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符号之一：风水

池氏宗亲

风水：祈福禳灾选宅符号

                             卫绍生

受天人感应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古人大都相信天、地、人三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人们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来寻找其因果链，试图加以破解。风水就是人们探究天、地、人三者之间因果关系的方式和途径之一。人们按照一定的理论选择生存环境和安乐之所，而当人们对生存环境和安乐之所不是那么满意的时候，就要通过某种方法进行修禳，以求更为满意的结果。尽管在实践中想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但许多人一直有这样的追求。久而久之，风水就成了人们趋吉避凶、祈福禳灾的一种选宅符号。

一

风水是关于人和自然环境及人文环境关系的一种学问，它注重地理环境的和谐均衡，强调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的和谐统一。在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上，它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同时又不偏废人文环境和地理环境，而是注重三者的协调。它的核心是人，它追求的目标是人与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和谐统一。风水术就不同了，其重点在一个“术”字，强调“术”对人生命运的作用和影响。它虽然和风水理论一样注重协调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但它却把地理环境看做是决定人生命运的唯一因素，竭力去寻找所谓的风水宝地，以为只要找到风水宝地，就可以万事大吉、大富大贵，就可以逢凶化吉、遇难呈祥。正因为如此，自古以来，许多人不是通过主观努力去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是寄望于风水术，希望通过对阳宅或阴宅的选择，来谋求富贵利达。风水术在迎合人们这一需求的同时，逐渐抛弃了风水理论的精华，成为一种预测人生命运的术数。

风是空气流动形成的，水是无色无味的透明液体，二者原不相干。但在科学并不发达的古代，人们并不这么看。古人认为，风是天的意志或情绪的表现，《淮南子·天文训》把风看做是上天发出的怒气，认为“天之偏气，怒者为风”。风与水，都是人们居住环境的重要参考条件，所以，人们在选择居住环境的时候，大多选择近水避风之处。近水易出行，易灌溉，易生活；避风则既可取暖，又可免除大风吹袭。从生存和居住的意义上讲，重视对风与水的选择是无可非议的。人们生活在世界上，除了饱腹暖体、饮食男女等人之大欲外，居住环境如何，也许是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了。早在原始氏族社会，居住环境就已经成为人们最为关心的事情之一。《诗经·大雅·公刘》描述了公刘率领部族选择适宜的生活环境的故事，其“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可以说是中国风水术的滥觞。《尚书·洛诰》记载的周公卜东都于洛邑的故事，与后世的风水已经没有什么两样了。不过，周公选择洛邑为东都，用的不是后世风水先生常用的方法，而是当时颇为流行的择吉方式—占卜。这一时期人们对生存环境的选择，不仅表现在具体生活环境的选择与评价上，而且表现在人们对大环境的勘察与描述上。《尚书·禹

贡》以自然形成的山川、河流、海岸为参照，把当时的中国分为九州，为后世的“大风水”说提供了理论依据。《山海经》详细介绍了山川、河流、海洋、道里、隰原等地理形势，对风水术的产生和发展有重要影响。《周礼》等先秦文献也有地理形势和人文关系的内容。如《周礼·地官司徒·大司徒》最早提出了相宅说：“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上述种种，都可以视作风水理论和风水术的先声。

秦汉时期，风水理论和风水术没有太大的发展，但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秦始皇东巡之事。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见东南方有“天子气”，于是决定东巡以镇压之。他封泰山，临东海，刻碣石，都有镇压所谓的“天子气”的用意。《晋书·元帝纪》这样记载此事：秦始皇时有望气者，说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于是，秦始皇东巡以镇压之，改金陵为秣陵，在山北开凿深沟，切断地气，以绝其王气。这种通过改变地理形势来改变其风水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后世风水术中修禳之术的萌芽。

