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麻城孝感乡移民分布及迁徙之谜

池小小

中国八大移民集散地——湖广麻城孝感乡移民分布及迁徙之谜

“中国现代人口分布的格局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主流移民四个时期依次展开的产物”（张国雄：《中国历史上移民的主要流向和分期》）这四个时期包括：先秦黄河中下游的多向移民期、秦到两宋从黄河中下游到长江中下游的由北向南移民期、元明清长江流域由东向西移民期和近代沿边多向移民期。麻城现代人口的组成也是历史上主流移民依次展开的产物。麻城地处江淮之间，吴头楚尾，为神州腹心地带，中国移民史上的历次主流移民无不涉及到麻城。“麻城移民史，尤其是明清两代的移民问题，在中国移民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系统而深入地研究麻城移民问题，也就相应地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凌礼潮：《先秦时期麻城移民问题考略》)。

近年，明清时期的麻城移民，特别是被称为“中国八大民集散地之一”的“湖广麻城孝感乡”，更是引起众多移民研究专家的高度关注。本文旨在结合近年国内学者对麻城移民研究的共识，对麻城移民概况，特别是明清时期在“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中，麻城作为著名的移民输入地和输出地的形成原因、过程以及麻城移民在中国移民史上的地位、影响等作一简要的介绍。

一、元代以前的麻城移民

元代以前的麻城移民，历经中国移民史上的先秦黄河中下游

的多向移民期和秦到两宋的黄河中下游到长江中下游的由北向南移民期，这期间，麻城移民既具备这一时期的共同特征，也有自身的特点。

麻城境内居住的最早人类当属苗蛮部落。麻城境内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20余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后岗遗址、金罗家遗址和栗山岗遗址。经过考古工作者对这些遗址的科学发掘和精心研究，发现它们的文化特征应属江汉系流的“城背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而与江汉系流这些“文化”相对应的族群“此时的居民非三苗莫属”（章开沅：《湖北通史·先秦卷》）。有资料显示，麻城属于三苗活动生息的北部边缘区域。

麻城的移民史可追溯到五、六千年前苗蛮部落时期境内的迁出迁入情况。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属于江淮文化区的山东和安徽的部落族群即向麻城苗蛮侵轶，麻城的苗蛮亦有向东部移民的可能。在金罗家出土的文物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在江汉系流少见，而在大汶口文化、薛家岗文化中颇有代表性的器物；而1956年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发掘的蕲春易家山遗址的文物，均见于麻城栗山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这就意味着，属于黄河下游的大汶口、薛家岗文化越过大别山进入了麻城境内，而当时麻城苗蛮所处的“石家河文化”（江汉系流）也影响到了属于江淮文化的区域。从移民学的角度分析，有专家认为，这期间，有一定数量的黄河下游的部落迁徙到麻城境内，而麻城境内的苗蛮也有一定数量的人群向东迁徙。

进入尧舜禹时期，麻城苗蛮土著遭到了来自黄河中下游华夏部落的沉重打击，从而引发了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第一次强制性的移民。

尧舜之间的君位传递之争，为三苗北上提供了机会。三苗之君反对尧让位于舜，便与尧的儿子丹朱联合抗尧。战争的结果是三苗大败，于是“迁三苗于三危(甘肃敦煌)，以变西戎”（《史记·五帝本记》）。至于迁徙的具体数字不得而知，但从以后的资料反映，这次迁徙只是针对苗蛮部落的“不善从者”，大部分苗蛮仍然生活在麻城境内。

禹执政后，曾对三苗实行过怀柔政策，但三苗仍不愿服从以禹为首的统治，于是禹也发动了征伐三苗的战争。三苗这次遭受的打击更大，“苗师大乱”、“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下夷为民”(《国语·周语下》)，三苗后世就此衰微。

从麻城邻近的黄陂盘龙城遗址发掘的文物中，发现了大量“二里头文化”的代表器物。这说明夏王朝当时曾向麻城区域大量移民，在“三苗”之地建立了据点，派兵驻防。此时麻城境内尚存相当数量的“三苗”遗民。这次战争后，禹对“三苗”的一些部落首领也采取迁移的办法。所不同的是，禹对流徙者非但没有虐待，反而为其创造了必要的生活条件，使之“安居乐业”。即所谓“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尚书·禹贡》）。孔安国注曰：“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族大有次叙，美禹之功”。禹的这次强制性移民，讲究了策略，取得了巨大成功，三苗的反抗斗争从此平息。

夏商时期，原居住在中原的楚部落开始南迁，他们与以江汉流域三苗后裔为主体的荆人融合，被称为“荆蛮”、“楚蛮”或“楚荆”。商代国王多次发动收复“南土”的战争，麻城当时属于一个受商王朝控制的小方国“举国”，参与了数次对“楚荆”的作战。到商代后期，商人移民扩展到长江流域及以南地方，麻城境内又有不少商的移民迁入。

公元前11世纪以后，麻城成为黄国的属地。春秋时期，黄国开始受到逐渐强大起来的南方楚国的威胁。公元前649年，“黄人不归楚贡。冬，楚人伐黄"（《左传·僖公11年》）。到第二年夏，黄国灭亡。按当时惯例，被灭国的公族要被迁至战胜国本国境内或其他便于控制的地方。同时，战胜国还要派公子王孙带领军队驻守被灭国。可以推断，此时麻城境内不仅有大规模的黄国公族的移出，而且也有楚国占领军及其家属的大量迁入。麻城全境自此纳入楚国的版图。

在以后的370多年中，大量楚人移居麻城，楚文化逐渐成为麻城地区的主流文化。从对一些墓葬中的文物和风俗的考察中发现，“到战国晚期为止，楚人移民的数量已远远超过了麻城土著的人口数”。（凌礼潮《先秦时期麻城移民问题考略》）究其原因，麻城土著除死于战争外，大量的是移民他乡。

麻城境内在先秦时期的最后一次大移民，是因为秦灭楚。公元前226年，秦将王贲引兵攻楚，大破楚军，取10余城。公元前224年，秦王赢政拜王翦为将，王翦、蒙武率兵60万大举伐楚，于蕲南大破楚军，虏楚王负刍，楚至此灭亡。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乱中，特别是失都灭国，促使大批楚人逃亡，秦人大规模进驻。

秦朝至元代以前的麻城移民，也大都与发生在麻城及附近的战争有关。这期间，既有因阶级矛盾激化而引起的农民起义及其失败后对居民的流放；也有因少数民族入侵中原，导致大批中原民众南迁；还有为巩固边防迁居麻城的南宋百姓。其移民形式主要为：朝廷对起义农民的“强制迁徙”、北方难民的“移民避难”、南宋政权组织的“移民固边”等。

由于战争频繁，麻城境内屡遭浩劫，加之麻城县治因战争多次迁转，地情资料多毁于兵燹，传留下来的关于麻城本邑的移民记录甚少。不过在翻阅其它文献典籍中，我们会发现诸多历史事件与麻城地区之移民相关。

