么的,站住”。我说:“是自己人,不要打枪,我们是谭县长调来守城的”。他看我匣枪未拿出来,也未怀疑。我走到西门岗哨的跟前,看到西门半掩着,留着一个人能出入的缝。我说:“前天谭县长、景队长召集刘绥云、王鼎三等各区长开了会议,决定从西北山区调我们来守城,部队快来了,咱快把门推开”。我2人即把门推开了。这时,我们的一个班上来,下了岗哨的枪。我又沿着大街东去,跑到东门,门也是半掩着,我看两个岗哨正在聊天,便用匣枪指着他们说:“我们是八路军,已进城来了,快把枪和子弹袋放在地下……”打开东门后,我又回到僧王庙,看到部队正在搜查、收拾枪支弹药,共缴获300多支长短枪,子弹很多。赵杰同志讲了话,宣布了我们的政策之后,逮捕了谭远村、景肇铃2人,释放了其它人。随后,急促地撤离了莱城,返回了槲林前村。

(三)四支队在莱芜城汇合和撤离莱芜

南路部队打莱芜城时,北路部队已从淄川县来到了莱芜附近的梁坡村、故事村一带,接着我部队在莱芜城汇合。部队汇合后,省委研究决定把12个中队重新组合整编为第一团、第二团、第三团和一个教导大队。农历3月8日,省委在东关官寺广场召开了全体人员大会,林浩同志宣布四支队改名为八路军山东抗日独立第一师。洪涛任师长,林浩任政委,赵杰任副师长,孙陶林任政治部主任。

农历3月初10日,我们在莱城召开了lOO人左右的全县士绅名流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莱芜县行政委员会20余人,当时曾酝酿推选李菁山为主任委员,他是全县大士绅之一,地下党时期曾保护过我党,抗战爆发后,完全拥护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政策。农历2月下旬,临沂专员张里元曾委任宁子彬为县长,李菁山为县大队长,因此,县委同意支持他2人干。我去动员李菁山,他同意了。动员宁子彬,他说情况太复杂,坚决不干。第二天,我部队撤离莱芜城去寨里镇一带驻防,行政委员会即解散了。

农历3月16日,我部队和省委又进住鲁西村一带。当时群众反对秦启荣部队的情绪很高,我部队撤离莱芜城后,与秦部先后七次谈判均未成功。因此,我部队决定反摩擦。

(四)反摩擦和我部队撤离莱芜县

农历3月21日,我部队东进反摩擦。二团攻击西汶南村和八里沟村的鲍峄山、万金山部,一、三团在汶河北东进,三团在土楼村先打走原鲁西区保安队,后进驻石家方下村,司令部也驻该村。农历3月22日上午,一团一连即攻占矿山西山头。矿山东头山高,还未开始攻击,李如瞻急忙跑来向部队报告:西北方向封邱村、白龙村一带有秦部队南来。同时莱城秦启荣部队也迂回包围过来。部队即下命令叫一团一连撤下来。敌人追击,幸有三团抢先占据冶河村东有利阵地,阻击住敌人。三团在此牺牲一个班。当天下午,司令部和部队撤到鲁西村休整。休整期间,决定移防水北镇。当时,洪涛同志肺结核病重不能行军,部队问我能否给洪涛同志搞一匹马骑。鲁西镇只有亓朗轩家有一匹马。我同亓朗轩谈了后,他立即把马和马鞍送给了司令部。农历3月25日,部队移防驻水北镇。地方工作干部,我和刘子正、亓善青、孙启明、王其人等人也跟着部队去了水北镇。当时部队缺子弹,林浩同志问我能否想法搞些子弹。我说:“鲁西村20多支长短枪和很多子弹,发动抗日起义时我都带去部队了;寨里镇是复兴社发展的基地,地方势力派未作好工作,他们不会给;口镇我可以去搞子弹,口镇寨主宁子彬、镇长申秀甫是我的亲戚。”林浩同志派了七、八个战士跟着我到了口镇。我找到宁子彬、申秀甫一说,他们很痛快地说:“还有5箱子弹(每箱一百排子),给你们4箱子”。我们带回了部队。刘家庙子村,我同学刘锡候有挺机枪,要送给我,我派王其人同志也取来了。

部队在水北镇住了几天,司令部又移防去泰安县赵家石汶村。在此村,派王其人回莱芜工作了。数日后,司令部又先后派孙启明和我回莱芜开展地方工作。自此,省委领导机关和四支队主力部队撤离了莱芜,根据中央开始依靠新泰、莱芜、泰安等县的工作基础,努力向东发展的要求,开始了全面创建鲁中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本文有删节)



创建以莱芜为中心的泰山区

抗日根据地

(1937年7月——1941年春)

刘舜卿

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即通电全国,号召实行全面抗战。这时莱芜党鉴于国难严重,号召全体党员以最积极的态度,坚决站在抗日斗争的最前线,发动组织人民,开展游击战争。莱芜失陷后,新的形势带来了新的任务,总的任务是发动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具体任务是:

一、发动与组织武装,开展游击战

莱芜失守后,莱芜人民义愤的情绪不可遏止,便在莱芜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党员的团结带动下,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放下锄头,扛起枪杆”、“脱下长衫,放下笔杆”、“到游击队去”,走上了抗日的最前线。县城失陷的当晚,在田家林集合60余人,枪40余支,组成了抗日游击队,群众呼为“大褂子队”。1月6日,这支武装起来的抗日队伍,汇合于徂徕的光华寺,和新泰、泰安、泗水的游击队合编,命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第八路军山东游击队第四支队”,这就是山东抗战史上有名的“徂徕山起义”,在山东抗战历史上写下了最光辉的一页。

徂徕山起义后,这支队伍即坚决地站在抗日最前线,与敌人开始了战斗,除经常地破坏敌人交通桥梁外,并不断地对敌人进行袭击。四槐树一战,炸毁敌人汽车3辆,打死打伤敌人数十名。寺岭战斗中,对敌人也有杀伤。在这次战斗中,杨桂芳同志(非党员)对敌作战奋不顾身,壮烈牺牲,这是莱芜为祖国牺牲的第一个烈士。

1938年11月,日军重占莱芜,这时我部队的斗争任务是积极地围困、袭扰、阻击敌人和应付敌人的季节性的“扫荡”,到1941年底止,除了零星的战斗无法计算外,最主要的有:1939年1月口镇阻击战,我们一连的兵力,在口镇南门坚持了半天,终于将敌人击退。粉碎了敌人进入口镇的企图。五月敌人对莲花山实行大“扫荡”,我无重大损失。同年7月间,当“扫荡”的敌人在苗山河休息洗澡之际,我四支队二营八连奇袭了敌人,敌人死伤10多个,有的鬼子被打得哇哇叫,该连在战斗中取得了“钢八连”的光荣称号。1940年夏,敌人“扫荡”莱东,企图消灭我主力部队,我四支队在杨家横与敌人展开了激战,敌人凭险顽抗,我军与敌人坚持战斗了三昼夜,杀伤敌人很多,吓破了敌胆,阻止了敌人前进,终于使敌人被迫撤退,据敌伪参考资料记载:敌人在作战中专门总结了教训,并于第二年再次来杨家横“扫荡”时,旅团长凭吊了杨家横战场。这一期间,由于我们的部队,不断取得斗争的胜利,不仅提高了部队作战能力,而且在斗争中发展和壮大了自己,同时也大大鼓舞了人民的抗日积极性。

二、开展反摩擦斗争

日寇占领莱城后,由于敌人继续南下进行侵略和解决其兵力不足的困难,曾一度撤离了莱芜,给莱芜发展抗日力量以大好机会。但是,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国民党顽固派,由于解放区战场上的胜利和国民党战场的失败,转而对坚决抗战的共产党和人民部队报仇视态度,对敌人却采取消极政策。提出了“宁匪化,勿赤化”、“宁亡于日,不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反”的反动口号,并积极限制我抗日军民的活动和发展。这时,国民党反动派便命令驻在新莱一带的秦启荣部队,搜集地方上的上层实力派,在敌人向我大举“扫荡”的同时,到处制造摩擦,并在莱芜建立县、区政府,对人民实行统治,对抗战则百般阻挠和破坏,多方限制抗日力量的发展。莱芜人民便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在部队配合下,于1938年春,开始了反摩擦斗争。除了零星的摩擦和斗争外,最主要的斗争是:1938年3月的鹿鸣山战斗,战斗一天多,将顽固派部队追的进了莱城。不久,我四支队又由淄川开入莱芜,智取莱城,活捉了国民党县长谭远村和县党部书记长刘伯戈。1939年夏,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部队,收集残余势力,企图消灭抗日力量,乘我四支队在泰莱公路出击敌人的时候,秦启荣督率所部向该支队后方雪野合击,进行了规模较大的雪野战斗。由于我军民的英勇奋战,终于打垮了秦启荣部队的进攻,并消灭了他们有生力量,驱逐了国民党雪野区区长邢铭三,活捉了鲁西区长王鼎三。秦启荣残部被迫撤退到莱芜东部双龙峪、乔店一带。经过这几次反摩擦斗争后,不仅大大改变了抗日军民和国民党力量的对比,而且大大改变了莱芜上层人士的正统观念。党的地位在人民心目中,有了更进一步的提高。

三、组织县区武装和群众性的武装

为了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维持社会秩序,保证主力部队兵员的补充,配合部队有力地打击敌人,莱芜人民积极参加了县区地方武装。县设独立营、团或大队,区为区中队,县大队最多时达千人以上,区中队均在百人左右,这些县区武装,均完成了它的维护地方治安、补充兵源、打击敌人的光荣任务。1940年秋,县大队二连在黄崖头战斗中,击退了口镇敌人的包围,掩护了县委和县政府的安全转移。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二区区中队,在队长郑觉民同志的领导下,经常活动于口莱公路两侧,围困口镇敌人据点,对于保卫人民群众利益,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均起了重大作用。口镇伪军中听到郑觉民同志的名字,均胆战心惊。为了开展群众性的武装斗争,又在乡村建立了抗日人民自卫团。凡是16岁到50岁的适龄男女,都组织到自卫团中来。他们使用着长矛、鸟枪、大刀、木棍、二人抬,经常不分昼夜地在街头、巷尾、路口、道旁站岗放哨,监视敌人活动。一旦发现敌情,即一村传一村地将情报送给部队和机关。在边沿游击区,还布置机警的妇女和小孩秘密地到敌人据点附近或化装到敌人据点内,刺探敌情。如有紧急情报,直接送到驻军或政府所在地。这对应付敌人的出击、“扫荡”起了很大作用。在普通自卫团中,还组织了基干自卫团。它们是自卫团的骨干,执行传送情报、盘查行人、捕捉汉奸、运送伤兵、运送给养等任务。由于严格实行了路条制度,不时捉到一些汉奸特务和行踪可疑的人,这对封锁敌人消息和制止敌特活动,起了很大作用。另外,还由于游击战争的需要,在主力部队枪弹的帮助下,在党支部普遍建立了游击小组。它是支部的武装,直接受支部领导,每组几人或十几人不等。它们的主要任务是围困敌人打麻雀战,在敌人出击、“扫荡”时,阻止敌人的快速行进,掩护群众转移和打击敌人。上述武装的建立和发展,对坚持莱芜游击战争和巩固后方、建立抗日根据地均起了巨大作用。

四、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救亡团体

在莱芜党组织的领导下,根据不同职业、性别和年龄,先后组成了各界人民抗日救国团体。这些组织是:

三民主义青年救国团。它是莱芜最早组成的一个青年群众组织,是在共青团的影响下组成的。它的组织成员,都是富有爱国主义思想和抗日救国热忱的青年。为了加强青年团的活动和领导青年抗战,1938年7月,建立了三民主义青年救国团县团部。为将全县青年都组织到抗日救亡战线上来,并出刊了“抗战青年”,指导抗日青年活动,从而大大发挥了青年抗日积极性。它无论在宣传活动上,在兵员补充上,在参军参战上,在游击战争中,均起了一定的先锋作用。青年救国团还组织了自己的武装——青年中队,随时配合部队,积极打击敌人。它们刚组织起来就开始了与敌人搏斗。1939年春节前,配合县独立营,在泰莱公路上的冶河庄,英勇阻击了由泰安到莱芜满载着鬼子的汽车。在这次阻击战中,共青团员刘学贤,青救团员王化栋、魏佑焕等三人,在战斗中光荣牺牲,为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给莱芜青年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此外,为了发动全民抗战,当时也重视了儿童的作用。决定在青年救国团领导下,吸收8岁至15岁的抗日儿童,组成了儿童救国团,配合自卫团站岗放哨、盘查行人、传递情报。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县青年团的儿童部长高德山,年仅15岁,带头参加县独立营,背着一支大枪,平时积极指导部队的文娱活动,活跃部队的文化生活。在战时,即深入到连队里,勇敢杀敌。最后,在谢家官庄打击出动敌人的战斗中,英勇牺牲,给莱芜儿童树立了学习的榜样。莱芜儿童在抗日战争中,也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妇女救国会。妇女占人口的一半,是很大一部分抗战力量,她们不仅同样有抗日救亡的愿望,而且还有冲破封建束缚的迫切要求。因此,党在抗战一开始,就很重视发动妇女的工作。在县委领导下,成立了县妇女部,由张贵珍同志任部长,领导全县妇女工作。从此,莱芜的广大妇女,在党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基础上,先后参加了这个组织,对掩护伤兵、给部队做鞋、磨面、站岗放哨、传递情报、动员青壮年参战、对军属进行教育,均起了很大作用。有些觉悟的青年妇女,直接参加了部队的后勤工作,有的在被服厂当女工,有的去医院当护士,一些有血性的青年妇女放下针线,直接到前线去,担任部队的卫生员、勤务员和参加文娱工作队等各项工作。在动员参军上,更发挥了妇女们的积极作用,在每次参军运动中,到处涌现出母送子、妻送郎动人的模范事迹,有的母亲勉励儿子说“抗战不胜利不回家”,有的未婚妻鼓励未婚夫说“打不走日本鬼子咱不结婚”,还有的妇女经常给抗战的丈夫和儿女写信,报告家庭生活、生产和政府的拥军优属情况,鼓舞她的亲人在部队安心抗战,杀敌救国。每到年节,军属们都以千百封的信件,请求政府向部队转送。携带些毛巾、鞋子、土产品等到医院慰问伤病员,到部队驻地慰劳战士。为了鼓励士气,毛巾和慰问袋上还绣花刺字,如“抗日救国”、“英勇杀敌”、“送给最可爱的人”等等。上述这些,对于动员参军,巩固部队,鼓励战斗情绪,均起了重大作用。

由于连年不断的动员参军,在农业战线上发生了劳动力不足的现象,古德范村女共产党员韩淑芳,在其丈夫参加抗战后,模范地参加了劳动生产,白天在田间参加劳动生产,晚上在家里纺纱织布,获得了“县劳动模范”,称号。通过参加生产劳动,不仅发挥了妇女们在抗日战争中的积极作用,而且给妇女自己解放自己指出了明确方向和光明道路。

农民救国会。为了团结和组织农民,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中共莱芜党组织于1939年春,开始发动组织农民救国会,这个组织是以贫雇农为骨干组成的。由于莱芜有着过去农会的基础,很快就组织起来了。凡是受到爱国主义教育,觉悟有了提高的农民,都参加了这个组织,这个组织是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同年3月,成立了县农民救国会,他们的任务是:担任战争勤务工作——抬伤兵、送给养,给部队带路送信,配合部队破坏据点、公路,保证动员青年农民参军,以满足部队兵员的需要。特别是莱芜农民经常向政府、部队捐助一些粮款物资,并从自己劳动所得的粮食总收入中拿出40%左右交给政府,保证了部队供应,为抗战贡献了巨大力量。为了团结农民抗战,莱芜的党和政府,对农民改善生活方面,还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除了对穷苦农民拨粮救济外,并向地主、富农借粮,只在香山区南部十几个村子中就借出粮食二十几万斤。每到旧历年关,提出“大家抗战、大家过年”的口号,由政府颁发布告,号召缓期还债。由于广大农民特别是贫雇农得到了好处,大大提高了抗战积极性,农救会组织也就更加巩固和壮大了。

职工救国会。莱芜地区虽然没有产业工人,但手工业工人还是不少的,1941年4月,成立了县的职工领导机关——县职工救国会,着重发动组织工人和领导职工进行抗日活动。组织的对象,主要是石工、木工和织布工人。开始先在圣井一带,从组织石工入手,然后按工种在全县组织起来了。他们除与农民一样的执行战争勤务工作外,还组织了自己的武装——职工中队。这支队伍除了配合县区武装进行抗日活动外,更重要的是用工人队伍这面旗帜,号召工人群众参军参战。这一时期,莱芜的职工群众在抗战中也起了显著作用。

五、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团结各阶层人民抗战

莱芜第一次失陷不久,日寇南撤,国民党委派的县长谭远村即进驻莱城。1938年3月,我军攻占莱城,活捉了谭远村。为了联合69军石友三部队共同抗战,即以69军名义,委派了梁竹航为县长,组成了莱芜抗日政府。11月,日寇重占莱城,梁竹航政府垮台。国民党又委任李长依为县长,委派地方实力派为区长,并扩大武装,企图与我们争夺莱芜。这时,莱芜人民迫切要求建立自己的县区政权——抗日民主政权。驻莱芜的八路军四支队,应莱芜人民的要求,经过一段筹备之后,于1939年8月8日在雪野区朱家庄,以各界代表会议形式,民主选出谭克平同志为莱芜县长,并成立了行政委员令。从此,一个新型的抗日民主政府在莱芜正式诞生了,这是泰山区抗日民主政权第一个鲜明旗帜。县政府成立后,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和人民的要求,由上而下地建立了区乡基层政权。由于抗日民主政权是民主选举的,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因而这个政权得到了广大群众和备阶层人民的拥护。在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莱芜的抗日民主政权,是在八路军四支队直接支持下产生的。实践证明,没有人民军队的支持,就没有人民政权的建立。

抗日民主政权,是统一战线的,是代表各阶层人民利益的政权。它对赞成抗日的各层人民实行民主,对日寇汉奸实行专政。莱芜人民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后,即执行了它的光荣任务,在莱芜党组织的领导下,在“一切为了抗战,一切服从抗战”的总口号下,主要执行了如下任务:

1、建立三三制政权,成立县、乡两级参议会。为了使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之上,根据党中央指示,于1940年秋,在县级政权中实行了三三制,即在政权和民意机关中党员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占三分之一,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并成立县、乡两级参议会和民意机关,它代表民众监督政府工作。县参议会可制定地方性的单行法规,提交参议员大会通过执行。1940年秋,在温家庄召开了第一次县参议员大会。在大会上,除报告政府工作,通过施政纲领外,还选举了政府委员和县长谭克平,参议长张川、刘子正。这不仅对团结各阶层人民抗战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使政权更加扩大了群众基础,抗日民主政权更臻于巩固。

2、加强对地方武装的领导,动员青壮年参军。为了加强党和政府对武装的领导,党曾规定了县委、区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和区指导员,县长和区长兼县大队长和区中队长。这样做不仅加强了对地方武装的领导,反过来部队也掩护了干部开展工作。为了保证部队的满员,适时地动员参军,除零星的动参不算外,大批动员的每年一次到两次。在莱芜一千多个村子中,做到了“无村不参军,无户不参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莱芜有15000多人参加了人民的子弟兵,占全县总人口3%,常庄、文字现、古德范、茶业口、腰关一带参军的占总人数13%以上,源源补充了部队,保证了部队的满员。

3、统筹给养,实行累进税法,保证部队供应,做到负担合理。在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以前,都是部队驻哪村吃哪村,群众负担极不合理,人民政府成立后,考虑到这样负担下去,不但畸轻畸重极不合理,而且时间长了,群众也坚持不下去。为了使农民负担更趋合理,实行了抗日救国公粮的统一征收办法。在县参议员大会上,通过了一种累进税法,负担的原则是地多者多征,地少者少征,农民最高负担不得超过收入的37%,办法是按三等九级累进计算,每人土地一亩以下者不负担,一亩以上者按土地多少,按照征收率累进征收,执行的结果既保证了部队粮食供应,又大大减轻了基本群众的负担。

4、统一财政收支,建立财政预决算制度。在人民政府成立以前,社会秩序混乱,我们的部队不得不采取直接募集捐款办法,来解决开支问题。莱芜的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停止了部队自行募集办法,明令废除了旧政府规定的苛捐杂税,建立了正常的征收和开支秩序。1939年冬,发行了“农民合作社”纸币45万元,票面一、二、三、五角不等。莱芜人民极表欢迎,活跃了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法币和日钞的泛滥,这对稳定市场、调剂金融起了积极作用。

5、领导群众进行生产建设。在“抗战为了生产,生产又为了抗战”的口号下,开展了群众性的生产运动;没有种子政府贷给种子;没有口粮政府拨给粮食救济;没有耕牛农具政府拨给各种农业贷款支持,并根据生产季节动员部队、机关参加春种、夏锄、夏种、秋收、秋种等各项生产工作。在边沿地区还发动了群众抢耕、抢种、抢收,并动员部队在边沿地区、游击区积极展开游击活动,保证春耕、夏收、夏种、秋收和组织反抢粮斗争。动员群众植树造林,扩大耕地面积,鼓励养鸡、养家禽,并组织副业生产。在唐上坡南,肖山子坡上引泉灌溉,给发展新的水利工程指出了方向,受到了泰山区专员公署的明令表扬。1941年,在毛主席组织起来的启示下,在独路庄组织了互助组。

6、恢复和发展小学教育,广泛开展抗日救国的爱国主义宣传教育。日寇进占莱芜后,社会秩序不安定,所以中小学校全部停顿。一部分适龄儿童失学,得不到求学机会,莱芜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后,一般儿童迫切要求就学,这时便决定恢复和发展小学教育,凡是政令达到的地方,村村都恢复和发展了小学。并在重点村镇成立了抗日完全小学。如雪野、大王庄、温家庄等都设有完小,吸收适龄儿童入学。除读书识字外,主要灌输爱国主义教育,并举办了夜校、冬学、成年识字班、妇女识字班。为了广泛深入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并采用了墙报、标语、传单以及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娱活动形式进行广泛宣传,特别是每逢节日和一些纪念日,都在一些重要集镇上召开群众大会,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如1939年“七七”,在寨里镇召开了万人大会,大大活跃了群众的抗日热情。

7、开展拥军优属工作。为了巩固部队,在莱芜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领导人民进行了拥军优属工作。对部队除经常写信慰问,请部队首长吃饭,举行军民联欢外,每逢春节和旧历8月15都有计划地发动募捐慰问,动员大批的手巾、鞋子、瓜果梨枣等土特产,并宰杀大批的猪羊,送往部队驻地去劳军。每逢部队打了胜仗,也进行临时的慰劳、慰问,从而密切了军民关系,鼓舞了部队战斗情绪。对军工烈属的优待工作,进行的也比较经常。除个别困难户经常救济外,有计划救济是春、冬两季,每次少的几十斤,多的几百斤,基本上解决了烈军工属吃饭困难。为了确保救济粮,特列入救国公粮内附加征收,对无力生产的烈军工属,又实行了帮耕、代耕、包耕制度。对退伍的残废军人,更给予优厚的照顾和优待。此外,注意提高烈军工属的政治地位,如年节请烈军工属吃饭,吃饭坐上首席,年节拜年,插光荣花,送光荣匾、光荣灯,并选举军工烈属和荣誉军人为各种代表,参加各种代表会议。所有这些,对巩固和扩大部队均发生了重大影响。

8、历行除奸政策,镇压敌特汉奸活动。建立和健全了除奸组织,县设警察局(后改为公安局),区设公安特派员,乡设盘查站,广泛开展了群众性的除奸运动。由于正确执行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大大分化了敌人,制止了敌特活动。

这一时期,敌人立脚未稳,只控制了莱芜的几个点线,敌人的统治尚不巩固。特别是抗日人民政权建立后,人民自已起来办自己的事,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人民抗日情绪高涨,在较大村庄里参军的都是一个连队一个连队的出现。各群众团体活跃、紧张,街头巷尾到处都可听到抗日的歌声。

                  

(本文节选自《莱芜人民抗日对敌斗争的伟大胜利》,题目是编者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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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2-18 09:27:25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共泰山特委直属县委大事纪要

陈明达

中共泰山特委直属县1939年3月成立,10月份撤销,总共7个月时间。它跨莱芜、新泰两县之间,以莲花山为依托,当时党的组织是秘密的,对外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第一大队名义,以后又以莱南行署名义。中共泰山特委直属县不对外公布,主要任务是创建莲花山根据地。

一、直属县的范围和组织机构

所辖地区是莱芜一区(城区),三区(汶南区),四区(颜庄区),一五区(铁车区),十区(鲁西区),北部以泰莱公路为界,共四个半区;新泰县二区(杨村区),三区(翟家庄区),四区(羊流区),三个区。

县委组织机构及主任负责人:

我任县委书记,甄磊为妇女部长,亓宗文为组织部长,董林汉为宣传部长,吴魁轩任秘书,保卫部长刘涛。

各区委主要负责人:莱芜一区区委书记李元贞,三区区委书记谷德,四区区委书记张子超,五区区委书记刘念兹,十区区委书记周静斋。新泰:二区区委书记李乃甫,三区区委书记曹冠军,四区区委书记李纯芝。分区以下设村支部。

二、直属县成立前后的形势及任务

形势的特点是敌人“扫荡”,我们反“扫荡”,敌人用“扫荡”方法消灭我们,我们用反“扫荡”方法保存自己,相机打击敌人,破坏敌人的“扫荡”,建立莲花山抗日根据地。敌区有莱芜城区,新泰二区。顽占区有莱芜十区南部,三区全部,四区一部分。

莲花山后几十个村庄,是我们创建根据地的基础,具体的说西起莲花山,西北莱芜十区圣井,东至莲花山东头莱芜四区埠东、桑梓峪,北起莱芜汶河以南,南至莲花山根。

当时根据地内封建地主豪绅,除个别正直拥护我们的开明士绅外,多数口头拥护,实际反对,但不当汉奸,不投降敌人。农民是积极拥护的,而且积极参军参战。我们在根据地,组织了抗日的工、农、青、妇、文(文化教育团体)儿(儿童团)各种群众团体,对组织中的优秀分子,进行党纲党章教育,经过考察个别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在此基础上,改造旧政权,建立抗日新政权(从地方豪绅手中把政权夺过来)。通过政权实行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人出人,合理负担,将抗日救国纲领落到实处。

在顽占区,开展抗日救国纲领宣传和统一战线工作,打击汉奸活动,促进顽固派继续抗日。新泰县陈三坎,莱芜县四区王子笃,都掌握大股武装,是旧政权的地方势力派。他们受山东顽固派头子秦启荣委托,国民党省政府沈鸿烈的支持,以抗日正统自居与我抗衡。但在敌人“扫荡”的时候他们就纷纷逃亡,溃不成军。我们籍此机会将顽固派插下的枪支起出来组织抗日,改组不支持抗日的旧政权。

在敌占区,争取敌占区人民群众同情抗日支持抗日。工作方法是长期隐蔽,利用敌伪组织进行合法斗争,保护人民利益,保存自己。

沟里村一个在莱城当翻译官的,此人名字我记不起来了,外号野公鸡,许多年前是沟里村下关东的老百姓,会说日语。敌人侵占中国后,从东北带到莱芜当翻译官。此人有些爱国心,经过他的亲朋疏通,愿供给我们情报,不要报酬。为了保证他的家属安全,并动员他的外甥参加八路军,作人质,他每次情报都很准确及时,我们对付敌人“扫荡”,都是从他那里得到的确实情报。

莱芜城区委,利用黄纱会总头目尚开润作掩护,进行抗日活动,他们少数人经过县委批准参加了黄纱会,通过黄纱会作抗日活动。我根据区委要求,曾化妆到敌占区尚家故事村,会见了黄纱会头目尚开润,鼓励他支持我们的抗日工作,以后得到了他的支持,为我们筹些粮款。

三、县委全力以赴组织反“扫荡”

6月l目前夕,敌人组织莱城的一个旅,新泰的一个旅,同时出动“扫荡”莲花山地区,敌人声扬万人大“扫荡”。当时我军驻这个地区的有四支队一个营,特委主力部队一大队全部(包括地直机关)。听到“扫荡”消息,特委指示县委就地坚持,避开敌人的主力,坚持清野,相机打击跟随敌人“扫荡”的汉奸特务,领导群众坚持反“扫荡”。1日清晨8点左右,莱芜城出动的敌人进入我们的防区。我们县大队和县直机关总共不到100人,驻在莲花山后石庙子村。县委根据当时情况决定,暂时隐蔽,避开敌人的主力,打击跟着敌“扫荡”的汉奸特务。我们将全部工作人员和部队隐蔽在石庙子村两边狼沟里,这个沟全部是大的石棚构成的,这些石棚群众叫狼窝。大岩石块与岩石块间形成一些石棚,人可在洞内通行,石棚与石棚,洞与洞之间有些相通连几里路长,从外边向里看都是无底洞,但从里边向外看很清楚,大家一致认为此处是隐蔽的一个好地方。大家隐蔽就绪后,我与县委秘书吴魁轩同志,到半山腰游逛监视敌人行动,敌人发现我们打了几小炮(掷弹筒),没有命中。我们两个随即转移,敌人大部队向山上发动进攻,追赶我们的主力进行决战,石庙子村的敌人很快撤走了。敌人过后很平静,我们不知不觉也就突围了。我与吴魁轩回到石庙子村,找村长刘林祥同志,这个同志仗义疏财,把自己仅有的几百斤粮食拿出来做饭给藏在山洞里的同志吃。下午,敌人“扫荡”转移到莲花山前,我们部队和工作人员又集中起来了。

四、“六一”大“扫荡”后县委提出的几条措施

①搞好根据地的社会秩序,立即恢复根据地盘查站,配合部队站岗放哨,盘查过路行人。

对打散的顽军,凡是带枪的一律下枪,将人遣散回家,要收据的可以打借条,凡是插枪的顽固部队,要枪不要人。这条决定干部战士十分高兴,他们把住主要山口和路口,将陈三坎转移到山后的部队下了枪。敌人“扫荡”沂水东流店,国民党省政府被打散了,国民党的省长沈鸿烈跑了,吴化文的新四师被敌人击溃。他们多是鲁西南人,带着枪支回家,路经莲花山,我们组织群众将枪收下,发给少数路费。几天之内,收了敌人长短枪几百条,还有捷克式轻机枪一挺,后被一大队提去。我们有了这些武器,发动地方党员参军参战,几天之内县大队由几十人发展到几百人,由一个连队发展到三个连队。

②组织精干部队,开辟顽占区,扩大根据地。

地方土顽一遇到敌人“扫荡”就把枪插了,人遣散了。我们贯彻有枪出枪,有粮出粮,有钱出钱,有人出人的原则。先将枪拿过来组织抗日武装,为改造旧政权作好准备。县委派当时从四支队回家的王玉克(系地下党员)和吊古山的戴英魁(系党员)带领少数部队,将地主豪绅的枪支和土顽插下的枪支集中起来,组织了一个连队,命名四支队一大队十二中队。由党员李万笃和张心纯为主,在四区东部以里辛为重点,收集四区东部民枪组织了一个连队,命名四支队一大队十一中队。

⑧县委直接插手,收集四区民团枪支和颜庄镇的民枪,补充县大队和区中队的武器。

直属县委从3月份成立到8月份,通过执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发动群众,建立组织,党员从300多发展到1000多人。武装由几十人的区中队,发展到5个连队700多人,连各区区中队,有近千人的武装。先后改造顽政权几十个村,建立了三个半区数百余村新政权,随后在这个地区成立南部行署,对外办公,特委委任亓象岑同志为南部行署主任。当时抗日工作对内由县委出面,对外由行署出面,凡是县委叫群众办的事,都以行署面目出现。

五、“九一八”大“扫荡”前后的形势

“六一”大“扫荡”后,莲花山区出现大好形势,党政军都有了较大发展。但我们对合理负担的政策没有因时因地加以调整,地主豪绅组织道会门抗粮、抗捐矛盾逐渐激化。矛盾激化后,提出了打击道会门的政策。当时仅看到莲花山后的大好形势,对莲花山前顽军投降敌人,引起伪化重视不够。开始特委一大队撤出莲花山,让县委坚持莲花山根据地,为了加强县委对武装斗争的领导,特委决定将新泰县大队一连人和直属县委五个连合并成两个营,成立莱南县大队。会上宣布特委取消,成立地委。夏辅仁同志作为七大代表去延安,刘莱夫同志任地委书记。事隔不久,地委又决定撤销直属县委和南部行署,将莲花山前三个区划归新泰县委,将莱南四个半区划归莱北县委,直属县委和南部行署干部调地委另行分配工作,部队由军分区调遣。此项决定,地委事先未和县委通气,我们无思想准备,干部思想一时很混乱。此事县委向地委写出报告,地委答复由地委书记去面谈。

莱夫同志来到县委驻地三区野店村,带地委两项指示:(一)撤销直属县委是从全局出发,斗争形势的需要。九个区委归两个县,建制不会削弱,而剩出一个县的干部,充实地委机关。县大队调出充实军分区部队,这样不影响莲花山斗争形势,而且充实地区和军一分区的力量,因此必须执行地委通知。(二)为了统一行动,要抽出部队配合莱北打莱南的三官庙和茂盛堂会门据点。

我们对两项决定,提出不同意见:(一)取消莲花山县委,实际是放弃阵地,敌人可能乘隙而入,根据地建设可能毁于一旦。(二)对打道会门,我们认为不可激化这个矛盾。县委请亓象岑同志带路,亲自到鲁西找到会门头子亓象德谈判,劝他将莱南会门据点撤除,所以对会门采取消灭的政策,我们犹豫不定,持慎重态度。但按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我们仍按地委布置迅速行动。

第二天,莱夫同志带部队攻打三官庙和茂盛堂两个会门据点,结果我们没有打下,还有些伤亡。部队对这个打法也有意见,两个据点一个也没打下。会门保存了自己,暗中投降敌人。莱夫同志又回到野店,正在商量对策,忽而接到情报,莱城敌人明天“扫荡”莲花山区,打会门的事就此告终,准备反“扫荡”。

根据情报,莱芜敌人一个旅,配合一部分反动道会门,向莲花山进行地区性“扫荡”。我们正在研究如何进行反“扫荡”。正巧一一五师一个参谋带领一个营,到莱芜起军装,进驻李条庄,听到敌人明天“扫荡”的情况,主动来和我们联系商量对策。我们将得到的情况向他们介绍之后。他们说:估计敌人今夜不会出动,白天敌人来“扫荡”,也就是一天时间,因为你们的根据地不大,一天就可以“扫荡”一遍。我们现在转移会引起根据地群众恐慌,对我军影响不好。转移到新地区就容易走漏消息,而且夜行军部队过度疲劳,遇到敌人不好作战。我们武器精良,有轻重机枪多挺,弹药充足,而且轻装。敌人也不知道我们来到这里,我们主动打击敌人,出其不意给一定杀伤,把敌人吸住,你们隐蔽向东转移,白天不要暴露目标,夜间突围。你们如果遇上敌人,利用有利地形给敌人一定杀伤,马上转移,不要恋战。大家都和敌人周旋一天,夜里各自突围,化整为零,分散敌人“扫荡”目标。这样具体的战斗部署,自我入伍以来,还是第一次,当时在场的刘莱夫和韩谷三同志都赞成,真是名不虚传的老八路。

第二天清晨(9月18日),一一五师一个营在李条庄东山和敌人接火了,打得很激烈,我们按照原来位置,从野店迅速转移。中午他们在野店的东山和敌人又一场激烈的战斗。下午四点左右,我们转移到四区石庙子村,此地离仙人山几十里路,是我们突围的最后一站。部队在野外隐蔽休息,我们立即派出侦察员到东南方向了解新泰敌人的活动,作好突围的准备工作。敌人未发现我们,只见敌人向仙人山打炮。5点左右,发现敌人向仙人山冲锋,我们确信仙人山已被一一五师一营占领。此山地形险要,三面峭壁绝崖,只有北面一个通道。我们在远处看到敌人三次冲锋都没有得逞。每次冲锋都叫我们打得鬼哭狼嚎,天近黄昏敌人没有动静,估计敌人要组织第四次冲锋。山上没有枪声,我们估计一一五师已撤离山头,又听到仙人山东北有零星枪声,知道他们已胜利突围了。这时我们侦察员回来报告,新泰敌人没有出动,只有伪军陈三坎配合山后敌人的“扫荡”,进驻山前的纸坊苗子一带,下午他们撤回原防,没有过山的动向。这样,我们从杀狼峪突围,就没有敌人堵截了。我们从石庙子出发,通过此峪,于天亮之前,转到了黄羊山东部桃家岭,经过一天一夜,我们反“扫荡”胜利了。

我们在桃家岭休整几天,莱夫同志带领军分区警卫连返回地委,我又返回莲花山后,到了我们突围的地点野店村。群众对这次反“扫荡”反映很好,敌人没敢停留,这里也没有什么损失。事后知道一一五师那个营,在敌人“扫荡”的当天黄昏之后,从仙人山突围,将敌人引到兴隆庄一带,他们将敌甩开,又返回李条庄,稍事休整,起着军装返回鲁南。他们毫无伤亡,但敌人在仙人山冲锋伤亡惨重。群众反映,敌人运回莱城死伤人员100多人。一一五师部队利用有利地势给敌人一定杀伤,大长了根据地军民的志气,灭了敌人的威风,群众说他们是神兵天将,他们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六、直属县委撤销

九·一八反“扫荡”,在军事上是一大胜利。但地委仍坚持原来的决定,也未总结这次反“扫荡”的经验教训,仍让我迅速返回莲花山召开会议,将地委决定迅速向莱南几个区委传达。我回到野店之后,召开了县委会和分区书记会议,将县直机关和部队集中在蔺家庄。按地委决定,各个分区立即去莱北接头。我带领机关、部队到莱芜响水湾(地委驻地)报到。我走之前,该地干部群众对撤销县委和南部行署,放弃这个阵地很失望。我告诉大家不要失望,地委将来还有部署,不会轻易放弃这个阵地,让大家树立坚持阵地的信心。我们走后,事隔不到半年,又成立莱南办事处,以后建立新甫县委(新甫山是莲花山正名),对撤离莲花山的决策作了弥补。

泰山特委直属县以及南部行署的建立,对莲花山区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反击日伪“扫荡”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南部行署和县委的撤销和打道会门的失误,造成这一地区的恶化。主要教训不在敌人强大,在于我们的失策,给这个地区带来严重后果,在这个地区坚持工作的同志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们回顾历史,应当记住毛主席的名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们万万不可忘记。

(本文有删节)

以莱芜为中心的泰山区战时交通工作

亓汉三

1938年下半年成立了泰山区战时交通总站。建立了莱东支局、淄博支局、莱北支局,分别联系各县和有计划地进行开辟干线交通工作。1939年下半年,日寇逐步推行“蚕食”政策,分割、封锁我抗日根据地,泰山区交通工作日益困难。我是1941年1月做交通工作的,这时在各级党委和山东邮政总局领导下,党的交通转入地下,书刊、信件、报纸发行工作,列为战时邮局主要任务之一,实行邮、交、发合一,统一领导,分别建制。

泰山区交通工作地位非常重要,是与中共中央联系的唯一干线,也是山东分局与渤海、胶东两个战略地区联系的必由之路。泰山区不仅是军事战略上的支点,也是战时交通的枢纽,是敌我必争之地,特别皖南事变之后,敌人不让我们存在下去, ,处处采取绞杀政策,制我党于死地。

泰山区实际上是以莱芜县为中心,敌人有博莱、泰莱、新莱、章莱、泰历五条主要干线公路,形成了密如蛛网的封锁。公路两侧各有深、宽一丈二尺的封锁沟,10多里远安设一据点,据点与据点之间的碉堡星罗棋布,步步为营,处处设防,防守森严。经济上对我们实行封锁禁运,商品断绝,根据地极度困难,我们的战时交通,就在这种残酷凶险的局面中坚持工作。

1941年到1943年,是泰山区极度困难的时候。抗日根据地缩小到白日不能活动的地步,又加连年大旱农业不收,我们食不饱腹,冬无棉衣,居无定处,夜宿山沟。每逢敌人大“扫荡”,泰山区是首当其冲,伪军出击几乎天天相遇,但由于我们与群众打成一片,生死与共,战胜了千难万险。同志们信心百倍,个个胸怀乐观。特别是我们交通员十分豪迈,工作争着干,饥寒困难不叫苦。群众感慨地对我们交通员说:“饿肚三天照样干,吃饱二斤一餐饭”,“冬无棉衣防御寒,跑起路来可取暖”,“白天个个似懒猫,夜间出发象虎羔”,“横冲直撞敌占区,敌人“扫荡”钻堰屋”(群众说我们是泥鳅战术)。群众的赞扬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

对保证安全交通,我们有如下措施:(1)公开交通与党的秘密交通严格分开,缩小秘密交通的目标,避免损失。(2)为保证交通不致中断,建立了主要交通干线和副线相结合的两条路线。(3)秘密交通网线,都是通过当地党委,选择强有力的党组织和模范党员承担任务。为绝对保密,不准发生横的关系。(4)秘密交通线有专人负责随时检查,处理问题,并介绍职业作掩护。(5)通讯方法和技术多样灵活,机警慧敏,钢胆沉着,做好化装,准备证件,拟好被捕口供,随机应变,随时对付敌人。(6)平时对秘密交通员进行阶级教育,气节教育,忠诚老实,全心全意为党为人民服务,为革命献身。(7)秘密交通选线定点,与敌工部门配合,熟悉敌伪内部情况、活动规律,便于工作。尽管我们工作细致周到,但也流了不少血,有的同志壮烈牺牲了。刘恒先同志是泰山地委交通科长,莱芜县城南桑梓峪村人。1942年秋,为检查整顿渤海干线工作,到长山县委联系工作,深入到胶济路北侧不到10华里路的一个村,不几天被敌人发觉,惊动了敌人的好多兵力,被包围后牺牲了。1942年冬,大雪纷飞,地面积雪二尺上下,邢占业、刘同杰两同志,传送文件。在莱芜雪野区船厂村,遇上敌人伏兵的突然袭击,邢占业同志当场腹部受伤,倒在地上。敌人还在猛烈射击,邢占业同志对刘同杰同志说:“我已不能行动,把我带的文件,你带回区局,交局长我就放心了。”刘同杰同志接过文件,背着邢占业同志离开阵地,但敌人封锁严密,枪弹如雨,情况十分危急。幸亏区里同志的援救,才把邢占业同志营救出来,邢占业同志在昏迷状态中还说:“我身上文件为什么没有了?”感动得大家都流下了热泪。大家告诉邢占业同志,你的文件已交给局长了,这时邢占业同志才闭眼与世长辞了。

泰山, , 区的交通工作战线,培养出了大批优秀的交通干部,他们却临危不惧,生死度外。莱芜县政治交通员刘贯勉同志,原是个老雇工,年已60余岁。1942年8, , ,, , 月的一天下午,天已黄昏,敌人在泰莱公路沿线进行大“扫荡”。刘贯勉同志要通过这条公路,到新甫县送反“扫荡”计划,想乘为敌人修公路的民工放工回家的时候混过公路,不料被伪军扭住盘查,敌人说:“你为什么穿过公路,是八路军侦探”?刘贯勉同志从容不迫地说:“我一天给你们修路,为什么成了侦探呢?”敌人又问:你为什么没有锨镢呢?还抱着一双新鞋,从北往南走呢(公路是东西向)?不是修路的?”刘答:“你们把公路封锁严严的,好人都不敢来,今天我趁修完路,把锨镢托人带回家,下公路到牛王泉村看亲戚去”。敌人叫刘找出证人来。刘说:“放了工,人都散了我哪里去找证人呢,我是路北沈家岭村人,你们去找好了”。敌人不敢下公路,恼羞成怒,举手就打。刘贯勉同志很机警地把新鞋向远处一扔,脱下衣服扔在伪军的脸上,你检查我的证据好了。敌人无奈,又问:“你为什么有鞋不穿,光着脚走路?”刘贯勉同志抬起右脚来,对答如流:“我的五个脚指头,稀稀散散的,从小没有穿过新鞋,我除过新年、走亲戚外,平日都是光着脚走路,光脚干活。并指着伪军说:“你家的老人也是穷人,还不是和我一样吗?”最后,一个伪军班长说:“他妈的,让他滚吧!”于是刘贯勉同志急忙拾起新鞋说:“谢谢班长,还是班长好”。这才安然脱险,完成了传送反“扫荡”计划的任务。其实反“扫荡”计划就在这双新鞋的双合底里藏着。刘贯勉同志急忙脱衣服叫伪军检查,就是为了缩小这双新鞋的目标,转移敌人的注意力。刘贯勉同志坚持新甫县交通七八年,直到日军投降为止。

李国松同志年已50余岁,入党后,任莱芜县矿山区邮递员,又是政治交通员。日军把莱芜城视为控制泰山区的战略基地。敌人军事设置严密,屯兵较多,妄图伪化莱芜县。国民党反动派也把莱芜列为他们的军事基地。因此,斗争形势极为尖锐复杂。李国松同志就在这个虎口险地中,坚持了几年敌区发行工作,做出了优异成绩。莱芜城及矿山区,自始至终发行报纸30余份,大量的对伪宣传品,他想方设法,件件都送到敌伪人员手中。这些报纸、宣传品,没有定户,也不收费,找不到邮递员,都是李国松同志通过各种关系,一转再转,送到敌人手中的。阅读单位和人员虽不敢承认看我们的报纸,但我们还是定期收回读者反映。伪军中都能看到我们的报纸和宣传品,唯日军驻地北大营没有我们的报纸和宣传品,是发行工作中的弱点。李国松夜间用弓箭把报纸和宣传品射送给日军看。宪兵司令十分恼怒,责成维持会查清处理此事无效,却引起了伪军和日军的尖锐矛盾。南大营(伪军营房)与北大营(日军营房)互不信任,相互提防戒备,老死不相往来,几度争吵。

1944年秋,山东省邮政总局召开劳模大会,评选优秀模范交通员。刘贯勉、李国松两同志参加了会议,被评为山东省战邮一等优秀交通员。山东省邮政总局局长赵志刚同志,亲自召开优秀交通员座谈会,奖励他们,并给刘贯勉、李国松同志庆了寿,送了寿礼!刘、李两同志感动得热泪盈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这又深深地教育和鼓舞了所有交通工作人员,一致表示把工作再提高一步,更好地工作,做出新的贡献!就这样,我们一直坚持到日军无条件投降。



莱东县辛庄秘密

分区委对敌斗争概况

纪中一

辛庄秘密分区委是在1942年下半年建立的,包括20多个自然村。到1943年又与鹏山秘密分区合并,包括义安、义和、汶阳三个乡。区委干部只有两个,我任书记,段盛华同志是我的助手。划为秘密分区,是由于它的四面是敌据点,南面是颜庄据点,北面是辛庄据点,西面是南冶据点。从这个区的中心,不论到哪个敌据点也超不出10华里。据点与据点之间有公路,沿公路挖了防洪沟(深四米宽四米),防洪沟岸一华里左右建一个碉堡,住上汉奸队。所有穿过公路的民间道路都被截断,只能从碉堡旁边的一条路通过。这里过去党员较多,但遭到了不断地破坏。需要进行恢复和整顿,所以县委决定成立秘密分区委,以恢复这个地区的工作,并逐步建设秘密的根据地。

区党委布置,为了应付更加恶劣的环境,叫区里干部都要职业化。县委给每人发了二百元钱,都开起小店铺或挑起了当当油。我就在秘密区的王家庄子开了个小酒铺,一些脱产干部一下子变成职业化,谁能相信呢?但上级的指示只能坚决执行,没有几天也就停下来了。

开展秘密区的工作,不能一上来就搞党的组织整顿,那样只会被敌人破坏得更厉害。必须先从开展敌伪工作,统一战线工作做起,配合武装斗争。在这些工作掩护下,逐步慎重地进行恢复和整顿党的工作。

我们首先大胆积极地开展了争取瓦解敌伪的工作。这个区各村都有了伪政权,我们对伪村长普遍进行了教育。教育他们应该爱国,保护人民利益,对敌人只要应付过去就行了,不要忠实于敌人,应付敌人也是为了抗战,是对敌斗争的一种手段,并说明党的政策。警告他们如果忠于敌人做坏事,就没有好下场。我们对伪村长经常进行教育,通过教育,大多数伪村长表现较好。因为他们多数是贫下中农被村里雇用的,有的还是共产党员。他们也受汉奸鬼子的压迫,应付不好还有生命危险。所以我们采用教育、争取、团结的方针。伪村长的工作做过之后,我们又通过伪村长做伪乡长的工作。如义安乡两个伪乡长(正、副乡长),是共产党员投敌分子。他对我们怕,我们就向他交待政策,说明不要忘了党对你的教导,在敌人那里也可继续为抗战做工作,将功赎罪。他怕见我们,我们就叫他信得过的伪村长去对他进行工作,并陪他出来和我们见面,当面对他进行了教育,讲明了政策,并布置他们的工作。首先是了解敌人的情况,给我们送情报,这样他们放心了。原来伪乡公所驻辛庄据点,以后就搬出来了,我们可以随时找到他们。我们又通过伪乡长、伪村长去做伪区长的工作。伪区长邓奎是国民党员,这个人思想反动,虽然做了许多工作,仍转变不大,我们就利用矛盾,将他搞掉。这时邓奎已找了小老婆,与封建势力有了矛盾,伪区公所内部矛盾也尖锐化,我们就发动伪乡长、伪村长反对他,把他的伪区长搞掉了。我们就派亓××去任伪区长,亓××是共产党员,我们的区参议长,又派一个共产党员去当中队长,这样伪区公所、伪区中队就在我们控制之下了。他们经常向我们汇报工作,敌人有什么情况及时告诉我们并保护我们。如有一次我与区助理员杜盛伍同志,在田家庄子村头的枣树底下与群众谈天,伪区中队突然出现在我们身边。伪区中队长看到我们就喊:“你们还不去催民工,还坐在这里干啥!”我与杜盛伍同志就应声而起说:“我们去催民工”,趁此溜掉了。

当时,伪政权、伪军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革命的两面派,对我们是忠实的,受我们的领导,对敌人只是应付,如我们派出的共产党员;第二种是中间的两面派,他们对我们和对敌人都是应付的;第三种是反革命的两面派,他对敌人忠实,而对我们是应付的,他通过应付我们来破坏我们。我们开展敌伪工作就是依靠第一种,争取第二种,打击第三种。对第三种不打击,也无法争取第二种。打击最坏的也可以起到打一儆百的作用。如辛庄据点有一个很坏的汉奸叫吴宪明(雪野区嵬石村人),他在日本鬼子身边当勤务,是一个死心塌地的铁汉奸,鬼子对他很信任,群众向我们要求将他除掉,我们就报告了区中队,我们的模范区中队长池玉贵同志,根据吴的活动规律,打扮成赶集的农民,把吴白天枪毙在辛庄集上。这一枪引起了很大震动,在农村、城镇、敌据点和伪区、乡公所里,一片沸腾,到处都在有意无意的、但都是自动地宣扬八路军的神威(到据点里打死汉奸)。好人扬眉吐气,坏人谈虎色变,我们就开展争取瓦解敌伪军的工作。原来与我们有联系的伪公人员和伪军更靠近我们了,表示愿意为抗战出力。原来那些做坏事的汉奸,也有所收敛。特别是那些平时表现比较好的村长神气起来了,公开对那些作坏事的汉奸讲,你们再做坏事会落得象吴宪明一样。那些做坏事的汉奸,反过来向我们的村长求情,托他向八路军说说好话,他们以后不再做坏事。对敌人采取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

统一战线工作对象主要有二个:一个是团结地主、富农及其代表人物士绅名流。因为抗日战争,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我们的土地政策也由打土豪分田地,改为减租减息,以便团结地主、富农共同抗日。团结地主、富农,要通过团结士绅名流来团结他们。这个工作我们做了,他们中间大多数是赞成抗日的,特别其子女参加抗战的表现都比较好。他们大部分都参加了参议会。第二个统战对象是抗敌协会(简称抗协)。当时他们发展的很多,有的村比共产党员还多,有的村少一点,但差不多村村都有。抗敌协会,本来是把一些赞成抗日、拥护共产党抗日政策的国民党员组织起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抗日。但在大发展的时期,他们与共产党在发展上“争夺”,有的一家人有共产党员,有抗协会员,有的老婆是共产党员,丈夫是抗协会员。抗协基层组织成员多数是地主、富农及其子女,他们有的提出口号三不怕:一不怕鬼子汉奸,二不怕国民党,三不怕共产党八路军。他们在农村实际上代表了地主、富农的利益,所以他们的行为基本上是和共产党作对,成了农村中的反对派。他们反对减租减息,反对合理负担。在农村中和我们的基层组织斗争得很厉害,有的一家人闹的不团结,甚至夫妻离婚,有的女同志骂她的丈夫“真丢人,又抗日、又妥协”。1943年上级通知取消抗协组织,但下边不听,农村中仍在活动。我们就对他们进行教育,向他们说明抗协已经取消了,这个组织不存在了,不能再活动了。另一方面做他们头头的工作,我们把他们安排在抗日小学当老师,并由我抗日民主政府给予供给。以后有的到根据地去工作,表现很好,有的参加了共产党,成了我们的干部。由于我们的宣传教育和共产党、八路军的威望越来越高,抗协会员多数认识都提高了,所以,就慢慢消沉下去不再活动了。

武装斗争,开始我们主要是配合区中队,有时也配合主力打击敌人的武装,打击对象主要是国民党刘伯戈的特务武装。由于伪政权为我们所控制,汉奸、鬼子基本上不到这个区来了。汉奸有时来一下,也是来催粮催民夫,一转就走。只有国特刘伯戈的特务武装对我们威胁最大。他们和汉奸是一伙,常住颜庄敌人据点,专门破坏我们的党组织,抓捕我们的干部,凡是被他们抓去的不是活埋就是弄到井里,无一生还。1944年,我军在这个区的公路上打了个埋伏,消灭了一部分汉奸吴化文的部队,刘伯戈特务武装将伪乡长陈佩卿、伪村长王鸣儒(共产党员)抓去枪杀在高粱地里。刘伯戈国特武装活动非常狡猾,白天藏在村子里,夜间出来活动,我们打他,他就逃到汉奸据点里去,所以比较难打。因此,我们必须搞好情报,及时了解他们的活动情况,才能有力地打击他们。我们布置农村党支部送情报,也布置伪乡公所送情报。有一次党员送来情报,报告刘伯戈便衣队住在王家庄子,我们就配合主力一个排,夜间将他们捕来。还有一次,我区中队在南埠子村,把刘伯戈武装约二、三十人打得溃不成军,四散逃窜。

我们光依靠区中队或主力部队是不行的,因为他们的活动范围广,在那个环境下也不可能常住一个地方。刘伯戈的情报也很灵通,我们部队一走他就来骚扰。我们就组织了秘密武装,把一部分好的党员组织起来,从区中队领来3支步枪,一筐手榴弹。这个武装消灭大股敌人办不到,但对农村里个别坏人还是可以对付的。另外,刘伯戈武装过来,我们就夜间打袭他,到他住的村边去打枪扔手榴弹,敌人就会闻风而逃。秘密武装要绝对保密,只能参加武装的几个同志知道,活动一定不能暴露目标,如果一暴露目标就非常危险了,而且也就没有作用了。

