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麻城孝感乡”真相

池小小

为什么是麻城？

今天，在川、渝地区普遍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要问祖籍在何方？湖广麻城孝感乡。”有关“麻城孝感乡”的口碑传说，世代流播，承载着诸多历史文化信息，但至今缺乏讲清其来龙去脉、发展演变的学术著作,致使该问题仍是困扰巴蜀民众的一道难题。

近年来，一波接一波的川渝民众，试图按照口碑传说以及族谱、碑刻的记述，在湖北某个地方寻找到自己祖先生活的家园。

祖先同乡传说

在中国移民史上，在有迁徙历史的人群中, 有大量移民后裔声称自己祖先来自同一个很小的地方,这种现象在全国较为普遍。日本学者将这种祖先“从同一个地方迁移过来的”的现象，称之为“祖先同乡传说”。

在这些传说中，作为某一地区祖先来源地的地名，小至一乡、一村、一巷、一坝，乃至一座城门，一颗树，往往记述得十分具体，细致入微。

例如，在华北以及江苏、安徽、陕西和东北等地，广泛流传“祖先来自洪洞大槐树”的说法；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人们多将“南雄珠玑巷”视为祖籍地；福建“宁化石壁村”则被客家人视为其渐次南迁的祖地；“苏州阊门”被苏北地区人们视为祖籍地；江西鄱阳“瓦屑坝”被安徽及鄂东地区人们视为祖籍地；山东“枣林庄”被皖西丘陵地区人们视为祖籍地；江西南昌“筷子巷”被荆湖平原地区人们视为祖籍地；在川渝地区则称祖籍来源于“麻城孝感乡”，等等。

这些移民发源地被千百万移民及其后裔世代牢记在心中，绝不是偶然的。其中必然经历了数不尽的历史演变，蕴藏着一时难以说得清楚的文化奥秘。

麻城县的地貌概况

麻城县位于大别山（今河南、安徽、湖北交界处）南麓中段，兼有高山、丘陵、平原地形，可以说是一个多样化的生存环境。

麻城县的资料简介称，麻城全境的地貌有如马蹄形。近年来，有川人从麻城寻根归来，在叙述所见麻城地理环境的直观印象时，说它像是一个“撮箕”。

而在一位美国学者眼中，麻城地图更像是“呈45度夹角放置的一片树叶”：“茎在西南（指向武汉），尖（松子关）在东北。树叶的中心是平地，边缘是山脉……叶脉是水道”。

比较起来，我们更愿意相信，“撮箕形”更符合川人想象中的移民祖地形状，它更加生动、形象、准确地表达了眼前的麻城地貌特点。

如果站在麻城东北部的高山之上，举目瞭望，就会发现麻城县的整个地势东北部高，西南部低，由东北向西南倾斜敞开，呈中山-低山-高丘-低丘-平原逐级下降的阶梯式地形，简直就像是一支北东向南西倾斜的撮箕：县的东北部、北部、西部，是倾斜敞开的山脉、丘陵，恰似向外延伸的撮箕背；西南部正对长江平原，恰是撮箕口；斜向展开的西南部平原，恰是撮箕的底部。

麻城东境、北境山势险峻陡峭，形成了许多关隘险阻。麻城关隘重重，素号形势绝险之地。大别山素有“十三险关”之称，其中有“五关”就森列麻城北境。

兼有平原、丘陵、山区地形地貌的麻城县，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说。由于麻城整个地势东北部高，西南部低，由东北向西南倾斜敞开，故“县境东北多山，西南大半平阳”，以至西北境“渐成平陆”。这样，形成了山区多集中分布于东北部，丘陵多集中于西北部，平原多集中于西南部的基本格局。

麻城的平原多集中于西南部。县志有所谓“县东北多山，西南平原，间有冈阜”的记述。麻城西南平原的形成，与流经境内的河流有密切关系。麻城境内溪流密布，山涧纵多。大小河流1580多条，5公里以上的河流134条，由此形成了麻城的河谷冲积平原。据统计，麻城平原面积12.8万公顷,约占全市总面积的35.6%。

麻城的地形按自然和人为生态，被明显地分成了三个界限清晰的地带，正如美国罗威廉教授所说的：“也就是‘树叶’的茎干和中心，以及两侧的边缘地带。”

正因为麻城地理条件独特，兼有山区、丘陵、平原的地形地貌，地表资源相当丰富，加之光能充足，雨量充沛，因此，最宜于多样化的农作物生长，在历史上这里就是一个传统的农耕之区。

独特的地形地貌，与独特的区位条件相结合，形成为麻城县独特的地缘优势。概括起来，历史上麻城县的地缘优势具有以下特征：

（一）鄂东边陲之区。麻城县界在鄂东边陲，北与今河南省新县、商城以山脊为界，东北与安徽省金寨县为界，是一个地处鄂豫皖边的名符其实的“三不管”地区。因此，在地缘上远离政治权力中心，属于“山高皇帝远，猴子称霸王”的偏远地区，容易形成鞭长莫及之势。

元末红巾军起义后，天下大乱，群雄称霸，鄂东的麻城地区就成为率先聚众起义之地。至正十一年（1351年）八月，西系红巾首领徐寿辉与麻城铁匠邹普胜结合，在鄂东地区以红巾为号发动起义，就是利用了这一地缘优势，得以在此区建立“天完”农民政权，进而成就一方大业的。

（二）兵家必争之地。麻城地处鄂豫皖三省要冲，素有“屏蔽江淮，北控天中，东引吴会，形势险要”之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无论是从中原南下进取江南，还是北指中原逐鹿天下，无不以先据麻城而居主动。这是因为麻城雄关重重，五关翳锁，易守难攻，实为四固之区。历史上许多重大战役皆围绕此区展开争夺，上演过无数战史上的著名战役。

如早在春秋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这里就发生过载诸史册的吴楚柏举之战，吴楚双方投入兵力近20万，最后以吴胜楚败告结束，当时指挥吴军的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孙武。

三国时曹魏曾戎兵西陵（即今麻城），以御孙吴；后吴大将陆逊率兵以西陵（今麻城）为国之屏藩。两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豪强们侵夺兼并，各创霸业，此地曾发生大战达十二次之多。

南宋时期，金兵两度犯五关、拔麻城；忽必烈率蒙军渡淮，经麻城进犯江南。元末陈友谅，明初朱元璋，明末李自成、张献忠，清代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陈得才和捻军将领赖文光、张宗禹、龚得树等，都在麻城留下了鏖兵的足迹。

近年来，在麻城市一片山区发现了60多座古代兵寨堡垒群落，其中面积较大、保存较好的有东山寨、雁门寨、云雾山寨等12处。这些兵寨堡垒散布在麻城市方圆百余公里的奇峰峭壁上，是连接北方和南方的要冲。

兵寨依山就势，大多为石块垒成，高六七米，石墙厚达一米，犹如一座座城堡。每座兵寨前都有寨门，寨下有多层兵道、战壕，寨内有石房，寨周有箭垛、瞭望窗、箭楼。这些兵寨堡垒形态各异，有的寨与寨之间还有兵道相连，瞭望孔之间可以相互联络，形成了完整的防御体系。

直至1920年代的现代革命，还有1930年代的国共内战，这里也曾经发生过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由此为麻城留下了深刻的“红色文化”的集体记忆。

（三）人群集聚之所。麻城不仅有险可守，而且宜于农耕，适合众多人群集聚。麻城因独特的地利条件，盛产各种农作物。

如在东北山区，“厥壤高坟”，“产谷麦，山地棉花不蕃茂”；西南平原区，“厥壤旷衍”，“土肥沃”，“出棉谷”。东部山区少棉，“以养蚕丝出产为大宗”。加之水利灌溉和交通方便，流经麻城中南部平原的举水河注入长江，不仅是中南平原地区农作物的主要灌溉水系，也是麻城市对外交往的水路交通干线，不失为鄂豫皖三省边缘农副土特产品的加工和集散中心。

正是凭借这些有利条件，故当国内政局战乱加剧之时，麻城容易成为接纳众多避难人群的聚居之地。

元末明初，天下大乱，群雄争霸，江西一时间成为各种势力争夺的焦点。饱受战乱之扰的江西地区的民众，出于求生的本能，竞相逃往有险可守、有地可耕、宜于众多人群居住的麻城避难生存。

对此，罗威廉教授指出：“这一蹄形的中心高地，是中华帝国最持久稳定的地区之一。虽然有周期性的移民出入浪潮，该地却是一批相当稳定并扎根于此的人口的发源地……麻城在历史上更多地不是制造难民，而是从农业匮乏地区接受难民（通常是穿过山区而来的豫南难民。”

除来自河南的难民外，至今麻城人多称自己祖先来自于江西的传说。这些外来难民之汇聚于麻城，在很大程度上也与麻城适合避难人群生存的地理优势有密切关系。

（四）人文繁庶之乡。康熙九年（1670年），重修《麻城县志》告竣，曾任晚明山东历城知县、后自号“禅悦老人”的汝南人宋祖法，在《序》中记述了明代麻城人文繁盛的局面：

（麻城）昔为僻壤，今号名区。文献轶群，甲于天下。余发未燥，即闻其衣冠风政、田园物产、管弦沸楼，鱼虾腥市、声光雄埒，震耀邻封，乃光、黄之绝无而仅见者。若夫四民之首，人文秀出，家弦户诵。科第则麟经之乡会，名魁无出其右……

洪武初年，在明朝的治理下，麻城经济、社会有了较快的发展。麻城民谣有云：“东乡田庄，西乡文章。南乡经商，北乡酒浆。”

这一独特的民风就是从明朝开始奠定基础的。有明一代，麻城由原来偏处鄂东一隅的“僻壤”，一跃而成为一个人文“乡会”的“名区”。境内拥有万松书院、白杲书院、道峰书院、百元书院等十余所全国闻名的书院。

在浓厚的学术氛围下，明代麻城共产生了121名进士，培育出了邹来学、李长庚、梅国桢、梅之焕等一大批文化名士。同时，还涌现出梅氏、李氏、刘氏、邹氏、周氏等名重一时的世家大族，更吸引了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性灵派“公安三袁”、作家冯梦龙等学者在麻城进行学术创作活动，由此开创了麻城文风繁庶局面，促进了麻城文风的昌盛。

降临在华中地区的第一场“红雨”，就发生在蒙古统治下的麻城。大移民，正是从这里拉开序幕的。（未完待续）

池小小

孝感乡的确真实存在

麻城孝感乡，虽然在巴蜀大地有着相当高的知名度，但在正史中却罕见记载。现在所能查到的有关孝感乡建置的最早文字记录,是康熙九年(1670年)编纂的《麻城县志》：

初分四乡，曰太平，曰仙居，曰亭川，曰孝感。统一百三十里，里各有图。成化八年，以户口消耗，并为九十四里。复并孝感一乡入仙居，为三乡。嘉靖四十二年，建置黄安县，复析太平，仙居二乡二十里入黄安。止七十四里。太平乡原额五十八里，后并作二十五里；仙居乡原额五十四里，后并作二十五里；亭川乡原额二十五里，后并作二十四里。国朝因之。

这段文字完整地记录了有关麻城县下乡镇一级行政区划变迁过程，同时也最翔实地记述了孝感乡由并到撤的历史。这段文字其后又被乾隆、光绪、民国三个版本的《麻城县志》所收录。

根据这段文字证实，孝感乡作为麻城下辖的一个乡级行政建置，确实在历史长河中存在过。只是后来经过两次行政区划调整，孝感乡就从麻城政区中消失了。

有关麻城县的这两次行政区划调整，第一次发生在成化八年（1472年），麻城县因为“户口消耗”，下领四乡并为三乡，孝感乡被并入到了本县的仙居乡。

第二次发生在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前次调整被并入到仙居乡的孝感乡，又随仙居乡并入到了黄安县。

由于黄安县设置时,是由原麻城县太平、仙居二乡二十里甲、黄陂县仙源一乡八里甲和黄冈上中和一乡十二里甲组成的,所以,有学者认为，原孝感乡至多只占黄安县地盘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

孝感乡始建年代

从康熙《麻城县志》记述可见，孝感乡在明成化八年因“户口消耗”被并入仙居乡。后又有部分划入黄安县，终清一代也未恢复。也就是说，它从此就在湖广的文献中消失了。

这里牵出了两个问题：其一，始见于康熙初年《麻城县志》记载的这一明代孝感乡的建置是否可靠？其二，孝感乡是否仅见于明代，在此前的时代是否还能找到存在的线索？

关于前者，需要从康熙《麻城县志》的编纂说起。根据该志序言可知，麻城志创修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称为《麻城志略》，由县令苏松委托毛凤韶主修。《麻城志略》共9卷,“毁于前明”,业已失传。