东汉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南郡蛮”造反，武威将军刘尚率兵镇压，迁移7000余人至江夏界中，开发“五水”流域。“五水”即今巴水、蕲水、浠水、举水、倒水。“举水”、“巴水”至今仍是流经麻城的两大水系。这是一次规模不小的人口迁入，麻城及整个黄冈境内的“五水蛮”，即是由“南郡蛮"演化而来。他们自此在鄂东生息繁衍，后来，由于不满朝廷的统治，举行过多次起义。

东汉末期，曹操恐沿江郡县为孙权占领，令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民众北迁。当时这些地方的居民惊慌不安，虽有10万户渡江南徙，但也有相当数量北迁到大别山区的麻城境内。

南北朝时期，麻城境内建有赤亭县（县治在今麻城歧亭）属“西阳十八蛮县”之一。公元451年，“五水蛮”起义，第二年刘宋文帝派兵镇压。公元457年，“五水蛮”再次起义，孝武帝遣沈庆进攻经年，大败“五水蛮”，俘走数万人。可以想见，作为“五水蛮”中心区域的麻城境内，有大批青壮年被强制迁徙。

公元1134年，绍兴四年南宋大将岳飞任江南西路舒蕲州制置使、兼黄州、复州、汉阳、德阳制置使，驻扎江州，见淮西及黄（州）蕲（州）地区土地闲置，百姓稀少，不利抗金和巩固边防，便组织江西移民迁淮西，这期间有大批江西移民落户黄州府，麻城位于宋金交界处，境内首次出现了规模较大的江西移民。

公元1172年（乾道八年），“江湖大旱，流民北渡江，宋遣大理寺主薄薛季宣在黄冈、麻城设官庄22所，按户给屋，按人给田，并发耕牛、农具和种子，使边民垦殖”（《黄冈市志·大事记》），这是南宋政权第二次向大别山区有组织的移民，移民来源仍以江西为主。据宣统《黄安乡土志·氏族录》载，在黄安（麻城邻县，明嘉靖42年从麻城析出）迁入的180个姓氏中，在元代以前有40个姓氏迁入，这40个姓氏在宋以前漫长岁月中，只有14个，而两宋时期就有26个，这其中，尤以南宋为盛，迁入18个。同时最引人关注的是，这40个迁入的姓氏，以江西为最多，来自江西饶州、南昌、九江、光安等地的姓氏多达34个，占外来移民的85%。

江西移民迁到黄冈、麻城，一方面为南宋政权巩固边防起到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为元末开始的移民大潮，起到了引领作用。当时居住在麻城及附近的江西移民一直保持着与祖籍地之间的联系。当元末明初江西境内因种种原因迫使大批百姓不得不外出谋生时，麻城及鄂东地区就成为其首选地。

二、元末明初大批江西百姓入籍麻城

自元至正二十一年到二十三年，朱元璋与陈友谅在江西鄱阳湖一带大战，大批民众为逃避战乱，涌入长江以北的大别山区；朱元璋统一全国后，陈部残余势力仍然对明政权构成威胁，因而江西地区长期受明统治者的歧视，被施以重赋。而此时位于黄州府的麻城，其税赋水平只有江西的1/5左右，这也是促使大批民众落户麻城的原因。

据《明太祖实录》载，江西南昌府在明初每亩税五斗，到明洪武21年才降为每亩税三斗。而此时的黄州府（含麻城）平均每亩税赋仅为6.2升.在这种情况下，加之宋代迁至黄州一带先期移民的牵引，大批江西人入黄（黄州府）是势所必然的。

民国麻城《陈氏宗谱》称：“我始祖陈太大人，系江右饶州府人氏也。饶州生齿繁庶，穿木为田，难容耕凿。开科擢起，有文武二公，乃太祖同胞昆弟也。始祖意欲各立门户，闻红头巾作乱，杀戳甚众，土旷人稀。太祖乃抛弃故里，自饶州历鄱阳风涛，经历险阻，至湖广黄州府，访黄麻二县界地，名黄泥畈落钗河古刹天齐庙一带，此处人心醇而风俗厚，遂以旅人寓焉。”

乾隆麻城《胡氏族谱序》则称：“始祖胜三公生元顺帝年间，原籍江西南昌府丰城县，罗塘乃其居址。尔时初被徐兵毒，继而友谅肆虐，而江州豫章之地，日无宁所，草木皆惊。一时望风远走者，正不止我祖矣。及洪武定鼎迁府，其偕来胞兄荣一荣二，各居一处，我祖胜三公始析居兹土。”

民国麻城《冯氏族谱序》曰：“我族始祖念三公，由江右迁麻，至德荣公，乃念三公之次孙，即我分三世分支祖也。”又载旧谱（顺治元年）叙曰：“冯氏自宋元以来，历世二十，经年四百余矣。记始祖念三公，五世而有月谭公，元季随父避兵，迨至有明平定而后复业。”

 光绪麻城《凌氏宗谱》：“吾祖自始祖受辅公肇基于麻邑也久矣。缅维故都，则江西南昌府南昌县刘伶卫大栗树百石嘴。于明洪武六年偕妣而来。”

民国麻城《彭氏族谱》：“（本邑）外籍不一，而江右独多，以余所见，逮余所闻者，皆各言江西云。夫邑之来江西者，不止万族。”

乾隆麻城《邹氏族谱》：“自始祖迁八公以元进士由江西来守于黄，因卜宅麻城之西北点兵山。”

光绪麻城《邓氏宗谱》：“至元明递嬗之际，流离转徙，丧乱初平，我祖南坡公由南昌安籍于麻城。”

宣统《黄安乡土志》记载了当时迁入的外籍姓氏35个，有23个是从江西迁入的，占65.7%。在麻城，绝大部分都称江西是祖籍地。

2005年3月至2006年8月，麻城市地方志办公室在麻城境内收集了142套族谱，这些族谱涉及麻城125个姓氏。麻城市现在总人口116万，此125个姓氏的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94.8%，较全面地反映了麻城人口的来源情况。

通过对这142支家族之源流进行分析，从江西迁移到麻城的姓氏及宗支有125个，占入籍麻城家族的88.03%。其中，来自江西“瓦屑坝”这个小地名(江西瓦屑坝和麻城孝感乡一样，均为中国八大移民集散地之一)的有41支，占外籍移民总数的28.9%，占江西移民的32.8%。

在这142套家谱中，只有17套族谱未反映其祖源自江西。而这17套族谱中，有3个姓氏来源未注明，有7套只注明是从麻城的邻县红安、罗田、阳新等地迁入，而麻城邻县也大部分来自江西，所以这10支姓氏是不是来自江西还很难说。

