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麻城孝感乡”真相

池小小

为什么是麻城？

今天，在川、渝地区普遍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要问祖籍在何方？湖广麻城孝感乡。”有关“麻城孝感乡”的口碑传说，世代流播，承载着诸多历史文化信息，但至今缺乏讲清其来龙去脉、发展演变的学术著作,致使该问题仍是困扰巴蜀民众的一道难题。

近年来，一波接一波的川渝民众，试图按照口碑传说以及族谱、碑刻的记述，在湖北某个地方寻找到自己祖先生活的家园。

祖先同乡传说

在中国移民史上，在有迁徙历史的人群中, 有大量移民后裔声称自己祖先来自同一个很小的地方,这种现象在全国较为普遍。日本学者将这种祖先“从同一个地方迁移过来的”的现象，称之为“祖先同乡传说”。

在这些传说中，作为某一地区祖先来源地的地名，小至一乡、一村、一巷、一坝，乃至一座城门，一颗树，往往记述得十分具体，细致入微。

例如，在华北以及江苏、安徽、陕西和东北等地，广泛流传“祖先来自洪洞大槐树”的说法；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人们多将“南雄珠玑巷”视为祖籍地；福建“宁化石壁村”则被客家人视为其渐次南迁的祖地；“苏州阊门”被苏北地区人们视为祖籍地；江西鄱阳“瓦屑坝”被安徽及鄂东地区人们视为祖籍地；山东“枣林庄”被皖西丘陵地区人们视为祖籍地；江西南昌“筷子巷”被荆湖平原地区人们视为祖籍地；在川渝地区则称祖籍来源于“麻城孝感乡”，等等。

这些移民发源地被千百万移民及其后裔世代牢记在心中，绝不是偶然的。其中必然经历了数不尽的历史演变，蕴藏着一时难以说得清楚的文化奥秘。

麻城县的地貌概况

麻城县位于大别山（今河南、安徽、湖北交界处）南麓中段，兼有高山、丘陵、平原地形，可以说是一个多样化的生存环境。

麻城县的资料简介称，麻城全境的地貌有如马蹄形。近年来，有川人从麻城寻根归来，在叙述所见麻城地理环境的直观印象时，说它像是一个“撮箕”。

而在一位美国学者眼中，麻城地图更像是“呈45度夹角放置的一片树叶”：“茎在西南（指向武汉），尖（松子关）在东北。树叶的中心是平地，边缘是山脉……叶脉是水道”。

比较起来，我们更愿意相信，“撮箕形”更符合川人想象中的移民祖地形状，它更加生动、形象、准确地表达了眼前的麻城地貌特点。

如果站在麻城东北部的高山之上，举目瞭望，就会发现麻城县的整个地势东北部高，西南部低，由东北向西南倾斜敞开，呈中山-低山-高丘-低丘-平原逐级下降的阶梯式地形，简直就像是一支北东向南西倾斜的撮箕：县的东北部、北部、西部，是倾斜敞开的山脉、丘陵，恰似向外延伸的撮箕背；西南部正对长江平原，恰是撮箕口；斜向展开的西南部平原，恰是撮箕的底部。

麻城东境、北境山势险峻陡峭，形成了许多关隘险阻。麻城关隘重重，素号形势绝险之地。大别山素有“十三险关”之称，其中有“五关”就森列麻城北境。

兼有平原、丘陵、山区地形地貌的麻城县，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说。由于麻城整个地势东北部高，西南部低，由东北向西南倾斜敞开，故“县境东北多山，西南大半平阳”，以至西北境“渐成平陆”。这样，形成了山区多集中分布于东北部，丘陵多集中于西北部，平原多集中于西南部的基本格局。

麻城的平原多集中于西南部。县志有所谓“县东北多山，西南平原，间有冈阜”的记述。麻城西南平原的形成，与流经境内的河流有密切关系。麻城境内溪流密布，山涧纵多。大小河流1580多条，5公里以上的河流134条，由此形成了麻城的河谷冲积平原。据统计，麻城平原面积12.8万公顷,约占全市总面积的35.6%。

麻城的地形按自然和人为生态，被明显地分成了三个界限清晰的地带，正如美国罗威廉教授所说的：“也就是‘树叶’的茎干和中心，以及两侧的边缘地带。”

正因为麻城地理条件独特，兼有山区、丘陵、平原的地形地貌，地表资源相当丰富，加之光能充足，雨量充沛，因此，最宜于多样化的农作物生长，在历史上这里就是一个传统的农耕之区。

独特的地形地貌，与独特的区位条件相结合，形成为麻城县独特的地缘优势。概括起来，历史上麻城县的地缘优势具有以下特征：

（一）鄂东边陲之区。麻城县界在鄂东边陲，北与今河南省新县、商城以山脊为界，东北与安徽省金寨县为界，是一个地处鄂豫皖边的名符其实的“三不管”地区。因此，在地缘上远离政治权力中心，属于“山高皇帝远，猴子称霸王”的偏远地区，容易形成鞭长莫及之势。

元末红巾军起义后，天下大乱，群雄称霸，鄂东的麻城地区就成为率先聚众起义之地。至正十一年（1351年）八月，西系红巾首领徐寿辉与麻城铁匠邹普胜结合，在鄂东地区以红巾为号发动起义，就是利用了这一地缘优势，得以在此区建立“天完”农民政权，进而成就一方大业的。

（二）兵家必争之地。麻城地处鄂豫皖三省要冲，素有“屏蔽江淮，北控天中，东引吴会，形势险要”之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无论是从中原南下进取江南，还是北指中原逐鹿天下，无不以先据麻城而居主动。这是因为麻城雄关重重，五关翳锁，易守难攻，实为四固之区。历史上许多重大战役皆围绕此区展开争夺，上演过无数战史上的著名战役。

如早在春秋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这里就发生过载诸史册的吴楚柏举之战，吴楚双方投入兵力近20万，最后以吴胜楚败告结束，当时指挥吴军的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孙武。

三国时曹魏曾戎兵西陵（即今麻城），以御孙吴；后吴大将陆逊率兵以西陵（今麻城）为国之屏藩。两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豪强们侵夺兼并，各创霸业，此地曾发生大战达十二次之多。

南宋时期，金兵两度犯五关、拔麻城；忽必烈率蒙军渡淮，经麻城进犯江南。元末陈友谅，明初朱元璋，明末李自成、张献忠，清代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陈得才和捻军将领赖文光、张宗禹、龚得树等，都在麻城留下了鏖兵的足迹。

近年来，在麻城市一片山区发现了60多座古代兵寨堡垒群落，其中面积较大、保存较好的有东山寨、雁门寨、云雾山寨等12处。这些兵寨堡垒散布在麻城市方圆百余公里的奇峰峭壁上，是连接北方和南方的要冲。

兵寨依山就势，大多为石块垒成，高六七米，石墙厚达一米，犹如一座座城堡。每座兵寨前都有寨门，寨下有多层兵道、战壕，寨内有石房，寨周有箭垛、瞭望窗、箭楼。这些兵寨堡垒形态各异，有的寨与寨之间还有兵道相连，瞭望孔之间可以相互联络，形成了完整的防御体系。

直至1920年代的现代革命，还有1930年代的国共内战，这里也曾经发生过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由此为麻城留下了深刻的“红色文化”的集体记忆。

（三）人群集聚之所。麻城不仅有险可守，而且宜于农耕，适合众多人群集聚。麻城因独特的地利条件，盛产各种农作物。

如在东北山区，“厥壤高坟”，“产谷麦，山地棉花不蕃茂”；西南平原区，“厥壤旷衍”，“土肥沃”，“出棉谷”。东部山区少棉，“以养蚕丝出产为大宗”。加之水利灌溉和交通方便，流经麻城中南部平原的举水河注入长江，不仅是中南平原地区农作物的主要灌溉水系，也是麻城市对外交往的水路交通干线，不失为鄂豫皖三省边缘农副土特产品的加工和集散中心。

正是凭借这些有利条件，故当国内政局战乱加剧之时，麻城容易成为接纳众多避难人群的聚居之地。

元末明初，天下大乱，群雄争霸，江西一时间成为各种势力争夺的焦点。饱受战乱之扰的江西地区的民众，出于求生的本能，竞相逃往有险可守、有地可耕、宜于众多人群居住的麻城避难生存。

对此，罗威廉教授指出：“这一蹄形的中心高地，是中华帝国最持久稳定的地区之一。虽然有周期性的移民出入浪潮，该地却是一批相当稳定并扎根于此的人口的发源地……麻城在历史上更多地不是制造难民，而是从农业匮乏地区接受难民（通常是穿过山区而来的豫南难民。”

除来自河南的难民外，至今麻城人多称自己祖先来自于江西的传说。这些外来难民之汇聚于麻城，在很大程度上也与麻城适合避难人群生存的地理优势有密切关系。

（四）人文繁庶之乡。康熙九年（1670年），重修《麻城县志》告竣，曾任晚明山东历城知县、后自号“禅悦老人”的汝南人宋祖法，在《序》中记述了明代麻城人文繁盛的局面：

（麻城）昔为僻壤，今号名区。文献轶群，甲于天下。余发未燥，即闻其衣冠风政、田园物产、管弦沸楼，鱼虾腥市、声光雄埒，震耀邻封，乃光、黄之绝无而仅见者。若夫四民之首，人文秀出，家弦户诵。科第则麟经之乡会，名魁无出其右……

洪武初年，在明朝的治理下，麻城经济、社会有了较快的发展。麻城民谣有云：“东乡田庄，西乡文章。南乡经商，北乡酒浆。”

这一独特的民风就是从明朝开始奠定基础的。有明一代，麻城由原来偏处鄂东一隅的“僻壤”，一跃而成为一个人文“乡会”的“名区”。境内拥有万松书院、白杲书院、道峰书院、百元书院等十余所全国闻名的书院。

在浓厚的学术氛围下，明代麻城共产生了121名进士，培育出了邹来学、李长庚、梅国桢、梅之焕等一大批文化名士。同时，还涌现出梅氏、李氏、刘氏、邹氏、周氏等名重一时的世家大族，更吸引了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性灵派“公安三袁”、作家冯梦龙等学者在麻城进行学术创作活动，由此开创了麻城文风繁庶局面，促进了麻城文风的昌盛。

降临在华中地区的第一场“红雨”，就发生在蒙古统治下的麻城。大移民，正是从这里拉开序幕的。（未完待续）

池小小

明清换代，移民后裔“忘”了祖宗

明末清初四川经历了一场罕见的社会动乱。在从明天启元年（1621）到清康熙二十年（1681）的60年间，四川社会陷入严重的冲突、对立与危机的状态中：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武装叛乱频仍不断，揭开四川迭遭兵祸的序幕；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反抗明朝的民众运动此起彼伏，最终颠覆了明王朝在四川的统治；明清易代之际，各种势力交相争斗，犬牙交错，四川社会局势长期动荡不安。

这一系列重大事件的演变，使得四川历史继宋元战争后，又一次跌进万劫莫复的深渊中。


战场中的清军部队。


明清易代背景下的集体失忆

生活在这一背景下的四川姓氏家族，大多经历了一段刻骨铭心的颠沛流离乃至死里逃生的岁月。及至清初生活安定下来，有条件记录下这段难忘经历的人们，无不对往昔的苦难遭遇感叹唏嘘，恍若隔世。

然而，每当提及自己祖先的来历时，又往往缺乏清晰的记忆。“用进废退”是一个不可更改的历史法则。生活中充满活力的文化通常被珍惜，而经常不用的文化则难免消失。


明清战争。

史上大多数极端时代——“黑暗时代”恰好为奥秘的“集体失忆”布置了舞台。这是因为，这一时代不仅使人的生命朝不保夕，陷入危机，而且更使传承文化的机制出现断裂。明清易代中巴蜀社会中的集体失忆现象就是在这一历史场景中发生的。

早在明代中后期，巴蜀社会中的湖广居民对祖籍记忆早已模糊，经过明清易代社会巨变后，人们又大多失去了传承记忆的主要载体——族谱。


资阳《徐氏支谱》。

重庆涪陵《徐氏家谱》所称：“明清交际，世运否极。由楚达蜀，道途遥遥，仓皇奔走，或彼时未暇携谱，或携谱而失于中途，亦乱世人民之常识。”明代所修谱牒的散佚，使得清代后人无法考证明代祖先的往事，于是，对自己祖籍的记忆，只能从清代记起，而对明代以前祖籍则只能依靠模糊的口头传承记忆。

明清易代所造成的社会集体失忆，为清初苟全归里的湖广姓氏后裔恢复和建构记忆创造了条件。由于麻城孝感乡作为明代社会公共资源的效应，在清初持续发酵，祖籍记忆因此得以沿袭传承。


明清战争。

许多从外地返籍回到四川的明代土著居民，在入籍时，大多选择孝感乡作为祖籍，努力为自己贴上“旧家”的标签。当然，在清初宣称祖籍为麻城孝感乡的家族中，肯定会有一定数量的明初迁入的“孝感之民”，但却有不少家族是在依据并不可靠，甚至仅凭传闻的情况下，而将自己定义为“旧家”的。

清初湖广移民祖籍意识的淡漠

经过明末清初长期战乱以后，四川社会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出现了“有可耕之田，而无可耕之民”的状况。为尽快改变这一地区的面貌，清政府决定招民实川。在清前期，围绕巴蜀地区发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


清初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

在清初“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中，参与重建四川经济与社会的移民，来自10余省，使得四川人口和社会呈现出“五方杂处”的局面。

根据学者研究，“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截止于乾隆41年（1776），当时四川实际人口数约为1000万，其中土著占总人口的38％，移民占总人口的62％。在移民人口中，湖广（包括省籍为湖广、湖北、湖南）移民人口约占总人口的55.57%。

清初席卷全川的移民浪潮，极大地改变了巴蜀的人口结构。新来的移民在户籍登记上与土著有着明显区分。例如，在巴中，他们就分别以“红”、“黑”两种户籍簿来区分。凡明迁入巴中者，进“黑册”，凡清迁入巴中者，进“红册”