恢复和整顿党组织的工作,做得很细致。首先了解情况,分析排队。然后区别不同清况,采取不同办法进行整顿,有的支部虽然与上级党委失去联系,但仍坚持工作,就与他接上关系,并叫他隐蔽活动。有的支部被敌人破坏,搞了自首,就需要弄清哪些党员自首了,哪些没有自首,先将那些没有自首又表现好的联系上,从中挑选支部干部,然后由支委干部去整顿。有的支部停止了活动,就叫表现比较好的支部干部去联系比较好的党员。有的已自首,但还愿意工作,我们就单独联系,叫他们做敌伪工作或行政工作。有的表现消极或蜕化变质,我们也与他联系给他工作,以免他继续坏下去,对组织不利。在整顿组织的同时,我们还打击敌人的自首破坏。1944年初,汉奸四方面军驻莱东,大批伪军驻郑家王庄、辛庄、三山等据点,这个区的环境又恶化起来。刘伯戈也趁机过来,大搞自首破坏。义安乡原抗协头子田树业,成了刘伯戈的九村联合办事处主任,发表格叫共产党员登记自首。各村的支部干部大部分跑到区里(这时区驻在辛庄伪据点北面山区里)要求派部队去。我们派了两个区中队的班长,交待两个班长,要将田树业就地处决,而且一定要白天处决,叫群众看看“八路军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叫坏人当心点。这是很艰巨的任务,因为白天处决,四面是封锁线,就很难转移出来,好处是这两个同志都是当地人,地理人事熟悉。两个同志一夜到达地点,没有找到田树业。天明了,他们到田树业教书的王家庄子(这时田树业还在教书),王家庄子自首分子蒋××正在请田树业吃酒,准备搞什么交易。两个班长在王家庄抓到田树业,当场枪毙了。枪声一响,消息马上传开,那一带的支部干部马上跑出村了。因为敌人找谁勾结来的八路军,认为是支部干部干的。从此这些支部干部再也没敢回去,自首没有再搞。这也是我们打得准,打得狠,而且时机抓得好。我们事先没有向县委报告,也来不及报告,事后向县委寄了报告,县委接到报告,表示做得对。

我们开展抗日文化教育工作,办了抗日小学,公开摆的是四书五经,实际读抗日课本。每村都订了抗日报纸,负责送报纸的是王玉惠同志和池队长的父亲池增成(共产党员)。他们除了直接送到各村外,还到辛庄集上,叫伪村长或赶集的人带回去。

1942年冬季,辛庄秘密分区就建成了秘密根据地,区中队及区里的同志经常来住。有一次敌人“扫荡”,县委书记陈克同志,组织部长于超同志也来住过。虽然四面敌人封锁,但我们进出毫无阻挡。1943年4月,调我到矿山区工作,我不知道县委在哪里,提了一篮子山楂,越过辛庄封锁线到汶阳村我妹妹家里,从那里打听县委驻地,到县委去了。1943年冬季又调我回辛庄秘密分区工作,我也是白天从辛庄据点旁边过封锁线,安全到达了王家庄子。

泰山区四县联合办事处党训班

吕应杰

四县联合办事处是由泰安、莱芜、历城、章丘四县组成的党的领导机关,1939年5月在莱芜成立。同年秋后,又在莱芜成立了泰安、莱芜、历城、章丘、淄川、博山、新泰七县联合办事处。1940年4月份,在此基础上成立泰山专署。

泰山地区的党组织,1938年至1939年期间进行了大发展。多数先进分子处于热爱党参加革命,虽从组织上入了党,但缺乏党的基本知识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水平,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四县联合办事处成立后,即着手举办了党的培训班。对党员骨干进行了培训。永和乡党总支派我和刘玉和同志参加了1939年9月份举办的一期党训班,这期学习班计有100余人,多数是支部书记。刘玉和同志是大小洛庄、管家河、吕家河、王家庄子等下六村支部书记。我是大崮山、大陡沟、于家庄子等前八庄支部书记。培训班在莱芜县寨里区的杨家庄村。课堂设在一个有四合院的群众家里,有时也到村外清静的地方开会讲课。开始,在四合院内举行了开学典礼仪式,会场上悬挂着党旗和马克思伟人像,十分俭朴而庄严。李元贞同志始终主持和领导了训练班。

训练班的主要课程及要求:

学习党章,明确党员条件、义务与权利:l、学习毛主席论持久战,解决速胜论和亡国论,明确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现阶段的任务就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首先树立抗日必胜的信心;2、学习党的纲领,明确革命的远大目标就是取消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3、组织原则的学习,明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做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整体,全党服从中央。个人首先做到要听党的话,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这些起码的条件;4、党的纪律学习,首先明白我们党有铁的纪律,这是保证全党集中统一的规矩,一定严格遵守,按时过组织生活,按期交纳党费,听从党的调动,服从党的分配,执行党的决议,保守党的秘密等。尤其在环境十分恶劣的情况下,为了保存与发展壮大我党的革命力量,每个共产党员必须严格保守党的秘密,遵守党的铁的纪律,积极发展新党员,吸收新鲜血液,壮大党的力量,使我党的队伍不断巩固与壮大,这是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5、进行路线教育,明确前进方向,训练班上批判了党内曾存在的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给党的事业造成的严重损失。

这次学习,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受到马列主义教育。感到样样是新事,件件是喜事大事,从思想认识上来了个飞跃。首先认识到了党的伟大,增强了党性观念,明确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以及党员在各项革命工作中应起骨干模范带头作用,明确了革命的远大目标,解决了只为抗战入党的片面思想;其二提高了抗日救国必胜的信心和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生的决心;其三明确了组织观念和加强革命纪律性的重要,必须处处维护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总之,通过学习,提高了认识,明确了方向,坚定了立场,学会了方法。



(三)吉山战斗



忆吉山战斗

周  钰

吉山战斗发生在1942年10月17日。敌人秘密集结了泰安、济南、淄博、莱芜和章丘的几路日伪军。约计5000余人,在莱芜吉山一带,突然对我鲁中泰山军分区司令部及泰山地委、专署机关进行了铁壁合围,企图将我党政军机关一举歼灭。

我军参加战斗的主力部队基本上是两连一队,即汪洋政委率领的十团一营的第一、二连和教导营的一队,约有战士近400人。此外,还有地专机关的一个训练班,但他们没有武器。当时,我们主力连队的武器,只有4挺机枪,3门小炮,其余都是步枪,教导营一队全是老掉牙的步枪(因为只搞训练,学员来时,都将好的武器留在部队了)。所以,从人员数量及武器装备上,都是敌众我寡,悬殊很大。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斗争更加残酷,环境更加恶劣,特别到了1942年,日伪军碉堡林立,封锁沟壕纵横,使我们的大部队活动十分困难。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敌人,我们泰山军分区按照党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精神,撤销了团级单位,把部队分成以营为单位进行独立活动。原十二团团长石新同志(老红军)改任教导营营长,张键(即张鹏展)同志任教导员。教导营下设一、二两队。一队队长田光林同志(湖南人,红军,原任十团三营副营长),我任一队指导员。二队队长李仁斋(原十二团的副营长),指导员是韩玉樽(莱芜古德范人)。

当时,军分区司令员廖容标同志带领十团一营第三连及其余的部队到益临边地区活动。政委汪洋同志率司令部和十团一营的一、二连掩护地委机关在莱芜的栾宫、阁老一带,教导营全体驻在船厂(地名),专署机关在章丘、茶叶区边缘地区。

10月15日,我们教导营按期完成了培训干部的计划。16日上午,教导营一、二队全体教职学员在船厂举行了毕业典礼。教导一队共毕业两个区队(排),一区队队长韩连长(名字我记不清了),二区队队长刘仲谟连长,有6个班,约计80余人(其中连级干部7人,其余均为排级),原计划17日分配工作。16日下午约3点光景,我们毕业会刚结束,就接到司令部的行军命令,指令教导营全体移住高白杨村。司令部也转移到刘白杨村。地专机关可能到了法山一带。我们到达高白杨村时,天已经黑了。这时,田队长手里拿着不知从哪里买的几条小咸鱼,要找锅煎煎吃。当时,我还劝他:“深更半夜的,别忙活了,明天再吃吧。”但田队长非要马上做着吃不可,我只好喊通讯员拿去做。做好后我们队部的几个同志一块吃了,大伙又喝了一会儿水,躺下休息时已近半夜了。

次日(即17目)凌晨,天刚破晓,我们就听到西南方向响起了炒豆般的枪声(据说十团一营的两个连队刚出早操,敌人的子弹就打到操场上)。同志们立即紧急集合起来,在石营长带领下,我们教导一队从高白杨村拉到了曼里岭上。这时,由教导员张键带领的教导二队行动迅速,他们撤到王庄,并向王庄以西突围,奔长三行、石匣一带去,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由于情况变化突然,战前毫无作战准备。仅在10多天前听领导上讲有情报说敌人可能要合击茶叶口,但到16日一直未见敌人有任何动静,因此,有些同志从思想上放松了警惕。

战斗打响后,我们对敌情一无所知。这时,周围枪声、小炮弹、手榴弹的爆炸声响个不停,从枪声判断我们是被敌人包围了。由于处境危急和情况不明,石营长在指挥上也显得犹豫。当时,我请示石营长我队有无战斗任务,并建议,如无战斗任务,我们应迅速离开此地,寻找缺口突围。石营长同意了,我们便到了下法山峪口。我与田队长仔细听了听四面的枪声,认为西北方向的枪声稀落,可能是缺口,便又带着部队过了王庄河爬到货郎台光崖下。这时,石营长又下命令叫部队再回到茶叶口,过河到大吉山西岭隐蔽下来,以待战机。这时我们看到了司令部和十团一营的两个连从王白杨村南岭过河后冲上吉山南山,石营长便也带我们教导一队跟了过去。我们刚来到南山脚下,司令部和两个连的同志们便被居高临下的鬼子用密集的火力压了下来,情况万分危急。

我和十团一营一连副连长钟继信商定了一个突围计划:先过河,佯攻吉山北山,等冲到半山腰时,再顺梯田堰根向东,走小东吉山的东岭向潘家崖和崖下村方向突围。于是我们开始行动。刚到小东吉山村前,敌人可能也看出了我们的意图,就疯狂地用火力南北夹击我们。我们第一次冲锋,由于敌人交叉火力十分凶猛,很多战士壮烈地倒下了。我也负伤3处,右臀部被子弹打穿,右腿有两处也被弹皮崩伤了。这时,石新营长还在我附近,他的警卫员小张已经牺牲了。二区队长刘仲谟同志头部负伤也倒在我的旁边。我看到我们这么多的同志牺牲了,心急如焚,急忙解下绷带,扎紧伤处,继续指挥部队再次冲锋。我高声对战士们说:“我们冲过岭去,就是胜利!”尽管我们反复发起冲锋,但因人少、枪差、子弹缺,几次冲锋都没能成功。又有一些同志倒下了。当时,我看到了形势于我十分不利,再强行突围恐怕希望很少了。我就解下背包,交给了四班长,并对他说:“只要你牺牲不了,要千方百计保护好这背包,这里面有咱全队的干部登记表,党员登记表,千万别丢了。如让敌人得到,还不知要有多少人受糟害。”后来,四班长的下落也不清楚。为了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开,让四班长他们突围出去,我就顺山沟一瘸一拐地往上跑。有个鬼子看见了我,朝我开了3枪,都没打中。这时,我左右一看,见两面山上的鬼子像恶狼一样地扑来了。战士们大部分中弹牺牲了,少数活着的被冲散了,石营长和田队长也不知怎样。我走,走不动了,打,子弹也光了,没有办法,我只好侧身躺在沟北头的一个死水湾里,将腿泡在了水里,故意让血染红湾水,给敌人造成我已经死了的错觉。这时,西岭上有几个鬼子,又朝我这里打了3枪,一枪打掉了我的帽子,一枪打穿了衣领,另一枪打在脸前边的山坡上,溅了我一脸土,都未打在身上。当时,我一动也没有动。敌人真的以为我死了,就沿西岭向南去了。

在这生死关头,迫使我做出抉择:要么是死,要么是被俘。我知道,如被敌人抓去,那种活着,还不如死了。可当时我才二十四岁,为革命做的工作太少了。因此,我想还是尽量活下来,用牺牲的样子骗鬼子。如鬼子不动我就罢了;如果动我,我就跟他们夺枪,和他们拼了。趁西岭上的敌人往南走的时候,我就把自己的党员登记表、日记本和仅有的几元北海币埋在了身子下面的沙底下,我想如真被敌人抓住,也绝不让他们得到什么证据。过了不久,敌人又来打扫战场了。过来了六七个鬼子,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停下来,等了约有一分多钟,这时,我尽力屏住呼吸。敌人确认我是死了,叽哩哇啦了几句日本话就走了。就这样,我骗过了日本鬼子。

又过了两个多小时,我看见有两个学员顺着沟上来了,他们是夹在牺牲战士中骗过敌人的。敌人搜索时,一个挨了几刺刀(没扎中要害),另一个挨了几脚,他们当时都没动,因而瞒过了敌人。我们见面后,他俩扶着我爬上了小东吉山东岭。我全身都湿了,冷风一吹,冻得直打颤。我们坐下歇了一会儿。这时,感到肚子饿极了,就又顺着山坡走,来到山坡上的一间小山屋的前面,有位花林村的老大爷住在这儿看山。过了一会儿,他儿子拿来两人的饭,我们五个人凑合着吃了。饭后,我觉得很累,浑身一点劲也没有,躺在草铺上,不久就睡着了。伤口的疼痛,使我醒了过来。这时,屋外面一片漆黑,山下不时还传来几声狂吠。我伸手摸了摸四周,什么也没有。

那两个学员也不知到哪里去了。

第二天天刚亮,我悄悄地观察了山下四周的情况,什么动静也没有,就拖着一条伤腿爬到了中法山的南山沟里。正好遇见了逃难的老百姓,我便向他们要了几个煎饼充饥,他们还给我找了一根棍子让我拄着,我就又朝潘家崖爬去。接近庄头时,遇上司令部管理科长钟兰坡同志,他正在庄头上了望,我们看到了博山的鬼子正从崖下一路往回走。钟科长扶我进了潘家崖村,当晚又把我转移到窝铺村,他还给我们六七个伤员每人找了一件大衣,发给我4元北海币作为养伤费。那时条件很差,基本上没有什么药物治疗,只是用盐水洗洗伤口。过了五六天,我听说教导营的营部带二队还在章丘长三行村一带活动,就不顾伤处疼痛,奔长三行找部队去了。到了长三行,不巧,部队已移防到了石匣村。我便又继续追赶队伍,深夜才找到。在部队里,我一边随队伍集体行动,一边接受治疗,后来,伤也慢慢地好了。

这次战斗,我们毫无准备,敌众我寡,3小时激战(约7点至10点),我们付出了很大的牺牲,约计伤亡200多人,其中有分区政委兼地委书记汪洋同志,教导营营长石新同志及营、连干部几十名。敌人也伤亡了百余人。后来听说他们的旅团长被我们击毙了。

这次战斗虽然敌强我弱,敌众我寡,我们始终处于被动、劣势,但是面对十倍于我的敌人,我们的指战员没有胆怯,没有退却,他们毫无惧色,英勇顽强地奋起反击。在小东吉山庄前和庄南的河滩里(这里是最激烈的战场),战士们个个都表现了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子弹打光了,就跟敌人拼刺刀,刺刀弯了,又同敌人扭打在一起,拳打,脚踢,口咬。有的同志拉响了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有的牺牲了,还紧紧地搂着敌人不松手。有两个同志被敌人围住,形势危急,各自抱着一挺机枪和一门小炮跳进了一口水井里,就是死了也绝不让敌人得到武器,显示出一个革命战士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山坡,染红了河滩。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写下了抗日战争的悲壮的一页,表现了宁死不屈的革命精神和高尚的民族气节,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敬仰。我们永远怀念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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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2-18 09:27:53 | 显示全部楼层
吉山战斗亲历记

邢  德

1942年夏,泰山地委抽调了大批干部,鲁中区党委派来工作团,由地委委员、民运部长徐干晨同志亲自领导,以莱芜茶叶区为重点,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根据当时地主、富农屯积粮食,广大贫农急需粮食度荒的实际情况,在茶叶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贫农向地主“借粮”的斗争。

由于原茶叶区委书记朱明山春节期间脱离逃跑了,我代表茶叶区委参加了地委群众运动的总结大会和党的活动分子会议。

1942年8月,泰山地委在章丘县西周峪召开各区委书记、县委委员、工、农、青、妇会长以上领导干部参加的活动分子会(实际是党代会),地委书记汪洋同志传达了山东分局工作总结,然后进行了充分讨论,对地委领导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检查了泰山区的工作。记得在大会发言时,地委委员、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李枚青同志形象地形容了泰山区根据地的形势:东西一条线,南北一弹穿,泰山区的两只眼(指徂徕山、莲花山)已被敌人挖去了一只眼(指徂徕山被“蚕食”)。会议分析了泰山区的抗日斗争形势。会议后期移到刘家白杨,汪洋同志作了总结。这次会议之后,在汪洋同志为首的地委领导下,工作有了起色,各方面反映很好。

1942年10月地委驻在阁老村,汪洋同志去泰北视察工作回来,10月15日夜得到情况,日寇集中3万余人“扫荡”鲁中,1万人“扫荡”泰山区。17日,地专机关和军分区住在刘家白杨,准备听汪洋同志的报告。这天早上军分区有位同志出发去章莱公路西,走到刘家白杨西山,看到在西山上有许多敌人插着旗子站在山顶上,马上跑回来报告。汪洋立即带一个班去看,果然是敌人,回来立即指挥转移。汪洋同志带司令部和一个主力营,从高家白杨小吉山向东南往莱东转移。地专机关从高家白杨、茶叶口向北,经南北王庄向章丘、淄川边界转移。队伍刚过北王庄,就同普集、王村过来的敌人遭遇。当时由地委副书记刘莱夫、专员赵笃生同志带领向南王庄东山、法山的北山撤退。刚跑上东山头,博山过来之敌已占领了山顶,赵笃生专员带着部队立即回头向西,冒着敌人的炮火从南王庄向西突围出去了,有部分同志又向南追汪洋同志去了。

汪洋同志带领的部队,从高家白杨过了茶叶口走到吉山以东,博山的大批鬼子,从桑科、崖下、潘家崖三路合击过来,敌我迎头遭遇了。一营营长赵钧带着一个连,立即就同敌人短兵相接,在河滩里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教导大队在北坡上向东北山头争夺中,经过山坡上一块开阔地带时,大部被敌人的轻重机枪打倒在平地里。冲击最快的同志,冲到山头下面的山坡上也倒在那里。汪洋带的一连已夺取了南山,他命令一个排死守南山制高点,连续派出三个通信员去调二连和机关人员来集中,都在途中牺牲了。最后,汪洋派警卫员去,他回来报告说:赵钧营长带的那个连打光了,营长也牺牲了。汪洋同志仍然坚守阵地,设法集中人员,准备突围。后来从雪野过来的一股敌人,从腰关向东,敌人旅团长拿着指挥刀,赶着敌兵一齐压下来,我军伤亡严重,防线最后被冲垮。

敌人这次“扫荡”是集中了大量兵力,当时听说是l万人,分数路合击茶叶区,从东、西、南、北形成一个网,发现我主力后,从四面八方进行围攻。10月17日这天9点左右,战斗打得最激烈,吉山一带枪炮声响成一片,这时看到各个山头上的敌人从四面八方都向吉山围拢。这场战斗打得非常残酷,但是我军指战员都表现得很英勇顽强。从殉难者的尸体看来,大部分是同敌人拼刺刀牺牲的。

据吉山逃在山沟里的群众战后反映,我军的主力在河滩里同敌人用刺刀拼搏,你拼上来,我拼上去,杀声震天,他们听见杀得鬼子嗷嗷地叫。地委宣传部宣传科长李凯军同志带着地委干部训练班的一个班,从茶叶口向东山冲,当冲到半山腰时,同鬼子遭遇了。李凯军同志高大魁梧,非常勇敢,赤手空拳上去抱住一个鬼子去夺敌人的枪,同敌人滚在一起,一个学员立即冲上去同敌人扭打起来,终因寡不敌众,一个班的同志全部拼死了。第二天我们去寻找牺牲的同志尸体时,几位同志的尸体都躺在一起,个个都是在敌人的刺刀下牺牲的。其中有一位年轻的女同志,二十来岁,白净脸,是博山县的一位区妇联干部。

敌人这次“扫荡”,我们受到了严重损失,但也给敌人以严重打击。第二天我们亲眼看到在拼杀的河滩里,到处都是染红了的血地,那是敌人运走死尸后的痕迹。吉山事件后的追悼会上,地委委员、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李枚青同志讲话时说,战斗的第二天在济南的伪报纸上,报道昨天“皇军在吉山一带同共军的精锐部队激战”,可以看出敌人也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特别是我军英勇战斗、壮烈牺牲的不屈精神,深深地教育了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李枚青同志在追悼会上讲到战斗的经过时说,汪洋同志夺取南山制高点,一直命令死守制高点,集中一切兵力,把重重包围的敌人吸引过来,选择一个方向,集中突围,战略上是对的,临阵指挥上是正确的。当时有人认为汪洋同志夺取南山制高点之后,在我军伤亡严重、处境危险的情况下,早该突围走掉。可在汪洋同志牺牲前面不远的地方,就有群众避难的地堰屋子,他没有进去躲避。李枚青同志在追悼会上说,汪洋同志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仍然用各种办法集中力量,想把部队机关带出去,他坚持战斗到最后,腿部受伤,宁死不做敌人的俘虏,流尽最后一滴血,与指战员共存亡。他的品德是高尚的、可贵的!

1942年10月17日这天,我和杨愧一同志(雪野区的干部,临时来看我的)住在中法山西头姓吴的家里。早上7点左右,本村一姓吴的同志(名字记不起了)帮我们准备早饭,刚出去就急忙跑回来说,博山的鬼子已从东头进村了,我们三人立即上了北山。我们刚出去村,敌人就从中法山村往西开去了。我们走到北山的西头,这时看到了从南王庄正向北去的地专机关的队伍,接着听到北王庄方向一阵激烈的枪炮声。地专机关同普集、王村过来的敌人遭遇了。一会儿就看到地专机关人员纷纷向我们站的山头跑,这时已发现整个北山顶上都有敌人了。我们三人就顺着山坡向东走,走到上法山,在山坡上遇见了上法山村青年团员吴善亭同志。我们四个想继续向东走,看到东面所有大小山头都有敌人,打着旗子在呼喊。又想从上港山村向南沟里去,走到上法山村北头场院边地头上,向下一看,眼前整个场院里黄澄澄的坐满了日本鬼子,幸好敌人坐北朝南,在那里休息,没有注意到我们。我们立即趴下,慢慢地从地里边爬到地头上,都钻到黄草里,用黄草遮住身体,隐蔽下来。敌人始终没有发现我们。这天lO点左右,听到吉山枪炮声响得最激烈的时候,看到南北各个山头上大股大股的敌人都向吉山合拢,直到天黑枪声才停止。

我们三个人又回到中法山村北沟里,找到村支部书记吴宗辛同志。他在这山沟里有地,还有一座石屋子,鬼子来“扫荡”,一家人都到这里来避难。吴见我们来了,就用炒菜的小锅,用石头垫起来烧开水给我们喝。这时发现从山坡下上来了两位穿短军装的,走到近前一看,是刘莱夫同志和他的警卫员。他认识我。我问他从哪里来,他说早上过去北王庄和敌人遭遇后,机关即分散突围,他俩刚转移到这边山上,发现山顶已被敌人占领,就从中法山村向南去,刚过去小河,又见南山敌人正顺着山梁和山坡像蝗虫一样向西来,于是再回头向北,不料一股敌人又从东面进村了。左右都是敌人,两个人只好倒在梯田的南堰根里青草底下,幸好青草还发青,和军装一个色,敌人没有发现。他还说笑话,说敌人没有看见我,我可看清了他们,我倒在地下,用一只眼看从我身边田里过去的一股敌人。数着过去120余人,都是伪军。在支部书记这里喝了水,吃了点饭。我想睡在支部书记这里,因为我发疟疾刚好,身上还长满了、疥。刘莱夫同志动员我同他一起到东面莱芜的县边,窝铺村的北山上去睡觉。因为那个山东面是博山县,北面是淄川县,估计敌人明天再返回来“清剿”,那里便于机动。到了窝铺村的北山底下,看到北山很高,山坡很陡,爬上去,人几乎站不住,怎么能睡觉呢?刘莱夫同志看了看,山上有些小树,山下地里晒着棒子秸。刘莱夫同志说:有了,扛棒子秸到山上放在小树跟前挡住,人可睡在里面,滚不下来。这天夜里,刘莱夫同志睡不着,翻来覆去地说:汪洋同志,你在哪里呢?汪洋同志,你到哪里去了呢?后来我对他说:天亮后叫老吴同志领着你们到北山顶上去,我一个人到南面侦察一下情况。刘莱夫同志说好,很好。等到东边刚发亮,他们去北山顶了。我从窝铺村东头,走逯家岭庄西到了潘家崖村东头。这时潘家崖村支部书记崔位德同志和几个村干部正站在村头向南望,看见我来了,崔位德同志跑过来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从窝铺村那边来了解情况。崔说敌人夜里都住在吉山,今早天不亮,就不断地向博山开去了。他指着山下说,你看敌人后尾刚过去崖下,正在史家崖子。我问他后边还有没有,他说可能没有了。我问他昨天打得怎么样?崔说打得很厉害,都在吉山,泰山时报社的几个同志昨晚才摸出来,有位同志受伤了,我们把他们都放在山后石洞里藏起来了。我说很好,你们一定要保护好他们,再派几个人去侦察一下,如遇着受伤的同志赶快抬来抢救,我马上和刘莱夫同志去吉山。我返回后,在山下喊了刘莱夫同志,我们就急急忙忙跑到了吉山。

我们到了吉山,群众刚纷纷从山里回到家,在战场上看到牺牲的同志倒在血地上,受伤的同志躺在山沟里呻吟,忍受着难以忍受的痛苦,使活着的人们十分悲痛,更激起了对日寇的无限愤怒和仇恨。我们暗暗立下了誓言:踏着死难同志的血迹,坚持抗战到底,誓为牺牲的同志报仇。刘莱夫同志一直寻找汪洋同志的下落,在南山制高点下面的山沟里看到了汪洋同志的尸体。他牺牲后靠在石堰边上,手枪还在腿底下,口袋里还有两支哈德门香烟。敌人对汪洋同志的尸体没有动,估计战斗到下午敌人没有仔细搜查,因而没有发现。刘莱夫同志摘下军帽,恭恭敬敬地向汪洋同志致了个礼,泪如雨下,然后就去章莱公路西了。我按照刘莱夫同志的指示,立即去找吉山党支部的负责同志,发动党员、干部、群众去寻找伤员。我说,先抬伤员,后抬牺牲的同志。那时吉山的党支部是很有战斗力的,是茶叶区的模范支部之一,在群众中很有威信。一号召,不论是党员、村干部还是群众都纷纷跑出来,满山满峪去寻找受伤的同志,不管是谁,找到一个立即就抬起来向莱东送。不到中午时间,伤员都找到送走了。最后找到的一个伤员是鲁中区党委工作团的。我记忆共送走了30多位受伤的同志。

牺牲的同志当时都抬到中吉山河南面葬在一块善庙地里,除了汪洋同志和赵钧营长有棺材外,其他烈士只用一张席子葬埋的。吉山的群众的确表现了高度的觉悟和爱国主义精神,都是自动抬着牺牲的同志去埋葬,席子也是群众自动拿去的。整整忙了一天,有些群众中午饭都没吃。

吉山战斗,我党我军虽然受到了严重损失,但指挥员、战斗员在战场上表现出了为党、为国、为人民英勇不屈,敢于同数倍于我的敌人进行英勇拼搏和光荣牺牲的精神。革命烈士的英勇事迹,更激发了人民的爱国主义觉悟。吉山事件后,军分区参谋长刘国柱同志来了解战斗的经过情况,寻找吉山战斗我军失散的东西。经过号召,群众把拣到的东西全部送还了我军。我知道的有军分区政治部的两个箱子,原封不动送还了,有钢笔、手枪、步枪,还有一挺轻机枪等。这挺机枪,是在南山沟堰垒秧底下藏着,群众割草时发现的。有许多东西是群众拣到自动交给我军的。

吉山战斗,我们是有深刻教训的,最大的教训是形势变化了,根据地缩小了,不适应大机关、大部队活动,而我们未能相应地转变斗争形式。专员赵笃生打比方说,我们和根据地人民是鱼水关系。广大的根据地,好比一个大洋,水深洋大,敌人是无法奈何我们的。现在根据地被敌人“蚕食”、分割、伪化成小点,好比一湾水快要干了,大鱼都露出来了,这很容易被发现网住。吉山战斗后,地专机关和军分区从战略战术上总结了教训,实行“精兵简政”,精简上层,充实下层。首先精简地委机关,充实县委,精简县委机关,充实区委,加强了下层单位。部队同样进行了整编,分散活动,实行敌进我进,深入敌占区,主动打击敌人。



对吉山战斗的几点补充

张鹏展

当时,南、北、西三个方向敌人出动的情报军分区当夜已经得到,只有东南博山之敌出动的情报未得到。因为时间急促,各单位传达得可能不普遍,但各单位负责人是知道的。当时汪洋政委的决心是分散转移。他率地委、军分区机关和十团一营赵钧营长带的一个连(只有这个连有枪有弹,能够进行战斗。另一个连由教导员带领跟欧阳主任到莲花山区活动了)由驻地向东南方向转移;命石新营长带教导营一队(军事干部队)由驻地向东转移;命我带教导营二队(政工干部队)由驻地向东北方向转移。

在分头转移的过程中,汪政委带的一路到达吉山附近时,几路合击之敌已经包围上来。石营长带的一队与东来之敌遭遇,后稍事犹豫,已无法摆脱敌人,被迫靠向吉山附近与汪政委带的一路汇合。本来,吉山附近我们没有驻军,而战斗发生在吉山,就是这样造成的。

我带着二队到达三角湾(今章丘县南部)附近时,天已大亮,前哨发现北来之敌,我们即向左转,上了西面的山头,而后向北插,跳出了敌人的合击圈,没有受损失。不久,我们与赵笃生专员带领的专署机关、警卫连汇合了。他们也是由原地出发,在统一部署下,向北转移的,他们这一路也未受损失。以后陆续有地委、军分区机关的一些幸存者也来了。一队的幸存者我记得只有三个人,其中有一个炊事班的。

在廖司令员、欧阳主任未回到茶叶口地区之前,善后工作是赵专员和我组织的。打扫战场时,吉山附近的烈士遗体有180多具,加上外围还有一些牺牲的,共计约有200多人。其中,汪洋政委负伤后不愿被俘而壮烈自尽。石新、赵钧营长、孙玉山科长、田光林队长等均壮烈牺牲。另有一部分同志被俘,被敌人掳去博山。

后来,在建立吉山战斗纪念碑时,欧阳主任要我撰写碑文,我在勉为其难地接受任务之后,曾找当时能找到的幸存者作过了解。同志们在战斗中英勇顽强的英雄事迹,在碑文中作了记述。



吉山战斗情况点滴

方  正

吉山战斗发生在1942年10月17日。当时,泰山军分区和地委机关驻刘家白杨,专署驻茶叶峪。我是《泰山时报》的编辑,《泰山时报》编辑部随地委机关驻刘家白杨。

这天早晨6时许,地委机关人员在村前河滩集合准备跑步时,忽然听到西山有手榴弹的响声,这是我方侦察员报警的讯号,接着发现周围的高山上都有敌人。

于是早操停止,各人立即收拾东西,准备战斗。再次集合时,伙房分给每人两个小米面窝头,接着开始行军。先向东,出白杨峪顺河北上,过了南、北王庄继续向北。此时,北面传来两发六零炮弹爆炸的声音。刘莱夫同志与高启云同志简单交谈后,刘和机关部分同志继续向北,高启云同志带部分同志向东山爬去。我和报社的电台人员,包括报务员王曰宝、译电员张冰清等与高启云同志一起,这一路还有地委警卫连唐连长、警卫连文书蔡宪等同志。我们开始爬山时,本来看到山上有人,但我们继续前进,爬上法山北山时,山上却一个人也没有了。我们在山顶休息并向四处瞭望。这时,可以看到正在白丘村行进的敌人队伍,当时判断,继续顺山巅东进是安全的。于是,我们便继续东进,并不断停下来观察和分析敌情。傍晚,到了一个小村,从这里可以俯视博山城的灯火,我们就在这里宿营。大约住了两天,侦知敌人已经撤走,便返回茶叶口以北的北王庄。地委机关的同志也陆续到这里集合起来。

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汪洋同志,带领教导营向吉山村方向前进,并由北面冲向吉山山顶,以控制这个制高点。当他们接近山顶时,遇到敌人主力的猛烈攻击。我军多次冲锋均未得手,虽在肉搏中杀伤大批敌人,但敌众我寡,我伤亡惨重,敌人则居高临下,疯狂扑来。此时,突围、撤退均已无望。汪洋政委遂在山腰借一个死角的掩蔽,焚毁了文件。

地委机关和《泰山时报》大部分同志走向这一方向。在遇到扑下吉山的敌人时,《泰山时报》一版编辑李爱文、时事编辑李新华、誉写员滕振戈、小孟等同志,地委宣传部宣传科长李凯军都在吉山河南牺牲;报社印刷厂工人徐德厚、地委宣传部干事张伯诠同志等被俘;报社经营科长燕益明同志在董家峪以东肩部负伤;报社编辑部主任宫达非同志亦曾进至吉山河南,当发现情况严重时,立即返身奔过吉山河,爬上吉山村后的山坡,在一丛柞棵的掩蔽下,避开了追来的敌人,侥幸脱险。

专署的同志与刘莱夫同志带领的一批人员向北转移,几经辗转,绝大多数安全突围。

汪洋同志牺牲时年仅29岁。

被俘的张伯诠、徐德厚同志,被敌人押至千金寨煤矿做苦工,受尽折磨后逃出虎口,回到莱芜又参加了工作。



回忆吉山战斗

刘采芹

1942年10月,我任四旅侦察科长,当时正在外执行任务。一天,命令我回旅部,得知是地区在阁老村准备召开大会,会议内容:我记得一是四旅与军分区合并,二是布置下步工作,县以上的领导参加。

旅参谋长刘国柱同志向我布置任务,让我做好会议的警戒工作。我说:一是会址离敌人近,二是部队少(只有一个侦察连)。刘国柱参谋长说把专署警卫连配给我,到敌占区去袭扰敌人,牵制敌人,保证会议的安全。我当即带队伍出发了,我们在磁村鬼子据点附近时,一些情报站来人报告说鬼子活动频繁,要车找向导。我马上派人回去报告。在阁老村附近的一个据点鬼子出来了,打了一仗,后接到通知让我回旅部,由旅作战科长接替我。

我回到旅部,这时各情报站都来送信,说博山、章丘、莱芜增敌。我向旅政委汪洋同志汇报,汪洋说:采芹同志,不要惊慌,再坚持两天,会就开完了。第二天形势更紧了,我又去找汪洋政委,说会议不能再开了。汪洋政委说;再坚持一天怎么样?我说:我的周围没有部队,有危险。可能又过了两、三天,章丘的敌人出动了。我又一次找汪政委,这次汪政委同意马上转移。机关和警卫部队向南出发,大约走了15~20里地,到了刘家白杨村住下。我将侦察连分成若干组,到村周围警戒,并规定发现敌情打一颗手榴弹;敌人数量较多时,打两颗手榴弹;情况紧急时打三颗手榴弹。记得当晚汪洋政委结婚。

大约第二天凌晨,东方已亮了,我忽然昕到西山响了三声手榴弹,我马上通知汪洋政委,敌人来了,汪洋政委让我通知地委、专署、旅部的机关和部队(当时有专署警卫连、旅侦察连和教导队)向吉山方向转移,他带旅部警卫连先到村南山看看,然后到吉山汇合。

机关和部队向吉山方向走了半个多小时,听到了南山枪声,走到茶叶口附近,听到到处响起枪声。大约过了一会儿,吉山情报站的一个情报员气喘嘘嘘地跑来说:刘科长,吉山村里全是鬼子,村里不能去了。这时四面都是鬼子,部队和机关目标大,情况十分危急。部队向吉山村北山运动,准备抢占这个制高点。汪洋政委带的一个连与敌交火后,撤了下来,正在与追上来的鬼子在吉山南山激战,我们隐隐约约可以看到战斗的场面。

向北山冲击的部队,在机枪掩护下冲到离山顶不远的地方,被敌人的火力压住了。由于敌人多,火力猛,几经冲击。虽杀伤许多敌人,但终未能攻下山头。部队伤亡惨重,剩下的战士被迫撤下来。正面突围是不可能了,部队和机关化整为零,分散隐蔽突围。

我带的部分同志,向吉山东山插过去,看到山头上的鬼子更多,到处是鬼子旗。我马上让同志们分散隐蔽起来。我和警卫员小李走到了一个有二、三层楼高的陡崖,这时走别的路,肯定会被发现,我不管自己的伤腿,迅速跳了下去。由于下面是老百姓翻过的地,较软,侥幸没有摔伤,这时小李也跳下来。我俩匍匐前进,爬到一个有两间房大小的芦苇地里隐蔽起来,这时大约是早上9点多钟。我们仅有两只手枪和两枚手榴弹,心里只想着,敌人进来,就同归于尽。在芦苇地旁边,鬼子来来往往,哇哇地喊着什么,还往里扔石头,但没进来。

大约中午时分,忽然听到有人拨动芦苇走进来的声音,我拉住手榴弹的拉环,屏息以等。但在离我们一、二米远的地方,进来的人不动了,过了一会儿,仍没动静,只听到那人的喘气声。我估计不是敌人,便问是谁。他听出我的声音,说:“你是刘科长吧,我是作战科王参谋”。我告诉他不要动,并问了一下外面的情况。

我们在芦苇地里从早呆到晚六、七点种,没有吃一口饭、喝一口水。鬼子撤回村子后,我们从芦苇地里出来,往下吉山村走去。

大约走了一个来小时,忽然听到一眼枯井里有动静。小李问:“你们是什么人?不回答就扔手榴弹了”。王参谋说:“这是侦察科刘科长,你们是谁?”这时井里的人急忙说:“不要扔手榴弹,我们是警卫连机枪班的,我是班长,还有一个弹药手”。井不太深,我们把绑腿解下来,结在一起,把他们拉上来。机枪班长说:“还有一挺机枪、两箱子弹在井下”。我一听高兴极了,马上让他下去,把枪和子弹拉了出来。有了机枪,突围出去就有希望了。我们忘记了饥、渴,向下吉山村走。到了下吉山村头,发现鬼子的巡逻队在道旁,围着一堆火。当时,我们绕道走,肯定会被发现。必须冲过去,我命令机枪向火堆猛烈射击,班长的机枪打得很好、很准,我们又把仅有的两枚手榴弹扔了过去,炭木、火星被打得满天飞,没有受伤的鬼子慌忙向村里逃去。我们5人快速贴村边穿了过去。

走了半里多地,我们到了上吉山村外,村里敌人在跑动,听脚步声有鬼子,有汉奸。我告诉机枪班长,哪个火堆大、敌人多,就往哪里打。敌人被打得翻墙的翻墙,跳窗的跳窗,狼狈的向村外山上逃去。我们饥渴难忍,决定进村吃点东西。到了一家老百姓家里,空无一人,但锅里的苞米糊粥还是热的,我们每人迅速喝了一碗,马上离开了村子。

我们翻过上吉山村的南山坡,到了暗摇头村,这个村是我们的老联络点,我们到村西头村长家,想吃点东西,休息一下,但家中无人,邻居也没人,我觉得有问题,马上离开村子,爬到南山坡往村里看,看到村东头教堂里灯火明亮,这里都是汉奸,估计是合围圈的外层。他们正在烤着从老百姓手里抢来的鸡。我们向教堂猛烈开火,机枪班长一边射击,一边喊:抓活的。由于情况不明,敌人不知有多少,子弹也不多了,为了以后的战斗,我命令停止射击,沿着南山沟往里走去。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我们饥饿难忍,就又摸回村子,这时汉奸已逃得无影无踪了。我们用他们烤得半生不熟的鸡饱餐一顿。当晚就在空无一人的村里住下了。

第二天,天刚亮,我们急着想知道昨天战斗情况,便返回去,这时敌人已撤走了。在吉山北山我们看到一百多名部队、地方同志的尸体被鬼子摆成一行,头下垫着石头,情景不忍睹。在吉山南山,我们看到汪洋政委和两个警卫员牺牲在山坡上。在附近老百姓地堰子底下,汪洋政委宁死不当俘虏,拔枪自尽,壮烈牺牲了。子弹是从头的右边打进,从左上部打出。我和汪洋政委关系很好,他很了解我,看到他的牺牲,我悲痛地流下了眼泪。

我们回到村里,拿来老百姓的炕席等,把烈士们的尸体盖了起来。我们四下找老百姓,但到处找不到一个人。记得在茶叶口附近一个叫马头崖的地方,找到了刘国柱参谋长。我们一齐找来老百姓,把烈士的尸体掩埋了。现已记不清死难烈士的姓名了。

吉山战斗是悲壮的,现在想起来还十分难受,那么多优秀的同志牺牲了。这次战斗的教训,是麻痹大意,如果早两天走,完全可以走出敌人的合围圈。



(四)敌后武工队



威震敌胆的莱东县武工队

尚克东

1941年至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当时莱芜东部地区只有常庄、文字现等10个村是我占优势的游击根据地,其次是龙崮山区,还有几个村没有伪组织。为了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莱芜县于1941年春划成莱东、莱南、莱北三个县,我在莱东县武装科工作。这时,莱东县委从各区中队抽调班、排干部30人组成武工队,由我带领到龙崮山后开展工作。1942年春,我调到县委敌工部,将原来的武工队进行了调整,又组成了一支30人左右的武工队,我任队长,孙丰左同志任副队长,齐涛同志任指导员,江滨同志任副指导员。这支精干的武工队成立后,便积极主动地开展了对敌斗争。

以龙崮山区为依托开展对敌斗争

1941年夏,龙崮山区与其他地区一样环境恶化,日伪据点林立,壕沟相连。当时,日军安设的据点有莱城、安仙、辛庄、三山、苗山、龙马角、口镇、芹村;汉奸据点有见马庄、大冶等12个;国民党军投敌的据点有孝义、南冶。除上述日伪据点外,还有相当普遍的反动道会门,如中央道、黄旗会等等,都被敌控制和利用。大股或小股的敌人经常出动骚扰,如果一天听不到枪声那就算太平日子了。我抗日群众组织被敌人摧垮,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如汶阳乡90余名党员仅剩5人,鹏山区工委书记刘子鑫叛变投敌。由于环境恶化,又加上严重的灾荒,我们开展工作就更加困难了。但队员们有坚强的信念:有党的领导,有群众的支持,只要坚持斗争,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来到龙崮山区不久,就与城区、孝义等区委取得了联系,他们非常欢迎我们,与我们合作得很好。为鼓舞群众斗志,武工队决定寻找机会打击敌人。有一天拂晓,辛庄据点的40多名日军和10余个汉奸包围了郭家沟,又“清剿”了张家庄、老鸦峪等村庄。下午4点左右,这股日伪军从老鸦峪村返回辛庄据点。我们10余名武工队员利用青纱帐的掩护,抢占了姜家庄及盘龙山制高点,居高临下观察敌人。只见有几个日本兵枪上挑着鸡,有的赶着抢来的牛、猪,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当离我们很近时,我们向走在中间的日军开了枪,几个敌人应声倒下,其余的敌人立即用小炮、机枪还击。战斗打了半个多小时,天快黑了,我们占据着有利地形,鬼子汉奸狼狈地逃回了辛庄据点。这次战斗共毙伤敌5人。胜利的消息在龙崮山区传开了。群众说:八路军主力来了,在盘龙山与鬼子打了一仗。消息很快传到了敌人内部,有力地震慑了敌人。鼓舞了群众的抗日热情。

以后,武工队配合柯邦坤教导员带领的一个连,在敌占区的冯家林、傅家庄、宋家庄等地袭击敌人。1941年底,武工队又袭击了地理沟炮楼的一个汉奸小队,打死打伤10余人。1942年春,武工队又配合分区特务连一个排,在孝义北伏击敌人,俘虏汉奸小队长徐××等5人,缴获步枪5支。在广善寺,武工队还抓获了一名日军翻译,交给了军分区。敌人为了报复我们,抓了30多名乡保长和我全家坐木笼,以此来胁迫我们屈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坚持斗争。陈善席班长带领几名队员在安仙据点附近又袭击了出来活动的敌特,并缴获一支短枪。在我们的打击下,敌人只好将全部人质放了出来。1943年夏季,我和班长刘志孔在梁坡村与300余名出来“扫荡”的日军相遇。当时敌人正在杏园中休息,没发现我们。我和刘志孔同志悄悄摸了上去,向正在休息的敌人投出了几枚手榴弹,毙伤13人,把他们打得晕头转向。当他们醒过神来寻找我们时,我俩已安全转移到村外。

在城南、城北、城东,除了部分村庄有反动的中央道外,主要是黄旗会,总坛设在南坦村,并有一个武装中队,其余会员都有红樱枪和匕首。该会被敌人控制和利用,昼夜站岗放哨,防八路军。为了争取黄旗会抗日,我们首先选择了有党员的南姜庄、程家故事村开展工作,并派人到总会长尚开润家做其家属的工作,再加上我们不断打击敌人,声势大震,因此很快便争取了汶阳等7个乡60余村的黄旗会。经过我们的工作,不少村积极支持抗日,为我们站岗放哨。

为了争取伪政权为我们工作,我们处决了一批死心塌地为敌人服务的坏分子,如在盘龙村处决了南冶据点谍报队的陈××;在芦城村处决了向敌告密的魏××;在蛇沟村处决了向敌人告密致使我区中队遭到严重损失的亓××;在响马湾据点打死了伪乡长张××;在三山据点打死了宪兵特务吕××等人。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在处决这些人时,一般是用刺刀捅死。我们的行动在汉奸、伪组织内部引起了很大反响,大大震慑了汉奸和伪政权人员。在汉奸和伪政权人员中,经常说谁做了坏事出去就碰上武工队;有的捎信表示不做坏事或托人找我们拉关系。由于我们积极打击敌人和那些甘心为敌人效劳的坏分子,争取伪政权的工作进展迅速。到1942年底,我们争取了9个乡100多个村的伪政权为我服务。这些伪政权大体分为三类,一类是坚决拥护抗日的;一类是应付我们的,约占半数;一类是反动的,占极少数。同时我们还与一、四、五区的伪区长建立了联系,使其保持中立。这项工作是从1941年下半年开始的。当时群众对鹏山区麻善乡的伪乡长刘训典反映不好,但刘有些活动能力。有一天黄昏,武工队来到乡公所,对几个伪乡政人员先进行了集体教育,然后分别进行争取工作。经过争取,刘答应以伪乡长身份掩护我抗日活动。以后刘在敌伪方面上确实做了不少工作,在他家中还为我们挖了地窖。伪九旅逃离莱芜后,我们派刘去诸城县敌工部,交待了我方在伪九旅的内线关系。

加强政治攻势,深入开展敌伪军工作

武工队到龙崮山区后,首先是武装打击敌人,其次是争取伪政权,瓦解反动道会门,再是在敌人内部开展工作。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们的工作有了基础,也摸到了一些经验。1942年春,莱东县敌工部指示我们着重开展敌伪军工作。到1944年夏季,我们的关系已近70人(其中伪军大队长3人,中队长1人,小队长7人)。

我们的做法是:

(一)打入敌人内部开展工作。我们先派7名同志(有6名党员)打入敌人内部。尚山吉打入伪三区任区队长,宋××打入敌宪兵队。

(二)逮捕敌人后建立关系。1941年底,我们配合部队袭击了地理沟炮楼。第二天,伪小队长刘志俊到伪乡公所说,是为了吃饭不得已而干汉奸,不会妨碍他们(指八路军)的活动。我研究了这一情况后,与伪乡长刘××(我们的关系)安排好逮捕并争取伪小队长。当伪小队长带一个班长到乡公所时,我们逮捕了他们。经教育,这个小队长愿意为我们工作,又由伪乡长作保将其释放,并规定了与伪乡长的联络办法,顺着这条线,又将伪大队长李玉秀争取过来,发展为内线关系。他控制的据点炮楼为我们开展工作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三)利用汉奸的家属和亲戚进行工作。如我们争取黄旗会总会长尚开润保持中立,就是通过其家属进行的。有一次,我们10余人在他家中秘密住了一天一夜,也没发生意外。对吕(伪大队长兼伪四区区长)的争取是通过其亲戚刘××进行的。开始只是捎个口信,建立一般的关系,后由廖司令和陈明达同志写信介绍我与吕会面,就这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关系,并通过他与伪副大队长尚发松及其助理员(国特四区区分部书记)建立了关系。

(四)发挥村支部的作用,做敌伪军工作。1941年伪军班长魏德顺住南姜庄炮楼,支部派伪村长与魏接触,发展为内线关系,1942年发展魏德顺为党员。有一次,国民党特务武装到南姜庄抓人,支部的同志到炮楼指挥,魏向国特开火,把他们打跑了。住南姜庄炮楼的伪中队的两个班长,也是支部利用伪村长与他们赌钱,武工队突然出现将他们逮捕,经教育争取,与我们建立了关系。

在进行敌伪军工作时,开始是对个人或一个班、一个排的小规模争取。1943年上级提出争取大股伪军,争取上层人物的指示后,我们开始了对大股伪军和上层人物的争取工作,如伪大队长兼伪四区区长吕家林的争取工作就是这时进行的。

反对国民党特务的斗争

叛徒刘伯戈,1939年任国民党莱芜县党部书记长,对我危害极大。他以正统为牌子,以抗日为幌子,迷惑拉拢了一部分人。在政治上,他搞蒋日伪合流,反共反人民;在军事上,他以敌人据点为依托,组织县区武装和区乡政权。他以借刀杀人和亲自指挥的卑劣手段,破坏我党组织,杀害我干部。在宝台村杀害我公安员齐文茂;在孙故事村打死孙元德同志;在安义乡打死我党员赵鸿军、陈××。他的活动使当时的斗争形势更加尖锐复杂了。为了开展敌占区工作,我们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一是在向据点、炮楼的汉奸喊话时,揭露国民党“曲线救国”的谬论,教育内线关系警惕国特的破坏。二是打击刘伯戈的武装。我武工队在孙故事、南姜庄、草沟、兴隆庄及新甫县的港里、验货台等村袭击了刘的武装,缴获了一批步枪、手榴弹、大衣等物。1943年夏季,武工队班长刘志孔和一名战士在乌庄打死刘的一个区长和一个警卫员,缴获短枪2支。由于我们的打击,他们只好到汶河以南活动。三是派尚昌吉同志打入敌人内部。人和乡国特乡长魏玉明活动的地区是我们向莱城内开展工作的通道。但魏的活动都是在夜间,很难对付他。我们就选择了与魏同村的尚昌吉打入其乡公所内。魏、尚到十里铺汇报时,国特县政府秘书长陶××数次审查尚昌吉同志。为了保证尚昌吉同志的安全,我们决定让他除掉魏后立即回来。在一次夜间活动时,尚昌吉同志在岩家庄将魏处死后回到武工队,并带回两支步枪和印章及一部分伪钞。原打入伪三区任中队长的尚山吉同志,于1944年初与打入新甫县刘伯戈内部任特务队长的亓勤友同志取得联系。1944年底,打嘶马河刘伯戈据点时,因下大雪,部队在接近据点时被发现,未能打下。1945年5月,经过周密的部署,我们将炸药从十里铺运进据点,待方明胜营长带部队接近据点时,我内线按规定时间用炸药炸开了炮楼。尚山吉同志占领了制高点,指挥40余名伪区中队员向国特县大队开火,部队迅速进入据点,毙伤敌10余人,俘500余人,缴获了全部的武器弹药及其他军用物资。

里应外合攻克敌据点

从1943年底开始,我部队在武工队的配合下和在内线关系的策应下,先后拔除了孝义、辛庄、龙马角、矿山子、嘶马河、颜庄、南冶等据点,敌武装人员和非武装人员投降近1500人。我们一般是先由内线关系控制制高点,待部队接近据点时,双方按预定方案行动。在解决这些据点时,有的是内线关系在敌人内部先解决敌人。然后部队进去缴枪,如辛庄、嘶马河据点就是这样解决的;有的是由内线关系控制炮楼,部队进去后一起向敌人开火,然后缴敌人的枪,如孝义、龙马角据点就是这样做的。对颜庄吕家林驻守的据点则采取了另外一种形式,因他是武装国特控制的,而且成员有相当一部分是叛变投敌分子,所以我们对解决这个据点很谨慎。战斗前,分区首长让刘延廷通知吕家林、谭守中到颜庄东泉村,由分区参谋长刘国柱、政治部主任欧阳平、莱东敌工部长夏俊卿等对吕、谭进行教育。谈话从上午到下午5时,最后吕、谭同意交出武装,我们才将他俩放回据点。这时我方部队从西门进去缴了全部人员的武器。南冶据点解决得更顺利,由于事先做好了工作,分区首长派我带一个连和武工队到南冶据点,由吕家林叫开据点大门,集合起部队,交出了全部武器弹药。为了严格执行纪律,武工队将缴获的10余支短枪全部上交。

当时,莱城工委是属县委敌工部和分区政治部双重领导,工委委员有尚克东、赵文光、李文祥三同志,还有干事李伯甫同志。我和赵文光同志负责对敌斗争,李文祥同志负责党务工作。1942年,上级党提出要把敌占区变成白皮红心的灰色地区,我们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由于武工队一直活动在一块不大的地区,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日军经常对我们隐蔽的地方,如冯家林、程故事、南姜庄、陶家庄等进行突然包围,企图消灭我武工队。敌人大部分扑了空,但在包围程故事、冯家林村时,我武装人员程德明同志为掩护工委的同志壮烈牺牲了。武工队突围时,尚山吉同志在冯家林村北不幸牺牲。每当想起他们就感到十分难过。



敌进我进,深入敌后

——忆山纵四旅敌后武工队

罗  俊

组建敌后武工队

1941年,我在山东纵队四旅政治部任协理员。12月15日,旅政治部秘书唐一吾同志通知我去开会。来到汪洋政委住处后,见廖容标旅长和政治部组织科长傅敦吾、敌工科长徐仑、除奸科长孙玉山、宣传科长金石秋、民运科长马墨泉等都在座。汪政委首先讲了对敌斗争的形势,宣布了旅党委要组建一支敌后武装宣传工作队(简称敌后武工队),采取敌进我进的“翻边战术”,深入敌占区开展工作,任命我为队长。廖旅长又指示:“敌后武工队人数虽少,但它起的作用却很重,犹如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接着,汪政委向我交待了任务:一是打烂伪政权、伪组织,建立革命的两面政权,重建各抗日民众团体,扩大游击根据地,使日军耳聋眼瞎,失去依托。二是坚决打击敌人特务队,镇压死心塌地的汉奸走狗,为民除害以安定民心。三是宣传我党抗日救国的方针、政策和当前对敌斗争形势及任务。四是利用敌伪矛盾,争取、分化和瓦解敌伪军。五是配合地方党委、政府,整顿农村基层组织。

汪政委最后指示说:“武工队可先从莱芜入手,以口镇为中心,四面开花,打开局面。”

在旅首长的亲自主持下,武工队很快在蒙阴县八区草沟村成立了。当时只有20余人,都是选拔的部队中的连排干部,战斗英雄等骨干,武工队初建时未设政治干部。1942年4月,上级决定四旅兼泰山军分区,泰山专署公安局政治侦察班12人编入武工队,田明惠任副指导员。1942年7月,旅政治部精简,政治宣传队撤销,精干分队长和部分机关参谋。干事15人被抽调编入武工队,田明惠调离,张健任武工队指导员(不久改为李文达)。同年秋,四旅番号撤销。武工队即属军分区政治部敌工科领导,后称泰山区第一武工队。1943年春,李烈炎调任武工队指导员,李文达离职。1943年秋,由原十团三营副教导刁愈之率领的一支在淄博敌占区活动的武工队调回,部分人员并入武工队,刁愈之任指导员。

深入虎口

1942年1月初,武工队开进了莱芜县。在常庄,找到了县委书记刘舜卿同志,说明了来意,他十分高兴并详细地给我们介绍了当地情况。我问他:“武工队先到哪个区?”他沉思了片刻,说:“去白龙区吧,那里形势很紧张,口镇的敌人日夜不停地出动‘清乡’,搅得民不安生,我区干部被迫转移和夜间进行活动。区委书记李圣泉(继任田勤耕)、区长景兆范常住斗沟一带,你去找他们吧!”我们到了白龙区,李圣泉和景兆范同志热情地说:“可把你们盼来了!你们一来,我们的腰板就硬了。这几个月,老百姓叫敌人整得好苦,见到我们也躲躲闪闪,工作很难开展,实在急人。”

日军为了摧毁我抗日根据地,实行所谓“自首政策”,以逮捕公开了的党员干部为线索,破坏我党的秘密组织,搜捕我地下党员。对被捕的党员,敌人在审讯时,一边是自首书,一边是埋人坑,诱供逼供,不供就活埋。还用金钱、美女、封官许愿和家属哀求等手段,削弱被捕人员的斗志,迫使其自首叛变。在日军的血腥统治下,莱芜不少党员惨遭杀害,农村基层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广大人民群众惶惶不安。

面对上述情况,我们配合区委书记李圣泉同志,首先在斗沟村召开了全区村支部书记、村长和工农青妇各群众团体负责人会议,安定情绪,坚定抗日信心。到会的20多人都激动地说:“我们日日夜夜盼主力来,这次可盼来了!感谢廖司令没有忘记我们。”接着,我给大家讲了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和苏联红军抗击德军节节胜利的形势,说明希特勒必败,日军必败,反法西斯阵营必胜。动员大家越是处在恶劣环境下越要坚定立场,树立信心。会上,同志们热泪盈眶,愤怒控诉了敌人惨无人道的暴行,表示坚决配合我们把抗日斗争坚持到底!