综上所述，说麻城人“十人中九个江西老表”是颇有道理的。那么，这些外籍人又是何时迁到麻城的呢？麻城地方志办公室所收集的这些家谱中，注明入麻时间的族谱有133套。从这133套家谱的记载情况看：唐代2支，宋代14支，元初2支，元中3支，元末28支，明初62支，明中19支，明末2支，清代2支。由此可见，元末明初迁到麻城的多达90支，占迁麻城总支数的67.7%。

三、麻城人与元末明初的大移民

元末明初的大移民是中国移民史上第三次大移民，即长江流域由东向西移民的开始。麻城，特别是麻城孝感乡的移民在这次移民潮中起到了主力军的作用，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1、元末大批麻城人随明玉珍入川

说到麻城及孝感乡移民入川，不能不提到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邹普胜。邹普胜是麻城孝感乡人，铁匠出身。至元四年(1338年)，邹普胜建圣人堂，奉白莲教，长期组织民众反元，组织中以麻城孝感乡人为主体。至正十一年(1351年)与徐寿辉、彭莹玉等率众起义，同年八月，起义军占领蕲水，邹与彭见邻县罗田人徐寿辉相貌奇伟，有帝王之相，推徐为首领。徐寿辉称帝，国号天完，“以邹普胜为太师，兵分四路，连陷黄州等各郡县。”至正十五年(1355年)，徐寿辉声势大振，至次年正月迁都汉阳，据池阳、太平和湖北大部。至正十七年(1357年)徐寿辉部将明玉珍(湖北随州人)率部西征。溯江而上，当年十二月攻克重庆，至正十八年攻下成都，占据四川省的大部分。至正二十年，陈友谅杀徐寿辉后自立称帝，明玉珍不服，与陈友谅断绝联系，自称陇蜀王，至正二十二年称帝，国号夏。一些反对陈友谅的徐寿辉旧部也大批入川投奔明氏政权。

邹普胜率众起义的几年，从至正十一年至十四年，恰逢麻城历史上罕见的连续三年大旱，“大旱，人相食”(《麻城县志》)，麻城人为了生存纷纷加入邹普胜、徐寿辉的起义队伍，一呼百应，数万人从军，成为主力。元末随明氏入川的人口总数，据曹树基估计应为20万，加上随军家属在40万以上，四川移民人口接近或超过了土著，在这些移民中，麻城人应有数万之众。

2、明玉珍招乡人入川

明氏政权据川十五年，在其辖境内“保境安民、开科取士、兴学校树礼乐，境内不见兵革者凡十余年”，此期间四川基本处于安定状态。随明氏入川的部将纷纷将家属和亲戚接到四川，由于明氏政权在四川轻徭薄赋，又吸引了大批湖北和麻城民众前往。明玉珍此时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也发令招大批乡民入蜀，以壮声威。麻城人蜂涌而至。如：内江《吴氏宗谱》曰：“因楚中红巾之乱，奉旨来川落业。”又如隆昌《韩氏族谱》：“吾祖肇自山东……迁……孝感乡。……元主北遁，遂将麻城土著之民，诏令入川。吾祖……于洪武元年入川。”等等，许多族谱中称是“奉旨入川”，然洪武五年之前四川属明玉珍管辖，朱元璋政令怎能通行四川？最好的解释便是奉大夏政权号召移民入川的“诏令”。

3、明初洪武大移民中的麻城移民

自明玉珍开楚民实蜀之先河，洪武四年后，明朝组织了更大规模的向四川移民。四川族谱所述比比皆是。如内江《周氏族谱》载：“明初诏从湖广世族安插四川，我祖明器祖遂偕至戚雷华辅偶行入川”。内江《黄氏族谱》载：“明洪武初，以为四川乃近西隅夷近，非德化不能测也，惟孝感乡人民可以化之。诏饬行专差逐遣，凡明初来者，皆麻城孝感人也。”1994年新出版的《宣汉县志人口志》记载，明初迁入该县的姓氏49支，其中由麻城或麻城孝感乡迁入的达28支，占57%。四川大学胡昭曦教授通过对重庆、合川、南溪、广安等地58户族谱分析表明，在清代以前迁入四川的118户中，湖广占85户，其中有65户来自麻城。

查明代史籍，麻城孝感乡移民少有朝廷官方记载，而在地方县志中却屡见不鲜。民国《泸县志·艺文志》载，明崇祯年间时任泸州分巡佥事吴登启的《招民榜文示》称“迨我国初，亦移麻城孝感之民，以实富、荣二邑……”明确指出朱元璋曾大规模移民的措施。故明初朝廷诏令移民之事当属不谬，这也与广见于民间族谱的“抽丁填四川”、“奉旨入川”相吻合。

从麻城各姓氏族谱的记述看，明初麻民迁川，多为军徙。白果镇《闫氏宗谱》载：其二世祖闫纹完“明朝初年欲人投军，不愿者跳火坑。公恐、遗累子孙，竟死于火中。”市区南湖办事处《周氏族谱》也记述其四世祖友信，因父亲率家人从军迁徙而在4岁时过继给宋家为嗣之事。

依据曹树基先生对明代人口数字的统计和分析，经过洪武时期的大移民之后，四川人口由元末的七、八十万增长至180万人。由此推知，洪武年间四川接受的移民总数为100万人。如果这一数字推测可以成立，再按照民国《资中县志》所说的比例，“明洪武由楚来川居者十之六七”计算，在这百万移民中，起码有60—70万的湖广人移居四川。其中，麻城人及过籍麻城者是这场移民运动的主力。正因为在洪武移民中湖广人占多数，所以民间把这次移民称之为“湖广填四川”。

马楚坚先生依据全川214例族谱、方志资料，对元末至明季入蜀氏族原籍所作的统计是：楚(湖广)187例，占87%；其他省27例，占13%。湖广籍移民中，元代19例，占9%；夏(明玉珍)26例占12%；明初119例，占56%；明中叶18例，占8%；明末32例，占15%；从元末到明初共占到了77%。而“在楚籍中，尤以麻城人为多”。

4、麻城人迁河南

元末，江淮之间历经战乱，地广人稀。朱元璋建国后，大兴屯田，多次组织狭乡农民驻宽乡垦种，同时为了削弱江南陈友谅反抗朱明的势力，迁移江西、湖北的十四万户入中都。由麻城迁往河南东南部的商城、固始、光山、罗山、息县、新县、潢川、确山、正阳、新蔡、淮滨及信阳市狮河区、平桥区等地人口较多。在这些移民当中，相当一部分是麻城的世居之民，也有一部分是从江西迁到麻城居住数年后再北迁的，他们和后面所述的麻城人迁孝感一样，称自己是由“麻城过籍”的移民。

四、麻城孝感乡之谜

元末明初的移民大潮中，麻城孝感乡是一个举世闻名的地方，从那里源源不断迁出的人口，几乎填充到四川的每一角落。

在川东：新修《南川县志》：“湖广移民，尤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为多。”

咸丰《云阳县志》卷2：“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民皆明洪武时由湖广麻城孝感奉敕徙来者，北岸民则康熙、雍正间外来寄籍者，亦惟湖南北人较多。”