清初移民在合州（今重庆市合川区）的生活场景。

清初以来最先迁入的湖广移民，凭借人口数量上的优势，以及元明以来湖广文化因素的融入铺垫，使得他们在迁居四川后，较少隔膜，故能很快地实现了由“他乡”变为“故乡”的转变。其结果必然使得他们较早地割断了与原乡的联系，迅速成为了“无根”的移民。

这集中表现在湖广移民祖先意识的淡漠上。嘉靖年间，王世贞在《顾氏祠堂记》中指出：“楚俗号称朴啬，其民淫于外鬼而略于先。”表明楚人不大重视对于祖先的祭祀，是有其文化传统习惯的。这种原乡意识淡薄的习惯，必然影响清初以来迁居巴蜀的湖广移民。以至有的移民后裔对于原籍宗族及谱系一片茫然。如有人称：“吾楚迁渝者，询其原州县，或多茫然，否则统举以应。”


王世贞画像。

湖广移民的这种淡漠的谱系意识，正好与明末清初四川民间谱牒散佚较为严重，整个社会陷入集体失忆的背景相呼应。一当社会安定下来，这部分湖广移民也会像四川土著一样，需要找寻到一个合法而又合理的前朝祖先。

于是，一时间虚拟或杜撰祖籍记忆就显现了价值。这样的社会背景，也为明代以来出现的孝感乡移民传说的继续流传奠定了基础。

清末民国孝感乡传说的泛化

清末民国时期“孝感乡”才被作为移民祖籍大量出现，或者换句话说，“孝感乡”是在清末民国而非清初时代被四川民众所认同的。正是在这个时期，伴随着“孝感乡”成为“湖广填四川”之“湖广”的代名词，最终被川内民众认同为一种象征祖籍的家园符号。


孝感乡成为象征祖籍的家园符号。

孝感乡移民传说在此一时期不断泛化，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密不可分的。清代以来，随着移民定居，巴蜀农业逐渐复苏，商业手工业也渐趋发达，尤其随着交通环境的改变，使长途贸易得以实现。

至清代中期后，四川社会内部以移民为主体的工商贸易市场逐渐形成。经过百余年的稳定发展，四川水路交通通畅，建立在便利交通基础上商业、手工业也逐渐发达，从事于长距离运输的移民家族渐趋增多。随着商贸活动的渐趋开展，各省移民逐渐离开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藩篱，走上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麻城市重新打造的孝感乡。

同样以“麻城孝感乡”为祖籍地的移民也是在参与这一活动中，用自己的步伐走遍巴山蜀水，也把“麻城孝感乡”带到了巴蜀的每一个角落，使之得到了更广范围的流传和认知。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加速，尤其是晚清以降，面对亡国灭种的艰难困境，在现实威胁与西学参照的情况下，知识分子进行了重构国人对国族历史、国学的新认知。

在建构国族过程中，如何看待中国数千年传统历史文化，如何解读这一丰富文化遗产在建构国族过程中的作用。1905年清政府学务大臣奏准通过的《乡土志例目》，规定各县编纂乡土教材，在体例上除了沿袭传统志书范式外，尤其注重对乡土文献的搜集整理，着重对于各地姓氏、祖籍来源、发展状况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总结，从而使得大量本地姓氏来源引入志书。


河北平山县编修的乡土志。

在这样的背景下，修志对于各地境内人口来源的调查从多方面促成了“孝感乡”在民国时期文本中的大量记载。

首先，前所未有的细致调查和广泛收集资料让很多散落于民间的史料得以记入史志。

其次，这个活动本身在民间发挥了巨大的宣传作用，甚至是修撰者对于孝感乡现象的质疑也从另一侧面推动着原本具有一定流传范围的“麻城孝感乡”得到更广泛的传播，这一潜在的祖籍认同对象随之得到更广泛的推广。


最后，这种得到官方认可的追溯祖籍活动对那些遗忘了入川前原籍的人们形成了一种压力，这种压力可能促使他们将潜在的祖籍认同对象——“麻城孝感乡”认可为自己的祖籍地。

于是，就在普通百姓间不断的流传中、在追溯祖籍者的接纳中、在文人学者的质疑中、在官方调查的推动中，“麻城孝感乡”被作为一种满足上述所有人所有需求的一种符号拣选出来、沉淀下来。


麻城市打造的古孝感乡都度假生态旅游度假村。

同乡移居传说泛化的形式

伴随着孝感乡移民传说的普及和泛化，通过各种形式将自己的祖籍地定义为“麻城孝感乡”。在清代和民国年间，不仅成为一般姓氏家族将“麻城孝感乡“书写为祖籍地，甚至某些地区还笼统地将“麻城孝感乡”作为湖广的代名词。

以下就是我们根据所搜集的有关麻城孝感乡祖籍地的史料文本，对移民传说泛化过程中的表现形式所做的区辨和归纳：


（一）事实上的祖籍地

结合民间流行的族谱资料可以证实，有不少家族所载的祖籍地就是元末明初以来迁入的。

（二）重新定义的祖籍地

有些家族虽然是移民迁入的，来自明代湖广麻城，属于事实上的祖籍地。但清初以来在将祖籍重新定义为“旧家”的过程中，却有不断更改入川时间和祖籍来源地者。


《陈氏族谱》中记载从麻城孝感乡入川的信息（红框文字）。

（三）记忆中的祖籍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族谱将“麻城孝感乡”记录为祖籍地，史料涉及的地区也不再限于川东、川南地区，甚至川北的汶川都出现了祖籍“麻城孝感乡”的移民家族。

根据记忆而产生的祖籍地，又可分为两类：（1）与史实明显不符或家族历史不可考的“祖籍地”。（2）有待证实的记忆中的祖籍地。


麻城祭祖。

（四）嫁接的祖籍地

这类自称是“麻城孝感乡”的祖籍地，多是通过地名的嫁接而来的，有着明显的粘贴痕迹。

民国《合川县志·氏族》载，胡氏移民家族的迁川始祖胡正鼎，原籍“永州零陵县孝感乡”。“永州”、“零陵”也可以说是一地二名，都有悠久历史。无论永州零陵的建制如何变迁，境内无孝感乡是毫无疑义的。


（五）虚冒的祖籍地

清初以来，在大量本地土著归籍麻城孝感乡潮流的冲击下，一些势单力薄、需要“求荫自庇”的外省籍移民，也把自己某世祖先说成是来自于麻城孝感乡。

（六）从众附会的祖籍地

在宣称祖籍来源于麻城孝感乡的家族中，也不乏从众附会者。由于移民的绝大多数是没有文化的贫民，经过在战乱中、转辗迁移，由于年代久远，几代、十几代后的后裔已经不知道祖籍的确切地点，因此从众附会也就在所难免。


（七）泛化的祖籍地

至民国时期，“孝感乡”已经不再是某一家族记录于族谱的祖籍地而成为一县甚至是多县众多移民后裔的祖籍地。

同乡移居传说版本的定型

早在明代有关孝感乡的传说雏形已经出现，但那是仅仅是一个与祖籍记忆有关的说法而已，尚未有一个完整的故事版本。及至明清易代中巴蜀发生一系列重大事件之后，事变中的人物传奇、曲折复杂的经历加入其中，为这一传说增添了新的故事元素。孝感乡移民传说因此充实丰富起来，这就为传说的定型奠定了基础。


张献忠塑像。

与国内其他几个著名的移民传说一样，孝感乡移民传说也有传奇的故事相伴随，就是“张献忠剿四川”故事的植入。故事的模本内容大多是为在叙述祖先迁川背景，而将其移民因缘与“八大王剿四川”联系在一起，进而追溯祖籍来源于“麻城孝感乡”。

自元末明初肇始而于明末雏形初具的麻城孝感移民传说，遇清初战乱而重新改头换面，至清末民国而成泛化之势。历经几百年的口笔相传，麻城孝感已然从一个事实上的祖籍地名演变成为一个湖广填川移民后裔记忆中代表祖籍的一个象征、一种符号。以至于当你询问一个四川人祖籍时他们常常会毫不犹豫的回答——麻城孝感。


在清代以至民国的历史演变中，“孝感乡”作为一个祖籍地，已不完全是与元明湖广移民背景有关系的一个具体而真实的迁川始发地，它在事实上已变成为与各自所处社会历史背景相联系的一个象征家园的符号。（完）

池小小

为啥大家都说是麻城孝感人？

同乡移居传说概念

从历史记忆的视角来看，一篇历史文献，与民众口耳相传的民间传说本质上并无区别。无论正史、野史或民间传说，他们都是有关“过去”事件的一种叙说，都是人们对于过去的集体记忆，只不过经过了不同阶层和群体的选择与重新建构。

从本质上说，历史文献无论它包括了多么丰富的内容，仍然只是记述着个人或群体的历史记忆而已。每个人都有自己对历史的记忆，而不同个体与群体的历史记忆呈现和传承的方式可能不同，于是便有了官方的、史家的与民众的历史记忆之分，也有了文献的记忆与口述的记忆之分。


史书之《资治通鉴》。

实际上，文献与传说都是呈现在不同载体上的历史记忆，它们之间也会经常性的发生互动的影响。

不过，专门将“移民”与“同乡”概念引入传说中，则是由日本学者牧野巽（1905-1974）首次提出来的。牧野巽素以研究中国宗族社会史，著述甚丰。他在研究中国宗族社会的过程中，注意到一种现象：“中国人的同乡组合非常牢固”，要“证明这种同乡者的组合，不一定是出于实际的同乡关系，常常可能是在传说、观念的基础上广泛发展而来”。


          牧野巽的著作。

虽然在他之前，学术界有人提到了“移民传说”或“移居传说”，但不过“仅仅把个别事例作为特殊、奇妙的现象来处理，而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事件出现的范围遍及中国各地，不仅在现在，在过去也有很多类似现象。”为此，牧野巽撰写了《中国的移居传说》一书。

牧野巽在书中搜集了大量流传于华南、华北地域中有关“祖先同乡传说”，通过研究发现，“这些同乡传说的分布范围大多和方言的分布范围一致，比如广东人、客家人、福建人等，其祖先同乡传说有各自的特有中心，这表明传说的研究使中国人更进一步地变为地方性、即按民系分类时的一个标准”。


山西洪洞大槐树。

归纳这些传说，它有以下几个主要的构成要素：

第一，移民史的背景。牧野巽指出：“考虑到这些传说都不是虚假的，在其背后也暗示了实际的移居倾向，也可以成为了解中国人移居、发展历史的线索。”例如不管是洪洞大槐树也好，南雄珠玑巷也好，这些移民传说无不都是在一个较为宏大的移民史背景下进行演绎和诉说的，如洪武大移民、宋末战乱等。

第二，明确的时间。如洪洞大槐树迁出的移民，大都将说自己是洪武初迁至现居地的，而珠玑巷移民则为南宋末年迁出。


南雄珠玑巷。

第三，迁徙动因总伴有各种版本的故事。大槐树移民多言胡大海复仇、燕王扫碑、三洗怀庆府而让洪洞人民不得不奉旨迁徙以填地广人稀之区，珠玑巷移民则说是因为苏妃改嫁，牛田坊居民被政府强行迁出。

第四，有明确的起点和终点。这一点在众多有此传说的族谱中都有明确记载。

第五，有相关家庭背景。这些传说多以家族记忆的形式保存在族谱等民间文献中。


南雄珠玑巷。

第六，相信并参与传说流传的人数众多，规模巨大。河南、河北、山东等北方多省，甚至南方的有些地区都有人自称来自洪洞大槐树；而原籍珠玑巷的说法则普遍流传于珠江三角洲地区。

根据以上要素，在四川地区广泛流传祖先来自“麻城孝感乡”的记忆，也应该归入到“祖先同乡传说”的范畴。


南雄珠玑巷街景。

移居传说的历史“选择”

在民间记忆的传承过程中，历史犹如一支“无形的手”，在对各种各样的传说进行“选择”。

在元、明湖广大移民的过程中，从楚地迁川的人户以数十万计，究其原籍地，何止千百个。为什么最后只有一个麻城孝感乡成为“幸运儿”，被当作同乡移居传说传承下来，而其他原籍地则难以保留呢？这显然是经过历史筛选淘汰的结果。


历史之所以选择孝感乡作为移居传说的中心，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因素起到了催化作用：

（一）“大礼议”改革的开启作用

明正德十六年（1521），明武宗朱厚照逝世。对一般皇帝继承而言，父死子承、兄终弟及。但正德皇帝一无子嗣、二无同父兄弟，皇权的继承只能由同祖父的兄弟朱厚熜继承，是为世宗，年号嘉靖。


“混世魔王”朱厚照画像。

世宗并不是以皇太子身份而是以外藩亲王身份入继帝位的，且不属于孝宗-武宗这个宗支，这样在封建礼仪中 产生了一系列严重问题。是只继帝统？还是既继帝统，又继宗统？是仍为亲生父母之后，还是过继给伯父孝宗？如何追尊亲生父母的封号等。

在嘉靖皇帝亲自发动下，举朝上下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规模巨大、旷日持久的争论。“始而争考、争帝、争皇既而争庙及路终而争庙及乐舞”，长达20余年，史称“大礼议”事件。


嘉靖皇帝朱厚熜画像。

大礼议事件虽说是封建上层为帝统和宗统问题展开的论争，同时也对明清以来中国宗法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对祭祀祖先的权力，由重“一本”为中心的尊祖敬族观念，取代了以往大小宗法为准则的尊祖敬族观念。首次实现了亲友和族亲在对祖先的祭祀权与“立后”延续宗族的权力，使之建祠由品官遍及庶民之家，导致“庶民户皆有权置祠庙，在一村镇中几乎所有农民都被纳入一个族姓的宗祠或家庙，由祠庙多联系的大众大为增加”。

这一举措使过去追祭的对象仅限于三四代内，一个族姓所能联系到的只是三四代之内的子孙。现在祖先牌位不再限于高曾祖考，可以上溯十数代乃至数十代，在一个举族而居的村镇乃至一个州县，所有同一始迁祖的子孙都可以通过祠庙联系在一起。