武工队初入“虎口”,在敌人据点间隙中活动。为了便于隐蔽,站稳脚跟,采取时而集中,时而分散,声东击西的灵活方式。每到一地,武工队都是于夜晚悄悄进入村内,专住房舍宽敞的大户。这些大户有的是地主,有的与敌伪有亲朋关系。我们进门后,将其全家人召集在一个房间内,讲明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让他们负责掩护,不准给敌人通风报信,如有差错,以汉奸论处。同时表明,我们保护他们生命财产的安全,要求他们协助武工队,共同抗日。一方面由于我们的宣传教育,另一方面他们也虑及自己的身家生命,这些房东都说:“咱们都是中国人,都有爱国之心,只要有要办的事,我们一定尽力去做。”武工队在大地主家隐蔽住下后,再设法与当地的共产党员和群众取得联系,宣传山东纵队四旅武工队回来了,要惩治汉奸,搬掉压在人民群众头上的石头,打开对敌斗争的新局面。

建立两面政权

有了地方党组织的帮助,有了抗日群众的支持,武工队在敌人眼皮底下站住了脚。但是,要巩固抗日游击区,还必须把各级伪政权和伪组织控制在我们手里,使他们不再为敌效劳。对此,我们采取争取与镇压相结合,打击和分化瓦解相结合的斗争策略,建立革命的两面政权。区长景兆范和武工队共同在青杨行村召开了伪乡长保长、情报员(给敌人送情报者)会议,我向他们讲明抗日救国政策,劝告他们不要死心塌地地当汉奸,要“身在曹营心在汉”,利用“合法身份”做抗日工作,给八路军送情报、送公粮,掩护我党地下工作人员,不准帮助敌人破坏我地下党组织。并告诉他们:共产党还在,八路军还在,抗日民主政府还在,只有心向共产党,才有生路。心向日军,是死路一条。武工队的子弹是长着眼睛的,专打顽固不化的铁杆汉奸。何去何从,任你们选择。

我讲完了,景区长接着说:“罗队长讲得很清楚,一条是阳关道,一条是独木桥,走哪一条路,每个人都得仔细掂量掂量,一步走错,百步走歪,势必走向绝路,那就悔之晚矣!”他讲完后,让到会的人发言。有的伪乡长说:“我们是中国人,哪能忘记了祖宗?给日本鬼子干事,不得不应付罢了。”也有的说:“从今以后,我一定跟共产党走,和八路军一条心。”有一个伪情报员说:“自我被迫给鬼子当情报员,没有给鬼子说过一句实话。今后,只要摸到各据点里的敌伪活动,一定随时向八路军报告。”还有一个伪乡长提出:“为了抗日即使掉脑袋,我也不含糊,但有一条,得承认我是为抗日而死。”为了解除顾虑,我们宣布:“凡是为抗日而流血牺牲的,一律承认是烈士。”最后,同他们制订了约法五章:1、变伪政权为两面政权。要一面应付日伪军,一面接待八路军,掩护我抗日工作人员。2、建立乡、村抗日情报网。过去给敌人送情报者,一律进行登记,改邪归正,今后要以其“合法”身份给八路军送情报。3、开展抗粮斗争。敌人要粮款可不给或拖交。4、协助瓦解伪军。对伪军家属进行登记,伪军作恶的记黑簿,做好事的记红簿,区别对待。5、缴纳抗日公粮。

会后,区里又抓紧调配了乡村干部,使乡村领导权基本为我掌握。这样,日军什么时候来“扫荡”,什么时候来逼粮等等情报,我们都了如指掌。同时,还以假情报迷惑敌伪军,使他们经常扑空上当。

基层两面政权建立后,不仅给抗日政府征收了公粮,购买了大批急需的药品、食盐、火柴等用品,而且还抓了学校教育工作,培养了学生的爱国思想,使不少学生毕业后投身抗日。

虎口拔牙

我武工队在白龙区一带站住了脚,通过开展一系列抗日活动,给党员和抗日群众鼓起了勇气,坚定了他们的抗日胜利信心。但一些铁杆汉奸和顽固不化的叛徒仍在作恶,充当敌人的耳目和帮凶。群众抗日积极性受到影响,士绅名流则持观望态度。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决定狠狠惩处铁杆汉奸和顽固不化的叛徒,以打掉敌人的嚣张气焰,振奋群众抗日必胜信心。南山阳村有两个铁杆汉奸,也是死硬叛徒,一个叫宋有德,一个姓马。环境刚一恶化,他俩就叛变投敌,无恶不作,死心塌地地为敌人效劳,把这个村的地下党员全部出卖给敌人,还给口镇和芹村两个据点的敌人当帮凶,每天到各村恐吓群众,捕捉地下党员,破坏地下党组织。

为了尽量教育争取他们,我们派王善乡伪乡长给他俩分头送去口信,说:“你叛变投敌,已经走错了路,非常危险。要悬崖勒马,回头是岸。如再执迷不悟,武工队就不客气了。”还给他俩规定了四条:一是不准再破坏各村地下党组织,出卖党员;二是不准再给鬼子当帮凶,领鬼子出来抢劫;三是不准再到处敲诈民财;四是要在敌人心脏里做些抗日工作,想办法为武工队送情报,争取立功赎罪。

口信捎到后,那个姓马的说了软话,行为也有所收敛。宋有德这个坏家伙则非常顽固,他认为有鬼子给他撑腰,便趾高气扬地叫伪乡长给我们捎回口信,说;“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不撒油。我宋某投了皇军随皇军,跟皇军跟到底了。告诉他们,武工队那几条破枪,我压根儿就没看在眼里!”伪乡长捎回的口信,把大家的肺都气炸了,他们村的一个党员气愤地说:“如不镇压这个死心塌地为敌效劳的叛徒,反伪化、反‘自首’就受到很大影响。”

根据群众提供的情况,这家伙胆大妄为,常挎着匣子枪出来赶集。我决定利用赶集的机会,把他干掉。集一“炸”,影响就大了,既可威震敌胆,又可鼓舞群众。于是,我便把那伪乡长又找来了,叫他再去芹村据点,给宋有德捎个口信,他如不立刻悬崖勒马,5天以内有他的好看!那伪乡长二进芹村据点,把口信捎了去,叛徒宋有德听后,沉思良久,恶狠狠地说:“你,告诉姓罗的,谁要谁的命,还不一定呢! 5天以内?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就在这个死硬叛徒捎回口信的第4天,芹村赶大集,武工队员刘庆田、魏本通化装成赶集的老百姓,挎着篮子,跟在两个认识宋的老乡身后,杂在人群里,混进了芹村集。不大一会儿,领路的两个老乡便看到宋了。这个叛徒挎着匣子枪,耀武扬威地东瞅瞅,西瞧瞧,见好吃的就抓,边吃边扔。老乡们敢怒不敢言。他大模大样地来到卖水果的老乡面前,蹲下身来,像拿自家的东西似的,拣大个的往兜里拾。这时,刘庆田和魏本通已在引路老乡的眼神示意下,绕到了这个坏蛋的身后。引路老乡便走上前去跟叛徒搭话,“宋兄弟,来啦?这桃真大,一咬一包水儿。”刘庆田和魏本通两人得到这个明确的暗示,立即从篮子里取出匣子枪,从下往上斜着(怕伤了赶集的群众)对准叛徒的后脑门,啪啪两声枪响,宋的脑袋血流如注,栽倒地下。集市上还有几个汉奸,听见枪响,如惊弓之鸟,撒腿就跑。刘庆田同志当即大声喊话:“乡亲们!不要怕,我们是八路军四旅武工队,为民除害来啦!”赶集的群众听到枪声和喊声,又惊又喜,“轰”地一声“炸”了集。四散奔跑。刘庆田、魏本通两位同志,胜利完成了这次除奸任务,混杂在四散的人群中,安全地跑出了芹村。

这次行动,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对汉奸特务震动很大,鼓舞了广大群众的胜利信心。消息很快便在四乡传开,鬼子汉奸惊慌万状,人民群众拍手称快,抗日士气大振。乡亲们借此大加喧染:廖司令带八路军四旅开过来了,多少多少人,住在什么什么庄,武工队是打头阵的,大部队就要过来,收拾这群乌龟王八蛋,给我们出出这口气。

我们除掉宋,伪军吓破了胆。接着,我们便趁热打铁,向各伪军据点发起了政治攻势,夜间去据点喊话,四处散发传单,张贴标语。“为敌效劳,死路一条!”“起义反正,立功受奖!“缴枪不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控制了白龙区,汉奸特务不敢胡作非为,夜间去据点周围活动,狗咬得再紧,伪军也假装哑聋,不敢随便打枪。我们抓住时机召集群众开会,宣传胜利消息,建立地下秘密联络站,及时掌握敌情,灵活打击敌人。

巧打“剔抉队”

我们在白龙区打开局面,便转移到孝义区。这里有一支敌人的武装特务“剔抉队”,活动猖獗。他们夜间出动,拂晓包围,挨家搜查,翻箱倒柜。一旦发现疑点,就把村民拉出来威胁利诱,严刑拷打,逼着供出地下党员和工作人员,弄得人心惶惶。他们还制造和散布谣言,破坏我军民关系,并炫耀武力,把他们的装备吹得神乎其神:“一色二十响匣子枪,外加‘隔山照’、‘千里眼’,全是新式武器。隔山能照出八路军住在哪庄哪户,往地下照,能看穿几丈深,下面藏着什么东西都一目了然。”

为了替民除害,坚定地下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抗日信心,我们一面大力开展政治宣传,通过鼓励党员干部斗志,带动群众积极抗日;一面摸敌情,捕捉战机,准备狠狠打击“剔抉队”的嚣张气焰。

“剔抉队”狡猾得很,活动十分诡密。他们穿上便衣,装成武工队模样,深更半夜敲老百姓的门,“老大爷,老大娘,开开门吧!我们是武工队,找你们村长弄点饭吃。”老乡若是答了话,开了门,他们就抓人。不过,那时群众面对鱼龙混杂的复杂环境,警惕性很高,对陌生人叫门,很少答话。就是熟人叫门,深更半夜,也不随便开门。只有听准口音,确实是武工队,才开门。因而,很少上敌人的当。

我们摸清了“剔抉队”活动的规律,研究打“剔抉队”的办法,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打他们个措手不及。一个队员提议,“想打他们个冷不防就得冒充鬼子。”“怎么个冒充法呢?”一个队员发问。“我们可以装成鬼子从泰安派的搜山打狗队,‘剔抉队’准会信以为真。”我说。

为了麻痹敌人,我们化装成鬼子,夜间插到莱芜城东南30里的小山村状元沟隐蔽。第二天早晨,顺山路向西北直奔安仙煤矿,再一路北下。经过安仙煤矿时,鬼子的炮楼上嗷嗷叫了几声,我们拿出日本的“膏药旗”摇晃了几下,鬼子哨兵便不吭气了。我们顺路往东拐,在南冶村头,与“剔抉队”迎面相遇。他们问我们是哪一部分的,从哪里来,我们说是从泰安来的搜山打狗队,他们信以为真了。我们问他们是哪一部分的,他们照实作了回答。趁敌人毫无防备,我向同志们使了个眼色,便动了“家伙”,打了他们个措手不及,撂倒了两个。跟踪追击,又撂倒了一个。

头次交手,武工队便把“剔抉队”打了个屁滚尿流,惶如丧家之犬。我们从打死的敌人身上,拣到一支二十响,一支步马枪,一支撅把枪,外加一柄月牙斧。拿给地方干部和群众传看,并不像敌人吹嘘的那样是什么新式武器。消息传开。群众的抗日信心大增。武工队走到哪村,乡亲们都热烈欢迎。

智破封锁线

日军为推行“强化治安”,在交通要道上挖上既深又宽的封锁沟,深4米,宽4米,沟底插尖木桩,掉下去就爬不上来,弄不好还要扎伤手脚,还修筑了三四米高的封锁墙。加上炮楼林立,据点交叉,不但我们活动极不方便,就是小商小贩也受到阻拦,致使游击根据地军民买不到食盐和其他日用品。武工队要想以口镇为中心,四面开花,打开新局面,就必须打破敌人的封锁线。

我们经过化装侦察,发现口镇南小洼附近有段缺口,是日军从莱芜城到口镇运输物品的必经之路,故设封锁沟,没筑封锁墙,并修起炮楼,派一班伪军(15人)由一个姓王的班长带领驻防把守。我们先礼后兵,叫伪保长给王班长捎去口信,叫他出来跟我们见见,想晓以民族大义,叫他身在曹营心在汉。他却不见棺材不落泪,还口出狂言:“八路要是有种,就上炮楼见我。”

我们情知,不给这伙伪军点“厉害”尝尝,就是磨破嘴皮,也没有用。于是,我们20多人,便绕到莱芜城方向,穿上鬼子军装,打起膏药旗。由身材魁梧、一脸络腮胡的小魏扮成日本军官,我给他当半拉子中国通翻译,冒充从莱芜城出发到口镇去的鬼子。在将近黄昏时分,威风凛凛地扑向小洼炮楼。路上,我叮嘱小魏,你只管低声呜里哇啦,大声两个字“你的”,其余的文章全由我做。

接近炮楼时,有几个伪军在路旁乘凉,他们果然把我们当成了皇军,忙点头哈腰地迎了上来。小魏装得活像,他大模大样地哇啦了几句,便用手对我一指“你的”!我随即冲口而出,“太君说了,叫你们统统地出来站队,他要训话。”伪军信以为真,不多一会儿,便齐刷刷地站成了一行。王班长毕恭毕敬地向小魏敬了个礼,“请太君训话。”

“哟西”,小魏还要哇啦,我瞟了一眼,见队员们各就各位做好了准备,便冲小魏一摆手,把脸一抹,直接训了话:“什么太君?狗屁!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是廖司令派来的,我姓罗,叫罗结子,是队长。我人结巴点,可枪不结巴。”那王班长听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是廖司令派来的,吓得腿肚子都转了筋,一个劲地哆嗦。

我见他吓破了胆,便把脚一跺,厉声喝道:“王班长,上次叫保长给你捎口信,你怎么不听当当?“我,我怕……”“怕什么?”“怕……怕皇军说我通八路,杀……杀我的头。”“你怕鬼子杀头,不怕我们拧你的脑袋?”“陷!我保证……改过。罗队长!您就高抬贵手,饶我一命吧!”

我从兜里掏出个本子扬了扬,说:“姓王的,老百姓都说你坏。你的大名,早上了我们的黑簿啦!九条罪状,足够摘你那吃饭的家伙啦!”

“我……我知罪,求罗队长饶我这一回。”王班长吓得有点昏头昏脑,没听出我的话意,只当要杀他,“扑通”一声跪下,直向我磕头。

“起来!”我瞪了他一眼,“我们这次来,一不为缴你的枪,二不为杀你的头,三不为烧你们的炮楼。只要你们能做到身在曹营心在汉,不当铁杆汉奸,暗地里给中国人民出点力,就给你们出路。希特勒眼看就要完蛋啦,小日本也没几天蹦达头了,你们应当早一点给自己留条后路!如果你们还胆敢执迷不悟,为非做歹,我们就烧你们的炮楼,叫你们‘坐飞机’升天!今后,我们从此路过,一不准放枪,二不准向鬼子报告,还不准你们抢劫商贩,敲诈勒索民财,听清楚了没有!”

“听清了!我保证做到!”

“王班长,黑簿上你净黑点点儿,够吃花生米的啦,快做点好事,将功赎罪吧!”就在这时,有只归巢的乌鸦,边在树梢上盘旋,边呱呱呜叫。一个队员怂恿我说:“队长,这只老鸹叫得真难听,你给它一枪吧!”我点了点头,掏出匣子枪,一扬手,“叭勾”一声,那乌鸦便从空中倒栽了下来。王班长和伪军们见状吓得腿又哆嗦起来。

此时,因卡断交通,聚拢来种田和过路的老百姓已将近20人,我见是个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给群众撑腰壮胆的好机会,便把王班长叫出来单个训话,“你想不想试试我的枪法?我叫你跑出200米去,再开枪。说打你的脑袋,决不打了你的屁股。说打你的左耳朵,决不打你的右耳朵。”

“不敢,不敢,我只有一个脑袋,不想试。”

“不敢就好。刚才我宣布的几条,记住啦?”

“记住啦!八爷从这过,一不打枪,二不报告。还不准抢劫商贩……”

“还有呢?”

“不准敲诈勒索老百姓。”

“乡亲们,你们都听见了吧!”我当即给群众壮胆,“往后,王班长他们若是口不应心,继续作恶,你们就报告武工队。我们一定严惩!”

经过这一教训,小洼炮楼附近的缺口,便成了我们畅行无阻的通道。就连工作人员过封锁线,他们也装聋作哑,一不吆喝,二不打枪。

单枪突围

1943年2月底,一个月黑之夜,为争取张高庄一个干伪军的给养上士给我们当内线,我和队员宋学修同志先到了口镇区李家镇,跟宋学修同志的姐夫李家庆接上了头。原约定晚上8点在李家与张上士碰头,一是对他进行教育,二是了解敌人最近的活动情况,三是看他联络弃暗投明的伪军,能拉出几个来。我们两个准时到了李家镇,8点钟早已过去,但张上士迟迟未到,我们很着急。李家庆也很着急,“我跟他约定好了的,怕是情况有什么变化?”宋学修同志更是个急性子,“时间不等人,我跑一趟,去蔡镇问问蔡乡长吧”,蔡是“两面”乡长,是我们区中队指导员的父亲。

小宋走后约摸一袋烟的工夫,李家庆从街上回来,进门就急急慌慌地问:“罗队长,咱武工队开过来啦?”我说:“没开过来。”李说:“庄子东头怎么站上了岗?”我说:“走,咱俩看看去。”

我跟李家庆到了街上,见迟出的弯月如镰刀,时隐时现,朦朦胧胧,便贴着南墙根的阴影走,绕到了村东头,果见有六七条人影在来回晃动。我故意咳嗽一声,想引对方先发话,好从口音上判断究竟是敌人还是自己人。这一招果然奏效,他们一阵紧张,有避到树后的,有钻进小庙里的,随后才壮着胆子喝问:“干什么的?”“老百姓。”“老百姓?黑灯瞎火的,出来干什么?想找死啊!快滚回家睡觉去!”“是,老总。”我全明白了,一拉李家庆,便贴着墙根,拐进了一条小胡同。

包围村子的肯定是敌人,得趁对方尚未觉察,赶快往外冲。东边是封锁沟,北边是敌人据点,兵力一定密集,南边只有一条道,道两旁都是大小沟。只有一条路,从西围子门往外冲,从日本鬼子和汉奸队惯用的交叉火力网的空档中钻出去。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决不叫敌人捉活的。我主意一定,便悄声对李家庆说:“老李,你回去吧,警惕着点。我要单枪突围打出去。”

李家庆听了一惊,紧紧抓住我的手说:“别,好虎架不住群狼,你一支枪怎么能冲得出去?太危险啦!我家挖了个洞,你还是钻进去躲躲吧!”

“不,我才不钻你的蛤蟆蹲呢!一旦叫敌人发现,就像抠螃蟹一样,活活给抠出来,死也不得痛快。抠不出来,加火一烧,呛也把我呛个半死,更是活受罪!”我边说边往外拽手,“我宁愿让敌人要死的,决不让它捉活的。”

  “罗队长,你还是躲躲为好。”

  “回吧,注意隐蔽。”我用力握了握李家庆的手,一手提着张开机头的二把匣子枪,一手拿着一条备用的子弹袋,便贴着墙根向西围子门奔去。

“干什么的?”汉奸队在西头埋伏了一个班,听见我的脚步声,刷地散开了,隐蔽在黑暗里喝问。

“老百姓,老母得了急病,叫俺去镇上请先生。”

那家伙信以为真,偏又是个老兵油子,吃过亏,怕上当,厉喝道:“拍着马掌过来!这一招,叫我犯了难为。俗话说,活人不能叫尿憋死。我急中生智,忙将子弹带用嘴咬住,腾出左手,边“呱唧呱唧”地打着腮帮子,边往前凑,距敌人隐身的坟地10米远时,突然从坟后站起两个伪军,举枪喝道:“站住!”我情知他俩是瞎吆喝,并没看清我是八路还是老百姓。我不敢怠慢,没答话,也没停步,“叭叭”两枪,便把那两个站起问话的伪军撂倒了,就近埋伏的八九个伪军被镇住了,没一个敢动的。紧接着,埋伏在南北两侧几百米外的鬼子和汉奸队,就交叉着开了火儿。两挺歪把子机枪,越叫越凶,一扫一个扇子面,防不胜防。忽然,我左手擦皮挨了一枪,我没理会它,火速往外冲。接着,又从胯裆“嗖嗖”扫过来两枪,把我掖起的大袄,对穿了四个小洞。我顾不得这些,仍弓腰往外疾奔。忽地,头部像挨了一闷棍,眼前一黑,猝然栽倒。多亏脑子很快就清醒过来,我情知是头部负了重伤,忙用右手把毡帽头一转,一摸,捂住伤口,鼓鼓劲爬起来,向西冲出了围子门。距离越拉越远,鬼子兵和汉奸的火力够不上了。但敌人仍不甘心,还在为我鸣枪送行。

我趟过一条小河,爬上一道土岭,离庄约3里远,知已脱离虎口。我冲出来后,直插西北,过太平庄,进陶家庄,碰巧遇上了敌工站长吴奎轩和小李。一见自家同志,我那身子就发软,头伤也痛得很,晕晕糊糊地直打哆嗦,脚也站不稳,腿也迈不动了。

凌晨两点,在河北村找到了武工队,指导员张健和同志们把我抬下担架,见我挨了四枪,都说:“伤得这样重,罗队长能活着冲出来,真是侥幸,又拣了一条命。”当晚,就住在魏大娘家。张健同志见我伤势重,很着急,和河北村村长商量后,便派人去雪野据点附近的冬暖村,请来一个能治外伤的中医先生。医生给我包扎完毕,走出不远,又传来情报,说雪野据点的鬼子兵和汉奸队出动40多人来要粮。张健同志带着武工队转移了,叫我隐蔽在村里养伤。我不愿连累老乡,要跟上武工队走,魏大娘说:“孩子,你伤得这样重,不能走。我有办法掩护你。我闺女19啦,给她挽起辫子梳上抓髻,扮成你媳妇,你就给我当儿子吧。我豁出这条老命,也要把你保护下来。”那次敌人没进庄,但魏大娘的热心肠在40多年后,仍令我记忆犹新。

傍晚,我伤口发作且发烧,昏昏沉沉,同志们用担架把我送到小山庄上法山村,那儿有我们一个后方医院。我在担架上晃荡了一夜,伤口痛得更厉害了。到了医院,张医生给我吃了安眠药,也不顶用,连着叫唤了三天三夜,发高烧。那时没有什么特效药,用点盐水消毒,用点红药水和药膏。医生怕我活不过来,在村里准备好了一口棺材。没想到在医生的精心护理下,我的伤情逐渐好转了。

开展攻心战

1941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战线拉长了,兵力不足。1942年3月,日寇强行拉走3000余伪军到太平洋参战,充当他们的炮灰。伪军内部极度慌乱。敌伪矛盾日益加深,担心再被鬼子拉走。我们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大力开展瓦解敌军工作。具体做法是:

第一,抓住敌伪矛盾,包围伪军据点(炮楼)喊话,散发传单,张贴标语,造成敦促伪军反正投降的强大攻势和声势。

第二,召开伪军家属座谈会。讲形势,讲政策,指出路,让他们规劝儿子、丈夫投降八路军,走光明大道。

第三,利用两面政权伪公人员的合法身份,给伪军捎传单、劝降书、投诚证、通行证。他们交给伪军时,伪军不敢收,乡长说:“你不收不行,武工队都有你们的名单,谁好谁坏都知道,他们有‘红黑簿’,凡是做坏事的都点了黑点,将来当了俘虏不得了。”伪军听了这番话,立即嘴贴在乡长的耳朵上问:“你看到了吗?都是点的黑点?”乡长说:“周××黑点最多,武工队知道他家是高庄,将来他作了俘虏非枪毙他不可。”伪军把传单收下后说:“我们有机会就投八路军,请你转告他们。

第四,在敌伪据点周围目标显眼的地方,竖立许多标语牌,上面写着醒目大字:“放下武器一律优待”、“反正投诚八路军是生路”、“为敌效劳是死路”、“持枪投诚者有奖”、“逃跑回家者一律宽大”……通过上述工作,收到了不小的效果。

从1942年5月至8月,我们向泰安县山口、姚庄、西张庄、省庄等伪军据点和公路两旁炮楼,莱芜县宜山、寨里、嘶马河、鲁西、水北、口镇、见马庄、辛庄以及新泰县翟家庄等伪军据点和公路两旁炮楼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攻心战,给敌伪很大的震动。伪军士气低落,到处打听我军的消息,见到伪乡长就问:“八路军都住在哪里?我们要投八路军为自己找一条生路。”在我八路军的军事胜利和优待俘虏政策影响下,各地的伪军纷纷逃跑和反正投诚。莱芜县九区丁家屋等5个据点逃跑60余人;寨里、宜山两据点3天之内逃跑20余人;章莱公路娘娘庙附近,3个碉堡的伪军将伪中队长打死后,携带全部武器向我军投诚;下游庄守炮楼的伪军逃跑,向我军反正;白马崮十几名伪军,杀死其队长,携带武器向我军反正投诚;博山县金牛山伪警备队三小队将队长方成水、李白尧打死后,全部伪军携带武器向我军投诚。

日军士兵的厌战反战情绪也逐渐高涨,对战争前途感到暗淡,情绪十分低落。在“扫荡”我茶业口时,有几个士兵到老百姓家找水吃饭时,在地上写:“我们到中国打仗是被迫的,是杀劳苦大众的屠刀。”表现伤感异常。

自伪军大批反正、投诚八路军和纷纷逃跑后,日军惶惶不安,加紧对伪军进行控制,又耍新的阴谋。以“轮训”的办法,抽调伪军进行训练,伪军士兵更加恐慌。莱城的伪军抽训30余人,当夜就跑了20余人;莱芜八区的伪军跑了16人。日军因无法控制伪军的逃跑,最后,实行了所谓“肃清内部、巩固内部”的手段,对于那些有嫌疑和情绪不稳定的伪军,在莱城10天内就逮捕了140余人,并当场宣布处罚条令:班长带领全班投降八路军就枪毙排长;排长投降八路枪毙连长……还把当地“红枪会”、“黄纱会”等道会门改编成“清乡队”。

武工队深入莱芜开展敌区工作,不仅狠狠地打击了敌人,而且大大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和胜利信心,先后建立了陶镇、李家镇、铁牛岭、铜家庄、青杨行、王善、河北、西峪、边王许、太平街等20余个基点村。

摧毁“川村实验区”

1943年5月,我们武工队奉命开进泰莱边,摧毁“川村实验区”。

在接受任务时,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欧阳平向我们亲自交待说:要彻底揭穿川村搞实验区的阴谋诡计,揭露敌特以软化欺骗手段妄图达到“以华治华”灭亡中国的罪恶目的,宣传我党我军抗日救国方针,教育人民群众不上敌人的当。其次要摸清情况,对敌人展开攻心战,争取分化瓦解敌伪军,同时争取道会门,切实掌握政策,要打击顽固死硬的道首,争取和教育大多数群众,做到区别对待。第三,要利用伪政权的合法组织,建立革命的“两面”政权,开展对敌斗争,重建抗日群众团体,创建敌区根据地。最后,要打击敌特活动,摧垮敌人情报网,建立我们的情报站。

我们进入“实验区”后,先秘密活动了一段时间,掌握了基本情况。当时泰莱边形势十分恶化,地方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伪“中山学校”和道会门气焰嚣张。大小村庄都有道会门,大村有围子的,关寨门,守围子,门楼上悬挂汽灯,站岗放哨。小村没有围墙的,在村里张灯结彩,道会门道徒手持大刀长矛轮流站岗,盘查行人,使抗日工作人员无法进入。我们分析道会门的成员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同情抗日,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方针的被胁迫者,盼望八路军能解救他们;二是中间势力派;三是死心塌地投靠日军的会门首领。最顽固的有角峪、杨庄、梭村、徐家楼、赵家石汶5个主要村庄。针对上述情况,我们研究决定团结和依靠群众,争取士绅名流,分化道会门头目,一定打开局面。

第一步,我们武工队首先闯了梭村这个重点村。进村后,道徒见我们精干威风,一律配备三大件——匣枪、长枪、手榴弹,都说:“这武工队厉害,咱们惹不起!”我们走进四个宫坛,各坛都有宫长和会员在睡觉。我们把他们集中在一起,我讲话:“我是武工队长,来向你们讲,抗日才有出路,当汉奸卖国贼是死路一条!”宫长吓得面如土色。我们抓紧时间,又讲了抗日形势和我党政策,揭露了川村的阴谋。按我们的估计,范镇的鬼子听到消息后会立即出动,事不宜迟,于是迅速带队离开了梭村。我们从陈家楼刚过河,敌人在陈家楼西河坝上架起两挺歪把子机枪即扫了过来,小炮弹片把我的屁股“咬”了一口。

这次行动之后,我找到了在水北一带活动的十二团副团长韩顾三带的一个连。我提出用“引蛇出洞”的办法把川村这只老狐狸引出来,由武工队配合主力打他个下马威,长长人民群众的志气。韩副团长听说后非常同意,约定部队埋伏在陈家楼西边的青纱帐里。第二天我即率武工队再次进入梭村,果然不到一个小时敌人即出动了。三个队员边打枪边向东撤,敌人果然中计,进了伏击圈,武工队抄了敌人的后路。汉奸队一听枪响跑得比兔子还快,光剩下鬼子挨打,狠狠地教训了他们。我们第三次进梭村,川村便未敢再出动。梭村的门徒终于被争取过来了。

徐家楼红枪会是最顽固的,宫长徐树民死心塌地为日军效劳,是坚决反共罪恶累累的铁杆汉奸,我们通, 过各种渠道和关系做工作他都没有回心之意。1943年麦收时节,十团二营政委张健(张鹏展)率一个连到“实验区”开辟工作,我和张政委研究,利用麦收这个机会打入徐家楼,活捉徐树民。

第二天9点钟开始行动。武工队一分队顺利地占领了东西围子门,我带二、三分队继续向村里冲,目标是占领会门宫坛。这时前面响了三枪,是二宫长企图抵抗被我们击毙了,另两个门徒往回跑,也被我们捉住,由他俩领路占领了宫坛(徐树民家)。徐藏起来了,未能抓获。这时,群众听到村里枪响都停下了麦收,我即派三分队魏广喜到村外麦田里向群众宣传,揭露川村和徐的罪恶。广大群众平时受够了徐的敲诈,都纷纷控诉他的罪行,感谢八路军来给他们撑腰。

我率二分队搜索徐树民未有结果。我和张政委交谈后对村民们说:徐树民没出村,连家也没离开,你们把他叫出来低头认罪还可宽大,否则就地镇压。这两条路由其任选。徐的岳父杨××也来求情说:“改日一定叫徐树民直接去找八路军武工队行不行?”我们答复:“不行,今晚若不出来见我们,搜出来后就地惩罚!”他们害怕了,知道不出来是不行了,到夜里10点钟把徐叫出来了。徐一见我们就磕头请罪要求宽大。我问:“你知道你的罪恶有多大么?”他吓得直哆嗦,连称:“我罪该万死,求队长饶命。”我当场宣布了他几条罪状:第一,你是死心塌地投靠日军,忠心耿耿为敌效劳的铁杆汉奸;第二,你帮敌人抓壮丁,逼使各村组织会门反共反八路,残杀我抗日工作人员,活埋、刀剐我们八路军战士;第三,抢掠我军运送的军用物资和来往群众的财物;第四,霸占人民群众财产,欺诈群众。最后,我严厉地问:“你到底是想死还是想活?”他的亲属连忙帮徐求情:“张政委、罗队长,请你们宽大他这一次,你们, 怎么说他怎么办!徐树民,是不是?”徐连声答应“是!是!”张政委说:“好!我们不杀你,今晚要把你带走,到抗日根据地学习,改造改造你这汉奸脑袋。今后要做到几条:“一、把会门改变成抗日群众团体,以你的合法身份探听敌人情报,随时向我们报告,立功赎罪。二、不准再抢掠和杀害来往的群众。三、保证你村贫苦群众的安全,不准迫害他们。四、拥护抗日民主政府,按期缴纳抗日公粮,不准违抗。五、不准再勾结敌人搞反共反人民的活动。”

镇压了二宫长,镇住了徐树民,群众情绪高涨,大快人心。我们乘机开展宣传,并让徐公开悔过。我们把他带到根据地,受了lO天训才把他放回。他也确实老实了一段。二王庵战斗后,他又重新组织道会门反共,被我们镇压了,为群众除了一大害。



(五)反“扫荡”、反“蚕食”、反“自首”



我所在的博莱独立营

刘采芹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为粉碎日军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我党发出了“精兵简政”、“干部地方化、主力部队地方化”的号召。我八路军除留部分主力转移作战外,抽调大批干部到各地开展游击战争。那时我在四旅当侦察科长。这年冬成立“博莱独立营”,党派我去当了第一任营长,并参加县委。营政委由莱芜县委书记陈克兼任,副政委是于松山。

这个营是由莱芜县大队、博山县大队和一些地方游击队、区中队组成的,有近千人,基本上是一个团的编制,活动在博山南部和莱芜东部。

反封锁  助民反抢粮

1942年冬,鬼子在响水湾村建立据点。这一带是老根据地,群众觉悟高,被抓去修据点的老百, 姓磨, 洋工,一天干不了多少活,好容易把墙垒起来,晚上我就领人去给掀了。鬼子没有办法只好把据点修在民房中间。那时,鬼子在磨石峪、杨家横、常庄、苗山一带建了炮楼, , 子, (, 碉堡)。对根据地实行封锁,鬼子没有粮吃,几乎天天出来抢粮,“扫荡”,我们就组织部队配合老百姓反封锁、反抢粮。只要鬼子一行动,立即就有人报信。有一次,我们驻在南、北围村,忽然老百姓来报告,鬼子上杨家横村抢粮了!我告诉他们:为了不使群众遭大殃,你们和大家说,该给粮还给,我带队伍埋伏在桃园子村的一东西山上,等鬼子回来路过这里时,我们就朝领头的鬼子扔手榴弹、打枪,你们听到枪响,就赶紧撵着驮粮的驴往回跑,这里鬼子不敢撵,粮该谁的还是谁的。就这样,鬼子弄不到粮吃,在响水湾呆了不到二年就走了。

1943年春,我带着两个连队驻在崮山前村。一天,快傍晌了,突然响起了枪声,一打听原来是从上瓦泉村的东山里窜出两个连的伪军,到崮山前村抢粮。这时我当即带队伍埋伏在崮山前村西头的山上,待他们集合要走时,我们突然打了个追击战,抓了两个俘虏,粮食一粒也没让他们带走。第二天,村长请示区委,召开全村群众大会为独立营庆功。“八路军来独立营,谁参加来谁光荣……”的歌声,在大会上空此起彼伏,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斗争情绪。

1944年秋,我们保卫根据地群众突击秋收已近尾声。一天,有人跑来报信:“不好了!和庄据点的鬼子和汉奸200多人又到啬泉抢粮了……这时我正带队伍驻在栾家庄,战士们听了个个咬牙切齿:人民的劳动果实,一粒也不能让敌人抢走!栾家庄与啬泉村只隔一道毛子岭,有四里多路。我当即集合队伍,兵分两路,我带二连绕到张家台村西边插到啬泉东头埋伏好,三连长是于××,个子不高,黑黑的,打起仗来象个小老虎!他当即带三连翻过毛子岭,从丁家南峪插到啬泉西头埋伏好,打了个敌人措手不及,当场打死打伤二三十人,缴获了几十支步枪送给了民兵。民兵们高兴地说:“鬼子、汉奸就象这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头了……

出奇兵  巧夺敌机枪

盛夏7月,庄稼窜过了人头。田野是一望无际的绿色海洋。青纱帐即是我们的天然护身符。一天,二连去支援莲花山区区中队,路经颜庄,偏巧碰上颜庄据点的一个班鬼子出来巡逻。机灵的战士马上钻进了高粱地,鬼子扛着机枪大摇大摆的走来,当走到跟前时,我们突然袭击,当场打死了扛机枪的鬼子,其余的全跑回了据点。二连没费吹灰之力,就得了鬼子一挺歪把子机枪。

一连和三连见二连有了机枪,个个急红了眼,都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搞机枪。那时,汉奸吴化文的部队在蒙阴、新泰、莱芜交界的南堰庄东边设一个碉堡,驻一个连,有一挺机枪,四周有围墙,进出有吊桥。当地老百姓要定期到围子里送水、送粮、送柴。一连得知此情后,主动和当地的民兵联系,挑选了部分精干的战士,腰里别上短枪和手榴弹,化装成送粮、送水、送柴的老百姓,由化装的民兵带路,进了围子一阵手榴弹,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俘虏了一个排,其余死的死,跑的跑,得了一挺机枪、几十支步枪和若干子弹。同时,还赶回来一群羊(80多只),交给了县政府。

一连和二连从敌人手里夺机枪的事迹,在博山、莱芜地区引起了很大的震动。给了敌人一个沉重的打击,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斗争情绪,一时在这一带掀起了夺机枪热。

打伏击  敌闻风丧胆

1943年春,根据地的人民,正在抓紧鬼子“扫荡”的间隙突击春播。一天,忽然有一个农民打扮的人来报告:“驻南博山的鬼子一个小队20多人,要去夏庄检阅汉奸队”。我当即和副政委于松山商量,认为这是打伏击的好机会,送到嘴边的肥肉,决不能不吃。我立即带一个连迅速插到半路上埋伏好,等鬼子进入伏击圈,一阵手榴弹和排子枪,当场打死打伤七、八名鬼子。这时前边的鬼子跑到夏庄,后边的跑回了南博山。我们也高高兴兴的返回了驻地(上瓦泉村)。不久,博山有近千名汉奸上莱城,路经普通村,军分区得到情报后,立即给我送信来,要和我们独立营联合打一次伏击战,战士们听了个个摩拳擦掌,没用动员,就去做战斗准备了。我们经过仔细分析研究,分区作战科的翟科长带领一个警卫营插到普通村的东山上,我带独立营两个连插到普通村的西山上,又派一个连迂回到普通村的后边,堵住敌人的退路。到傍晌时,敌人露头了!等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战士们个个像小老虎,猛打猛冲,从四面压下来,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乖乖的缴了枪。我们一个伤亡也没有,把敌人全部消灭了!

骗敌顽 巧周旋脱险

1943年春,响水湾据点的鬼子到常庄、文字现、五古德范、张家台、啬泉、草庙头等村“扫荡”,这时独立营正驻在这一带。晚上我带队伍往东、西龙崮撤。当队伍路过朱家上坡村时,我让大家头里先走,领通讯员小李找情报点的朱大爷了解情况、布置任务。朱大爷是个抗日积极分子,为人耿直,热情,非要留我喝水不可。当时虽然敌情很紧张,但和鬼子周旋惯了,也并不感到紧张。再说我又不好拒绝朱大爷的盛情,只好留下喝水。等水烧开了,天也快亮了。我看不好,水也顾不上喝,领着小李就走。路上,我们看到前边影影绰绰,像队伍在蠕动。我以为是自己的队伍就慢腾腾的跟在后边走,到大漫子村时,天已大亮,这时才看清楚,原来前面是一队鬼子,正坐在路边休息。我看事不好和小李回头往东走,进了一片坟茔地。这时我发现百米之外站着一个人,他也发现了俺俩。他当即问:“谁?快过来!”我马上蒙了一句:“俺俩是苗山的,王队长叫俺到高家上坡给皇军征粮,耽误了俺可负不起责啊!”“那你们也得先过来!”其实,当时苗山汉奸队长是谁,我也不清楚。这时,我和小李撒腿就往朱家上坡跑,那人就在后边撵,边撵边打枪,子弹嗖嗖的在头上直飞。原来他是汉奸。俺俩一口气跑到朱家上坡影壁墙后边猫着,朝那人打了几枪,他没敢再撵就回去了。这时大漫子、小漫子的伪军也出来了。我们又打了一阵子枪,就往北山上去了。我找到杨家横的“两面”村长,叫他给弄了点饭,结果他报告了驻杨家横的伪军班长。我和小李正吃饭,这个伪班长来了。我一看觉得好面熟,原来是我在四旅当侦察科长时的侦察员李刚田。有一次他说他娘病了,请假回家看看,结果回家没回来,当了杨家横的伪军班长,带着十几名伪军驻守在那儿。这时,我当即叫小李下他的枪,结果他没带枪。我对他说:“你老实点,以后要少做坏事,当心掉脑袋!今晚我的队伍从这儿经过,你不能捣鬼!等我的队伍过去了,你再打枪报告鬼子!”其实我这是诈唬他,我的队伍早走了。他听了我的话,扑通一声跪下,朝我又作揖,又磕头,战战惊惊地说:“请你老人家放心,我不去报告鬼子!”饭后,我和小李立即奔东龙崮。队伍早已到了那里,俺俩一天一宿没朝面,大家急得团团转,撒出人到处找。这时我半开玩笑地说:“好玄啊!差一丁点儿做了鬼子的刀下鬼,见不着老少爷们了!”大家听后也都为俺俩捏了一把汗!

事后,记者来采访我,在泰山时报上登了一条消息:“刘营长巧骗敌人脱险境!”这时苗山的汉奸看了报纸说;“别说梳篦政策,就是沙里淘金,也别想逮住匪首刘在泮呀!”我的名字叫刘在泮(字采芹)。那时鬼子和汉奸给我编了顺口溜:“长枪手榴弹,匪首刘在泮!”在莱芜地区没有不知道的。.

1944年末,离开了朝夕相处,并肩战斗两年的战友,由独立营到泰山区(即地委)任武委会主任。从此又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莲花山突围

韩玉樽

1942年夏,十二团撤销营部,我和王世乾同志因已准备提拔营副教导员,故调我到新组建的旅教导营政治队任指导员。当时教导营分政治队、军事队和民兵干部队。吉山战斗时,因等汪洋政委去作毕业讲话,即先让民兵干部队分配回各地了。我们政治队由张键教导员率领,突围到茶业遭敌北路截击后判断敌情正确,我率一个区队(即一个排)夺取了茶业西面的高山头,张教导员和政治队队长李仁斋率另两个区队押着军分区交给我的20余名犯人随后,占领了茶业口西山的制高点,坚持到天黑安全转移。军分区、专署40余人跟随我们也突围出来了。

吉山突围后,教导营即解散,我又回到十二团五连任指导员。1942年12月中旬,由团政治处主任黄华龙带我连到莲花山圣井区一带坚持游击活动。1943年1月,日伪军万人合围“蚕食”莲花山区,我连正驻防柳条庄东的李庄。

拂晓时,我连各哨发现莲花山各主要山头已被敌人占领,四面均有枪声。我与吕连长(莱芜西石马人)商定,要接受吉山战斗的教训,选定方向,决心向一个方向坚决突出去,宁肯牺牲也不做俘虏。决定由我带一个班加机枪一挺作掩护,向李庄的东北方向公开暴露目标,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和火力,佯作夺占莲花山主峰,掩护吕连长带连主力隐蔽行动,向李庄的西北方向突围,由莲花山西山麓到莱芜三、四区接合部,然后再视情况转向西北山区(时黄主任已脱离部队)。

我带掩护队接近到莲花山主峰半山腰时,突遭敌人的猛烈射击,战士牺牲、负伤各1名。我即带队转向莲花山南麓的东面突击,以将敌人的注意力引向东南方向,又正迎上新泰方向的日伪军满山遍野地向柳条庄方向进犯,我带通讯员及13名同志只好用背包带、绑腿带拧成绳,顺山的悬崖下滑到山谷间的悬崖穴内,令每人把最好的一颗手榴弹和最新的一颗子弹留在最后,以备敌人追到眼前拼到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不料敌人未搜到悬崖下边。我们坚持隐蔽了一天,到天黑,每人除吃了几口冰雪外,粒米未进。天黑后,我又带队到新泰、泰安边界找到了泰安独立营,隐蔽周旋了两昼夜。因我们穿黄军装目标大,怕连累独立营的同志们(他们着便服),我决心通过大汶河封锁线和泰莱公路封锁沟。因不知哪村有会门哪村有据点,只好避开村庄,辨认着北极星方向走,一夜到达水北村,幸亏我的通讯员认出了水北村西北角的山神庙和沤麻的池子,才知道到了水北。问村西看林的老乡,他告诉了我们周围的敌情和据点,要我们天亮前无论如何赶到北山根才行。我们离开水北又向北走了40余华里,一夜共走了140华里,终于找到了十二团团部。武中奇团长、胡寅政委都认为我带的掩护部队不是全部牺牲,也是被敌人俘虏去了,没想到我们顺利突围回来了。他们告诉我们,吕连长率连主力也突出来了,让我们在团部休息两天后,与连主力会合。

吕连长率连主力隐蔽运动到离李庄约30华里,未与敌人遭遇接火。这一方面可能因为我们也着黄色棉军装,敌人发现我连运动不敢贸然开枪射击,怕误伤他们自己的部队,另一方面也因气候的有利条件,三九严寒加上七八级的北风,在山顶上寒风刺眼无法放哨。当吕连长他们从莲花山西麓一座山沟的东北面隐蔽运动到山顶时,突然发现200余名日军,在山南坡上一个挤一个地坐在一起避风。吕连长见机不可失,迅速把机枪班调上去(当时我连有4挺轻机枪和两门小炮),机步枪、手榴弹一起突然向敌人开了火。日军没有料到在他们背后会上来八路军,一时蒙头转向措手不及。趁敌人还来不及还击,吕连长留下一个班和一挺机枪掩护,连主力顺北面山沟猛突出去。最后掩护部队剩下机枪班长翟作盛同志(淄博矿工出身,连党支部委员)只身一人,机枪子弹打完后将机枪摔碎,敌人向他冲来要捉活的时,他用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壮烈殉国。整个战斗毙伤日军lOO余人,我军伤亡38人。

值得记载史册的还有李大娘救护伤员的英雄事迹。我连一排副排长李文修同志(寿光县人,抗大分校毕业后分配我连)突围中腿部负伤,夜里爬到李庄找到村妇救会长李大娘。李大娘给他换了便衣,把他隐藏到李庄村北约5华里处的山洞里。每隔一天的夜间,李大娘就去送饭送药。10来天后,李大娘突然连隔4天也未送饭送药。李文修判断可能李大娘遭到了不测。他夜间到李庄问了老乡,才知道因汉奸告密,敌人抓住了李大娘,追问伤员掩藏地点。李大娘宁死不屈,惨遭敌人枪杀。李文修的伤已有所好转,即昼伏夜行,一路向群众讨饭,回到莱芜西北山,找到连队。党支部让李文修同志向全连报告了李大娘的事迹,全连指战员失声痛哭,为李大娘报仇的口号成为每个人的战斗誓言。全连很快恢复了高昂的战斗士气。至今我一想起李大娘,仍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



烽火当年战事稠

    王法山

“敌进我进”

1943年春,我们营由其他部队接防后回到莱东休整。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部队的战斗力又恢复了。这时,为了贯彻“敌进我进”的斗争策略,同时也为了“分散就食”,度过困难,部队实行主力地方化,化整为零,深入敌占区,支持地方斗争。开始先试探性地率一个班进到莱北敌占区,掌握了规律,心中有数以后即成排、有时甚至成连地进去了。我们摸索出一套战术,如进村后不动声色,控制烟火和出入人等,专找地主或同日伪有联系的家里住,不住基本群众家。这样,一是有饭吃,住基本群众家没饭吃,也住不开,还容易给群众造成损失和麻烦。二是更安全,住他们家他们反而不敢报信,因为打起来他的家首当其冲受害。三是他们一般房子高大坚固,万一有情况可以坚守。我们最喜欢夹皮墙,这是不埋伏的埋伏。放警戒哨也有讲究,秫秸捆靠墙,从墙头秫秸缝里观察,或者墙上挖个向外扩的三角洞,作“广角了望孔”。门不上闩,这样抓人方便,一开门就抓住,说走就走。一般主要警戒在拂晓和上午,下午即可公开,因为万一有情况坚持一下就到了天黑,就是我们的天下了。这样“游”和“击”分开,“游”即是该公开的时候公开,向敌伪和与他们有关系的示威,鼓舞群众的斗争情绪;“击”就是看准时机,来个突然袭击“捞一把”。这样的斗争方式很有效,把敌占区捣得乱哄哄的,敌人就顾不上再“扫荡”我们根据地了。但是有时候,有好机会也不能打,那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点,避免暴露受损失。我们有不少这样的点,如陶家陈村是个大村,即是我们的隐蔽根据地。

我们还曾配合地方武装打击刘伯戈的武装。记得打过涝坡,是1943年秋,还有“青纱帐”的时候。头一天,副教导员焦奎去未打下来。第二天,我发疟疾稍微好一点儿,就带着一个连去了。他们占着个土炮楼,接近不了,我们即采用掏墙洞的办法。接近后,因无炸药,送上去手榴弹炸了个洞,然后烧秫秸用烟火呛他们,他们受不了就投降了,有20来人吧!其中有个穿黑夹袍子的叫李光荣,是刘伯戈的小舅子,在沈鸿烈那里干过教育厅的什么处长,这次也一块捉住了。当时曲营长带一部分队伍配合作战。我们是从边王许这边寨里西过去的。小鬼子很鬼,他认为我们一定有警戒打援等一套准备,就埋伏在我们来路边王许的大林里,想等我们回去时袭击我们。我们是干什么吃的?我判断这样一打,一定惊动了寨里的鬼子,还能再从原路返回?我们就从寨里东边绕着,安全返回。小鬼子自作聪明,在林子里白等了一晚上。

常言道:“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仗打多了,也不光“过五关斩六将”,也有“走麦城”的时候。1943年中秋节前后,我带九连去泰莱边执行任务,带地方部队补充主力。在上庄住下后,罗俊武工队和地方干部及武装找到我们。通报了情况,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黄前、祝阳、猪石槽等据点都增了兵,敌人要“清巢”这一带。我判断敌人不会这么快就得到消息,也就是说敌人这次行动不大可能是针对我们的。这么多人要转移更容易暴露目标,再说任务还没完成。另外我也确实有点大意,因为我率的李兆亭这个连是个主力连,很能打硬仗,通过战斗缴获等途径,武器装备也相当强,不但有机枪,还有小炮,真来个三百五百的鬼子也问题不大。因此我决定仍原地隐蔽,万一有情况,由我们掩护地方同志突围。结果凌晨三四点钟,敌人就摸上来了。连长李兆亭先派副指导员刘庆怀率一个班占领上庄东边的小岭,正好敌人的骑兵从那边包抄过来。我们冲上村北小山,发现只有西北的一条约半里路宽山沟敌人还未合围住,李兆亭即命三排掩护着武工队和地方干部向外冲,他率二排跟着在后面冲。结果二排顺利冲出来了,只是一排让敌人粘住了。真是一场恶战,李兆亭帽子上竟被敌人机枪穿了l3个洞,幸亏只是被子弹灼了肉皮。敌人这次出动了1500人左右,否则是奈何不了我们的。这次战斗毙伤敌人数百人,但是我们也损失惨重,牺牲了一个多排。这就是“二王庵战斗”。

一月三捷

1944年春,我所在的十团三营改由方明胜任营长,我又到十二团二营任营长,因原营长孙哲在淄西活动时不幸被敌包围牺牲。我们泰山军分区的部队也配合鲁中边区主力参加了第三次讨吴战役。战役后期,我们营在莱东一个月打了三个漂亮仗,在当地群众中影响很大。

一次是讨吴战役后期,吴伪主力已撤到莱东,还有一部分仍驻鲁村王家石沟,可能是于怀安的贺舫师。根据莱东武工队内线关系情报,吴伪有一个主力交通营,每天往返于鲁村、辛庄之间,维持交通运输。我让莱东武工队的齐涛同志连续侦察了几天,最后我和齐涛同志都身着便衣亲自侦察,选择伏击地点。我们掌握了敌人的规律,是早上从小张庄沿公路到辛庄,下午再返回。通过实地侦察,我们发现小张庄以西的杨庄到月庄之问、公路以南有一座庙,决定就在这里埋伏。根据掌握的情况,这个营是吴伪的一个主力营,装备很好,战斗力较强。再就是离敌人据点小张庄只有几里路,因此,要求伏击战要攻其不备,猛打猛冲,短时间内就结束战斗,不能咬着,打完就走。我们仔细地进行了研究,决定在杨庄到月庄之间公路以南的玉皇庙里埋伏一个排,六连埋伏在公路以南,五连的两个排在公路以北,另一个排埋伏于杨庄村里,武工队和其余部队负责监视枫峪的鬼子并兼预备队。对于具体的打法也作了详尽的部署。

第二天拂晓以前,各部都隐蔽地进入阵地。进入杨庄的那个排占领了一个院子,严密控制消息。我将指挥所设在玉皇庙内。这个庙有个院子,共有五间房子,朝东的房子有一扇窗户正好对着公路。我安排在窗户根放了两张大八仙桌,集中了5挺机枪。公路南的山头涝崮顶有个小石头围子,我安排了4个便衣侦察员负责了望,若有变化即打枪通知我们撤,若无变化即可埋伏不动。

8点光景,就见敌人还是像往常一样开过来了。前头是十几个尖兵,扛着两挺机枪。等他们来到近前,我一声令下,庙里的5挺机枪一齐迎头扫了过去。我亲自抱着一挺机枪,因对射击时的后座力估计不足,脚下的八仙桌子都被蹬翻了。机枪一响,庙院的小东门一开,埋伏的一个排立即冲了出去,公路两侧的部队先猛投手榴弹,然后往上冲。敌人被迎头打得蒙头转向,向东退到一条河边,刚想组织抵抗,杨庄村里那个排又从他们背后压过来,包了“饺子”。营长杨凤梧还未抽出匣枪,即被我们俘虏了。近300名敌人,除跑了十几个,打死十几个以外,全部被俘,光缴获轻机枪就有24挺,发了个大“洋财”。我们仅伤亡五六人,整个战斗打得干净利落,仅用了一二十分钟,当敌人出动增援时,我们已撤走了。我们撤回上瓦泉,处理了俘虏,按军分区指示将杨凤梧送交军分区,他的竹节盒子枪归了我。经过教育,军分区决定再放他回去工作,让我们掩护。他说回去后干不成营长了,但他在吴伪旧关系很多,可以帮助搞些子弹。我们打了一阵枪,把他“送”回去了。以后他确实为我们送了几次子弹。

这个仗打完不几天,鲁中军区直接给我来了电报,说吴伪已发现我营,计划由莱城、三山、博山等地出动,合围我营活动地区常文,命令我跳出合围圈,靠近三山,消灭这一路敌人。当时我们几个主力营都有电台,可以直接与鲁中军区联系。军分区也来了命令,决定十团二营也归我指挥,加上我带的两个连,一共5个连的兵力,敌人大约有不足百人的日军再加一二百伪军。上级部署是很正确的。敌人一是不会想到我们到他据点根里去打,二是想不到合围一开始就挨打。具体布置是公路以西和正面(北)小山子归十团二营,我率两个连在东边,一是防止三山余敌出动增援,二是截断敌人南逃的后路。按计划进入了阵地,我率营部和两个连进驻蔡峪。不料在计划合击的头一天,情况又发生了变化。上午从我们驻地东边旋车沟方向传来枪响,我随即带了几个人爬上了600多米高的东山,部队仍留在蔡峪。经观察,发现是铁车据点敌人出动到旋车沟抢东西。我即派通讯员回去调部队,一个排来大山,两个排抢占旋车沟南山,另一个连插到铁车后路方向包抄。我带的一个排先迎头打响,敌人撤下去,抢占旋车沟南山,我另两个排仅比敌人早到几步占领了山头,一阵手榴弹,从上往卞冲,敌人支持不住往铁车来路退,又被我另一个连截住,200来人跑回去的不多。群众对这伙敌人恨之入骨,也自动参加了战斗。这是个白天运动伏击战。

回到蔡峪,我将情况上报了军区和军分区。军分区回电称敌已发现我军埋伏,要我撤出,我即撤到旋车沟以北的周家兰子。十团二营教导员齐安聚率两个连负责正面伏击,接通知后即撤了。公路西的冯英副营长率一个连未接到通知,没有撤出。第二天敌人仍按原计划出动,冯英仍按原计划出击,一个猛劲打了敌人个唏哩哗啦,消灭他40来人,才发现没有其他部队配合,赶紧撤出了战斗,也算“歪打正着”吧!