忠县新修《叶氏宗族谱》：“明洪武二年，叶瑞祥之子叶根一偕弟根二，同丁、陈、王、潘、肖、张、毛、莫九姓一道，从湖广省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高干堰铜鼓滩入川落迹(籍)忠县。”

据渠县傅昌志先生《渠县明清时期迁入移民探源》：在渠县境内的移民籍中，有51个姓氏计73支移民家族。在这73支移民家族中，祖源湖广籍有58支，占79.4%，在58支湖广籍中，来自麻城孝感乡的有21支，占全部移民的28.8%。

在川西：民国《简阳县志》载，“麻城孝感乡胡彪等人明洪武初移民实川，彪与虎、群二人同入川，至简(州)正教乡定水寺插业同居。”

民国《荣县志》：“明太祖洪武二年，蜀人楚籍者，动称是年由麻城孝感乡入川，人人言然。”

仁寿《李氏族谱》：“元末吾祖世居麻城孝感青山，陈逆之乱，乡人明玉珍据成都，招抚乡里，吾祖兄弟七人迁蜀，因与祖一公籍寿焉。”

在川南：民国《泸县志》：“自外省移实者，十之六七为湖广籍(麻城县孝感乡)，广东，江西，福建次之。”

民国《南溪县志》：“今蜀南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始，多言麻城县孝感乡。”泸州《王氏族谱》：“予思我父讳九、母雷氏，亦历风尘跋涉之苦，先由河南地随祖讳久禄于洪武元年戊申十月内，至湖广麻城县孝感乡复阳村居住，新旧未满三年，奉旨入蜀，填籍四川，有凭可据。”

在川北：光绪《李元仁墓碑》：“本籍湖广麻城李家大土坎高阶，缘于元末入蜀，插占巴州。嗣世祖因贼匪扰逆，始建修楼房，后因号楼房上下营。”

1993年新出版的《南部县·人口篇》载：明代冯姓“今支脉有二，一为明永乐年间挥花冯翼的后裔，另一是从湖北麻城迁入。”

据1994年出版的《宣汉县志·人口志》记载，在明代迁入宣汉的姓氏计49支，其中有韩、王、李、覃、罗、丁、傅、张、康、宗、彭、刘、魏、黄、符、孙、廖、程、石、武、戴等28支从“麻城”或“麻城孝感乡”迁入。

在川中：民国《资中县志》：“本境分五省人，一本省，二楚省，三粤省，四闽省，五赣省。本省当元之季，伪夏明玉珍据蜀，尽有川东之地，蜀号长安。玉珍为楚北随州人，其乡里多归之，逮今五百年，生齿甚繁。考其原籍，通曰湖广麻城孝感人为多。”

光绪资中《徐氏族谱》：“吾徐氏，麻城县孝感籍也，妙兴祖避徐寿辉乱迁蜀……”江津《幸氏族谱》：“宋末年间，仲式祖由江西迁楚麻城孝感乡。因徐寿辉兵起，复自楚避乱入蜀，携祖妣王氏及三子寓江笋里梅村幸家湾数年。”

近年，麻城市地方志办公室从麻城原孝感乡范围内民间搜集了上百种族谱，这些族谱大多修于清末和民国年间(麻城修谱绝大多数开始于清初)，在这些发黄的谱碟中，发现3000多个有姓有名的迁川人员及其迁川记录。其实，大部分迁川人员由于时间久远早已失轶，还有许多携家带戚入川，在麻城祖籍者就无从考记。

根据近年一些移民专家对“孝感乡”的研究，下面着重说明如下几个问题：

1、麻城孝感乡为明初麻城四乡之一

清康熙九年《麻城县志》记载：“初分四乡，曰太平，曰仙居，曰亭川，曰孝感，统一百三十里，里各有图。成化八年(1472年)，以户口消耗，并为九十四里。复并孝感一乡入仙居，为三乡。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建置黄安县，复柝太平、仙居二乡二十里入黄安，止七十四里。”

所谓“初分四乡”是指明初将麻城全县分为四乡，也就是说，孝感乡在明代277年中，存在了105年。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孝感乡只存在105年。有资料证明，麻城的四乡划分和孝感乡的建制，在宋元至明代并无变化。

2、孝感乡的地理位置

明初分四乡时，四乡分界如“十”字形。太平乡在东北、亭川乡在东南，孝感乡的位置在西南，仙居乡在西北。孝感乡的范围包括麻城现在的白果镇北部、铁门岗乡、歧亭镇、宋埠镇、中驿镇、顺河镇南部、南湖街道办事处、龙池桥街道办事处南部、鼓楼街道办事处南部、以及今红安的城关镇、两道桥乡、杏花乡南部、桃花乡、叶河乡、永河镇、八里和太平两乡镇的河东部分。其主体仍在现今的麻城市，面积约一千平方公里。需要指出的是：明初麻城四乡中，其它三乡均为高山丘陵，只有孝感乡位于举水冲积平原上。

3、麻城孝感乡迁川的原因

历史上麻城孝感乡移民入川至少有以下四种原因：一是逃避赋税自发移民。明初皇帝报复藩王，导致江西赋税过重，农民不堪其苦，于是向邻省赋税相对较轻且有亲缘关系(宋代有江西人大批入麻)的楚北麻城迁移，此后又向无赋税且土地面积广阔的四川迁移；二是麻城土著避移民而迁。元末明初从江西迁来的大量移民，势力强大，麻城孝感乡当地土著屡受欺压，被迫迁移；三是政府组织鼓励动迁。明末清初，随着四川连年战乱，人口锐减，清政府组织大规模移民，并鼓励垦荒，“插占为己，视为永业”，并免税10—20年，奖励耕牛种子；四是明玉珍、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招兵入川。一是元末红巾军起义，将领明玉珍是随州人，毗邻的鄂东北一带是起义的策源地，参军人数甚多。明玉珍入川后，建立大夏国，有40万人入川，其中，大部分为鄂东北乡亲，尤以麻城孝感乡人为数最多。二是明崇祯十六年(1627年)4月，麻城士民聚众造反，迎请张献忠进麻城，有五万七千人编入张部另立“新营”，后入川征战。这批军人在兵败后，将士隐姓埋名，称自己为明初从麻城孝感乡迁来的老民。

4、麻城孝感乡移民迁川路线

麻城孝感乡移民入川的路线分水、陆两种形式。水路为：麻城至湖广武昌240里，武昌府夏口驿至荆州府荆南驿965里，荆南驿到四川夔州府永宁驿860里，永宁驿至重庆巴县朝天驿1360里，朝天驿至成都锦宫驿2235里，全程5660里。陆路为：麻城至黄陂180里，黄陂至襄阳府680里，襄阳至巴东县930里，巴东至四川巫山县120里，巫山至成都府城1620里，全程3530里。麻城歧亭古镇为移民水路的出发地。从麻城民间族谱中还发现：有一部分移民走的是水路，却并不是乘船，而是沿着江边的小道经过长途跋涉而入川的；还有少数姓氏族人是从湖南入川的。