气势恢宏的宗祠。

大礼议在制度层面开启了民间小宗祭祀的先河，激发了他们祭祀始祖的热情。由此，小宗祭祀与追溯始祖的祭祖之风开始流传并成为新的传承家族记忆的传统。

在大礼议之前的明代宗法制规定，只有一定官阶的官员，才有资格祭祀始迁祖；在民间只有嫡长子才有资格祭祀始迁祖；嫡长子之外的小宗，只能祭祀父辈以上三代先祖。


漂亮的民间宗祠。

在这种宗法制度之下，始迁祖的移民记忆大多存在于少数嫡系后裔中。嘉靖朝皇室宗庙制度改革后，放宽了对官民祭祖的规定，允许非嫡传子嗣开宗建立分祠，对祖先的祭祀可以上溯至始祖，于是，在四川民间一时间兴起了建立宗祠的热潮。

（二）湖广家族的带动作用

在上述背景下，一些湖广籍移民家族，因其具有经济实力和官宦背景，他们得以率先在四川创建宗祠。

如明洪武四年（1371）自麻城迁川，定居于富顺县赵阳乡之梭箩丫大山下的郭氏（即隆昌云顶寨郭氏家族），其家族宗祠就是在万历年间由八世祖元柱建立的。


隆昌云顶寨。

又如，内江明代八大望族之一的高氏，在当地声望显赫，内江民谣中有“九马十三高，何梅到处飘。刘赵家家有，张阴列前茅。”高氏即为其中之一。据明人许榖《高公韶墓表》称“公讳公韶，姓高氏，字大和，号三峰，四川内江人也。祖籍湖广。”

高公韶（1480-1563），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与杨慎齐名的政治人物，深得嘉靖皇帝的赏识和重用。致仕后，返回老家，“建家庙，置义堂，胞弟四人，晚岁黄发怡怡。”


高公韶的老家，内江史家镇区位交通图。

正是在湖广移民家族的带动下，才开启开了民间建立家庙、祠堂进行常祭的先河，从而也就为民间修谱之风的普及与丧葬志墓风气的盛行提供了契机。

（三）文化名流的话语作用

民间记忆的重要来源和载体是族谱，以及编修族谱的重要依据墓志。随着一大批宗祠的兴建，必然将迁川始祖的追溯与记忆提上议事日程。


民间修谱兴起，为今人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谁有这个能力来操弄孝感乡历史记忆的选择？当然首先是享有崇高社会地位的文化名人。谁又能托请动他们出来选择操弄？首先当然是在地方社会经济中占居优势地位的望族。

嘉靖以后，在朝廷开放民间宗祠祭祀的禁令后，崛起于四川社会的麻城孝感乡望族，凭借其在地方上的实力地位，得以率先延请社会名流，并通过他们的如花妙笔，来建构自己的祖先记忆。


古人修谱，文化名流占重要地位，否则也不会修出如此浩瀚的族谱。

在四川的麻城孝感乡后裔家族，早已经是人才辈出，人文荟萃，颇多世家望族，他们无形中提高了麻城孝感乡在四川的地望和声誉；再加之于这批文化名流，在明代社会中拥有话语优势，他们欣然为之命笔撰写墓志。

不仅使这些家族更有了炫耀于人前的资本，其结果也必然为麻城孝感乡记忆的定型和保存奠定了基础。试想一下，如果不是他们这么卖力地鼓吹，其后麻城孝感乡传说能够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吗？


今人修谱虽然有了很大改变，但仍脱离古人修谱的样式。

（四）孝感乡资源的示范作用

众所周知，移民老前辈对于新移民的榜样和启迪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在一个众多移民聚居的环境中，“那些在物质上获得成功的移民被尊为样板；他们的行为方式在原生活圈内被奉为圭臬；成长中的年轻人从就业取向到人生目标均与移民国外融为一体，‘移民’成为该群体共享的社会文化资源。在此特殊文化的潜移默化之下，成长中的一代代新人往往在不由自主中、或在群体及个人均认为理所当然中追随其前辈走上移民道路。”

基于人口跨境迁移而演绎出来的上述文化景象，对于观察明代“孝感之民”在四川移民中的影响作用不乏借鉴意义。


移民兴建的禹王宫。

“孝感之民”是麻城最早进入四川的移民，凭借其迁川时间早，资格老，较早融入当地社会，率先在各个领域取得成功的资本，以及长期在四川的生活经历所积累的对四川的认识与经验，故能享有较高的社会威望，而成为全社会一笔可资共享的宝贵资源。

特别是当后期迁入的新移民落户到某一个具体地区，面对陌生的环境需要适应，因应复杂的社会关系需要协调，与土著和谐相处需要指导，遭遇欺侮需要支持保护的时候，由“孝感之民”前辈所开创的移民道路，自然就成为其他移民追随和效法的榜样；由移民浪潮所造就的麻城籍世家大族，自然被人们奉为圭臬。


移民修建的古建筑至今保留完好。

尽管此时作为行政建置意义的孝感乡这一地名实体早已不复存在了，但这并不意味着由这些移民老前辈所开创的事业及其影响也会跟着消失。这种社会资源不仅在明代麻城籍移民可以拥有，就是到了清代，它仍然为各省迁川移民所享用。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至迟到明末，麻城孝感乡已在四川社会中具有广泛的认同基础。（未完待续）

池小小

神秘的“洪武二年”藏着怎样的秘密？

由于孝感乡在元明以来的移湖广实四川历史中发轫最早，居于源头地位，因此名气最大，影响最巨。以至到了明中期，尽管这一地理单元早已在湖广消失了，但它在移民定居的四川地区，却一直被湖广移民及其后裔作为对原乡的一种记忆保存下来，并通过口授和文字载体一代代流传至今。

蜀人楚籍记忆的源头

大夏政权覆灭后，留居四川的楚籍将士和乡人，为明初湖广移民在四川的分布奠定了基础，由此播撒了四川楚籍祖源的种子，蜀人楚籍记忆的滥觞正是以此作为源头的。

这集中体现在，后世蜀人在追溯祖先来源时，动称迁川时间源自洪武二年（1369）。


明玉珍穿的龙袍。

动称洪武二年入蜀的家族比例之高，由以下两组统计数据可略知一二。其一是，民国《简阳县志》称：“洪武二年，湖广麻城居民迁至简州者众多。”

据民国《简阳县志》所收录的原籍为麻城孝感乡和湖广籍的30支入川氏族中，明确为洪武二年己酉（1369），或洪武三年庚戌（1370）入蜀的家族，共有24支，约占80%。

其二是，谭红《巴蜀移民史》一书在统计夏政权入川移民家族的资料时，明确为洪武二年迁入的家族达33例之多，约占总数121例的27%，如果把元年（1368）、三年庚戌（1370）迁入的家族加进去，起码要占到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巴蜀移民史》图书封面。

在蜀人祖源记忆中，动称洪武二年（1369）入蜀的现象，主要存在于楚籍后裔之中，尤其是在自称是麻城孝感乡的移民中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这种祖源记忆，起源于何时尚待追溯，但在民国年间已经形成为一种“俗传”“蜀语”，达到了“人人言然”的程度，则是毫无疑义的。

在清代及民国的家谱与地方志中，有关洪武二年入蜀的家族，遍布全川，俯拾皆是。如川东地区有云阳程氏、万州范氏、石柱谭氏、新宁张氏、孙氏、万县何氏、綦江周氏、万源罗氏；川中地区有资阳王氏、安岳王氏、内江黄氏、简阳徐氏；川西地区有名山赵氏、陈氏等等。


移民运动浮雕。

这些洪武二年入蜀家族多系籍楚省，或经湖广，或经麻城，或经孝感乡入川。这表明，“前明侨户多籍楚麻城”，动称洪武二年入蜀的问题，不失为一个重点研究课题。

“奉诏入川”辨

在洪武二年入蜀的家族中，又有不少人将祖先迁川原因记述为“奉檄入川”、“奉旨入川”、“奉诏入川”，更有将“奉檄入川”的年代记述为洪武二年者。


移民在新家园生产劳作的浮雕。

例如仁寿《胡氏族谱》称：明洪武二年，始祖定公由湖广麻城孝感乡奉檄入川。

内江《晏氏家乘》云：内邑旧户，多称祖籍系楚麻城，沿明洪武二年奉诏徒麻城，实蜀语故也。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明初距离族谱书写时代较为久远，家族记忆失真。因此，在迁川时间和原因的记述上，必然出现各种形式的版本。


族谱中记载的奉旨入川。

以同一个川中地区为例，族谱中在有关家族祖先奉旨入川的形式和入蜀时间的表述上，就五花八门，多种多样。

例如：简阳《江氏族谱》称其祖于“明朝洪武四年”，“奉旨入川。”内江永福《熊氏族谱》称其祖于“前明季初”，“奉旨入川。”内江凌家场《张氏族谱》称其祖于“大明宣德元年丙午岁（1426）”，“奉旨……填实西蜀，故吾家之入川者不可胜数。”内江《周氏族谱》称其祖于“洪武出治”，“奉命襁负其子入川。


移民新的家园浮雕。

在新修的地方志中，如《宣汉县志》1994年版，韩氏祖先于“明初奉旨入川”；《彭县县志》1989年版载，周氏祖先于“明初奉旨入川”。

上述这些入蜀家族，虽然入蜀时间表述不一，但均属于“前明侨户多籍楚麻城”的范畴，这是毫无疑义的。

在元明之际麻城移民迁川问题上，一方面是入蜀的家族，动辄将迁入时间记述为洪武二年；另一方面又有诸多家族将迁移原因称之为“奉旨入川”。二者结合起来，很容易在四川移民史上，形成为一种“洪武二年奉旨入川”现象。


明玉珍皇陵中的盘龙柱。

众所周知，洪武二年（1369），为大夏纪年开熙三年，四川尚被大夏政权所控制。四川既非为明朝所有，那么，为什么民间族谱普遍将其家族由湖广迁入四川的时间书写为“洪武二年”？在洪武二年迁入现象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奥秘？

既以“奉檄入川”相传，那么，他们究竟奉的是谁的旨意？是明昇之大夏政权的旨意，还是朱元璋之明朝的旨意？还是另有原因？对此，学界有3种观点：

第一，大夏说。


明玉珍皇陵中的明玉珍塑像。

民国年间，内江《晏氏家乘》的作者对此进行了一番考证：

内邑旧户，多称祖籍系楚麻城，沿明洪武二年奉诏徒麻城，实蜀语故也。今考《明史》，太祖平蜀在洪武四年，先尚为伪夏明玉珍所据，何由有此诏？且咏化等书于明事□微毕注，亦无徙楚事。后阅升庵谱注，及本邑王侍御墓志，皆云先世籍楚麻城，元末避红巾乱来此，余书类此甚多。始元季大江南北，干戈猬起，明玉珍以至正乙未入蜀，据有诸那。东人避乱者归之，玉珍又楚北随州人，招乡人以自固其势，然也。迄明平蜀革伪号，人讳称之，故咸谓洪武初迁蜀，即吾族中人向来修谱亦有此语者，今时澄也。

这段文字揭示了两点：其一，祖籍麻城的氏族，多元季“东人避乱者”，大夏政权为了“招乡人以自固其势”，故颁诏者当为明玉珍无疑。其二，沿称“洪武初迁蜀”的家族，是出于革除前朝“伪号”的需要，因为在明军平蜀后，不得不避讳以称之。


这种避讳说，也得到了民国内江《张氏族谱》作者的认可。他认为，大夏政权灭亡后，“于是相从入川之人，皆不免以从逆为耻。”为掩盖这段历史，他们及其后裔便称自己家族是“避红巾之难入川者”；或者改称“奉檄入川”、“奉旨填蜀”。

第二，明代说。

朱元璋政权早在至元二十四年（1364年）开始了对于鄂东麻黄地区的直接经营和控制。这种情况下，明氏政权不仅没有能力，而且也不可能越境来到朱元璋控制的地盘招徕移民。因此，民间家谱上所记载的洪武二年迁入四川的家族，绝非是响应的明氏政权的诏令。


明朝军队。

既然洪武二年迁入的家族，只有在洪武四年以后大移民才可能迁入，那么，这些迁入家族所奉的旨意，必然不会来自于大夏政权，而只可能来自于明代。

第三，陈友谅军民说。

重庆学者岳精柱、程行在分析众多洪武二年麻城孝感乡民迁川的案例时指出，他们既非大夏，也非明代，而是避难的陈友谅军民：


朱元璋在鄱阳湖大战陈友谅。

洪武二年，还是明氏大夏政权控制巴蜀时期。这么多人一起从孝感乡入川，是从军，还是移民？洪武二年之际的湖北，早已是朱元璋的势力范围，大夏政权不可能到湖北征召，因此，这些人应视为自发移民，即为躲避朱元璋追究的陈友谅军民。

“洪武二年”解读

四川“洪武二年”现象的产生，虽然不排除个别实指迁入时间的情形[这主要是指，在明军平蜀之前迁入的楚籍人士，将其于洪武二年离开原籍出发的时间，理解为迁入的年代。由于当时湖广地区早已置于明朝的管辖之下，因此在洪武二年离开原籍，从理论上也是说得过去的]，但就一般而言，通常应当理解为“蜀人楚籍”在明军平蜀后，出于“避忌”的一种行为表现。


明朝军队中的长矛队。

早在明军平蜀前，已有各种类型楚籍民众迁入四川，其中既有元末自楚避难入蜀者，也有追随明玉珍相与入川者，他们一道构成为“蜀人楚籍”的主体。在明朝定鼎天下后，这部分“蜀人楚籍”群体，为适应新政权革除“伪号”的需要，耻于再言及大夏，遂将原本于元末或大夏时期迁入的年代，转写成了“洪武二年”。

可见，“洪武二年”之于四川，实乃元明改朝换代背景下，附加在“蜀人楚籍”民众身上的一种文化符号。


继元末明初“徙楚实蜀”现象后，在四川历史长河中，又于明末清初发生了再一次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

为区分不同时代迁入的移民身份，有的遂将“洪武二年”作为划分明初时代迁入者的识别标志。诚如民国《续修大竹县志》所说：“土著有宋元时入川者，有洪武二年入川者，统称黄州人，俗称为本地人。”