不久,鲁中军区来电报,敌高松坡部1100余人将由参谋长景维范率领经和庄去石马集结,命我军分区组织力量消灭这股伪军。分区首长决定十团二营全部、十二团二营两个连并县区武装配合,由分区作战股长和翟明仁指挥。具体部署为:十团二营担任主攻,一个连埋伏于大普通村内,另两个连埋伏于村东北侧;我营一个连设伏于大普通村西南侧的小普通村西南,营指挥所亦设此处,另由区中队配合,负责截断敌退路,防止敌退入见马;另一个连设伏大普通村东南之高地,负责截击,防止敌人逃入和庄,并阻击和庄可能增援的日伪军。县独立营作为预备队,总指挥所和分区特务连设在大普通西偏北的高地上。

部队按情报提供的时间,提前进入埋伏点。高松坡部可能对这次调防不痛快,走走停停进展迟缓,我们埋伏了三天他们才来。幸亏这里的群众基础好,封锁消息严密,我们虽埋伏了三天,敌人仍未发觉。敌人进至我们的伏击圈后,我们埋伏在大普通村内公路两侧的部队首先开火,来了个“中间开花”。敌人一下子被打乱了营。由于袭击突然,动作迅猛,敌人几乎未能组织抵抗,即被我们全部歼灭,无一漏网。除毙伤几十人外,其余均作了俘虏。这一次伏击打得漂亮,因为我营主要负责外周,所以缴获特别大,仅东南上的五连就抓了500多名俘虏。高松坡的旅参谋长景维范和团长、团副等也都被俘虏。

就这样,在一个月时间内,我营连续三次打了三个漂亮仗,在莱东群众中打出了名气,莱东县委宣传部长刘众前亲自带慰劳品慰劳我营全体指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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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2-18 09:28:32 | 显示全部楼层
新甫县汶南区反“蚕食”斗争

董维

1941年,抗战进入了最困难时期,为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是年5月,省战工会将莱芜划为莱芜(莱北)、莱东、莱南(后称新甫)3个县。新甫县辖莲花山前后8个区,第3区为汶南区,我被分配在该区任宣传委员,后任区长。1943年,日伪军对新甫县进行了全面“蚕食”和伪化。环境之恶劣,斗争之残酷,绝非笔墨所能描述。现将我记忆的一些情况记述如下:

反“蚕食”的准备工作

1942年秋,敌人为了彻底摧毁和消灭我抗日有生力量,首先对徂徕山区和莱北进行了全面“蚕食”和伪化。随之对新甫县开始了“蚕食”。9月初,莱城敌人在汶南区的大村镇八里沟安了据点,由日伪军共同防守,并设立了伪区、乡政府,伪警察所和其他伪组织,但尚未大规模和全面的进行“蚕食”。为了接受徂徕山的惨痛教训,保存抗日力量,团结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反“蚕食”斗争,县委召开区委会议,分析了当时薪甫县敌我斗争形势;介绍了敌人“蚕食”徂徕山区,推行强化治安运动和实行三光政策、自首政策、屠杀共产党员的情况;提出由党内到党外,由干部到群众、层层动员部署,发动群众空舍清野,进行气节教育的要求;特别在党内做了如下部署:第一,敌人“蚕食”后,如果长期占领不撤,势必逼迫党员自首,而农村党员无处躲避不自首不行时,可以群众面目和群众团体的名义去自首,即只承认参加过工、农、青、妇等群众团体和游击小组、自卫团等组织,不能承认是共产党员,也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员;第二,对能够灰色住的党员,隐蔽下来,坚决不去自首,并有计划的选择家庭条件好的党员建立地下联络点,定联络暗号,以便秘密联系。区委对各村党支部和党员作分类排队,认为不够党员条件的,就不再与其联系,够条件的重新整理。根据上述原则,区委几个同志划片分工,深入基层支部,抓紧进行了传达部署。各基层支部根据区委部署和要求,将全体党员进行了分类排队(哪些是“红”了的,哪些人可以“灰色”隐蔽,哪些人靠不住不再编入组织),对好的党员重新编成了小组和支部。同时,将原来以行政村为单位建立的支部,改成了以自然村建立支部或小组,由区委直接领导。并宣布:严格禁止发生横的关系,没有党组织的介绍信,不谈党的事。原来以行政村为单位建立的党支部撤销。当时汶南区54个自然村,有党员的35个村,经过整顿,500名党员降为400名左右,在新建支部和小组的领导下,转入了地下活动。

就地隐蔽,秘密活动

1943年1月6日,敌人从泰安、莱芜、新泰等几个县集中了万余人(诡称3万),对整个新甫县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天不明,新甫县东起柳条峪,西至圣井区,50余华里的大小山头都布满了敌人。第一天是拉网式的大“扫荡”,重点是野店区和李条庄一带和圣井区的圣井一带。第二天敌人即开始安设据点,整个莲花山区,东起棋山区的郑王庄,西至圣井区的范庄、圣井,敌人安设据点30多个,碉堡70多个。敌人安设据点和碉堡后,在加紧伪乡、村政权建设的同时,进行了频繁的“扫荡”、清剿、抓人和“党员悔过自首”。抓住我们的村长绑在木凳上用灌凉水、辣椒水,刀刺等酷刑,逼着他们交代谁是村干部、共产党员、八路军。老君堂村长亓爱孝、南王庄村但这些人都没有告诉敌人真实情,又改变了策略,采取了软硬兼施,和各群众团体,只要自首登记,就“不咎既往”。不自首登记者,就罚款罚粮,把家属关押起来,逼着干部回来自首,许多干部被敌人搞的家破人亡。

由于敌人突然袭击,干部又化整为零到各村动员群众反“扫荡”和清舍空野,一时无法集中,多数失掉联系。干部党员出现了三种情况:一部分就地隐蔽,坚持斗争;一部分撤出本区去了根据地;一部分投降了敌人或不干了。我们的村政权全部被摧毁。1943年2月(农历正月初三)敌人在莱城东关官寺广场召开了所谓“归顺大会”,声称这一地区的共产党、八路军都被消灭了。但这只是他们的黄梁美梦,我们的广大县、区和村里的党员干部,不但没有被消灭,而是正在继续隐蔽战斗和秘密活动。1月15日以前,我带几个同志一直在杨家峪、北王庄一带隐蔽活动,而谷乾同志则在蜂崖一带坚持斗争。腊月初五,我与几个同志在杨家峪西山沟的石洞里隐蔽,当该村农救会长杨守笃送去敌人来清剿的紧急情报时,我正在用匣枪上的螺丝刀在洞壁上刻写打油诗,原句是:“群众陷苦海,干部似囚龙,一声春雷动,囚龙上九重。”至今洞壁上的字迹还历历在目。虽不是什么象样的诗句,但却反映了我们抗战必胜的信心和乐观主义精神。

在敌人“蚕食”六、七天后,即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区委几个同志冲过敌人重重封锁,在陶家岭找到了县委书记王醒同志。王醒同志分析了新甫县的形势,他指出:斗争是残酷的,环境是恶劣的,但胜利还是属于我们的,这是黎明前的黑暗。并强调说:我们的干部只能撤出大部分,以便保存力量,而不能全部撤出,因为第一,我们都撤出来,敌人的活动情况我们不了解,时间长了,根据地全部伪化了,我们就插不进去;第二,我们都走了,群众和党员无依无靠,无人联系和支持他们的斗争;第三,我们的党员还有一部分在当地隐蔽,必须与他们联系。鉴于上述情况和任务,王醒同志决定我和区委书记李瑞华立即返回汶南区坚持斗争,当夜我们即绕过敌人的封锁,回到了本区。我们二人回区后,到南梨沟找到了亓居圣同志、羊庄找到了亓宝章、南十里河找到了张敬堂,掌握了许多情况和敌人的活动规律。腊月11日夜间,我二人秘密插进了南十里河张敬堂同志家里,可惜第二天夜间,李瑞华同志回家后,经不起恶劣环境考验,跑到关外去了(后来才知道),这样,就只剩下我一个人坚持斗争了。

无巧不成书,我正在急切盼望李瑞华回来时,恰好王醒同志和张子元到了南十里河,我们取得了联系,在一起活动了近一个月,初步打开了汶南区东部的局面。1943年2月底,谷乾同志从地委回来,我们两人研究工作,分头照办,我负责东部,他负责西部。1943年麦季,县委派亓星辰同志到汶南区代理区委书记,我们的力量更大了,党的领导加强了。总之,反“蚕食”斗争没有党的领导是不堪设想的。

回忆反“蚕食”斗争的艰苦岁月,党员干部能够生存,能够工作和活动,是与广大人民的支持和保护分不开的。我们当时的活动方式是昼伏夜出,夜间出发任务完成后,或定暗号。或越墙而过,住在党员或群众家里。他们白天把我们关或锁在屋里,陌生人走进他的家,也是一无所知。有时我们在屋里学习或开会,丈夫不在家,妇女或老人站岗,一有敌情,随时告诉我们。我们在井峪村隐蔽时,刁俊山同志的爱人亓福英以种种方法给我们送饭。杨福祥的老伴看到我病了,悄悄煮上鸡蛋硬往我口袋里塞。隐蔽在南十里河张敬堂家里时,正是敌人到该村清剿和指名道姓找我,并硬逼家属交代下落。张敬堂同志把我藏在炕洞里,避过了敌人的搜查。在南梨沟亓居圣的家中,敌人去了,我们立即藏在猪圈内的地窨子里,安全度过了敌人的“扫荡”,有几次我和王醒同志在北十里河、纪家庄与敌伪军只隔一堵墙,假如没有群众的支持和帮助,将寸步难行,更不要说进行工作。我们将永远不会忘记群众对我们的保护和支持。永远不会忘记群众这个慈祥的母亲。

坚持武装斗争

1943年2月(古历43年正月初三),我们首先对蔺家庄敌据点的伪公人员进行了镇压,张贴了布告,揭露了他们的罪行,人心大快,群众议论纷纷,八路军从天而降,神不知鬼不觉地打、杀了坏人。党员干部和基本群众扬眉吐气,据点的敌人晚上不敢轻易出来活动了。伪公人员不敢再干坏事,甚至托人打听八路军的消息,主动和我们取得联系。不久,我们又与县大队配合深入到团山敌据点附近逮捕了伪乡长李××,消息一传开,敌人十分惊慌。接着,谷乾、亓星辰等同志又在鲁家庄村南营门附近埋伏,打死了区中队叛变投敌的两个坏蛋李兰公和李春新,西部的局面也打开了。我们虽已初步打开局面,但敌人据点并未撤除,他们的优势仍是绝对的,只是活动更加小心,晚上不敢出据点罢了。因此在打开局面的同时,我们决定发展武装,重建区中队,由区委具体负责。我们建立区中队,战士的来源,一是动员在“蚕食”中回家的同志重新归队,二是在基本群众和贫雇农中发动青年参军,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们的区中队扩大到20余人,并且都有了枪支。

区中队重建以后,我们便深入到敌人据点附近的村子去住,开展工作。1943年夏季,我们到西泉河去开展工作,该村与嘶马河敌据点只有一河之隔,我们住下的第二天,嘶马河据点的伪警察所要派人去该村查户口。早晨伪村长已接到通知,他立即找我们研究办法。我们的武装力量当时抓住几个伪警察是不费吹灰之力,因为我们在暗处,他们在明处,我们知道他们去,他们却不了解我们住在这里,主动权操在我们手里。但为了保护群众利益,不暴露自己,与伪村长研究采取了隐蔽的办法。我们转移到一所无人住的房子里,把大门锁上,敌人查户口,无人住的房子不查,这样就把敌人搪塞过去了,而我们却安然无恙。如果我们没有武装是不敢到这些地方去的。

9个月后,据点的日本人基本撤走,只留下伪军防守据点,这给我们争取瓦解伪军和伪公人员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时汶南区有伪据点4个,驻有伪军的碉堡3个,这些据点和碉堡的伪军和伪公人员都被争取到了不打我们的地步。这样一来,我们的活动方便了,越是据点和碉堡附近越安全。如上亓家峪有据点,我们在下亓家峪住,就叫伪村长去报告有八路军(不报不行),伪军队长就下命令:今天任何人不准到下庄去(相隔半华里),用手指表示个“八”字形,伪军便无一人到我们住的下庄去。甚至有些伪军到村里干坏事,我们捎个信给他的班长、队长就解决了。高崮顶硬拳道班长李壮子,秋天到山坡里摘群众的豆角子,我们给他写了一封警告信,他亦再不敢下山了。

摧毁伪政权,建立两面政权

敌人“蚕食”新甫县后,我们原来的村政权都被搞垮了。汶南区敌人不仅把伪区公所从莱城迁往八里沟据点,而各乡伪乡公所也相继搬到了各个敌伪据点(四义乡从嘶马河搬到八里沟,和平乡从嘶马河搬到团山,进德乡从沙王庄搬到了亓家峪等……)。而且各村都普遍建立了伪村公所,指定了伪村长。有些伪村长逼迫和带领党员去向敌人悔过自首,向群众横征暴敛,花天酒地。催民夫搞木料,给敌人修据点、筑碉堡、送情报,忠实的为敌效劳。这对我们开展反“蚕食”斗争威胁很大。在敌人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不可能建立我们的一面政权,但如果让敌人的一面政权长期存在下去,我们的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打击最坏的伪乡、村长,争取教育多数,建立两面政权,是比较客观的做法。我们在县委书记王醒同志直接领导下,打击了坏中之坏。蔺家庄据点伪办公处××主任,1942年犯罪被我县公安局关押了一个月,他对此怀恨在心,一当上伪办公处主任,便大施淫威,为非作歹。县委决定将其镇压,并派去了我们的人担任副主任和文书。从此,这个伪办公处,表面上看是敌人的,实际上被我们掌握。进德乡伪乡公所两个伪乡长都是老牌汉奸,对日伪和刘伯戈死心塌地,对我们的争取则置若罔闻。他们住在亓家峪离敌据点百米远的房子里,我们多次派人找他们面谈,结果都是不加理睬。我们以小型武装,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战术镇压了他们,打开了那一带的局面,扩大了我们的政治影响。另换上的伪乡长也主动和我们联系,给我们工作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当时汶南区敌人有4个伪乡公所、1个伪办公处,只有临汶乡乡公所我们没有联系。局面打开以后,我们抓紧了两面政权的建立,凡是对敌人忠实的,我们即对其警告教育,尽力争取其悔改,如不悔过坚决打击;不干坏事应付敌人也应付我们的,积极争取教育,使其逐步向我们靠拢,做到表面应付敌人,实际为我们工作。或通过各种方式换上我们的人,这样的两面政权,1943年下半年进德乡有10个村,和平乡有5个村,四义乡有4个村。蔺家庄一带5个村,每逢伪乡公所召开村长会议,我们就开在前头,教育和布置如何应付敌人,抗粮抗款,拖交少交。这既应付了敌人,也减少了群众负担。到1944年,多数政权已掌握在我们手中了。

加强统战工作

在反“蚕食”斗争中,为了争取各阶层人士支持和参加抗战,我们加强了统一二战线的工作。当时汶南区的上层人物比较多,大部分都在旧衙门混过事,甚至身居要职。如槲林前毕华桥、毕三江兄弟二人(毕华桥是旧莱芜县政府财政局长,毕三江当中学体育教师);坡草洼兄弟二人(亓呈荣任旧职业学校校长,亓呈祥任过区长);鲁家庄李菁山(即李运华,干过县商会长等要职);南王庄王英岭(王福佑,三区民团团长);塔子亓之绍(亓善继,干过三区民团团长);西泉河张志瑾、吕福辰等。有的在旧财政局当干事,有的当过乡长,上述人物在地方上有一定势力和威望,说话都有一定影响。“蚕食”前我们的政令、法令和工作达不到他们所处的敌占区,“蚕食”后我们有了武装,敢于深入到敌占区,有条件接触他们。因此,我们一有机会,就请他们开座谈会,征求他们的意见,通过讲抗战形势,揭露刘伯戈曲线救国反共反人民和横征暴敛屠杀无辜群众的罪行。多数人都表示支持抗日,他们说:“我们是炎黄子孙,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已经多年了,无人领导抵抗外来侵略。共产党八路军少吃缺穿,艰苦奋斗,不怕牺牲,决心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我们这些老年人不能去打仗,但我们应该积极支持抗日。你们这些年青人撇家舍业为了什么?我们筹点粮款是应该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你们尽管放心,我们能够办到的,一定办。坡草洼村的亓呈祥还自动在本村筹粮筹款交给我们。许多伪村长不仅来开会,还交出部分钱作公粮代金。

整顿恢复党组织提高党的战斗力

在“蚕食”中,我们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党的活动除个别联系和布置一些任务外,绝大部分都停止了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整顿和恢复党的组织,就显得非常重要。县委及时召开了会议,具体而详细地分析了“蚕食”后的形势和特点,提出了及时了解农村党员自首情况,整顿恢复党的组织,建立点线关系等任务。1943年3月到1944年底,汶南区整顿恢复起来的党员约有200名左右。其中恢复关系的计50余人,重新入党的约计150人左右。建立了10个党支部(南梨沟、西汶南、劝礼、蜂崖、南十里铺等……),还有16个村建立了党小组或党员关系(东泉河、鲁家庄、井峪、亓家峪等……)。经过这次整顿和恢复,党员数量虽然比“蚕食”前减少了许多,但经过反“蚕食”斗争的锻炼和考验,他们对敌人的仇恨心更大了,工作更积极了,战斗力更强了。

开展反刘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伯戈投靠在秦启荣部下,并于1941年夏季回到莱芜任国民党县长,勾结日、伪搞曲线救国。以正统为幌子,以抗日为招牌,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

1943年敌人“蚕食”莲花山区后,刘伯戈的活动更加猖獗,对我们的破坏和威胁很大。因此地、县委决定消灭和打掉这伙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当时汶南区的干部只有我和谷乾两个人,开展反刘斗争有困难。县委于3月份派公安局长亓星辰带武工队到汶南区帮助工作,并兼任区委书记。我们决定在南铺建立一个战斗堡垒,寻机给刘伯戈以致命打击和彻底打掉这个罪恶累累的叛徒。当时,亓勤友是该村党支部书记,他不但早已取得了刘伯戈的信任,居有硬拳道宫长、伪自卫团长、刘伯戈的武装特务队长、国民党区分部书记等合法身份。还与嘶马河据点伪警官李文焕关系密切,特别易于接近刘伯戈本人。亓星辰、谷乾带武工队插进南铺后,以亓勤友请吃饭的办法活捉了刘伯戈的新任县大队副队长亓法圣。逮捕枪毙了伪特区书记谷友朋,既为民除了害,又削弱了刘伯戈的力量,初战获胜。一次亓勤友侦察到刘伯戈住进了业家庄,我们当即研究了作战方案,组成了9人战斗队,由亓勤友同志带路,摸进了刘伯戈住的院内,将刘与叛徒何曙光堵在屋里,一排子弹从窗口打进去,但未打中。这时刘的警卫员从前院开枪射击,当时敌人的兵力和火力我们不清楚,又加莱城敌人出动,直向业家庄开来,我们当机立断撤出了战斗。这次活动虽未打死刘伯戈这个叛徒,但却震慑了刘的反动气焰,从此以后,刘伯戈的行动更加诡秘了。

从1943年春到1944年春,我们的反刘斗争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刘伯戈的魔爪再也不敢伸向山区了。

1944年,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新甫县的敌伪据点多数撤走,我们汶南区的反“蚕食”斗争取得了彻底胜利。

                                (本文有删节)





莱北香山区对敌斗争情况

李元荣

1941年9月,敌人对莱芜北部山区,进行了万人大“扫荡”,实行“抢光、杀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妄图摧毁我抗日根据地。当时烧光数十个村庄,捕去数千名壮丁,但是他们的企图并未达到,只是我根据地缩小了,困难增加了些,但军民斗志更加昂扬。1942年,敌人即采取“蚕食”政策,先后增设了大王庄、猪石槽、雪野、上游等敌据点,修公路,筑碉堡,建立伪政权,破坏我党组织,斗争进入十分艰难的阶段。为了粉碎敌人的封锁、“蚕食”,适应对敌斗争的形势,县委决定备部的部长,兼任区委书记,缩小县委机关。我于1943年初兼任香山区区委书记,原书记崔志远改任副书记。下边是我在1946年写的1943年至1944年春天,对敌斗争的主要情况。

碉堡喊话

43年的中秋。这天晚上,天气很好,几片白色的浮云,巧妙的游荡在碧蓝的天空,月光披上一层薄薄的外衣,呈现着灰白色。我同崔志远同志,带着一班区中队的战士,渡过汶河。在漫过腰际的墨绿色谷地中的小道上,曲折的前进,到达东上崮河南崖高地上的碉堡附近。这是靠近大王庄据点的第一座碉堡。驻守的伪军是保安二中队的张墨林的一个班,班长王世昌,副班长杨金斗。王是抗敌自卫军投降的,杨是被拔的壮丁。

我命令战士们隐蔽,开始了对碉堡的喊话:“伪军弟兄们!”“我们不是伪军。”上面以尖高的嗓子向我们回答。“你们不是伪军是什么?”“我们是被迫当兵的,维持就是了。”“我们知道你们多数是被迫干的,但现在你们是替日本人当兵,你们受他的指挥,你们背叛了中国,能说不是伪军吗?”

碉堡上面默然无声,约有五分钟的时间,继而以温和的声调讲道:“同志们,你们来干什么来?”

“我们是八路军,来同你们谈谈来,你们知道鬼子快完蛋了吗?你们知道当伪军没有前途吗?……”

“同志们!我们想留后路,我们知道干伪军不对,我们是被迫,对同志们的工作绝没有妨碍。”

“你们既然是被迫的,你们既然愿意回头,我们很欢迎,但你们必须做到以下的事情,才证明你们真正是愿意回头:

1.你们不妨碍我们的工作,不妨碍我们过路!要掩护工作人员。

2.不能随便向老百姓要东西,不打骂老百姓。    .

3.要和八路军秘密接头,应付鬼子”。

我们讲完条件后,伪军回答说:“同志!上两条都能办到,第三条不好办,找不到你们。”

“庄庄有八路,可以找庄长去问”我回答他。

碉堡上面默然无声。“谈完了,我们要走了,再会吧!”——我高声讲。

“同志们!你们渴吗?对不起,我要打几枪,掩护掩护,我们向东高打!”伪军喊道。

“好吧!我们不渴,你们就打吧!我们西去了。”

我回答他后,即指挥部队隐蔽地向南移动,到碉堡南二里路的下崮村庄住下休息。碉堡上面不断的向东连续地打枪。

遭  遇

在喊话后的第三天,狡猾的鬼子开始对东上崮碉堡的伪军怀疑,便于第四天的早上从据点里派来一个班,与守碉堡的伪军换防。开始受到我们教育的这一班,被调进据点了。

我马上通过东上崮的伪村长,了解了新来的一班人的情形,班长名字叫周荣华,寨里人,也是抗敌自卫军投降的。

第五天的晚上,我为了部署下崮村的秘密工作,单独出发到下崮去,住了一夜,白天在伪村长的隔壁休息。

周美恒(伪村长)拿着两盒烟,匆匆地跑到我的住处,面上带着惊慌的颜色。

“有事情吗?”我问道。

“炮楼上的周班长到我家来了,穿着便衣,大概他想来借钱花,我拿了两盒烟,招待他一盒,送一盒给你吸,你在这里不要出去!”

“我不要烟,你拿去吧!不要过于浪费的应酬他。”——我庄重地告诉他。他执拗的把烟留下走了。

不!我不能白白的放过这个时机,我一定要认识认识这位周班长。

我收拾了下东西,把水笔放进内衣的口袋里,匣枪敞开了机头,贴身插在腰里。

我走进周美恒的房子,椅子上正坐着穿粉蓝细布衣服的伪军班长,嘴里含着一支刚点着的香烟,周美恒正小心的在一旁烹茶。

我不很客气的在桌旁的椅子上坐下了。“那里来的客,”我问道。

“没有客,这是我的一家,我来玩玩来——一”伪班长多少带些惊慌的向我回答。

“噢,你不是周荣华吗?你住在上崮炮楼上!”

他面色立刻呈现了苍白色,战战兢兢地站起来。

“我是八路军,你不要害怕,我知道你是伪军班长,但是我们对不作坏的伪军是宽大的!请你坐下,咱们谈谈。”

他忙着叙述他是被迫干的,不得已请原谅,绝不作坏,……。周美恒也惊慌的帮他辩护。

“你的来历我都知道,你不是抗敌自卫军吗?我知道你没作过大坏,但你投降了敌人,为敌人效劳,这就背叛了中国人,是耻辱的!”

“是是是!”他连声的答应。

我告诉他,你不要害怕,我不杀害你(我指着腰里的匣枪),我也不带走你,你可以回去再当你的班长,但你一定要作到几件事情:掩护我们,不格外向老百姓要东西,与我们经常秘密联络。

他心稍稍放下了,满口应允了,并向天盟誓,表示他绝不作坏。他的脸色渐渐变过来了。

“咱们是无意中逢上的,没有村长的事,难为他,我们不允许!”他答应:“绝不会,多心了!”

我让他回去,他象出笼的鸟走了。我安慰了村长:“他绝不敢怎样你。”

我不等天黑立刻转移到别的村去。

第二次见面

十几天以后,上崮碉堡的伪军换防了,换来的是以前住在这里,经过我们喊话的王世昌的一班人。换防的这一天,我正住在西上崮,我与吕区长(东鲁)正谈着对敌斗争问题。

村长匆匆跑到我们的住处(他年纪已经40多岁了,略带些慌张的气色),吞吞吐吐地说:“炮楼上来了三个班长,问这里是不是有八路”。

“哪三个?带枪没带枪?”我问他。

“穿着军装没带枪,是王世昌、周荣华、杨金斗。”他回笞。

我低声告诉他,你请他们来吧!没有关系,但你不要告诉别人,他毫不迟疑的去约他们来了。

他三个到了我的房子里,立刻很恭敬地行了举手礼。我也欠了欠身子,站了一站。我问道:“这两位还不认识,就是王、杨二位吗?”周答对。他二位也站起来,表示敬意。我让他们坐下。

我预料到,他们是将以前的事情打通了,一同来找我们接头的,所以我也没问他来的原因和经过。

我介绍了吕区长。奇怪!他们都不象以前那样局促,很坦率自然,我们谈了许多,从战争扯到个人,他们很高兴,似乎找到了新的出路和前途。

吕区长嘱托村长给置办了点酒菜,并告诉他由我们出钱。席问,我们对他们勉励了一些,教给了他们关于对敌人合法斗争的一些办法,便尽欢而散。

第一座碉堡被摧毁

10月中旬,天气已微微有些寒,经过县委研究,要摧毁莱芜敌人的封锁线。我们立即讨论,先打掉我区境内的碉堡。我们仅仅有30多个区中队员,因此必须以政治攻势为主来摧垮它。

我同聂实牍(组委)魏加臣3人,分工去拿下东上崮碉堡。

通过关系,找来了碉堡上的两个伪军班长。我说明了我们的目的,争求他们的意见,他们不好公开拒绝,但存在很多的顾虑。我了解了他们的意思,我说明不只打这一个碉堡,莱芜内的要全打,你们的家庭不会受着连累的,这也该是你们出头的时候了。他们勉强的答应着,继而说:“我俩没有问题,上边的士兵呢?他们不知道咱们有关系。”

我大胆的告诉他:“不要紧,如果他们不服从,咱们便武力解决他!我们不要迟疑,马上去收拾!”

天阴的很黑,雨星星的,已是八点钟了,我们靠到碉堡附近。“干啥的?”碉堡上问。我告诉了王世昌(伪军班长),回答了他,放下了吊桥,我们走过去,上边的两个伪军下炮楼来,迎接班长。我马上用匣枪指住他,魏加臣同志随后跑上碉堡去,把枪、子弹都收拾下来,手榴弹带不了,只好把它埋掉。我们稍稍休息了一会,把碉堡燃着,打了排子枪、手榴弹,我们冒着蒙蒙细雨,进河北村去了。炮楼上的火光熊熊地燃烧着,我们共缴到6支步枪,400多发子弹。

我回头远远的望着,四处都静静的。我很纳闷,温家庄的碉堡为什么没有起火?陡崖、干山子附近为什么没有枪声呢?我们不是规定好了的吗?难道我们点火太早了,他们还未搞好吗?不!绝不是!时间已经很晚了。

翌日早晨,我接到崔志远同志的回报,才知道他们没有完成。

我很懊丧,我没法再向这两个伪军班长解释。我向县委写了回报,说明我们的计划破产了,高启云同志(县委书记)给我的信说:“在摧毁封锁线上,你们坐了第一把交椅。”我觉得很惭愧,我不忍过苛的责备崔志远同志,应该责备我事先对问题的预料不够,没有指出可能发生的曲折和重申我们的决心。

坚决不让敌人修起来

第二天早上,鬼子川本中队长带着一小队人,到上崮去察看了被烧毁的碉堡。随后把上崮的伪村长张申田捕去,查问他碉堡是怎样被烧的,来了多少八路,是不是你勾来的,最后把村长的门牙打掉了,满口里流血,但始终没有问出个究竟,只好把他暂时押在伪军中队部。

鬼子从此天天到这里来,押着民夫重修碉堡,老百姓很恐慌。碉堡修的差不多了,已经上了一层木板,晚上又被我们烧掉了。敌人没有办法,到上崮村威胁,说烧炮楼是上崮村勾来的八路,如再一烧了,就要把上崮村的人杀光,老百姓更害怕了。

过了两天,碉堡又上了木板,我们又去给他烧掉,老百姓叫鬼子吓怕了,不让我们烧,有的竟跪着我们,我将他们扶起来后,就开了个群众大会。

我们要算算账,炮楼修起来,庄里要供给他吃用,还得额外招待他,究竟谁吃亏。不让他修起来,咱们每年要省多少东西,鬼子吓唬咱,再烧了碉堡要杀光老百姓,他办不到。咱们有办法对付他,我们烧碉堡,你们可派人去送信,就告诉他八路来烧碉堡,他便没有办法再制老百姓了。

大家都同意,都说这办法好,我们就这样办了,敌人再也没有办法,索性不修了。我们就这样战胜了敌人重修碉堡的计划。

粉碎敌人的包围

我区的区中队,全部住在上造甲峪,这里离大王庄据点8里路,距虎口崖3里路,这天是大王庄集,有些投机的商人,到据点去卖粮食,被我区中队截下了,商人们走进据点,把我区中队的住处密告了敌人。

上午ll点钟的时候,敌人一个中队轻装直扑造甲峪而去。我们的岗不注意,走到近前才发觉,没敢抵抗便跑回来了。敌人压住了山头,用轻机枪扫射我们,我们的队伍已不好向外转移。奇怪得很,敌人背后的山头忽然响起砰!砰!的枪声。敌人的机关枪转向了背后,部队也向后去包围,我区中队趁机上了敌人对面的山头,以排子枪向敌人开始射击,敌人仓皇的转回了据点。原来是王佃荣同志,看到鬼子直奔造甲峪去,恐怕我们队伍吃亏,带了6个秘密武装组员,到敌人的背后去牵制。我们毫无伤亡的粉碎了敌人的突然包围。

逼走敌人的据点  公审汉奸张墨林

敌人成百的碉堡被平毁了,封锁线被扫清了,敌人孤立的据点时时受到威胁。为了收缩兵力,不得不撤出这些据点,大王庄、猪石槽据点于42年春一并撤退了。

我军乘机拔除了寨里据点,活捉了伪军中队长张墨林。我们组织了王庄周围20个村的公审大会,我们让这位中队长在数千人面前交待了他的罪恶。有很多人拿着棍子来打他,被我们婉言拒绝了,王佃荣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

在群情振奋之下。我们宣布了张墨林的罪状,他便在愤怒的步枪声中,永远消失了,但他的骂名,却永远留在每个人的心里。

老百姓重见天日了,很多村庄自动的唱戏庆祝,对于我党我军他们永远不会忘掉。而这些斗争的故事,也一幅一幅的永远印在每个人的心头。(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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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2-18 09:29:24 | 显示全部楼层
(六)抗日战争时期的安仙煤矿



安仙煤矿位于莱芜市城南安仙村,距莱芜城4公里,北临汶河,南依莲花山区。安仙一带地下煤炭储量丰富,埋藏较浅,且煤质优良。早在明清时期,就有人在安仙村周围,用原始的方式打窑采煤。侵华日军占领莱芜后,在此大规划开矿,至1945年日军投降,历时达6年之久。

(一)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妄图变中国为其殖民地。为了适应侵略战争的需要,日军极力推行“以战养战”的对华政策,对我国各种矿产资源,特别是煤炭资源进行野蛮的掠夺性开采。抗日战争时期的安仙煤矿,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例证。

1939年7月,“日本株式会社日铁办事处”派田中要为首的50余人,携带5部钻探机及其它设备,来到地下蕴藏丰富铁煤资源的莱芜,进驻安仙村“崇果寺”,开始对这一地区进行勘探和筹建煤矿。最初,日本人共分为5个组。第一组为勘探组,由木古指挥。先后将一部以内燃机为动力的钻探机安装在“崇果寺”内,其余4部人力钻探机安设在安仙村以东的地方,为开采安仙一带的煤炭资源做好了前期准备。第二组为矿井组,由吴元指挥,在安仙村西开始建设l号、2号斜井。第三组为机电组,由小田龙冒、三凌2人指挥。负责发电机、绞车、锅炉等设备的安装。第四组为基建组,由夫松指挥,负责筹集建筑材料及工程施工。另外,日本人还在莱芜城“东署街”建立了后勤仓库,主要是存放从外地运来的建矿物资,然后再转运到安仙矿。

为了加快建矿速度,日本人又在安仙村北建起砖瓦厂和石灰窑各一处,昼夜烟火不息,生产砖瓦和石灰等建筑材料。

1940年6月,盘踞在莱芜城的日军。为保护安仙煤矿的安全,派小队长奥村率领20多名日军,携带轻重武器,到安仙煤矿安设了据点。不久,日军又从徐州调来50余人,组建了矿警队。这时,伪清乡队、警察所人员也驻进矿内,据点之敌达150余人。田中要担任矿长,矿上设立了管理机构,有人事科、保密科、警卫科、劳务科、医务科、矿务系、会计系、仓库系、营缮系等。

据点安设后,日伪军相互勾结,任意毁坏良田和庄稼,并强行拆除群众房屋70多间,在矿区周围强行抢占土地筑碉堡、拉电网、修圩墙、挖壕沟、插木砦。据统计,日军占领安仙村之前,该村共有土地3332亩。矿井开建后,日本侵略者占去土地2731亩,只剩下619亩,而且多是山岭薄地。数月后,日本人才假惺惺地立契约,单方规定了价格极低的命令式租金。砖厂每亩年租金仅18.75元伪钞;矿上占地仅12.5元伪钞。至于道路及其它非生产占地,日本人则分文不给。当时,安仙村是敌人乱派乱抢的多头村,日军、颜团、矿警队、清乡队轮番向村里摊派,一年的收成差不多全部上交。不少村民为生活所迫,只得离乡背井,四处逃生。去山西、关外糊口谋生者有数十户,在本地讨饭者有40多户,一个900多人的村庄,竞有200余口人靠乞讨为生。安仙村人民的生活到了极端困难的境地。

1940年,一号斜井建成,其它辅助设施也相继竣工,矿井投入生产。日本侵略者为以较短时间在中国腹地莱芜建矿达产,攫取到大量煤炭而兴高采烈。他们特意让矿工采出一块一吨多重的大煤块,运往井上,放在石台上。每天清早,日本人都到大煤块前敬拜。

由于处于战争年代,当地煤的销量很少,日本人便将选好的优质块煤装入木箱,用汽车运至泰安,然后再经铁路和海路运往日本。随着原煤产量的提高和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军事需要,从1942年起,日本侵略者派井初等人到莱芜、新泰实地勘察设计,开始铺筑从安仙到新泰西连津浦线的铁路,准备大规模地掠夺新泰、莱芜地区的煤炭等资源。至日军投降前,大部分路基、桥涵先后建成,铁路已由新泰铺到与莱芜交界的徐家庄。日军投降后,沿线群众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仇恨,将桥涵、路基炸毁填平,种上了农作物。

(二)

安仙煤矿的建成投产,不仅在经济上成为日本侵略者的“聚宝盆”,而且在政治、军事上,它又是一处奴化教育、残酷迫害中国人民的大本营。日伪军以安仙煤矿为中心据点,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实行法西斯血腥统治,将煤矿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

国特刘伯戈在日军庇护下,经常到安仙一带活动,推行“保甲长制”和一家有事多家株连的“连坐法”,以此限制人民群众的人身自由,进而达到破坏抗日力量的目的。他们称抗日人员家属为“匪属”,规定一律不得外出。为此,抗日家属整天提心吊胆,四邻亦为此不安,不敢在公开场合与抗属讲话。安仙村李伯甫、纪中一两家是敌人控制的重点,他们的家属经常被敌人集中到一起训斥。李伯甫的母亲被矿警队逮捕后,送往莱芜据点,扣押lO余天,托保人说情交上钱款才放回来。

1944年9月,驻矿日军突然包围城区官厂村,逮捕了共产党员肖宪教等30多人,关押到据点内,多次对他们施以酷刑审讯。尚宪教等毫不屈服,未向敌人暴露一点我党我军的情况。最后,日军将尚宪教残杀。宪教全家5口人被敌人逮捕4口,折磨20余天。后来,莱芜城工委托人花了大量钱财,才将4人保出。

日本侵略者开矿办厂需要大量劳工。其来源除了建矿之初从烈山煤矿、柳家煤矿等地强行拉来100多人外,其余部分则是日军利用汉奸特务,以摊工派夫等手段,从周围各村强行征招来的。

在日军和汉奸的残酷统治下,矿工们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每天要从事12小时以上的繁重劳动,有时则要干到16小时以上。由于劳动强度大、时间长,矿工们只好带干巴煎饼或凉窝窝头下井,饿了啃几口,渴了喝井壁上渗出的淋水。在寒冷的冬天,有的矿工没有棉衣,只好蹲在井下的小洞子里,盖上干草熬过漫长寒冷的夜晚。矿工们虽然没白没黑地下苦力,但所得报酬却少得可怜。大工每天只给2斤半掺有砂子的杂粮或发霉的橡子面,小工每月工资是伪钞7至8元。就是这点微薄的收入也逃脱不了把头的层层盘剥和克扣,大工头扣一部分,小工头再扣一部分,到了矿工手里就所剩无几了,矿工称干这种活是白搭工。

1943年,莱芜遇到了百年罕见的大灾荒,矿工们没有饭吃,只好吃树皮和树叶,个个都脸虚腿肿,但日本人并未因此放松生产,而是变本加厉地逼迫矿工为他们多生产煤碳,有的矿工被饥饿劳累活活折磨致死。

日本侵略者为了掠夺煤炭,根本不顾矿工的生命安全。井下没有安全设备,矿工们在这样条件下劳动,死亡事故经常发生。1942年,在北门里开了一眼风井,掘进施工中井筒坍塌,10多名矿工被活活埋在里面。事故发生后,日军怕引起民愤,立即增哨加岗,当晚便将井筒填死,lO余具尸体被埋在井下。日军声言此处不宜打风井需另选地方,从而隐瞒了事实真相。1943年8月的一天夜里,在南一平巷迎头劳动的6名矿工,被冒顶落下的长6米、宽2米、厚1米的岩石砸倒,有5人当场死亡,刘奉和虽然侥幸生还,但腿被砸断成了残废。由于井下通风不良。瓦斯和煤尘浓度极高,矿工们经常被憋的喘不过气来。当时在矿工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窑花子是埋了没死的人。”

为了防止矿工们逃跑,日本人和汉奸象对付囚犯一样对待矿工,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日军矿警队、特务班监视着。发现形迹可疑者,便抓进据点严刑拷打。矿工于守明、张其林两人在一起拉闲呱,被矿警队看见毒打一顿,无辜关押了3天,矿工范登渊被加上共产党嫌疑的罪名,绳捆索绑地押在南场上,日军让狼狗将范登渊撕得皮开肉绽,其状惨不忍睹。据不完全统汁,在日军占领安仙煤矿的6年间,因逃跑或误入电网而丧生者达数十人,被矿内日军、汉奸毒打者不计其数。

在井下,日本人和汉奸把头手拿“丧门棒”、小钉锤和皮鞭子监督矿工干活,只要哪个矿工行动慢一点或不顺眼,动辄怒骂,抬手即打。有个矿工由于过度疲劳,干活时晕倒了,被日本监工松下看到,不问青红皂白一棍子打断了两根肋条。

日本侵略者不仅掠夺我煤炭资源,而且借建矿之机,大肆搜刮周围村庄群众的财产。据当时矿上一个木工师傅讲,矿上坑木、建筑木料年消耗最多时可达1万5千多立方米。这大量的木材是从哪里来的呢?都是日军和汉奸到各村低价抢伐来的成材树。汉奸到各村伐树都是压低价格,大树每棵只给伪币3元,小点的树每棵只给1元。群众面对为虎作伥的汉奸,敢怒而不敢言,而这些汉奸却从中发了洋财,有个汉奸仅几年时间就在梁坡一带买地40多亩。

(三)

为了震慑安仙据点的敌人,鼓舞人民的抗日斗志,我党利用各种方式,开展对敌斗争。莱芜颜庄区区委书记高元良和区中队负责人程德坤,积极争取伪清乡队长耿光率30余人起义(1947年耿光又投敌被镇压)。

1942年8月27日,武工队员化装后,在吴家岭集市上,将矿警队的汉奸王化之、任玉桂击毙。

刘伯戈的区长李光兴是个作恶多端的汉奸,区委决定镇压他。一天,武工队员刘志孔等2人,在鄂庄吴××家门前将李光兴击毙。

安插在矿上的共产党员王德昌、范纯俭,冒着生命危险,一次又一次从安仙煤矿搞出子弹和炸药送往根据地,对抗日斗争做出了贡献。

由于党组织采取了有效的对敌斗争措施,打击了坏中之坏,震慑了敌人,安仙煤矿据点敌人的活动有所收敛,人民群众因此受到鼓舞,同时,也为我党组织和地方武装深入敌区创造了条件。

1945年,全国抗日斗争形势有了根本好转。莱芜县与全国一样,党领导的地方武装配合主力部队英勇作战,取得很大战果。在我强大攻势下,全县日伪据点、碉堡由1942年的100多处,只剩下莱芜城、安仙、口镇、吕芹村4处,其余全部被我拔除或迫使其撤除。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22日,安仙煤矿的日伪军全部撤往莱芜城。汶南区委负责人谷乾、王曰风等带领区中队接管了矿山。全矿千余名矿工无不兴高采烈,情绪都很稳定,照常生产。矿工们高兴地说:“这下我们可过好日子了,不再受那窝囊气了。”不久,鲁中区党委、行署派老红军裴跃南同志为煤矿监理,许烈同志为经理,正式接管了安仙煤矿。党组织对矿工普遍进行了当家作主和支援解放区的思想教育,使矿工的思想觉悟有了较大的提高,煤炭产量也大幅度增加,矿工的生产、生活条件也逐步得到了改善。

以上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莱芜安仙开办煤矿,掠夺我煤炭资源,奴役中国人民和最终被我收复的基本过程。时至今日,这座古老的矿山,几经风雨,已被年产60万吨煤的现代化矿井——南冶煤矿取而代之,在她的周围,数十座国营、集体煤矿犹如颗颗灿烂的明珠,镶嵌在莱芜这块富饶的土地上,数万名煤矿工人,伴随着滚滚乌金,向人们展示着矿工们当家作主的风采和对党对人民的热爱。

                (李伯甫回忆   李学勇整理)

(七)惨  案

1、南峪村元旦惨案

南峪村,位于莱芜东北部,地处莱芜和博山的交界处。该村三面环山,北面是峪口,距常庄3华里,全村有160多户人家。

1939年春,八路军山东纵队在南峪设立了兵工厂,主要制造手榴弹、地雷等武器。1940年下半年,我泰山专署机关、《泰山时报》社也常驻这一带。为摧毁这个兵工厂,敌人从1940年夏天开始,频繁地对南峪村进行“扫荡”。在兵工厂驻南峪村的3年中(该兵工厂于1943年2月24日迁往蒙阴),敌人先后对南峪村烧杀抢掠达13次之多。其中1941年元旦的一次“扫荡”,罪恶的日本侵略军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惨案,给南峪村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1941年元旦前,我泰山专署机关和山纵兵工厂同驻南峪,其驻防情况相继被叛徒密告给北博山据点的敌人。1941年元旦拂晓,日伪军兵分多路,分别由瓦泉、黄崖、南邢、崮山、下周、常庄合击南峪。

兵工厂和泰山专署机关早有准备。事前得到周围日军据点增兵,有出动“扫荡”企图的情报。为了安全起见,兵工厂于1940年12月31日夜间向南转移,该村村民也大都随之转移到村外,只有民兵游击小组在山上负责警戒。兵工厂刚动身不久,常庄民兵便发出警报,报告北面出现了敌人。区长张顺之率区中队立即与北路敌人接上了火,待敌人展开队形向区中队进攻时,我区中队已安全转移到桃园村(距南峪6华里)。

东路之敌从崮山村(距南峪4华里)扑来,把一部分群众驱赶过来,看押在南峪东岭。东南路之敌由黄崖村(距崮山村3华里)进至望鲁山前,分散成东、西4华里长的一条散兵线,从南、北包抄过来。隐藏在望鲁山、庙子岭下的200多名群众,被敌人搜出押到村东面的河滩上。

村民李翠林之妻,因病不能行走,躲在望鲁山一个山洞里,被敌人搜出后用刺刀刺死。村民李世久躲在庙子岭下的一条山沟里,被敌人搜出来抓进村里。因他耳朵被炮弹震聋,敌人喊他。他毫无反应,几个日本兵气急败坏地把他按倒在地,用石块向他头上猛砸,脑浆进裂而死。

敌人对被围在村东河滩上的群众逐个审问,逼问兵工厂的武器藏在哪里?谁是共产党员?谁是民兵?但得到的回答都是“不知道”:敌人把李法林(村支书)拖出人群,用刺刀顶着他的胸膛追问,但得到的回答仍是“不知道。”日本兵又用刺刀挑起了他的棉袄逼问道;“你说不说?”李法林只是向后退了一步,仍不回答。恼羞成怒的兽兵,举刀砍下了他的左手,豆大的汗珠立时从他的脸上滚下来。他忍着巨痛,大骂敌人是野兽。狠毒的敌人无计可施,残暴地用刺刀将李法林活活刺死。接着,李汉林又被拖出人群。有人说他有麻疯病,别折腾他了。敌人一听,举起刺刀捅开了他的肚子,肠子流了出来,惨状目不忍睹。气急败坏的敌人见问不出兵工厂的下落,又去放火烧屋。顿时,村里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全村400多间房屋全部被烧光。70多岁的李玉税、李玉俊,因病躺在家里,被活活烧死;60多岁的刘圣田拖着病身子从屋里爬到街上,被日军点着草把子扔在身上活活烧死。

敌人一直折腾到太阳偏西。村民兵队长刘振林(人称神枪手)怀着满腔怒火,冒着生命危险,返回村边,举枪击倒一名日军。敌人误以为八路军来了,才鸣哨集合,押着被抓的50多名青壮年,抬着他们的重伤员,赶着全村仅有的12头牛,带着抢掠的财物,原路返回。

敌人在返回的途中继续作恶。在常庄、下周、崮山、黄崖、瓦泉等村,又进行烧杀抢掠。北路返回的敌人进到下周村,挨家挨户翻箱倒柜,把值钱的东西抢掠一空后又放了火。这个不足300口人的小村,被敌人抓走青壮年5人,烧毁房屋250多间,仅剩下村北的4间房屋幸免火烧。东路返回的敌人,行至崮山村时,用喷火器向屋面上喷火,全村被烧毁房屋800多间,仅剩下村南的3间房屋未烧。村里的40头耕牛和3群羊(近300只)全部被赶走,并打死了姜四老人和张敬恭的大哥,砍下了孙凯道老人的头,挂在崮山村西沟的树上。

敌人这次“扫荡”共杀害11人(崮山村3人,南峪村7人,常庄1人),捕走120多人(都是青壮年,其中有7名妇女)。被捕者中,有30多人在南博山脱逃,有30多人在张店被敌人折磨致死,有20多人死在济南,4人死在北平,其余被卖到东北的煤矿做苦工,从此杳无音信,仅有6名妇女和4名男子被放回。

    (李怀林整理)

(1)“元旦惨案”亲历记

我叫孙清坤,莱芜市常庄乡崮山村人。提起1941年元旦这一天,我终生难忘。

那一年我23岁,是村游击小组队员。元旦的前两天,我们就接到情报说敌人要来“扫荡”。12月31日,不断有消息传来,敌人夜宿瓦泉村。崮山村的群众听说敌人快到了,连忙将村里的40头牛和近300只羊赶到南山藏了起来。三更时分,有过路人说黄崖村发现了敌人。这时,东北方向响起了枪声,村里人都躲到望鲁山上,我们游击小组也化整为零。当时,我扛着土炮向望鲁山跑去,翻过山,去北围方向时,只见山前有六七个日本兵。我一看无法脱身,就将土炮藏了起来。正想跑,一群日本兵用枪逼住我。这时,天已亮了,只见到处都是鬼子、汉奸。藏在山上的40头牛和3群羊也被汉奸赶走了。日军将抓住的群众赶到南峪东岭看押起来。记得当时同我一起被抓的有张得曾、张得录、王义同、王西明、尹大端等40多人,其中还有许多妇女和孩子。我们身上带的东西也全被敌人抢去了。

敌人向西进了南峪村。听到枪声响了一阵,又听到人的惨叫声。过了一会儿,村里燃起了大火。敌人在南峪村一直折腾到太阳偏西。他们押着从南峪抓来的50多名青壮年(其中有7名妇女),抬着一个鬼子伤兵(后来听说是游击组长刘振林打的),撤离了南峪村。

日伪军押着我们进了崮山村后又放起火来。他们用喷雾器似的东西向房上喷火,还向几间房屋上打硫磺弹,全村的房屋,甚至连村外的柴禾垛都烧了个净光。敌人抓住我父亲孙凯道。当时,一个汉奸指着我父亲说:“他儿子是游击小组的。”残暴的敌人竟将他的头砍下来,挂在西沟的树上。同时被打死的还有姜四老人和张敬恭的哥哥。

敌人又押着我们爬上了崮山寨东侧的山水庙。只见东西瓦泉村也是浓烟滚滚。晚上,敌人押着我们住到南博山(距崮山村10华里)。夜间,被抓去的人逃走了一部分。第二天,敌人为了防止我们再逃跑,逐个进行了登记,并用一根绳子绑着十几个人,分若干批押到博山。第三天又押到张店。

