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巴中日报
时间：2020.9.5
麻城明初四乡区划图 何茂森 现在很多人一说到自己祖先的来历，都说是明末清初“湖广填川”或麻城县孝感乡来的。本文以此为切入点，从收集的碑记、族谱、论文表明自己的看法。因今之平昌县是1946年从巴中县（原巴州）析出，故此文仍以“巴州”之名着笔，文中的姓氏未含今巴州区或其他地域的，亦请辨别、参考。 一 公元1671年，康熙颂行《四川招民条例》，鼓励外省“前往四川垦荒”，并表示“四川境内土地，不管原来是有主还是无主，在没人耕种和缴纳粮税的情况下，只要愿意开垦就全部归属新移民”。这种任由移民在四川随意“插占”土地的奇观，一度存在数十年之久，直到雍正六年（1728），移民迁徙四川才基本告一段落。 近年因去湖北省麻城县（市）找“孝感乡”寻根的人太多，当地官员难以应对，多次以官方名义刊文表示歉意并公布“麻城县孝感乡”的历史沿革，试图申明孝感乡或更小的地名正式填川时早不存在的事实。官文简摘如下： 明代，孝感乡位于今麻城市西南部，面积1200平方公里。原麻城县分四个乡区，孝感乡是四乡区之一。地址就在今天麻城市鼓楼办事处的沈家庄。不过在明成化八年（1472）进行区乡调整时，已将孝感乡并入仙居乡；到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又将仙居乡并入黄陂县（后称黄安县、红安县）。至清康熙移民四川时，孝感乡的名字已不存在近200多年了。 这篇文告以明确的建置沿革说明“麻城县曾经向外移民是真，但说孝感乡是大多数移民祖籍地是不存在的”。就是很多姓氏都承认他们的祖先拖儿带女“入川码头”的高干（杆）堰、高阶堰、高坎堰、高埂堰、高家堰、高甘堰、高阶念、高阶沿、高街院、高岗阳、高街阳、高感院、高石楼门、高石梯村、鹅公大丘等都是因口音不同、写法和说法而异造成的。 我们还可以从史志、地理、人口的角度还原真实的“麻城”“孝感”。 宋人王存《元丰九域志》记载：“麻城，四乡。歧亭、故县、白沙、永泰、桑林、永宁六镇。”《明史·地理志第二十·湖广·黄州府·麻城》载：“麻城，府北。辖双城镇、鹅笼镇、虎头关、黄土关、木陵关、白沙关、大城关、岐亭镇。”从宋至明都无明确的孝感乡记载。 《（康熙）麻城县志》《（光绪）麻城县志·前编》之《疆域·乡镇》同载麻城县“明初分四乡，太平、仙居、亭川、孝感，统130里，成化间并孝感入仙居为三乡。嘉靖间析太（平）、仙（居）二乡入黄安”。明确地说，孝感乡在明朝历史上只存在了60多年，跟“填四川”一点关系都没有。 《（光绪）麻城县志·户口》记载，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册定麻城人口148240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册定人口116234人，清初册定人口110287人，明末清初可推算有37953人移民到了四川。然而这样大规模的移民，在县志中均无记载。 成都大学副研究员雷兵《清代“湖广填四川”质疑》一文也证实了上述说法： 明清之际长期的战乱和严重的自然灾害，对四川造成了灾难性后果。“自乙酉以迄戊戌，计九府一百二十州、县，惟遵义（时遵义府隶属四川）、黎州、武隆等处免于屠戮，上南一带稍存孑遗，余则连城带邑，屠尽杀绝。