既然《麻城志略》创修之时，正值麻城县两次行政区划调整之际，则《志略》就不能不涉及到一些乡镇调整的资料。于是，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测：如果其时志稿尚未完成，则康熙九年(1670年)《麻城县志》有关孝感乡被撤销的资料,当系第二次行政区划调整时的原始记录。

如果《麻城志略》在调整行政建置区划之前已经成书,则这条资料可能就是康熙年间根据前代记录追述的。由于康熙志“简而有法,犹存明代志乘遗意”，证明它可能参考了残存的旧志篇章。

总之,无论何种情况,康熙志上的这条资料绝非杜撰,其权威性与可靠性是毋庸置疑的。

关于后者，即孝感乡始建的年代，涉及麻城县何时设立四乡的问题。最早完整记录麻城县下的乡镇的资料，可追溯至北宋时期。

在唐至宋的历史长河中，麻城县下一直有四乡（或六乡）六镇的设置。当然，它仅存镇名，不载乡名。正因为如此，所以也无法查到宋代麻城县下所领四乡或六乡中是否有孝感乡的存在。

康熙《麻城县志》对于明初县境中的太平、仙居、亭川、孝感四乡的记载，虽然没有提到各自的始建年代，但这并不等于说，孝感乡不可能上溯到明以前的年代。由于太平、仙居、亭川三乡的建置一直延续到了明清，而孝感乡的建置则终止于成化八年（1472年），也就是说，它在明朝277年的历史中，仅仅存在了105年。至于明代以前是否有孝感乡的记载，则只有依靠其他史料来建构了。

根据相关史料，两宋时代即有孝感乡的史实，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孝感乡地理方位

目前，对于存在于明初以来百余年间的孝感乡，其所对应的地理方位究竟在哪里的问题，学界一直存有争议，至今尚无定论。学界围绕孝感乡的地理方位所进行得推测，大致形成了三种观点：

第一，黄安说。

1992年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的李懋军，在其硕士毕业论文《明代湖北人口迁徙研究》中，对麻城孝感乡的地理方位首次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考证。

首先，从人口减损角度，他认为，孝感乡并入仙居乡的主要原因在于其户口减耗过甚，已不足以作为一乡而存在。如果其位置紧靠县城，即使迁出大量人口，由于县城作为一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虽有明初移民大量迁出，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人口也应当有所回升。然而，从明初直到成化初，孝感乡人口不仅未能回升，却因户口减耗过甚，不得不并入仙居乡，可见孝感乡的位置应较仙居乡偏西一些较为合适。

其次，在风俗地理面貌角度，他认为黄安县县治设在麻城县西的姜家畈，这一带的地势是“四距皆山，中有平原”但“其地多田亩，稀少居民”，而孝感乡在明初人口较多，后因户口损耗，造成居民稀少，而并入仙居乡，加之两地地势、风俗相同所以认定孝感乡位于黄安县治所所在区域。

最后，族谱旁证的角度，作者在上述推理基础上又根据泸州《王氏族谱》中保存有三世祖所做的谱序，此序作于景泰七年（1453年）其后人在序中“麻城孝感乡”这个地名下面加了一个注：“嘉靖中改为黄安县”。由于族谱中保留康熙四年的谱序，因此作者推测谱序应该不晚于康熙四年。最终肯定了孝感乡位于今黄安县姜家畈一带。

随后，葛剑雄先生在《麻城孝感乡——中国历史上的移民发源地之一》一文中，也采纳李懋军的结论，并进一步认定黄安县的东南部，即是原孝感乡地。

第二，麻城西南说。

凌礼潮先生根据弘治《黄州府志》卷1载孝感乡撤并后的三乡位置“太平乡在县东，领四十三里；亭川乡在县南，领一十二里；仙居乡在县西，领三十九里”。又根据麻城地形，推断出“亭川、太平两乡为高山区，仙居乡为低山高丘区，孝感乡位于举水冲积平原上”其包括麻城西南部的白果镇、铁门岗乡、岐亭镇、宋埠镇、中馆驿镇、顺河集镇南部、南湖街道办事处南部，及黄安县倒水河以东、叶河乡以南部分。进而认为，孝感乡主体部分在麻城而不是在黄安县。

苏东来通过搜集麻城孝感乡移民后裔记载在族谱中的祖籍小地名出发，共搜集37例，对照麻城地图可以确认的有11例，这11例小地名分布范围也集中指向麻城西南部地区，这与凌礼潮先生的考证有异曲同工之处。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史料的进一步发掘，对于孝感乡的地理方位又有新的进展。其中，熊连可先生珍藏的一枚绘有《麻邑四乡坛域图》的印章，其上有四乡的大致分布范围，显示孝感乡位于麻城南部偏西位置。

第三，麻城东南说。

这是近年来从新近发现的麻城《邹氏族谱》收录的《都碑记》一文中所形成的新观点。

根据《都碑记》记述，明末清初麻城学者邹知新从小时候听乡老所说：“孝感乡都在邑城东南，勿远”。于是，有学者又据此推断孝感乡都的位置，当在麻城县城东南七里的沈家庄（今鼓楼街道办事处）。

考虑到明代麻城县第一次行政区划调整时，是将麻城西南的孝感乡并入黄安县，而黄安又与麻城“地里相近,山川相同”，因此，上述第一、二两说，即将孝感乡定位于黄安（东南）与麻城西南，其实并无原则分歧，二者只不过是立足点不同，因而强调侧重有所区别而已。（未完待续）

（本文根据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项目《区域文化整合与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研究——“麻城孝感乡”现象的历史解读与认同建构》的最终成果——陈世松等著的《大移民：“湖广填四川”故乡记忆》一书的部分内容编辑整理。如需详细了解，请到书店购买此书。）

池小小

元朝初期，湖广移民就开始

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军下临安（今浙江杭州），宋帝奉表迎降。至元十六年（1279年），合州（今重庆市合川区）降元，宋朝灭亡，四川宣告平定。

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元世祖采纳四川行省的建议，命官从各地镇戍军中抽调一万人，进入成都平原，择膏腴之区立屯耕种。

宋元战后的成都平原

宋末元初的成都平原，由于遭受了长达半世纪的战争破坏，早已经不是历史资料上所描绘的那种“沃野千里”，“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繁盛富足的局面，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久经战乱，田土大量荒芜，人口空虚，亟待恢复的凋残之区。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在宋元战争初期，蒙古军曾经攻破成都及其周边的平原州县，造成的惨烈灾祸是前所未有的。

大量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四川社会中那些能够体现上自汉唐五代，下及两宋时代的经济繁荣面貌、生产技术程度和文化昌盛水平的种种成就，在经历这阶段的战争之后大多消失了。

川西地区，原本是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但经过蒙古骑兵多次屠戮后，成为全川人口损耗最为严重的地区。据南宋蜀人吴昌裔记载，蒙古军“屠成都，焚眉州（今眉山），蹂践邛（今邛崃）、蜀（今崇州）、彭（今彭州）、汉（今广汉）、简池（今简阳）、永康（今都江堰），而西州之人十丧七八……昔之通都大邑，今为瓦砾之场；昔之沃壤奥区，今为膏血之野。青烟弥路，白骨成丘，哀恫贯心，疮痍满目，譬如人之一身命脉垂绝，形神具离，仅存一缕之气息而已。”

上述府州县，俱为川西平原地区，其人口损耗之严重之惨触目惊心。元人虞集也记载：“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经过蒙古军初入蜀境的摧残后，“蜀士荐罹兵革，民无完居，一闻马嘶，辄奔窜逃匿。”

除战乱导致四川人户的大量死亡和逃散外，战后蒙古军将和豪右之家对人户的匿占，也是造成元初载籍户口减少的重要原因。

元初四川人口大量锐减，造成四川人口史上一大奇特现象，即全川各地“古户”、“旧族”、“土著”几乎灭绝。

鉴于长期战乱后的四川州县，普遍出现了“地荒民散”、“户口凋零”的情况，元朝统一全国后，对州县一级行政建置作大幅度的调整，四川各地都发生了“改州换县”的现象。

据《元史·地理志》统计，四川因地荒民少而牵涉或废、或降、或并、或损等变动的州、县数量相当普遍，仅成都路变动州县19个（隆州、仁寿、怀州、金堂、德州、德阳、绵竹、汉州、导江、青城、灌州、崇庆、江原、保宁、威州、简州、阳安、灵泉、平泉），数量之多，居全省之最。

其中许多州、县变动的直接原因，都是由于地荒民散引起的。如成都府隆州（今仁寿县），“至元二十年，以此州地荒民散，并为仁寿县”。导江、青城二县，以“户少”省入灌州（今都江堰市）。简州平泉县（今简阳县西草池坝），“以地荒，竟废之。”

元初政府的应对举措

遭到严重摧残的成都平原，不足以抗御蒙古骑兵的冲击，南宋政权不得不作出放弃川西，退守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地区的决定。这样，失去政治、军事支撑的川西地区，便早早地落入蒙古军的统治之下。

蒙哥汗七年（1257年）七月，蒙古军进驻成都，将川西地区纳入其防守范围之内。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春，忽必烈即帝位之后，开始正式在成都设立军政机构，并把诏谕和安定四川社会秩序纳入议事日程。

元世祖是一位较早接受“汉法”的蒙古族统治者，他改变了前任大汗单纯依靠武力征服、“利财剽杀”的政策，进而接受汉族统治方式，大力提倡发展农桑。

为了尽快恢复川西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并将其建设成为支撑元军灭宋战争的后方战略基地，忽必烈采取招来新民，并给予一系列优惠待遇，相应拨给一定的土地、衣服、粮食、耕牛和种子等。

面对川西地区经济残破的严重现实，仅仅依靠新附民，仍不能扭转局面。在此背景下，元世祖决定仿效中国古代军事屯田的办法，尝试通过派遣军队集中屯垦的措施，以图走出困境。

早在蒙古军进取四川的初期，为解决驻军的粮饷问题，驻守利州的汪德臣、汪良臣部，就在白龙江一线大力发展屯田。

但由于当时屯田只是在军事征服中的过渡措施，并未形成固定的制度，因此说不上有大的作为。四川大规模屯田的序幕，只是在元世祖忽必烈时期才揭开序幕。

1260年，忽必烈即位之初，他就将善于经商理财的回回人赛典赤派往四川，担任陕西五路西蜀四川中书省。

赛典赤主持秦蜀政务伊始，结合四川地区长期荒芜的实际，即从足食方能足兵的原则出发，提出组织兵屯，招集民屯，才是解决“以资军饷”问题的良策。

赛典赤镇抚秦蜀行省长达十年（1264～1273年）之久，大力发展屯田，很快就收到成效。据《元史》记载，赛典赤莅官三年，人户增加了9565户，军士增加了12255人，钞银增加了6225锭，屯田收获了97021石粮食，撙节和买钞增加了331锭。

赛典赤离任之后不久，曾经在白龙江一带发展屯田的蒙古将汪良臣，奉命担任四川行中书省事。他来到成都后，“以蜀疮痍之余，极意循抚”，继续坚持赛典赤实施的行之有效的安抚政策，大力在四川境内发展屯田。

成都军屯的创立

元代成都路军屯创立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在这一年前，元朝围绕四川出台了许多配套措施，由此可见立屯筹备的端倪。《元史》证实，蒙古屯戍西川者，原来多上都（今内蒙古正篮旗东北闪电河北岸）的军户，相应地，“其奥鲁皆在西川”。后来由于“每岁转饷，不胜劳费”，至元十九年（1281年）七月改由隆兴（今河北张北县）、西京（今山西大同市）军士更换。由此，“戍西川者，多隆兴、西京军士。”

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五月，元世祖命总帅汪惟正（汪德臣之长子）“括四川民户”；颁诏规定西川蒙古军屯“四顷以下者免输地税”。六月，下令将原来的驻扎四川的蒙古、色目军事机构“都元帅户”一律改为“万户府”等等。

上述措施，涉及到驻川镇戍军队的防务调整，统一军屯免税政策的制定，军事机构名的称更改，以及对全川人口重新进行清括，这些都预示着在成都路所辖的西川境内，有一项经过精心策划、有着周密部署的重大战略决策即将出台。

这就是一个由14个军屯所、万人军士开垦的军事屯垦区的创立。不过，有关这一重大事件的史料，却不直接载诸史册，而被粗心的明初史臣，胡乱地剪接在《元史》其他条目的记述之中。

成都军屯的基本情况

由元代四川行省创立的14个军屯，主要集中在崇庆州境内，因其位于成都平原西部与盆地的交界地带，故以川西名之。

载于《元史》的，所谓“凡创立十四屯”的历史事实，实际指的是抽调14个军事机构创立屯田。由于有的军事机构在成都平原的立屯地点不止一个，这样，将所有14个军事机构所创立的屯田点加在一起计算，其立屯数量就不止14个，而是22处（个）。