几天后,日军对被抓的人逐个审问。在审问时,这伙禽兽使用棍子打、杠子压、烙铁烙等惨无人道的酷刑来折磨我们。有的人被折磨得不省人事;有的被打得口鼻流血;有的被烙铁烧焦了肉体;甚至有的妇女的奶头被烧成碗口大的浓疮。南峪村的任济信、任兴俊、任芳等人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在此期间,我受审3次,身上被打得伤痕累累。正月底,我们被押往济南,以“供给八路罪”判我一年徒刑,又押到北平,被押往跑举胡同1 7号。这里关着400多人,我住的牢房里有7人,除谢宜文(邢家庄人)、李元申(南峪村人)和我外,其余4人全部病死。我被关押了一年零四个月,后经红十字会保释出狱,才得以回家。

(2)回忆“元旦惨案”

我叫张顺之,莱芜市常庄乡下周村人。我曾先后担任过莱芜县六区常庄镇镇长、莱东县常庄区区长。元旦惨案发生时,我担任常庄区区长。

从1940年下半年,驻博山的日伪军开始了对常(庄)文(字现)抗日根据地的频繁“扫荡”,并以南峪村为重点。当时,南峪村驻有八路军的兵工厂,主要制造手榴弹和地雷,有工人100多人。

为了及时掌握博山敌伪动态,做好反“扫荡”的准备,我们设立了情报网,建立了区中队便衣队。当时,区中队(30余人)经常驻南峪村,区委书记兼区中队指导员,我兼队长。

记得是1940年12月31日,区机关全体同志都在南峪村,忙着接收常庄区各村给兵工厂和四支队送来的慰问品。这天中午,谢贯玉同志亲自送来“博山之敌准备去瓦泉(距南峪东6华里)”的情报。每逢年关、节日,敌人便出动骚扰已成为规律,南峪驻有我兵工厂,敌人来此“扫荡”更有可能。因此,我便让谢贯玉返回下周村(距南峪村5华里),并加强了警戒。晚上,又得到王力修送来的情报:“鬼子夜宿瓦泉。”鸡叫时,只见谢贯玉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说:“鬼子来常庄了!”我们都未料到敌人来得这么快。区中队立即紧急集合,并决定抢占西山顶。我们正要行动,突然听到西山顶上响了一枪,再也没有动静了,我们便猛冲向山顶。刚爬上西山顶,发现北面的敌人已向我们所在的方向运动,相距仅200多米。区中队立即集中火力,猛烈阻击敌人,掩护群众转移。敌人在我火力打击下,立即分散成战斗队形,开始向我们进攻。待大部分群众转移后,我们才向西转移到桃园村。

中午,我们来到望鲁山脚下的兰子村。吃过午饭,发现望鲁山前一股日军向东开去,判断是敌人撤退了。我和王岱东(区中队副指导员)、徐建民(区中队副队长)、张贯三等几人研究,决定先到南峪村察看情况。刚爬上庙子岭,一股烟熏味扑面而来,再向村里望去,只见南峪村一片漆黑焦状,村北一群村民向村里涌去。我们到了村前,只听全村一片悲痛欲绝的哭叫声。村东河滩处,几具尸体横躺在地上,其中有一具肠子淌了一地,那惨状使在场的人都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南峪村还有50多名青壮年被抓走,只剩下一些老少孤独。时值隆冬,村民们寒无蔽身之处,腹无充饥之食。见到这种情景,我们留下张贯三同志,帮助村民安置生活,组织救灾。黄昏时,我们又来到崮山村,惨况如同南峪。一个900多口人的村庄,被烧得只剩下村南的3间房屋。人们一个个灰头土脸的,正在忙着灭火,只扒出了一些没有烧完的残梁断木。村里的牛羊、财物被洗劫一空,还抓走了30多名青壮年。区委留下徐建民负责救灾。晚上,我和王岱东又赶到了下周村。这个仅有260多口人的小村,被日寇烧毁房屋200多间,仅剩下村北的4问房屋未烧,财物也被洗劫一空。

敌人这次“扫荡”,破坏、损失严重,使群众失去了自救能力。连同博山的邢家庄、瓦泉等村,共被抓去120多人,财物被洗劫一空。第二天,我向县委汇报了损失情况。县委非常重视,派县民政科干部贾明、李太民专程察看了三村现场,抽调外村的人力,帮助南峪村安葬了死者,同时又调集了部分粮食、柴草、帮助救灾,安抚村民。

(3)血泪的控拆

我叫李世增,是莱芜市常庄乡南峪村人。提起农历11月14(公历1941年元旦)这天,一股悲愤辛酸的滋味便涌上心头。那一天,我母亲被万恶的日本鬼子活活刺死,哥哥(李世会)、姐姐(李兰香)被抓走,哥哥被押往东北,死在矿井下,姐姐在张店受刑,后因病放回家来,不久含恨死去,一家4口只剩下我一个孤儿。

那年,南峪村设有八路军兵工厂。1940年农历四月初八,日本鬼子来“扫荡”,炸毁了兵工厂的厂房,我父亲(李翠林)被打死在村南庙子岭上。为此,母亲天天忧愁哭泣,积劳成疾,不长时间就病倒了。农历11月13日(公历,1940年12月31日),伯母跑到我家,惊恐不安地说:“听说鬼子又要来‘“扫荡”’了,早点躲躲吧!”那年我才11岁,哥哥找人把母亲抬到山上一个洞中隐藏了起来。

这天夜里,寒风刺骨,雪花纷纷扬扬。我们躲在洞里,紧缩着身子直打冷战。后半夜。突然从北面和西山方向传来一阵激烈的枪声,我们一骨碌爬起来,不约而同地到洞外向北望去,眼前一片漆黑,只听到阵阵枪声,什么也看不见。不一会儿东面崮山寨也响起了枪声,接着听到进山逃难群众的嘈杂声。我们把洞口堵严,紧缩在洞里。天放亮时,突然十几个鬼子兵挑开了洞口,端着刺刀把我们赶了出来,,母亲还躺在被窝里呻吟着,一个汉奸说:“伤号!伤号!”一个鬼子兵要进洞,我一看急了,扑到洞口挡住,苦苦哀求说:“俺娘有病起不来啊!”鬼子一把抓住我的领子将我摔在雪地上,哥哥、姐姐也上前一再请求,同样被赶到一边。鬼子用刺刀挑开被子,我母亲强打着精神痛骂鬼子说:“你们这些畜牲,滚出去!狠毒的鬼子二话没说,用刺刀刺死了我母亲。我们3人扑到母亲身上大哭了起来。可是狠心的鬼子硬是把我们拖起来,赶下山去,押在村东河滩处。这天,凡是逃到东岭、望鲁山、庙子岭上的群众,都被日寇搜出圈了下来。鬼子把五、六十名青壮年单独看押在一边,我的哥哥、姐姐也在里面。

这一天,日寇在南峪村杀死了7个无辜群众,其中有3人被活活烧死,4人被枪杀。当时我亲眼目睹了李法林、李汉林被残杀的情景。鬼子开始逼问兵工厂的情况,群众都说不知道。气急败坏的鬼子把李法林从人群中拉出来,用刺刀顶着他胸膛追问:“兵工厂武器藏在哪里?谁是共产党员?谁是民兵?”但李法林毫不畏惧,说:“不知道!”残暴的鬼子见他不说,就把他活活刺死。敌人又把李汉林拖出人群继续追问,群众都说:“他有麻疯病,别折腾他了。”鬼子二话没说,端起刺刀捅开了他的肚子,肠子淌了一地。这时,鬼子赶来抢来的一群牛,有一头向东跑了,一个汉奸叫我去把牛赶回来,我借此机会,钻进了东沟,朝望鲁山爬去。当我爬到高处向村里一看,只见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我来到母亲身边,将她掩埋在洞中。

太阳偏西时,鬼子撤走了。我连忙跑回村去找哥哥、姐姐。只见全村100多间房屋全都烧为灰烬,哥哥、姐姐也没找到。后来听说他们同村里的五、六十名青壮年一起被鬼子押走了。一个4口之家,转眼间就剩下我一个孤儿。凶残的日本侵略者欠下的这笔血债,我永远也忘不了。

2、刘白杨惨案

1941年,莱芜县茶叶区的抗日斗争处于最艰苦的岁月。这年9月23日,刘白杨村群众为掩护八路军伤病员,32人惨遭敌人杀害。

刘白杨村是我抗日堡垒村,有很好的群众基础。1941年夏,鲁中泰山军分区第二卫生所300余名伤病员及医护人员进驻刘白杨村,这个仅有250户人家的山村顿时忙碌起来。村干部和村民按照五户为一邻,三户为一闾的编制、配合游击小组,分配了掩护伤病员的任务。村民们提出了“只要我们在,就有伤病员在,宁肯牺牲自己也要保全伤病员”的口号。为了防奸防特,儿童团在村头、路口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游击小组在周围山头设岗放哨,日夜警戒,发现敌情,点火报警。此外,还规定了一些保密安全制度,一切言行严格保密,各户、各邻掩护伤病员人数、隐蔽地点互相保密。伤病员编有代号,不准直呼姓名。由于采取了以上防范措施。尽管环境恶化,几个月都安全过去了。

9月21日,驻莱芜伪军陈三坎部和驻章丘伪军高松坡部,配合日军包围了刘白杨村。敌人来袭击的消息我方已经掌握,根据上级指示,二所的大部分医护人员和轻伤员转移到和庄一带。余下的40多名重伤员和部分医护人员就地隐蔽,各户领受任务后,便迅速将伤病员分散到4条山谷、50多个洞穴中,并巧妙地把洞口伪装堵塞起来,规定了送饭、报警的暗号。

刚刚隐蔽好伤病员,数千日伪军便来到了刘白杨村。日伪军在两架飞机掩护下,象用篦子梳头一样,把村里和周围山沟搜了个遍,但没有搜到一个伤病员。狡猾的敌人耍了个阴谋,以找伤病员为名上了山,径直向船厂、栾宫一带开去。第三天,日伪军又突然返回刘白杨村,但仍然一无所获。敌人阴谋未能得逞,便把群众统统赶到村外逼问,这时,共产党员刘均圣、村农会长刘均青、党支部宣传委员刘均明、儿童团长刘均芳兄弟4人,在回村给伤病员取饭的路上也被敌人抓捕到村头。敌人用刺刀对准群众的胸膛,恶狠狠地说:“八路军伤病员在哪里?不说实话的统统枪毙!”在敌人的淫威面前,刘白杨的群众都说“不知道”。敌人逼问不出伤病员的下落,便兽性大发,先用刺刀捅死了刘均青、刘均明,接着用刺刀逼向年仅13岁的刘均芳。均芳目睹两位兄长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怒火万丈,猛扑上去夺抢奋力与敌人搏斗,但因年小力单,也遭敌人杀害。群众见此情景,个个义愤填膺,怒目而视。敌人见仍无人开口,便将刘均圣等十几人脱去上衣,推跪在地,扬言不说实话要全部杀掉,说着就刺死了一名村民,这时愤怒至极、忍无可忍的刘均圣,蓦地跳起,大喝一声;“拼了吧!”大家早已按捺不住的怒火顿时爆发。一拥而上和敌人展开了搏斗,解绑的、夺枪的、石击的、扭打的,喊杀声惊天动地。深入我根据地的敌人本来就十分恐惧,遭到这意外的反抗更加惊魂落魄。最后,敌人怕吃大亏,匆匆集合,仓惶撤离。在搏斗中,又有28名村民遭敌杀害。刘白杨村的人民群众用鲜, 血和生命保护了40多名伤病员。惨案发生后,党和政府对死难者家属进行了抚慰。

1947年10月,国际法庭在我国东北审判日本侵华战犯,凤山乡乡长李作琴同志出庭控诉了日本侵略军的这一罪行。

                                                                             (高寿鹏整理)

刘均恩的回忆:我是共产党员,刘白杨惨案发生时,我是刘白杨村民兵。

1941, 年农历八月初二(公历9月23日),目伪军为搜捕在刘白杨养伤的伤病员枪杀了我们村拒不说出伤员下落的村民32人。我参加了惨案发生后的清理工作。事隔50多年,想起来,那惨景就好像发生在昨天,日本侵略者在刘白杨的罪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刘均圣的回忆:我是茶叶口刘白杨村人。刘白杨惨案发生时,我是青抗先队员,亲眼目睹了这场悲剧。

刘白杨惨案发生于1941年农历八月初二(公历9月23日)。日伪军为搜捕在刘白杨村养伤的泰山军分区卫生二所的伤病员,包围了刘白杨村,并将来不及转移的部分群众赶到村外逼问。敌人用刺刀刺死了拒不说出伤病员下落的刘均青、刘均明、刘均芳3兄弟,又准备继续对群众行凶,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群众奋起反抗,惨死32人,我侥幸得脱。

3、“苦日”——仓上村惨案纪实

李秋印的回忆:农历五月初六,是一个极为平常的日子,但是,在莱芜羊里镇的仓上村,却被村民们称为“苦日”。

1941年的莱北,正值抗日斗争处于最艰苦的时期。日军在口镇、寨里据点之间增设了中、小卫星据点,“蚕食”、分割我莱芜抗日根据地。日军小队长稻田、宪兵小队长铁矛(又名小林)、伪军陈团(陈三坎部)队长张永河,先后带领日、伪军进驻寨里据点,与硬拳道伪军三队长张道言、伪寨里警察所长石毓馨(绰号石勺子,又名石柏海)勾结起来,成立了近百人的武装警察队和200多人的伪军大队,对莱北抗日根据地反复进行“扫荡”、“清剿”、合击,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

农历五月初六拂晓,口镇、寨里两据点的日伪军400余人,分两路来包围仓上村,妄图偷袭驻仓上村的我鲁中一军分区后方医院和泰山区贸易局“合作油坊”。军分区后方医院事先接到情报立即转移,将一部分伤病员分散到村民家中隐, 藏起来。日伪军进入仓上村扑了个空,气急败坏,便疯狂地进行烧、杀、抢、掠。残暴的日军将“合作油坊”的大豆、豆油点燃,顿时,全村烟雾弥漫,一片火海,而贪婪的日军却乘乱牵驴牵马、抓鸡抓羊,大, 肆抢掠,村民柏长青出来救火,灭绝人性的日军用刺刀将他活活刺死。村民李光永夫妇为了阻止日军点燃, 大门楼子, ,以救出藏在大门楼上面的两个儿子,结果一个被枪杀在院内,一个被枪杀在大门外。日伪军又将未及躲藏的群众全部驱赶到村北的冢子林,令其全部跪下,挨个毒打,并用刺刀割, 伤伤,, 病员李增, 玉的脖子,以此胁迫被抓群众讲出医院和伤病员的下落。但是,被捕的群众宁肯自己挨打受苦,坚决不向日伪军吐露半个字。日伪军见无计可施,便从被捕的83名群众中,挑选出lO名青壮年,连同5名看护、伤病员一起押往寨里据点。

在寨里据点里,惨无人性的日军将他们仰面朝天地绑在板凳上,用皮鞭抽、木棍打、烙铁烙,还一遍一遍地灌凉水和辣椒水,打得他们体无完肤,遍体鳞伤。更残忍的是,日军竟然将李增玉和另一名伤病员用铁丝穿住鼻子,拖到寨里村南河滩,给日军当活靶子练刺杀。

日伪军这次偷袭仓上村,杀死村民、伤病员5人,烧掉“合作油坊”的大豆1万余斤,豆油4000余斤,烧掉群众的粮食20余万斤,烧毁房屋60余间,抢去马、骡、驴50多头及不计其数的布匹、衣物等财物。被日军抓去的16名青壮年,经村里集资,用巨款将他们赎回(被抓群众每人1000元,其余人家每亩30元,全村共计2.8万元),弄得许多人家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仓上村的人民群众,为了永远铭记这深仇大恨,将农历五月初六日这一天称为“苦日”。

                          (李秋印口述朱司贵整理)

李乃顺的回忆:我是莱芜市羊里镇仓上村村民。一提起1941年农历5月初6被日寇抓去的事来。千仇万恨涌上心头,日寇的暴行如在眼前,真是刻骨铭心啊!

1941年,鲁中一军分区的后方医院住在我们村,我为医院蒸馍馍。农历5月初6黎明时分,驻口镇、寨里两据点的日伪军400多人,分东、西两路包围了仓上村。日伪军进村后,便杀人放火,抢掠财物。我来不及躲藏,便将锅灰抹在脸上。谁知抹得太多,反而更加显眼,引起了鬼子兵的怀疑,便将我抓到村北冢子地。当时那里已抓去许多人,黑压压的一大片,大约有七、八十,全部被逼跪倒,挨个拷问。日伪军用枪托在我们身上乱打,又用刺刀割被俘的伤员李增玉的脖子,来恐吓被抓群众,说出已转移伤病员的下落。我们每个人都有了底,就是挨打,也不能让伤病员落入敌手。敌人折腾了一阵子,毫无结果,便将我们21个可疑的青年五花大绑,用绳子串联起来押往寨里据点,我记得一同押往寨里的有李福海、李增传、李秋庚、李秋奎、吕三元、吕本元、吕全生、吕庆尧、吕风庆和伤病员李增玉、看护员小冯、小孙、小杨等人。

在寨里据点,我们被押了一个多月。在这一个多月里,日本鬼子轮番对我们逐个拷打审讯,将我们仰面朝天绑在板凳上用皮鞭抽,灌凉水和辣椒水,还用烧红的铁勺子烙,反绑着胳膊拉梁头,打得我们死去活来,遍体鳞伤。更可恶的是,日本鬼子将伤员李增玉等2人用铁丝穿住鼻子,拖到寨里南河滩上,绑在板凳上当活靶子练了刺杀。

后来,我们被村里用巨款赎回(全村共计2.8万多元)。当时,房屋、粮食被烧,衣物、牲畜被抢,生活无着,还要还债,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谁还想到会有今天,这都是共产党领导得好,我们才又过上了今天幸福安宁的生活。

李孟氏的回忆:我是莱芜羊里仓上村村民,是李光永的四儿媳妇。一提起公爹和婆母被日寇残杀的事来,我心里便打哆嗦。这深仇大恨,我是至死也忘不掉的。

我记得是民国30年(1941年)的农历5月初6黎明时分,口镇、寨里两据点的日寇、汉奸从东、西两路来包围了仓上村。我丈夫李秋伍和三哥李秋刚来不及躲避,便藏进大门楼上面的谷草里。日寇点火烧大门楼,我公爹李光永和婆母李朱氏扑上去将火扑灭。毫无人性的日本狗强盗竟开枪将我公爹、婆母打死,然后放火烧掉了我家的12间房屋和全部财产,大火烧了两天。我们一家人生活无着,就去逃荒要饭,整天提心吊胆的,不知什么时候,又要连自己的命送上。现在想想,那苦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多亏了共产党、八路军,我们才又过上了安稳的日子。

                                                             (朱司贵整理)

4、云凤乡惨案

云凤乡位于莱芜西南部莲花山区中心地带。这里群山起伏,山谷纵横。抗日战争时期,云风乡是泰山区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1941年春末到抗日战争胜利前,云凤乡隶属新甫县,是新甫县党政机关的主要活动地区。

1942年8月28口,日军从泰安县的化马湾、茅茨、范镇、新泰县的羊流、单家庄,莱芜县的莱芜城、南冶、鲁西、嘶马河、颜庄等据点,抽调了大批兵力,又从济南、泰安调动增援部队,约计6000人,“扫荡”我莲花山区抗日根据地。由于县委及时得到情报,事先安全转移。气急败坏的日本侵略军便疯狂地向云凤乡无辜群众进行了野蛮的报复,酿成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大惨案。

这天拂晓,大地还罩在黑蒙蒙的夜幕之中。突然,一阵密集的枪声划破了黎明的寂静。紧接着一颗颗炮弹射向被围的各个村庄。劳作了一天,正在睡梦中的人们被这突如其来的灾难惊醒了。

一阵疯狂的炮火轰击之后,日军闯进各个村庄,强行把村民驱赶在一起,虎视眈眈地端着刺刀,将黑洞洞的枪口指向手无寸铁的村民,一场血腥的屠杀开始了。

在孙家庄,日军把没有来得及躲避的村民驱赶到村中央吴文岳家门前的空场上。敌人戒备森严,刺刀闪着寒光。有个翻译模样的汉奸朝一日军军官呜里哇啦了一阵,然后向群众叫喊道:“孙家庄是八路军的窝子,没有一个好东西,今天不说出共产党、八路军到哪里去了,谁也别想活。”人群里一片沉默,人们用愤怒仇恨的目光看着敌人。

这个汉奸见无人回答,又吼叫起来:“你们的耳朵都叫狗吃了!谁是共产党员?谁是八路军?要是不说,可别怪皇军对你们不客气了!”人群里仍是一片沉默。这个汉奸拔出手枪端在手里,像一只红了眼的疯狗来回走动着。突然,他停住脚步,一把将站在前面的亓大娘(抗日干部亓星晨之母)拽出人群,厉声吼道:“你说,共产党、八路军哪里去了?”

“我不知道!”亓大娘斩钉截铁地回答。

日军军官把手一挥,汉奸心领神会,狠狠地打了亓大娘两个耳光,咬牙切齿地说:“不说出来,就揍死你。”

亓大娘戟指怒目,“呸!”她吐了那个汉奸一脸唾沫,大声斥责道:“你是不是中国人?你的良心喂了狗吗?”

这个汉奸被骂得狗血喷头,恼羞成怒,扣动枪机,亓大娘随着枪声倒下了。

在敌人的淫威面前,孙家庄的群众仍然以沉默来回答敌人。半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没有人回答。日本军官气得暴跳如雷,吼道:“死了死了的,统统枪毙!”随着这狰狞的吠叫声,日军、汉奸端着明晃晃的刺刀跃跃欲试。

此时,站在人群中的谷传义、谷传教、谷孝德3位老人目睹敌人的暴行,个个怒火烧胸,与其束手待毙,不如拼了。于是,他们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一齐扑向敌人,用拳打,用牙咬,用脚踢,同敌人展开了肉搏。

人群骚动了,人们趁机冲出包围圈,四散奔逃。

敌人的机枪响了,村民一个个倒在血泊之中。

敌人在孙家庄折腾了一两个小时才离去。逃难的人们回到村里,含着眼泪掩埋了死者的尸体。谷效德老人被敌人刺得肠子淌了出来,他从昏迷中醒来,断断续续地说:“你们年轻人……都去干八路……替我们报仇!”

这天,这个小庄被敌人杀害的还有谷效桂、谷传信、谷效清、谷效德的女儿、谷传华的妻子和亓玉贵夫妻2人。

日军闯进李条庄,村内枪声、哭喊声、敌人的喝斥声、摔盆砸碗声、鸡鸣犬吠声,乱作一团。村民刘学孔因受风寒,正蒙头在炕上发汗,屋门被日军一脚踢开,还没等他露出脸来,一把刺刀刺进他的前胸。亓永才的母亲藏在栏棚上,被敌人抓住一只脚拉下来,先开枪打死,又用刺刀穿烂,血水染红了栏圈。吕庆甫夫妇带着儿子、女儿外逃,全家被敌人机枪打死。村民刘昌文全身中弹二三十发。亓凤台的母亲因患神经病,不知躲藏,痴呆呆地坐在村中碾盘上,被日军砍成八块。亓会吉被刺得浑身是血窟窿。纪玉琢被杀在村西的瓜棚里……。整个李条庄刹时变成了屠场,街头、巷尾、院内,到处尸体横陈,弥漫着令人窒息的血腥味。这次李条庄有23人被敌人杀害。

东、西凤阳和蔺家庄的群众,听到东边有枪炮声,纷纷往西跑。但是,西边、南边的敌人也围了上来,人们被堵在东凤阳村西的一条大沟里。灭绝人性的敌人竟在沟两头架起机枪,向沟内疯狂扫射,李书俊、李书兰、李喜荣等20余人当场被打死,伤者无数,鲜血染红了沟底。东凤阳村李润久的侄媳妇,抱着未满周岁的婴儿外逃,因脚小走不快,母子都被机枪打死。她的妹妹前去抢救,被凶残的日本兵捉住砍去了一只手,当场疼昏,直到晚上才被邻人救回。

东凤阳村一个14岁的少女,被兽兵堵在家里轮奸。她的父亲见女儿受辱,怒不可遏,抡起大镢与那些两脚兽拼命,被敌人刺死在院子里,女孩子终被蹂躏致死。

西凤阳村亓元昌的母亲、妻子和另外3名妇女,藏在亓元昌家地洞里,被敌人发现后,逼着她们走出来,然后逐个用机枪打死。

在庞家庄,村民戴效斋的妻子、女儿,吴培祥的妻子、女儿,亓德发的姑姑、侄子等人被敌人刺死。青年民兵亓德常,目睹了日军暴行,怒不可遏,手握菜刀和敌人搏斗,但因寡不敌众,被日军砍下头颅,惨死在血泊之中。

张家庄吕安一的母亲抱着幼儿外逃,被敌人击中头部而死,孩子躺在她怀里吮吸血水,腹胀而死。

绿矾崖村的一名妇女,分娩才3天,因体弱未能外逃,亦被兽兵抓住轮奸致死。

在程家庄村北的谷子地里,村民程世然的儿子被敌人用刺刀刺死,程世然向前扑救,也被刺死。幸而这时八路军在西边打枪,把敌人引开,才使藏在这里的其他人得以脱险。

在日军肆虐时,八路军泰安独立营为了营救云凤乡人民,在渐河村西山打枪,把敌人吸引过去,并在降寇村附近的旗山、蒲家洼村附近的鼓山等几个山头与敌人激战。数十名英勇的八路军指战员,为保卫人民群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敌人这次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后,云凤乡到处尸体横陈,目睹者无不锥心泣血。据9个村不完全统计,在敌人这次“扫荡”中,遭敌杀害的平民百姓共达111人。其中蔺家庄14人、李条庄23人,程家庄16人,东凤阳15人、西凤阳14人、庞家庄6人、绿矾崖4人、张家庄6人、孙家庄13人。在这次“扫荡”中,还有许多房屋被烧毁。  

                                             (吴圣贤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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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2-18 09:29:45 | 显示全部楼层
(1)庞家庄惨案目击者亓德法的回忆

我叫亓德法,是莱芜牛泉镇庞家庄人,1938年入党。

1942年农历7月18日(公历8月29日),日军大“扫荡”时,我任村农救会长,亲眼目睹了日寇、汉奸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当时,日伪军从东山上密密麻麻端着枪下来,见人就打。村里的群众都设法躲藏。我姑姑没来得及躲藏,被敌人一枪打死。姑夫领着孩子躲藏,被敌人一枪射穿头颅而死。另外,敌人还打死戴孝斋的妻子及吴培祥的妻子和女儿等,打伤数人。若不是泰安独立营在旗山打枪,把鬼子、汉奸引走了,这一带的群众就有被杀光的危险。我们这条山峪的群众,到现在还说:我们亏了泰安独立营的搭救。后来才知道,泰安独立营为了搭救我们,几乎全军覆没。

(2)庞家庄亓德田的回忆

我叫亓德田,莱芜牛泉镇庞家庄村人。

1942年农历7月18日的那次“扫荡”,我村有6人被敌人杀害。

戴效斋的妻子,亓德法的姑姑,吴培祥的妻子、女儿,被敌人用刺刀刺死。青年民兵亓德常看到敌人行凶,手持菜刀与敌人搏斗,但势单力薄,被敌人杀害。我村还有20余人受伤。

当时,泰安独立营把敌人引到祥沟西岭,减少了群众的伤亡,但独立营损失很大,不少战士光荣牺牲了。

(3)绿凡崖村张西令的回忆

我叫张西令,莱芜牛泉镇绿矾崖村人。

1942年农历7月18日这一天,日寇在我村杀害村民4人。村民张明瑞未及逃走,被敌人刺死在炕上。张亓氏在堰屋子里躲藏被敌人搜出刺死。周长富被敌人机枪打死。还有一名妇女生孩子才3天,被敌人捉住轮奸致死。

(4)西凤阳村吕志业的回忆

我叫吕志业,莱芜牛泉镇西凤阳村人,惨案发生时任村民兵队长。

1942年农历7月18日,敌人“扫荡”云凤乡,西凤阳村被敌人杀害14人。

这天拂晓,我们听到四面八方枪声大作,都跑到西山躲藏。日军进村后,见人就杀,连老人小孩都不放过。刘凤礼之母因病未逃出村子,被敌人刺死在炕上。亓元昌的母亲和吕庆更的妻子等5名妇女,藏在亓元昌家的地洞里,被敌人发现后,逼出洞来,一个个全部杀害。冯丙章、马静荣、吕传一、田月纯等人被敌人枪杀。冯彬夏和母亲一起被敌人刺死在炕上。冯良晨中弹负伤后,大骂敌人,被凶残的敌人砍成肉块。

(5)张家庄吕安一的回忆

我叫吕安一,莱芜牛泉镇张家庄村人。

1942年农历7月18日,日军从黑峪(距张家庄12华里)过来,对云凤乡无辜群众进行了一场大屠杀,我村就有6人惨遭杀害。

村民李焕忠、王书庆和亓凤常之妹,被敌人机枪打死。我母亲抱着幼小的孩子往外跑,被敌人机枪射中头部身亡,怀中的孩子因吮吸血水而活活胀死。

村外张家林有一条长约20米,宽约2米的水沟。当时,里面藏着许多群众。敌人发现后,在沟的两头架起机枪,想把沟内的人全部枪杀,这时西边响起了枪声,敌人才收起枪,扔了几颗手榴弹向西跑去,幸未伤人。

(6)蔺家庄蔺悟甫的回忆

我是莱芜牛泉镇蔺家庄村人。

1942年间,云凤乡是莲花山抗日根据地的中心,新甫县党政机关和八路军驻在这里。

为消灭我党政机关和抗日武装,1942年农历7月18日,日本侵略军“扫荡”云凤乡,对云凤乡群众进行了一场灭绝人寰的大屠杀。

这天一早,日军从黑峪(距蔺家庄村东12华里)扑来,村民们大都往西山躲藏。

日军进入蔺家庄村后,见人就杀,大小不留。村民蔺增厚之妻被敌人刺死在炕上;蔺增荣之妻和女儿,在一条小沟里被机枪打死;蔺迎圣在地里看瓜,被敌人刺死在瓜地里;杜二、杜育才2人被刺死在瓜屋里;高太云和儿子、侄子,在高粱地里被日军发现后刺死;秦汉道之母、蔺迎贵之母、蔺景圣之祖母,被敌人枪杀在蔺景圣家的炕上;蔺迁友和蔺景明之妻也被敌人枪杀,蔺福胜和蔺奎胜的哥哥,被敌人枪杀在白云洞里,3天后才找到尸体。

这次蔺家庄被敌人杀害14人。

(7) 程家庄毕先䃅的回忆

我是莱芜牛泉镇程家庄人。

1942年农历7月18日,敌人大“扫荡”,程家庄共有13名无辜群众被杀害。  

村民程世然及儿子、外甥,程俊秀的弟媳,程绪汉、程绪俭、程书众、郑其卿、李海峰的哥哥、张氏等人,被敌人用刺刀刺死。

(8)东凤阳村李书福的回忆

我是莱芜牛泉镇东凤阳村人。

农历7月18那天一早,我们听到东山顶上哇啦哇啦乱叫声,接着枪声、炮声响个不停。我们知道鬼子来了,便一个劲向西山跑去。一会儿,山沟里便聚集了很多逃难的群众。

天亮后,我们才看清,敌人不光从东边扑来,西边、南边也有。敌人发现人群便从三面包抄过来。当时,东凤阳、西凤阳、蔺家庄3个村的许多老百姓被堵在东凤阳村西的一条大沟里,敌人从两头用机枪扫射,当即就有20多人被打死。

我们村的李书俊、李书兰、李喜荣、张美恒、李书仁等,在外逃时被敌人机枪打死。李润久的侄媳妇抱着婴儿外逃,母子两人都被打死在路上。她的妹妹前去收尸,被敌人砍去一只手。亓全恒之母因年迈体弱,逃至云台山时;从崖上跌下摔死。还有一个年仅14岁的少女被鬼子轮奸致死。

这次我们村共被敌人杀害16人。

(9)李条庄王义训的回忆

我叫王义训,莱芜市牛泉镇李条庄人。

1942年问,云凤乡是莲花山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带。新甫县党政机关经常驻在我村和附近几个村庄。敌人妄图摧毁新甫县我领导机关,于农历7月18这一天合围云凤乡。

这天拂晓,敌人从黑峪(李条庄东十华里外)一带扑来,进村后先开枪射击,后挨门挨户搜捕共产党员和八路军。我党政机关已于夜间转移出去,敌人扑了个空,便拿老百姓出气。

村民刘学孔生病未能逃走,被日寇枪杀在炕上;亓永才的母亲被敌人搜出枪杀后,又用刺刀穿烂;吕庆甫夫妇及儿子、小女儿被敌人机枪打死;刘昌文见到鬼子行凶,往村外跑时被敌人枪杀,全身中弹二、三十发;亓凤台之母有神经病,被凶残的日寇剁成肉块;纪玉琢在瓜棚里看瓜,被敌人刺死;亓廷生、亓东山、亓会吉3人也被日寇刺死。    .

我逃到祥沟村西边的旗山东部,看到在一块长100米,宽40米的高粱地里,就有几十名八路军阵亡战士的尸体,听说是泰安独立营的战士。

这次敌人合围,我村共被敌人杀害23人,伤者无法计算。

(10)孙家庄亓玉英的回忆

我叫亓玉英,惨案发生那年我任孙家庄村自卫队长。

1942年农历7月18这一天,是我永远也忘不了的日子。这天拂晓,日寇、汉奸几千人,先从村东面,继而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孙家庄。敢人在山头上架起机枪、小炮向村内射击,然后闯进村里,把群众强行集中在一起。敌人端着枪逼问:“谁是共产党?谁是八路军?”但是没有一个群众回答。亓大娘(抗日干部亓星辰之母)被汉奸拽出人群。她痛斥汉奸:“你是不是中国人?你的良心喂了狗吗?”这个汉奸恼羞成怒,开枪打死了亓大娘。

谷传义、谷传教、谷效德3位老人挺身而出,与敌人拼命,被鬼子刺死。

亓玉贵夫妇逃到亓家林(距村北3华里),被敌人刺死,谷效贵、谷传华之妻、谷传信、谷效清、吴文月、谷效德之女等人被敌人机枪打死。

敌人走后,人们回村看到,谷效德老人被敌人刺得肠子流出来;他苏醒后,还断断续续地说:“年轻人……都去干八路……替我们报仇!”

在这次惨案中,孙家庄村被日伪军杀害13人。

                                          (吴圣贤刘茂起整理)

5、石龙口“八·一六”惨案

1942年8月16日,驻见马据点日伪军300余人,企图包剿驻石龙口村的我区中队。区中队安全突围,无一伤亡。气急败坏的日伪军将村里的男女老少驱赶在一起,威逼利诱说出八军的下落,但群众无一回答。于是日伪军将刘春青、陈善伦、陈善纪、陈善真、刘春朋、陈德文、陈善增、刘福朋、刘春轩等22人抓走押往见马据点。

这一天,日伪军在石龙口的村南、村北的山上大肆搜查。他们不问青红皂白,见人就杀。中午,村民陈善庆被敌人当八路军,枪杀在村北;陈善水被枪杀在村南的沟里。下午,从西边来了12个赶骡子的,路过石龙口,他们都是郭庄人,日军队长高桥硬说他们是给八路军送粮食的,用手枪逼着他们到村南的沟边上,全部枪杀在沟边,其中一个最小的尚不满12岁。石龙口村的群众,为了纪念这悲惨的日子和这12名赶骡子的群众,将此沟取名为“鬼沟”。这一天,日伪军在石龙口村枪杀村民15人,打伤12人。

被押往见马据点内的22名村民受尽了种种酷刑。当天晚上,刘春青、陈善伦、陈善纪、刘春朋4人被活埋在见马据点内的“油篓坟”里,其他18人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才回到家里。

                                                                  (李学勇整理)

对石龙口“八·一六”惨案的回忆:

我叫刘春轩,莱芜石龙口村人。

1942年秋天,驻东见马庄据点的日伪军,在汉奸的带领下,集中对石龙口一带进行“扫荡”,妄图消灭在石龙口一带活动的区中队。敌人进入石龙口村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村民们有的被当场打死,有的被打得死去活来,有的被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有的死后连尸骨都找不到。我的亲身遭遇就是日伪军罪行的一个铁证。

1942年3月16曰,日伪军进入石龙口村,将村里的男女老少驱赶在一起,排成队一个个审讯。日军队长高桥狂叫着:“你们谁是共产党、八路军?谁说出一个,就给一百块大洋,说出两个,给二百块,一个不说统统带走。”但是尽管敌人威逼利诱,村民们无一人说话。敌人见没有人屈服,便开始将人群中的青壮年人拉出来。我大哥被敌人拉出来时,我母亲上前阻拦,凶残的日本兵一枪打在她的左肩上。后来,我和大哥刘春青,还有村民陈善伦、陈善纪、陈善真、刘春朋、陈德文、陈善增、刘福朋等20多人,被敌人押回见马据点。

这一天,敌人像疯狗似地在我村南、村北的山顶上跑来跑去,严加搜捕,见人就杀。中午,村民陈善庆被敌人当八路军,一枪打死在村北,村民陈善水被敌人枪杀在村南的沟里。下午,从西边来了12个赶骡子的,他们都是郭庄人。日军队长高桥硬说他们是给八路军送粮食的,用手枪逼着他们到了村南的沟边上,一个个被枪杀在沟边,其中一个最小的尚不满12岁。日本侵略者滥杀无辜,罪恶滔天。我村的群众为了纪念这悲惨的日子和这12名无辜的群众,将此地取名为“鬼沟”。

我们20余人被抓进据点的当天晚上,敌人开始刑讯。这伙禽兽不如的家伙,用尽了种种酷刑来折磨我们。陈德文被敌人灌辣椒汤,折磨得死去活来;陈善增被说成是村干部,被敌人吊在梁上用皮鞭抽打,陈善真被敌人用杠子压在腰上,差点压断了腰。日伪军对我们用尽了各种酷刑,仍然一无所获,于是下了毒手,将我大哥刘春青和陈善伦、陈善纪、刘春朋等4人拉出去,活埋在见马据点里的“油篓坟”里。我们活着的人,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才回到家里。

大哥死后,我母亲伤势愈加严重,再加上生活非常困难,无钱医治,一个月后便含恨死去,嫂嫂也被迫改嫁。全家4口人,只剩下我自己,生活无着落,只好离乡去讨饭度日。

“八·一六”惨案,使我村遭受巨大灾难。这天被打死的就有5人,被抓走20多人(有4人被活埋),全村猪、羊、牛、狗、鸡等财物被抢掠一空。  

“八·一六”惨案离现在已经50多年了,但是,日本帝国主义所欠下的这笔血债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要用这血泪斑斑的史实教育子孙后代永远记住这一天,永远跟党走。

                                     (刘春轩口述刘根增整理)

6、圈里村惨案

圈里村位于莱芜东部的棋山内。这里山峦重叠,沟壑纵横,山洞遍布。

抗日战争时期,圈里村一带是我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和地方武装,凭借这一带复杂的地形,经常出没山间,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因此,日伪军视这一地区为心腹之患,视这一地区的人民为眼中钉,经常到这一带“扫荡”。在“扫荡”中,日伪军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肆意屠杀和抓捕无辜村民。日伪军于1941年4月21日和1942年6月18日两次“扫荡”了圈里村,共杀害村民6人,伤4人,抓走2人(用钱粮赎回)。

1941年4月21日(农历3月25日)早晨,驻颜庄、辛庄、黄庄等地的日伪军在白冶子沟行凶后,又来到棋山一带村庄“扫荡”,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圈里惨案。当时图里村的村民听到枪声都逃往棋山内躲避,想躲过日军的残害。然而,圈里村群众也未能幸免。千余名日伪军象蝗虫一样从白冶子沟直扑圈里村,包围了棋山沟,万恶的敌人的机枪对准逃难的群众扫射。村民艾德禹在逃难时,被敌人用机枪击穿手腕及腰下部,当时躺在血泊中昏迷不醒。他16岁的女儿,被机枪击中胸部,当即死亡。敌人还打死了他家的一头牛和一头驴。艾德禹虽经治疗幸免一死,但因卖地、卖粮作药资,弄得全家人衣食无着,只好以四处讨饭为生。

机枪扫射之后,日伪军又进行梳篦式的搜山。村民郑学海躲在棋山龙眼沟的一个石洞里,被搜山的敌人发现,让他出洞,他坚决不出,凶残的敌人竟用刺刀猛刺他的头部,使他当场惨死。

村民郑学义躲在棋山下的葫芦沟内,被敌人抓住毒打一顿,又逼着他跟着走,他坚决不从,气急败坏的敌人用大刀砍掉了他的头颅。

日伪军又在棋山北坡抓住了郑玉才、郑贵吉、吴式为和李丰会4人,拷打逼问,要他们说出八路军在什么地方。他们回答:“不知道。”敌人大怒,用刺刀捅伤了吴式为的胳膊,又去捅郑贵吉,先刺伤了他的腿,又刺他的头,他头一偏,没有刺中要害,这时伪军刘庆绪(外号刘具子)抢上来,对准郑贵吉连刺数刀,郑贵吉当场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郑玉才趁敌人不备,跳下悬崖,幸免一死。吴式为被刺伤后鲜血直流,……。

这次惨案。圈里村被敌人杀害4人,伤4人。

1942年6月18日(农历5月初5),日伪军在王庄安设据点,建立了伪乡镇政权,并令各村交粮、出夫。但棋山一带的广大群众拒不为敌人服务。敌人气急败坏,于同月23日(农历5月10日)黎明,纠集百余人,前来包围圈里村。敌人先后抓住村民郑文吉、郑玉恒、郑玉入和吴式忠4人,先是一顿拳打脚踢,然后用绳子绑起来。这时,我方部队发现后,立即向敌人展开进攻,敌人被逐至西山头,我方部队占领东山头,双方互相射击。由于敌人摸不清我方虚实,慌忙押着4名村民撤回王庄据点。

敌人将他们押回王庄据点后,对他们进行了严刑拷打,折磨得4人死去活来。并扬言:“不杀几个不解恨,不杀几个,这里的老百姓不服气。”下午,敌人将郑文吉、郑玉恒、郑玉入3人押到刑场,将郑玉恒、郑文吉砍掉头颅,郑玉入死里逃生。后来郑玉入、吴式忠2人被关押了十几天,由家人用钱粮赎回。

                                                (郑星梅整理)

郑东吉的回忆:1941年农历3月25日拂晓,颜庄、辛庄、黄庄的日伪军来“扫荡”棋山一带村庄。村民听见枪声,都躲避到棋山的山沟里。我和郑学海等人逃到棋山龙眼沟,郑学海钻进一个石洞,

敌人发现后大喊大叫让他出洞,他坚决不出,敌人气坏了,用刺刀刺进他的头部,然后用刺刀一拧,郑学海当即惨死。

郑玉义逃到棋山葫芦沟,被敌人抓住毒打一顿,然后逼他跟着走,他坚决不走,凶残的敌人用大刀将他的头砍掉。

1942年农历5月10日天将亮,王庄的敌人来包围俺村。父亲从家里跑出去,被敌人抓住,用绳子绑起来痛打了一顿问:“有没有八路军?”父亲说:“没有。”随后,我方部队开始打枪。敌人气急败坏,将我父亲和郑文吉、郑玉入、吴式忠一起带回郑王庄敌人据点。敌人被我们的部队打了一顿,更加有气,便对他们4人施以种种酷刑,到了下午,敌人将我父亲和郑文吉杀害了,埋在河岸上,不让收尸,直到10月后,托人求情,才将尸体运回村安葬。

艾现荣的回忆:我是艾德禹的女儿,莱芜圈里村人。

1941年农历3月25日7点钟,日伪军来“扫荡”。俺们听到枪声,都逃进棋山东山沟里。敌人在山上用机枪扫射,子弹打穿我父亲艾德禹的胳膊和腰下部,当即昏死过去不知死活。我大姐那年16岁,被子弹打穿胸膛,当即死亡。还打死了俺的一头牛和一头驴。敌人走后,我父亲苏醒过来,俺们送他上医院治疗。为了给父亲治伤,俺家卖了一块地,口粮也卖光了,又向亲戚家借钱,好歹还上了药费。父亲虽然伤愈,但全家9口人,没吃没穿,没有一点办法,全家只好到四乡讨饭为生,受尽了艰难。

吴式佐的回忆:1941年农历3月25日晨,敌人来包围这一带村庄。我们一听枪声,都逃进棋山北坡。当时我在村里当文书,很害怕,就钻进大石下的一个小洞躲藏。我在洞里往外看得很清楚,敌人却不易发现。见到敌人先抓住吴式为,拳打脚踢,然后刺刀刺伤了他胳膊。随后又抓住郑玉才和郑贵吉,毒打一顿后,用刺刀刺伤了郑贵吉的小腿,又去刺他的头部,刺刀一偏只刺伤了他,他倒在地上。这时汉奸刘绪庆(已被政府镇压)又用刺刀连刺数下,郑贵吉当即身亡。郑玉才趁机跳沟逃走,死里逃生。最后敌人抓住李丰会,用绳子绑起来,又用绳子套在脖子上用力勒,他当时昏死过去。敌人走后,他才缓醒过来。我从洞里向外钻,怎么也钻不出来。只剩下不知是怎么钻进去的,费了很大劲才钻出来,身上被划伤很多处。

郑玉入的回忆:1942年农历5月初10黎明,王庄的日伪军又来包围我村,我听到枪声由家里往外跑,正巧遇上了敌人、我被敌人抓住打了一顿。随后又抓住了郑文吉、郑玉恒、吴式忠(已病故),个个被敌人痛打一顿,然后绑了起来。

这时,我方部队和武工队发现后,将敌人驱到西山头,我军占领东山头,双方对击。敌人摸不清我方虚买,立即撤离,将俺4人抓到王庄民宅。8点钟开始过堂审问,敌人先提来开水吓唬俺们,又用木棍打得俺们个个不醒人事。醒来后又让俺们跪大砂砾,最后又吊在梁头上打,打得俺们皮开肉绽。当时我被打得头破血流,鲜血糊住了双眼,什么也看不见。到了日头快落山时,敌人送来饭,扬言说:“你们都吃饱,打发你们回老家。我一听就吓昏了,还吃什么饭,随后,敌人将郑玉恒、郑文吉两人绑在一条绳子上,我自己一条绳子,押俺3人到村东河崖东岸的一块小地里,我一看早已挖好一个大坑,当时就吓得昏过去了。醒来后,有两个敌人架住我,另一个用大刀在郑玉恒的脖子上锯了锯问:“刀快不快?”又在郑文吉和我的脖子上锯了锯,同样的问法。后来我和吴式忠被各自的家里用钱、粮赎回。至今我身残不能干活,伤痕尚存。

郑成兴的回忆:1942年农历5月初10黎明,王庄之敌包围我村。敌人跳进我家,将我父亲郑文吉抓住,问他“有没有八路?”父亲说:“没有。”这时,我武工队开起枪来。敌人立即对父亲拳打脚踢,打了一顿捆绑起来。敌人说:“你和八路一伙,不说实话,没有八路谁打的枪?”立即把我父亲押到村西同郑玉入、郑玉恒、吴式忠4人带回王庄据点。敌人对他们用尽了种种酷刑,折磨得几个人死去活来。到了下午,敌人将我父亲和郑玉恒杀害,惨状难言。尸体还不让往家运,几个月后,托人情才被允许运回家,这时,尸体已经腐烂,两个人还绑在一起,一仰一伏,惨不忍睹。

7、苗山村惨案

1941年7月14日(农历6月20日)上午,驻见马庄日伪军在队长高桥的带领下,窜至苗山一带“扫荡”。在南苗山村,日军用枪逼着村民王其宝去找村长,被王其宝一口拒绝,日军便用枪托捣他,王其宝忍无可忍,一头向敌人裤裆撞去,凶残的日军开枪将他打伤在地,又用石头在碾盘上将他活活砸死。日伪军又在村内搜捕,将王其臣(党员)、王义顺、王淑英、王玉怀、王京一、王其茂、李海龙等人抓捕,押往见马庄据点,于7月16日夜全部杀害在油篓坟里。仅日军队长高桥就亲手杀害了5人。

南苗山一村王其堂的回忆:1941年农历6月20日上午,驻见马庄的日伪军在鬼子军官高桥的带领下,到苗山抓人。日军逼迫村民王其宝去找村长,王其宝坚决不去,并用头撞鬼子的裤裆、被日本鬼子活活砸死。然后敌人继续搜捕,当时,我祖父王京一、本家的王其茂,还有几个人正在干活。日伪军突然闯进我家,用刺刀割断院子里晒衣服的绳子,然后将我祖父王京一和本家兄弟王其茂绑起来,我躲在一个角落里幸免被捕。敌人将我祖父王京一、王其茂,还有王玉怀、王淑英、王义顺、李海龙等押往见马据点。农历6月23日早晨,在据点里干伪事的王××跑到苗山说,日本鬼子把从苗山逮去的人全部杀害了,是在农历6月22日那天被杀害的,全部弄进一座空坟里。

南苗山二村王其臣家属的回忆:1941年农历6月,我丈夫王其臣,到常庄古德范参加党训班学习。一天夜里,我丈夫从古德范回来,那时我已睡下了,估计在半夜时分。他刚睡下,敌人突然来砸门,我开门后,进来几个鬼子、汉奸,用手电筒照着,将我丈夫捆绑起来,又将土炕砸烂搜查,当时,我的小闺女才9个月,吓得直哭。我向敌人求情,说我丈夫不是八路军,被鬼子打了几个耳光,敌人又将我家里仅有的一点米撒在地下,说米是给八路军的,就将我丈夫抓走了,以后音信皆无,据知情者说是被鬼子杀害在见马据点里。

南苗山二村退休干部刘克庆的回忆:1941年农历6月,日伪军来“扫荡”,日军用枪逼着村民王其宝去找村长,他不去,日军用枪托打他,他忍无可忍,一头向敌人裤裆撞去,日军开了枪,他受伤倒地后,被敌人用石头砸死在碾盘上。

8、石湾村惨案

1942年2月23日(农历正月初9),呼啸的东北风卷着雪花,天气十分寒冷。这天天刚亮,日伪军就来到常(庄)文(字现)根据地“扫荡”,企图一举消灭驻在西坡村(离南文字2华里)的泰山医院伤病员及工作人员。但泰山医院早就得到情报,日伪军未到之前就把伤病员全部隐蔽在群众家里,工作人员也到村外山沟里藏起来了,日伪军到西坡村扑了空,便漫山遍野地搜查。在西坡山后沟,我泰山医院工作人员及当地干部群众23人不幸被日伪军抓住押往石湾村,途中混乱之际,张式因以大便为借口趁机逃脱。日伪军强迫董立友扛着一个背包,他趁敌不备,扔掉背包跑掉,其余21人被押到石湾村的山岗上,在张寿民同志(当时任专署秘书)的指挥下,泰山医院的5名工作人员也脱险了。最后剩下12人,计有南文字村的张申业、张立吉、张兆胜,响水湾的刘昌中、董化有、董子军,西坡村的宋学明、程松林、李开杰,博山下瓦泉村的王明树,博山青杨行村的马路华,泰山医院一名工作人员,被敌人押解着。傍晚时,敌人强迫这12人脱下棉袄包住头跪成两行,架起机枪准备枪杀。这时董子军趁机枪未响将棉袄举高,头用力缩,机枪响了未打中他,他立即倒下装死,其余11人全部惨死在敌人的机枪下。最后敌人将这些死尸垛成一堆,盖上高粱秸就走了。董子军在尸体堆里趴了很长时间,估计敌人走远了,才爬出来跑回了响水湾村。   

(李学勇整理)

9、三岔河惨案

三岔河村位于颜庄区的东部山区,是我抗日根据地。在党的领导下,该村组织的自卫团(民兵的前身),同日伪军进行抗粮斗争,不管敌人如何威胁,三岔河村始终不交一粒粮食。因此,三岔河村被泰山军分区授予“抗日模范村”的光荣称号。

1942年农历2月,颜庄区中队长潘炳和其弟弟潘申、潘友一起叛变投敌,跑到颜庄据点当了汉奸。三岔河村党支部书记任可德感到情况危急,把村民转移到距村2华里的棋山沟,加强了警戒,实行了坚壁清野。

4月12日(农历2月27日)拂晓,潘炳带领颜庄据点伪军(阎团)200余众,包围了棋山沟,把村民堵在山沟里,进行搜查、抢掠。汉奸们当众枪杀了村民吴守明、任可木2人,又捕去泰山军分区十团合作社干部任可贤、老魏、王荣耀等5人;捕去区参议长任明堂、盘查站长任明夫、村长任明伦、青年团长任明玉等4人;捕去群众亓守海、吴守贞、任维田、任维夏等30多人。牵走耕牛7头,抢去粮食、衣物不计其数,十团合作社的5名干部,除负责人任可贤是本村人,未暴露身份幸免一死外,王荣耀、老魏等4人均被颜庄据点日伪军活埋。  

敌人把抓去的30多人关押在颜庄街油坊里,强迫三岔河村交纳20把(每把合11.5市斤)蚕丝作为赎金,交齐后才放人,否则30多人全部活埋。村民们为赎回亲人,不得不变卖仅有的口粮和家产到处买蚕丝。全村财产折变个一干二净,也只买了2把蚕丝交给颜庄日伪军,就再也没有能力买丝赎人了。群众难以生活,只好吃树皮、花生皮、地瓜、野菜充饥度日。

被关押的30多人,有13人染上了伤寒病。敌人将他们隔离在颜庄南头朱家店里。敌人每晚对其余的人轮流进行审讯。审讯时用鞭子抽,棍子打。任明玉因为身上带了一支钢笔,共产党嫌疑更大,敌人对他施行了残酷的刑罚,有一天晚上一气竟打了他20余棍,打得他皮开肉绽。此时,任明玉心里明白,4名合作社干部已被杀害,村里又无钱买丝来赎人,被关押的人很难脱离魔窟,只有设法越狱,才能逃离魔窟,决不能坐以待毙。于是,他趁解手之机,留心观察地形。他发现东北炮楼处僻静,从炮楼窗口跳出就是野外,容易逃脱。

4月29日下午,敌人破例提前把他们关进屋里。任明玉等人猜测,敌人可能对他们下毒手了,决定当晚越狱逃走。晚上,任明玉以解手为由,偷偷溜出来探听动静,见日军都撤出了据点,一个日军下炮楼时慌得摔倒了,水壶摔掉了都顾不上捡,抓起来就跑。他四处察看,发现炮楼里的敌人全部撤走。他立即通知难友们都去厕所,从厕所迂回到东北炮楼,从窗口里滑下去,当夜逃回了村庄。任明玉马上找到区委工作人员汇报了据点敌情,区里立即组织人员,将13名得伤寒病的被押人员营救了出来。第二天,里辛乡伪乡长带领伪区长吕家林和伪区队长尚庆彬,前来三岔河抓人,但群众早已安全转移。

10、白冶子沟“四·二一”惨案

白冶子沟,位于颜庄棋山乡的东面,沟东面是白冶子山,山下深沟称白冶子沟。西面是双泉山,北面是红山,南面是棋山,东坡山沟为棋山沟,是这一带群众躲避日伪军藏身的地方,也是泰山区专署和军分区部队经常活动的地方。