鸡彘绝种已数年。”成都平原，“所属州县，人烟断绝千里。巴蜀地区似乎已成“无人区”。于是，顺治十年（1653），清王朝开始推行鼓励移民入川的政策，主要从今湖北、湖南，以及陕西、江西、广东、广西、福建等地招徕大量移民。在湖广移民中，又以湖北人最多。这就是清代的“湖广填四川”移民大潮。 因有移民大潮在先，四川很多人被其祖先口传为都是“湖广填四川”来的概念并不准确。如杨尚昆在其《回忆录》中写道：“过去我一直认为是从湖北孝感来的。1987年，第一次回到家乡见新县志，才知道杨氏家族远祖原籍江西吉安府泰和县人。南宋末在湖南零陵县当县令。第二年，宋亡，不能归籍，就在湖南辰溪县定居。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他的后裔嫡堂兄弟三人，沿涪江北上，分别在蓬溪、遂宁、江油三县落户……” 作家艾芜在1948的《我的幼年时代》中写道：“第一个到四川的祖先，原是生长在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的，而且有族谱。”而成都附近的《汤氏族谱》所载则是：艾芜的汤氏家族入川（康熙年间）之前，世居湖南宝庆府武冈州（今武冈县）高沙柿杨家桥（今属洞口县）。 邓小平的祖籍是1989年邓榕回广安查了邓家历史和《邓氏族谱》《广安州新志》，均记载广安邓氏原籍为江西吉安府庐陵县。但邓榕的叔叔邓垦却说，“小时听大人说，邓家是从湖北迁移来的”。 上述例子说明，有人从湖北麻城县来“填川”是实，从“孝感乡来填川”的就不真实了。近年一些家族修志者，只凭一些人的误说，或者以传说为据，理直气壮地将入川始祖祖源写成“麻城县孝感乡”，误记了祖宗根脉。 《（民国）南溪县志》也早就质疑孝感乡移出那么多人，川、渝两地的福建会馆、广东会馆、陕西会馆等，则记录了其他省、区移民入蜀的真实历史，也证明麻城县“孝感乡”移民数量和移民地位是被无根据地夸张了。 二 “填”或“移”都是一种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中国自秦汉以后就开始“川填”和“填川”了。只清代这次“湖广填川”，是官方带有强制性的、有优惠策略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巴州老一代人，一问自己姓氏之源大都会说：听上几辈人说，我们都是“湖广填四川”或“麻城县孝感乡填川来的”“一些古碑和族谱上也都这么记载”。但奇怪的是四川那么多县志上都没有这样的记载，为什么？说明移民的来历和入川的人数不真实，也不敢写入清代的历史。 对很多人而言，“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只是一个祖先从众、冒籍、依傍、抱团取暖而需要的地名。清初实际残存的土著四川人比传统的说法和记载要多得多。今天的四川巴州人（含平昌）或许有少数人身上还流淌着古巴人、蜀人后裔的血液。为证此言可信，我们先选几个在全国著名的姓氏（不排序）来探讨这个问题。 （一）宗谱之说 乾隆庚子年（1780）首修的《何氏宗谱》载明一代何礼（公元1368年前后）之子坟墓葬玄爷庙（今兰草镇梁铜村）左手大坟茔；二代季子何永通葬白岩坝（今澌岸镇娱乐村）；三代何胜龙、胜虎、胜忠，分别葬玄爷庙、落山坪。