在清初以来四川社会中，与明末清初新迁入的移民相对照，其中既有宋元时代迁入者，也有以“洪武二年”为标志的明代迁入者，他们一起构成为当地的“土著”，“俗称本地人”。


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

由于这一划分符合四川历史实际，不失为历史时期四川人口来源构成的真实写照。故其后这种认识逐渐积淀为四川民众的一种集体记忆，以至到了民国年间，当新一轮四川地方志和族谱编修高潮到来之际，“洪武二年”就成为指代明初时代的一种象征符号，而被保存在上述地方民间文献中。（未完待续）

池小小

四川的麻城孝感籍名门望族有哪些？

经过元、大夏、明初以来湖广地区持续向四川移民，到明代中后期，以麻城籍为代表的湖广移民家族，在四川各地迅速成长起来。

麻城籍世家大族主要分布于湖广移民集中的川南、川东与川西地区。在这些麻城移民家族中，又有相当数量自称其祖先来自于孝感乡。

川南地区

这一区域位由长江上游及其与之连结的沱江中下游、岷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主要包括明代的叙州府、直隶泸州、直隶嘉定州所组成。这一区域是明初洪武移湖广之民填川的集中分布的主要区域。

有关明初湖广世家在此区的分布情况，以迁入姓氏为统计单位，备列如下：

（1）隆昌郭氏。自明初始祖孟四公自麻城避难入蜀，二百余年，人文蔚起，遂为蜀南名族。


隆昌郭氏家族修建的云顶寨。

（2）隆昌王氏。《隆昌县乡土志》载：李市镇一隅……居此年久而族大者，惟王姓，洪武四年，由楚迁蜀，其历代墓田在大佛坎漆家湾，后丰碑所镌宦裔甚多焉。

（3）宜宾樊氏。自洪武初迁川，先居南溪，后迁宜宾，是明代中后期崛起于川南的明家大族。尤以明末兵部右侍郎、川陕总督樊一蘅名重一时。《宜宾县志》载：（樊一蘅）“先世江西进贤人，洪武初徙楚之麻城，复自麻城徙蜀之宜宾。”

《南溪县志》载：（樊一蘅）祖樊垣，其先为南溪人，嘉靖中入宜宾籍，登进士，官胡广常德府知府，有廉名，赠正治上卿，资政大夫，致仕后，仍家南溪，子孙继起。


樊一蘅以与张献忠的大西军作战而闻名。

（4）泸县熊氏。为明末川南地区乃至全国颇具影响的世家大族，其中尤以明天启、崇祯年间官至兵部尚书、河南、陕西等九省军政总理大臣熊文灿蜚声内外。


熊文灿画像。

《叙永文史资料选辑》载：（熊氏）其先世为湖北麻城人，因元末红巾军起义，迁居泸州桂花街，后迁云锦乡。


熊文灿故里碑。

熊文灿死后的安葬地。

（5）泸州曾氏。明初入蜀，家族世代科甲蝉联，尤以正德年间进士，官拜户部江西司主事，以平定明藩王朱宸濠叛乱而著称于世的曾少岷（讳屿，字东石）为最。

乾隆《曾氏族谱》载：（曾氏）始祖自明洪武初由楚之麻城迁蜀，占籍泸阳落业，郡北之大塘而家焉。左右子孙数百人，传六世。


明朝正德三年登科录上记载曾少岷的个人情况。

（6）兴文朱氏。是明代兴文县的世家大族。

川东地区

这一区域位于长江与嘉陵江交汇的广大地区，主要包括明代的重庆府、夔州府、直隶忠州所组成。这一区域是元末追随明氏入川的楚民集中分布的主要区域。有关明初湖广世家在此区的分布情况，以迁入姓氏为统计单位，备列如下：

（1）垫江望族。民国《垫江乡土志》载：明洪武初，有高先，麻城人，官显宦，奉政府令率乡人填四川，至垫居焉，众挽留不能去，其后嗣云礽繁颐，科甲蝉联。与高先同时从麻城入川居垫邑的傅氏举家迁来，子孙繁衍，人口繁盛，列屋而居，傅家坝之名所由来也。洪武初从麻城迁入垫江的还有李氏、萧氏、易氏、戴氏等，其后世子孙亦多显宦，成为垫邑的世家大姓。


垫江县城。

（2）垫江梅氏。民国《梅氏族谱》记载，祖籍湖北麻城孝感乡的梅玉润，于明洪武二年入川，定居重庆府垫江县永安镇梅家场。由于其族大，人口众多，入川时间也早，在四川的发展过程中，在政治、经济上曾有过辉煌的业绩。

（3）邻水望族。《邻水县志》载：（邻水县）移民姓氏有65种之多，其中“湖北籍最多，尤以该省之麻城为最”。或精于农桑，或富于商贾、或崇尚文武，成为望族。其中著名的有清代大理寺正卿甘家斌家族，自明洪武四年，始祖甘承先由麻城孝感乡，率领同族迁往邻水复盛甘家沟。福建、台湾挂印总兵包永才，始祖包元恒，明洪武四年，由麻城孝感乡率领同族移住兴仁乡绿豆湾落业，现集中分布于兴仁、护邻、石滓等地。二家均为邑之望族。


《四库全书》编撰者郑子尹在他的《巢经巢文》中对甘家斌的记载。

（4）丰都周氏。《周氏族谱》载：（周）至贞公，号闇臣，元至正癸未进士，佐明太祖定天下，官拜刑部尚书，转授大司马，又授节援剿，殁于东都。配郑氏，生子二：长特修，次是修，共事建文。是修公官拜礼部侍郎。特修公授南京主事,早逝。配方氏，生子三：长良璧，次良玉，三良弼，依居是修公。后因永乐袭位，公尽节，三祖逃避入蜀，更姓为伏……洪熙元年，大赦建文事，诏赠死节诸臣，恩荫指挥。余祖伏三郎公，生子二：长必胜，次必荣。必胜公才智过人，入蜀籍浅，仍回楚试，宣德三年已酉科举人，中湖广榜。授河南武阳县尹，后官至刑部主事……入蜀至今，历二十三代，六百余年。其间或登科举，或为将相、大夫、翰林、进士，或为孝子、忠臣，或为孝女、节女，然俱清白传家，孝友训后。


丰都城。

（5）长寿李氏。长寿李氏本两支，皆系元末自湖广麻城迁入。有明一代成为长寿颇具影响的世家大族。《长寿县志》载：长寿李氏有二大宗，一名文质、一名应恺，俱由楚入蜀，其时代皆元末明初籍贯里居……文质世居负郭，子孙繁衍，明清两朝科第仕宦称极盛。应恺所出只正德间一人名章，登甲科官参政。

（6）万源符氏。该家族以武功著称于邑，尤在明末平定农民起义上，更是名著一时：（符百禄）东乡县人，原籍楚北，明永乐年间，有讳景者，其子得元。自楚入蜀，居东邑之黄荆巢，数传至公祖讳洪廪生，父讳正朝，公生而颖异，长，臂力过人……当崇祯末，公见事变日起，遂弃文就武，聚乡人娴习弓马，李自成乱，公随王师出力，屡捷有功，大帅奏升副总府职……自顺治三年，献贼始灭，凡公指麾所至获保全者几万数，迨康熙元年，公收残书教其子若侄，至今，子孙百余，家为邑望族，人文之盛有自来矣。


万源城。

（7）巴县刘氏。有明一代科第蝉联、绵延五代，成为巴渝首屈一指的世家大族，其中尤以出现了刘规任云南、山西道监察御史，其子刘春，榜眼、官至礼部尚书为代表。

（8）涪州陈氏。据光绪《涪州启新》载：陈公杰如先生，博闻强记，好学人也，先世楚之麻城人，明初入蜀籍于涪，诗礼传家，科名显世，代有闻人，至今涪陵称望族焉。

（9）铜梁张氏。为明代享誉巴蜀的世家大族。其中以明嘉靖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号称“嘉靖七子之一”的张佳胤最显。张佳胤墓志载：公张姓，楚之孝感人。其先有天性者，避元季兵乱，窜于蜀，深入泸之铜梁系籍焉……子有五子、十孙男、十孙女。其长子叔琦官锦衣指挥佥事，二子叔佩官南京左军都督府经历。


张佳胤画像。

（10）江津程氏。为川东地区颇具影响的世家大族，其家族“世居五岔，代有显者”。尤以程大猷为名，至明末为“江州望族，其支庶繁衍，万人有奇”。

（11）广安王氏。科甲蝉联明清两代，成为名誉全国的世家大族。其中尤以王德完为著。官至太常少卿、户部尚书、光禄大夫，尤以敢于直谏名文朝野。

据顺治《王氏世系略》载：吾家先世，湖广麻城，元末大乱，入川避兵，至于广安、乐其风土，遂卜居焉……有明三百年，科第前后相望，遂为广安著姓。


王氏族谱中对王德完的记载。

（12）梁山来氏。为明代著名的文化世家，以理学大家来知德为著。据记载：（来知德）原籍越之萧山，徙楚麻城，元末祖泰入蜀卜居梁山，先生喜瞿塘滟滪之胜，遂号称焉，泰生均受，均受生晁富，晁富生志清，俱濳德未仕，志清生昭，令宜良以廉谨称，昭生尚廉，好施予，尚廉生朝还、遗金，先生父也。母丁孺人，幽娴茹苦，娠时梦蓝衣人，官翰林院侍读，尤善理学，世称“西川夫子”。


来知德画像。

川西地区

这一区域位于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盆地及盆周广大地区。主要包括明代的成都府、雅州府所组成。这一区域是明初洪武年间，湖广麻城移民迁川分布的主要区域。有关明初湖广世家在此区的分布情况，以迁入姓氏为统计单位，备列如下：

（1）新都杨氏。为巴蜀乃至全国地区影响深远的世家望族。有明一代，一门父子七进士，其中尤以明代“扶危定倾”内阁首辅杨廷和，明代状元、明代巴蜀著述第一人杨升庵为最。


杨升庵塑像。

据民国《杨氏族谱》载：夫始祖讳世贤，生于江西庐陵县，元末鸥祥之乱，迁湖广麻城县孝感乡，及明太祖洪武初，避红巾之乱，乃始迁入蜀。

（2）温江梁氏。明初迁川，有明一代，科甲蝉联，名重一时。其中梁万钟官至两浙盐运史、其孙梁祖龄，万历进士，官至河南都察院佥都御史。

梁万钟墓志载：公本黄姓，黄州府之麻城人，始祖兴礼，国初避乱入蜀，卜定厥居，赘于梁，因冒梁姓。


元末红巾军起义。

（3）华阳范氏。明洪武初迁川，至第五代始为邑中望族。其中范时敬，正德进士。范启墓志载：翁范姓讳启字迪之，槐山其诔号，世系麻城，洪武初，曾祖考志殷籍校来蜀。

另据《成都县志》载：范时敬，正德中进士，好古博学，倜傥有文武才，佥宪滇中道，闻安凤之变，星驰入省，慨然以讨贼自任，镇巡倚重，檄领六路兵攻贼，不血刃而地方廓清。


张鹏翮画像。

成都青羊宫中的青羊，是张鹏翮赠送给青羊宫的。

（4）蓬溪张氏。为享誉明清两代的世家大族。有明一代人才辈出，尤其在清代涌现出康熙名相、户部尚书、吏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治河专家张鹏翮，清中期著名诗人、文学家张问陶，而在四川乃至全国历史上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张问陶画像。

据民国遂宁《张氏族谱》载：明初万公，由楚之麻城迁居于蜀，乃占籍遂宁。阅再传至赞，景泰甲戌进士，仕云南知姚安府事，有异绩，崇祀名宦，公（指张烺，乃张鹏翮之父）高祖也。曾祖讳尚威，处士。祖讳惠，赠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河道总督，寿九十有七，以德行著闻。父讳应礼，明都司佥，会明季流寇猖獗，提兵进援沔阳，师溃抗节以死，赠户部尚书，俱崇祀乡贤。（未完待续）

池小小

明朝的湖广移民大多分布在哪些地方？

有关明初湖广移民的空间分布问题，此前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对此做过描述。如曹树基先生依据明初四川撤县比例，结合移民形势，对洪武初年四川人口分布格局作出如下推断：

大致说来，从四川的西北向东南推进，洪武年间的撤县比例依次呈递减状。这样一种由西北到东南撤县逐渐减少的格局与明代人口分布的格局当然是有密切关系的。也就是说，四川的西部人口稀少，撤县就多，东南地区由于人口密度较高，撤县就少。东南部地区人口密度较高的原因与明玉珍定都重庆当有很大的关系。是否可以这样说，元末明氏招抚的湖北移民大都聚集于此，而洪武年间迁入的湖北移民也因为有乡亲的关系而在这一带大量定居。


学者曹树基。

四川学者黄友良在《明代四川移民史论》一文中，也就明初四川移民的分布状况做了如下的说明：

这种移民集中于四川盆地及盆周丘陵、低山地区，长江流域沿岸地区。与军事移民性质不同之处在于：行政性移民重点分布于农业经济发达地区，因而移民的性质表现为经济性的，目的是恢复经济。


影视剧中重现移民迁徙的情景。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杨宇振，依据《大明一统志》的数据并结合《读史方舆纪要》中的人口数，绘制了四川各府州“总人口、粮额、城周、领县数以及相应的平均数统计表”，以及《明代四川府县人口与分布》图。据此，他得出结论指出：

从平均每县人口“里”数看，最高的是泸州、重庆府与叙州府；最低的是雅州、夔州和保宁府。成都府、眉州、邛州、嘉定州比值较为接近……体现了明代川西地区的均衡性，也反映了明代中期的成都府并未起到区域首府的领头作用；相对应的是长江流域叙州府、泸州和重庆府的发展……这种人口分布格局体现了四川盆地的内聚性发展；而长江流域的人因密集很可能与元末明夏时期定都重庆，十多年的区域经营而改朝换代时又未受到大规模战争破坏有关；同时也可能是大规模“湖广填四川”前奏的体现。


杨宇振博士。

我们根据《大明一统志》以及上文引述的“洪武二十四年四川分府人口估测表”，也可以看出，明初四川拥有人口最多的前5个府州是：重庆府380里，叙州204里，成都府230里，顺庆府111里，泸州100里。这一统计数据表明，洪武时四川人口分布，的确呈现偏向东南部地区聚集的格局。