1940年,泰山专署在白冶子沟村安设了纺纱厂、修械所,不久又相继安设了皮革厂、铁工厂。是年秋,泰山区贸易局也进驻白冶子村。这些单位的干部、职工大约100余人。八路军主力一部300余人,驻防距白冶子村西3华里的高家庄村。

八路军部队进驻后,对这一带山区人民的教育影响和支援很大,人民抗战热情非常高涨,地方武装十分活跃,经常配合八路军,给周围据点的日伪军以沉重打击。被日伪军视为心腹大患,屡次想集结兵力围剿。

1941年4月21日,张店、黄庄、辛庄、郑王庄等据点的日伪军集结千余人来自冶子村一带“围剿”。这天早5时许,郑王庄据点的日伪军占领了双泉山,黄庄、张店的日伪军占据了白冶子山,辛庄据点的日伪军占据了红山,对我八路军和驻白冶子村的贸易局及各工厂形成了大包围圈。

天刚亮,双泉山的日伪军突然鸣枪,驻高家庄村的八路军和驻白冶子村的工厂、贸易局的干部、职工知道郑王庄据点的敌人从西面包围过来,马上向东白冶子沟方向转移。当前队进入白冶子沟时,恰遇从东边来的一位卖盐的群众,便向他询问东边的情况。这时,人们已集结到白冶子沟。突然,山上的日伪军疯狂地向沟内人群射击。面对这突然如其来的袭击,人们有的向北转移,有的向回跑,后面的人听到枪声则顺朱山沟向西北方向转移。工厂的干部、职工大多数没有武器,只有负责同志的几支短枪,在敌人猛烈火力压迫下,无力还击,lOO余人被打死打伤。敌人冲下山来,将受伤的人垛成一垛,将贸易局的纸张、布匹、棉花等垛在上面,浇上煤油纵火焚烧,这场大火从早晨烧到中午才被人们扑灭。

第二天,部队回来组织群众埋葬死难同志的尸体,只见山沟里躺着横七竖八的尸体,草上、石头上溅得到处都是血迹,看后令人不寒而栗。政治处一名干部(小名叫张黑子,辛庄区侯家台村人)身上压着100余斤重的大石头,他被压得眼珠暴在外面,肠子淌了一地,惨状目不忍睹。死人堆里,有的血肉模糊,有的怒目圆睁,手里还攥着块石头。火堆里的尸体更是惨不忍睹,轻者焦头烂额,认不清面孔;重者有的头颅被烧掉,有的肢体被烧焦,四肢残缺,皮肉不全。掩埋尸体的人,面对死者的惨状,无不心惊肉跳,悲愤落泪。

这次惨案共有100余人遇难。泰山贸易局所有的物资和北海币全部被截获烧毁,所有工厂的机器设备及原料都被毁坏,还打死骡马4匹,泰山区贸易局及各工厂的经济损失惨重。

敌人这次袭击,也给驻地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失。日伪军打伤了村民吴希和、高继文、炸毁了吴茂真的房屋,并炸伤了吴茂柱。日伪军还抓走干部、群众80余人。

白冶沟“四·二一”惨案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又一罪行,这笔血债人们永远不会忘记。

                                                                    (段元栋整理)

(八)劳工的控诉



劳工血泪

                         ——被抓劳工刘元振的回忆

我叫刘元振,是莱芜市羊里镇北陈家庄村民,现在,我们家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吃的是白面馍馍,住的是大瓦房,还买上了自行车、电视机……,生活过得比蜜甜。可谁曾想到,在抗日战争时期我被日军抓去,在日本的临港码头干了一年的劳工,差点送了命,受得那份罪,真是一言难尽。

1944年,我20多岁,在村里当民兵,站岗放哨。11月6日(农历9月21日)拂晓,我和村长李效董、民兵刘宝成、李效泗、李淑亭正在村边巡逻。县政府的一名干部送来情报,说口镇据点的日伪军出动了,要做好准备。于是,我们分头到村头、路口了望情况,察看动静。我刚一出村,便被十几个日本兵堵住抓了起来,同被抓来的大下村的孙××一块押至口镇据点。第二天早晨,日伪军又将我和邢念臣、邢念学、孙德义、孔祥云、朱玉新、朱玉先等14人押往莱芜宪兵队,接着又转往泰安。当天下午在泰安上了火车,晚9点被押至济南。当时,在济南押着大约一万多人,日军分期分批地将这些人送往日本做劳工。

农历10月初10,我们这一批300多名青壮年,被押上到青岛的火车。到青岛后又把我们押上了日本轮船。由于战事紧张,原本7天的航程却走了23天。在船上,日本人每天只让我们喝两碗稀饭,饿得受不了也没办法。

农历11月初,我们乘坐的轮船抵达日本大坂,我们被押至新泻县,在临港码头当劳工。我们干的活是扛大件(麻袋、木箱),装卸轮船。每天要干18个小时的活,而可恶的日本鬼子只让我们每天吃一斤粮食。早晨两小碗稀饭,中午晚上两碗干饭。住的是大仓库,睡在水泥地上,冬天也只给一床毛毯盖。干起活来,稍有迟缓,日本监工便用藤条抽打。由于长期的劳累、饥饿,许多劳工得了病,但日方还说劳工装病,把生病的劳工赶到所谓的“病号房”里不给饭,不给水,也不给药,让他光着身子、赤着脚,活活饿死、渴死。因此,劳工们即使有病也不敢说,拖着有病的身子硬撑着干活,经常有劳工昏倒在码头上,最后还是脱不了病饿而死。到回国时,我们同去的300多人,死了60多人。幸好我的身子骨壮,没有病倒,才幸免死在异国他乡,但还是留下了“饿痨”的病根,至今仍常年拖累着我。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我们这批劳工才又重见天日。日方根据国际协定,被迫将我们送回中国。农历9月底,我们从日本的日满码头上了“江岛丸”号轮船,在海上航行了9昼夜。于10月初抵达天津港。在天津住了15天,10月25日才回到了家乡。看着我虚弱的身体,一家人抱头痛哭。

想想过去,看看现在,还是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今天的幸福生活。

                                      (刘元振口述朱司贵整理)

羊里村“十·九”难日

1944年10月25日(农历10月初9)莱芜县大队、羊里区委、区中队驻在羊里村。这天晚上,驻寨里据点的日伪军100余人,包围了羊里村,企图进行偷袭。事先,我县大队、区委、区中队已得到情报,安全转移。日伪军进村后,找不到我县、区武装,便大肆抓人、抢掠,对无辜村民进行报复,抓去村民114人,押往寨里据点。

在据点里,日伪军对被抓去的人突击审讯,挨个进行严刑拷打,将其中37名青壮年捆绑起来,押往莱芜城日军宪兵队。莱芜城日军宪兵队又将其中27名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放在大木笼里押往济南当劳工。这些青年人被押到济南后,便过上了非人的生活,在日军的监视下去挖地道。他们每天要干20个小时的活,而每天只给3个小窝窝头和3碗水,多一点也不给。干活稍有迟缓,日军就用木棒、铁棍、皮鞭没头没脑地往身上乱打乱抽。由于长期的折磨、劳累和饥饿,大多数劳工都病死在地道里。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时,羊里村被抓去的27人中有25人病死,幸存的两人刘宗朋左眼失明,申德圣右眼失明,还落下了一身病。1945年9月13日,国民党军吴化文部接管济南,刘宗朋、申德圣2人才逃了出来,回到家中。

(刘宗朋口述  朱司贵整理)

被卖当华工的遭遇

                      ——田守勇的控诉

1938年,日军侵占莱芜后,到处安设据点,莱芜沦为敌占区。日军实行法西斯统治,到处烧杀抢掠,使生产遭受严重破坏。日伪乡村政权抓夫、抢粮、横征暴敛,使人民缺衣少食,生活十分困难。那时的百姓,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1943年春天,日本土建行业公司到莱芜招工,说是去关外为日本人修建伤病员大楼。招工的把头说,每人给44块现大洋,40元给家庭,作为安抚费,4元给本人,做为路上的零用;到满洲后吃大米洋面,每月还有10块现大洋的工钱。在日伪统治时期,有这样的好事,真是天赐。那年我刚满14岁,十分幼稚,听了骗人的宣传,便决定去挣钱谋生。为生活所迫,同去的有红埠岭村的段伦书等3人,西港村的吴式卜,田家庄的老田等邻庄老乡共17人。那一次我们山东共去了17000多人,也都是做着挣钱谋生的美梦去当劳工的。后来才知道,这是汉奸把头骗人的谎言,实际上是把我们当奴隶卖给了日本人。他们克扣了安抚家庭的40元现大洋和我们的口粮、工钱,制造了山东同胞一万多人死在满洲的惨案。

我们从莱芜出发经过泰安到济南,240里路步行了3天,每天两顿饭,每顿只给二两重的一个小窝窝头,是用糠和豆饼做的,又粗又散,只好用手捧着吃。一路上又饿又累,走不动还要遭到辱骂和鞭打。可怜我们这些面黄饥瘦的孩子,从此便坠入了被奴役的深渊。有的再也没有享受到家庭的温暖,没有度过童年的岁月,就含恨死在异乡。到济南后,汉奸把头把我们交给日本土建行公司的日本把头,到青岛乘船去大连。

在青岛,我们被圈在码关上,周围设有电网,日伪军三层岗哨守着,只许进不许出。有的人想逃跑,抓回来就用棍子打,抓不住的就开枪打死。哪里是什么华工,简直成了死囚犯。

从青岛去大连的饭食只给了二两重的两个小窝窝头,还不够一顿吃的。一开始发放,由于人多,秩序乱,一阵乱抢,我们这些孩子哪里抢得到呢?只好饿着肚子。逃又逃不了,很多人逼得跳海淹死。在船上,我们被安排在最底层舱里,恰好舱里放有很多豆饼,我们饿得受不了,就偷着啃豆饼充饥。到大连后,被船主发觉告密,我们可遭殃了。下船的时候,汉奸警察把我们堵在码头上,用藤子鞭、藤子棍没头没脑地打,无一人幸免。大人还能挺的住,可我们这些孩子怎么能受得了呢?不少人被打得掉到海里淹死。我们从大连又被押到锦州,这就是我们做工的地方。在锦州城外,给日本人建造一座三层楼的伤病员医院,我们是运料小工。

在这里吃是海水煮海带,又苦又涩,难以下咽。吃下去不消化,肚子里难受,怎么吃进去怎么屙出来。有时也吃些烂土豆和发了霉的棒子面、橡子面等,尽管霉烂,但总比海水煮海带要好得多。吃不饱是经常的事,不管什么食物总是不给够,整天饿着肚子干活。实在饿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只好偷空到海边找些海蛎子、死鱼、死虾充饥,找不到时就拔些野菜、野蒿子吃。有时竟断粮两三天,不给饭吃,干不动活还要挨监工的臭骂和鞭子打。

出外找东西吃也不容易,一旦被监工发现,就是一顿鞭子,还要一天不给饭吃,监工凶狠极了,整天拿着鞭子在工地上转,对工人不是打就是骂。有一次开午饭,是用发了霉的棒子面熬的糊糊汤,每人一碗。有个姓刘的小孩没有抢上就没有了,这顿饭就没吃上。你想,本来就饿,上午连一碗糊糊汤都没喝上,下午怎能坚持干活呢?他就偷偷溜出去找东西吃,被监工发现抓回来,挨了一顿鞭子,幸亏大家讲情才免一死。第二天监工还不给他饭吃,让他饿着肚子干活。吃早饭的时候,我和邻村的几个老乡说,咱们多少吃了点东西,还饿得难受,昨天挨打的小刘连今早晨三顿没吃东西了,怎么干活呢?咱每人给他留一口,让他吃了好干活。我们凑了一个窝窝头,偷偷地给他,不料监工太恶毒了,专门盯着他,夺下窝窝头用脚踏碎,不让他吃,我还挨了两鞭子。监工又用鞭子逼小刘抓架梯往三层楼顶上挑砖,小刘连饿带累晕倒在架板上,掉下来摔死了。才14岁啊!监工还恶狠狠地骂他该死!

运料工是挑着沉重的砖爬架梯,走架板,向楼顶送料。走架板是很危险的。架板宽50厘米,由于架板太长,一踏上去,颤悠悠的乱跳,离地面又高,看起来眼晕,走起来很不稳,一不小心就会掉下来摔死。这样的活我从没干过,我不敢往上抓,不知挨了多少鞭子。但不爬不行啊!有一次,我颤颤抖抖地好不容易爬到二楼,在三楼顶垒墙的师傅看我年纪太小,很艰难的样子,就下来替我担上去。监工对着好心的师傅大骂一场。等我下来后,没头没脑的抽了我一顿鞭子。

饿对高空作业的人威胁很大。特别是下午,人累了,肚子也饿了,在这个时候经常发生事故,几乎每天都有人摔伤、摔死。死人是很平常的事,让劳工挖个坑埋了完事。摔伤的人没人管没人问,活受罪,直到死了,这种罪才算受完。

我的老乡小侯(盘龙村人)就是摔死的。一天夜里下了点小雪,早饭后照样干活。架板上的雪结成一层冰,滑得没法走。绰号王扒头的监工用藤鞭子硬赶着人们上架子。第一趟,小侯就从架板上掉下来摔死了,我从架板上滑下来,抱着小侯悲痛欲绝,他才13岁就离开了家乡,做了异乡冤鬼。我们几个老乡怀着悲愤的心情,埋葬了小侯。我找了一块长条石头板竖在他的坟前,请人写上“盘龙村小侯”五个字,以备回乡时带着他的骨头。这时,在埋葬小侯的乱葬岗上,已有400多名山东同胞死后葬在这里,他们都是因饥饿、劳累、疾病,在苦役中发生事故死亡的。

太阳下山了,白天的苦役罪算是受完了,但夜间的苦又开始了,我们睡的地方是地屋1米多深,宽4米,长10多米,挖土时留下两米宽的土台子,是睡觉的炕。上半部分垒起来,棚住顶,这就是我们的住处。我们睡在又湿又凉的土台子上,比坐水牢还难受。当地人告诉我们拔些海草铺上。海草干的时候很柔软,但一潮湿就发青生长,可又没别的办法,躺在潮湿的海草上总比躺在冻土上舒服。

冬天每人一身一层棉花的薄棉衣,黑夜白天都是这一身,给虱子的生长繁殖创造了条件,每个人身上都生满了虱子,伸手一摸抓出好几个来。更遭罪的是疥疮。由于潮湿和虱子的传染,每个人都生疥疮,浑身没有一块好皮肤。皮肉和衣服被浓血粘在一起,疼痛难忍,等到困乏超过了疥疮痛痒的时候,才能睡着。但睡不了一会,马上又痛醒了。就这样,我们月复一月苦苦地熬着,过了漫长的两年。

由于汉奸把头克扣了我们的口粮、工钱,使我们常年累月地不见粮食,身体因缺乏营养,极度虚弱,身体水肿,后来病发成瘟疫。1945年春天,这种瘟疫发展到了不可医治的地步。病症是先发高烧,继而浑身肿,肿破皮就死,下午觉得病,夜里就会死去。刚开始,一天有五六人死于瘟疫。日本人和汉奸不管不问,死了就埋,使瘟疫蔓延发展。我们向当局提出为劳工治病的请求,可是他们草菅人命,对劳工们的请求置之不理,以至死亡人数逐步增加,每天由五、六人增加到十几人、几十人、上百人的死。那情景太可怕了!白天还干着活,夜间就可能死去。大部分劳工担负着抬死人、埋死人的苦役。我们一块去的老田悲伤地说:“今天咱埋他们,到明天不知谁埋咱呢?咱回不了家了。”果然,三天以后他也死于瘟疫,真是回不了家了。临死时他告诉我,如果你能回去,千万要把我的灵魂领回家去。他死后绝望地圆睁双眼,这就是死不暝目啊!他是我们同来的人中唯一的老年人。我们办什么事都由他出主意,城区的小巩,是我们中唯一认识几个字的孩子,在老乡的坟前,他找了块石头写上他们的名字。后来他也死了。我最要好的红埠岭村的三个老乡也相继死去。我们同去邻村相近的17个老乡,只剩下我和西港村的小吴。而小吴的一条胳膊被把头打残,脸上肿破了一块,烂成窟窿,喝水都漏,已是奄奄一息,他是我唯一的伙伴了,我想法照顾他,让他活下来。我向打更守夜的人要了一床破毯子,给小吴盖上,又向他们讨了点剩饭喂养小吴,我们就这样相依为命。小吴的命真大,他终于活过来了。然而,瘟疫仍然严重地威胁着我们,劳工继续大量死亡,最多的一天死亡达160人之多。日本人和汉奸把头怕染上瘟疫撤离了工地,工地停工,我们每天都是埋死人、抬死人。可怜17000多被骗卖的山东同胞,有的是风华正茂的青年,有的还是天真烂漫的少年,受尽了奴役蹂躏之苦,大部分死在了满洲。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日本侵华的势头已去。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幸免一死的人被解散,允许回家。干了两年的苦工,给的工钱连从锦州到山海关的车票都不够。我和残废了的小吴只好讨饭步行,有时也偷偷乘车。偷坐火车很危险,到站后要跳车,有时摔的头破腿伤,有时还要挨警察的棍子。我俩一路上受尽千难万苦,直到1945年年底,才回到久别的家乡。

以上是日本侵略者制造的特大惨案——山东一万多名劳工死于奴役和瘟疫的部分过程。我是这一惨案的见证人,时隔50多年,现在我回想起这段历史仍然记忆犹新,悲愤交加。我要用这段不寻常的历史作为教材,用铁的事实现身说法,教育子孙后代牢记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永远跟着共产党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把我们的祖国建设的更加繁荣、富强,使我们中华民族不再遭受欺凌。

                                   (田守勇口述  段元栋整理)

龙湾子村抓劳工事件

1944年2月25日(农历2月2日),日伪军从雪野、上游、嵬石、榆林等据点撤出。同年9月24日,莱芜、口镇日伪军100余人返回雪野一带“扫荡”。

莱芜县独立营得到消息后,立即组织雪野民兵50人成立联防,发动群众“空舍清野”。民兵联防共分四队。在西面担任警戒任务的邢家峪、冬暖联防队15人,警戒一夜十分疲劳,由民兵队长邢念臣、指导员邢念刚带队到西山沟龙湾子村休息。

龙湾子村地处深山峡谷,人烟稀少,是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山村。民兵们休息后,汉奸便衣队便悄悄地摸了上来,站岗的民兵孔祥云由于过度疲劳,抱着枪睡着了,被汉奸便衣队踢醒。汉奸冒充军分区司令部人员来联络民兵,让孔祥云带路。这伙人找到民兵后便训起话来,先自我介绍是军分区司令部的,来联络民兵。指导员邢念刚一看对方穿着大褂、戴着礼帽,不像是八路军。只听冒充八路军的汉奸说:“鬼子驻在雪野,情况这么紧急,你们还在这里睡大觉,太麻痹了。”又问谁是民兵队长。指导员邢念刚看事不好,用力将训话的汉奸撞倒,冲了出去,队长邢念臣也跟着冲了出去,但正遇上大队日伪军围了上来,被刺了一刀,鲜血直流,民兵全部被俘。被俘的民兵有邢念臣、邢念刚、邢念正、邢念芳、孔祥云、邢念学、孔德义、邢念行、邢曰浩、邢庚业、邢佃业、邢会业、邢曰业和冬暖村民兵王爱新、王曰新及泰山军区某部六连的战士杨××共16人。

敌人用绳子和腰带将民兵绑起来,有的两人用一条腰带绑着。东暖村两名民兵用一条腰带绑着,他们相互解开腰带逃脱。在押往口镇的路上又逃出1人。

剩下的13人被敌人押往莱芜。第二天,敌人又将他们经泰安送往济南。在这两天的时间里,敌人一点饭水也不给。到济南后住了20多天,每天只给两碗稀粥。邢曰浩连饿带病不行了,被汉奸拉出去,扔在地上没人管,不长时间便死了。

1944年11月25日(农历10月10日),敌人又将剩下的人送往青岛,在青岛押上船送往日本。在海上航行了23天,每人每天还是只给两小碗稀粥。

12月初,轮船抵达日本大坂,这些人被押在新泻港做装卸工,在这里,每人每餐分给两个饭团,有时分给2两橡子面饼子,这怎能吃饱呢?整日饿着肚子,干着繁重的活。干活稍有迟缓,监工便用棍子或皮鞭没头没脑地打。邢庚业有病没人管,日本人不给饭,不给水,也不给治,邢庚业连病带饿死在异国他乡。

劳工们的衣服,每人分给两条麻袋自己做,一年只给一双鞋,穿烂了只得自己编草鞋。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劳工们重见天日。日军根据国际协定,才把劳工们遣返,由美国兵送回祖国。经过9昼夜的航行,到达天津。正遇上国民党部队在此招兵,劳工们坚决拒绝参加国民党军队。国民党军队看到劳工们坚决不从,立即将他们撵出天津,他们只得沿路讨饭步行回家。到德州桑园村后,他们遇到了八路军,问明情况后,让他们在这里休息几天,给他们换上衣服,发给鞋子、被子,便派部队送往章丘县交给泰山军分区。他们于1945年11月5日回到了离别14个月的故乡。(毕星三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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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2-18 09:30:26 | 显示全部楼层
(九)日伪军据点的暴行



罪恶累累的青石关日伪据点

青石关位于莱博交通要道上,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1940年1月15日(农历1939年腊月初7),博山伪军一个小队40余人,由汉奸队长兰干臣、副队长陈麻子带队,来青石关安设据点。这伙汉奸四处掠夺民财,在据点四角各修了一座四层楼。他们要什么东西,各村就得送什么东西,否则就烧、杀、抢、掠,方圆25里处的群众被搅得不得安宁。青石关据点的敌人犯下了累累罪行。

敌人在一次“扫荡”中,抓捕了关西坡的马廷照、峨峪村的郭汉会、东车夫村的王仲贤、下崔村的刘振儒、泗水县的李维祥兄弟俩等6人,押到青石关据点,严刑拷打。马廷照、郭汉会、王仲贤3人被枪杀,其他3人被押往博山,有的被日军捆到电网上烧焦,有的被敌人挖掉眼珠、割去舌头,最后无一人生还。

安设据点的第6天,我八路军四支队的一支队伍曾攻打该据点,从夜间打到拂晓,由于汉奸处于有利地形,武器又好,八路军没有攻下据点。攻到东山根的部分同志,在敌人火力封锁下没法撤离,四支队的孙吉玖同志带上手榴弹、汽油瓶、火纸,爬到敌人四层楼顶上,把手榴弹扔进楼里,炸伤了汉奸罗风山,敌人一片混乱。借此机会,四支队燃起柴禾,放起烟雾,随着烟雾撤走。孙吉玖同志未及撤走被敌发现,敌人开枪打断了他的腿,从楼上掉下来,为不使自己落入敌人的魔爪,就用三八匣枪自杀了。汉奸头子兰干臣把四支队牺牲的孙吉玖、张道友、×××的尸体运到了四层楼南边的庙台,用强制的办法从群众家里扛来铡刀,当着数百人的面,将3位烈士的头铡了下来。随后,兰干臣、陈麻子到博山报告,汉奸伊来灏,伊来玖来到青石关,将孙吉玖、张道友的头颅送往博山向日军献功,并在福门桥悬挂示众。×××的头颅留在青石关,用铁丝串,着,挂在青石关南门外靠大路的桑树上,成了汉奸练习打靶的靶子。这次事件后,伊来灏提拔兰干臣为伪军中队长,陈麻子为副队长,王星兰、岳同清为伪军分队长。

1940年春,汉奸伊来灏带领30余人,分两路包围了我北麻峪小区办公地点,逮捕了普通镇镇长孙应利、盘查站长李玉华、宋建起、小区干事郭庆铎、房东王天福和南麻峪村民董玉仁6人。普通镇动委会主任栾珍廷,动员和庄、普通两镇村民集资捐款,保出了郭庆铎、王天福和南麻峪村村民董玉仁,其余3人未放。有人去博山,路上碰见汉奸用铁丝穿住孙应利、宋建起、李玉华的两胸和两臂押送博山。栾珍廷托博山人黄金堂,想把3人保出来,黄金堂说:“已经晚了,兰干臣已经把人交给了日本宪兵队,保不出来了。”到了5月问,有消息传出,日本宪兵队把3人扔进了博山的一个煤井里。

1940年秋的一个集日,一名投敌分子赶集卖杂货,在回家的路上路过和庄,看见崔家店里有一伙穿黄灰衣服的人,马上到青石关据点报告了汉奸头子兰干臣,兰立即派汉奸队30多人,气势汹汹地来到和庄包围了崔家店,逮捕了阎有林、陈××等8人,敌人将陈××绑在树上,当场砍下了他的头来,其余7人押回青石关据点。

1940年腊月,响泉国民党员三番子头子高尚伦,偷偷到青石关据点,报告了我小区在响泉毛家楼的办公地点。兰干臣即派30名汉奸来到响泉,包围了我小区办公的地方,在一楼的区委主要负责人蒋正坤等5人被捕,在二楼的李仲德跳楼摔断了肠子,逃往马家峪西北山后牺牲。被捕的5人被敌人押送到和庄的南河崖,用机枪扫射,然后又用刺刀挑开肚子。这次事件共牺牲了6人。

1941年3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我情报员张兆正(教师)被敌人逮捕,不久,被日军枪杀于和庄东门外石炭窑刑场。

青石关据点,从1939年至1943年春,历经4年的时间,共逮捕杀害我党员干部19人,关押群众300余人,烧毁民房600余间,敲诈勒索银元数干块,抢劫其他财物不计其数,制造了多起惨案,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王连吉口述  李复恩整理)

大辛庄据点日伪军的罪行

1938年,日本侵略军侵占莱芜城后,不断到紧邻莱芜城的铁车区(辛庄镇)骚扰、抢掠,残杀无辜百姓,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1940年5月,日军占领铁车区鹏山泉(鹏山泉是铁车区机关驻地)。接着,日军逼迫上千民工在铁车区的中心——大辛庄村,侵占土地20亩,修筑了据点。1941年2月7日,驻莱芜城日军一个中队,由中队长黑川、顾问向内带领进驻该据点。随日军进驻该据点的有伪县长郝庆泉、伪县政府建设科科长李荆樵、财政科长宋再圣、伪保安大队长邹长礼和一个中队伪军,还有伪警长李振才等。

日军进驻辛庄后,即与当地的土豪劣绅、地痞流氓、伪区乡政权人员,共同谋划修筑围墙和碉堡、壕沟等据点工事。敌据点的设计、计划、施工以及砖瓦、木料和民工抽调都由建设科长负责。伪县长郝庆泉坐镇指挥。修筑砖墙、碉堡等所用工料,按地亩粮款强行向群众征收,有些群众因生活困难交不上粮款,敌人就把村长逮捕扣押在据点内,限期让群众将欠下的粮款交足,然后才把被扣的村长保回。群众被逼无奈,只好求亲告友,借贷粮款,或出卖土地和财物。在日伪人员的残酷统治下,群众饥寒交迫,度日如年,稍有反抗即遭残杀。在修筑围墙和碉堡的过程中,辛庄及附近村庄的亓伦亭、亓伦生、韩相常及亓振田的母亲和儿子等20多人惨遭杀害。东辛庄村的贺夫兴之父因未交粮款,被敌人杀害后埋在李维公家的猪圈里。为修筑据点工事,敌人还大肆砍伐树木,强拆民房,辛庄方圆十里以内的树株全部被砍光,大量民房被拆毁。

为加强对铁车区的控制,日伪军以辛庄据点为中心,在北至下三山,东至裴家庄,南到转山子,西到秦家洼的各交通要道和咽喉地带,先后安设了下三山、宝台、铁车、裴家庄、旋车沟等5个据点和徐店、碌碡岭、上陈、辛庄北岭(两座)、百咀红、桑园、秦家洼、芦城、于家官庄、露根槐、转山子、培峪、王子山、纸坊东岭、徐家庄、小北山、封山子等21处碉堡、炮楼。日伪军还强征民工挖掘两条深、宽各8尺的壕沟。一道是从辛庄到培峪子村,一道是从辛庄经芦城至转山子,对全区形成了一个包围圈,企图将该区分割若干小块,利用星罗棋布的据点、炮楼,进行“蚕食”,断绝我党组织与抗日根据地的联系,挤走我地方武装和工作人员。

1943年初,在我军民的强大攻势下,日伪军到处挨打,惶惶不可终日,驻辛庄据点的日军撤离,由伪军中队长张邦魁带领一个中队与颜团一部来辛庄接防。

1943年农历2月3日,八路军泰山军分区十团三营趁敌人收缩,人心恐慌之机,在内线关系的配合下一举拔除该据点。

(李伯甫回忆  贺茂春整理)

整个村庄化为灰烬  日伪暴行令人发指

1940年11月,敌宪兵队一个营200余人,进驻南冶乡小北冶村安设据点。据点安设后,日伪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村民们无不恨得咬牙切齿。

11月20日夜,我县独立营一部偷偷摸进村子,围住敌据点,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在混战中打死敌人60余人,还将敌营长段×打断一条腿,残敌逃回南冶据点。莱芜城的日伪军闻讯赶来增援,敌强我弱,2l日拂晓,我独立营撤离该村。

21日早饭后,敌宪兵队纠集南冶据点的日伪军,气势汹汹地向小北冶村扑来,扬言将小北冶杀净烧光。敌人进村后,抓住村民谭守寅,说是他领八路军进村的,没等回话,一枪就把谭守寅枪杀在门口。在街上,又碰上70多岁的村民段佃和,一个伪军抡起枪托就打,段佃和招架一下,敌人就说:“好家伙,你还想夺枪?”“砰!”一枪就把段佃和打死在街上,敌人还不解气,又搬起一块大石头,将段佃和的头砸烂。随后,敌人开始挨户搜捕村民,将未及逃走的谭守荣等29人抓住,用绳索捆住。日伪军临撤离时,又纵火焚烧房屋。那时小北冶村大部分是草房,一引就着,村子顿时陷入一片火海之中,仅半天时间,整个小北冶村化为一片灰烬,共烧毁房屋247间,其他财物也荡然无存,只剩下一部分断墙残垣。

敌人撤离时又将谭守荣等29人,5人一绑,押回南冶据点关押了一个多月,对他们用尽了种种酷刑,后又逼着用钱赎人。没办法,被抓的人家只好卖地、借债,凑齐了6600元(当时6元钱一石谷)送往据点,才将人赎回来。放回来的人,个个被折磨得面黄肌瘦,不成人形,行走站立都感到困难。

(谭守荣口述何忠整理)

惨绝人寰的杀人练兵

1938年12月12日,日本侵略军占领莱芜城。市民们不论老少都感到或早或晚将要大难临头。每当日近黄昏,家家户户关门闭户,过路行人无不行色匆匆。入夜更是一片死寂,杳无声息。有时听到街上日军的皮鞋“嘎嘎”作响,这又是日军到四乡“扫荡”去了。莱芜城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

翌年春,一个狂风呼啸、沙尘遮天的日子,笔者去红“万”字会所办的补习小学(今莱芜第一实小东南部)收拾书籍,突然听到阵阵“哑哑”声,即走向已站有行人的土台子上,模模糊糊地看到东南约300米处的树林里,有十几个日本兵列队站齐,旁边站立的一个日军“哇啦”一声,一个日本兵持枪出列,又“哇啦”一声,日本兵弓步端枪作刺杀状,再一声,日本兵便野兽似地“呀”着跑步向前,朝一棵大树上猛刺一枪,原来树上绑着一个人。第二次刺杀是“呀呀呀”连刺3枪,然后垂手站立。旁边站着的日军走向树前,检查刺刀的深度。这伙禽兽一个一个地轮换刺杀着。此情此景,真是想不忍想,书不忍书。当时人们的心情是那样的仇恨痛苦而又无可奈何,人们的心随着“呀呀”的兽叫声一阵一阵揪起来。虽然,目不忍睹、耳不忍闻,但走进屋里更是坐立不宁,还是到外面来领受那和烈士一样的痛苦。风越刮越大,天也越来越黑。是烈士的惨死,使天地为之震怒,风云为之哭泣!

半个世纪过去了,此事的阴影也在我心里埋藏了50多年。这天,舍弟杨华轩在济南退休后回莱城探家,我们走进第一实小,穿过教学楼,走到东南角原土台子处,看到东边烈士就义的地方是一片新成长起来的茂密丛林。提起这件事,华轩说,那年他是在西关任胡同河口和大家看到的。如今丛林以北就是建设中的西通内地、东到海滨的高速公路和马路纵横、高楼毗连的莱城区。自建国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莱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追本溯源,是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烈士的鲜血,换来了今天的海晏河清的太平盛世,侵略者任意横行和欺凌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烈士英灵有知,当会含笑于九泉。                                                                    

(杨华璟)

战斗简介

1.丘山战斗

1939年5月9日,驻莱芜、泰安、章丘、历城等县的日军近千人,在汉奸武装的配合下,兵分五路合击莱芜抗日根据地。妄图消灭驻寨里一带的八路军四支队。针对这十分严重的情况,四支队甸令员廖容标等领导同志,根据已经侦察到的情报,进行周密地分析研究,决定引狼入室歼灭敌人。

廖司令把部队分为南北两路,自东向西寻机迂回到敌人背后包抄过来。这天下午,四支队一部在水北与日军一路接火。10日凌晨,敌各路前往增援,四支队集中部队迅速围攻,战斗在羊丘山东麓、前裴王河一带全面展开。战斗十分激烈,一直打到天黑。日军见势不妙,主动撤出了战斗。

这次战斗,四支队毙敌140余人,打伤64人。

2.豆桔湾歼敌

1939年6月25日,驻莱城日伪军350余人,到苗山地区召开乡镇长会议建立伪区政权。四支队二团得到情报后,命令八连在苗山以北伏击敌人。

这天天气非常闷热。中午时分敌先头部队百余人,来到苗山村北豆桔湾,敌人见水清澈见底,便把枪攒成四攒,扒掉衣服下湾洗澡。当他们洗得正痛快的时候,八连战士英勇出击,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喊杀声响成一片,当场击毙日军60余人。缴获步枪30多支,弹药一宗。待敌人大部队赶到时,八连战士已撤至苗山东岭。他们居高临下,凭借熟悉的地形,又击毙日伪军9人。

3.许家寨战斗

1939年冬天,四支队一大队十二中队,驻防颜庄区埠东村。一天拂晓,驻莱城日伪军前来偷袭,被部队岗哨发觉。部队一面阻敌进村,一面组织转移,顺村南岭爬上南山顶许家寨。日伪军尾追不舍,双方展开激战。敌以武器优势,几次组织冲锋,战士们凭借山寨有利地形,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颜庄区中队也赶来助战,战斗越打越激烈,从早晨一直打到下午,日伪军几次冲至寨门,均被四支队战士击溃。下午5时许,副指导员段顺坤,带7名战士阻击敌人掩护部队安全转移到新泰地区。段指导员和通讯员王×壮烈牺牲。

战后敌人用战马驮走10多具尸体,伤20余人。

4.栗子岭伏击日伪军

1940年正月15日,口镇据点日伪军500余人悄悄向杓山一带进犯。

敌人的“扫荡”早被驻杓山的四支队某团发觉。团长杨万兴于15日一早,把兵力埋伏在栗子岭上严阵以待,决心消灭敌人。当敌人大部人马爬上灰堆东岭(与栗子岭一河之隔)时,战士们暴风雨般的射击开始了,七、八个鬼子当场丧命。这突如其来的的袭击,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躲进沟半天不敢出动。待敌人惊魂稍定之后,便架起迫击炮向栗子岭射击。这时四支队战士早已撤到西杓山北火石山上埋伏下来。敌人不见还击,即重整队伍向杓山进犯。刚到西杓山南河滩,又遭到火石山和南杓山寨我军的袭击,被击毙4人。敌人见势不妙,垂头丧气地撤回了口镇据点。

这次战斗,共毙敌12人,其中包括一名指挥官,我军无一伤亡。

5.侯家洼南打鬼子

1940年1月29日,驻范镇日军12人,到杨庄区侯家洼村抢劫、搔扰。莱芜县独立营闻讯后,立即奔赴侯家洼村南低洼地带埋伏起来。然后派两名战士进村把日军引出来。待敌人进入伏击圈后,独立营战士从四面发起攻击,日军被打得哇哇直叫,有8人被打死,1人被俘,其余3人逃跑。我军缴获机枪1挺,步枪8支,战士无一伤亡。

6.来头战斗

1940年农历2月初,四支队某部供给处7人、颜庄区公所、区中队共40余人驻防来头村。

5日,驻莱城日伪军、陈三坎部共700余人将村子包围。区中队副队长张东成率7名战士出围子迎击敌人,冲至北门外中弹牺牲。副区长刘梅辰挺身而出担起指挥战斗的任务。其余区干部、区中队战士全部登上围墙,阻击敌人接近村庄。村自卫团员及群众300余人抬出30多杆土炮架上围墙,向日伪军猛烈开火。战斗从午夜打至次日拂晓,日伪军未能接近围墙。6日早饭后,东门南段围墙被敌人的炮弹炸开一个豁口,群众立即用坯、石垒好。中午日伪军集中炮火轰击围墙,一颗炮弹在东门楼爆炸,两名区中队员和三名村自卫团员中弹牺牲。哪里有伤亡,战士和群众就主动补充过去,继续战斗。敌人打不开围墙,怀疑遇上我主力部队,灰溜溜地撤走了。

天黑后,区中队和群众安全转移。

7.杨家横战斗

杨家横地区处于鲁山西首,博莱边界,是泰山区进入沂蒙山区的咽喉地带,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

1940年4月11日凌晨,驻博山日伪军500余人,从博山石码出动,进犯莱东杨家横村。敌人首先占领村南“光光顶子”(山名),架起机枪、追击炮,向村内胡乱射击,亓文常一家四口被炸死。

这次日寇“扫荡”,我军早已得到情报。敌人到来之前,山东纵队一旅二团即撤出杨家横村隐蔽起来。他们见敌人占了“光光顶子”,就兵分三路,一路转移到村西南白罗山上;一路撤到村东南二虎山上;另一路则从侧面迂回到敌人背后,堵住敌人的退路。10点多钟,我400多名战士,在团长吴瑞林的指挥下,向敌人射出一排排仇恨的子弹。怎奈日军装备精良,我军无法大量杀伤敌人。即采取时打时停战术,使日军欲打不能,欲走不成,以利我待机歼敌。

黄昏时分,吴团长召开战地紧急会议,分析敌情,研究对策,最后决定与敌人展开肉博战。部队重新作了调整部署,一路穿过河西从北、东两面摸到光顶子”附近;一路从西、南接近敌人,呈钳形迅速包围了“光光顶子”。天慢慢黑下来,战士们系自毛巾作记号,上好刺刀,做好与鬼子拼搏的准备。深夜10点多钟,原占领二虎山的我军集中兵力向敌人射击,掩护包抄“光光顶子”战士们的迂回行动。东路的战士首先冲上山顶,接着北面的战士也冲上了山顶。同志们如猛虎下山,跃入敌群与其展开殊死搏斗,只杀得日伪军鬼哭狼嚎,尸体遍地。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搏斗,毙敌200多人。我军有37名战士壮烈牺牲。这次战斗共缴获追击炮两门,机枪5挺,战马3匹,子弹4箱(1万发),长短枪400余支,还有钢盔、布鞋等物资一宗。

8.黑龙潭突围战

1940年9月下旬,四支队司令部、二团、泰山区专属机关和泰山区锄奸队,分别驻防在香山区黑龙潭附近的苏家庄、康家庄、老牛头河等村。

日寇得到情报后,于28日集中两千余兵力,分四路向我军、政驻地包抄,企图用分进合击战术致我于死地。

第二天拂晓,我十二团骑兵排18位战士向东巡逻,在小王庄东与东路之敌遭遇,仅有3名战士返回,其余全部壮烈牺牲。

当时,四支队主力正在外线作战。四支队司令部和十二团首长迅速下达了向西北方向突围的命令。部队和专属机关沿黑龙潭西方城崮沟向西北方向撤退,队伍行至李官厅时,部队首长命令一连抢占北制高点方城崮,二连抢占南制高点獐狼洞,组成交叉火力阻击敌人进山。四连负责保护专属机关继续向前突围。此时东路敌人已占领回马岭,并有两架敌机向我疯狂扫射。此时四连战士集中火力向敌机射击,我专属机关抓紧时机,在部队的掩护下,胜利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圈。部队且战且退,绝大多数都突出了重围。

这次战斗,我军有50多名战士献出了宝贵生命。有的子弹打光了,从方城崮之阴跳崖壮烈殉国。我军虽然伤亡较重,但突围成功,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

9.第二次杨家横战斗

1940年10月某日,敌人从泰安调日军4个中队700余人,伪军两个大队1000余人,向苗山区杨家横进犯。

在此之前,山东纵队一旅二团曾在莱城以东地里沟一带歼灭伪军100多人,使莱城之敌惶惶不可终日。敌人这次进犯杨家横,就是给莱城之敌壮胆,是对我军采取的报复行动。

这次参战部队,仍是一旅二团,由团长吴瑞林率领,并有莱芜、博山的县区武装配合。在吴团长的指挥下,给敌人以迎头痛击,掩护了泰山地委、专署机关、医院和兵工厂的安全转移。这次战斗共毙伤敌伪700多人,其余狼狈逃窜。我团长吴瑞林受重伤,教导员钟民牺牲,营长岳进负伤,有百余名战士伤亡。

10.第三次杨家横战斗

1940年12月,敌人从张店、周村调集日伪军2000余人,分三路向杨家横地区“扫荡”。

敌人这次“扫荡”的目的是掠夺粮食、物资、抓壮丁、牵耕牛,破坏抗日根据地的生产。

我山东纵队得到情报后仍然命令一旅二团反击敌人这次“扫荡”。二团在莱芜、博山县区武装的配合下勇敢的接受了任务。战斗之前做了周密的部署。团长吴瑞林安排一、二、三营副营长,各率一个小分队,分三路迂回到敌人背后,给敌人以杀伤。主力部队从龙崮、望夫山转移到杨家横东面的三山,把敌人装进三山山沟的“口袋”里,然后以七个连的兵力,向敌人展开突击,消灭敌人。战斗开始以后,打得非常激烈,共毙伤日军400多人,伪军500多人,我军伤亡100余人。

这次战斗得到了山东纵队的嘉奖。

11.北大岭歼敌

1941年3月7日,驻章丘县大寨据点的日军,到莱芜县上游西峪一带“扫荡”。

为了反击敌人的“扫荡”,雪野区游击小队20余人,在小队长王希果的率领下,于7日拂晓,抢先爬上河北村附近的北大岭,占据有利地形,准备消灭来犯之敌。

游击小队刚刚埋伏下来,30多名鬼子兵也来到了山脚下,等敌人上, 气不接下气的快到山顶时,王希果一声令下,20多支步枪一起射向敌人,7名鬼子立时丧命。其余鬼子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懵了,个个吓得魂不附体,开枪反击也找不到目标,只好丢下7具尸体狼狈逃回据点。

12.火烧陈家楼据点

1941年古历2月13日,杨庄区硬拳道头子杨丙章和汉奸张西岱,遵照其主子日本特务头子川村的指示,率道徒50余人来陈家楼安据点。

据点设在村南头陈家祠堂内。敌人打算在院内建三座两层的炮楼。当他们将修炮楼的木材、苇子等建筑材料一概准备挺当时,我泰山军分区警备十二团,在杨庄区中队的配合下,于2月13日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这个据点。战斗打响以后,战士们将堆积在祠堂院内的苇子点燃起火,顿时火光熊熊,浓烟滚滚。部队趁火光打了敌人个措手不及,仅一个小时战斗即胜利结束。50名道徒除10余人溃散逃跑外,其余全被俘虏,活捉了硬拳道头子杨丙章。我军无一伤亡。

13.张高庄诱歼日伪军

口镇区中队为了打击敌人,经常将口镇据点至白龙据点的电话线割断,日伪军3天两头出动部队保护修复,非常扰头。

1941年4月9, 日,鲁中军区二团某营,在营长王凤林的带领下来到口镇附近,与区中队共同制定了诱歼日伪军的作战计划。这天夜里,区中队派人将敌人的电话线割断。王营长率部队在区中队的配合下,拂晓前埋伏在张高庄河附近,战士们严阵以待准备杀敌。

第二天上午10时左右,日伪军60多人从口镇赶来修复线路。敌人进入伏击圈后,我军即展开猛烈攻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到处乱撞。激战半个小时,打死日伪军20余人,伤lO多人,其余仓皇逃回口镇据点。我军无一伤亡。

14.古城河伏击战

1941年,日寇为强化治安,到处建据点,修调堡,对我根据地实行“蚕食”政策。

7月间,口镇据点通往龙角据点的电话线,经常被我地方武装割断。割断后敌人就派兵保护白天抢修。  

驻防莱芜的四支队某部,得知这一情况后,决定在口镇附近的古城河打一次伏击战。7月下旬的一天,四支队某营在胡营长的指挥下,于夜间9点前来到古城河东岸,把3个连的兵力部署在河东岸的大路两旁,将鬼子的电话线割断,等待敌人上钩。

第二天上午9点,敌人出动了。胡营长命令部队严阵以待,等候杀敌。lO多分钟后,鬼子和伪军来到古城河边。他们和往常一样,伪军在前,鬼子在后,涉水过河。我军按照先不打伪军专打鬼子的作战计划,把几十个伪军让了过去,等鬼子走到距河东岸40多米的沙滩时,胡营长连打3枪,发出了战斗命令。我军的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开火,霎时间敌人血肉横飞尸体遍地,只剩下一个鬼子跑回了口镇据点。

这次战斗仅用了3分钟,共消灭30多个鬼子。我军缴获轻机枪两挺,掷弹筒两枚,三八式步枪30多支,子弹3千多发。老百姓听说无不拍手叫好。

15.莱芜军民“九·一八”反“扫荡”

1, 941年9中旬,日伪军纠集万余人,从莱芜、泰安、历城、章丘、淄川、博山等地出动,在飞机的掩护下,对整个泰山区抗日根据地实行分区大“扫荡”。19日,日伪6千余人对章, (丘)莱, (, 芜)公路以东、, 博(山)莱(芜)公路以北地区反复“扫荡”。泰山地委机关与敌巧妙周旋,冲出了包围圈。20—21日,日伪6000余人“扫荡”博(山)莱(芜)边,焚烧村庄近百个,抢劫牲畜数千头,抓壮丁3000多人。20日,伪军陈三坎、高松坡部,配合日军包围泰山军分区卫生所驻地莱北刘白杨村时,惨杀无辜群众32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刘白杨惨案(1947年,国际法庭在东北审判日本侵华战犯时,凤山乡乡长李作琴出庭控诉了日军这一罪行)。27日,日伪军1500余人突袭常庄、文字现一带,泰山专属机关和山纵四旅一部毙敌百余后转移。同日敌2000余人,合击章(丘)莱(芜)路以东地区,这一带几十个村庄房屋被烧掉,老百姓无家可归露宿田野。29日,八路军山东纵队某部,不顾长途跋涉的劳累,于夜间突袭敌人,从死亡线上拯救了群众。

敌人这次大“扫荡”,所到之处实行“三光政策”(抢光、杀光、烧光)。党组织和群众团体被破坏,许多基层干部妥胁、逃跑,形势急剧恶化。

16.吉山战斗

1942年10月,泰山地委、专署、军分区机关、一营和教导队驻莱北阁老村。要在这里召开一次县以上干部会议。敌人得到情报后,纠集莱芜、泰安、章丘、博山等地5000余日伪军,分数路向阁老村合围。我军得到敌人调集的情报后,16日将会场转移到刘白杨村。17日清晨敌人便出现在刘白杨村的西山上。地委、专署、军分区立即组织分散突围。

军分区政委兼地委书记汪洋,率主力一营和教导队,向吉山村方向突围,以控制吉山制高点,吸引敌人掩护机关转移;专员赵笃生率部分人员,向淄川方向转移,从南王庄通过敌人的薄弱环节,安全转移了出去;地委副书记刘莱夫率机关一部向北突围,遇敌后隐蔽转移了出去。汪洋率部在抢占吉山制高点时,与从博山来的日军主力遭遇。一营在吉山下河滩与敌人展开激烈战斗;教导队在吉山东北坡向东北山头连续发动冲击;汪洋带一个连迅速过河,欲占南山制高点,想把敌人吸引过去,让一营和教导队集中力量突围。但是,一营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伤亡非常严重。教导队在东北山头争夺战中,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这时汪政委决定集中部队坚决突围出去。不料又遭到从雪野来的日军的疯狂攻击,因寡不敌众,突围完全没有希望了。这时汪政委的腿部也受了重伤,他处理掉身上带的文件后自戕殉国。

这次战斗我毙伤日军200多人,我指战员牺牲200余人,伤100余人。1945年,泰山区人民在吉山村西修建了“汪洋台”,以缅怀在战斗中牺牲的烈士。

17.西留村突围战

1943年5月,羊里区中队在军分区二团某排的配合下,组成保卫麦收武装工作队,以进一步开展“反资敌”、“反抢粮”斗争。7日晚,工作队在辛兴、中荣等村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后,进驻西留村张家胡同。胡同为南北向,南头修有阁式大门,中间有过街楼,两边墙高丈余,是较为理想的驻地。

第二天上午,寨里、大王庄据点的日伪军得到情报后,在硬拳道的配合下,迅速包围了西留村。工作队虽然四面受敌,但士气高涨,决心坚守到黄昏后突围。他们在胡同四角的屋顶构筑了防御工事,分工把守,誓与阵地共存亡。lO点钟左右,敌人开始在村里逐户搜查,包围圈逐渐缩小,张家胡同被包围起来。日军端着刺刀,逼着伪军搭梯爬墙。等伪军爬上墙时,工作队战士就瞄准开枪,就这样爬上一个报销一个,敌人始终没有突破工作队的阵地。

到了黄昏时分,日伪军抓来群众数百人,把各家的柴草运来,在张家胡同周围点起火来,妄图把工作队员烧死在张家胡同。夜幕降临后,工作队员在区中队长的指挥下,集中火力开始突围。机枪、步枪、手榴弹齐发,工作队员们勇敢地冲出敌人的包围圈,然后转到后街,顺着朱家沟子转移到四槐树,胜利返回区中队驻地。

这次突围战,共打死打伤日伪军15人,我工作队牺牲一名同志。

18.李家义伏击战

1944年初,口镇、方下两个区中队,经常联合行动配合作战。

这年2月21日夜,两区中队接到县大队通知,硬拳道一个中队要配合日军去徐封邱“扫荡”,命令他们到李家义伏击过路之敌。两个区中队接到通知后,在22日拂晓前赶到了李家义村。区中队刚埋伏下来,敌人就从西南方向过来了,很快进入了伏击圈。这时区中队突然发起攻击,枪声、喊杀声响成一片,仅15分钟就结束了战斗。击毙敌中队长1人,活捉70余人,缴获步枪28支。区中队无一伤亡。

19.鱼脊山伏击战

1944年3月某日,吴化文部300余人,在新泰遭我打击后,仓皇向淄博撤退,路经苗山区大漫子村。山东纵队二团八连得知后,主动配合苗山区中队设伏歼敌。八连部分战士埋伏在大漫子村北,另一部分埋伏在鱼脊山上。区中队埋伏在横里河两岸。

敌人大部队来到大漫子村北时,战士们机枪、步枪一齐射击,打得敌人东奔西窜,被迫向鱼脊山撤退。当爬到半山坡时又被山上的八连战士一阵手榴弹撂到了10余人。敌人调转枪口又向大漫子村方向突围,刚到横里河,埋伏在那里的区中队又接上了火,敌人被打得象无头苍蝇到处碰撞,死伤遍地。战斗持续了3个小时,除200余人仓皇逃命外,其余全被消灭。其中有一名副团长。我军9名战士壮烈牺牲。

这次战斗缴获步枪120多支,机枪4梃,炮4门,电台两部,子弹一宗。

20.片镇阻击战

1944年5月1日,驻口镇伪军吴化文部某团,奉调去安徽省接防。我军分区十一团得悉后,由副团长翟跃东率领部队,开往口镇以南港里一带,隐蔽在公路两侧。口镇区中队也配合参战,一个班埋伏在港里稻田,3个班埋伏在片镇一带。并在港里岭公路上埋下地雷,准备迎击敌人。

5月3日拂晓,敌人出动了。但狡猾的敌人不走公路,而是由冶庄向南直插泰莱公路。当敌人先头部队靠近片镇时,区中队立即开枪阻击,挡住了敌人的去路。10分钟后主力部队从东线赶来,将敌人团团围住。敌后续部队发现情况后,停在口镇南门外不敢前进。我主力部队与区中队互相配合,向敌人猛打猛冲。激战两个小时,打得敌人丢盔弃械东奔西窜,全歼一个营。

这次战斗共毙伤敌人110余人,俘虏150多人。缴获各种枪炮400余支(门)。我军伤亡10余人。

21.攻克仪封据点

1944年5月6日,莱芜(北)县独立营营长曲凯庆,率一个排,在羊里区中队的配合下,拔除了仪封日伪据点。

这天黄昏时分,独立营战士和区中队员,打扮成打铁的,卖炭的,推着小车进入仪封村。然后按地下人员提供的路线,摸进学校对面一家客店。进店后,战士们迅速从席包内取出步枪和手榴弹,然后出门朝伪据点方向插过去,按预定计划顺利接近了据点。这时据点里很静,只有西南炮楼内有咳嗽声和低微的谈话声。曲营长一声令下,战士们从南、北、西三面开始向敌人攻击。据点内一片吵嚷后,紧接着从角楼和门楼上向外射击。担任主攻任务的独立营战士登梯上墙,区中队员猛烈向据点大门炮楼和西北角炮楼进行射击掩护,独立营战士迅速登上了围墙。这时,西南炮楼上的我内线关系段×大声叫喊:“八路打进来了,快跑啊!”随后将大门打开,区中队和独立营战士,闪电般冲进据点,顺西围墙占领了西北炮楼。然后又向东北炮楼进攻,伪军大部举手投降,只有很少数的敌人还在顽固抵抗。但独立营和区中队已控制了大门和3个炮楼。东北炮楼的敌人见势不妙,顺绳越墙潜逃。战士们遂将炮楼点燃,战斗胜利结束。

这次战斗俘虏伪军28人,缴获步枪28支,子弹千余发。我军无一伤亡。

22.留村战斗

1944年7月某日,八路军山东纵队得悉寨里据点日伪军130余人,去口镇据点换防,便派出一个团在三留村一带设伏,准备消灭前往换防的日伪军。同时,羊里区中队和山口区中队在官水河河口设伏,以监视口镇据点敌人的动向。

廖容标司令员事先在东留村教堂向参战人员作了动员讲话,并亲临战场指挥。部队按廖司令员的部署进入阵地后,日伪军很快进入伏击圈。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敌人发起攻击,战斗大获全胜。