到清代第一代祖何桂芳在落山坪建祠分派（与弟桂兴各立门派）时（清顺治元年）以六子分房，分别住巴中（州）独柏水音坝、顶（鼎）山坝、桃溪。根据白岩坝、小燕山、大元山等地情况看，今巴州区（含恩阳区）、平昌县的部分何姓，至少不是被张献忠或姚黄土暴子杀绝之族，而是因族广人众，才有修谱之举，那就更非“湖广填四川”来的。今天何姓人说是来自“湖广填四川”，也许是当时为享受“填四川”“优惠政策”的“冒籍”者或先为避逃战乱匿入深山、险地，后返原住地的“回迁户”或“插占户”。 光绪初年，今白衣吴氏来蜀先祖吴鸣琳（四弟兄，鸣珏、鸣球、鸣珍均先后来白衣居住，因白莲教乱，除鸣琳外全部返回江西留宜黄县潆溪乡），四川总督丁宝桢为吴父瑞圃撰碑序：“公家泽，字瑞圃，四川达县（1946年从达县析出归平昌）人，原籍江西宜黄县，父玉昭公（鸣琳）于乾隆年间游蜀娶张太夫人……”说明鸣琳兄弟来蜀也非“迁”“填”而来，而是“游蜀”来的。 巴州清江、曾口和平昌一些刘氏，按其《庆远堂宗谱》记载，来川始祖为继朴、继棠，是乾隆四十九年“迁徙”来蜀的，当时移民高潮已过。平昌云台入川始祖刘芳森，原籍江西省永新县中村。元末明初任江西省庐陵县（即今吉安县）令，由于刚明济物，后擢升四川北道保宁知府，任职数载，兢业清慎，因年耄耋遂告致官。屯住巴州从化乡（属今云台镇，但辖域比原云台区还大）中嘴梁，显然也不是“顺康填川”时来的。 《苟氏宗谱·巴中篇》记载：“落业始祖苟金志……居通江梨树桠，明末迁达州，后移居阆中。清初，金志公避难于巴州顶山后迁石羊山。”据此，今巴州、平昌、通江、南江、达川、万源、宣汉、阆中、仪陇、营山等地的苟姓中，十之八九都是这几支人的后裔，明确地界定了川东北一带苟姓不属“麻城县孝感乡填川”之说。《（道光）巴州志》还记载：“苟道炫，县东大井溪（今平昌县五木镇前锋村）人，明嘉靖丁卯年（1567）科进士，曾任平凉知府（今属甘肃）。九子入庠，孙天奇，乾隆甲午（1774）举人，任云南知县。”按古本《苟氏族谱》分支，至少说明今平昌响滩、坦溪、兰草、五木、笔山和巴州区羊凤一带的苟姓也绝不是“顺康”时移来的。 巴州亮垭子（原福申乡，今属平梁镇）《周氏族谱》记载：“先祖周福于明末清初时，从陕西岐山县迁入四川省通江县（今万源）竹峪关场团包寨埃山碥落业。生三子：一分迁今万源；一分迁今瓦子场；一于清乾隆年间迁今福申周家山，后生五子，除一子回迁老屋（竹峪关）外，其余皆居住本地和岳家等地，子孙衍繁十四代。” 另一本《周氏族谱》记载，巴州和宣汉县周氏，明中晚期入川祖周易、朝书、朝礼、朝备四弟兄，其中周易育三子，定居宣汉胡家坝；朝书子仕宏，官褒城（今汉中）知县，累至明兵部侍郎，生五子，明末遭张献忠部围困无水源，兄弟失散现已难纠，只记有禹贡一支后人，在巴州兰草渡木寨子落业，衍繁至今已发展到原青龙坎、坦溪口一带。 巴州鼎山乡、青龙坎（今青云）和今坦溪一带的董氏，民国七年手写族谱记载：“太初一代祖董元通原系江西省宁江府庆元县人氏。初填湖广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插占立基。自明朝天顺九年迁居于本地（今青云乡八村）巴属冯公庙境（今分青云、坦溪、大罗、蝉池、凤溪）落业……”还有历代口传：“董姓先祖，明末避难于巴中‘鼎山寨’，被‘八大王’的人马围住，几天攻而不下，士兵们吃饭无粮，口渴缺水。他们突然发现鼎山寨上有一竹竿上悬一条新鲜鲤鱼（是寨上的人用计吓敌，他们实际也没吃的了），围寨头领立即想到寨上既然有鱼不吃，说明寨上粮食有存。