5、明洪武年间移民入川麻城孝感乡人最多

明洪武年间入川移民的省籍以湖广为最。

民国《资中县志》载：“无六百年以上土著。明洪武时由楚来者十之六七。”民国《汉源县志》记：“明代之初，秦楚填蜀……一时编户齐民，秦楚籍者十九焉。”民国《名山县志》：“洪武十四年，徙楚实蜀，名山号为乐都，来者尤众。”

在湖广籍中，又以麻城孝感乡为最多。四川大学图书馆研究员刘宁，从四川方志，族谱、墓志中搜集研究193族，其中来自湖广的家庭达147族；而这147族中，来自麻城孝感乡的竟达111族。麻城孝感乡来源的移民，占湖广籍移民总数的76%。

6、麻城孝感乡输出人口的来源

麻城孝感乡的移民遍及四川各地，即使以麻城全县的人口“填川”恐怕也难做到这一点，那么孝感乡的输出人口从何而来呢?其实，这个问题在本文的“江西人大量落户麻城”中已经涉及。“江西填湖广”和“湖广填四川”是同时进行的。孝感乡的原住民迁走之后很快被从江西迁来的移民填充起来，大规模迁入的人口，保证了孝感乡人口的动态平衡和巨大的人口输出能力。

事实上，麻城是一个移民中转站，既有麻城孝感乡人迁入四川，也有外地移民在麻城稍作停留后向四川迁移。如上文中引述的泸州《王氏族谱》序言中说到，王九携妻雷氏，先由河南随祖王九禄于洪武元年到麻城孝感乡复阳村居住，未满三年，奉旨入蜀，填籍四川。象这样的记载比比皆是。可见，从麻城孝感乡输出的人口远不止孝感乡的人口，甚至远远不止于整个麻城县的人口!

7、麻城孝感乡的误籍和冒籍现象

元末明初，麻城孝感乡迁川人口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元末随明玉珍入川的军人及家属；二是明初入川的麻城土著；三是江西移民在麻城居住数代或数年后入川的人口。这当然是一个庞大的移民群体。但也不排除自称祖籍“麻城孝感乡”的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存在误籍和冒籍。

①孝感县误籍为孝感乡。随明玉珍入川的部队和随军家属中，有相当一部分麻城人也有一部分孝感县人。这部分孝感县人的后代或口耳相传，或家谱中仅记祖籍“湖广孝感”，就极可能误为麻城孝感乡人。

但需要说明的是，这部分人数量十分有限。因为入明以后，孝感县人口稀少，没有输出人口的能力。明初，孝感县与安陆、云梦、应城和随州同属德安府管辖。由于元末战争的破坏，使这一地区人口消耗极大，以致洪武初年德安辖区仅有云梦未被省废，而德安府也降为州，从属黄州府或武昌府，至洪武13年才复为府。此时，又从麻城迁出大量人口填充德安府，包括孝感县，即所谓“麻城过籍”。康熙《安陆县志》：“闻之老父言，洪武初大索土著弗得……徙黄麻人实之，合老妇孺子仅二千人，编七里。”明确指出迁入的移民为黄州府麻城人。孝感县《夏氏族谱》：“荣二祖，其先麻城太平乡古井巷人，明洪武初迁徙天下富民充伍，公偕李孺子旋居孝感县。”今孝感市人对原籍的认同多归属为“江西麻城过籍”、“麻城过籍”。

②麻城本县移民冒籍孝感乡。

麻城本县人冒籍孝感乡人，有两种情况：一是来自麻城其他乡的移民冒籍孝感乡；二是明代成化八年孝感乡撤消后，来自原孝感乡辖区的移民仍自称是“孝感乡”人，甚至到明末清初迁川的人仍说自己是“麻城孝感乡”的，这两种情况历明清两代而存在，但这种冒籍无关弘旨，因为他们冒籍的是“乡籍”，毕竟是真正的麻城人。

③外地移民冒籍孝感乡。这种情况在四川的外籍移民中并不少见。如民国《南溪县志》所说的“(孝感乡)人众势强，士民或兵(卒)冒籍以自求庇。”例1：民国《合川县志·氏族》载，胡氏移民家族的迁川始祖胡正鼎，原籍“永州零陵县孝感乡”，按：永州零陵在湖南，该县无孝感乡；既称孝感乡，肯定属于麻城县。例2：民国资阳《陈氏宗谱》载，陈氏先祖原本湖南宝庆人，但在“老谱序文”上却说：“陈氏祖先，本湖南省黄州府人也。”又说“始祖于明初，至湖广黄州府麻城孝感乡奉旨填居四川……”该家谱后裔在撰修新谱时，发现并纠正了这一错误，指出：湖南宝庆与黄州，相去一千余里，“试问黄州府在湖南吗?”这种情况的发生，主要是因为四川移民中麻城孝感乡人在各地势力很大，一些外籍人为优化自己的生存环境，而不得已“冒籍”。

五、麻城人与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

明末清初，地处西南的巴蜀大地经历了历史上罕见的天灾人祸：从平定杨奢叛乱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开始，紧接着便是张献忠三进三出的“屠川”，吴三桂在四川的疯狂烧杀，明官军和四川地主武装的杀掠。瘟疫、大旱、水灾甚至虎灾也接踵而来，给四川的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清初，朝廷为迅速恢复四川的生产，采取了招还流遗，鼓励移民入蜀等垦荒的措施，再次推动了大批湖广移民入川大潮。麻城人因有明代入川移民的广泛联系，在清初一系列优惠政策的吸引下，在这次移民大潮中，再次充当了先锋，从而也使“麻城孝感乡”逐步演变成巴蜀外籍移民最响亮的移民祖籍地，进而使麻城孝感乡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成为巴蜀移民的共同记忆符号。

1、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出现了历史上最少的记录

据统计，顺治十八年(1661年)四川布政使司共有人丁16096人。按照自顺治至雍正朝所计“人丁户口”系指男丁16岁以上至59岁以下的人口，丁外又如妇女、小男、老男才是总人口的标准推算，四川的总人口为80480人。这个数字是四川历史上人口统计的最低数。该年全国的总人数为一亿零五百三十五万。四川总丁数为全国丁数的0.0764%；四川总人数为全国总人数的0.0769%。以顺治十八年的丁口与明万历六年四川户、口的丁口比较，顺治十八年仅为万历六年丁口的6.1%，也就是说，明代四川人丁只有6.1%存活下来了。又以总人数进行比较，顺治十八年四川的总人数仅为万历四川总人数的2.6%，也就是说，四川只有2.6%的人存活下来了。