军屯设点区域，除江源县一处军屯位于今崇州市东南的江源镇外，其余21处（个）军屯，位于崇庆州晋原县（今崇州崇阳镇），灌州青城县（今都江堰市境）和温江县（今成都市温江区柳城镇）境内，即今崇州市西北、都江堰市东南与温江区西北交界之地，介于西部盆地与平原的交接台地之上。

这里土地平整、肥沃，地处岷江上游的金马河和西河（汇合味江河、干五里河、沙沟河与白马河等岷江水系而成的排洪兼灌溉的河道）的出口，接近岷江河西邛崃山脉和都江堰渠首工程，堪称川西平原水利条件最好、宜于农耕之区。

推测当时成都周围的良田沃壤已经得到开发，只剩下距成都平原西北方向的这片边缘区域尚待开垦。为此经四川行省提议，元世祖决定派遣军队来到此区，“择膏腴地立屯开耕”。

屯田所开耕的土地共计1144.47顷，约占全川军屯总数2238.72顷的51%；屯种军户共有7324名，约占全川军屯总人数12866人的57%。这表明，在当时四川军屯中，有一半数量的军屯集中在成都路这片有待开垦的区域。

《元史·兵志》称，当时共分“余军一万人”立屯。实际统计所得，屯军人数只有7324名，二者相差不大。考虑到各万户府抽调到成都立屯的军士人数，并没有固定数量，而是根据需要随时在调整。

元朝在平定江南、统一全国不久，就作出在成都平原立屯的决策部署，其意图何在呢？

结合四川的形势和成都的现状，分析起来，其意图不外有三：

第一，面对成都平原西北局部区域的荒废闲置，出于解决财政转输的需要，必须尽快立屯耕种；

第二，部署屯军于此区，体现了元代“因制兵屯旅以控制”镇戍原则，具有军事控制的战略意义；

第三，开垦成都平原的膏腴之地，兼有发挥“因地之宜”之效应，此举也有利于充分开发利用成都平原的资源，“未尝遗其利焉”。（未完待续）

池小小

崇州曾经有两个“孝感乡”

元代的军队有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新附军四种，他们分别置籍，根据政府的调动指令，在全国各地镇戍、屯田。

在忽必烈所设计的镇戍军事系统中，边疆要害地区由宗王领兵镇守；以河洛、山东为中心的腹里地区，主要由蒙古军、探马赤军屯防；淮河、长江以南，主要由汉军和新附军镇戍。今西部地区的四川和陕西两行省，被视为要害地区，因而有设置于成都的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和设置于凤翔（今陕西凤翔）的陕西蒙古军都万户府。

这两个蒙古军单位，皆直辖于中央枢密院，与汉军及新附军隶属于行中书省不同。

成都是省会城市，是四川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和行枢密院的治地，是全省驻军的首脑和指挥机构所在地，自然是戍守的重点。

除有设置于成都的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外，在四川行省还部署了不少镇戍军队，其中可考有15个万户府。

在15个万户府中，除重庆五路守镇万户府只在重庆路三堆、中嶆、赵市等处屯耕外，其余14个万户府均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成都路创立军屯的活动。

在成都路军屯设置区域，军事机构林立，系统极为复杂；屯军来自天南海北，设屯情况千差万别。在彼此相邻的地盘上，各军所立的屯号，必然形形色色，五花八门。

成都军屯的设点位置

根据《元史·兵志》和《经世大典·屯田》，这些军屯的立屯地点和位置，按所属州县列举如下：

崇庆州：崇庆州簸箕庄，崇庆州晋原县之金马，崇庆州义兴乡楠木园，崇庆州之七宝坝，崇庆州大栅头，崇庆州之大栅镇孝感乡，崇庆州晋原县孝感乡，崇庆州晋源县义兴乡；江源县将军桥。

灌州：青城县，灌州之青城，陶坝，灌州青城县之怀仁乡，灌州青城县龙池乡。

温江县。

分属于成都路崇庆州、灌州和温江县三州县的22处（个）军屯，真正有明确立屯设点位置的，只有崇庆州和灌州的部分军屯。其中有具体立屯地名的七处：崇庆州楠木园、簸箕庄、七宝坝、大栅头、金马、将军桥、陶坝。

这些有具体立屯地名的军屯，其屯田所在的位置毫无疑问就设在该地。也就是说，这些军屯的名称，与设点地名应该是一致的。

带“乡”的成都军屯

在军屯中，以“乡”命名的有5个：

崇庆州：义兴乡，孝感乡，大栅镇孝感乡。

灌州：怀仁乡，龙池乡。

明代，县下的“乡”只是一个地理单元，不具有行政职能，行使基层行政职能的，是设在乡这一地理单元上的保甲。

事实上，这种情况即使在宋元时代也同样存在。上述5个军屯，既带有“乡”名，表明它们都分别设立在该乡所在的地理单元。

对于这5个地理单元的情况，灌州的怀仁乡与龙池乡，不知道是元代以前的地理单元，还是元代新设的地理单元。但对崇庆州下的“义兴乡”，则可以断定，这是元明清沿袭使用的乡名，其地理单元的位置清晰可考。

由此可见，元代义兴乡，作为一个地理单元，一直延续到明、清两代，其具体位置在民国上皇觉寺。义兴乡在民国崇庆县西，义兴乡境有文井江“川西第一桥”；文井江，西江之水出焉。此桥今在崇州市怀远镇。如此可以确知，元代兴义乡地理单元，当位于今崇州市西怀远镇境。

而两个带“孝感乡”的军屯，其性质则明显与义兴乡不同：

第一，这两处以“孝感乡”军屯所带的前缀——“乡”，不是当地县下地理单元。

这是因为：

（1）如果“孝感乡”军屯的名称，与义兴乡一样，是县下地理单元，那么，在同一崇庆州境内，岂不出现了两个“孝感乡”的地理单元？

（2）这两处“孝感乡”军屯，分别由两个军事机构主持，一个为五路万户府，另一个为兴元金州等处万户府；分设于不同区域，一个在晋原县，一个大栅镇。二者泾渭分明，一个书写为“崇庆州之大栅镇孝感乡”，另一个则书写为“崇庆州晋原县孝感乡”，显然二者不会是义兴乡那样的地理单元。

第二，唐宋以来地方建置中的“乡”“镇”并列，其通常的书写格式是，乡在前，镇在后。其所表达的含义是，乡是一个地理单元，镇是建立在该地理单元的集市。

以崇庆州为例，民国《崇庆县志》引明嘉靖元年（1522年）“崇彊寺钟”云：“玉圭乡道德镇崇德观，大元泰定古迹，香火道场。”这一题记表明，元明以来的道德镇，是建置在玉圭乡这一地理单元之上的。

而“崇庆州之大栅镇孝感乡”军屯，从名称看，明显违背传统书写格式，不是将“孝感乡”置于“大栅镇”之前，而是将“大栅镇”置于“孝感乡”之前。这一明显不符合元明以来的表达惯例说明，坐落于大栅镇境内的这处“孝感乡”，显然不是当地的一个地理单元的名称。

第三，从地理单元得名的由来看，一般意义上讲，一个地方凡有以“孝”命名的地名，往往与本地出了感天动地的“孝悌”故事有关。今查崇庆古今历史，在元代以前，根本找不出这样的“孝悌”故事发生。

既然如此，在同一崇庆州地盘上立着以“孝感乡”命名的两处军屯，从文化来源看，明显与崇庆州当地没有多少关系。

既然这两处“孝感乡”军屯的名称，不像义兴乡那样是属于当地的一个地理单元，那么，它们的性质又会是什么呢？

根据“大栅镇孝感乡”军屯的组合表述方式看，孝感乡既然不是大栅镇所在地理单元的名称，那么它很可能就是坐落在大栅镇上的军屯番号。

这一番号在文化渊源上既然与崇庆州当地无关，那么，它的得名会不会与外来的外来屯军存在着某种必然联系呢？

“孝感乡”军屯的由来

宋元战争后，在四川土著人口损耗严重，或死或逃的历史背景下，由元朝在四川境内所创建的29个军民屯田中，充斥着大量的外来人户。
以民屯而论，全川屯民一般都是从设屯所在辖区内抽调和招募的，但也有从邻省无主人口中征发而来的。如广元路民屯，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世祖从利州路元帅言，“广元实东西两川要冲，支给浩繁，经理系官田亩，得九顷六十亩，遂以褒州刷到无主人口，配偶为十户，立屯开种。”表明在广元路民屯的民户，就有从邻省陕西褒州（今陕西勉县东旧州铺）拘刷的“无主人口”掺入其中。

又如在川东的夔州地区，元朝设立屯田，“得流民三十九万余，以实边鄙”。《元史·地理志》所载，夔州一路人户2万户，近10万人，这显然与外省流民大量聚居此区不无关系。

以成都路军屯而论，镇戍四川的万户府，本身就是由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新附军所组成，其中颇多来自外省者。相应地，被抽调来参与屯田的军士中，自然也颇多外省人户。

在所有参与成都路创立军屯的万户府中，有三支军队具有专事屯田的背景：

其一是兴元金州万户府。此军一直驻扎在陕南汉水流域一带。忽必烈即位前，曾大力在陕西境内提倡发展农业，陕南一带军民屯田事业因此得以开展起来，从而取得“汉中之田，辟已十八”的成效。

当地的种田户多隶军籍，因此而成为屯田专业户。后来兴元（今陕西汉中）、金州（今陕西安康）万户府调防四川，成为镇戍四川的十三万户府之一。

有着这如此屯田背景和业绩的这支军队，至元二十一年奉命抽调了344名军户，在崇庆州晋原县创立了“孝感乡”军屯，耕种了56顷田地。

其二是五路万户府。其前身是蒙古灭金过程中鼎鼎有名的“汉军三万户”之一。1229年，元太宗窝阔台即位，河北真定土豪史天泽被任命为真定、河间、大名、东平、济南五路万户。此后，这支号称“五路万户府”的汉军成了蒙古灭金的主力。

金亡，移军伐宋，五路万户府一直跟随皇子曲出活跃在大别山至淮河一线，曾经多次在光州、襄阳、复州、寿春等地攻城拔寨。

忽必烈即位后，史天泽以河南路宣抚使兼江淮诸翼军马经略使，与汉人学士赵璧、杨惟中一道，“屯田唐、邓、申、裕、嵩、汝、蔡、息、亳、颍诸州”。

淮河流域自曹魏以来，一直是封建政府重要的屯田区域。到了元代，两淮屯田规模之大、组织之严密，超过以前任何一个时期，成效尤为突出。故《元史》称，“国家经费，粮储为急，今屯田之利，无过江淮。”

由于五路万府户有着长期在两淮一带屯田的历史背景和业绩，因此，当至元二十一年成都路创立屯田之时，这支擅长屯田的专业部队，也被征调入川，抽调了有屯田经验的军户1161人，在崇庆州创立了“大栅镇孝感乡”军屯，在灌州青城县创立了“怀仁乡”军屯，总计耕种了203.17顷田地。

其三是平阳万户府。处于黄土高原之东，中原大地以北之区，古称河东，又曰山右的山西区域，是元统治者右路西向的战略重地。在蒙古灭金、灭宋的过程中，元统治者从河东山西征调了不少汉军将领镇戍四川，担负着从河东、陕西与四川右路西向上展开征戍活动。

其中以天成（今山西天成县）刘氏最为著名。奉命在成都筑城，并“管领新旧军民小大诸务”的刘黑马、刘元振父子，一直担任成都路军民经略使和成都经略总管万户，由他们所率的汉军直接参加了早期在成都屯田的规划与建设。

设在平阳路（今山西临汾）的万户府，充当了向征戍屯田川陕等地提供兵源的任务，招募屯田民户自然是其职责之一。

以上3个万户府，在创立成都路军屯的过程中，总共派出1903名军户，屯种了328.82顷田地，其在成都路军屯中的比重，分别占到了26%和29%。由此可见，这3支来自外省的专事屯田的军队，在当时成都路军屯中的重要地位。

淮西屯田中的麻城孝感人

江淮地区是宋元战争的主战场，屡遭战争破坏，经济残破，所以在灭宋前，元朝加强在这一地区的屯田。至元二年（1265年）五月，元世祖即“以河南北荒田分给蒙古军耕种”。驻守淮北的蒙古军也与汉军一同立屯耕种。这些屯田军士皆“授之兵牛，敌至则御，敌去则耕”，实行耕战结合。