魏晋时期是风水理论和风水术的形成期，标志之一就是郭璞《葬经》的出现。《葬经》第一次提出了风水说：“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又说：“浅深得乘，风水自成。夫阴阳之气，噫而为风，升而为云，降而为雨，行乎地中，而为生气。夫土者，气之体，有土斯有气。气者，水之母，有气斯有水。”按照郭璞的说法，风水就是气的运行和聚合，气遇风则散，遇水则止，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就是所谓的风水。阴阳之气浅深适度，风水自然而成。尽管郭璞是在论葬地时说的这些话，但他对风水的解释对中国传统风水术有深远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帝王和大臣大多相信风水，晋明帝司马绍、宋武帝刘裕、齐高帝萧道成等帝王都很迷信风水。风水史上著名的“折臂三公”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时期。西晋有一个风水先生，无意中看到了羊祜家的祖茔，说：“这家人会出真龙天子。”羊祜听了，怕招来杀身之祸，就连夜挖断墓穴地势，破坏墓穴的地形，想通过这种办法破坏祖茔风水。后来，那位风水先生又从此地经过，说：“这家的墓地虽然地脉被挖断，但还是能够出折臂三公。”果然，羊祜发达之后，有一次不小心从马上摔下来，摔断了胳膊。但羊祜官运亨通，一直位至三公，应了风水先生所说的“折臂三公”之语。

风水之说虽然起源甚早，但它真正成为一种术数而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则是在它有了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之后。其标志就是郭璞《葬经》的出现。《葬经》不仅完善了风水术的理论体系，而且由于郭璞等术数大师的努力，使风水术逐渐成为一种广受关注的术数。尤其是晋明帝等帝王的参与和介入，极大地促进了风水术的发展，使风水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以迅速发展，并广为流行。

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风水术关注的主要是地理形势，注重的是对风水优劣的考察评判。如三国管辂相丘俭之墓，说它“林木虽茂，无形可久；碑诔虽美，无后可守。玄武藏头，苍龙无足，白虎衔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备，法当灭族”（《三国志·魏书·管辂传》）。这里的玄武、苍龙、白虎、朱雀四象，既指墓地四方，又言墓地四方的地理形势。郭璞的风水理论是形势派的理论基础，其论四象：“夫葬，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服。形势反此，法当破死。故虎蹲谓之衔尸，龙踞谓之嫉生，玄武不垂者拒尸，朱雀不舞者腾去。”这段话可视为对管辂相丘俭墓的注解。郭璞和管辂一样，把墓地四周的地理形势称作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认为上佳的墓地应该是“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服”。如果相反，就是大凶之地。

唐代风水术的代表人物泓师，是郭璞风水理论的衣钵传人。他为人相宅，注重地理形势，可以看做是形势派的先声。其风水术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他认为有龙起伏的形势是吉地，与郭璞《葬经》龙气说暗合；二是在观察地理形势的时候，注重藏风聚气，符合《葬经》所说的风水要领。由此不难看出，泓师的风水理论和郭璞是一脉相承的。

隋唐时期，古老的卜葬也在流传着。隋朝内史令李德林和其子李百药，都是精于卜葬之术的人。李德林为了能让子孙世代富贵，让儿子李百药在家乡饶阳城东选择葬地。选定之后，李百药向父亲报告，说：“从卜兆来看，葬在那里，将来李家可以出八公。那块地东边是村庄，西边是城郭，南面是道路，北面是河堤。”李德林问村子叫什么名字。李百药说是五公村。李德林听了，十分惋惜地说：“这么说就只剩下三公了。这都是命啊！”于是就把父母迁葬在那里。后来，李德林受封安平公，其子李百药、孙李安期皆世袭其封号。到了其曾孙，因参加徐敬业、骆宾王讨伐武则天之事而被革除爵号。李氏一门仅仅出了三公，应了李德林当初的话。唐朝英国公徐曾用卜葬法为自己选择风水宝地，得到一卦，爻辞是“朱雀和鸣，子孙盛荣”。当时另一位术数大师张景藏听说后，也占了一卦，爻辞是“朱雀悲哀，棺中见灰”，于是私下对人说：“英国公所占，有些过分了。”后来，徐之孙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武则天得知后勃然大怒，令人挖开徐的墓穴，劈开棺材，焚烧其骨骸。有人以为，这就是张景藏所说的“棺中见灰”之应。