这一格局与上述学者关于撤县由西向东减弱、经济发展区域集中东南等结论是相符合的。这一人口分布格局，又正好为此区的湖广姓氏分布所覆盖。足见洪武年间四川东南地区人口密集分布格局的形成，与湖广姓氏的迁入是密不可分的。

值得注意的是，明初人口密集的5个府州，正好位于流经四川盆地东南部的长江水系网之上。


长江水系网。

成都府的人口密集区主要集中在沱江流域一带，叙州则是金沙江与岷江的汇合点，泸州恰是沱江与长江汇合点，重庆正是嘉陵江与长江汇合点。这样，整个四川人口密集区和湖广姓氏覆盖区，就不是简单地呈带状分布，而是像一个“尼龙丝网兜一样”，遍布于盆地东南地区。

元末明初以来的湖广移民，正是凭借沟通四川盆地的这一天然水上交通网络，源源不断地进入四川，从而呈网状地分布在盆地的东南部地区内。


四川水系网。

散布于上述地区的湖广人口，呈网状分布结构，这是从共时性而言的。如果从历时性来看，这一网状结构的形成，则是跨越了从元朝-大夏-明朝3个政权更替，经历了上百年的历史演变。

如果将不同阶段的移民形势与湖广姓氏分布联系起来分析，可以发现一种湖广移民文化叠压积层的现象。

川西、川中地区

元代初期川西地区曾经出现过“孝感乡”军屯移民，元代中后期曾经在川中丘陵地区发生过襄、汉流民聚集的事件。


川中丘陵地区。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先前时代的移民实践，总能为后来者提供经验借鉴，后代移民往往循着先辈的足迹前进。由于受历史惯性的影响，楚籍迁川前辈居住过的这些地区，自然也会成为元末明初各类迁川湖广人聚居的区域。

例如，在“孝感乡”军屯所在的崇庆州（今崇州），一时间就成为元末兵乱麻城人避难之地。据正德十六年《廖铉夫妇墓志铭》称：“廖铉，楚人，字汝噐，别号东溪道人，世籍黄国之麻城，元末始祖清，辟地入蜀，卜筑崇庆。”


崇州乡村美景。

又，明人杨铭撰《寿官黎公合葬墓志铭》亦称：“其先系楚麻城，元季兵乱，曾祖父讳文秀者，随父守蜀崇庆。”

至于曾经为襄、汉流民聚集之区的川中丘陵地带，在元末也因此成为湖广人避难首选之地。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以今内江地区最为集中。

例如内江《张氏族谱·祖籍略》云：“吾家……湖广黄州麻城孝感乡，因元末避红巾之乱，始祖……迁四川成都府内江县。”


内江夜景。

内江《高氏族谱》云：“我祖因官荆南，而麻城寓焉。逮元末，红巾躏楚，复由楚迁蜀，蜀中高氏，盖自兹始矣。”

内江《杨氏族谱·略·序·文伯公形状》云：“吾族自鼻祖杨敬礼公，元末有楚麻城孝感乡入蜀”等等。

川东、川南地区

元末，明玉珍挥师西进，建立大夏政权，定都重庆。受传统社会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影响，明氏部众及其家属乡邻无不“往依”入川。


正如民国《资中县志》卷十《杂编拾遗》所言：“本省当元之季，伪夏明玉珍在蜀，尽有川东之地，蜀号少安，玉珍为楚北随州人，其乡里多归之。”

由于当时川北、川西地区处于明夏与元朝、青巾军势力的争夺之中，局势动荡不安；而以重庆为腹心，一直延伸到夔州府的西北部的川东地区，则因为远离湖北战场，且距离都城重庆不远，容易得到明氏政权的保护，因此大量的湖广人口聚居此区地当属自然。

以重庆为腹心的湖广人口，还沿江向西延伸至的泸州、叙州府所辖的四川盆地的南部地区。




这主要是因为，此区原本人口稀少，加之泸州为明玉珍谋臣刘桢的家乡，属于大夏政权的后方基地，故不排除其为明氏部卒的安置之地。

当大夏政权覆灭后，明氏溃卒四处溃逃，他们既不能返回原籍湖广，而能够为他们提供安身立命的地方，也只有远离都城重庆、位置偏僻的川南地区。

明初，不满新政权的明氏旧部，之所以能在此区发起对明初的造反活动，推测与此区有较多湖广人聚居不无关系。


川南梯田风光。

明朝开国之初，鉴于巴蜀人稀地荒的现实，在迁“窄乡”入“宽乡”的政策导向下，大量湖广移民就近迁入四川。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洪武年间迁入的湖广移民又相继在东南地区聚居。这是因为：

第一，由于有明夏时期迁入的楚籍乡亲关系存在，因此沿着这些前辈的足迹，洪武年间自愿进入的湖广移民，又在原来湖广姓氏聚集的地区定居。

第二，出于稳定四川社会秩序需要，明初政府从湖广地区派遣了许多湖广籍军士在一些要害之地戍守，最终在当地落业定居。


明朝士卒。

第三，鉴于大夏政权刚刚平定，明氏溃卒散布川南、川东地区，为了加强对明氏旧部遗民的监督防范，明政府从麻城移徙迁民到指定的区域进行安置。他们进入四川后，被集中安置在叙州府的“富、荣二邑”。

黄友良还根据地方志资料研究，对明初入内江、广安、忠县3县湖广移民姓氏做了如下的统计说明：

三县湖广籍姓氏共141姓，占全部姓氏的87.57%，其中麻城县籍112姓，占全部湖广籍姓氏的79.43%；载民为“湖广麻城孝感籍”者78姓，占麻城籍姓氏的69.64%。移入时间则集中于洪武年间。全部161姓氏中有155姓为明代迁入，其中洪武年间移入147姓，占全部明代移入姓氏的94.83%。湖广麻城县有14姓公47支皆洪武年间同时迁入，其中孝感“七谢”（谢姓七支）皆“同出一宗”。由此可见湖广民户迁徙之众。迁出地区亦相当集中。从三县姓氏移入时间看，元末移入四川的比例极小，绝大部分是明初移入的。


陈世松等著的《大移民：“湖广填四川”故乡记忆》图书。

通过上述可见，洪武年间川东、川南地区人口密集区与湖广姓氏覆盖区，是元末、明夏、明初的政治、经济、军事诸因素综合演化的结果，与这种背景下湖广移民持续迁入此区是分不开的，由此也形成了此区湖广移民文化叠压积层的独特现象。（未完待续）

池小小

明初湖广移民分布地，有你的家乡哦


经历宋元战争和元代、大夏以及明初的政治、军事诸因素的演变，四川人口数量和分布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元、明官方统计资料表明：元代四川人口的75%-80%，集中分布在川西、川北和川中地区；明初四川人口却集中分布在元代四川人口稀少的川东、川南地区。


明朝洪武年间四川人口密集的东南部地区，正是湖广姓氏的覆盖之区。拥有人口最多的前6个府州（重庆府、叙州府、成都府、顺庆府、泸州府、夔州府），正好位于流经四川盆地东南部的长江水系网上。这样的分布格局，与元朝、大夏和明初湖广地区持续向这些地区移民有着密切的关系。

叙州府

（一）富顺县

明初政府组织孝感迁民在“富、荣二邑”安置，富邑，即富顺县。收藏于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的民国《宗氏族谱》证实，宗氏就是明初奉旨填实该县的家族之一：


明朝军队前线指挥所。

吾宗氏先祖以来，原自江西省吉安府吉水县分派，迁居湖北黄州府之麻城孝感，住高水井历九代矣。于大明洪武初年，平红巾乱，恢复西川，奉旨填实。

香港学者马楚坚在“族谱所见明平夏后实蜀氏族表”中，列举有来自楚省的汪氏三兄弟之三卯，就是明平夏后迁入安置地区“富邑大山铺”（今属自贡市）的。


大山铺。

民国《南溪县志》在追溯该县姓氏源流时，也提到明末清初迁居三区的甘氏、熊氏，“其祖避乱，自富顺徙此，皆明著姓也。”

以此推知，此甘、熊氏的祖先，也可能如同上述宗氏祖先一样，是明初为“恢复西川，奉旨填实”而迁入富顺县的。


新编《富顺县志》。

新编《富顺县志》根据相关历史资料，对该县湖广姓氏的情况做了这样的记载：
明代以前的老居民仅有李、王、范、郭、余、杜、文、黄、甘、韦、唐、尚、聂、陈、罗、刘、黄、朱、杨、景等姓氏，多数是明洪武时期由湖广、江西、河南等省移民之后裔，至今大约近30代。

此处所称洪武时期由湖广、江西、河南等省籍而来的移民，联系当时历史背景，多与迁川始发地麻城有关，因此，在统计上纳入湖广移民也是可以的。


隆昌县新貌。

（二）隆昌县

明初政府组织孝感迁民在“富、荣二邑”安置，其所称之“荣邑”，实际上就是与富顺临界的隆昌县。故聚居于该县的明初麻城孝感迁民较多。所谓“凡明初来者，皆麻城孝感乡人也”，此论即出自隆昌县。


清朝同治版《隆昌县志》封面。

咸丰《隆昌县志·艺文》收录的人物传纪中，提到了不少家族于明初自楚地或麻城、孝感乡迁入该县的实例。

清末《隆昌县乡土志·氏族》对于明初迁入该县城乡的主要姓氏家族，均有详细记载，由此也从一个侧面印证，此区在明初不失为首个麻城迁民安置区。


南溪。

（三）南溪县

最先揭示“今蜀南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往始，多言麻城孝感乡”现象的，就是出自民国《南溪县志》。该《南溪县志》转引《侯氏族谱》载：

祖万一，万一子千三。元至正末由南京、天津卫官江西，寓湖广。明洪武三年，奉旨填蜀。有移会文书、文钤、玉玺，报垦落业南溪北关外二十里许新兴上场，即今波罗池地，接连插占至宜宾县属瓦滓铺止。

该作者在按语中认为：“明遣汤和、傅友德伐蜀，在洪武四年正月，此言三年，犹是明昇割据区域。昇虽暗弱，明假道征云南，不奉诏……岂有一纸空文便可移民于敌国，而敌国欢然受之者？”


汤和画像。

按照作者之意推之，此侯氏入蜀，若奉的明朝的旨意，时间当在洪武4年以后；而侯氏所持之“移会文书”为明昇所为，则其时湖广在朱元璋控制之下，断不能在明朝辖区内招民，此理甚明。由此判断，此初之“洪武三年”，当作明初理解。

（四）宜宾县

据新编《宜宾县志》对48个大姓161个宗支的调查表明，属于明代居民的后裔，即有44个宗支。


宜宾。

其姓氏有：合什乡的樊氏，长沙乡的尹氏，沙沟乡的龚氏，泥溪乡的夏氏，古柏乡的江氏、谢氏，横山乡的彭氏，凤西乡的王氏、郭氏，双龙乡的陶、邓、梁、魏、蔡、陈、周、苏、黄、范、郑、唐、罗、程14姓，凤仪乡的邓氏、王氏，民乐乡的宋氏，罗河乡的梁、宋、黄、王4姓，捧印乡的罗、邓、张3姓，黄格乡的陈氏，青云乡的李氏，孔滩乡的张氏，复龙乡的李氏，王场及左坝乡的左氏，永兴乡的毛、陈、向3姓，凉凤乡的佘氏，观音乡的戴氏，改进乡的刘氏。

上述44支明代姓氏，虽未注明迁入时间、原籍何来，但根据上述叙州府属各县的移民历史状况，推测他们中的多数姓氏，应该来自于明洪武初年的湖广地区。

又据《宜宾县志·人物》载，宜宾樊氏家族历经明清两朝，代有闻人，其“先世江西进贤人，洪武初徙楚之麻城，复自麻城徙蜀之宜宾”。尤以九世樊一蘅官兵部右侍郎、督川、陕军务，名重一时。

直隶泸州

（一）泸州

泸州。

明初直隶泸州境北与重庆府荣昌县、叙州府富顺县连界，后来以隆荣驿分置出来的隆昌县，其中有部分地方在明初就属于泸州辖境。故至今隆昌、荣昌二县一些姓氏族谱记录了其祖先明初迁居泸州的活动经历。

经过调查，目前泸州几个大的姓氏家族，其迁川始祖原籍均源自明初迁入的湖广麻城。

如泸州明臣曾少岷的家族，清光绪江阳《曾氏族谱》，明载其祖先为“避红兵之乱”，“自湖广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蔡都里曾家村”，于“明洪武二年徙四川省泸州水东坝至北玉蟾山后匡家寺”。


曾少岷家族族谱。

泸县的陈氏家族，族谱记载其祖先是明洪武二年从湖北麻城县孝感乡移民至泸县嘉明落业的。

清末民初著名诗人万慎字裴成，又字慎子，泸州安贤乡竹子坪人，“先世籍江西南昌，迁湖北之麻城。元明鼎革，徙居四川，分住泸州、富顺、眉山”。

（二）合江县

位于泸州东南的合江县，明初也是麻城移民集中分布之区。


今日合江县城。

民国十八年《合江县志·人物志》中，可以找到五例明初迁于合江的家族。其中原籍湖广麻城的陈氏，“明初迁蜀，遂为合江人”；王氏，“洪武元年迁楚，旋奉旨填籍入川，后迁合江”；张氏，“洪武间迁蜀，居合江”；李氏，“明初迁蜀，落业四川合江，遂为合江人”；赵氏，“明初自太原入蜀。”


民国十四年印刷版《合江县志》六册。

由于该县“氏族自明末造献贼屠戮者仅千之一二”，因此，到了清代，明代旧民少存，以至不能尽列迁入的明初麻城移民姓氏。即使如此，加上清初各省迁入的移民，该县“其自外省移实者十之六七为湖广籍（麻城县孝感县），江西福建广东贵州等省次之”，由此可见湖广移民在此区的分布之一斑。

重庆府

（一）巴县


重庆巴南区交通区位图。

巴县（今巴南区）为重庆府的首县，元末为大夏国都所在之地。鉴于此县在政治、军事以及交通上的枢纽地位，在元末明初湖广移民四川的过程中，推测有大量外来人口聚居此县，其人户数量仅次于叙州府富顺县。