元朝统一南北后，更在这一地区开始招民进行较大规模的屯田。参加屯田的除农民外，还有很多军人。

一直在淮西一带镇戍和屯田的五路万户府，之所以抽调余军到成都平原创立屯田，绝非偶然。显然与该军此前在淮西发展屯田的业绩有关。与蕲州路相邻的麻城，正属于河南江北行中书省黄州路管辖。

由于其地正处于淮西屯田事业发达之区，区内自然屯田人户相对集中。因此，当兴元金州万户府、五路万府户奉命到成都平原设立屯田时，很容易在麻城就近调集到军户；或者招募到种田户，由民籍转入军籍，并按照军事编制，以千户、百户等组织加以管理。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在有着农耕传统和屯田习惯的麻城县民，都有可能应征入伍，并随军入川创立屯田。

作为麻城县下一个以屯田出名的孝感乡，在元代成都路军屯创立前早就存在了。它之所以能够成为“孝感乡”军屯命名的依据，起码有3个条件与之相符合：

第一，五路万户府有着从事屯田的背景与业绩；第二，麻城正处于元朝淮西屯田最为发达的地区；第三，孝感乡有着深厚的屯田历史渊源和地方特色，且名声在外。

既然“孝感乡”军屯与崇庆州本地的建置和文化不存在某种必然联系，那么，这两处以“孝感乡”军屯的名号，就有可能是由进入成都平原从事屯田的孝感乡麻城人户带进来的。

当为数众多的孝感乡民在崇庆州军屯中聚居日久，出于彼此区分和自我认同的需要，于是，以“孝感乡”命名的军屯也就此应运而生并随着传播开来了。

“孝感乡”由军屯番号到地理名称

元代的屯田制度由于内部管理不善和军户的大量逃亡，到了中后期逐渐走向衰败。及至元末，屯田入不敷出，加上持续战乱，基本上处于难以为继的局面。元初创立的川西军事屯垦区，也大致逃脱不了这一结局。

即使一屯垦区消亡了，它也会留下某些影响。如同一个地理实体消失后，其名称还会在一段时间延续一段时间一样，当成都路军屯从崇庆州消亡后，作为军屯番号的“孝感乡”，必然还会以某种方式在崇庆州传承下去。

由于人口的聚集增加，“孝感乡”已经由原有的孝感乡军屯番号，演变成为崇庆州的一个乡级地理单元。其范围除大部在崇庆县街子镇外，部分还包括今都江堰市柳街义虎村一带地方。

对于元明以来孝感乡在崇庆州的演变轨迹，可作如下归纳：

元初创立军屯区时，有两个万户府——五路万户府和兴元金州等处万户府，根据四川行省的安排，在崇庆州境内立屯开垦。当时，这两个军屯都以“孝感乡”命名，但这个孝感乡并不是当地县以下的一个地理单元，它只是外来军户所带来的一个军屯番号而已。

明代以来，在元代当年设置孝感乡屯田所在地区——大栅镇至街子场一带地方，开始出现了“崇庆州孝感乡火烧坡”的地名，表明此时之“孝感乡”已由原来的军屯番号，逐渐演变为崇庆州下属的一个地理单元。

后来，经过明末清初的大动乱，当新一轮移民高潮到来之际，“孝感乡”才在历史风雨的冲刷下，从当地历史中湮灭无闻。以至在今天崇州民众的记忆中，也只能依稀记得自己的祖先是在明清移民运动中，从湖广麻城孝感乡来到四川的。而对于发生在元初那段遥远的历史插曲，即由元明时代一个军屯番号演变为一个明代的一个地理单元名称，再到消亡得踪影全无的历史插曲，则很少有人知悉。（未完待续）

池小小

红巾军起义，使得江西人“麻城过籍”后迁入四川

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元末农民起义在中原大地爆发。活跃在鄂东、鄂中的西系红巾军，迅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掀起波澜，从而推动了楚人迁川潮流的兴起。

躲避战乱的人们，沿着元初孝感乡军屯民入川，以及元代中后期“襄、汉流民”迁川的足迹，竞相到四川避难。明玉珍入据四川之后，以鄂东、鄂中为主的众多红巾军部众和乡人，相继跟随其后入蜀定居。

西系红巾军兵起湖北东部

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元末农民起义在中原大地爆发。红巾军运动，最终形成两大派系或称之为“两大翼”。

由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以今安徽省淮河流域为中心，向东发展，然后进入河北南部、山东以及江苏北部，并向西蔓延到河南，史称“东系红巾军”或“北翼红巾军”。

由徐寿辉、邹普胜领导的农民起义，于至正十一年（1351年）八月在鄂东爆发。义军“举莲兵为乱，以红巾为号”，一举攻下了湖北东南部的蕲水（今湖北浠水）县城，并以此为都城，建国号为“天完”，改元“治平”，建莲台省，分置官属。这支红巾军主要以今湖北南部为中心，逐渐控制了长江中、上游地区，史称“西系红巾军”或称“南翼红巾军”。

西系红巾军起义虽然以徐寿辉作为政治代表人物号召起义，但初期的实际领导者和组织者，却是麻城铁匠出身的邹普胜。可以说，邹普胜和他所在的麻城，在发动蕲黄首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系红巾起义的发动，主要依靠宗教制造舆论团聚群众。麻城地区有深厚的宗教传统，群众基础良好，并多出奇异高人。早在至元四年(1338年)，邹普胜就在麻城多云山建圣人堂，信奉白莲教，在自己身边团聚了大批当地民众，吸引了大批麻城民众参加起义。发动首义的誓师大会，就是在邹普胜的圣人堂中举行的。

西系红巾军声势大振，迅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掀起波澜。一时间湖广、江西、安徽地区的民众纷纷揭竿而起，竞相汇入到反元斗争的滚滚洪流中来。正当蕲、黄起义向湖、湘和江东、西地区蔓延之际，一个跨地域的移民大趋势也正在中部地区涌动。

活跃在这一地区的红巾军起义，助推了这一趋势的形成和发展。西系红巾军在荆楚的行动，加剧了中部地区的人口的外流趋势，使得今湖北地区一时间成为跨区域移民的中心，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正好成为推进日后“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跨地域移民活动滥觞的源头。

外来人口大量迁入荆楚

经过元末社会动乱之后，荆楚地区人口急剧下降。在元末红巾军起义初期，由于元朝官军的镇压，大批土著居民或死或徙，使得湖北人口处于负增长状态。

在度过元末农民起义低潮之后，西系红巾军余部得以重新聚结，趁势在湖广地区掀起了反元斗争的新高潮。至正十五年（1355年）正月，徐寿辉部将倪文俊趁势再起，一举攻占沔阳府，并以此为根据地向四周发展。一时间，“荆、岳、潭、鄂、黄、蕲、澧、六、常德、宝庆、江、处、洪、吉等州，皆为所据”。

其后，天完政权内部发生分裂，倪文俊袭杀徐寿辉不成，反被陈友谅取代。陈友谅以江州为都，自称汉王。接着，陈友谅于至正二十年（1360年）闰五月，杀徐寿辉于采石，自立为帝，建国号大汉，将战场下移至江西、安徽境内。

这样，鄂东局势相对安定，成为江西、安徽人口避难的最好去处。许多江西、安徽的避难家族，纷纷选择麻城作为安身立命之地。于是，黄州府及其所属的麻城便成为当时外来人口聚集的中心。

至今黄、麻地区许多家族在追溯祖先来源时，都提到他们是元季从江西避难而来的。对于江西百姓为何成群结队迁往麻城的原因，麻城文史学者李敏引述《余氏族谱》所保存的一篇堪称宝贵的《二世祖迁麻遗文》，文中记述迁徙原因在于“兵燹之忧，日无宁刻”，其迁徙过程持续了至少十二三年。

荆楚本地人口大量迁往四川

元末农民战争的爆发后，由布王三、孟海马领导的“南锁红军”和“北锁红军”，活跃于河南南阳、湖北襄阳及汉水流域一带，与鄂东的西系红巾军互相呼应，形成为“扼荆、襄上流，蕲、黄乘势连结”的局面。

至正十五年（1355年）正月，鄂东红巾军趁势再起，自沔阳攻取中兴路（今江陵市），占领武昌、汉阳等路，并迁天完政权都城于汉阳。元朝随即命令四川行省就近派兵前往镇压，于是，襄阳、荆门、峡州、武昌一带成为两军交战的战场，受祸尤烈，由此造成“民死于兵疫者十六七”的局面。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荆楚地区的民众，以及最先被兵迁居在的江右地区的民众，为外出躲避战乱，不得不向外再度迁移，以至出现“民之逃徙者十将八九”的后果。

这样，这些自江西迁入麻城的家族中，又有大量人群迁往邻近的德安府，乃至迁往四川及陕西地区，一般称之为“麻城过籍”。

环顾当时楚地四周，唯有四川灾乱较少，于是，四川遂成为楚人所欲寻觅的外迁乐土。加之楚蜀两省相邻，入蜀之路甚为便利，因此四川必然成为这一时期楚人外迁的首选目的地。

由于当时“大江上下皆剧盗阻绝”，“南北绝，一羽不通”，水上交通梗阻，陆路交通相对安全，因此，元末以来许多江右入蜀避难的人群，大多避开水路，先过江北上，然后再由鄂东麻城中转西进，中经“随枣走廊”转进至襄阳，再由襄阳西进，最后由巴东进抵四川巫山。

可以说，这样的迁移路线正是在元末农民战争的特殊局势下形成的。

躲避战火入巴蜀

自元初淮西民众以军屯形式，有组织地入迁成都平原之后，长江中游地区民众自发的迁川行动应该说从未间断过。例如，见于民间族谱记载，简州赵氏（始迁祖赵民忠）迁于元仁宗延祐七年（1320年），自湖广麻城县孝感乡入简州大垭口枷檐湾。

位于长江中游襄、汉、淮西等地的流民，在元代中后期即就开始自发地迁往四川，选择在川中一些“田畴广阔”、“土饶利厚”的地区进行垦殖。

四川盆地区位特殊，正好处于长江与黄河两大流域中间的核心地带。境内无论是跨越群山的天然走廊，还是奔流不息的水上通道，都承载过古代大量的移民迁徙活动。

在中国历史上，当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中原发生大规模的战乱之时，北方的汉人曾经多次向形成南迁高潮。巴蜀因为有险峻地理环境的庇护，故能将硝烟战火挡在盆地之外，使四川地区一直处于相对平稳的社会环境之中。

因此，当一波接一波的中原人口向南逃离之际，毗邻此区的四川盆地，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接纳中原人口的大后方。

元代中后期，全国出现短暂的安定局面，户口呈增长趋势。四川除在文宗天历（1328-1330年）年间卷进争位之战外，整个局势安定，元初“地广人稀”的州县，在这一时期由于外地流民的寓居，也开始出现人口逐渐增长的势头。

元末农民起义爆发之初，中原、江淮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烽火四起，巴蜀盆地相安无事。正因为如此，所以元廷才得以让坐镇四川的蒙古军将世家后裔，如答失八都鲁等率“四川军团”顺流而下，进剿荆襄地区的南锁红巾军。

后来只是由于两种军事势力入川，局势才发生了巨变。先是明玉珍奉徐寿辉之命，进入川、峡间筹集粮食；与此同时，东系红巾军余部以“青巾军”为名号，自陕、甘进入四川。而在此之前，巴蜀基本尚无兵乱之虞，仍是当时人们避难的最佳去处。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来自长江中下游的人口一度掀起了入蜀避难的高潮。明吏部尚书吴宽在一部修成于弘治年间（1488～1505年）的《刘氏族谱》的序言中写道：“自元季大乱，湖湘之人往往相携入川，为避兵计。”

从许多文献资料看，在元末迁川的外省移民中，以原籍地为湖北黄州、麻城，尤其是孝感乡一带的家族为多。当然，其中也有不少来自河南、江右的避难家族。

他们先是到了麻城——孝感乡短暂停留，后来为寻找更为安全的地区，也跟随加入到楚人迁川的潮流之中，进而辗转来到巴蜀。

例如，原籍河南固始的曹姓始祖文海，“于元至正末携其子安福，避乱入蜀。初居津境谢圣坝。”原籍河南“复迁楚之麻城孝感乡”的程辛二，在徐寿辉起兵后，“避乱入蜀”，“初寓巴县双溪蛮洞口，后迁江津，世居五岔。”（未完待续）

池小小

明玉珍攻占巴蜀，带动大量麻城人入川

明玉珍大夏政权开辟四川新天地

至正十七年（1357年），是元末农民战争的第七个年头。这一年，红巾军主力在刘福通的指挥下，开始采取分路出击，北上西进的作战策略，以图打破元军合围计划。

由于红巾军主力孤军元朝统治腹心地区，使元朝统治者得以从容设防，调集各路元军进行围追堵截，这就给红巾军在南方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明玉珍率斗船五十艘，到川、峡间购粮。