这次战斗共打死打伤日军23人,打死伪军1人,其余仓皇逃命,我军无一伤亡。

23.闫桥战斗

1944年9月30日,汉奸吴化文部600余人,自泰安沿公路东进莱城接防。八路军山纵一旅,奉命于29日夜间,埋伏在杨庄区闫桥、大桥沟、下马泉一带,准备消灭敌人。部队还在公路两旁安排了许多化装成农民的战士,推着小车佯作过路,等待敌人到来。

敌人离开泰城以后就沿路抓夫,至范镇以东抓夫更多,这些化装成农民的战士都被敌人抓去了。战士们把敌人的枪支弹药及其他军用物资,全都装在小车上,并用力缚牢,使敌人不好松解。当敌人完全进入伏击圈后,我军突然发起攻击,敌人仓皇应战措手不及,一个个伪军象打怔了的鸡,到处乱撞不知所措,有的还未解下枪来已被我军俘虏。激战1小时,共毙敌10余人,俘虏400多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我军有5名战士负伤。

24.18华里地雷阵

1944年10月16日,汉奸吴化文部1500余人对苗山区进行大“扫荡”。区武装部长李学收指挥民兵联防队,东起下郭家沟八里岭,西至龙角大河,在长达十八华里的交通线上,埋地雷1200多个。炸毁敌人汽车两辆,炸死、炸伤敌军100余人。

25.夜袭口镇伪据点

1945年农历正月17日,伪吴化文部艾云生团1000余人进驻口镇。

敌人进驻口镇以前,我军早已得到情报。5月初,泰山军分区敌工站长于振海和莱芜县公安局长李林泉,通知伪区公所的我地下人员景道范等同志,在下水河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会议重点研究了吴部进驻口镇后,如何将基本情况摸清,及时报告军分区的问题。敌进驻后第三天,地下人员即将吴部的人数、装备、工事等情况,向军分区作了汇报。

5月21日晚10点,趁敌落脚未稳,军分区司令廖容标带特务营,由内线人员作向导,从西门进入,迅速摸到北阁子敌外围防守点,敌人被包围后交枪投降。随后又进入伪警察所,摸上顶楼俘其所长。然后出警察所便门,摸进敌营房院内,在其碉堡下放好炸药包。随后一声巨响,碉堡开了花,我军即刻冲进敌营房。敌兵从梦中惊醒,个个惊慌失措,乱作一团,只有少数人在抵抗。因附近日军据点、碉堡很多,久战对我不利,半小时后,我军迅速撤出。

这次战斗,打死打伤伪军40人,俘虏150余人,缴获8瓦电台一部,迫击炮两门,步枪100多支。

26.三官庙战斗

1945年5月某日,口镇、寨里两据点出动日军30人、伪军100多人到王石一带骚扰。羊里区中队40余人在闫王石与日伪军交火,因敌我众寡悬殊,区中队顺闫家沟退至陈王石。在这里,四支队二团二营也与敌交了火。当时,日伪军已占领三官庙村东湾北大堰,而我军却处于斜坡地段,攻守都极为不利。日军不但居高临下,而且在阵地上布了两挺重机枪、十几挺轻机枪,火力很强。但我战士毫不畏惧,个个都把枪上了刺刀,勇猛冲向敌阵。在我军英勇抗击下,日伪军终于被击溃,缴获捷克式步枪80支,轻机枪两挺。但我军损失很大,有100人受伤,近百人壮烈牺牲。

27.里应外合拔除嘶马河据点

1945年6月11日,打入嘶马河据点的我地下党员亓勤友,接到顽县长刘伯戈的命令,让他做好撤出嘶马河据点,开往安徽阜阳集训整编的准备。得到情报后,亓勤友将这一情况立即汇报了中共莱芜县委,县委随后又汇报了泰山军分区。

当天晚上,泰山军分区张营长、莱芜县公安局长李林泉去南十里铺与亓勤友接头,根据军分区司令廖容标的指示,共同商定了里应外合攻克嘶马河据点的作战方案。即先由内线人员炸毁东北楼,大部队再从外攻入,彻底消灭敌人。

6月11日深夜,亓勤友等人看到远处的篝火后,便点燃炸药,轰隆一声巨响,据点东北楼倒塌了。顿时整个据点鬼哭狼嚎一片混乱。我外围部队(军分区部队、县武工队)随即从东北楼的废墟上勇猛地冲杀进去,在内线人员的密切配合下,仅半个小时就结束战斗。共炸死击毙敌军50余人,生俘250余人,我仅有一名轻伤员。这次战斗彻底消灭了刘伯戈的武装力量。



英烈及知名人物



(一)著名革命烈士名录

l、抗日战争期间牺牲,被山东省和莱芜县人民政府评定为著名革命烈士的莱芜籍烈士。

杨桂芳,许小洼村人,1909年5月出生,1938年入伍,1938年1月牺牲于新泰寺岭,时任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三中队班长。

刘仲莹,鹁鸽楼村人,1911年2月出生,1930年入伍,1930年入党,1938年4月牺牲于齐鲁医院,时任省委鲁西北特委书记。

鹿省三,西牛泉村人,1905年出生,1932年入伍,1931年入党,1938年4月牺牲于昌邑瓦城,时任鲁东工委书记。

狄秀三,东马泉村人,1910年出生,1938年3月入伍,1938年入党,1938年牺牲于蒙阴,时任山东纵队教导队队长。

毕指南,南三官庙人,1902年3月出生,1931年入伍,1931年入党,1939年5月牺牲于莱芜乔家义村。

李万笃,里辛村人,1918年出生,1938年入伍,1940年牺牲于莱芜口镇,时任七县联合办事处科长。

刘凤林(女),鹁鸽楼村人,1916年8月出生,1938年入伍,1938年入党,1940年牺牲于沂南,时任沂南县妇救会主任。

魏屏业,口镇东街人,1924年出生,1938年入伍,党员,1940年牺牲于章丘胡山,时任山东纵队四支队连长。

甄磊(女),西关村人,1915年11月出生,1936年lO月入伍,1938年入党,1941年牺牲于蒙山区大青山,时任山东省妇联组织部部长。

马乐天,马村人,1905年出生,1938年10月入伍,1937年入党,1941年牺牲于莱芜杨庄,时任中共水北区三乡总支书记。

唐德彪,唐上坡村人,1904年出生,1938年入伍,1941年8月牺牲于莱芜常庄,时任山东纵队4旅ll团副团长。

李焕友,八里沟村人,1912年12月出生,1938年2月入伍,1931年3月入党,1941年9月牺牲于蒙阴岱崮,时任泰山时报社总编辑。

刘秀轩,西勺山村人,1913年出生,1938年入伍,中共党员,1941年牺牲于莱芜龙尾村,时任县独立营营长、教育科长。

郭福增,东站里村人,1919年3月出生,1938年入伍,1941年牺牲于沂水,时任鲁中军区司令部电台台长。

吴道源,丰登官庄人.1900年出生,1931年入伍,1932年入党,1941年牺牲于莱芜何官庄,时任莱芜县交通站站长。

边振奎,边王许村人,1916年出生,1937年入伍,1938年入党,1942年牺牲于博山,时任中共博山县委书记。

朱光祥,朱家庄村人,1914年9月出生,1938年入伍,1938年入党,1942年牺牲于济南,时任鲁中军区财粮科长。

潘公正,冶河村人,1908年出生,1938年入伍,1931年入党,1942年2月牺牲于大崮山,时任山东纵队四支队特派员。

秦英奎,南古德范村人,1918年12月出生,1938年8月入伍,1938年10月入党,1942年牺牲于旋车沟,时任山东纵队4支队特派员。

刘俊林,刘白杨村人,1919年出生,1942年入伍,1942年牺牲于莱芜茶业口,时任茶业区青年救国团团长。

亓美玲(女),兰沟崖村人,1920年出生,1938年10月入伍,党员,1942年牺牲于栖龙湾,时任茶业区妇救会长。

郑觉民,陶南村人,1911年出生,1938年入伍,1943年牺牲于莱芜,时任莱芜二区区中队长、县独立营副营长。

冯玉铭,港里村人,1921年出生,1943年入伍,1943年牺牲于莱芜大洛庄,时任口镇区区中队长。

韩云祥,西古德范村人,1910年3月出生,1938年入伍,1938年入党,1943年牺牲于博山,时任鲁中军区12团参谋长。

王珂,梅官庄村人,1905年出生,1939年入伍,1943年牺牲于冷家庄,时任泰安军分区供给处处长。

赵玉川,小洼村人,1912年出生,1938年入伍,党员,1943年牺牲于沂南界湖,时任滨海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李子箱,抬头村人,1918年3月出生,1938年入伍,1943年2月牺牲于沂水岸堤,时任鲁中军区l旅2团3营营长。

王庆长,祝上坡村人,1918年7月出生,1938年4月入伍,1944年4月牺牲于莱芜石湾子村,时任县武装部副部长。

张华岑,南文字村人,1884年出生,1939年入伍,1944年牺牲于本村,时任泰山专署参议长。

许春禹,大山村人,1915年出生,1937年入伍,1938年入党,1944年牺牲于历城曹家庄,时任中共历城县委书记。

何式成,站里村人,1914年2月出生,1939年5月入伍,1944年5月牺牲于蒙阴坦埠。

李铎,南埠村人,1914年出生,1938年6月入伍,中共党员,1944年6月牺牲,时任南沂蒙县委书记兼县大队参谋长。

李维一,南埠子村人,1914年出生,1938年入伍,1944年牺牲于蒙阴,时任中共沂南县委书记。

王佃英,西五龙口村人,1922年出生,1938年入伍,1944年牺牲于莱芜王许村,时任鲁中军区警备旅连长。

李常福,上石城村人,1922年出生,1941年入伍,1944年牺牲于费县,时任鲁中军区12团班长。

陈作本,西嵬石村人,1920年出生,1938年入伍,1944年牺牲于蒙阴,时任鲁中军区4旅团参谋长。

周美杏,山口村人,1902年出生,1938年入伍,1936年入党,1944年牺牲于莒南县,时任鲁中军区募给处处长。

杨坤雪,东留村人,1919年出生,1938年4月入伍,1939年3月入党,1944年3月牺牲于泰安二王庵,时任鲁中军区团参谋长。

王瑞虎,三官庙村人,1916年出生,1938年入伍,1944年牺牲于章丘南明,时任章丘县县大队连长。

刘学会,邹家埠村人,1917年2月出生,1938年3月入伍,1937年入党,1944年牺牲于蒙阴岱崮,时任鲁中军区9师26团副营长。

徐干晨,西李家庄人,1909年9月出生,1938年入伍,1927年入党,1945年1月牺牲于本村,时任鲁中军区直属机关科长。

陈丹峰,陈东村人,1915年出生,1938年入伍,1938年入党,1945年牺牲于章丘官营,时任官营区区长。

陈克,冯家林村人,1913年出生,1938年入伍,1935年入党,1945年牺牲于潍县,时任县委书记。

朱彬周,冯家林村人,1905年出生,1938年入伍,1935年入党,1945年牺牲于沂水岸堤,时任鲁中军区干校校长。

陈志顺,大埠头村人,1922年出生,1944年入伍,1945年牺牲于本村,时任章丘县武装部部长。

吴修伟,埠东村人,1915年2月出生,1938年2月入伍,1938年10月入党,1945年5月牺牲于泰安黄前,时任泰北县敌工部部长。

韩玉超,口镇北街人,1908年出生,1931年入伍,1945年牺牲于本村,时任口镇党总支书记。

曲凯庆,温家庄人,1909年出生,1939年入伍,1938年入党,1945年牺牲于大酉坡,时任莱芜县独立营营长。

2、抗日战争期间,在莱芜牺牲的外籍著名烈士。

张守刚,泰安县人,1942年8月29日牺牲于蒲洼村,时任泰安县委代理书记,年仅27岁。

汪洋,东阿县人(现属河南省台前县),1942年10月17日牺牲于茶业区吉山,时任泰山地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年仅29岁。1945年8月,泰山区人民在茶业口村南修建了烈士碑亭“汪洋台”。舒同、武中奇、薛玉、廖容标、欧阳平等分别题了名或词。

石新,红军干部,1942年10月17日牺牲于茶业区吉山,时任泰山军分区教导营营长(团职),年仅25岁。

钟效培,1942年11月13日牺牲于榆林前村,时任山东泽东青年干校副校长、山东省青委书记。1987年,共青团山东省委和中共莱芜市委在汪洋台南侧为钟效培建立了纪念碑。

李枚青,新泰县人,1943年8月13日牺牲于上游,时任泰山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兼泰山地委敌工部长,年仅27岁。

(二)英烈简介   

杨桂芳,字仲馨,又名振华。1909年出生于许小洼村。16岁毕业于大下高等学堂,20岁进莱城武术馆习武。后在太平官庄、柳行沟等小学任教。文武兼备,善书画,喜夜奔亲友,多逾墙而过,无声息无踪迹,家乡曾流传其“飞檐走壁”的故事。虽家境优裕,父母溺爱,却无纨绔骄矜之态和书生文弱之气,向往自由,追求进步。1933年结识并多次资助中共莱芜县委领导人刘仲莹、孙启明等。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以打猎、捕鱼为名,到各村动员有志青年参加抗日游击队;变卖家产,购买马枪1支,向亲戚家借出左轮手枪1支。1938年1月2日,毅然离开父母、爱妻和不满3岁的儿子,参加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遂任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三中队一班班长。1月26日,在新泰县寺岭伏击日军战斗中,腹部7处中弹牺牲。为泰山区抗日战争中第一位为国捐躯者。  

毕指南,原名毕炳生。1902年出生于南三官庙村。1924年进入莱城读书,始接触到马列主义著作。中学毕业后,利用自家空闲房院办起初级小学堂;积极向学生传播新文化,灌输新思想。1931年,经刘仲莹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任中共莱芜县委宣传委员。1932年在县委领导下,参与发动农会请愿迫使国民党县党部更换县农会领导成员,使农会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毕指南担任县农会干事后,积极参与县财政局长毕华桥贪污案的清查、起诉,历经反复直到胜利。当年7月1日起,领导并主编中共莱芜县委机关报《战斗》。秋与刘仲莹起草《告莱芜全县民众书》,印发到中共和农会基层组织。1934年,为中共莱芜县委地下联络点——文成书局和在山西绛县应变隐蔽点的筹建变卖家产,筹集资金。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共莱芜县委遵照山东省委的指示,积极组织发动武装,准备参加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这时,指南一面开展抗日救亡宣传,一面给在外地隐蔽的党员一一发信,催促他们立即返回莱芜参加党的工作。他还与县委其他负责同志一起,分头到各区传达县委的指示,发动党员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参加抗日武装起义。1938年1月6日,毕指南携其胞弟毕炳生(又名毕秀山)带着他们搞到的当时莱芜起义部队唯一的一挺轻机枪,奔赴徂徕山参加了抗日武装起义。旋受命与孙启明、亓象岑共同组建八路军抗日游击第四支队驻莱办事处,积极组织硬拳道与八路军合作抗战,团结各界开明人士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借助他在三区等地的影响,天天风尘仆仆地奔波于四乡,夜以继日地在群众中进行宣传发动工作,筹粮募款,动员参军参战,支援抗战。并带头为党的事业筹集资金,将自己的60亩土地卖掉50余亩。

1939年5月15日(农历3月26日),毕指南一人去封邱乡执行任务,当经过方下村西火石岭时,同日伪军遭遇。在汉奸出卖、身份暴露的危急关头,他大义凛然,宁死不屈,被敌人残酷杀害,时年仅32岁。

5月17日,中共泰山特委、特委直属县委在圣井村召开追悼大会,泰山特委一大队政治处主任李枚青代表中共泰山特委,沉痛悼念毕指南同志,称指南同志是“我党优秀的老地下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党的优秀干部”。直属县委书记陈明达号召全县党员“向优秀地下党员毕指南同志学习,化悲痛为力量,投身到抗战洪流中去”。

李光教,字子玉,1917年3月26日出生于陈家庄一个贫苦家庭里。1932年,高小毕业,因家庭经济困难而未能继续上学。“七七”事变后,抗日浪潮波及莱芜,李光教奋起响应,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1938年,由刘波平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他积极带领群众同以邢铭三为首的国民党区政府开展斗争,并在各村组织群众抗日救国团体,动员青壮年参军,为八路军筹集粮款,工作非常出色。

同年秋,李光教担任了莱芜县委交通站站长,负责县委与上下级之间的联络和文件、报纸的传送。为了防止上下级联系中断,交通站不随县委活动,固定在陈家庄的一处小铺里,日伪军来了他们就立即转移,敌人走后他们立即返回。在艰苦的环境里,李光教认真工作,关心同志,处处以身作则,吃苦在前,使全站人员团结得很好。他虽然是站长但对重要文件和重要情况总是尽量自己送到领导手里。不论是白天黑夜,不管是刮风下雨,一有情况立即出发。由于敌情多变,他经常顶风冒雨,忍受饥渴,有时一夜之间要向县委送两三次情报,使县委机关多次免遭敌人袭击。

同年冬,日军占领莱芜城、口镇后,便四处“扫荡”,破坏抗日组织,抓捕抗日工作人员。陈家庄距口镇12华里,日伪军来去极为方便。为了保证交通站的安全,县委通知他们转移,但李光教怕影响各方面的联系,带领全站同志采取多分散、少集中的措施,仍坚持在陈家庄秘密活动。

1940年农历2月29日,由于叛徒出卖,敌人拂晓包围了陈家庄。李光教随机应变,扛起辘轳去坡里浇麦子。被村外敌岗哨发现,从四面包抄过来,李光教见难以脱身,决心实践他的豪迈誓言:“宁殉于国,不屈于敌”。趁敌人还未靠近,一头扎入井中。敌人强令村民将李光教捞出,押往口镇据点。

敌人为了获得我党政军机关的活动情况,对李光教采取了软硬兼施的种种毒辣手段,妄图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但李光教毫不屈服。只是用“不知道”来回答。敌人无计可施,又将他押往莱芜城宪兵队。李光教忍受了更加残酷的刑罚,仍未吐露半点机密。一天夜里,敌人将李光教押往汶河滩上,用手枪指着他的鼻子,让狼狗撕咬他的皮肉,妄想使李光教最后屈服,但李光教仍宁死不屈,穷凶极恶的敌人朝李光教开了枪……时年仅23岁。

吴道源,1900年出生于丰登官庄。1931年参加农民协会,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初期,凭一颗忠心和一股热情,积极发展党员。1933年9月,他受党组织委派进入三区当区丁,并以此合法身份担任党的地下通信联络工作。他在区丁中发展党员,圆满完成掌握区联庄分会内部情况的任务。1935年12月,被叛徒刘(伯戈)、周(茂森)率捕共队逮捕,押解到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在敌人百般审讯逼供时,矢口否认是共产党员。后来被判处两年半徒刑。在狱中,参加党组织领导的绝食斗争,持续5天,迫使敌人答应“犯人”提出的准看书报、准许与家属通信、准许会见亲友的要求。抗日战争爆发后获释,立即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1月带领发动人员,携带枪支到徂徕山参加抗日武装起义。日军侵占莱城后,受党组织委派,先后担任情报站长、盘查站长、交通站长等职。总是不避艰险,按时完成任务。一次,由莱芜(北)县去新甫县送文件,趁阴天漆黑的夜间,爬越日伪军的“防共护路壕”,涉过冰凌刺骨的汶河。在山岭野坡上爬行时,数次滚下山沟,有时跌得不省人事。艰难跋涉数十里,终于完成任务。当拖着遍体鳞伤、疲惫不堪的身子返回时,又遇日伪军“扫荡”,黎明前勉强走到亲戚家里隐蔽下来。过度的紧张劳累,5天内滴水粒饭不能进,却对人说:“为了完成党的任务,个人受点罪没什么。”  

何官庄硬拳道依靠日伪势力欺压群众,抗缴公粮。道源率武装分队袭击该道据点,没收道首何某全部家产分给四乡穷人。1941年2月22日,在执行任务中被硬拳道逮捕后拴住大拇指吊在梁上打得皮开肉绽,昏过去数次,不但不吐露党的任何秘密,反而破口大骂。何某恼羞成怒,残暴地下令灌辣椒水和煤油,反复动用“老虎凳”。继而用弹头挖肋骨、铁勺烫头、火棍烙等酷刑。敌人得到的只是一次再一次严斥痛骂。敌人无计可施,便下毒手活埋。3月l日,被刽子手押赴刑场,一路昂首阔步连声怒骂,高喊“共产党是杀不尽的。我死了会有无数的人为我报仇!”当被推到土坑前时,声音更加宏亮:“打倒日本鬼子!”“打倒汉奸!”“中国共产党万岁!”被敌人推下土坑、镢敲石砸,直到最后一口气时还喃喃地喊:“打倒汉奸”……

马乐天,1905年出生于马村。家境贫寒,完小毕业后务农。1932年入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学习。翌年结业后,到东平县当小学教师,领导当地农民进行抗税抗捐斗争。之后,回到家乡办起贫民学校,积极宣传反封建、反压迫,鼓动农民同地主作斗争。1937年,经徐干晨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日军侵占莱城后,始任盘查站站长,后任中共星波乡支部书记,秘密组织抗日游击队,破公路、割电线、埋地雷、潜入日伪军占领的范镇等村庄张贴抗日标语,搞得日伪军惶惶不安。1940年任中共星波、中和、水北三乡总支书记。1941年春,到水北部署抗日工作,被已秘密投靠景肇铃的叛党分子告密被捕。在景肇铃与刘伯戈软硬兼施一再威逼下,坚贞不屈。后被押送到伪军陈三坎驻杨庄据点的冯光田部,受尽吊打、灌辣椒水、压杠子、烙铁烙身等酷刑,对敌痛骂不绝,高喊“打倒汉奸!”“中国共产党万岁!”被恼羞成怒的敌人割去舌头,仍怒目而视。4月5日夜被活埋于杨庄村南。后来群众在为他树的碑上写道:“泰山之东  汶水之阳  志向坚定  惊动四方  舍身不屈  死而坚强  革命牺牲  万丈光芒”。

朱嗣光,1918年出生于朱家庄村一个富裕封建家庭。1938年毅然离家投入抗日斗争,担任乡青年救国团团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七区分区委青年委员。翌年任县青年救国团团长。1940年调山东省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是年8月,任淄川县青年救国团团长。在日伪军严密封锁控制下,夜间深入淄川境内活动,白天撤回茶业区隐蔽。1942年10月17日拂晓,日军包围驻茶业一带的泰山区党政军机关,嗣光受命带领几位青年干部押解俘虏和犯人突围,身先士卒,在前开路,腿部受伤仍坚持冲杀。继而胸腹部多处中弹,毅然临危不惧,掩护战友完成任务,最后牺牲在战场上。

郑觉民,又名郑立新、郑光生。1911年出生于陶镇南村。“九一八”事变后,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深恶痛绝,作文直抒胸臆:“军阀握权,对于国土毫不负责,将东三省及热河拱手送予日本,辱国丧权莫甚于此。”1935年,投国民党29军当兵。喜峰口战役失利后回家。1938年参加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任班、排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底,奉命组建二区区中队任队长。旋调莱东县县大队三连任连长。同年末,任县独立营副营长兼二区区中队队长。作战勇敢,指挥有方,带领区中队与日伪顽军作战,常以弱胜强,以少胜多。1940年春,率区中队在陶镇与日军一个小队及伪军300余人正面作战,持续一天,毙敌20余人,未使敌人突破阵地。多次轻装简从潜入敌营,镇压罪大恶极的日伪人员。虽遭敌人多次“清剿”,每每带领部队安然脱险。1942年的一天,只身被刘伯戈部包围于蔡镇村一座民房中,向敌人投出两颗手榴弹,趁机越墙脱险。日军以逮捕父亲、弟弟等亲属7人胁迫投降,但不为所动。1942年2月,刘伯戈说客以重金高位收买,听后一笑置之,并将说客交送上级惩处。1943年初,肺病复发兼患天花病隐蔽在家休养,于3月15日被敌人侦知逮捕。日军头目先亲自劝降,并释放亲属,以示宽厚,继而施加酷刑,均志如磐石,坚贞不屈,不久被杀害。

亓美玲(女),1920年出生于兰沟崖村。1937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调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沂水县岸堤)学习,结业后分配到莱芜九区做妇女工作。1940年,调任七区妇救会长。1942年5月13日,日伪军突然包围榆林村,美玲与区妇女干部李爱华被俘。日伪军将她们带到栖龙湾村酷刑逼讯,两人均坚贞不屈。后被罚做劳役,到村头水井挑水。美玲趁敌哨兵距离稍远时对爱华说:“你快跑!我掩护你”。爱华不同意丢下战友逃生。美玲坚定地说:“咱俩一块是跑不了的。你快走我掩护,不要管我。”爱华脱险后,敌人加重对美玲的刑罚,施尽灌凉水、压杠子等酷刑。美玲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最后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悲壮地走上刑场。

池玉贵,1917年出生于后城子村。自幼家贫,只上过两年小学。1938年参加青年抗日救国会。1940年末,参加民主政府公安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春,率领一个班夜间插入伪乡公所驻地,带一个战斗小组越墙入室将伪乡长击毙,缴获长短枪10多支。不久,嵬石村吴某拜日军驻辛庄的队长为干爹,横行霸道,为所欲为,群众要求除掉。玉贵利用吴某逢集必上市敲诈的规律,化装成农民混入辛庄集,趁吴某在一个樱桃摊前边拣边吃时打死。1942年,任铁车区区中队长后,带通讯员穿越敌人层层封锁线,深入腹地,伏击每天下山作恶的敌连长、缴获手枪一支。短时间内,区中队即发展到50多人。为粉碎日伪军封锁和“强化治安”阴谋,1942年5月的一天晚上,与区文教助理员分别化装成日军和翻译官,潜入辛庄抓捕伪村长带回进行教育,使其接受为民主政府秘密缴公粮、送情报任务。经过艰苦复杂的工作,大部分伪乡村政权表面应付日伪军,暗中为抗日军民做事。同时,经常伪装大部队,夜间包围伪军据点开展政治攻势,对作恶多端的汉奸指名道姓进行警告,使伪军惶惶不安,纷纷为抗日军民做事赎罪。。

1943年,刘伯戈派遣20余人的武装进驻南蛇沟村。在区中队全部出发执行任务的情况下,玉贵当机立断,乘其立足未稳,带领司务长夜袭,将刘伯戈部赶出去。

1944年春,玉贵带领铁车区区中队配合主力部队伏击伪军吴化文部一个营,负担左翼侧击,伪军受主力部队正面攻击,拼命向左翼突围。玉贵率队迎着5倍于己的敌群猛力冲杀。激战中胸部中弹负伤,转送医院途中牺牲。5年中历经30多次战斗,被称为独胆英雄、模范区中队长,屡受中共县、地委表彰。

徐干晨,又名徐淦田。1909年出生于西李家庄村。在高小就读时,一面当校工,一面读书。1925年,考入莱芜县立初级中学,他与同学刘仲莹、韩裕文3人带头阅读革命文学书刊,影响和带动全校大部分学生的思想进步。1928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曲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受到楚图南等革命家教诲,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毕业后留校工作。1931年任平津线党的地下联络员,因人告密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囚禁于南京监狱。在狱中始终以共产党员气节将敌人残酷刑讯置于度外。为准备出狱后投入抗日民族战争,以坚强毅力自修日语。1937年,国共两党合作后获释回家,以教员身份作掩护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发展马乐天、杨大昌、陈丹峰、陈兰堂等人入党。1938年5月,任中共莱芜县委委员,负责《抗战青年》的编辑出版。7月,兼任莱芜县三民主义青年救国团团长。1940年任中共泰山地委民运部长,10月兼任泰山区各界救国会副会长。后调任中共鲁中区委宣传科长。在繁重的工作中,不顾重病在身,艰苦奋斗,不遗余力,积劳成疾,致病情恶化,于1945年1月在沂水病故。

(三)英模及知名人物

李念林,1916年出生于中茶业村。抗战暴发后参加民兵并任队长。在对敌斗争中,经过反复实验,创造了石地雷。进而又研制了拉雷、踏雷、连环雷、吊雷、滚雷、丁字雷等多种布雷法,给了敌人以有力杀伤。曾受泰山地委、军分区的派遣,先后到淄川、章丘、历城、泰安等县,帮助训练地雷爆破,培养爆破手2000余人。

1944年5月,八路军一一五师和山东军区等主力部队,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开展麦收保卫战。从5日起,博莱县区武装6天中与日伪军作战52次。9日,李念林率20余名民兵,在上游至娘娘庙公路段埋设地雷,炸死炸伤由口镇出动的日伪军30余人,被鲁中武装委员会授予“爆炸大王”称号,新华社、美国合众社均作了报道。8月,在山东省军区首次战斗英难、民兵英雄大会上,又被授予“民兵英雄”称号。李念林多次出席山东省、华东地区英模代表会议,一生23次受奖。

左太传,1923年出生于黄庄村。1942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任黄庄、青冶行等15个村的民兵联队队长兼政治指导员,到鲁中军区人武部学习掌握了埋雷技术。接着组织了30多人的民兵爆破队,专门对付四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日本鬼子。

黄庄一带,地处沂源、莱芜、新泰、蒙阴四县边缘,是党中央所在地延安通往山东分局的必经之路,是敌我争夺的战略要地。1942年12底,左太传得到寨子据点的鬼子“扫荡”小上峪的情报后,他一面组织群众转移,一面带领队员们在小上峪口、河滩、路旁及村南的山上,挖坑埋雷,布下地雷阵。第二天拂晓,百多名鬼子和汉奸从三面包抄过来,踏入雷区,当场炸死炸伤日、伪军20多人。初战告捷后,又协同组织1000余人在颜庄至新泰北岭的近百里战线上,破袭铁路、桥梁和据点。使敌人通火车掠夺资源运送给养的美梦化为泡影。在抗日战争中,左太传爆破队震慑了敌伪,振奋了人心,有效地配合了鲁中区抗击日寇的斗争,1945年荣立特等功一次,被鲁中军区授予“飞行爆破大王”称号。

刘舜卿,原名刘华英。1911年出生于刘家封邱村。幼时即有奋发读书的壮志。从小学到中学均品学兼优,深得师生赞誉。1930年6月,因莱芜中学停办而辍学,彷徨中走上教学之路。期间,阅读鲁迅、高尔基文学作品和《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列宁主义问题》等马列著作,从各种渠道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在南方各省开展游击战争,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情况,看到国家和民族曙光。193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艰险环境中,为发展党的组织,积蓄革命力量而奔走,先后在下水河、景家镇、蔡家镇、片家镇发展党、团员,建起党、团组织。1935年刘、周叛变之后,他受组织委派,就地隐蔽坚持工作。“七七”事变后,走乡串村宣传发动青壮年参加抗日。1938年1月参加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7月,受组织派遣到进步人士梁竹航为县长的莱芜县政府工作,正确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实行合理负担,统筹抗日给养,减轻群众负担。11月,该县政府解体后,历任县青年救国团主办的《抗日青年》编辑、中共泰山特委秘书长、莱芜县民主政府秘书兼党组书记、莱东县委书记兼行署主任及县大队政委、莱芜(北)县长等职,为建立和巩固抗日民主政权,发展抗日根据地不遗余力地工作。1939年冬,家庭3次遭敌洗劫,年迈父母被迫带领老小离家乞讨。父亲饥寒交加、担惊受怕成疾死于荒山野沟。1942年,逃难至山区的家属又被日伪军捕去作人质,舜卿不但不为所动,反而增强了对敌人的仇恨和抗战到底的决心。同年冬,抗日根据地被日伪军“蚕食”、分割,斗争进入最艰苦阶段。刘伯戈乘机写信劝舜卿“改邪归正”,舜卿立即报告组织,并气愤地说:“多年的冤家竟敢太岁头上来动土,不和他斗到底决不罢休!”后来,一同族兄弟被刘伯戈委任为乡长,作恶多端,被民主政府捉拿归案,其家属、亲友多次找舜卿求情,但舜卿执法如山,依法将其处决。抗战胜利后,相继任泰山区专员公署副专员、专员职务。

刘莱夫,原名刘嘉典。1914年出生于西上庄村。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受中共莱芜县委派遣考入省立乡村师范,到济南寻找党的上级组织,使莱芜和济南的党组织联为一体,得到恢复和发展。1936年2月起,先后任中共莱芜县委书记和山东省委鲁南特派员。1937年6月,考入济南辛庄营房乡农学校军事训练养成所(8月改为省政训处)学习,9月,被派往蓬莱县任政训员,做抗日民众动员工作。1938年上半年,初任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司令部特务连政治指导员,5月,复任莱芜县委书记。1939年1月,任泰山区特委组织部长,参与领导组建起各县地方抗日武装,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胜利后,调往黑龙江省任龙南地委书记兼独立旅政治委员,继任辽北五地委书记兼独立师政治委员,为开辟东北新区,建立巩固的东北革命根据地做了大量工作。

曹春耕,原名春庚。1917年出生于南三官庙村。幼年上过两年小学,辍学后在家劳动并坚持自学。1931年考入高级小学,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高小毕业后,回到本村发展党组织,担任村党支部书记。1934年,到中共莱芜县委地下联络点文成书局当“店员”,协助县委委员王其人工作。每逢鲁西集市,便里里外外照顾门市营业,掩护“掌柜的”接待“顾客”,在销售文具、书刊中,完成上传下达的秘密联络任务。背集跟随王其人奔走于70多所学校、60多处农会、150多个村庄,保持着县委与基层党组织的联系。每到一地就摆下书摊,在边做生意边和顾客聊天中宣传党的主张,推销进步书籍。在走乡串学中,进行社会调查,为县委制订决策提供可靠情况。1935年,文成书局被国民党捕共队破坏查封后,在县委应变安排下,隐蔽于章丘、周村等地。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到家乡发动抗日武装。在8年抗战中,历任八路军连政治指导员、鲁中军区宣传科副科长、中共山东省委巡视员、鲁中一地委秘书主任、新甫县委书记、淄博特区组织部长、安邱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治委员、华东局行政处长。

孙启明,原名鸿亮,曾用名聘之。1899年出生于柳行沟村。1915年考入泰安中学,不久辍学回家。1929年春加入中国国民党,同年秋任县农民协会干事。1931年秋,入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学习一年。后在中共莱芜地下组织支持下当选为县农民协会干事长。到任后即与共产党员毕指南、吴建章、王其人团结一致,互相配合,开展工作,使基层农民协会迅速发展到71处,并组织乡村农协对豪绅和旧习俗作斗争,改造乡村政权,为中共莱芜地下组织的发展做了大量基础工作。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仍以国民党员和农民协会干事长的公开身份,进行党的地下工作,把农民协会开辟成为中共莱芜县委的活动中心。

1938年1月,率儿子和动员的青壮年参加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2月,任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驻莱办事处主任。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动员大批青壮年参加八路军,发动捐献枪支弹药和募集军粮等。同年8月,当选为以梁竹航为县长的莱芜县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供给处主任,根据中共莱芜县委指示,推行按地亩累进征收公粮办法,减轻贫苦农民负担。1939年8月,当选为莱芜县民主政府县政委员会主任兼民政科长。1940年当选为莱芜县参议会驻会委员。1944年1月任泰山专署民政科长。1945年7月,在鲁中区参议会上当选为鲁中行政公署政务委员会委员和出席延安(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魏春舫,原名魏振寅。1886年出生于江水河北村。民国初期任雪野区保卫团团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莱芜党组织与上级失掉联系而停止活动。1928年任雪野区区长。1938年秋,经共产党员刘德轩介绍,与八路军驻莱办事处主任孙启明取得联系,开始发动和组织抗日武装。10月18日,带领雪野一带的lO多人,到八里沟与各路人员集结,组建莱芜独立营,被任命为营长,并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受命带领一名通讯员到雪野一带组织章莱中队。1940年任章莱历大队大队长。1945年春,调鲁中军区后勤部生产科。秋,任公路工程大队大队长。

亓因培,字养斋,号荇荪。1861年出生于大官庄村。1879年中秀才。1900年中举人。1911年赴荷泽任省立第六中学语文教师。1919年,被泰、莱、新、费、蒙、沂、肥七县推选为广州非常国会护法议员。在广州参与制订各项除旧布新法令。1922年6月16日,在陈炯明叛乱中,机智脱险后,与山东的6名议员,共同参与起草并签名向全国发出《广州非常国会声讨陈炯明宣言》。尔后,越海经安南绕回云南,展转四川等地,于1924年回到莱芜。1928年12月,出任博山县县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目睹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奋起抗战事实,更加激愤不已。日军侵占莱城后,派汉奸拉着人力车登门请他出山效力,遭到严词拒绝。后来藏到二女儿家,汉奸遂追踪胁迫,不但誓死不从,反而背着衣物,拄着手杖,毅然出走。离别时对家人说:“日本人找我找得很急。我到哪里去你们别问;我走后也不要到处找。如果有一天听说我被敌人抓去了,你们在家出丧就是。我是一定要碰死!”事后,方知去沂蒙山抗日根据地,与李澄之、范明枢、彭畏三、耿光波在第四联中任教。在艰苦岁月中,与范等讨论时局,研究学问,谈笑风生,乐观异常。日军大“扫荡”中,与范隐蔽在一老中医家中,以特聘家庭教师身份为老中医子女讲课。为避敌人“扫荡”,常夜宿林间、田野、羊栏、山窟,受尽风霜雨露、饥寒颠波之苦。1940年8月26日,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各界人民代表联合大会上,被选为国民大会代表和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是年,山东省宪政促进会在鲁南成立,当选为会长。9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抗战同志协会监委。1941年秋当选为泰山区参议长。

亓聘如,原名亓汉珍,曾用名李晦堂。1882年出生于亓毛埠村一富裕家庭。7岁从父读“四书”、“五经”,学习八股文章。23岁考入莱芜高等学堂,次年考入泰安中学,后又就读于济南优级师范预科。33岁毕业后,在莱芜高等小学教授历史课。1921年,应聘任莱芜中学校长。1931年后,与中共地下党员刘仲莹、毕指南、王其人、孙启明等接触频繁,开始倾向革命。与毕指南、倪汉章等人发起成立习武山、崇崖山林业公会,利用组织民众植树的机会宣传革命,启发群众觉悟。1932年,参与莱芜县农会活动。1934年,在中共莱芜县委领导下利用农会合法身份公开倡议筹办大圣寺高级小学。在选定校址、筹集建校款物等问题上,对当地豪绅的阻拦挑衅寸步不让,与倪汉章、孙启明等人出面到县政府打官司,据理力争,获得允许伐树建校的胜利。1935年10月28日,得知中共叛徒刘伯戈、周茂森带领国民党捕共队到莱芜逮捕共产党的消息后,立即徒步跋涉数十里,分别通知莱芜党组织的领导人刘仲莹、黄仲华等,使他们及时转移幸免于难,并拿出50块银元资助孙启明、毕指南去山西省暂避。此后便将家庭开辟成中共地下联络点。1938年,日军侵占莱城后积极投入抗战活动,在辛庄寺群众大会上“历陈日本惨无人道……唯当抗战求生”(《一生自述》)1940年后,先后担任鲁西区区长,新甫县、新泰县、莱芜县参议会参议长,鲁中行署委员等职,为贯彻“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原则,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遗余力地工作。

刘运瀛,字化东。1894年农历12月出生于南刘家村。幼年即读诗书。勤奋好学,满腹经纶。初教私塾,辛亥革命之后,在马、刘二庄创办起了小学,自任校长兼教员。为两村培养了几代启蒙学子。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有人出人,有钱出钱”的号召,踊跃参加救亡工作。1938年1月徂徕山起义后,他送自己的女儿刘军、大儿子刘仲岩、二儿子刘仲九参加八路军,到抗日战场去打击敌人。本人即与我党的活动分子刘莱夫、亓聘如、亓象岑、亓伟等人联系,在当地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受中共泰山特委直属一大队供给处长亓伟委托,奔走于莱南莲花山区。为军队筹措给养、经费、军服、武器,出色地完成任务,受到党组织的表扬。1939年初,泰山特委一大队攻打杜官庄时,他组织群众配合,战后动员群众参军,慰劳军队。并与特委领导人夏辅仁、刘莱夫,一大队队长吴瑞林,政治部主任李枚青等经常联系。在这些同志的指导下,为部队筹款、筹粮、补充兵员,昼夜为抗战奔忙。

1940年lO月,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发动秋季大“扫荡”。刘运瀛的女儿刘军(莱芜第一个女八路军战士,此时,已是八路军中的领导干部)因怀孕临产,随军打仗不便,党组织安排其做地方工作。到达目的地当夜,就遭敌突袭而被捕。党组织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将刘军营救出狱。中共泰山地委书记刘莱夫指示刘运瀛要与党组织配合营救刘军。为了营救女儿他卖掉了一座宅院和大部分土地。

由于刘运瀛积极参加抗日活动,他的两子、一女都是八路军的负责干部。所以被汉奸亓象德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是年,11月下旬的一天,亓象德设下圈套将其骗至西汶南村,晚上才准许往家赶。当行至杜官庄村西时,亓象德予先埋伏下汉奸兵,突然从四面包围上来,将刘运瀛五花大绑,往鲁西镇押解。途经刘家庄村时,刘运瀛大骂亓象德是汉奸卖国贼。这些凶手怕村里人听见叫骂声,出来营救,残忍地割掉了刘运瀛的舌头,挖掉了他的眼睛。强拉硬拽,拖到鲁西镇对面的汶河南沿,剖腹、挖心,惨酷杀害。尸体暴露在沙滩上,风吹、日晒、沙埋,好多天后才被家人运回。

刘运瀛的尸体被家人运回后,亓象德又派大批人马,包围了宅院。声言不交出八路军就不让刘化东出丧。又将他大儿子刘仲岩抓去,押在亓毛埠小学里严刑拷打,当做人质。以后又三天两头派汉奸、特务反复抄家,弄得家破人亡,不得安生。刘运瀛的家属万般无奈,带自己的小女儿(刘骏升)和外甥(刘军的儿子),投奔到沂蒙山区,被党组织安排到沂中县夏蔚区李德同志家居住。不久刘骏升也参加了八路军。

刘运瀛为国家前途和人民利益英勇斗争,始终不渝,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人们尊称他为坚强不屈的抗战老人,他的家庭成为远近闻名的抗战之家。

苏英进(女),南古德范村人,1895年出生。1938年8月16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经过选举产生的六区文字乡第一任妇救会长。1939年四支队在常庄村召开“三八妇女节”万人纪念大会,苏英进指挥文字乡近千名妇女威严的进入会场。她在会上作了慷慨激昂的发言,唤起了民众的抗日救国意识,当场有十几名青年妇女,冲破封建势力的阻挠报名参军。

1940年初,泰山区北海银行成立,行址就设在苏英进家里,为了掩护银行,还在此设立了烟厂。党组织安排苏英进协助银行工作。她看到鼓鼓的一袋袋钞票自感这是党的经济命脉,责任重大,就下定决心保护好银行的安全。为此特地腾出了一口屋,在屋内挖了地窖,专供银行使用。又在村南偏僻山沟里,掏了山洞作为同志们的掩护所。有一次接到鬼子来“扫荡”的消息,银行要她保存一部分金砖、金条、银元。苏英进毫不犹豫地将这些贵重的物品放进缸里,借着夜色掩护,同丈夫一起埋藏在她家的后园里,保证了这批财物的安全转移。

苏英进为了八路军伤病员的安全经历了很多风险。1944年泰山区北海银行移址,银行会计王金辰因患重病留下了。这时敌人突然来“扫荡”,苏英进要他换上自己儿子的衣服躺在炕上。敌人破门而入。苏英进蓦地站起来,哭丧着脸说:“这是我儿子,生汗病,(这种病传染)几天不省人事了”。敌人怕传染上,没敢折腾就骂咧咧地走了。苏英进如释重负,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苏英进对革命战士的后代照顾得体贴入微。1941年7月四支队单团长的夫人董蕴生了孩子,苏英进将她母子俩接到家里休养。恐其着凉,就把老人用的狗皮褥子给她们铺上。端屎端尿,关怀倍至。产期结束,董蕴返回部队。苏英进为孩子找了合适的寄养户。每逢集日她总是买了孩子爱吃的东西去探视。一次孩子生了病,肚子肿得象葫芦,骨瘦如柴。苏英进立刻把孩子抱回来。四处奔波求医买药,为孩子治病。当时她怀中正有一个同龄的女孩,就用乳汁喂养两个孩子,奶水不够时,就先让董蕴的孩子吃,自己的女儿用家常便饭喂。由于她的精心照料孩子不久就好了。

1944年抗日战争转入新时期,村里男青壮劳力都上了前线,妇女成了生产的主力军。苏英进响应上级“组织起来的号召”,带头在村里成立起变工组,劳武结合,边生产边训练,有力地推动了抗战支前。军属刘福孔家中无劳力,苏英进变工组承担了他家的全部农活。房子漏了变工组凑草帮助修缮;冬季盖不上棉被,苏英进将家中半斗黄豆卖了,帮助做上棉被。

苏英进的家庭是一个革命家庭。家中有四人在抗日前线杀敌立功,小孩也为抗日做贡献。她家是战时情报传递点。一次从苗山镇传来一封鸡毛信,急需送到响水湾据点我内线工作人员手中,她让12岁的女儿秀莲扮作走亲戚的样子,混进敌据点,圆满完成了任务。  

苏英进在腥风血雨的年代,出生入死,历尽艰险,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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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2-18 09:30:55 | 显示全部楼层
附  录

(一)莱芜日伪军据点分布调查

1、综述

1938年1月1日,驻博山日军侵占莱芜城。2月,日军继续南侵,由于兵力不足,暂时撤离莱芜城。12月12日,日军第二次侵占莱芜城。

1939年4月,日军开始沿公路线占据重要村镇,强迫群众给他们筑围墙,修碉堡,架电线,开公路,占据了口镇、鲁西、寨里、青石关等几个重要集镇和要道关口。1939年夏季,日军以其据点和公路为依托,逐渐向四周伪化,建立乡村伪政权,并集中兵力,不断“扫荡”我占区。

1940年,日军继续沿公路安设据点,先后在刘家庙、青泥沟、宋家庄、大碾、鲁西、南冶、安仙(煤矿)、亓毛埠等地安设据点;在葫芦山、古墩、南城子坡、麦山子等地安设碉堡。

至1941年春,敌在泰莱公路莱芜境内,安设了马家庙、鲁西、嘶马河、何官庄等据点;在章莱公路莱芜境内,安设了娘娘庙、上游、雪野、南岭子、青石桥、枣园、下水河、口镇、芹村等据点和碉堡;在博莱公路沿线莱芜境内安设了青石关、和庄、常庄、苗山、孝义等据点;在莱新公路沿线莱芜境内安设了安仙、南冶、颜庄等据点。日军还在泰莱公路北侧挖了一道50多华里长,宽、深各4米的封锁沟;在博莱、章莱公路山区段筑起80余华里的遮断墙,墙外挖壕,设铁丝网,严密封锁抗日军民的活动。

1941年5月,鉴于日军的严密分割、封锁,莱芜县依据地理条件划为三个县,即莱芜(莱北)县、莱南县、莱东县。三县分治以后,敌人将这部分地区划为他们的“准冶安区”(即游击区),进一步实施“蚕食”伪化政策。这期间,敌人在莱北的大王庄一带,安设了大王庄、猪石槽等据点;在方下一带,安设了方下、兰沟崖、鲁西、嘶马河等据点;在水北、寨里一带安设了水北、吴家洼、涝坡、前枯河、魏王许、宜山等据点;在羊里一带,安设了羊里、辛兴、中荣、仪封等据点;在莱东的辛庄、铁车一带,安设了辛庄、下三山、宝台、铁车、旋车沟、裴家庄等据点;在新甫县(莱南县)安设了安仙、南冶等据点。敌人实施了碉堡政策后,于1941年9月对莱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全面的“蚕食”伪化。10月,敌人在飞机的配合下,合击了西北山区的黑龙潭一带。至此,敌人完全打通了章莱公路,并占领了所有的重要村镇,遂又沿公路大量修筑据点、碉堡。1942年3月,敌人调集千余人,进一步加强口镇、雪野、上游、大王庄等据点;在西北山区大王庄周围,增设了温家庄、丁家屋等据点,严密控制了章莱边山区以及南部平原地区。10月17日,吉山战斗以后,敌人的“蚕食”伪化政策很快由莱北扩展到莱东(原来仅常庄、和庄有据点)。12月,敌即在响水湾等地增设了据点,开始全面推行伪化政策。在新甫县境内,日伪军虽然在颜庄、清泥、南冶、安仙等地安设了据点,并不断四处“扫荡”,但整个莲花山区敌人却无法控制。于是敌人在对莱北和徂徕山区进行“蚕食”伪化后,又于1943年初开始了对莲花山区的“蚕食”伪化。1943年1月6日,日军从泰安、莱芜、新泰等县集结了数千兵力,突然对整个莲花山区进行“铁壁合围”,在经过拉网式的“扫荡”之后,又进行了40余天反复清剿。几天功夫,在原有据点的基础上,敌人即在边沿区增设了石庙子、白马峪、团山、亓家峪、赵家峪、刘家林、蔺家庄、李条庄、绿凡崖、柳桥峪、曹省庄、圣井、范庄等十余处新据点。据点之间还增设了许多碉堡。至此,敌人对整个莱芜的“蚕食”伪化计划实现了。据调查,在抗日斗争最艰苦的1941年至1943年春,在莱芜境内的日伪军达1.2万人,21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形成了密集的据点群和碉堡网。我抗日根据地被分割成豆腐块,其间隔距离平均在5华里上下。西北山区的大王庄至猪石槽,中间23华里就有5个碉堡;莱东见马庄至口镇30华里,中间有7处据点、8个碉堡。莱南的白马峪到吊鼓山,据点、碉堡间距只有2.2华里。莱北抗日根据地仅剩下“东起腰关迷马镇,西到鹿野安子湾”一条山峪,莱东90%以上的村庄被敌人占领,莲花山区全部落入敌手。

敌人利用密集的据点群和碉堡网,在其机动兵力的配合下,实行“保甲连坐”、“强化治安”等政策,连续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清剿”、“扫荡”,疯狂地破坏我地下党组织,残杀我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据不完全统计,自1938年日军进占莱芜至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日伪军利用据点、碉堡,对莱芜的大小“扫荡”达330多次,制造惨案60多起,杀害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干部、八路军指战员及无辜群众,抓走了大批劳工,烧毁房屋4.5万多间。此外,日伪军还抢掠和烧毁了人民群众的大批粮食、衣物、家具及其他财物。

1943年初,抗日斗争形势逐渐好转,莱芜三县抗日军民积极开展了拔除、迫撤敌伪据点的斗争,先后拔除杨家嘴、水北、宜山、孝义、辛庄、刘陈村、槐树岭、涝坡等敌伪据点和10余个敌伪碉堡;迫撤丁家屋、孔埠、杨庄、亓毛埠、团山、亓家峪、赵家峪、刘家林、陈家楼等敌伪据点和20余处敌伪碉堡,使莱芜的对敌斗争形势大为好转。

1944年,莱芜三县抗日军民继续坚持不懈地开展拔除敌伪据点的斗争。在主力部队的支援下,先后拔除了宝台、张里、青石桥、八里沟、前郭庄、小埠头、仪封、绿凡崖、圣井、李条庄、范庄、亓毛埠、曹省庄等十余处敌伪据点和7个碉堡;迫撤了响水湾、雪野、马家庙、郑王庄、铁车、旋车沟、裴家庄、大王庄、鲁西、柳桥峪、东牛泉、芹村、下三山、青石关、和庄、上游、黄庄、猪石槽、大佛等处敌伪据点和40余个碉堡。莱芜三县形势进一步好转。

1945年8月,莱芜境内的敌伪据点,仅剩下了莱芜城、口镇、鲁西三处。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龟缩在莱芜城、鲁西、口镇三处孤立据点中的敌伪军,在我抗日军民7昼夜的围困下,于8月29日狼狈向泰安撤逃。至此,莱芜这块饱经日寇铁蹄蹂躏、践踏的土地,终于又回到了人民手中。

2、莱芜日伪军主要军事据点、

碉堡分布一览表



(二)日军士兵的忏悔

1、人和鬼(火烧和活埋农民)

          —— 松尾富男(曹长)

如波涛起伏的几条岩石山脉,蜿蜒于山东省莱芜县和博山县境内。在山间分布的村落,直到昨天还在忙于秋收,男女老少村民在高兴的歌声中脸上露出微笑。但是这些享受着收获快乐的村民,今天却失去了脸上的血色,他们在憎恨和死亡的恐怖下挣扎着活下去的四年抗日战争中,皱纹已经暗暗爬上了面部。

日军又侵略来了,穿着草黄色军服,发红的几百只眼睛像饥饿的野兽,闪着令人可怕的光,在狭窄的村子小道上和稻草葺的屋顶下到处蠢动着。啪!啪!打碎了门板。咔嚓!咔嚓!掺杂着毁坏金属器具的声音。“畜生,甭跑!”“这儿,这儿!”“打死!”这是披着人皮的恶魔的吼声。“哎哟,哎哟!”老年人、女人悲痛的叫声,幼儿尖锐的哭声,像刮肠割肚似的。在邻近的西腰关,熊熊的火焰已经燃烧起来了。

在灰白色晨雾笼罩着的莱芜县茶业口、腰关一带,一瞬间变成了激战的战场,那是1941年9月中旬。为了发动太平洋战争,日本帝国主义者十万火急的任务是要牢固保住作为兵站基地的华北、山东。但是,遇到山东日益燃起的抗日烈火,令人喘不过气来的八路军的袭击,各地日军分驻队简直不是对手,接连不断地被攻破了。12军司令官土桥一次慌忙构筑封锁沟,增强伪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企图用彻底的“三光”政策覆灭解放区,所谓“博西(博山西方地区)作战”就是其行动之一。

每逢有事就夸口的臭名昭著的独立混成第10旅旅团长河田健·太郎少将,在我所属的45大队出发时命令道:“把能干活的男人全部绑来,一头家畜、一粒粮食不留,然后要叫他们再不能活下去,把家具、锅盆、锄锹全部破坏干净。”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烧、杀、抢”,“保持我们日本第一旅团辉煌战果。”

我作为小队长纳谷少尉的传令兵,离开原来中队,分配在第一中队。“松尾,不要玷污滨田队的名声。你不要忘记自己是下士官的候补人!”这是有“砍头滨田”外号的中队长滨田中尉的话。这话经常留在我的头脑里。是的,我要在这个中队里搞一件令人吃惊的功劳。从作战最初开始,我就密切注意矮胖子的小队长,紧跟其一道行动。

不知是为了看守村子而留下来,还是考虑不作年轻人累赘才留下的,在村落东侧稍高的山丘上,一直居住着超过50岁的二十几个老头老太太。他们紧靠在一起,轮流诉说着:“我们是农民,没做过坏事。”在他们前面紧握着军刀、盛气凌人的纳谷小队长和我,用发红的眼睛瞪着。我在他们胸前亮出刺刀,刺刀在9月的阳光下一闪一闪发出令人可怕的光来。离开两间房远(约3.5米)的地方,同年入伍的士兵西浦,指头就这么扣着扳机,在周围警戒,时时把枪口对着农民们进行威吓。

“你们,不说吗?按理说你们有八路军隐藏的武器,甭藏着了,拿出来!”在纳谷喊叫后,我接着喊道:“要是不说就打死你们!”一瞬间,在他们互相对望着的脸上,露出为难和恐怖的神色。

但是,在他们脸上闪着的坚定目光,一点也没有变。在紧张得喘不过气来的沉默当中,仅仅蹭出一个像患病刚好的男人,伸出骨节突起、手指粗壮的漆黑双手诉说道;“大人,我们是什么也不知道的农民,就是这么回事……”

“不知道?让你好好知道!”生着气、瞪着眼的纳谷向我抬了抬下巴示意。我本能地一只手拿着刺刀,向男人猛扑过去。几乎与此同时,在我眼前,老头老太太和抱着孩子的几名妇女迅速喊着:“他有病。”他们庇护着男人,目光似火。

“开枪啦!”西浦大喊道,把杠杆①弄得咔嚓咔嚓地响着。

“啊,畜生,甭疯吵!”我惊慌失措、不顾一切地挥舞着刺刀,用军靴踢了过去。“哎哟!哎哟!”有几个人受伤了。我好容易接近了男人,就朝他肩膀用力狠揍了两三下,抓住前襟,拉到纳谷前面,把他推倒了。

“哼!支那猪猡甭害怕。”纳谷嘲笑着,刀光一闪,军刀离开了刀鞘。男人的脸刷地煞白。“坦白吧,一粒步枪子弹也好,要是说了就饶你。怎么样?”纳谷用柔和的声音逼问着。

“我们是农民,实在什么也不知道。”正因为这是从正面碰到的非常平静的农民的声音,所以,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威胁。

“这个支那猪猡,砍了你!”纳谷喊叫着,军靴朝男人脸上猛踢。“啊!”军靴底上的铁钉扎进了男人脸。从破了的地方出来的血,染红了那张变形的面孔。但是,他的目光像箭似的射向我们。不拿武器的人们的逼近,有着说不出来的压力。我焦躁地坐立不安,迅速用水壶里的水往纳谷傲慢自大地伸过来的军刀刀背上浇,然后回过身来,逼近在痛苦挣扎中的农民。我用一只手亮着刺刀,左手猛力抓住男人头发,用刀把他的头拧了上去,随后把他的脖颈抻了出来。大概是因为生病,男人已经不能用动作来进行反抗,但是我全身感觉到他身上有一股不屈的精神压力。

突然,嘈杂的村民像潮水般连续竭力喊叫:“他是农民,饶命呀……”知道他即将被砍死的村民,脸上泪水模糊,不知有多少次在地上磕着头,哀求着。

“讨厌,要是不想死就拿出隐藏的武器来!”我大喊道。

在闪闪发光的军刀、刺刀面前,在枪口面前,村民毫不畏惧地不断拼死进行抗议。

“好好听着,你们只要拿出一支枪来就饶了他。”纳谷把军刀白刃放在男人头上,尖声大喊道:“如果不愿意,就立刻杀掉啦!”