唐宋之际，风水术分为形势派和理气派。形势派的代表人物是唐朝末年的杨筠松，人称杨救贫，祖居窦州（今广东信宜），寓居江西，故而有人把形势派称为江西派。杨筠松是形势派的宗师，不少风水类著作都借重他的名字，如《疑龙经》、《撼龙经》、《立锥赋》、《青囊奥语》、《黑囊经》、《正龙子经》、《天玉经》等，都题署杨筠松撰。唐代以后，形势派占尽风光，以至于出现了“大江南北，无不遵之”的局面。除了因杨筠松及其再传弟子甚多之外，形势派的理论浅显易懂，便于掌握，利于实用，也为其广泛流传提供了很大方便。理气派也自称得自杨筠松之学，但至宋人王才广为流行。王，字肇卿，祖籍河南开封。其祖父王讷亦精于术数，因论历法有差错被贬到江西赣州，一家人因此南迁。王科举不得意，遂浪迹江湖，后寓居福建松源。至于他后来为何专注于风水之学，且又成为理气派大师，史料没有记载。不过，既然说理气派至王乃大行，则王之前理气派应该已经有相当的影响。

三

人的一生，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是在居所度过的，而且许多事情也是在宅室发生的。正因为如此，人们都十分注重宅室的人文环境和地理环境，强调先安居而后乐业。所以，《释名》说：“宅，择也，择吉处而营之也。”择吉处而营之，是古人选择居所的基本出发点。作为休养生息之所，人们有理由也有权利对其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作出选择，有时即使要求苛刻一些，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随着卜宅之风的兴起，人们对阳宅的选择又加入了吉凶福祸之类的内容。

自从把吉凶福祸等引入宅室的选择之后，人们对宅室的选择就格外重视起来。住宅选在何处，居室建在何方，外宅环境如何，内宅建构怎样，房屋是高是低，偏房如何搭配，天井是大是小，门路朝向何方，主卧定在哪里，等等，都成了人们要考虑的问题。明代学者高濂认为，房屋要不高不低，光线要不明不暗，阴阳协调，高低适度。清人李渔则注重安全坚固，顺应自然，认为居室贵精不贵丽，贵新奇大雅，不贵纤巧烂漫。由于人们的爱好、兴趣、修养、素质等都有很大差异，在选择居所的时候，着眼点也就大不一样。爱好自然山水的人，会选择林木葱茏、溪流环绕之地；喜爱纵马驰骤的人，会选择开阔平旷之所；喜爱安静的人，会选择远离嘈杂喧嚣的闹市之地；耐不住寂寞的人，则会傍市而居，以免因人声稀少而感到孤独。此外，人生经历、社会地位、处世态度以及财力大小、心情好坏等，也会影响到人们的选择。然而，不论选择如何不同，选择的内容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对住宅所在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选择，二是对宅内房屋建筑、道路设施等结构布局的选择，这两个方面就是风水术所说的宅外形和宅内形。限于篇幅，不再展开来说。

与阳宅相对应的是阴宅。阴宅指的是死者的归葬之所及相关地理环境，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墓地。俗话说人死如灯灭。人由生而死，走完了人生历程，意味着人生的终结。但风水术却把死亡看做是人生形态的一种转换，是由阳间转至阴间，所以有人生而为阳、死而为阴之说。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才有了郭璞“本骸乘气，遗体受荫”的说法。既然“本骸乘气，遗体受荫”，人们对丧葬就不能不格外重视了。