当然以上的数字是指当时能够登记载册的户口，由于明末清初四川长期处于战乱之中，大批民众逃亡，统计未必全面，但类似“数千里内，城郭无烟。荆棘之所从，狐狸豺虎之所游”“成都所属州县，人口断绝千里，内冢白骨亦无一存。人数既尽，〓遗无可为食，地中掘枯骨而糜之以糊口”的记载遍及四川各府、州县志，四川当时凋蔽荒凉当属不谬。

2、清政府鼓励各省之民入川开垦

招还流遗：顺治十七年(1660年)，四川巡按张所志看到四川土广人稀、道路榛莽，“招辑流移，各令复业”。康熙七年(1668年)户部题本说：“(四川)任此荒，增税无策，……舍招集流移之外，别无可为裕国之方。”该年十一月，户部复原任四川总督刘兆麒疏言：“蜀中流民寄居邻省者，现在查令回籍。而山川险阻，行李艰难。地方各官有捐资招抚，使归故土者，请敕议叙”。户部同意现任文武各官“招抚流民，准量其多寡，加级记录有差。”康熙二十五年六月，户部议复同意四川巡抚关于“四川乡绅，应回原籍”的疏请。并指出：“四川土广人稀，若居官者尽留他省，则川中人益稀少，愈致荒芜矣”。康熙二十七年，玄烨皇帝谕令四川巡抚噶尔图，原任四川巡抚姚缔虞奏请招辑四川流移缙绅回籍，要“次第行之”。康熙二十九年，玄烨谕令：“四川缙绅迁居别省者甚多，应令伊等各归原籍”。该年，四川巡抚姚缔虞，鉴于平定吴三桂四川大乱之后，“蜀绅宦游者多以故土荒残留滞异地”，“疏令还籍以实地方”。

以劝垦为考成：顺治十四年四月，福临根据户科给事中粘本盛疏奏，批准“督垦荒地，应定劝惩则例”。对督、抚、道、府，州县、卫所官员及文武乡绅劝垦有功人员给予奖励，又申明“开垦不实，及开过复荒，新旧官员俱分别治罪”。康熙七年(1668年)，题准四川文武各官招民复业，每百家记录一次，四百家加一级，五百家加二级，六百家加三级，七百家以上不论俸满即升。康熙十年六月，玄烨批准四川湖广总督蔡毓荣关于“敕部准开招民之例”的疏请。通过以上措施，以劝垦为考成，把州、县以上官员的政绩升奖，处罚与开垦联系起来，既调动了四川地方官员组织开垦的积极性，又起到了督促作用。

入川民人准其入籍：康熙十年，“客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开垦者，准其入籍”。康熙五十一年，玄烨谕令大学士：“嗣后湖广民人，有往四川种地者，该抚将往种地民人年貌，姓名、籍贯、查明造册，移送四川巡抚，令其查明。”雍正五年，户部议复四川巡抚马会的疏言“楚民入川落业者，定例令地方官给与印照验收……凡入川穷民，务令各该地方官给以印照，到日验明安插。”雍正六年又规定：“入川人户众多，奸良不一。饬令该管地逐户挨查，取结编入保甲。”康熙二十九年，户部批准四川陕西总督葛思泰疏言：“蜀省流寓之民，有开垦田土，纳粮当差者，应准其子弟在川一体考试。著为例。”但“如中试之后因原籍，并往别省居住者，永行禁止。”

开垦田土永准为业：顺治六年，福临要求户部，都察院传谕各抚、按，转行道、府、州县有司，凡各地逃亡人民，不论原籍，别籍必广加招徕，编入保甲，俾之安心乐业。查本地方无主荒田，州、县官给以印信执照开垦耕种，永准为业。”康熙二十九年，议准：“四川荒地多，流寓之人情愿在川居住垦荒者，将地亩永给为业。”雍正六年，是准：“各省入川民人，每户酌给水田三十亩，或旱地五十亩。若有子弟及兄弟之子成丁者，每丁水田增十五亩，或旱地增二十五亩……给以照票，收执管业”。

此外，还有“官给牛种口粮”，“新垦田地分年起科”，“鼓励老农入蜀教垦”，“春耕农忙禁派民役”，“查还官兵强占民田”等诸多优惠政策，鼓励外省人入川垦荒。这些政策的实施，立即掀起了新一轮的移民大潮。湖广紧邻四川，大批湖广人抢得先机，捷足先登，出现了移民史上又一次“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因有“麻乡约”为沟通四川和家乡麻城之间的信息和感情架起了桥梁。在清初这些鼓励垦荒的政策出台之后，具备亲情和信息优势的麻城人，便蜂涌入川，再次成为“湖广填四川”的急先锋。

3、明末清初入川的麻城人

明末清初，麻城人对四川更为了解和熟悉。加之，当时麻城地区开始陷入战乱，后来又接连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导致了空前规模的入川寻生路，入川寻发达的移民潮。特别是康熙至乾隆年间，麻城中南部许多家庭都是亲兄弟、堂兄弟携子侄成群结队涌向四川。各姓氏家谱中记载颇详。

①随张献忠入川的麻城人：

明崇祯十六年(1627年)4月，张献忠进麻城，一次性编入当地义军五万七千人，别立“新营”。翌年7月，改称“英勇营”，由洪正隆率领随张献忠入川征战。兵败后，这批军人隐姓埋名，散落于民间，在四川繁衍生息，且大多自称为麻城孝感乡的开垦之民。

②“奉旨垦荒”的麻城人：

南川县的许多移民都来自湖广省，尤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为多；渠县的落籍移民据傅昌志先生统计共58支，其中来源麻城孝感乡的有21支，这21支中有15支来源于“麻城县孝感乡细鼎子高阶堰”，此外，还有祖籍地集中在孝感乡“洗脚河”，“大石板”，“扒凿岭”，“青山”，“复阳村”，“卧牛石”的。这些移民大多称为“奉旨垦荒”或“奉旨实川”。据四川和麻城两地民间流传的说法，那时朝廷颁发“楚民实川之诏”时，一些地方官为争政绩，四川和麻城一带的官员进行勾结，在一些地方实施过强行移民。他们往往把一个个村子围住强行迁徙，所以移民的原籍不仅大地名相同，连小地名也一样。著名作家马识途的祖先来自麻城，那是在乾隆年间，马氏四兄弟从湖北麻城奉旨垦荒，他们从长江溯水而上，到达忠州离石宝寨十多里的弯丘和沙坝落业，现在马氏四支人共繁衍后代千余人。

嘉庆汉州志：据《黄氏祠序》“天府古国，海内羡为乐业，而黄氏(原籍湖北麻城县)子孙遂由此西迁而乐业焉。”

③逃荒入蜀的麻城人：

在清初“移民垦荒”优惠政策的引导下，麻城人只要遇到歉收，或家中人多口阔、入不敷出，或是破产失掉了土地，便奔赴“天府古国”的四川。著名作家艾芜(原名汤道耕)的祖先，在原籍麻城孝感乡是以种田为主的耕读人家，但因失掉了土地，康熙中叶在“湖广填四川”的大背景下，只有到西蜀去求生存，于是携带妻子儿女，从长江水路进入四川。清初麻城一带接连发生旱灾、水灾、瘟疫、蝗灾，甚至地震，可以想象，清初因逃荒入蜀的不在少数。