既攻不下，不如另寻他处，于是下令连夜退兵而去。”这个口碑与《周氏宗谱》所述十姓人守寨之说完全吻合。而且《（道光）巴州志》和1986年出版的《鼎山区志》也有相同记载。 平昌、巴中（州）、渠县一带的杨姓族谱、墓碑记载他们先祖原籍陕西华阴，因其后裔杨祥（字正吾）为朱元璋打红巾军徐寿辉解粮有功，明初即被授“保宁府总镇（正二品）”官，后升至“左户御驾将军”，过三代由其孙杨真宝于明建文年间迁入巴州鼎山乡辖（今龙岗九盘寨、金堆山），生子祖、先、富、胜、正，于明正统年间先后分居杨家山、玉龙山、石垭场、高石坎、肖家嵌、大山头、渠县一带。 平昌元山镇池姓，他们的祖先原籍不详。其入川始祖为池现龙。他是明南京的“都阃将军”，系左良玉部将。《南明史》记载：“左良玉部下池现龙等人，黄得功部下翁之琪等人、高杰的部下程秀夫等人都在抵抗清军时战死或自尽……”其实是他奉命在川东北一带与清军作战时，眼见左拥兵自重，明军又末路途穷，自己又不愿降清而弃官隐入巴州（今属平昌元山）池家河，这姓人也不是“填川”来的。 平昌望京（原为巴州长乐乡麻石口）白氏，入川始祖白桂林约生于十四世纪初（元朝后期），祖籍河南南阳，明初迁湖北麻城孝感乡高干堰（高阶檐），为避乱而入川，至今已时近700年，脉衍二十七代，人口逾两万。望京白氏除以望京为主要聚居区外，还迁徙镇龙、喜神、界牌、笔山、龙岗、通江以及其他地方。 苏姓，今平昌、万源、宣汉、成都、重庆、巴中、仪陇、通江等地苏姓，大都是三弟兄的分支，而江口邱家的苏义三（三弟兄同名，故称幺义三）又源于600多年的眉山县。也有民国初的家乘确证，苏姓也不是“填川”而来的。 （二）方志之说 陈凤，明成化五年（1469）进士，任南京刑部主事［事见《（雍正）四川通志》《（道光）巴州志》］，“今平昌五木乡石马岭芝（栀）子坪（原属巴州从化乡）人”，后辈于咸丰七年（1857）立碑载：“今成竹溪、丝树垭、大土门、老君鼻（还有今南风、响滩、得胜、双鹿、双凤）陈氏，皆为南朝陈覇先嫡支陈能（唐肃宗时官兵部侍郎，墓在今通江至诚镇龙池山下大底坪）。“其后裔，经宋、元、明至十四代后迁住巴州干嵌坝”（在老广纳坝七里村附近）。这一姓人的后辈已遍布今川东北地区，自然与“湖广填四川”毫无关系。 《（道光）巴州志》记载：“九品山（在原双鹿乡东二公里），上宽四五亩，四壁悬岩陡峭，仅一路可步行，上可容千人，周围大山环绕而不相连，明末‘献贼之乱’……乡人避其上者皆获保全”，同时还记载了灵台山（今巴灵台）、谢家洞等处民众获救的事。因志书采访者为土地垭（今土兴）举人谢一鸣、五木坎（今五木）贡生张复旦，他们所记有很强印证性和可靠性。说明张献忠杀蜀人时并没有斩尽杀绝，“漏网之鱼”仍然不少。 《四川通志》记载，李雄飞，巴州人，顺治八年（1651）科举人；吕兆雄，巴州人，顺治十四（1657）年举人。试想清顺治初，巴州还有人考上举人，他们的父母一定不是“湖广填四川”来的。 （三）巴州知名大姓 据民国初年今万源石窝（原巴州长乐乡，清道光三年划入）《张氏宗谱》记载，石窝张姓，原籍河南同安，入川始祖张月，二代祖张定边（有亮）辗转湖北沔阳，于元末明初因避战乱迁入巴州长乐乡牛皮场（今石窝镇）。三代后在石窝小尖山建成祠堂，八弟兄正式分迁，其中第四房迁入巴州金华台（今平昌泥龙乡九村）再三代则开始分迁：一支迁入今兰草、金宝，留驻在原地的则与坦溪等地张姓同派；一支族人迁于青花、石人；一支迁于达县、宣汉。