明玉珍乘四川内部防守的空虚，溯江而上，进取重庆。时蜀中承平日久，忽见斗船大集，远近为之骚动。由于元兵军无斗志，早已失去抵抗，四川行省右丞完者都连夜逃往果州（今南充市），左丞哈林秃出战被擒。

重庆父老把明玉珍的军队迎进城内，沿途焚香，夹道欢迎。由于明玉珍的红巾军禁止侵掠，所以城中安堵如故。

当明玉珍从湖北举兵占领重庆之时，元朝四川行省右丞完者都从重庆逃往果州，其心未死，还在继续纠集力量，准备随时向重庆发动反扑。

不久，东系红巾军余部由陕甘进入四川，在李喜喜的率领下，以“青巾军”为号，于当年九月，从川西北退入四川，乘其不备，沿途攻陷了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地区的汉州、灌县、雅州、天全、名山等“数十城”，迫使四川行省官员退守嘉定（今乐山）。

明玉珍不仅要应对四川境内外地这两股势力的威胁；还要听命于天完政权的节制，接受来自于长江中游的军事首领的指挥。

其后，随着天完红巾政权内部斗争的日趋激烈，据守四川的明玉珍难以置身世外。为了缓解来自于各方面的压力，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明玉珍在占领重庆之后，不得不把军事斗争摆在首位。

在取得击溃青巾军主力，肃清元朝在川残余势力，会兵三峡讨伐陈友谅，出兵汉中攻取陕右等一系列军事行动的胜利后，明玉珍进一步巩固了在四川的统治地位，“由是蜀中郡县相继下，玉珍尽有川蜀之地。”。

在疆土日渐开拓，四川局面日益稳定地基础上，为了适应雄踞陇蜀的需要，建立政权的时机成熟了。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正月初一，明玉珍终于迈开了建立自己政权的决定性步骤，定都重庆，自称皇帝，建国号为大夏，改元天统。

明玉珍称帝后，为了开拓生存空间，他曾经效法诸葛亮治蜀之策，向南发展，决定派遣万胜领兵号称三万，分兵三路进攻云南，均遭失败。

在内政方面，明玉珍的“大夏国”多所作为，为巴蜀地区营造了一个短暂的和平安宁局面。

首先，军纪严明，所到之处不扰民害民，与同时代的李喜喜部“青巾军”入蜀，“大肆杀戮”，蜀民普遍“遭青巾之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其次，重视民生经济。在内部推行休养生息政策，以安辑扶养为急务，以取财用，以图自保。实行“十取其一”的赋税制度，并使“农家无力役之征”，治绩堪称“小康”，使四川境内出现了“幸获扶养，颇得苏息”，“方今图为画一之规，与民共享太平之治”的景象。

再次，注重搞好与本土的关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倡兴文办学、恢复科举、招贤纳才的措施。明初学者方孝儒评价说：夏主明玉珍据蜀“躬行俭约”，“禁侵略，薄税敛，一方咸赖小康焉”。

明玉珍开创移民入川新时代

明玉珍称帝前，谋臣刘桢劝说明玉珍称帝曰：“此时若不称大号，以系人心，军士俱四方之人，思其乡土而去。”

明玉珍即位后，为了维系军心，稳固政权，开始在楚地大肆推行招民政策，面向原乡有组织地招徕、接纳了一大批移民。

这些举措，开创了有组织迁移楚人入川的先例，使元代中后期以至元季以来楚人迁川活动达到高潮。

（一）楚籍将士入川

明玉珍入蜀，将一大批楚籍红巾军将士带直接进了四川。

明玉珍起兵之前，招集乡兵，部署乡豪，修栅治城，以图自保时，“有众十余万，众遂推为屯长”。

其屯兵所在之地随州，乃大别山西段余脉，由于受蕲、黄起义的影响，参与其中的的部众和民众，必定多是来自于鄂东的湖广人。

明玉珍起兵后，被徐寿辉授为元帅，仍领所部，并“益兵”给他，“俾镇沔阳”。一直跟随明玉珍进川的大将万胜，乃“德安府黄陂县人”。可能因为这一缘故，以至黄陂“至明初而土著者多迁四川”。

其余在大夏政权中担任要职的部将戴寿、张文斌、向大亨、邹兴、吴友仁、莫仁寿等，推测其原籍也可能是来自鄂中或鄂东，因此跟随其进入四川征战的将士，也大多来自荆楚。

对于麻城人在明玉珍政权中的特殊地位，罗威廉教授有如下判断：“明玉珍表面上是被天完朝廷派去占领四川（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赶走他的军队，并缓解天完政权统治中心湖北在粮食供应方面的压力），明玉珍最后在1367年建立了自己的大夏国，在他死后又1371年被朱元璋的明王朝成功征服。明玉珍沿长江带到西部的部队，大多数来自麻城，还有少量来自鄂东北的其他邻县。”

（二）邻里乡人入川

明玉珍入蜀，还将一批随军将士的家属以及邻里乡人带进了四川。

明玉珍最初带兵入峡，原本为筹粮计，及至占领重庆后，遂有割据一方的打算，因此，他从家乡带来的子弟兵们，即使当时没有携带家眷，以情度之，就是到了称帝之后，也会通过各种方式，而把仍留居家乡的家属招进四川。

这样，在明玉珍及其大夏政权的感召影响之下，一批随军家属以及邻里乡人也在“往依”的名义下，相继进入四川。

“往依”者，主动归依之谓也。正因为有明夏据蜀在前，所以才有其家属乡邻“往依”其后的事情发生，此乃常理。

有关楚人部众追随明玉珍入川史迹，正史记载较为简略，只能依靠地方志、族谱资料以补其缺。他们进入四川后，被分散安置在各地落业。

（三）招抚楚民入川

在四川地方文献中，不乏明玉珍招抚乡里，楚民应募入川的记述。

光绪仁寿《李氏族谱》载：“元末吾祖世居麻城孝感青山，陈逆（陈友谅）之乱，乡人明玉珍据成都（应为重庆），招抚乡里，吾祖兄弟七人迁蜀，因与祖一公籍仁寿焉。”

显然，这七兄弟同时成为明氏军卒的可能性是不太大，其中必然有被招抚的百姓成分。

（四）在川荆楚人口估计

明玉珍据蜀，造就了一个荆楚人口接近或超过四川土著人口的社会。

明玉珍入据四川之前，四川究竟有多少人口数量？目前学界对于元代中后期四川人口数量的估计大致是一致的，即在70-80万人。

明玉珍进入四川时，假设四川土著人口损耗率为50％，据此把明夏政权统治下的四川人口数量估计为40万人应该是合适的。如果把明玉珍入蜀时四川土著人口设定为30-40万人，到明夏政权投降时的人口推测为15万户，以每户5口计，即为75万人。这样，从理论上说，多出来的这30-45万人，应该就是明玉珍从湖广所带来的将士及其携带家属，与随后从荆楚招募而来的移民。

这样，从荆楚而来的移民人口，也就接近或超过四川原有的土著人口。

楚民落业四川的方式

（一）驻军屯田

明玉珍即位后，原来属于徐寿辉天完政权的参政姜珏来朝，明玉珍“仍令守夷陵（今湖北宜昌），就役屯种，置仓以赡军用。”

夷陵为川、鄂边境驻兵重地，军队就地设屯，耕种所获，置仓以供军用，其理然之。以此推论，但凡明氏在蜀边驻军之地，如夔关、保宁、通江、播州、永宁、黔南、陕南等要害之地，莫不“就役屯种”。

（二）设庄耕种

为安置部众和乡人，明夏政权特别设立官田，其管理机构就是“官庄”，在官田上进行耕种的即为“庄户”。

重庆档案历史资料也证实，明玉珍称帝后，曾在巴县设置官庄——巴邑官庄，该官庄确为明玉珍安置卫军骆羊奴的垦地之一。

另据《川黔边陈氏族谱》记载，“1351年，罗田人徐寿辉同麻城人邹普胜组织红巾军起义，反对元朝的民族压迫。当时黄州麻城孝感的大部分农民都参加。我陈氏昆季三人，钢字繁先，铜字叶先，铁字茂先已属参加人员。部队实行建立根据地，边生产边作战，继续数年，各地起义部队相互争夺割据并吞。公元1353年，徐寿辉的部件明玉珍在信州（大别山）同徐分割，我陈氏兄弟钢、铜、铁是属明玉珍部队。”

其后，陈氏兄弟，随明玉珍部队入川转战，全川统一后，大军整编安业。陈氏兄弟遂被安置在巴邑官庄。“卫军骆羊奴”的称呼一直沿袭到明朝宣德间，

据道光《綦江县志》卷六记载，在彭鉴任县令任内，该县“永乐间遭兵役，死亡过半，田地荒芜，令申请调拨重庆府卫军骆羊奴等三百八十名承种绝业。”

可见，这一源自明夏巴邑官庄，即使在被明朝接管后，也照样发挥效用，直至永乐年间仍有抽调到綦江县耕种荒地的记录。

（三）插占闲地

在元末蜀中旷地有待开垦的环境中，明玉珍除采取屯田、官庄安置楚民之外，同时还会将一些州县的闲散土地，奖赏有功将士任意插占，或鼓励往依或招徕的乡人，前往闲地较多的地区落业耕种。

四川一些民间族谱记录了这部分楚民入蜀的情形。涪州《王氏族谱》载：

元末吾祖世居湖北随州，乡人明玉珍据蜀，招抚乡里，吾祖兄弟五人迁蜀，三世公载籍涪州焉。

咸丰《闻氏族谱·序》也说：

明玉珍据蜀，其乡人往依者甚众。先祖闻兴与其姻友周大、赵子华携家入蜀，落业内江县东乡大通里。

内江《尤氏族谱》云：

（明）玉珍本楚北随州人，武健善谋，闻元主崩，明主义师无敌，心甚恐，乃广招乡人以自固，乡人亦多归之。洪武四年平蜀，（明）玉珍子昇降明，明封为侯，乡人始溃，各占州县闲田。

这些落业四川的楚民，在明朝取代大夏统治四川以后，出于避讳的需要，在追述其祖先来历时，往往耻于炫耀明夏年号和背景，故多采用避难入蜀或洪武二年奉旨填川的说法。

在元末四川一些“地荒民散”的州县，的确存在着许多自称追随明氏入蜀的楚民。尽管大夏政权被明王朝所取代，但这并未影响他们继续在当地耕种，以至如今这些家族仍世代生活在这一地区。（未完待续）

池小小

明初，湖广上百万军事移民

洪武四年（1371年）六月，在明朝水陆两路大军压境面前，夏后主明昇母子宣布投降。

大夏覆亡后，明朝为加强对四川的军事控制，在全川各地设置卫所，一批楚籍军士被抽调入川屯守；同时，明朝为铲除大夏旧政权的根基，还对明氏旧部楚籍将士进行安置。

一场围绕着明王朝镇抚四川的部署而展开的楚籍军事移民活动，悄然拉开序幕。

明朝在四川的军事移民上百万

洪武四年（1371年）七月，大夏灭国之初，朱元璋即命曹国公李文忠“按行四川城池，抚绥军民。”九月丙子，置成都卫及右中前后四卫。敕令驻兵保宁的傅友德、驻兵重庆的汤和，“各遣人招辑番汉人民及明氏溃亡士卒，来归者众。因籍其丁壮，置各卫以分隶之。”

是月，置保宁守卫千户所，令李文忠调濠、梁等卫官军千户所守之。十月癸未，置重庆守卫千户所，命千户左辅领兵守之。置雅州卫、叙南、青川守御千户所。十一月，大都督府奏议：“守蜀将士凡五万二百余人。”

明代四川卫所具有明显的军事防御性质，在分布上，除拱卫成都、重庆等重镇卫所外，其余卫所多分布于长江流域、西北、西南、东南等少数民族交错地区。

明代卫所制的一大特点是“以屯养军”。卫所官兵皆要屯田耕种，以便解决军粮的供应问题。由于卫所官兵皆有家室，而且守田执业，故屯军皆具有“亦兵亦农”的特点。

按照通常情况，内地卫所军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种，边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但也有四六分者。如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奏准：“成都六卫，西蜀重镇，其军士宜以十之六屯田，余皆守城”，便是写照。