有资料显示，元末因明玉珍称帝与重庆，由此吸引了部分湖广人士留居重庆。


明玉珍大夏政权铸造的“大蜀通宝”铜钱。

明玉珍称帝后，为接纳安置大批涌入的湖广人户，曾经在巴县设置“官庄”， 该官庄确为明玉珍安置卫军骆羊奴的垦地，这也是巴县为湖广人口聚居之区的重要来源之一。

四川平定后，明户部清理大夏在册户籍时明白无误地记载，“其伪夏故官占为庄户者凡二万三千余户。”全川统一后，大夏官庄民户被整编安业。卫军骆羊奴的称呼一直沿袭到明朝宣德间。


徐寿辉画像。

除此外，元末以来许多入蜀避难的姓氏家族，也选择巴县作为聚居之所。例如，原籍河南“复迁楚之麻城孝感乡”的程辛二，在徐寿辉起兵后，“避乱入蜀”，“初寓巴县双溪蛮洞口”。

明代巴县粟氏为望族，其先楚松滋人，“元末避地入蜀。”以文学冠冕宋代数世的望族，号为墨庄刘氏，元末由江西临江府安福县避乱“迁渝州及定远，入明迁西充”。

（二）江津县


清朝时手绘的江津地图。

江津县东接重庆，南连贵州，战略地位重要。尤其是位于县境西南的笋溪里，“其地最要，江津全境与黔省交涉关键也。”“津境惟此地最难措置得手。”大夏政权曾经于岩门关（一名雁门关，县南300里，属笋溪里十二都）“筑寨防播以为界”。

“洪武初年，民死干戈，背乡井，关内外为无人地。”正因为此区地广人稀，故早在元末，即有长江中游之民来此避难。大夏以及明初以来，多有湖广移民迁入此境。


今日江津城。

在清以前的10个土著大姓中，有7个姓氏为元末明初迁入。载明原籍为湖广的虽然只有二姓，但另有3姓原籍分别来自浙江、河南，其移民迁川背景多少也与麻城有关。

（三）荣昌县

荣昌县在明初隶属泸州，由于其地接泸州与重庆二府，历来是长江水道途经川南的必经之地。明末战争造成居民逃散。戴氏、熊氏、韩氏皆系明初由湖广麻城入蜀，因清初四川战乱平定，才由外地回迁故地。


荣昌美景。

明代湖广移民在荣情况也被志书及族谱中多次提及。如荣昌《张氏族谱》载：

先世系江西太和县鹅江大邱人也。元末伏三公与大兄伏一、伏二徙居湖广麻城孝感乡。明初，伏三公随大将军汤和平夏，留镇重庆，遂家于隆昌县境。

（四）合州


合川夜景。

合州（今重庆市合川区）在重庆府北，扼嘉、渠、涪三江之会，是湖广移民经长江转川北、川东北的交通枢纽之地。在元末明初湖广移民四川的过程中，此区不失为外来人口的聚居和中转之地。

因此之故，在《大明一统志》统计的府州人口中，合州以编户四十一里的人户数量，仅次于本府的巴县，位居第二。由此推测，此州的湖广姓氏较为集中。


《合川县志》封面。

1995年版《合川县志》第四编《社会风土》统计，民国版《合川县志》中，有据可查的清以前合川土著姓氏61姓：

龚、庹、朱、刘、赵、胡、郭、文、丁、梁、任、冉、仲、张、王、李、冯、袁、杨、杜、罗、邓、何、黄、庞、萧、税、蹇、许、田、史、卫、景、安、龙、令、孤、贾、苟、喻、鲜于、汝、吕、游、冬、侯、母、权、邬、危、唐、费、孔、颜、程、阙、邹、伍、徐、董、言。

民国新修《合川县志》载有不少明代迁入的湖广姓氏，其中虽有部分姓氏迁入时间为明代中后期，但可视为明初持续移民的后续效应。

（五）涪州


涪陵城全景图。

涪州（今重庆市涪陵区）位于重庆府东，扼长江和黔楚之边，为湖广移民四川必经的水陆要冲，故成为各类湖广移民聚居之区。迁居此区的湖广姓氏中，有6种情形：

第一、元末避乱入籍者。

第二，明玉珍招抚入籍者。

第三，明初奉旨入籍者。

第四，明初自愿入籍者。

第五，归附明朝入籍者。

第六，躲避政治迫害入居者。

（六）忠州


忠县夜景。

忠州（今重庆市忠县）地处重庆中部，长江水域横贯其境。东临万州、南接石柱、西界丰都、北壤梁平。以其便利的交通条件，成为大夏政权势力范围及明初湖广人迁居四川的首选之地。

民国30年《忠县志稿·姓氏志》统计，元末明初移入忠州的姓氏，此地湖广为众。

夔州府

（一）云阳县


云阳县城。

云阳县西控万渝，东连荆汉，是湖广向四川移民的必经之地。明初平蜀，东路大军云集，少不了在此聚集。

因此之故，云阳颇多洪武时由麻城孝感乡奉诏入川者，为与土著有所区别，他们多被安置在最先开发出来的长江南岸地区。咸丰《云阳县志》卷2风俗有云：


清朝咸丰版云阳县志封面。

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民皆明洪武时由湖广麻城孝感奉敕徙来者；北岸民则康熙、雍正间外来寄籍者，亦惟湖南北人较多。

（二）东乡县(宣汉县)

东乡县（今宣汉县）位于四川盆地东北大巴山南麓，川、渝、鄂、陕结合部，是湖广移民取陆路越大巴山进入四川的必经之地，故多有湖广移民姓氏在此聚居。


宣汉县城。

1994年新修《宣汉县志》，对全县族谱姓氏进行了调查统计，其中多有湖广姓氏以避难、避乱、奉旨、宦游等原因为由，而于元末明初入居本县的情况。

顺庆府

（一）邻水县

邻水县位于四川盆地东部，华蓥山东麓，今隶属于四川省广安市，东、南分别与重庆市垫江县、长寿县、渝北区接壤，西、北分别与华蓥、广安区、达州市相连。


邻水县城夜景。

湖广移民取陆路翻越大巴山进入东乡县后，无论是向重庆府进发，还是向川中迁移，都必须经过邻水县。因此，元末明初湖广移民过程中，多有在此相聚居停留者。

1991年，邻水县重修县志时，对境内姓氏进行摸底调查，概述湖广移民迁入本县的情形指出：


明玉珍塑像。

元末明初，四川战争频繁，人口大减，明洪武4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兵灭大夏，后迁湘楚之民入川，先后有刘、范、贾、黄、冯、谈、吴、喻、戴、邱、周、陈、梅、吕、王、姜、甘、任、邓、彭、包、游、查、汪等姓氏迁入邻水各地落业，谓之“老民”。

迁入邻水县的上述各姓氏“老民”，人口繁衍，迄今已传30多世。他们或农或商、或文或武，成为地方望族。

（二）广安州


广安。

广安州自明末战乱后，境内氏族籍贯不一，据载：“稽其世系，有土著焉，有蜀籍焉，有闽越齐晋之籍焉，有江浙豫章之籍焉，惟湘鄂特多，而黄麻永零尤盛”。

成都府

（一）内江县

内江位于四川盆地的腹心地带，介在成都、重庆之间，南邻叙州府、泸州，北通成都，东接重庆，是川东南水陆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在明代隶属于成都府，境内明代移民颇多。


内江。

民国《内江县志》云：“内江无唐宋旧姓，止有前明侨户，且多籍楚麻城，邻邑并同。”其中，尤以自愿入川的湖广人口居多。这显然与元末明初之际，本县地荒人稀的状况密切相关。

迁入内江的自愿入籍姓氏，其最大特点就是，并非如政府组织的迁民移徙那样带有指定性和强制性，而是以招亲聚戚、呼朋唤辈，结伴而行的方式进行迁移，同行者或为同宗，或以异姓，行程自由掌握，行进路线以及行期不受限制。


《内江县志》封面。

（二）简州

简州（今简阳市）位于四川盆地西部龙泉山脉东麓，沱江中游地段，是川东、川中通往成都平原的过度地带。宋元之际，简州遭到严重的战争摧残，至元初简州所辖平泉县（今简阳县西草池坝）一度“以地荒，竟废之”。

明初仍是人稀地荒之境，有待恢复，以至洪武六年（1373年）降简州为简县。正因为如此，所以简州在明初成为外来人口填实之区，故多有湖广姓氏家族迁入。


简阳城区。

民国《简阳县志·氏族志》共收录了民国十五年（1926年）该县104个姓氏，共498支氏族资料。其中湖北麻城籍有205支，元末明初入川（简）的移民共124支，其中麻城籍有107支。

民国《简阳县志》中收录了众多自明初湖广麻城迁入境内的姓氏家族资料，涉及：杨、樊、徐、符、胡、陈、袁、陶、毛、王、姜、刘、李、赵、段、郑、汪、游、鄢、谭、马、贾、傅、万、斡、宴、邓、郭、霍、谢、冯、潘、汤、周、李、夏、叶、熊、周、樊等40多个姓氏。

（三）资阳县


雁江区新区。

资阳县（今资阳市雁江区）也是元明以来湖广人集中迁居的区域。对此，地方志书及民间族谱多有所载。涉及明初迁入此县的湖广姓氏计有：罗、冯、徐、伍、李、王、于、董、傅、黄等。

（四）井研县

井研县位于四川盆地西南，元朝属隆州（今仁寿县）。明初，州废县存，洪武10年以井研县入仁寿县，后复置，属成都府。历史变革之所以废置不定，究其原因，与地荒人稀有关。因此之故，明初以来一直是外来移民填充之区。


井研县城。

鉴于井研县与眉县是明初明玉珍旧部势力造反活动之区，且明玉珍的女婿吴正常在大夏政权覆灭后即隐居井研县，据此推断此区颇多湖广姓氏聚居，故清光绪《井研县志·氏族》称：“县人本贯多称麻城明洪武初入籍。”

明初以来自湖广麻城迁入井研的氏族甚多，光绪《井研县志·氏族》对境内各姓氏来源、迁蜀时间详加记载。

池小小

纵观明初以来所推行的“移窄乡实宽乡”的政策，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被移徙的人口只能在政府指定的区域进行开垦和安置。

明初被移徙的对象，在前往政府指定区域进行开垦和安置时，往往有着严格的规定界限。政府往往依照不同的原籍，将他们安置在各不相同的区域。

麻城孝感入川移民安置在哪里？

吴登启的《招民榜示文》，揭示出一段在全国其他地区广为流行的移窄乡实宽乡的史实——“移麻城孝感之民，以实富、荣二邑”。


这里的“麻城孝感之民”，显然不是自愿迁入的楚籍移民，而应理解作被政府强迫从窄乡移徙到宽乡来进行开垦和安置的对象；他们在迁入四川后，被严格限制在“富、荣二邑”境内安插定居。

“富、荣二邑”地区显然是明政府为这批移民精心规划设计的集中安置区。那么，明初政府之为什么选择此区安置“麻城孝感之民” 呢？

（一）此区地荒民稀，具有安置移民的基本条件


今日富顺。

从区域范围看 ，“富、荣二邑”中的“富”，指的是富顺县（今属四川自贡市）；“荣”指的是荣昌县（今属重庆市）。在今天的地图上，富顺与荣昌之间隔着一个隆昌县，二者并未连成一片，吴登启何以将“富、荣二邑”并在一起呢？

这恰恰正是明初历史实际的反映，现在这个格局则是历史演变的结果。在明初，富、荣二县原本彼此邻界，隔在其间的隆昌县，是明代中期才设置的。
隆昌县未置县以前，名隆桥驿，系富顺、泸州、荣昌三州县所辖。隆庆元年（1567年），因“田野寥旷”，不便管理，经四川巡抚谭綸奏请，割三州县绣错地置隆昌县。


今日隆昌。


因此，明初所称之“富、荣二邑”，区域范围甚广，大致包括今川南地区的富顺、泸州北部、隆昌以及荣昌在内，而以今富顺、隆昌二县为主。

这一地区由于在元末战争中遭受破坏，人口流失严重，所以到了明初，在裁并州县时，元代的富顺也就改州为县了。富顺立县之初，兵燹之余，百废待举。洪武六年（1373年）锺铉就任知县，“立县之初，万事草创。铉早作夜思，陈立纲纪，自宗庙坛墠，下至市场廛民居，靡不规画周至，邑中政教自铉始。”

（二）此区盐业资源丰富，极具开发潜力和价值


作坊煮盐。

富顺县有着丰富的盐泉资源，“自晋唐及宋，盐井之盛”。宋代曾在县境立富义监，“元明间井泉枯竭。”元末，至元六年（1340年）前后，绍熙府曾经因为私开盐业，一时引起襄、汉流民在其境聚集，人数达“数千户”之多。

绍熙府所辖之境，处于沱江流域中段两翼之川中丘陵地带，就在本移民安置区域的东北。可见，无论从农业耕作条件还是盐业经济资源来说，此区它都和绍熙府一样，是极富开发价值的。元明之际，一些来自外省的移民家族，往往依靠煮盐为业，并因此致富。


盐井天车。

征发移民迁入此区，不仅有助于填补人口，改善地荒人稀现状，而经济开发的结果，也必然能为政府带来可观的财赋收入。

（三）此区位居战略要冲，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

此区界连巴蜀，密迩叙泸，扼东西南北水陆交通要冲，军事价值显著，历来是兵家必守之地。宋人曾经用“南距戎泸，大江环其下；奠梁蜀之东，拟于列藩”的字句来形容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

特别是鉴于明夏政权建都重庆，以长江上游的泸、叙为后方，在其政权覆灭后，这些地区仍存明氏余部影响的情况下，通过移徙湖广移民于此区，无异于在川西和川东重要城市和腹心地带的外围设置了一座的藩篱。

（四）此区明氏旧部影响犹在，对明朝统治构成潜在威胁

民国《王氏族谱》记载，洪武四年八月该家族迁入泸州安贤乡大佛坎的背景形势是，“其时，伪夏初平，天下甫定”。明氏政权覆灭后，明夏政权在泸州、叙州一带的影响犹存，依然对明玉珍的谋臣颇存怀念之情。