④经商入蜀的麻城人：

随着入川麻城人的增多，也由于“麻乡约”逐步演变为能运送大批货物的“马帮”商行，四川与麻城之间的贸易逐渐兴盛起来。四川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农产品丰富起来，粮食的价格甚至低于湖广许多，而麻城家乡一带的特产在四川也格外受到广大湖广移民的欢迎，于是有不少麻城人结成了商帮。有不少人经商发财，成为一方巨富。在麻城各姓氏族谱中，均有“入川贸易”的记载，有一些巨贾还在族谱中立有传。如麻城《熊氏族谱》，《刘氏族谱》，《尉氏族谱》等等，都记录有其祖先怎样通过到四川贸易发家致富，然后恩泽族人的传奇经历。

除了以上几种情形的入籍四川者外，还有入蜀游学、教书、行医的麻城人；在川为宦改籍的麻城人；慕蜀地山川形胜入籍的麻城人；入川隐居避祸的麻城人；甚至还有一些麻城的和尚、道士也前往传法布道西蜀。

据光绪《广安州新志》载，湖北黄(州府)麻(城县)籍的移民，占入籍广安州人数的26.64%，在四川的有些地方，这个比例更高。

4、清初湖广移民仍打“麻城孝感乡“旗号

麻城县孝感乡作为元末明初迁川的中心，一直是当年迁川的湖广移民——后来的土著、“旧家”人心目中的精神家园，更是他们的祖籍识别标志与“品牌”形象。可是到了清初，大批外省移民，主要是湖广移民，也打“麻城孝感乡”的旗号，竞相称道自己的祖籍也来自麻城县孝感乡。而当时，麻城县孝感乡早已在明代成化八年撤消了。

究其因，我们认为，在清初外省移民大量入川之前，元末明初入居四川的黄麻籍和“麻城孝感乡”的老民，是清政府最先招揖四川的对象，他们从外地逃难返籍归来，成了在战乱后再造“天府”的资格老民。同时，大批黄麻饥民利用元末明初以来曾经有大批人员迁川的特殊历史渊源，轻车熟路，捷足先登，成为最先在四川落户的外省移民。依次入川的新移民在落户到某一个具体地区时，由于人生地疏，必然面临着更为强大的土著势力和竞争对手。为了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与复杂的人文环境中求生存，立足稳，他们不得不动用一切有利的社会资源，力求“荫以自庇”，得到当地社会、名望家族的支持和保护。在这方面，由元末明初就迁来的麻城孝感乡移民，也就是此时的土著居民，无疑“最能当此重任”。一方面由于他们入川时间早，资格老。他们在四川的经历和对四川的认识和经验，已融入当地社会的现实，他们在后来的移民面前，具有更多的物质和精神优势。另一方面，他们不仅人多，而且素质高。早期麻城孝感乡的移民人才辈出，人文荟萃，且颇多世家望族。如：明代首辅杨廷和家族，明代思想家，易学家来知德家族，清代康熙朝户部尚书张鹏翮家族等等。这些都在无形中提高了麻城孝感乡在四川社会上的地位、声誉，以至形成“麻城孝感乡”这块在清代四川颇有影响的移民品牌。它象磁铁般吸引外来移民，促使他们聚集在麻城“孝感乡”的旗帜下。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一些湖广移民出于同其他省籍移民竞争社会资源的需要，在入籍之初，就将自己某世祖先说成是来自“麻城孝感乡”的，这也是许多四川清代移民仍称“麻城县孝感乡”的原因。

六、麻城移民对川、渝社会经济的深远影响

从元末明初到清代中期的麻城籍移民，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对四川、重庆等地的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不仅开垦了大量闲置的荒地，兴建了大量的生产生活设施，还从家乡带去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种植模式，在与当地居民的交流中提高了生产水平，恢复和发展了四川经济；他们与不同省籍移民间，与当地居民间通婚，促进了人口繁衍的优化；他们还将家乡的语言、饮食、风俗习惯带到四川，促进了巴蜀文化与荆楚文化的融合；他们在艰苦和复杂的环境中生存发展，历炼了意志和品格，涌现出大批的杰出人物，为国家和四川之发展进步作出了卓越贡献。

1、麻城移民为四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大移民，最直观最显著的作用在于为四川补充了大量的劳动力资源，使四川的土地资源得到了充分开发。以清代的重庆地区移民为例，康熙十年(1671年)重庆地区仅有耕地面积12.4万亩，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已达到584.39万亩。雍正六年清丈土地后达到1259.76万亩，以后长期保持耕地面积在1100万亩到1200万亩。耕地面积几乎是清初大规模移民前的100倍。到了乾隆年间，四川的农业生产达到甚至超过其它地方，出现了川粮济楚，川粮济闽、台，川粮济滇、黔，川粮济陕、甘等大量粮食出口的壮观景象。以麻城移民为代表的湖广移民是入川最早的外籍人，对移民入川起到了领航和主力作用；麻城移民从元末到清中期持续不断迁往四川，是四川劳动力最稳定的补给地。人是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麻城人对四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自然具有特殊的历史性的贡献。

2、麻城移民为四川带去了先进的耕作技术

明清移民中，麻城老民和江西迁来麻城的新民源源赴川，将江西、湖广两地的一些新的耕作技术，新的农作物品种带进四川，又将这些较先进的技术广泛应用于生产实践，使四川的农业生产技术具备了杂交优势和后发优势。祖籍麻城的阚昌言，在任四川德阳知县时，结合祖籍地的生产经验和四川的自然条件，写成了《农事说》一书。该书从天时、地利、人力三方面，分别讲述抓紧农时，改良土壤，讲究耕作技术等诸多农技，在任内“常巡视陇亩，劝课农桑”，用他的农学理论直接指导生产，大大地提高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水平。

3、“麻乡约”开中国近代邮政通讯之先河

元末明初，麻城大批迁往四川的垦农远离故土，思乡心切，相约每年推选不负众望者回乡探望，往返捎带家信和两地特产，以致年年如此，相约成习，这就是著名的“麻乡约”。它是我国通信史上的一大创举，为明朝中叶民信局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到清代咸丰中叶(1855年)，“麻乡约”逐渐演变为客运、货运、送信的民间商帮组织。著名的“麻乡约大帮信轿行”，其业务不但涉及西南三省，还远至汉、沪、津、京、滇、缅、越、清。“麻乡约”带动的乡情传递，至今绵绵不绝，它极大地促进了人们之间的信息和货物交流，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4、“泸州老窖”名扬天下