明代卫所军士的来源，主要有从征、归附、谪发、垛集四种途径。

从征是指建国过程中诸将率领的士兵，归附是指投降的元军及割据政权的士兵，谪发是指判处充军的罪犯，垛集是从民户中签发的士兵。

因灭夏从征而最终落籍四川的这部分移民，可以称之为军事移徙。因此之故，所以明初以来聚集在四川境内的军事移民数量相当多。

据研究，明初的大规模移民活动，分为军事移民和行政移民，即所谓军籍移民和民籍移民。

四川境内的军事移民，早于行政移民之前。由于它是归于卫所管理，不纳入地方人丁编审制度，军事性移民数量难以统计。据有学者推测，明初四川的军事性移民至少近百万。

明军中的麻城籍军士在四川落业

聚集在四川的军事移民中，有不少来自湖广，尤其是来自麻城籍的军士。

早在明朝平定四川的过程中，就有不少楚民奉朝廷的诏令，或随军从征来到四川，待军事行动结束后，就地安置落业。于是，这些楚民就构成为洪武初年最早由政府组织迁移到四川的军事移民群体。

（一）复迁入川的黄麻人

据四川地方文献记载，明朝从洪武四年（1371年）六月，明朝开始即有迁湖广平民入川的举措。

当时，廖永忠、汤和攻重庆，傅友德攻成都，分兵徇未下州县。宣统《广安县志》引旧撰《大竹志》说：“明洪武四年命廖永忠进讨，宕渠人或助为乱，永忠破之，遂大屠杀，复迁楚黄麻人来实兹土。”

又说：“廖永忠平蜀，以府县民或助为乱，大肆屠杀，复迁麻人来实兹土。”

这里的“复迁”系指在明夏政权招募黄麻人入蜀的基础上，再次通过政府下令迁徙这一地区的民户入川。

（二）从征四川的将士

荣昌《张氏族谱》载：“先世系江西太和县鹅江大邱人也。元末伏三公与大兄伏一、伏二，徙居湖广麻城孝感乡。明初，伏三公随大将军汤和平夏，留镇重庆，遂家于荣昌县境。”

在明军汤和、傅友德部中必有类似情况，由此证明留镇四川的明军中，确有不少楚人。

在所有征蜀将士留镇四川的史料中，以川东云阳县最为典型。云阳县西控万渝，东连荆汉，是湖广向四川移民的必经之地。明初平蜀，东路大军少不了在此云集。因此之故，云阳颇多洪武时由麻城孝感乡奉诏入川者。

跟随廖永忠、汤和征蜀而留镇云阳的从征将士落业云阳后，被安置在长江南岸居住，南岸因此形成在较早开发的社区，以至到了清初，与新前来的寄居北岸的湖南北人形成为不同时代的移民社区。

（三）平乱留蜀的军将

名山《张氏族谱》记述了麻城张氏，因“充当前军”，入蜀平乱后落业川西平原双流县的经过：

吾家本系汉族，原籍江西省太和县西门外小水池，迁湖广黄安府麻城县孝感乡。因于元末年间，一世祖张兴，时习五经诗书，好学武艺，科场取得武举一名，就业教练，已成政员……二世祖张昭，年方十八，身体强壮，学富五车，诗词歌赋、精通经史，大比之年，春闱取得明经。其元遗下残渣余孽，盘踞蓟县，掳掠钱财，夜间抢人，明皇太祖，招贤纳士，聘得各地英俊后裔，扫除害人虫，始祖守仁、守礼为国效力，充当前军，平乱之后，明洪武十二年来四川受享俸禄养赡，（垦）荒安（置于）双流之地。

巴县《曹氏族谱》记述了曹氏，曾经从征西蜀，后因“巴蜀盐匪滋扰”，再入巴蜀平乱，待事之定后，被安置在川东华蓥山周边地区插占落业的情况。

（四）镇守都会的军卫

民国年间，在华阳县桂溪寺（今高新区桂溪乡）附近，有乡人掘土，得到《寿山汪公墓志铭》一通。

该墓志称，墓主汪寿山，“其先楚黄麻城人，始祖志贤，以军功从献王之国，因家锦里世为环卫”。“公生于嘉靖庚子八月十六日未时，卒于万历己酉十月初五日辰时”，“葬于南郊桂溪庄之原”。这是洪武年间，因军功随侍迁蜀，楚黄麻城定居成都锦里，子孙世代为成都人的文物见证。

另据报载，近年来有民间收藏家在今桂溪乡境内，收有明代嘉靖年间《范公墓志铭》一通。据志文了解，墓主范启，字迪之，号槐山。祖系湖广麻城，明洪武初，始入蜀。其子范时儆，明正德九年（1514年）进士，《四川通志》卷145“人物志”有载。

这是洪武年间，湖广麻城人随移民潮以军卫身份迁居成都的最新文物证据。

湖北民众在四川屯垦戍边

平夏不久，明朝在从四川出兵攻灭云南的过程中，又从湖广抽调了大量民众为战争服务。及至云南平定之后，这些楚民遂留在四川西南边地从事屯垦。

因为有这样的历史渊源关系存在，四川西南边地留存了许多“某姓营”的历史遗迹。

“某姓营”一词初见于民国《邛崃县志》。该志中说：“著姓多者谓之某性坝、某姓河坝、某姓河湾、某姓山、某姓坎、某姓营。”这种在姓氏（个别为姓名）后加一个“营”字，如寇家营、王泗营、牟家营、郑营、赵营的地名，在四川西南边地，如大邑县、蒲江县、邛崃市（三地旧属邛州，现属成都市）、崇州市、名山县、眉山市东坡区（原为眉山县，今为眉山市东坡区）六地较为普遍。

通过对这一地区144个“某姓营”调查分析发现，流行“某姓营”这些地区，大多位于四川省成都的西南和南面，处在川西平原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段，历来是成都与西夷和西南夷进行政治、军事、经济交往的重要门户。

鉴于这些地区在西南位居边陲要地，在军事防御上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所以明朝势必在此设立卫所，驻军屯垦戍守。而在流行“某姓营”的这些地方的民间姓氏族谱，则为分析屯垦军士来源提供了证据。（未完待续）

池小小

明玉珍政权大量湖广人落籍四川

朱元璋处置明玉珍在川旧部

（一）收集明玉珍政权的溃卒

明军占领四川后，伴随着大夏政权的解体，一支原来由其掌控的约有20万人的军队，除部分归降明朝外，其余大部沦为乱兵溃卒，散处于民间。

洪武四年（1371年）七月，大夏灭国之初，朱元璋即命曹国公李文忠“按行四川城池，抚绥军民。”

九月，朱元璋敕令驻兵保宁的傅友德、驻兵重庆的汤和，“各遣人招辑番汉人民及明氏溃亡士卒，来归者众。因籍其丁壮，置各卫以分隶之。”

据此推知，凡符合条件的明氏旧部丁壮，均采取收编入卫军的办法，由卫所管辖。随着卫所移戍他地，他们也随之被分遣至全国各地。

《明实录》中有三条史料涉及到收编明氏溃卒丁壮人数的信息：（1）洪武五年（1372年），“兵部主事彭恭，泸州守御彭万里，收集四川明氏旧校卒二千六百六十人为军。”

（2）洪武六年（1373年），“指挥万亿招集四川旧将士四千七百五十六人至京师。”

（3）洪武十一年（1378年）：再“遣四川都指挥使司收集明氏故将校为兵，凡六千五百余人。”

已经收集的溃卒人数尚且如此之多，散落在民间溃卒数量肯定远远超过于此。

至于被明朝收集起来的溃卒如何安置的问题，目前仅有一条史料直接记载，由万亿招集的一支为数4756名的“四川旧将士”，被发戍到了京师。

尽管如此，但还有不少间接史料可以佐证，另有多支明氏旧部被收编，并随军发戍到了外地。

（二）安置明玉珍政权的庄户

根据北定中原过程中形成的区别对待降民地的处置方针，洪武五年（1372年）二月，朱元璋批准户部所奏：“其伪夏故官占为庄户者凡二万三千余户，宜令户满三丁者签一军，其不及者为民。”

这条资料揭示出，明朝在接管明氏官产——庄田的基础上，对在其上服役的庄户，实施了“分丁”的办法，凡户满三丁者签一丁从军，编入卫所。对凡没有被收编为卫军，以及未被签入军的庄户，一律转为民户，就地安置。

这样，追随明玉珍入川的大多数荆楚将士，在经过改朝换代后，除部分丁壮编入军队，纳入卫所管理外，其余大部大多被明朝所消化吸收，分散安置在四川各地。

（三）处决明玉珍政权的大将

平夏战争甫一结束，朱元璋首先就将处决吴友仁提上议事日程。

吴友仁系追随明玉珍入川的部将。大夏政权建立后，曾任司徒，继任保宁镇守平章，负责驻守防守大夏北部疆域。明昇即位后，吴友仁以“太尉”身份专权，“犹专恣”，致使大夏“国柄旁落”。

洪武四年八月，在全蜀已下的形势下，惟吴友仁退守保宁（今四川阆中）坚持抵抗，直至朱元璋遂遣大将周德兴入蜀，会同傅友德兵攻克保宁，这才将其一举擒获。

十月，吴友仁等械至南京，朱元璋定其罪为：“始寇汉中起兵，致明氏失国者吴友仁也。”

吴友仁因不肯投降明军而遭到诛杀，追随他的“其余将校”，作为强制移徙的对象，被迁离四川，“发戍徐州”。

（四）惩治明玉珍政权的权臣

戴寿是跟随明玉珍从湖北来到四川的亲信部将。明玉珍称后帝，戴寿官拜冢宰，负责掌管王家财务及宫内事务。

明玉珍去世后，后主明昇尚幼，诸大臣间发生倾轧，戴寿“总兵八万”居间调停，是左右朝政、稳定局势的权臣。朱元璋两度遣使入蜀，提出“求大木”、“借路攻云南”的要求，均因戴寿拒绝而落空。

在明军伐蜀的过程中，由戴寿掌控的西蜀地区，一直是明军不可逾越的一道屏障。

洪武四年六月，廖永忠率东路军突破瞿塘峡，进逼重庆，在大军压境之下，明昇乞降，宣告大夏政权覆灭。

直到此时，坚守成都的士卒“遂无斗志”，戴寿“乃籍府库仓廪”向傅友德军纳款。于是，傅友德率军进入成都，并“得士马三万。”

归降后的戴寿，并未因为献城而获得赦免。洪武五年（1372年）正月朱元璋诏谕云南，论及戴寿之罪：“不意蜀戴寿等凭恃险隘，扼绝中道，政使朕意不达尔土。”

戴寿难逃罪诛的结局，并不意外，只是死亡的方式颇多蹊跷。《明史》记载：明军平定川、蜀诸郡县后，“遂班师。寿、大亨、仁寿皆凿舟自沉死”。

这里提到三个人，除戴寿外，还有大夏知枢密院事、成都守将向大亨，夔关镇守平章莫仁寿；没有提到死亡地点。《明史纪事本末》则称只有两个人死亡，地点则确指在夔峡：“寿、大亨既降，至夔峡，皆凿舟自沈（沉）死。”

按照上述说法，几位久经沙场的大夏战将，居然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选择同一方式集体自尽，这样的结局简直令人匪夷所思。

联系发生在龙凤十二年（1366年）十二月的“小明王”韩林儿沉舟事件，这次“凿舟自沈”事件的疑窦不难解开。

根据可靠举证，“沉韩林儿于瓜埠”，绝非意外，纯属廖永忠一手所为。无独有偶。这次戴寿等人的遇难地点，碰巧又属于廖永忠管辖下的长江水域。

如果说韩林儿的消失，使朱元璋刷清了与龙凤政权的关系，从此文书上的龙凤史料，被销毁得一干二净。

权臣戴寿的消失，则使明夏旧政权残余势力失去了凝聚的核心，这样的结局显然对明朝统治者是十分有利的。

朱元璋把明昇远徙到高丽

在论及戴寿之罪不久，朱元璋继又发出了一道非同寻常的诏谕：“归德侯陈理、归义侯明昇，居常郁郁不乐，颇出怨言。上闻之曰：‘此童孺辈言语小过，不足问，但恐为小人鼓惑，不能保始终。宜处之远方，则衅隙无，自生可始终保全矣。’于是徙之高丽。”

这条史料虽不是专门针对四川的，属于因他事而附见于《明实录》中，但其内容无不与扫除旧政权余孽有关。

表面上看，是明昇因“言语小过”而被远徙高丽，深层次的原因恐怕与其受“小人鼓惑”有关。明昇之所以能受其“鼓惑”，关键在于他与明朝之间存在一定“衅隙”，故给了“小人”以可乘之机。

这一“衅隙”，当然与明氏政权的利益有关；而这个“小人”，显非某几个人，而是代表了一种势力，无疑与四川的明氏残余势力有关。

因此，将明昇徙之于高丽的决定，犹如釜底抽薪，给了四川明氏残余势力以致命一击。

入川的湖广遗民命运与下落

（一）就地安置

平夏以后，摆在明朝面前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如何妥善处置好对群雄旧部和被征服势力的安置工作。朱元璋以往对待其他群雄割据势力的做法是，首先将被征服的敌对势力部众，异地移置于田多荒芜，居民鲜少的地区，以杜绝反侧事件发生的隐患。