明玉珍雕塑。

四川民间颇有明昇后裔于大夏亡后，改甘姓逃亡的传说，是否与历史真实相合，有待考察。但将其作为是明氏旧部对于大夏政权的一种怀念应该是合理的。而被称为庆二公的明氏后裔之聚集富顺，则是值得关注的。

在富顺县之外，与之邻境的南溪县，居民祖籍素“以湖广麻城县孝感乡为最伙”。与富顺接壤的隆昌县，情况也大体类似。

朱元璋对入川的麻城孝感移民如何安置？



明初政府对于迁民抵达目的地后的安置，有一套完整而具体的规定。

首先是“领之有司”。明初移民制度规定：“移民就宽乡，或召募或罪徙者为民屯，皆领之有司。”根据这一规定，迁民在抵达目的地之后，必须首先向所在地的官府报到，并接受其安置和管辖。

其次是编入户籍。《明史·食货志》云：“太祖仍元里社制，河北诸州县土著者以社分里甲，迁民分屯之地以屯分里甲。社民先占亩广，屯民新占亩狭，故屯地谓之小亩，社地谓之广亩。”

那么，迁入富、荣二邑的这批“麻城孝感之民”，是否也同中原地区的安置形式一样，即是否也采用“屯”的形式分开编制，而与土著居民相区别呢？



早于这批孝感迁民来到当地定居的其他民户，在迁入与富、荣二邑安置区相邻的内江、江津、荣昌等地后，一般是采取乡-里-甲的组织形式，在当地落户编制的。

我国古代县之下一直实行的是里甲制，宋、元以来四川地区也普遍推行里甲制，即在县下设乡、镇，乡是一个地理单元，镇是设在乡中的小邑，里、甲则是其下带有行政功能的基层组织形式。


明初以来，缘起于原南宋统治区内的“乡都之制”开始传入四川。明代泸州江阳下辖“八乡八里三十四都”。可见在明代四川也是普遍推行了乡都之制的。

湖广自发移民入川活动的兴起

明初的大规模移民活动，分为军籍移民和民籍移民，民籍移民又分为自愿移民和强制移民两类。强制移民为政府行为，自愿移民为民间自发行动。


反映移民运动的浮雕。

明初湖广姓氏之所以自发兴起向四川的迁移行动，与以下两个因素不无关系：

首先是受全国移徙潮流的影响。明初鄂东、江汉平原以及鄂北地区，既然是政府鼓励移民迁入的地区，因此，在这一全国性移民政策导向的影响下，湖广姓氏自愿迁往地广人稀的四川地区的潮流必然不可阻挡。

其次是受湖广移民诏令的带动。朱元璋早在平夏之初，即利用地处前沿战略地位的湖广黄州麻城，发出了移湖广填实四川的诏令。

在明初政府的移民行动中，“孝感之民”是作为受首批移徙对象而被强制安置在蜀中制定地区。这一举措无疑会给湖广地区正在兴起的西进移民潮流带来示范效应。


既然孝感之民在政府诏令下，可以通过有组织的行动遣往四川安排，那么，与孝感之民有千丝万缕联系的麻城百姓，也完全可以效仿这一榜样，通过民间渠道自行进入四川。

这样，一个以麻城孝感乡移民为牵引的湖广实川移民活动（包括强制移民和自愿移民），随之也就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明初的大规模移民活动，无论军籍移民还是民籍移民，无论是强制移民还是自愿移民，均不见于正史记载。因此，有关民间自愿移民活动，主要是通过一些私家族谱的记载反映出来。


跋山涉水移民入川。

明初湖广实川的自愿移民类型的特点：

第一，持续时间长。湖广地区自愿移民活动，从明初一直持续到了明中叶。

第二，“结伴而行”。湖广地区自愿移民的形式，既有“结伴而行”，也有“偶行入川”，表明移民行动并非由政府统一组织行动。

第三，移民群体组合自由。参与上述移民行动的人员，既有相同姓氏，也有亲戚与异姓人士；既有夫妻家庭成员，也有襁负其子、手提细弱，更有昆季兄弟同行者。




第四，迁徙过程中行止不固定。同行人员有因“病足”中途而止，就地落业者。

第五，落业安置之地分散。既有同祖安置于同县者，也有同祖安置于异县者。

明初湖广自愿移民群体，带有很大的松散性、随意性、机动性与分散性，不具有较强的约束力，因此，它同以军事编制为基本单位的强制性移徙“迁民”的政府行为，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池小小

明初，“麻城孝感之民”强制入川

明朝平夏后，面对地荒人稀的现实，做出了从湖广迁入大量劳动人口，以填实四川的空虚局面的战略布局。麻城因其归附较早，且处于战略前沿，故成为明朝苦心经营的地盘，不失为向四川输出人口的重要基地。

在移湖广填四川的战略布局中，“麻城孝感之民”最先成为强制移徙的对象（迁民）；他们以丁口富裕的家庭为主，其身份多具有随军入川的背景；他们之被征发，属于政府组织下的异地安置行为。

明初，四川成为人稀地荒的凋残之区

洪武四年（1371年）七月，明朝接管四川后，面临的人口与社会经济背景状况如何？

近年来四川学界有一种论调认为，元末四川偏安一隅，是当时中国“难得”的一处安宁之所；明玉珍据蜀，保境安民十余年，使四川成为一片“难得”的乐土；明军平蜀，避免战火祸及民生，极为“难得”地没有大战乱发生。

这种看法只是对元末明初四川社会背景的一种片面和肤浅的理解。大量历史事实证明，元末四川并非一片“乐土”。这是因为元末以来四川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受到了诸多历史条件的制约。

第一、明玉珍据蜀时间短暂，生存空间狭窄，军事斗争压倒一切，分散了对经济的关注精力，恢复发展生产的成效相当有限，不可作过高的估计。

第二，就在明玉珍入蜀的同时，李喜喜所率的“青巾军”也从陕甘进入川西，烧杀抢掠，祸及“三巴数十城”，造成了“各郡臣民遭青巾之虐，百无一二”的惨烈后果。

第三，宋元战争给四川所带来的人口锐减，经济残破等严重后果，不仅在元朝百年统治期间尚未恢复改观，就是其后经过明朝二百多年的努力，“犹未能复如宋世之半”。明玉珍在短短十一年间，在内困外交的处境下，又怎能创造出一片难得的奇迹？

所以，明朝接管四川后，面对的不是一片“乐土”而是一个地荒人稀的凋残之区。

明初以来四川田土荒芜的情况，虽然经过政府采取措施，已有湖广、陕西邻境百性的大量迁入，但仍不足以改变人稀地荒的现状。以至到了明代中期，为解决此问题，地方政府不断有人上疏，请求有目的有组织地迁徙罪囚徙流者，连家属前往填充耕垦。

四川初平定时，当地户口仅84,000余户。据洪武二十四年的调查，耕地面积有11,203,256亩之多；则洪武初年每户平均耕地可达133.37亩，是全国各省中比较地广人稀的一省。

因此四川自入明朝版图后的五年间（洪武5-10年），省并了82个地方行政单位，占全国第一位。直到洪武20年，还有报告说：“四川所辖州县，居民鲜少……成都故田数万亩，皆荒芜不治。”而有“迁谪之人开耕”的建议。

麻城在“移民实川”中的地位

随着元末战争局势的发展，麻城的战略地位日益重要。由于当时荆、襄尚处于朱元璋与陈友谅的残余势力的争夺中；鄂西一带少数民族首领因为早已归顺四川的大夏政权，无形中形成为阻挡朱元璋势力西进的屏障。

其后，随着战局的发展，朱元璋的实力日益强盛，“南方之地，皆入版图”，“东连沧海，西抵峡口，南有湖湘，北有两淮，兼跨中原”。因此，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只有最先归入版图的鄂东麻城地区最有可能形成为支撑朱元璋立足湖广的前沿阵地。

元明易代中，麻城发生了重要的社会变化，这集中表现在当地人口的构成上。元末华中地区许多显赫家族，曾经帮助官军对抗红巾军，但当朱元璋的明政权在这一地盘成功建立之后，这些家族又十分轻松地获得了安全，并继续维持其社会地位。

在明朝建立起全国统治地位后，麻城的人口巨变，无论是精英还是平民层次上，也许比其连续性更加显著。

大概从1360来年开始，大批朱元璋的同乡作为征服大军中的战士或他们的直系亲属迁到了该县。他们依据其职位而成为明代麻城的新精英。为数更多的麻城人，在改朝换代之际迁出了该县，其中大部分去了四川。

明政府平夏后，四川作为地广民稀的宽乡之区，亟待恢复生产、发展经济。面对这一现实，明太祖为贯彻移“窄乡”以实“宽乡”的政策，亟待从已经归属朱元璋的其他地区输出劳动力，以改变四川民鲜地广的面貌。

较早归附的黄麻地区，因地处鄂东边陲且适合农耕的地理环境优势，在元末明初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充当了外省人口由江西经鄂东向江汉平原转移的中转站。在实现湖广内部移动，即由鄂东→江汉平原→鄂西北→鄂西南的渐进式移民过程中，麻城因有不断的人口加入进去，自然就成为了人口的输出基地。

从自己经营多年的黄麻地区输出人口，不仅有利于充实劳动人手，开垦闲田荒土；而且更能有效地分化瓦解四川明氏旧部势力的地盘，从而达到对其监督控制，以防止其反侧的目的。

洪武初年，明太祖颁布“迁民之策”，位于麻城东南磨子场的孝感乡，成为了众多迁民聚集之地。

自宋元以来，麻城孝感乡人丁兴旺，“常为乡之患害”，因此有众多人口资源有可能为外地输出劳动力。

麻城在元末明初之所以会出现人丁过剩的局面，除麻城自身的有利条件适应吸纳外来人口之外，还在于当时的动乱，使它有可能从两个方向接收外来人口的迁入。

一是由于西系红巾军徐寿辉进入江右，使得江西人口大量迁入麻城；二是由于刘福通在河南转战，使得原来定居于河南人士“俱得从容避难于麻城孝感焉”。这样，聚集在麻城的富裕人丁就有可能为成为外迁的对象。

在现有文献中，直接提到将麻城孝感乡作为移徙对象，并迁往四川的，是明末川南道分巡检吴登启在泸州所发布的《招民榜文示》。

文告第一次明确地证实，明初不仅发生过移徙“麻城孝感之民”以填实四川的事情，而且还是政府组织的跨区域移民的成功范例。

由于这一移徙计划，并非完全符合百姓意愿，而是带有一定强制性的行为，因此，它给后代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记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朱元璋征发孝感人入川

被明初政府作为移徙对象迁出，而在四川安置的“孝感乡民”，多不载于官方文献，仅在民间族谱上有所反映。

既然“麻城孝感之民”已不仅仅是普通劳动力，而是作为一种充实四川、稳定四川局势的力量，那么，他们究竟是由什么人组成的？

由于官方文献普遍缺乏，我们不得不从丰富的民间族谱中寻找线索。为此，从已有的研究成果中，选取确为明初迁入的、原籍麻城的7个家族案例来进行分析。分析这些资料可以发现以下共同特点：

其一，他们入蜀时虽为楚籍，然有不少非楚籍居民，其原来生活的地区，分别来自河南、山东、安徽徽州、六安、江西太和、吉水。这些地区纳入大明王朝版图的时间均早于四川，也就是说，他们都是较早臣服于大明王朝的子民。

其二，他们移徙的时间，或在“鼎定金陵”、“元主北遁”后，而于洪武四年、“蜀平”之初；或于“明初”、“明季之初”抵达四川的。他们之被移徙入川，都是发生在“蜀平”之前，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因应平蜀事件而被征发的。

其三，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入川前都有经麻城孝感乡中转过的履历。在7例中，除例1称麻城为原籍外，其余6例都是先从其他地区迁入麻城孝感乡，然后再从麻城转徙至四川的。也就是说，他们都有过在麻城孝感乡生活的短暂经历，可以说，麻城既是他们迁川的始发地，同时也是中转站。

其四，他们移川行动，大多打着“奉诏迁徙”、“诏令入川”、“奉旨入川”、“奉旨填实”的旗号，跟随征蜀军队进入四川的，表明他们的迁川行动，是在政府的动员、组织下进行的，带有明显的强制行为。

其五，他们中的不少人，是与众多家庭成员一道入川的。如王氏家族，一次性同时徙入22口；有兄弟4口奉旨，3人迁入四川。这表明当时被移徙入川的这个“麻城孝感之民”的群体，首先是以丁口富裕的家庭为主要对象的。

由此可见，明初被移徙入川的这个“麻城孝感之民”群体，是以丁口富裕的家庭为主，其身份多具有随军入川的背景。在平蜀之初，政府就组织这部分“麻城孝感之民”迁入四川，显然经过精心策划设计，其中必然包藏着特定的政治用心。

至元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下达北定中原的命令后，至洪武四年（1371年）巴蜀平定前后，为满足战争中大量兵源和运粮丁夫之需，原先集结于麻城孝感乡的外来人口，或以土著身份，或以暂时寄籍人口，再次成为了移徙的对象，他们统统被投入到迁川的旅途之中。那么，他们是以什么方式征发和组织起来的呢？

朱元璋颁发了“分丁之令”。“分丁”是人口移徙的重要举措和前奏。随着“分丁”令的下达，强制性移民迁徙就进入实施阶段。

作为迁川对象的“麻城孝感之民”，因应战争之需，按照“分丁”原则而被征发和集结起来，有的从军，有的被抽调去充当“运粮之丁”。由于被征调去从事运粮的差役，地位相当低贱，并非出自他们本来的自愿，因此这就注定了，在他们执行由一地迁徙到另一地命令的过程中，必然带有相当的强制性。

洪武时期，政府组织的移民多采取这种数十人结成的队伍，集体长途跋涉的方式。起程时，“在皇叔署领票”，“计自初起程，凡二十余日，所至皆挂号，夜则老者投店，少者皆露处也。”