“鬼子,我们是中国农民,不知道的事就是绝对不知道。”泰然自若的男人斩钉截铁地说得很清楚。  

“什么?什么?这个支那猪猡!”

那个男人看着围绕他吠叫的鬼子,眼里燃烧着怒火。

“我们是农民,什么也不知道,他也是不知道。”在村民们激愤的叫喊声中,“嘿!”随着愤怒的纳谷这一声急切的吆喝,军刀闪了下去。像敲打湿抹面发出瘆人声音的同时,剑锋砍到地面。男人的头往前飞出五尺左右。苍白的头咕噜咕噜转动着倒在旁边,没有头颅的身躯哗地喷出血来,往前一倒,就这样不动了。

“哎哟!”村民们悲痛的声音更高了。后来,悲声消失在群山中。村民们敲打着地面,乱抓着胸膛,紧握着拳头,苦恼地哭着。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看到这种惨状,母亲把孩子紧紧抱在干瘪的怀里。在哭叫的母亲那怨恨的脸下,婴儿小而圆的手抽动着。

“坦白,坦白!”我朝着把身体互相靠拢在一起的抗议人群,发火似地大喊道。但是喊声被村民的抗议浪潮吞没了。纳谷也露出凶狠的眼睛,胡乱抡着军刀大喊着:“安静,安静,拿出隐藏的武器!要是拿不出来,都这样的杀掉。”但是,这也没有什么用,谁也没有听到。

“畜生,哼,把那个家伙带来!”年近60岁的一个老人被选中了,在使劲地紧靠着的村民当中,我一边喊“扎啦!”一边做好用刺刀扎的姿势冲了进去,硬拉出一个低低呻吟着的老人。老人和村民在说着什么,对于不顾一切的我来说,什么也没听懂。警戒兵西浦的枪口帮了我很大的忙。

“哎哟,哎哟……我是上了岁数的人,什么也不知道。”

“坦白,坦白!”我用枪托底部和军靴发疯似的踢打老人那尽是骨头的腰部,但是,老人的话没有变。他的眼睛和刚才的男人一样。在这个眼睛面前,用多么残酷的手段或是怀柔和恫吓,也都是没有用的。“畜生,这个固执的家伙,处死吧!”纳谷厌烦似的哮囔着。

“队长,这一次我来刺。”我挺起胸说道。说真的,我也很害怕那即使被杀死也不坦白的中国人。我甚至感到,如果我不杀死这些家伙,恐怕我自己就要被他们杀死。同时想到,在队长前面得到“勇敢杀人”的评价正是我飞黄腾达的机会。但是,小队长有另外一番考虑。作为日本军军官,为了提高威信,必须会“高明地砍头”,这是野战军队公认的。然而,刚才的试刀,也许是用力太大,一直砍到地面上,当着部下的面,还不能成为只留下脖子皮的“模范的砍头”。对平素自封为日本武士道精神典型、“隐没在树叶间的武士”的纳谷来说,自是难以忍受的耻辱。

“哼,好!”对我的“勇敢的申请”,纳谷一方面满足部下具有杀中国人的兴趣,另一方面又慢慢显示威严,狠狠瞪着的眼睛放着残忍的光,说道:“只砍一个人还不过瘾,再砍一个。”我踢着在地上磕头的老人,喊着:“打杀啦!”抓住他的脖领拉了起来。

“我们是农民。对什么也不知道的人,你们要怎么样?”老人的眼睛愤怒地哆嗦着。把头和身体砍断,这种惨状还要再现,这使得村民们发疯似的求救,喊道:“我们是农民!”“为什么杀我们?”淳朴的村民以为,如果是老百姓就没有关系了。仅仅有这么一点点的愿望。但是,对我来说,自然丝毫也没有那样的想法。不论采用什么手段,都必须找出八路军隐藏的武器。军队对谁都一样,毫不容情地杀害就是正义。对我本人来说,这就是荣誉,我只相信这一点。

“喂,坦白吗?怎么样?”对着刚才我硬拉起来的老人的脖子,纳谷用军刀刀背轻轻敲打着。老人喉头的筋肉抽动着,从紧闭的嘴里像喷火似的迸出与年轻人一样强有力的叫声:“一句话也不用说了,要杀就杀。”我心里又怦怦地跳了起来。我不得不怀疑我的耳朵……中国人不爱惜性命吗?如果是士兵,还可以理解,普通的老百姓也……我这样想着,感到脊梁上迅速地跑着冰凉的东西,有一种错综复杂的难以忍受的压迫感。但是,中队长说:“中国人不在乎死,因为这些家伙讲迷信,他们笃信即使被杀死了也还能再生。混帐的家伙们!”中队长的训话很快蒙住了我的头脑。“哼,劣等人种的东西!”在重新考虑之后,我的眼里看到脸上青筋暴露的纳谷。他喊着:“好,好胆量!把军刀放在老人脖颈上,做出砍下去的姿势。纳谷发着火,瞪着村民大喊道:“怎么样?不说吗?”

“我们是农民。我们明明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杀死我们?”村民们大声反驳着。

“哼,畜生们”纳谷咧开歪着的嘴,“嘿”地一声,军刀再次闪烁。

在染上鲜血的地面,老人带有白发的头和瘦瘦的身躯转动着。

“啊,老爷爷……”在村民拼命的叫声中,咕嘟,咕嘟,从没有头颅的脖颈里冒出来鲜红的血,被干燥的土地吸收进去……老人如果反抗,就刺上一刀,我从对面亮着刺刀。现在,我已经放心了,一面把刀尖对着村民,一面望着纳谷说:“砍得好呀!”纳谷脸朝部下露出满足的笑容。

血坑中没有头的两个人的身体,仍旧好像使劲似的握着拳头,朝下趴倒在地上。冒完血的苍白的两颗人头,在有些阴暗的天气里,被微弱的光线照射着。神志昏迷似的村民们,悲哀的眼睛注视着直到刚才还活着的同胞变成死亡的尸体,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一个接一个地用火球似的眼光逼近纳谷和我,还有西浦。这些人的眼里已经没有泪水。他们用力紧闭着的嘴,由于憎恨,痉挛地抽动着。村民们更加靠紧了。这种寂静使人感到有一种被束缚的压力,我已经忍受不住了。

“坦白,要是不坦白,都杀死!”尽管喊叫,但隐藏不住内心的虚弱,因为声音卡在喉咙里出不来,我慌忙扣着步枪的扳机,采取把枪托抵在腰间的放枪姿势。西浦也把装弹的杠杆弄得哗哗响着,大喊道:“开枪啦!”

“再逼这些家伙也没有用了,去找另外的吧!”纳谷不高兴地擦着军刀上的血浆,命令我说。他心情烦躁,好象是明白已经找不到隐藏武器的地方了。他还好象是满足于保持第二次砍头的威严,把军刀挥舞了两三次。当时,我正反握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他就在我的前方,开始大步地走了起来,但是还不时地一晃一晃地回头看着。“混蛋,光是说大话,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这样想着,从纳谷后面一口气跑到山丘上,不知为什么,好象是有人追赶似的,有这么一种恐怖感,好几次回过头来,弄清后面只是西浦。我再没有心情去看那些村民了。

此后过了半小时,在从东腰关通向下面村落的小道上,纳谷和我走着。大约是还没有找到武器,心情焦急的关系,纳谷急速走在前面。“哎呀!”在前方右侧的大田里看到人影,纳谷和我更加快步向前。“是老百姓!”刷刷地沿着田垄走着的农民仍旧挥动着锄头。“打算装作完全不知道呀。”我自己随心这么想着,生起气来,于是大声嚷道:“来,来!”吃惊的男人抬起头来,用发黑的手巾擦着汗,平静地走了过来。那种满不在乎的态度让我非常生气。“假装不知道呀,混蛋!”对着走近的男人的脸,我用左拳头接连狠狠打了他两三拳。

“大人,大人,我是老百姓。”那个男人用力站稳了东倒西歪、摇摇晃晃的身体喊道。

“喂,八路军上哪儿啦?告诉我武器藏在哪儿?”纳谷像从上面扑过来似的问那男人。

“我是老百姓,什么也不知道。”

“什么?纳谷面有愠色地大喊道。

“要是坦白就饶了你。”看着纳谷脸色,我有经验地用刺刀对准那男人胸口。

“要不坦白就杀了你。”纳谷说完了,就仔细看着男人的脸,看他的反应。牛虻发出振翅的声音,在两个人中间飞来飞去,落在竖立在大地上的锄柄上面。

“什么也不知道。我实在不知道。”带地方口音的话,男人重复地说了好几遍。纳谷的双颊像抽搐似的痉挛,三角眼越发吊起,喊道:“这个混蛋!”军靴踢到正在下面仰头申诉的男人的脸上。

“啊,啊!”上半身向后仰的男人,用手按住脸,血从手缝流出,顺着胳臂染红了野外劳动时穿的衣服。看见血的男人,一瞬间,本能地把手从脸上放了下来,突出胳臂肘来抵挡那接着踢过来的军靴。军靴的铁钉踢到他的脸上,他额头破了,发紫地肿胀起来:从他的眼眶到鼻梁、嘴角,耷拉着一条鲜红的血丝。不管是身体,也不管是头、脸,我的泥靴毫不容情地踢了下去。他蜷曲着背,伸着臂肘,身体左右移动,想要保护自己的身体。他的这种姿势使我很不耐烦。

“妈的,拷问!”我把背枪的皮带挂在肩膀上,把步枪甩到背后,撕破了男人沾满土和汗的上衣,露出那在土里劳动锻炼出来的健康肌肉。不知为什么,杀人的念头总在我头脑里冒出来。我把男人刚才一直种地用的锄柄拿在手里。噗!噗!我用力抽打他的脊背。男人想把痛苦地扭歪的脸向我转来,但还是那样仰面朝天地倒下了。拳头般的棍棒接连打了下去。

“不要打头。”纳谷从旁说道。“简单地杀了他,就找不到隐藏的武器。尽管是杀,也要让他把话说出来。就照这个法子干吧。”这是他在战场上的经验、秘诀。

“要是痛苦就招!”噗!噗!肩头、腰骨、手腿,不分什么地方,棍棒乱飞,抽进了倔强的青年男人的身体,结果却像是抽打在酩酊大醉的人身上似的,全无反应。我越发用棍棒狠打下去。

“这个混蛋,这样也不说吗?”

“呜……”怒吼和呻吟声同打在肉体上的沉闷声音交错在一起,震动着周围的空气。    .

一开始,那个男人不断拼命反抗地动着,但是眼看着变得迟缓了。“等等!”盯着看的纳谷喊道。我喘着粗气,拿棍子当作拐杖,看着倒在地下的男人身体。刚才还是健康的肉体破了,从皮肤下咕唧咕唧地冒出血来。倒下去的时候沾上土,脸和身体的皮肤也变成了紫黑色。靠着两手撑着地,男人大口喘着气。

“喂!八路军在哪儿?武器呢?要是老实说就饶了你。怎么样?”纳谷用温和的语调、哄劝的声音问着,痛苦挣扎的男人把脸使劲抬了起来,狠命地盯着纳谷,眼中燃起了愤怒的烈火。

“混蛋,想反抗吗?”我又握紧了棍棒。

“喂,要是老实说了,就饶了你!”纳谷又一次劝道。

“不知道。”同样的回答。

纳谷遭到意料之外的顽强反抗,像丢了脸似的大喊道:“好,怎么也得让你说!”那激动的语尾,我没有听清楚,但无关紧要。棍棒抡起,响着呼呼的风声,又抽打在男人的身体上。不知接连打了多少次,男人完全不动了,死了过去。

“队长,这是一个固执的家伙。”我擦着额头上的汗恶狠狠地说。我想:“这个家伙也许是八路。”纳谷不高兴地一言不发,走到男人旁边,想要使他转动似的朝他肋上踢了两三脚,那仰面倒着的身体动也不动。“哼,把骨头弄折了。啊,喂,烧吗?”这咂着嘴所说的后面的话,我虽然没有听懂,但是反正总是答着“是”。

“把他烧死吧。喂,把那个拿来!纳谷指的是大田角落里堆得高高的谷子壳。我的心果真跳了起来。如果让纳谷看清我没有胆量,那可不得了。我一晃避开纳谷的脸说道:“是。”然后跑了过去。不一会儿,在昏迷过去的男人黑紫发肿的身体上,稀稀拉拉地堆上了谷壳。纳谷擦着了火柴,在拿着的一束谷壳上点着了火。我很快地把手向四方移动,干透的谷壳发出啪啪的响声,烧了起来。火焰包住了男人的身体,嗤嗤地烧着皮肤,奇臭冲鼻……

“啊!”一直不动的身体静静地左右摇动,手足蜷曲又伸直,那只手慢慢搔着身体上烧焦的地方,我受好奇心支配,在心底深处又有类似恐怖的东西,我抬起头,不由得喊了出来。

“啊,死过去了还通神经呀!”被反射的火光染红半边脸的纳谷,像鬼魂似的瞪着阴暗、混浊的眼睛,朝我说道。

“是,是这样。”我用冷静的态度支吾着回答。纳谷张开薄薄的嘴唇,露出冷笑。

火焰移到男人头部。嘴在蠕动。右手……接着,左手也开始搔着喉咙。他手中用力,很快地动了起来……他睁开了眼。在火焰中,那眼睛好像在寻求着什么,但是扭转头来,视野中出现我和纳谷的身影。

我不能直视那狠狠瞪着的目光,腿直哆嗦。“啊,啊!”我把背上的枪摘了下来,用冒汗的手紧紧握着,纳谷往后退了一两步。

“日本鬼子!”男人站起,大声喊叫,他一口气跳了起来。燃烧的谷壳和火星突然向四方飞散。完全是意料不到的变化。如箭般的眼光,咯吱咯吱咬着牙的嘴,男人的脸,越发逼近前来。

“什么……干什么?”纳谷的脸刷地煞白,慌忙换握军刀。他的手在微微颤抖。

“啊!”一瞬间,吓得我往后飞退。啪!啪!猛甩着火星,男人的身体在我眼前横穿过去。面对用猛烈力量跑去的后影,我像是开始苏醒过来似的慌张起来。在毛骨悚然的恐怖感逐渐减弱的同时,我比刚才更加气恼了。

“妈的!”我紧握着枪,追在男人后面。“抓,抓住他!”可以从后面听到纳谷尖锐的怒吼。快,飞快。他是直到刚才还死人似的倒下的男人吗?大约隔有3间房(约5.5米)的距离,男人和我跑了小半町(约50米)远……农民刚一踩上田垄,就摔倒在冒起的尘烟中,挣扎着想要立刻站起来,但是力不从心,不能动了……农民用尽所有力量,只是用双手握住了两把土,身体颤动着,大口地喘着气。我好容易追上男人,非常生气,也掺杂着对男人是否会凭不屈的精神猛扑过来的恐惧心理,嘴里不三不四地骂着。我反手握着刺刀,从背后瞄准他的心脏,扎了进去。一瞬间,男人把身体扭转。猛一下子扎进去的刺刀,刀尖斜着穿过了右胸部,离开了心脏的中心地方。“糟了!”我用军靴踢向呻吟于痛苦中男人的侧腹,使他仰倒在地,照准被流出的血浆染得通红的心脏部位,举起了刺刀。农民那胀裂似的睁大的眼睛,从下面射箭似的逼过来。“啊!”是刚才那样的眼睛。“畜生!”我像避免害怕似的闭上眼。正要扎下去的时候,“等等!”从后面追上来的纳谷拦住了。我讨厌地瞪着男人的脸。纳谷手里拿着锄头。  

“这家伙临死的时候特别坏,把他活埋了吧。”纳谷憎恨地说着向农民肩头踢去。

“是,是这样吧。”我虽然用卡在喉咙里的声音回答了,但是心想:“队长可是一个接一个地从各方面来考虑问题的。这样,如果不悄悄地稍微积极点,就不会被赏识啦。”入伍后还不满l0个月,我作为下士官的候补人,已经有枪毙和刺杀六个中国人的经验,自认为是“勇敢”的。但我感到,如果要和纳谷比,那种自我满足的心情就被破坏了。

“妈的,能够认输吗?”我已经开始行动,从纳谷手里抢过锄头,利用洼处拼命地挖坑。一瞬间,挖出了一个直径约1.5米、深约l米的坑。“嗯,好!”纳谷满足似的笑逐颜开。在他脚下倒着的男人,烧得皮肤糜烂,再加上刺伤。胸口溢出鲜血,血和泥混在一起脸色发黑。但是,我感到那男人的眼睛一动不动,充满憎恨地瞪着我。一瞬间,出现了难以形容的毛骨悚然的感觉。但我又断然把它压制下去。  

“这个混蛋,活该!”我果断地朝男人踢去。随着黑土的塌陷,扑通一声,靠近我的男人身体毫无抵抗地掉进坑内。大概是他想努力爬起来,手脚挣扎着乱动。纳谷从上面窥视着扔下了土块。“哼,总比让乌鸦吃掉好多了!要想着感谢呀……”他咧着薄薄的嘴唇嘲笑着。

“请让我干吧。”我忙乱地把土扔了进去。手、腿、胸口,眼看着男人的身体埋没了。接着脸也用土埋上。“踩,踩!”像陶醉于血的狂人,两个人把土踩结实,又盖一层。不一会儿,堆成了一个圆土堆。

“哈哈……”我一边擦着汗,一边和纳谷面对面笑着。但是,刚笑半截就嘶哑了。我又害怕得哆哆嗦嗦地发抖。这是怎么回事?土堆在动。盖上的土大大膨胀起来,又猛地瘪了下去。“啊,还活着!”我这样一想,便感到那个农民尽管不动了,但是那双眼睛却闪着刺人的光亮,现在还是能够跳出来似的。

“踩,踩结实!”纳谷用激动的声音喊着跳上了土堆。我也像弹簧装置似的跟着跳了上去,用哆嗦的脚噔噔跳着。土已经踩结实了,我和纳谷又跳了六、七次。从土堆下来,就这么不说话地死盯着土堆……两分钟、三分钟、土堆又胀了起来。“咕嘟!”我咽下口唾沫,打了一个冷战。在我眼前,土堆又瘪下去。

“唉,他妈的……要是再扎一次,扎到心脏就好了。”我和纳谷浑身发抖。土堆的活动一开始是两分钟左右一次,然后是三分钟左右一次。间隔时间延长了,动的程度也逐渐减弱。最后,大约经过五六分钟,土堆已经不再动了。

“临死还是非常坏的支那猪猡。”纳谷故意装出平静的样子,但是却用惊慌失措的眼睛侦察似得环视着周围。

“是,好容易完蛋了。”在随声附和的我的头脑里,不屈的农民那双尖锐的眼睛再也不能复活了。

旧部队名:第59团第54旅团第45大队

笔者的片言只语(1982年8月)

1956年复员,专门从事淀粉业。1967年由于贸易自由化而不得不停业,转为经营养猪,又因污染环境而停业,在经销报纸的商店工作,直至如今。其间,1957年结婚,有两个孩子,作为幸福的和平劳动者快乐地生活。但是,经常挂在心上的是上述我过去那如同魔鬼和畜生的行为。我早晨迎接日出,晚上仰看北斗,对土地有亲密感情,劳动时额上流汗,夜晚热衷于学习,珍爱日本、家乡和我全家的幸福,是一个普通的农村青年。在“八hong一字”的美名下,教育青年人以“埋头执行、盲目服从”为美德,其前途是“不杀人就要被杀”的战场,这就必然会变成魔鬼和畜生。

我的父母同样是农民,决不愿意自己的孩子“杀”中国农民。在凶狠残忍的侵略战争中,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必须终生自责,以求补偿。在复员时,曾被日军残杀家属的中国人流着眼泪对我说:“你们各位现在能够和等得心焦的思念中的父母见面了,可是我们中国人,却永远不能像你们那样做了。请不要再拿起枪来了!”

不了解真实情况而死去的战友们不能说话了,活着的我可要叫喊:“终生憎恨战争,反对战争。”

                                       (转载自《“三光”》)



2、胎儿(破开孕妇的肚皮)

                                      ——种村一男(指挥班长 曹长)

1943年5月,59师团(师团长细川中康中将)、54旅团(旅团长长岛勤少将)、独立步兵111大队(大队长坂本嘉四郎中佐)在山东省莱芜县、章邱县一带进行“肃清讨伐”行动时,我的中队是支队,和本队分开后见人就杀,见村就抢,到处破坏。因为每天都破坏和行军,士兵脸色发黑满是污垢的衬衫和沾上尘土的服装破烂了,背上背着的便衣、布、鞋、鸡等抢来的物品像山一样,一瘸一拐,伸长脖子、瞪着眼睛寻视着,就以这种姿态进入了大王义庄附近一个村庄。此时已经是稍微过了正午。

“搜罗一切武器、弹药、物资!”在村越中队长命令下,士兵们虽然累得只能拖着腿跑,但还是争先恐后地向村子里飞奔。一进村便敲门,把门踢破,把缸和桌子翻倒过来打碎。

“藏到哪儿去了?”士兵们互相高喊着敲打地面,混杂着噗哧噗哧到处捅破顶棚的声音。村子在混乱不堪里一个接一个地被破坏得乱七八糟。

“这儿很彻底,什么也没有!”

“好,下面一家!”我恨得咬牙切齿,高喊着不知所措的分队员,率先从一家闯进另一家。

“畜生!”这儿不是什么也没有吗?”我气得发昏,猛然向空荡荡的房里的瓦盆踢去。那里面煮的草芽、树皮、在屋内到处飞散。

“哼,如果不抓住村里的人问问,在这里一样东西也找不到!”我这样想着,为了找出居民隐藏的东西,我带着已经狼狈不堪的吉田上等兵,瞪着充血的眼睛,一家一户地奔走。跑到村西头,有一间房子,窗户破了,从倒塌的墙壁中露出土坯,稻草屋顶只剩下一半。

“有人!有人!”吉田上等兵用激动的声音叫了起来。

“好,拖出来!”我一边高喊着,一边跟在吉田上等兵的后面跑了进去。

大约是怀孕的身子快要临产,不能和村子里的人们一起逃出去吧,在额上贴着三四贴止痛膏药,痛苦地皱着眉头,好容易支撑着抬起上半身,靠在火炕角的墙壁上,呼哧呼哧喘着粗气。她一方面困难地呼吸,一方面像保护似的遮盖着大肚子,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她也许一直是躺着的,脚下一床薄薄的露出棉花的被子被推到一旁。

“班长,这家伙也许是民兵的妻子!”吉田上等兵洋洋得意地说。

“啊,太好了!这小子可找到好东西了。又是孕妇,只要稍微逼问一下,也许很容易就都说出来了。”我内心暗自高兴,一面连连舔着嘴唇,一面步步逼近孕妇。这时,孕妇在炕角越来越往后缩,要挤破墙似的摩擦着身体,微微哆嗦着,颤抖着,眼睛似乎连眨一, 眨都忘了,直盯着我的眼。  

“嗯,可爱的小东西。”我这样想着,一边说:“走吧!”一边跨上炕来。

“大人,大人,我有病。”这是她的回答。她把身体挤向炕角,想努力逃脱。

“嘿,这个娘们,是病人!要是老实点出去,你就会得意啦!”我横眉立目、脸色通红地说道:“你走吧?”我猛然对准她的胸口亮出了手枪,孕妇的脸色刷的变得苍白了。她咯咯地咬着牙,一动不动直盯着我,像是要用头去顶那颤抖的大肚皮似的,把脸俯了下去。

“大人……我有病。”她哆嗦着肩头说。“哼,少说废话,你被发现了是运气。出来吧!”我抓住哆哆嗦嗦的孕妇的后脖领,从炕上把她推了下去。

“哎哟!”孕妇咕咚一声摔倒在屋里土地上,呼哧呼哧喘着气跪了起来,用手撑着好容易才抬起身体,断断续续地说:

“大人……大人……我是有病呀!”她用一只手指着肚子,好容易把身体支撑着,一步一步往屋里后退。在她的脸颊上,流出两三道细长的泪痕。她把脸突然朝向一边,一言不发了。

“嘿,真麻烦!吉田,拽她出去!”激怒的我,和在后面看着的吉田上等兵,粗暴地抓住孕妇的后脖领开始拉了。纽扣脱落,缝补的单衣后背撕碎了。孕妇大约是怕拉出去,紧紧抱住门口的柱子。我要揪下咬着牙拼命抱柱子时的那只手,不断用脏鞋踢着,拖拖拉拉的把她拽到了村子当中,拖过的地方留下了腰一般宽的深沟,像把道路挠破似的左右弯曲,到处留着滴下来的鲜红的血迹。

看到士兵们什么也没有找到的村越中尉,坐在搬出来摆在院子前面的椅子上,傲慢地仰靠着椅背,皱起了眉头。他一面抽搐着因颜面神经痛而痉挛的脸颊,一面把各小队长叫到跟前大骂道:“用了100多人的军队,却连一支枪也找不出来,这是怎么回事?各位军官,你们是睁眼瞎吗?”

“队长,我找到了一个好东西。”我把孕妇拽到他跟前说道:“唉,这是一个死皮赖脸的娘们。”我将那孕妇推了一把,孕妇啪的一声笨重地向前摔倒了,呼哧呼哧地大口喘着气,不能动弹。靠近她的肩膀,村越中尉露出了卑鄙的笑脸,开始了盘问:

“对我问的话要诚实回答,好吗?八路军的武器藏到哪儿去了?”听到这句话后松了一口气的军官们围着孕妇,等待她的回答,紧紧注视着她。

孕妇颤动着肩膀,好容易用手, 撑着抬起了上身,好几次痛苦地反复说道:“我有病,不知道。”

“步枪藏到哪儿去了?”村越中尉皱起眉头,把军刀刀鞘弄得乱响,话音也逐渐粗暴起来。

“……”
“那么,把子弹藏在哪儿了?”端起肩膀抽动着半边脸的村越中尉问道。

“什么?你能不知道吗?”村越中尉啪地踢了过去。对着翻倒在地的孕妇那露出来的大肚子,他用手里拿着的皮鞭狠狠抽了下去。蛇一样的皮鞭深深地抽入腹肉之中。

“啊!”孕妇用经常使用锄头磨出茧子的两只干燥的粗手,紧紧抱着被打的大肚皮,抬起上身说:“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就要生孩子了,让我回去。”她哆嗦着肩膀,对村越中尉恳求着,眼里溢满了热泪。

“哼,要生孩子!生谁的小崽子?好嘛,中国人生的小崽子都是八路!”村越中尉环视了一下围着的军官接着说:

“要让这样的东西活着,日后要出麻烦。好,今天让你们看看有趣的东西。”他傲慢地一屁股仰靠在椅子上,抚摸着自己那因颜面神经痛而吊了上去的半边脸,呆笑地注视着眼前好容易把身体撑着起来的孕妇。

“没脸皮的娘们。对这边的问话也不回答,光是随便胡扯。”我一边这样想,一边焦急地看着。

“喂,种村军曹!今天要变个法子,刺乳房!”村越中尉抬起头来,一口气说道。

“好,你要是不说,我叫你说。”我瞪着发红的眼睛,扑向孕妇,猛然抓住她的头发,使劲地把她的上身拽起来,并把她向后倒的身体扶住。

“啊!”叫起来的孕妇,在暴露的宽阔胸脯上抖动着一对大乳房。我浮现出蔑视的笑容。

“这样也不说吗?”我开始刺了。

“啊……”

“哼,疼吗?要是疼就说!步枪藏在哪儿?”

“啊!啊!忍受不了的痛苦使她全身颤抖,她身体弯曲,拼命地想用粗糙的大手遮盖、保护乳房。从她的两手和乳房滴答着冒出鲜红的血来。

“哈哈……这家伙有意思。喂,再来!再来……”军官们看着孕妇冒出血后痛苦、难受的样子,狂热地大笑着。我听着他们的欢笑声,横眉立目歪扭着嘴,仍旧重复追问着:“八路军把武器藏到哪儿去啦?”

“民兵去哪儿啦?”

“说!说!”我连续使劲拉着她的头发,不断地刺乳房。

我感到那使劲推开我的手的孕妇身体一下子发硬了。

“我有病呀……不知道……”她突然喷火似的叫着,使劲紧咬嘴唇,用非常憎恨的眼光盯着我,眼里燃烧着怒火。

“哼,还发狂!胡扯!这个也让你尝尝!”

我啪的一声打了下去,孕妇咬紧牙关,哼哼着咕咚一声摔倒在地,只是不断地咬着嘴唇,使劲抬起头来。在她的脸颊上,有五条黑色的指痕陡然显露出来。

村越中尉抽搐着半边脸,舔着嘴唇,观看孕妇的痛苦。他见那牢固咬着嘴唇说“我不知道”的孕妇态度强硬,不禁额上暴起青筋,把椅子弄得咯吱咯吱作响,愤怒地跺着脚高喊道:“哼,不行!给她喝水!”士兵们用熟练的手法,很快便按住了孕妇的头、右手、左手和脚。孕妇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想要抬起来,左右转动着身体。她想用力抽出被按住的两手和两脚,可是担心胎儿,又停止了挣扎。火焰般的眼光一直射向我、村越中尉和军官们。然后,她又把眼睛慢慢地闭上,闭紧。

“哼,还抱希望吗?”对于还没有行动的我,军官抬了抬下巴催促着:“喂,快叫她喝!”

四周为搜查武器而破坏村落的士兵,三三两两地聚拢过来,一层层拥挤着,充满兽欲的眼珠发出异样的光,盯视着孕妇。我瞪着发红的眼睛,额头上流着急汗,用威胁的眼神盯着孕妇的脸,想把细小的短木棍强行塞进她那牢闭的嘴。这时,在我耳朵里听到吉田上等兵的声音:“班长,打水来了。”这声音也和喉中咕咕作响、眼睛充血、脸上带笑的军官的声音一样,好像是对我嘲笑似的。

“嘿,犟娘们!不让塞进去吗?哼!”我咯吱咯吱地咬牙切齿,气得发昏,脸色通红。“嘿!嘿!”我把短木棍从孕妇的牙缝咔嚓咔嚓地用力塞了进去。“呜!呜!”从咬牙忍耐着的孕妇的嘴里,通红的鲜血沿着脸蛋儿落到地面上。

“嗐,真费劲!吉田,赶快让她喝水……”听到我这种发泄似的高喊,正在狂笑着的吉田上等兵好像是说他正等着呢。于是,就用水壶对着孕妇那插着短木棍的嘴和鼻子,开始哗哗地浇进水去。

孕妇不愿意喝水,憋住了气,像痉挛似的颤抖着身体。眼看着脸、头以及胸部完全像血管破裂似的通红地肿胀起来。

一瞬间吐了一口气,哇的一声喷出了很多的水,她开始用肩膀一起一伏地呼吸。

“喂,吉田停止!”我让吉田停止浇水,问道:

“哼,难受吗?要是难受就说!武器藏在哪儿啦?”

“……”

“不说吗?”

“……”

孕妇紧闭着眼,呼哧呼哧地喘着气,把塞在嘴里的短木棍咔嚓咔嚓用力咬着。

“哼,不说吗?好,吉田递过来!我抢过水壶,瞪起发红的眼睛,歪斜着嘴:

这样也不说吗?这样也……”我一边大喊着一边哗哗地浇水。

“呜!呜!”孕妇憋住气挣扎着,每发出一声呻吟,就咕嘟咕嘟地喝了水。20分钟,30分钟,终于人事不省了。

“喂,死了吗?活该……”我泄愤地啪的向大肚子上踢去。孕妇的肚子发出沉闷的声音。

“喂,吉田上等兵,人工呼吸!”

“是……”从吉田上等兵的额头上流下油汗来。15分钟,20分钟……“呜!呜……”苏醒过来的孕妇用发呆的眼睛环视了一下四周,突然发觉似的哆哆嗦嗦地颤抖着身体,要丢掉塞在嘴里的短木棍,把手伸向嘴里。突然被按住手后,她只好咯咯地使劲嚼着那咬不动的小木棍。

“嘿,真行啊,看来还不够!”我一边抽动着眉毛,一边接着喊道:“说!不说吗?”我把水硬灌进去。10分钟,20分钟,孕妇的大肚子更加大了起来。

“呜……呜……”孕妇弯曲着身体,想要抽出被按住的胳臂,只是不时地用力,一句话也不说。

“嘿,你是要我当众出丑吗?妈的,这样来一下。”我往干燥的喉咙里咽下唾沫,猛力地用穿脏的鞋踩在变得很大的孕妇的肚子上。一瞬间,孕妇“啊”的叫喊起来,把被按住手脚的身体左右弯曲,想要摆脱踩在肚子上的我的脚。我遭到突然的反抗后吼道:

“妈的,装蒜!反抗吗?”我用尽全身力量刷地踩了上去。

“呜、呜……”吐出来的水在地面上流了三米远,孕妇在大口呼吸的一瞬间,“呜……”猛然拼出全身力气,推开按住他的士兵们的手,摸索着湿透的上衣底襟,使劲握紧。为了保护自己的胎儿,她拼命把上衣盖在露出的大肚皮上,呼哧呼哧喘不过气似地呼吸着。

村越中尉盯着紧闭眼睛一句话也不说的孕妇,抚摸着抽动的面颊,在歪斜的嘴角上浮现出笑容。突然,他抽动着肿得厉害的额上青筋,咯吱咯吱响着靴上的马刺,一脚踢倒了椅子说:

“好,我来干!”他粗暴地像要骑在孕妇头上似的弯下腰去,哼哼地用鼻子笑着。

“肚子里的孩子可爱吗?皇军是来救你们这些为八路军受苦的老百姓的,懂了吗?”

“……”

“八路把枪藏到哪儿去啦?”

“……”

“民兵家在哪儿?”

“……”

“皇军是你们老百姓的朋友……”村越中尉信口开河刚说到这里,孕妇猛然睁开紧闭的眼睛,盯着他那仗势欺人时的脸,突然吐出了被塞进口里的小木棍,像极力反驳似的凝视着。她头发乱七八糟,紧咬嘴唇,眼里燃着憎恨的烈火,村越中尉见状脸色刷地变得苍白了。

“哼,犟娘们,让这样的家伙活着,将来可要找麻烦。就这样杀掉吧!”村越中尉一边瞪着充血的眼睛,咬着歪斜的嘴大喊着,一边哗啦哗啦响着马刺,突然“嘿”的一声用足力气,踩在变成紫黑色的孕妇的大乳房上。

一瞬间,和孕妇“呜呜”的痛苦声音一起,可以听到充满愤怒和惊讶的声音。这些声音是低沉的,是尖锐有力的指责。我们呼地一齐向发出声音的方向望去。

隐身在树木草丛里,不知有几十、几百只锐利的闪光眼睛,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我们。

“尽管来到这儿的时候一个人也没有,可是这究竟在什么时候从哪儿聚集来的呢?老人、孩子……哼,大概是到了晚上恋窝回来的吧。”我内心这样想着。

“喂,种村军曹,正好,为了儆戒这帮人,赶快踩死她!这狗东西!”村越中尉瞪着眼,抽动着歪斜的嘴唇说道。那孕妇紧闭着眼睛只是不断地在咬紧的嘴唇里发出模糊的“呜呜”痛苦呻吟的声音。

村越中尉使劲踩在孕妇胸上,刷地发出沉闷声音的一刹那,“哎呀!”随着一声悲愤满胸的喊叫,一个五六岁的孩子,从草丛中跳了出来。他朝这边跑了两三米,被一个嘴里喊着什么跑出来的老太婆突然抱住了。

在老太婆的胸前紧紧抱住的这个孩子,缩着肩膀,把手握紧,用发抖的小拳头紧紧抱住胸口,睁大小眼睛凝视着我。

“哼,小崽子!好,出来得正好!好好看看吧!”

“嘿,这样也不死吗?”气得发昏的我,两眼由于充血而变得通红,像是爱听乳房肉的沉闷声音,接连不断地踩着因血和泥而变成黑紫色的大乳房。

“呜呜!呜呜!”每次发出痛苦的微弱呻吟声音的孕妇,两手用力紧抱着大肚皮。她突然停止了呻吟,微微动了一下嘴唇,在脸颊上浮现出微笑。嘴里似乎要说什么,就在这一刹那,紧闭的眼睛刷地睁开,像闪电似的瞪了一下。顿时,这张脸向旁边垂了下去,身体伸直,手足痉挛着。

“哼,终于不能动了吧!犟娘们!”我一边用鼻子冷笑,一边盯着身体痉挛发硬的孕妇。

“噢,队长!肚子里的胎儿在动!”我观察着说。

在大肚子里,胎儿挥动着拳头,用力叉开双腿,鼓动着母腹,像是对我进行抗议,母腹小山似的鼓了起来。

“嘿,太好了!这东西!”我心里盘算着。

“队长,干掉吗?”我在村越中尉的脸上扫了一眼。他的表情是想说而不说,戏弄人似的嗤笑着,表示同意地点了点头。

“好!今后如果没有战争就一辈子也不能看到的事,现在让你们看看。有把这个肚子切开的人吗?”村越中尉用下颚指了指孕妇,嗤笑着盯住四周士兵们的脸。一刹那,士兵们的脸刷地苍白,面颊发硬起来。

大家喉咙中作响,眼珠转动,像偷看似的注视死去的孕妇的大肚皮——内有胎儿在动——和村越中尉的脸,没有一个人说“我来干”。

村越中尉额角上青筋不停地抽动。

他的脸上的肌肉发硬,歪斜的嘴角痉挛。正在此时,他咬牙切齿,勃然大怒,喊道:

“你们来战地已经有一年了,可是连对这样的东西都不能动手,那怎么办?”

脸上苍白的士兵们憋住气,注视着队长的眼睛,额头上冒出油汗。

“哼,没出息的家伙们!”村越中尉红涨着脸向四周高喊,气得啧啧咂着嘴。

“种村军曹,切给我看看!”他向我努着下巴指了指。

士兵们如释重负,盯着我的脸。

“哼,没出息的家伙们!让你们好好看看受过野战训练的我的本事!我带着自鸣得意和瞧不起别人的心情,环视着下士官和军官们的脸。

“喂,把剑递过来!”我抢过站在旁边的吉田上等兵的佩剑,握在手中,仔细看着在母亲上腹、下腹突出表现的胎儿的活动。

“畜生!连肚子里的小崽子也想要反抗我吗?嘿,看我的!”我咕嘟咽下了一口唾沫,突然瞪起充血的眼睛,风风火火地走近孕妇的尸体,“嘿”的一声对准心窝刺了进去。

全场寂静得连一声咳嗽也没有。在士兵当中只听到喉咙咽唾沫的声音。  

“嘿!喔!”刺进去时,发出噗哧的沉闷声音。我想用未开刃的佩剑尽快切开,呼哧呼哧喘着粗气,皱起眉头,在干燥喉咙中咽下唾沫,胡乱下手了。

我从那肚子当中拉出血污满身的胎儿。刚一拉出来的时候,小手小脚都在动着。

“啊”士兵们的眼光一齐集中在胎儿上。

“哼!哼!”村越中尉抽动着半边脸,抚摸着下巴,聚精会神地看着。

“呸,这个小崽子!”他瞪起充血的眼睛,从歪斜的嘴巴中露出牙齿,响着靴上的马刺,粗暴地走近小手小脚都在动着的胎儿旁边。

“哼,这就是人类的胎儿!好好看看!好嘛,这是反抗皇军八路的蛋!”他大声喊着,向小脑袋瓜啪的一声踢去。

随着沉闷的声音,软脑袋顿时裂开,喷出来的血把周围染得通红一片。

“哼,怎么样?我的手段……”我一边说,一边看着军官。

“哇哈哈!村越中尉皱起眉头,露出牙齿,张着大嘴笑着,像庙门泥塑的金刚力士那样挺立,面对着西沉夕阳,全身染得通红。

士兵们看到这种样子,都吃惊地耸着肩膀。

“嘻嘻……”我一边笑一边看着。“好,让你们看看更有意思的吧!”我这样想着,瞪起充血的眼睛喊道:“这个,很可爱吧!我使劲抓起那头上滴着血的软软身体,在睁着白眼、胎儿被切出的肚子上面,对准那用锄头磨出茧子的粗大双手紧抱的胸口用力打去。

噗,响起沉闷的声音,刷地飞散的血把四周染得鲜红。

一瞬间,“啊……”抱紧小胸膛、喷火似叫着的小孩子,慈爱地抱着小孩子的老太婆,围在老太婆四周的老人、孩子,都紧握着哆嗦的手,目不转眼地瞧着我,眼里燃烧着愤怒的火焰……

“嘿,这些混蛋老百姓,最好叫他们看看!”我冷不防把脑袋开裂的胎儿扔到那肚子绽开、全身染满血污的孕妇的宽大胸脯上,然后,对准死了的孕妇的脸啪的踢去。

随着一个迟钝声音刷地喷出来的血,在那不能抑制悲愤的大大睁开的白眼和额头上,垂出两三条细小的血丝,一直流到地面上。

“哼,活该!”我发泄着无名火。“怎么样?看看我野战训练的本事!”我内心这样自夸耀着,看了小队长一眼,便跑进队伍当中。

我被赶到这场只是为一小撮家伙谋利益而发动的战争中来。这只是我对中国人民犯下的许多罪恶中的一个事实。

现在,一想到这件事,就感到对不起中国人民,我心里无限悲痛。

讨厌战争!反对战争!

绝对不允许发动战争!

我坚决要求和平!

学历:高小毕业

旧部队名:第59师团第54旅团第111大队

    (笔者情况不明)

    (转载自《“三光”》)

(三)关于五十九师团之日籍战犯

罪行调查材料

长岛勤:64岁,五十九师团五十四旅团长,少将。

原有材料:1942年至1943年5月,以济南为中心活动,地区是津浦、胶济路西段,沿铁路基80至100公里及周围200公里至220公里,率领所属6000余人,向我地区进行“扫荡”战……尤其是五四旅团中一二大队在“扫荡”中,焚烧村庄,掠夺和平居民财物,奸淫妇女和残杀老人、妇女、儿童等老百姓,五四旅团施行的措施是毒辣的,如严刑拷问,使用被俘的八路军作草人来进行刺杀练习,该犯因屠杀我人民有功,曾获“三等旭日章”和“二等瑞宝章”及其它纪念章六枚。

调查材料:

1942年冬,在莱芜新甫山区分两路向新甫山区进行“扫荡”,北为滕田大队,南为坂本大队,随其“扫荡”的有莱芜伪保安队,伪警察所,封建会门,日寇宪兵队等,逮捕居民(不分老幼)充当苦力。拷打刑杀不计其数,搜索居民粮食、牲畜牛马猪羊等,扒房砍树所得之砖瓦木料作烤火及筑堡垒工事之用,并摧毁我各个地方的抗日组织。

1943年2月,在莱芜、新泰地区,分别在伪县府内主持开庆功大会,命令各所在两伪区公所动员山区内曾参加过八路军工作的壮丁,到县开会,当时两县到会者有一千人左右,该犯说要拥护“新政府”,要和日本“皇军”合作,并请到会人吃饭喝酒。并在莱芜二区陶家陈村命令其一部分队伍会同伪县保安队、日寇指导官长从川及伪大队副赵洗尘,联合围攻“讨伐”陶家陈村,激战半日,村内抗战村民有的死伤,有的弹绝,长谷川遂命赵洗尘将抗战首领说服诱降逮捕,先押宪兵队,后押伪县看守所,最后由长岛勤指使宪兵队提去,据说已送济南宪兵队被枪杀。又在莱芜三区八里沟一带,于新甫山区“扫荡”前作一次“讨伐”,建起防御堡垒一处,村民供给民夫物料很多,并诱杀当地抗战人士(八路军系统)李姓。并在八里沟村外掠占矿民煤炭约二三十吨,分给日宪兵队及敌伪烧用。

1942年秋,在莱芜五区三山一带,该犯率领部队“讨伐”此地区,在三山村内建起大规模的防御堡垒,侵占村民的房屋,砍伐村民的树木很多,并有其部下三个日本兵轮奸村内妇女一名。又在莱芜五区响水湾一带“讨伐”,并在该区拆毁一所大房子,建立起堡垒工事,又随同宪兵队向村民搜财物,进行拷打。又在莱芜六区、博山交界一带与博山日军联合行动,打通博莱两县的青石关交通,建起防御工事,拆毁民房物料很多,对村民的刑杀罪行不堪数计。

1942年冬,在莱芜七区雪野一带,该犯率领部队“讨伐”此地区,并建起防御工事,致民房物资损失惨重。

1942年夏秋间,在莱芜八区大王庄一带,该犯认领部队“讨伐”该区,拆民房,征民夫,挖掘民地筑起工事,致民房物资损失严重。同时在九区猪石槽一带进行许多小规模的“讨伐”,每次都有宪兵队随行奸淫烧杀,抢掠拷打刑讯,破坏我八路军组织及收集情报等无所不为。

1942年年底,在莱芜地区,有投降吴化文部队由蒙阴经莱芜至泰安到济南,该犯强迫莱芜县民修垫莱蒙道路,山岭崎岖,民力耗费惨重……

长岛勤的调查补充材料和一般情况:

该犯1942年夏秋间任团长(属柳川师团),驻莱芜,当时是大佐,不久升级少将。1943年七八月间调任济南市警备司令。1945年春间调赴伪满防苏……

长岛勤的所属部队及警备地区:

l、在莱芜时:①所辖部队:长岛旅团,其辖两个大队:藤田大队,大队长藤田,中佐,驻莱芜城北口镇(莱芜城北三十里,是莱芜县的第一大镇,为莱芜通博山及章丘的中间要道);坂本大队,大队长坂本,中佐,驻新泰县。

②警备地区:莱芜、新泰、蒙阴、博山,他的旅部驻在莱芜城内,军队只有一个中队。

2、在济南时(略)

长岛旅团驻莱芜时的日本宪兵队:

长岛未到莱芜时,莱芜驻的日本军只是一个大队,宪兵也只是一个班(实际上只有两人)。长岛到莱芜后,宪兵也扩充成一个分遣队,分队长小林,少尉(后中尉),自临清调来。内部宪兵经常有十个人上下。这个分遣队受长岛指挥,宪兵罪行长岛须负责任。

长岛勤的罪恶:

长岛勤,1942年夏秋间随柳川师团“扫荡”莱芜、新泰、蒙阴、博山一带到莱芜任旅团长,他在这次“扫荡”时随同作战,主要人物是柳川,抢掠烧杀一般罪恶是有的。任旅团长后在莱芜及在济南具体罪恶如下:

一、在莱芜时:

(一)新甫山区“扫荡”。新甫山区是莱芜、新泰两县交界地区,山岭重叠是我八路军抗战根据地,东与沂蒙山区、西与徂徕山区。长岛勤到莱芜后,因兵力较厚,即于1942年冬季分两路向新甫山区进行“扫荡”,北为藤田大队、南为坂本大队,随日“扫荡”的有伪县保安、警察所及封建会门的红枪会(硬拳道)、日本宪兵队随同行动。所到山区,村庄的老百姓逃避在九成以上,宪兵队搜村民拷打刑杀不计其数,日军一面逮捕村民,不分老幼充当苦力(建筑堡垒防御工事);一面搜索粮食、牲畜,牛马拉走,猪宰吃;一面扒房杀树,砖瓦木料一部分烤火,一部分作建筑堡垒工事用。各地伪区公所还尽量给他各处搜刮各种物资供应。摧毁了我地方各种抗日组织,如区公所、村公所、合作社及各种抗战团体。

这次“扫荡”连同建筑工事,约两月余,至次年正月间,还分别在莱芜、新泰两伪县政府内,由长岛主持开庆功大会,并命令各所在伪区公所动员山区内参加过八路军工作的壮丁到县参加开会,两县到会人各在千人左右,长岛勤讲话:要拥护“新政府”(当时伪政府),要和日本“皇军”合作,并请到会人吃饭喝酒。

(二)二区陶家陈村的讨伐。陶家陈村在口镇西二三里,一向驻有八路军系统的有名人物(排连长级),(仗)打得好,作战勇敢有名,长岛勤命令他的一部分队伍会同伪县保安队,日寇指挥官长谷川及大队副赵洗尘联合围攻,激战半日,村内抗战村民有的死伤,有的弹绝,长谷川遂命赵洗尘将这些抗战首领说服诱降、逮捕,先押宪兵队,后押伪县看守所,最后由长岛勤指使宪兵队提去,不知下落,后据说已送济南宪兵队枪杀。

(三)三区八里沟一带的“讨伐”。八里沟是新甫山区北部边界,在新甫山区“扫荡”之前,即在八里沟村建起防御堡垒一处,村民供给民夫物料很多,并诱杀当地抗战人士(八路军系统),在城内枪杀。此外在八里沟村外掠占矿民煤炭约二三十吨,分给日宪兵队及伪军烧用。

(四)五区三山一带的“讨伐”。三山一带村庄,是我八路军抗战根据地,1942年秋季,长岛部队“讨伐”该处一带村庄,即在三山村建起大规模防御堡垒,占村民的房屋,砍伐村民的树木,数目很多,还有三个日本兵轮奸村内少妇一名,这三个日兵,后由宪兵队长小林带回。

(五)五区响水湾一带的“讨伐”。继三山一带“讨伐”之后,即在响水湾一带“讨伐”,在该村建起堡垒工事,一面拆改该村大房子,一面拆用材料,并在该大房子内扒出衣物很多,由日寇军队及宪兵队抢掠一空,宪兵队随同行动,搜索拷打,村民逃避一空。

(六)六区与博山交界一带的“讨伐”。是和博山日军联合行动,打通莱博两县的青石关交通,同时建起防御工事数处,拆平拆毁民房物料很多,宪兵队随同行动,刑杀罪行很多。

(七)七区(雪野庄)一带的“讨伐”。1942年冬季,长岛部队“讨伐”七区雪野庄一带,在该村建起防御工事规模浩大,拆毁民房,占用材料,强征民夫,挖掘民地,横行无忌,村民损失惨重。宪兵队行动特别凶恶,刑杀拷打恶贯满盈。

(八)八区大王庄一带的“讨伐”。大王庄为八区富庶之地,1942年夏秋间,长岛部队率红枪会“讨伐”该村一带,在该村建起大规模的防御工事,民夫物料损失严重,宪兵队随同行动。

(九)九区猪石槽一带的“讨伐”。继大王庄“讨伐”之后,即进行猪石槽的“讨伐”,在该村山上山下各建防御工事两个,工程很大,占房杀树,并摧毁抗日小学×处,改为奴化小学,宪兵队也随同行动。

(十)较小规模的“讨伐”,随时皆有,而每次都有宪兵队随行。宪兵队的行动是不落空的,路遇村民耕地即抓来拷打刑讯,追索八路军的组织系统和行动情报,残废的,刑死的,吓死的,不计其数。宪兵队乾道雄曾将掠来的抗战男女人士,裸体绑在树上,作射击目标,此事虽然在长岛勤来莱芜之前,但长岛到莱芜后日寇乾道雄仍留莱芜,残暴行为仍很厉害。

(十一)吴化文部队的活动。1942年底,吴部由蒙阴经莱芜至泰安到济南,长岛勤强迫莱芜县民修筑莱蒙道路,山岭崎岖,民力耗费甚惨。

(十二)严厉督修防御沟壕及道路。日寇发动挖掘沟壕,为防御八路军抗战之用,长岛严厉督修,征集无数民夫,挖掘无数民地,并督修若干道路,抢占人民良田,人民在人力、财力及生活资源上蒙受严重损失,其罪恶之大,不在烧杀奸掠之下。

(十三)强征大量马粮。长岛勤曾通过伪莱芜县政府向县民征要大麦、高粱作马粮,前后两次约计二百石左右,搜刮地方民力也是罪恶一种。

附注:莱芜在1941年冬季,北部七区一带曾遭日寇军队大规模“扫荡”一次,人民的铁器如锅、犁、锄、锹、剪子等都被抢掠一空,牛马耕畜拉去无数。壮丁曾被拉去数百运至伪满及日本内地劳动作苦工。日寇长岛罪行累累。

二、在济南时(略)

长岛勤是日寇军队在地方上实际负责率领指挥者,是将官阶级,是旅团长,他对宪兵队也负着直接指挥责任,所以在他任内及所辖地区内率日寇军队的一切烧杀奸掠,搜刮侵占等种种罪行罪恶,长岛勤都要负完全责任。

该五九师团五四旅团长长岛勤材料系罪犯郝庆泉所写。郝庆泉曾任日伪莱芜县长,山东省济南警察局长等职。该犯同长岛勤私交十分密切。郝犯在莱芜时是长岛勤的忠实走狗,长岛调任济南警备司令时即调郝庆泉为济南警察局长,因此郝犯对长岛情况知之颇详。





稿源:莱芜党史资料《莱芜八年抗战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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