但在平定明夏政权后，朱元璋却将明氏旧部大部分留在四川，就地予以安置。他之所以采取这样的特殊政策，这完全是由历史因素和现实处境造成的，其中颇含有朱元璋基于全国形势所作的长期战略部署。

明氏割据四川，以荆楚之民为主体；其所据之地，乃天下向称富庶的天府之国。在明初蜀中地荒民散之时，明氏在大军压境面前，选择主动归降明朝。已经在巴蜀生活了十年的明氏旧部，四处溃亡，散布在全川各地。

客观现实决定了，明朝不仅不可能将其异地移徙，更难将他们遣返回原籍。最明智的决策，莫过于将其旧部收集起来，重新进行整编，将其中符合条件者纳入卫所编制，其余不及者，准其纳入民籍，就地安置。

这样既有利于化敌为友，增强自身的军力，安定新征服区的社会秩序，同时也为四川经济的恢复增添新的劳动力。

从全国局势看，元朝灭亡后，北遁的元朝嗣君正纠集残余势力伺机南下，妄图死灰复燃；坐镇西南的梁王以云南为依托，继续奉北元正朔，坚持与明朝为敌。

在这种形势下，将明氏旧部收编为自己麾下，并尽快将四川建设为可靠的后方基地，不仅有助于集中主要精力对付北方边患，而且也为日后进取云南、统一全国创造有利的条件。

上述特殊政策的推行，使跟随明氏入川的旧部中的大部分楚民，避免了被异地安置的命运，他们没有被遣返回原籍——荆楚地区，而是在四川就地安置。

这样处置的结果，意味着追随明玉珍入川的大多数荆楚将士，在经过改朝换代之后，最终仍然得以在四川定居下来。

（二）举兵反抗

大夏覆亡后，湖广籍的明氏旧部校卒，为逃避迫害四处躲藏，有的流落民间，异地落业，有的继续留下来，与蜀中民众一起举行反抗明朝的斗争。

大夏政权覆灭后，一些对新政权感到失望的人，出于对明玉珍政权的怀念，开始用宗教形式来表达他们的不满与诉求。早在洪武六年（1373年），重庆就发生了“妖贼王元保”造反的事件。经过短短几年的酝酿沉淀，一场以宗教为旗号的人民起义终于在四川爆发。

洪武十二年（1379年）四月初六日，在成都府嘉定州眉县（今四川眉山）爆发了“四川妖人彭普贵为乱”事件。

由彭普贵领导的这次起义活动，一开始就“诱众作乱，劫掠居民，转攻州县”。眉县知县顾师胜率兵前往镇压，被造反者所杀。

嘉定（今四川乐山）、忠州（今重庆忠县）等州郡的“土民”受到鼓舞，纷纷起来响应，“乘隙为乱，燔掠城池，势甚猖獗”。明廷遣四川都指挥音亮征剿，亦多次为起义军打败。

这次起义事件震动全蜀，波及川南嘉定，川北广安（今四川广安）、川东的重庆、忠州等十四个州县。至七月二十二日，历时三个多月的彭普贵起义事件被镇压下去。

（三）异地迁徙

彭普贵事件的爆发，引起了朱元璋对四川秘密宗教会社组织，以及乘机作乱的明氏余孽的高度警觉。

在彭普贵起事之初，朱元璋敕令驻守陕西的曹国公李文忠说，尔务必派军“由栈道星夜前去扑灭”，“庶免贼炽，以安蜀中。”

按照朱元璋嫉恶如仇、对政敌余孽绝不姑息的一贯个性，相信在扑灭彭普贵起义之后，为了铲除旧政权的根基土壤，他必然采取坚决措施，将残存的湖广籍的明氏余孽，强制迁离出四川境土。

山东地名志资料依据当地居民对其先世祖籍的传承记忆，为验证明氏残余势力与胶东地区的勾连关系，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旁证。

据统计，在今莱州市（明为莱州府，治掖县）1068个自然村落中，四川移民村落有751个，占全市村落总数的70.52%。在莱州市东面的招远市（明属登州府），共有724个自然村落，其中四川移民村落有33个，占村落总数的10.36%。

在莱州市东南的莱西市（明属登州府），共有自然村落839个，其中四川移民村落有33个，占村落总数的3.9%。

在莱州市西面的昌邑县（明属莱州府），共有812个自然村落，其中四川移民村落有129个，占村落总数的15.9%。

在莱州122例四川移民村落中，有62.3%的祖籍来自于成都府，表明成都府作为明初“四川移民最大输出地”，这一结论是能够成立的。

胶东四川移民祖籍主要集中在盆地西部地区，包括川西平原及其川北、川南片区，其总数为118例，比例高达96.7%；来自盆地东部的移民原籍比例只有4例，仅占总数的3.3%。

胶东四川移民祖籍主要集中于成都府，集中于盆地西部地区，这样的空间分布，与元末明初四川政治格局的特点，以及平夏以后明政府在四川推行政治性移民的历史背景正好契合。

莱州四川移民村落祖籍地的分布区域，正好既与平夏战争中明氏西蜀军队的布防区，又与彭普贵反明活动的集中发生区相重合。（未完待续）

池小小

明初，“麻城孝感之民”强制入川

明朝平夏后，面对地荒人稀的现实，做出了从湖广迁入大量劳动人口，以填实四川的空虚局面的战略布局。麻城因其归附较早，且处于战略前沿，故成为明朝苦心经营的地盘，不失为向四川输出人口的重要基地。

在移湖广填四川的战略布局中，“麻城孝感之民”最先成为强制移徙的对象（迁民）；他们以丁口富裕的家庭为主，其身份多具有随军入川的背景；他们之被征发，属于政府组织下的异地安置行为。

明初，四川成为人稀地荒的凋残之区

洪武四年（1371年）七月，明朝接管四川后，面临的人口与社会经济背景状况如何？

近年来四川学界有一种论调认为，元末四川偏安一隅，是当时中国“难得”的一处安宁之所；明玉珍据蜀，保境安民十余年，使四川成为一片“难得”的乐土；明军平蜀，避免战火祸及民生，极为“难得”地没有大战乱发生。

这种看法只是对元末明初四川社会背景的一种片面和肤浅的理解。大量历史事实证明，元末四川并非一片“乐土”。这是因为元末以来四川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受到了诸多历史条件的制约。

第一、明玉珍据蜀时间短暂，生存空间狭窄，军事斗争压倒一切，分散了对经济的关注精力，恢复发展生产的成效相当有限，不可作过高的估计。

第二，就在明玉珍入蜀的同时，李喜喜所率的“青巾军”也从陕甘进入川西，烧杀抢掠，祸及“三巴数十城”，造成了“各郡臣民遭青巾之虐，百无一二”的惨烈后果。

第三，宋元战争给四川所带来的人口锐减，经济残破等严重后果，不仅在元朝百年统治期间尚未恢复改观，就是其后经过明朝二百多年的努力，“犹未能复如宋世之半”。明玉珍在短短十一年间，在内困外交的处境下，又怎能创造出一片难得的奇迹？

所以，明朝接管四川后，面对的不是一片“乐土”而是一个地荒人稀的凋残之区。

明初以来四川田土荒芜的情况，虽然经过政府采取措施，已有湖广、陕西邻境百性的大量迁入，但仍不足以改变人稀地荒的现状。以至到了明代中期，为解决此问题，地方政府不断有人上疏，请求有目的有组织地迁徙罪囚徙流者，连家属前往填充耕垦。

四川初平定时，当地户口仅84,000余户。据洪武二十四年的调查，耕地面积有11,203,256亩之多；则洪武初年每户平均耕地可达133.37亩，是全国各省中比较地广人稀的一省。

因此四川自入明朝版图后的五年间（洪武5-10年），省并了82个地方行政单位，占全国第一位。直到洪武20年，还有报告说：“四川所辖州县，居民鲜少……成都故田数万亩，皆荒芜不治。”而有“迁谪之人开耕”的建议。

麻城在“移民实川”中的地位

随着元末战争局势的发展，麻城的战略地位日益重要。由于当时荆、襄尚处于朱元璋与陈友谅的残余势力的争夺中；鄂西一带少数民族首领因为早已归顺四川的大夏政权，无形中形成为阻挡朱元璋势力西进的屏障。

其后，随着战局的发展，朱元璋的实力日益强盛，“南方之地，皆入版图”，“东连沧海，西抵峡口，南有湖湘，北有两淮，兼跨中原”。因此，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只有最先归入版图的鄂东麻城地区最有可能形成为支撑朱元璋立足湖广的前沿阵地。

元明易代中，麻城发生了重要的社会变化，这集中表现在当地人口的构成上。元末华中地区许多显赫家族，曾经帮助官军对抗红巾军，但当朱元璋的明政权在这一地盘成功建立之后，这些家族又十分轻松地获得了安全，并继续维持其社会地位。

在明朝建立起全国统治地位后，麻城的人口巨变，无论是精英还是平民层次上，也许比其连续性更加显著。

大概从1360来年开始，大批朱元璋的同乡作为征服大军中的战士或他们的直系亲属迁到了该县。他们依据其职位而成为明代麻城的新精英。为数更多的麻城人，在改朝换代之际迁出了该县，其中大部分去了四川。

明政府平夏后，四川作为地广民稀的宽乡之区，亟待恢复生产、发展经济。面对这一现实，明太祖为贯彻移“窄乡”以实“宽乡”的政策，亟待从已经归属朱元璋的其他地区输出劳动力，以改变四川民鲜地广的面貌。

较早归附的黄麻地区，因地处鄂东边陲且适合农耕的地理环境优势，在元末明初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充当了外省人口由江西经鄂东向江汉平原转移的中转站。在实现湖广内部移动，即由鄂东→江汉平原→鄂西北→鄂西南的渐进式移民过程中，麻城因有不断的人口加入进去，自然就成为了人口的输出基地。

从自己经营多年的黄麻地区输出人口，不仅有利于充实劳动人手，开垦闲田荒土；而且更能有效地分化瓦解四川明氏旧部势力的地盘，从而达到对其监督控制，以防止其反侧的目的。

洪武初年，明太祖颁布“迁民之策”，位于麻城东南磨子场的孝感乡，成为了众多迁民聚集之地。

自宋元以来，麻城孝感乡人丁兴旺，“常为乡之患害”，因此有众多人口资源有可能为外地输出劳动力。

麻城在元末明初之所以会出现人丁过剩的局面，除麻城自身的有利条件适应吸纳外来人口之外，还在于当时的动乱，使它有可能从两个方向接收外来人口的迁入。

一是由于西系红巾军徐寿辉进入江右，使得江西人口大量迁入麻城；二是由于刘福通在河南转战，使得原来定居于河南人士“俱得从容避难于麻城孝感焉”。这样，聚集在麻城的富裕人丁就有可能为成为外迁的对象。

在现有文献中，直接提到将麻城孝感乡作为移徙对象，并迁往四川的，是明末川南道分巡检吴登启在泸州所发布的《招民榜文示》。

文告第一次明确地证实，明初不仅发生过移徙“麻城孝感之民”以填实四川的事情，而且还是政府组织的跨区域移民的成功范例。

由于这一移徙计划，并非完全符合百姓意愿，而是带有一定强制性的行为，因此，它给后代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记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朱元璋征发孝感人入川

被明初政府作为移徙对象迁出，而在四川安置的“孝感乡民”，多不载于官方文献，仅在民间族谱上有所反映。

既然“麻城孝感之民”已不仅仅是普通劳动力，而是作为一种充实四川、稳定四川局势的力量，那么，他们究竟是由什么人组成的？

由于官方文献普遍缺乏，我们不得不从丰富的民间族谱中寻找线索。为此，从已有的研究成果中，选取确为明初迁入的、原籍麻城的7个家族案例来进行分析。分析这些资料可以发现以下共同特点：

其一，他们入蜀时虽为楚籍，然有不少非楚籍居民，其原来生活的地区，分别来自河南、山东、安徽徽州、六安、江西太和、吉水。这些地区纳入大明王朝版图的时间均早于四川，也就是说，他们都是较早臣服于大明王朝的子民。

其二，他们移徙的时间，或在“鼎定金陵”、“元主北遁”后，而于洪武四年、“蜀平”之初；或于“明初”、“明季之初”抵达四川的。他们之被移徙入川，都是发生在“蜀平”之前，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因应平蜀事件而被征发的。