洪武四年，从麻城孝感乡迁出，落籍四川隆昌的郭孟四，是隆昌郭氏的开山祖。家族繁衍浩大，人丁兴旺，距今已有600余年，传30余世，估计在世人口5000余，郭氏家族在明代中叶已靠酿酒致富，到清嘉庆年间已富甲一方。万历十三年，郭氏在泸州兴办天成曲酒厂，是驰名中外的曲酒“泸州老窖”的原产地，曾获巴拿马博览会金奖。泸州老窖品牌，虽经时代变迁，至今仍名扬天下。这正是麻城移民开拓进取，不断创新精神的一个缩影。

5、促进四川官话的形成

据崔荣昌《四川方言的形成》一文，四川官话是由外地人带入的。元末明初的战乱和大移民，大批湖广籍和部分陕西籍、安徽籍的军人和平民留居四川，到清代前期，从湖广地区为主的大批移民入川，从而形成了今天的以湖北话为基础的四川官话(成都语音)。语言专家通过对麻城方言和西蜀方言及成都语音的比较分析，认为麻城方言与西蜀方言在声母、韵母、声调、声韵调配合规律上，除少数地方稍有出入，基本一致。至今有些典型的方言词汇在麻城和巴蜀大地仍然通用。如：解手(小便)、一路(一起)、要得(行，可以)、歪(不正规)、晓得(知道)、扯谎(撒谎)、麻了(糊涂了)、二回(下一回)等等。

6、麻城籍移民后裔群星璀璨

麻城移民在长期的艰苦创业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坚韧不拔，开拓进取，刻苦耐劳，团结互助，崇尚正义，爱国爱乡”的“大客家”精神。在这种精神的传承下，麻城籍移民及其后裔，创造出了非凡的业绩，涌现出一大批杰出人士。他们中有：明弘治年间首辅内阁大学士杨廷和及其子杨慎(升庵)，明嘉靖年间状元、文学家。明代思想家、易学家来知德，明末著名的巾帼英雄秦良玉，清康熙年间著名廉吏户部尚书张鹏翮，兵部尚书李先复，农学家阚昌言，创办“泸州老窖”的郭氏家族，民主革命先驱、《革命军》作者邹容，“辛亥革命中坚”、同盟会员郭蔚华，民国元老张群，中共四川地下省委书记、著名烈士罗世文，中共早期革命活动家、著名烈士李硕勋、原国务院总理、人大委员长李鹏，著名经济学家、全国人大常委胡代光，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将领张爱萍、熊光楷上将，著名作家马识途，艾芜等等，他们不仅是麻城移民的荣耀，也是整个四川和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七、麻城近代以来的人口迁徙

近代以来，清咸丰年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波及麻城；咸丰八年(1858年)陈玉成率领数万之众攻入麻城；同治元年，商城白莲教徒罗五崽潜入麻城，发展教徒策动起义遭清廷镇压；同治三年太平军回救天京集结麻城；同治四年，麻城哥老会发动起义……麻城百姓饱受战乱之苦，民不聊生，这期间又有大量难民因避难逃往四川。

民国时期，战争不断，麻城境内人口迁出者颇多。民国21年(1932年)麻城县域一部分划出，新建河南经扶县，加上国民党反动派对红色根据地的“围剿”，人民惨遭杀害，在麻城境内先后有万余青壮年参加红军，离开家乡，走上漫漫的长征路。

1949年，蒋介石带领国民党军逃居台湾，其中有麻城籍数百人，至今定居台湾、香港、美国、澳州等地。

新中国成立以后，麻城境内人口迁徙也较频繁。

解放后的人口迁徙主要有以下四种形式：

1、地区支援性人口移民

1959年为了响应党中央、国务院支援边疆社会主义建设的号召。当年12月麻城县委、县人委根据上级精神，在县城召开万人大会，号召广大干部、党、团员带头支边。全县有8万人报名，经审查，批准5669名青壮年支边，其中：男3615人，女2054人。支边人员中有区级干部10人，公社干部36人，大队干部262人，小队干部167人。此外，还有随行家属1468人，共计移民新疆落户7037人。

2、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为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麻城境内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人口迁徙。但这次人口迁徙在1980年后，逐步趋于平静，“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逐步返回各自的原籍地。从1964年到1980年全县共接受安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插队落户11853人，其中，组织本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2926人，接受安置武汉等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8927人。随着落实有关城镇下放居民政策，下放人口陆续返城，到1980年除极少数女青年在农村安家外，其余全部返回原居城镇。

3、麻城境内修建水库出现的境内移民

解放后，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麻城境内修建了大量水库。因修建水库，境内发生了大批的人口迁移。从1952年至1972年，麻城修建水库54座，搬迁自然村100多个，迁移7325户，人口38383人。在实施移民中，国家下拨移民经费240万元。在这些水库中，尤以浮桥河水库、明山水库、三河口水库、大坳水库等迁移人口较多。到1985年，搬迁自然村达到137个，户数达到7825户，迁移总人数达到4万人。

4、改革开放后的外出人口

麻城是一个人口大市，全市人口116万，在湖北省各县市中名列第四。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大量富余劳动力从农村走出来，参与到全国各地的各行各业的建设，他们不仅为当地的经济建设贡献了力量，也为家乡每年带来了数以亿计的发展建设资金，极大地改善了家乡的生产生活条件。在这些“打工”人员中，大部分每年均要返回家乡，也有一部分在外地落户。

据麻城市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市外出半年以上人口有20.6万人，占全市人口的18.22%。如果加上短期外出人口，全市经常外出人口26万人。在外出半年以上人口中，集中分布居前十位的地区如下：广东省92539人，占全市外出人数的44.97%；江苏省19570人，占全市的9.5%；到北京6914人，占全市3.36%；到上海6112人，占2.97%；到浙江5026人，占2.5%；到天津3251人，占全市的1.58%；到福建2498人，占全市1.21%；到辽宁2224人，占1.1%；到山东1964人，占0.95%；到新疆1661人，占全市0.81%。除港、澳、台之外，麻城人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其中，尤以往广东、江苏等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最多。在外出打工目的地中，逐渐形成了麻城人较为集中的地方。如：武汉市的红钢城、汉西火车站、黄石水泥厂、江苏的昆山、太仓，广东的东莞、珠海。外出人口中，近几年在外定居的比例增加，估计约占外出人口的10%。

这些外出人口在麻城各地的分布为：龙池办8959人，鼓楼办13574人，南湖办9506人，中驿13572人，宋埠11496人，歧亭5770人，铁门12791人，白果18776人，夫子河8843人，阎河7419人，龟山9747人，盐田河8150人，张家畈15186人，木子店11290人，三河口7040人，黄土岗8050人，福田河10868人，乘马岗11403人，顺河11380人。其中：张家畈、福田河、鼓楼、夫子河四个乡镇办的外出人口占到了各自乡镇办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此外，麻城还有大量的常规人口迁徙，如招生、招工、参军、干部调动，学生分配，军人转业等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流动日益频繁，新一代的移民数量将远远超出历史上的任何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