中国人很早就对丧葬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重视。一个人死了，丧葬要视其等级而定，服丧的人因亲疏关系不同而穿不同的丧服，前来致祭的人也因等级不同而各有差异。安葬死者的时候，要先选择一块吉地，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卜葬。魏晋以后，传统的丧葬方式逐渐被风水术所代替，后来逐渐发展到为选择一块吉地而罔顾其他。丧葬的原旨是尽人伦、行孝道，使亲人的遗体魂灵得以久安，免受迁徙之扰，不受风吹日晒、雨水浸泡，这就是所谓的“葬唯求安”。从这个意义上说，必要的择葬还是应该的。然而，不少人相信风水之说，祈求先人保佑，希望遗体受荫。宋人罗大经论及丧葬时说：“乃如葬者，藏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见也。古之人所谓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孙之心，谨重亲之遗体，使他日不为城邑道路沟渠耳。借曰精择，亦不过欲其山水回合，草木茂盛，使亲之遗体得安耳。岂借此以求子孙富贵乎？”然而，受风水术的影响，真正能够做到“谨重亲之遗体”的人不是很多，而幻想“本骸乘气，遗体受荫”的人却不在少数。有的人贪求富贵，却又不肯努力拼搏，不愿积极进取，而是把富贵利达的希望寄托在死者身上，一味追求所谓的风水宝地。

对这种脱离丧葬本旨、一味向死者索求的现象，早就有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隋文帝以帝王之尊，对卜葬提出了质疑。他说：“吉凶由人，不在于地。高纬父葬，岂不卜乎？国寻灭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当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当战没。”宋代大儒司马光对相墓嗤之以鼻。在《葬论》中，他对那些因迷信卜葬相墓而久久不埋葬父母，甚至是几代人都不埋葬的现象十分感慨。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风水术是不可信的，对人们有很大的启发。有人则以为，吉凶在人不在地，所谓“住场好不如肚肠好，坟地好不如心地好”，表达的就是这种意思。明人李诩《戒庵老人漫笔》中的一首诗，就是这种观念的集中表现：“寻山本不为亲谋，大半多因富贵求。肯信人间好风水，山头不在在心头。”

贫者求富，穷者求达，卑者求贵，危者求安，是自然而正当的愿望和追求。只要不损害他人的正当权益，为了这些愿望和追求而进行的一切努力，都是无可厚非的。然而，由于受天命观、宿命论、天人感应等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一些人不是通过积极的主观努力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而是相信风水，把希望寄托在一处能够给自己带来吉祥的阳宅或阴宅上。有的人这样做虽然没有危及他人的利益，却因迷信风水而放弃了脚踏实地的努力，结果无损于人，却有害于己。至于那些为了争夺风水宝地而起衅生乱甚或危及乡邻的人，则是害人害己，遗祸后人。

如果把风水理论定义为评价和选择地理环境、人文环境优劣的理论，把风水术定义为选择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优劣的方术，风水理论和风水术就不会那么令人感到神秘了。遗憾的是，传统的风水术把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与人生命运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风水术就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力，风水术的影响力和渗透力也越来越强大。应该承认，古代风水理论有其合理的内容。它注重对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总体评价，注重协调人类生存环境和生态环境的关系，通过对天、地、人三者之间关系的协调，选择适宜人类休养生息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风水理论中选择宅室和修建房屋的理论，合理的成分更大。它格外看重地形、地势、地貌，看重山水、土质、丘陵、林木等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和谐统一，追求建筑物与周围环境的浑然一体，自然天成，与现代建筑理论不谋而合，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用价值。这也是古代风水理论得以长期流传的原因之一。

然而，风水理论的合理因素却被充满封建迷信色彩的风水术淹没了。风水术也追求生态环境与人文环境的和谐统一，但其目的不仅在于为人们提供适宜休养生息的场所和环境，更主要的是让人们把生活的信心和希望寄托在所谓的“风水宝地”上，宣扬宿命论，取消人们的主观能动性。这无疑是极为有害的。因此，应该将古代的风水理论和风水术分开来看。作为一种理论，风水理论虽然也建立在宿命论和天人感应观念的基础之上，但它毕竟含有不少合理的成分，有些内容即使在今天看来仍不失其价值。作为一种术数，风水术实际上是“地理环境决定论”在古代中国的表现，其消极作用和负面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对于这一点，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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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刊于《寻根》2011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