其三，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入川前都有经麻城孝感乡中转过的履历。在7例中，除例1称麻城为原籍外，其余6例都是先从其他地区迁入麻城孝感乡，然后再从麻城转徙至四川的。也就是说，他们都有过在麻城孝感乡生活的短暂经历，可以说，麻城既是他们迁川的始发地，同时也是中转站。

其四，他们移川行动，大多打着“奉诏迁徙”、“诏令入川”、“奉旨入川”、“奉旨填实”的旗号，跟随征蜀军队进入四川的，表明他们的迁川行动，是在政府的动员、组织下进行的，带有明显的强制行为。

其五，他们中的不少人，是与众多家庭成员一道入川的。如王氏家族，一次性同时徙入22口；有兄弟4口奉旨，3人迁入四川。这表明当时被移徙入川的这个“麻城孝感之民”的群体，首先是以丁口富裕的家庭为主要对象的。

由此可见，明初被移徙入川的这个“麻城孝感之民”群体，是以丁口富裕的家庭为主，其身份多具有随军入川的背景。在平蜀之初，政府就组织这部分“麻城孝感之民”迁入四川，显然经过精心策划设计，其中必然包藏着特定的政治用心。

至元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下达北定中原的命令后，至洪武四年（1371年）巴蜀平定前后，为满足战争中大量兵源和运粮丁夫之需，原先集结于麻城孝感乡的外来人口，或以土著身份，或以暂时寄籍人口，再次成为了移徙的对象，他们统统被投入到迁川的旅途之中。那么，他们是以什么方式征发和组织起来的呢？

朱元璋颁发了“分丁之令”。“分丁”是人口移徙的重要举措和前奏。随着“分丁”令的下达，强制性移民迁徙就进入实施阶段。

作为迁川对象的“麻城孝感之民”，因应战争之需，按照“分丁”原则而被征发和集结起来，有的从军，有的被抽调去充当“运粮之丁”。由于被征调去从事运粮的差役，地位相当低贱，并非出自他们本来的自愿，因此这就注定了，在他们执行由一地迁徙到另一地命令的过程中，必然带有相当的强制性。

洪武时期，政府组织的移民多采取这种数十人结成的队伍，集体长途跋涉的方式。起程时，“在皇叔署领票”，“计自初起程，凡二十余日，所至皆挂号，夜则老者投店，少者皆露处也。”

当迁民被强制迁出原籍地前往目的地时，沿途经常有“路邑催逼”，表明地方基层官吏是积极执行了这一移民令的。迁民起程时，一般持有“户帖”、凭证之类的手续上路，沿途“所至皆挂号”。有的还有官吏带队率领。迁民夜晚“老者投店，少者皆露处”。

民国资阳《陈氏宗谱》明确记载了明初捆绑麻城移民入川的细节，“明太祖初起兵时，曾在麻城受人民反对，既而太祖登位，欲将麻城的人民概行杀戮；诸臣恳免不从。刘伯温再三谏阻，始以流罪入川。并且入川的人，尽以绳索系来。”

在今天的民间传说中，被强制迁移入蜀的楚民，多由专差强行监押，甚至沿路用绳索捆绑，以至惟有大小便时才准许解开双手，即所谓“解手”的来历。

类似的传说，在今天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湖北等地区也广为流行。可见“解手”故事所反映的历史内容，是与发生在明代洪武移民时代的强制移民现象分不开的。

《陈氏宗谱》所记载的这个故事细节，将麻城放在明太祖的对立面，将麻城人迁川的原因说成是犯了“流罪”的缘故，显然是有悖于历史真实的。估计这是将明初发生的另一种类型——流徙入川的移民事件与之相混淆了。

如果说在途中以押解流犯的方式对待麻城迁民，这倒是可能的，因为毕竟是强制移民，其在迁出原籍地前往目的路上，出现“路邑催逼”之类的情形也是难免的。

至于在四川移民传说中，普遍不把“解手”的传说与明初移民历史相联系，断言是“张献忠剿四川”后清朝政府下令干的，则是另有缘由的。因为四川地区，在明初发生“移”湖广“实”四川的移民活动后，继又在清初再一次出现了规模更大的外省移民填川的潮流。

由于这两次移民活动都被称为“湖广填四川”，所以，民间很容易发生混淆，以至将发生在前一次移民运动产物的“解手”故事，附会到后一次移民运动身上，于是，这才炮制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四川版本的“解手”故事出来。

池小小

纵观明初以来所推行的“移窄乡实宽乡”的政策，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被移徙的人口只能在政府指定的区域进行开垦和安置。

明初被移徙的对象，在前往政府指定区域进行开垦和安置时，往往有着严格的规定界限。政府往往依照不同的原籍，将他们安置在各不相同的区域。

麻城孝感入川移民安置在哪里？

吴登启的《招民榜示文》，揭示出一段在全国其他地区广为流行的移窄乡实宽乡的史实——“移麻城孝感之民，以实富、荣二邑”。


这里的“麻城孝感之民”，显然不是自愿迁入的楚籍移民，而应理解作被政府强迫从窄乡移徙到宽乡来进行开垦和安置的对象；他们在迁入四川后，被严格限制在“富、荣二邑”境内安插定居。

“富、荣二邑”地区显然是明政府为这批移民精心规划设计的集中安置区。那么，明初政府之为什么选择此区安置“麻城孝感之民” 呢？

（一）此区地荒民稀，具有安置移民的基本条件


今日富顺。

从区域范围看 ，“富、荣二邑”中的“富”，指的是富顺县（今属四川自贡市）；“荣”指的是荣昌县（今属重庆市）。在今天的地图上，富顺与荣昌之间隔着一个隆昌县，二者并未连成一片，吴登启何以将“富、荣二邑”并在一起呢？

这恰恰正是明初历史实际的反映，现在这个格局则是历史演变的结果。在明初，富、荣二县原本彼此邻界，隔在其间的隆昌县，是明代中期才设置的。
隆昌县未置县以前，名隆桥驿，系富顺、泸州、荣昌三州县所辖。隆庆元年（1567年），因“田野寥旷”，不便管理，经四川巡抚谭綸奏请，割三州县绣错地置隆昌县。


今日隆昌。


因此，明初所称之“富、荣二邑”，区域范围甚广，大致包括今川南地区的富顺、泸州北部、隆昌以及荣昌在内，而以今富顺、隆昌二县为主。

这一地区由于在元末战争中遭受破坏，人口流失严重，所以到了明初，在裁并州县时，元代的富顺也就改州为县了。富顺立县之初，兵燹之余，百废待举。洪武六年（1373年）锺铉就任知县，“立县之初，万事草创。铉早作夜思，陈立纲纪，自宗庙坛墠，下至市场廛民居，靡不规画周至，邑中政教自铉始。”

（二）此区盐业资源丰富，极具开发潜力和价值


作坊煮盐。

富顺县有着丰富的盐泉资源，“自晋唐及宋，盐井之盛”。宋代曾在县境立富义监，“元明间井泉枯竭。”元末，至元六年（1340年）前后，绍熙府曾经因为私开盐业，一时引起襄、汉流民在其境聚集，人数达“数千户”之多。

绍熙府所辖之境，处于沱江流域中段两翼之川中丘陵地带，就在本移民安置区域的东北。可见，无论从农业耕作条件还是盐业经济资源来说，此区它都和绍熙府一样，是极富开发价值的。元明之际，一些来自外省的移民家族，往往依靠煮盐为业，并因此致富。


盐井天车。

征发移民迁入此区，不仅有助于填补人口，改善地荒人稀现状，而经济开发的结果，也必然能为政府带来可观的财赋收入。

（三）此区位居战略要冲，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

此区界连巴蜀，密迩叙泸，扼东西南北水陆交通要冲，军事价值显著，历来是兵家必守之地。宋人曾经用“南距戎泸，大江环其下；奠梁蜀之东，拟于列藩”的字句来形容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

特别是鉴于明夏政权建都重庆，以长江上游的泸、叙为后方，在其政权覆灭后，这些地区仍存明氏余部影响的情况下，通过移徙湖广移民于此区，无异于在川西和川东重要城市和腹心地带的外围设置了一座的藩篱。

（四）此区明氏旧部影响犹在，对明朝统治构成潜在威胁

民国《王氏族谱》记载，洪武四年八月该家族迁入泸州安贤乡大佛坎的背景形势是，“其时，伪夏初平，天下甫定”。明氏政权覆灭后，明夏政权在泸州、叙州一带的影响犹存，依然对明玉珍的谋臣颇存怀念之情。


明玉珍雕塑。

四川民间颇有明昇后裔于大夏亡后，改甘姓逃亡的传说，是否与历史真实相合，有待考察。但将其作为是明氏旧部对于大夏政权的一种怀念应该是合理的。而被称为庆二公的明氏后裔之聚集富顺，则是值得关注的。

在富顺县之外，与之邻境的南溪县，居民祖籍素“以湖广麻城县孝感乡为最伙”。与富顺接壤的隆昌县，情况也大体类似。

朱元璋对入川的麻城孝感移民如何安置？



明初政府对于迁民抵达目的地后的安置，有一套完整而具体的规定。

首先是“领之有司”。明初移民制度规定：“移民就宽乡，或召募或罪徙者为民屯，皆领之有司。”根据这一规定，迁民在抵达目的地之后，必须首先向所在地的官府报到，并接受其安置和管辖。

其次是编入户籍。《明史·食货志》云：“太祖仍元里社制，河北诸州县土著者以社分里甲，迁民分屯之地以屯分里甲。社民先占亩广，屯民新占亩狭，故屯地谓之小亩，社地谓之广亩。”

那么，迁入富、荣二邑的这批“麻城孝感之民”，是否也同中原地区的安置形式一样，即是否也采用“屯”的形式分开编制，而与土著居民相区别呢？



早于这批孝感迁民来到当地定居的其他民户，在迁入与富、荣二邑安置区相邻的内江、江津、荣昌等地后，一般是采取乡-里-甲的组织形式，在当地落户编制的。

我国古代县之下一直实行的是里甲制，宋、元以来四川地区也普遍推行里甲制，即在县下设乡、镇，乡是一个地理单元，镇是设在乡中的小邑，里、甲则是其下带有行政功能的基层组织形式。


明初以来，缘起于原南宋统治区内的“乡都之制”开始传入四川。明代泸州江阳下辖“八乡八里三十四都”。可见在明代四川也是普遍推行了乡都之制的。

湖广自发移民入川活动的兴起

明初的大规模移民活动，分为军籍移民和民籍移民，民籍移民又分为自愿移民和强制移民两类。强制移民为政府行为，自愿移民为民间自发行动。


反映移民运动的浮雕。

明初湖广姓氏之所以自发兴起向四川的迁移行动，与以下两个因素不无关系：

首先是受全国移徙潮流的影响。明初鄂东、江汉平原以及鄂北地区，既然是政府鼓励移民迁入的地区，因此，在这一全国性移民政策导向的影响下，湖广姓氏自愿迁往地广人稀的四川地区的潮流必然不可阻挡。

其次是受湖广移民诏令的带动。朱元璋早在平夏之初，即利用地处前沿战略地位的湖广黄州麻城，发出了移湖广填实四川的诏令。

在明初政府的移民行动中，“孝感之民”是作为受首批移徙对象而被强制安置在蜀中制定地区。这一举措无疑会给湖广地区正在兴起的西进移民潮流带来示范效应。


既然孝感之民在政府诏令下，可以通过有组织的行动遣往四川安排，那么，与孝感之民有千丝万缕联系的麻城百姓，也完全可以效仿这一榜样，通过民间渠道自行进入四川。

这样，一个以麻城孝感乡移民为牵引的湖广实川移民活动（包括强制移民和自愿移民），随之也就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明初的大规模移民活动，无论军籍移民还是民籍移民，无论是强制移民还是自愿移民，均不见于正史记载。因此，有关民间自愿移民活动，主要是通过一些私家族谱的记载反映出来。


跋山涉水移民入川。

明初湖广实川的自愿移民类型的特点：

第一，持续时间长。湖广地区自愿移民活动，从明初一直持续到了明中叶。

第二，“结伴而行”。湖广地区自愿移民的形式，既有“结伴而行”，也有“偶行入川”，表明移民行动并非由政府统一组织行动。

第三，移民群体组合自由。参与上述移民行动的人员，既有相同姓氏，也有亲戚与异姓人士；既有夫妻家庭成员，也有襁负其子、手提细弱，更有昆季兄弟同行者。




第四，迁徙过程中行止不固定。同行人员有因“病足”中途而止，就地落业者。

第五，落业安置之地分散。既有同祖安置于同县者，也有同祖安置于异县者。

明初湖广自愿移民群体，带有很大的松散性、随意性、机动性与分散性，不具有较强的约束力，因此，它同以军事编制为基本单位的强制性移徙“迁民”的政府行为，存在着本质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