当迁民被强制迁出原籍地前往目的地时，沿途经常有“路邑催逼”，表明地方基层官吏是积极执行了这一移民令的。迁民起程时，一般持有“户帖”、凭证之类的手续上路，沿途“所至皆挂号”。有的还有官吏带队率领。迁民夜晚“老者投店，少者皆露处”。

民国资阳《陈氏宗谱》明确记载了明初捆绑麻城移民入川的细节，“明太祖初起兵时，曾在麻城受人民反对，既而太祖登位，欲将麻城的人民概行杀戮；诸臣恳免不从。刘伯温再三谏阻，始以流罪入川。并且入川的人，尽以绳索系来。”

在今天的民间传说中，被强制迁移入蜀的楚民，多由专差强行监押，甚至沿路用绳索捆绑，以至惟有大小便时才准许解开双手，即所谓“解手”的来历。

类似的传说，在今天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湖北等地区也广为流行。可见“解手”故事所反映的历史内容，是与发生在明代洪武移民时代的强制移民现象分不开的。

《陈氏宗谱》所记载的这个故事细节，将麻城放在明太祖的对立面，将麻城人迁川的原因说成是犯了“流罪”的缘故，显然是有悖于历史真实的。估计这是将明初发生的另一种类型——流徙入川的移民事件与之相混淆了。

如果说在途中以押解流犯的方式对待麻城迁民，这倒是可能的，因为毕竟是强制移民，其在迁出原籍地前往目的路上，出现“路邑催逼”之类的情形也是难免的。

至于在四川移民传说中，普遍不把“解手”的传说与明初移民历史相联系，断言是“张献忠剿四川”后清朝政府下令干的，则是另有缘由的。因为四川地区，在明初发生“移”湖广“实”四川的移民活动后，继又在清初再一次出现了规模更大的外省移民填川的潮流。

由于这两次移民活动都被称为“湖广填四川”，所以，民间很容易发生混淆，以至将发生在前一次移民运动产物的“解手”故事，附会到后一次移民运动身上，于是，这才炮制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四川版本的“解手”故事出来。

池小小

明玉珍政权大量湖广人落籍四川

朱元璋处置明玉珍在川旧部

（一）收集明玉珍政权的溃卒

明军占领四川后，伴随着大夏政权的解体，一支原来由其掌控的约有20万人的军队，除部分归降明朝外，其余大部沦为乱兵溃卒，散处于民间。

洪武四年（1371年）七月，大夏灭国之初，朱元璋即命曹国公李文忠“按行四川城池，抚绥军民。”

九月，朱元璋敕令驻兵保宁的傅友德、驻兵重庆的汤和，“各遣人招辑番汉人民及明氏溃亡士卒，来归者众。因籍其丁壮，置各卫以分隶之。”

据此推知，凡符合条件的明氏旧部丁壮，均采取收编入卫军的办法，由卫所管辖。随着卫所移戍他地，他们也随之被分遣至全国各地。

《明实录》中有三条史料涉及到收编明氏溃卒丁壮人数的信息：（1）洪武五年（1372年），“兵部主事彭恭，泸州守御彭万里，收集四川明氏旧校卒二千六百六十人为军。”

（2）洪武六年（1373年），“指挥万亿招集四川旧将士四千七百五十六人至京师。”

（3）洪武十一年（1378年）：再“遣四川都指挥使司收集明氏故将校为兵，凡六千五百余人。”

已经收集的溃卒人数尚且如此之多，散落在民间溃卒数量肯定远远超过于此。

至于被明朝收集起来的溃卒如何安置的问题，目前仅有一条史料直接记载，由万亿招集的一支为数4756名的“四川旧将士”，被发戍到了京师。

尽管如此，但还有不少间接史料可以佐证，另有多支明氏旧部被收编，并随军发戍到了外地。

（二）安置明玉珍政权的庄户

根据北定中原过程中形成的区别对待降民地的处置方针，洪武五年（1372年）二月，朱元璋批准户部所奏：“其伪夏故官占为庄户者凡二万三千余户，宜令户满三丁者签一军，其不及者为民。”

这条资料揭示出，明朝在接管明氏官产——庄田的基础上，对在其上服役的庄户，实施了“分丁”的办法，凡户满三丁者签一丁从军，编入卫所。对凡没有被收编为卫军，以及未被签入军的庄户，一律转为民户，就地安置。

这样，追随明玉珍入川的大多数荆楚将士，在经过改朝换代后，除部分丁壮编入军队，纳入卫所管理外，其余大部大多被明朝所消化吸收，分散安置在四川各地。

（三）处决明玉珍政权的大将

平夏战争甫一结束，朱元璋首先就将处决吴友仁提上议事日程。

吴友仁系追随明玉珍入川的部将。大夏政权建立后，曾任司徒，继任保宁镇守平章，负责驻守防守大夏北部疆域。明昇即位后，吴友仁以“太尉”身份专权，“犹专恣”，致使大夏“国柄旁落”。

洪武四年八月，在全蜀已下的形势下，惟吴友仁退守保宁（今四川阆中）坚持抵抗，直至朱元璋遂遣大将周德兴入蜀，会同傅友德兵攻克保宁，这才将其一举擒获。

十月，吴友仁等械至南京，朱元璋定其罪为：“始寇汉中起兵，致明氏失国者吴友仁也。”

吴友仁因不肯投降明军而遭到诛杀，追随他的“其余将校”，作为强制移徙的对象，被迁离四川，“发戍徐州”。

（四）惩治明玉珍政权的权臣

戴寿是跟随明玉珍从湖北来到四川的亲信部将。明玉珍称后帝，戴寿官拜冢宰，负责掌管王家财务及宫内事务。

明玉珍去世后，后主明昇尚幼，诸大臣间发生倾轧，戴寿“总兵八万”居间调停，是左右朝政、稳定局势的权臣。朱元璋两度遣使入蜀，提出“求大木”、“借路攻云南”的要求，均因戴寿拒绝而落空。

在明军伐蜀的过程中，由戴寿掌控的西蜀地区，一直是明军不可逾越的一道屏障。

洪武四年六月，廖永忠率东路军突破瞿塘峡，进逼重庆，在大军压境之下，明昇乞降，宣告大夏政权覆灭。

直到此时，坚守成都的士卒“遂无斗志”，戴寿“乃籍府库仓廪”向傅友德军纳款。于是，傅友德率军进入成都，并“得士马三万。”

归降后的戴寿，并未因为献城而获得赦免。洪武五年（1372年）正月朱元璋诏谕云南，论及戴寿之罪：“不意蜀戴寿等凭恃险隘，扼绝中道，政使朕意不达尔土。”

戴寿难逃罪诛的结局，并不意外，只是死亡的方式颇多蹊跷。《明史》记载：明军平定川、蜀诸郡县后，“遂班师。寿、大亨、仁寿皆凿舟自沉死”。

这里提到三个人，除戴寿外，还有大夏知枢密院事、成都守将向大亨，夔关镇守平章莫仁寿；没有提到死亡地点。《明史纪事本末》则称只有两个人死亡，地点则确指在夔峡：“寿、大亨既降，至夔峡，皆凿舟自沈（沉）死。”

按照上述说法，几位久经沙场的大夏战将，居然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选择同一方式集体自尽，这样的结局简直令人匪夷所思。

联系发生在龙凤十二年（1366年）十二月的“小明王”韩林儿沉舟事件，这次“凿舟自沈”事件的疑窦不难解开。

根据可靠举证，“沉韩林儿于瓜埠”，绝非意外，纯属廖永忠一手所为。无独有偶。这次戴寿等人的遇难地点，碰巧又属于廖永忠管辖下的长江水域。

如果说韩林儿的消失，使朱元璋刷清了与龙凤政权的关系，从此文书上的龙凤史料，被销毁得一干二净。

权臣戴寿的消失，则使明夏旧政权残余势力失去了凝聚的核心，这样的结局显然对明朝统治者是十分有利的。

朱元璋把明昇远徙到高丽

在论及戴寿之罪不久，朱元璋继又发出了一道非同寻常的诏谕：“归德侯陈理、归义侯明昇，居常郁郁不乐，颇出怨言。上闻之曰：‘此童孺辈言语小过，不足问，但恐为小人鼓惑，不能保始终。宜处之远方，则衅隙无，自生可始终保全矣。’于是徙之高丽。”

这条史料虽不是专门针对四川的，属于因他事而附见于《明实录》中，但其内容无不与扫除旧政权余孽有关。

表面上看，是明昇因“言语小过”而被远徙高丽，深层次的原因恐怕与其受“小人鼓惑”有关。明昇之所以能受其“鼓惑”，关键在于他与明朝之间存在一定“衅隙”，故给了“小人”以可乘之机。

这一“衅隙”，当然与明氏政权的利益有关；而这个“小人”，显非某几个人，而是代表了一种势力，无疑与四川的明氏残余势力有关。

因此，将明昇徙之于高丽的决定，犹如釜底抽薪，给了四川明氏残余势力以致命一击。

入川的湖广遗民命运与下落

（一）就地安置

平夏以后，摆在明朝面前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如何妥善处置好对群雄旧部和被征服势力的安置工作。朱元璋以往对待其他群雄割据势力的做法是，首先将被征服的敌对势力部众，异地移置于田多荒芜，居民鲜少的地区，以杜绝反侧事件发生的隐患。

但在平定明夏政权后，朱元璋却将明氏旧部大部分留在四川，就地予以安置。他之所以采取这样的特殊政策，这完全是由历史因素和现实处境造成的，其中颇含有朱元璋基于全国形势所作的长期战略部署。

明氏割据四川，以荆楚之民为主体；其所据之地，乃天下向称富庶的天府之国。在明初蜀中地荒民散之时，明氏在大军压境面前，选择主动归降明朝。已经在巴蜀生活了十年的明氏旧部，四处溃亡，散布在全川各地。

客观现实决定了，明朝不仅不可能将其异地移徙，更难将他们遣返回原籍。最明智的决策，莫过于将其旧部收集起来，重新进行整编，将其中符合条件者纳入卫所编制，其余不及者，准其纳入民籍，就地安置。

这样既有利于化敌为友，增强自身的军力，安定新征服区的社会秩序，同时也为四川经济的恢复增添新的劳动力。

从全国局势看，元朝灭亡后，北遁的元朝嗣君正纠集残余势力伺机南下，妄图死灰复燃；坐镇西南的梁王以云南为依托，继续奉北元正朔，坚持与明朝为敌。

在这种形势下，将明氏旧部收编为自己麾下，并尽快将四川建设为可靠的后方基地，不仅有助于集中主要精力对付北方边患，而且也为日后进取云南、统一全国创造有利的条件。

上述特殊政策的推行，使跟随明氏入川的旧部中的大部分楚民，避免了被异地安置的命运，他们没有被遣返回原籍——荆楚地区，而是在四川就地安置。

这样处置的结果，意味着追随明玉珍入川的大多数荆楚将士，在经过改朝换代之后，最终仍然得以在四川定居下来。

（二）举兵反抗

大夏覆亡后，湖广籍的明氏旧部校卒，为逃避迫害四处躲藏，有的流落民间，异地落业，有的继续留下来，与蜀中民众一起举行反抗明朝的斗争。

大夏政权覆灭后，一些对新政权感到失望的人，出于对明玉珍政权的怀念，开始用宗教形式来表达他们的不满与诉求。早在洪武六年（1373年），重庆就发生了“妖贼王元保”造反的事件。经过短短几年的酝酿沉淀，一场以宗教为旗号的人民起义终于在四川爆发。

洪武十二年（1379年）四月初六日，在成都府嘉定州眉县（今四川眉山）爆发了“四川妖人彭普贵为乱”事件。

由彭普贵领导的这次起义活动，一开始就“诱众作乱，劫掠居民，转攻州县”。眉县知县顾师胜率兵前往镇压，被造反者所杀。

嘉定（今四川乐山）、忠州（今重庆忠县）等州郡的“土民”受到鼓舞，纷纷起来响应，“乘隙为乱，燔掠城池，势甚猖獗”。明廷遣四川都指挥音亮征剿，亦多次为起义军打败。

这次起义事件震动全蜀，波及川南嘉定，川北广安（今四川广安）、川东的重庆、忠州等十四个州县。至七月二十二日，历时三个多月的彭普贵起义事件被镇压下去。

（三）异地迁徙

彭普贵事件的爆发，引起了朱元璋对四川秘密宗教会社组织，以及乘机作乱的明氏余孽的高度警觉。

在彭普贵起事之初，朱元璋敕令驻守陕西的曹国公李文忠说，尔务必派军“由栈道星夜前去扑灭”，“庶免贼炽，以安蜀中。”

按照朱元璋嫉恶如仇、对政敌余孽绝不姑息的一贯个性，相信在扑灭彭普贵起义之后，为了铲除旧政权的根基土壤，他必然采取坚决措施，将残存的湖广籍的明氏余孽，强制迁离出四川境土。

山东地名志资料依据当地居民对其先世祖籍的传承记忆，为验证明氏残余势力与胶东地区的勾连关系，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旁证。

据统计，在今莱州市（明为莱州府，治掖县）1068个自然村落中，四川移民村落有751个，占全市村落总数的70.52%。在莱州市东面的招远市（明属登州府），共有724个自然村落，其中四川移民村落有33个，占村落总数的10.36%。

在莱州市东南的莱西市（明属登州府），共有自然村落839个，其中四川移民村落有33个，占村落总数的3.9%。

在莱州市西面的昌邑县（明属莱州府），共有812个自然村落，其中四川移民村落有129个，占村落总数的15.9%。

在莱州122例四川移民村落中，有62.3%的祖籍来自于成都府，表明成都府作为明初“四川移民最大输出地”，这一结论是能够成立的。

胶东四川移民祖籍主要集中在盆地西部地区，包括川西平原及其川北、川南片区，其总数为118例，比例高达96.7%；来自盆地东部的移民原籍比例只有4例，仅占总数的3.3%。

胶东四川移民祖籍主要集中于成都府，集中于盆地西部地区，这样的空间分布，与元末明初四川政治格局的特点，以及平夏以后明政府在四川推行政治性移民的历史背景正好契合。

莱州四川移民村落祖籍地的分布区域，正好既与平夏战争中明氏西蜀军队的布防区，又与彭普贵反明活动的集中发生区相重合。（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