兰草分支大至于顺治时来到今址，拣了一幢“黄氏”宗祠作宗祠，至今无人问过他们占了黄家的祠堂。其他七弟兄则从石窝分居巴州（如道光年间官至云南提督的张必禄族等）、达县、万源、紫阳、大竹、湖北黄蓬山一带。 马三垭王氏后裔已不下百万之众，居住地也不仅限于川、陕、鄂、渝而是全球，公认通江马三垭王鼎为始祖，他生于南宋末年，卒年无考。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仕“龙凤府管军侍郎”，敕赠“武烈将军”。元朝中叶，除广元，路巴州。元泰定二年（1325）“解组壁江”，落业城南小柏树（今通江县春在镇擂鼓寨村），并首建王氏宗祠，生穆福、彦福。彦福生四子，即柴、炭、炎（烟）、灰。据嘉庆癸酉年刊印的《槐堂族谱》记载：“时天下大乱，弟兄遂离故土而散四方焉。惟炎祖复业马三垭，柴、炭二祖居今之绥定、东乡，后世子孙科第鼎盛。”相传灰祖一支移湖北枝江县，后嗣亦多贤人，另一部分子孙则遍及渠县、宣汉等川、渝、贵各地。（因各地“王鼎简介”谬误多，本文以《马三垭王氏家族兴盛七百年》一文为准） 李姓也到处都有。平昌尤以平昌南、西北、东北部李姓集中。今泥龙乡“牛角坑水库”就淹到一处李姓祠堂，堂前有一对近五尺围圆一丈多高的华表，四面皆有题刻，其中一面是“五千真道德，不言佛不方仙，与孔属通家，略同泗水传心法；三百旧河山，可为皇可为帝，继隋当革命，独把唐朝运掌撑”。据当地耆老说，他们祖上先从陕西西乡一带迁到泥龙的；今尖山戴家沟的李姓是明代迁入陕西三原，清康熙末入迁入巴中长乐乡（今平昌、镇龙、喜神和通江芝苞以及巴中道光三年划入万源部分）后迁至戴家沟的。他们是自愿打“朝廷政策侧边球”跨过一个小水沟就入川的。今土兴、元山、灵山一带的李姓，十年前就修有族谱。谱中说明他们是唐代李愔的后裔，民国年间，他们的祠堂还在巴州城北门。 （四）隐藏之说 四川、陕西、湖北的边界线大都由大巴山脉形成的。而川陕两省长达数千公里的边界线，如通江与陕西的西乡、南郑、镇巴三县，明代以前本属四川，被并入陕西后，地上的人氏往来根本不可能隔开，至今大部分山与山之界确实是一步之遥。像祖辈说的，听说汉中有兵灾，上述三县之人一夜之间隐入通江；而听说广元有难，通江、南江的人一天即可进入陕西地界藏得神不知鬼不觉。风潮一过，有的一夜返回原地，有的就地避荒生存。 三综合上述，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 （一）“填川”事非虚说。 理由有五：其一是巴州地区在明末清初，由于李自成、张献忠的起义，受过两个朝廷（南明、清朝）的兵燹之害，他们在四川反复发动战争，使四川人口大减，这是不可否认之事。尤其是清初皇太极派兵在四川镇压“南明王朝”的军队残余杀人最多；二是清朝多次派兵镇压吴三桂占四川反清的叛军和背叛的民众；其三是陕西的姚天动、黄龙（即姚、黄或摇、黄土暴子）在川东北抢、焚、掠、杀多年，使川东北人口锐减；其四是因各地杀人过多，无人埋尸，加之各种瘟疫泛滥，天灾无人救济；其五是老虎成群吃人。这五大灾难，并不是像有些史书、稗史那样说的“把四川杀得鸡犬不留”，而是在残酷的杀戮中，还是有一些通过逃走、踞守、躲避、隐藏、谎称而逃过这些劫难的人，直等到清康熙中期，他们才从外省或大山中出来，开始立族求生，衍繁后代，加上他们主动融入“湖广填四川”的人，抱团取暖（如设会馆、修宗祠），才成为我们今天这些人的先祖。 （二）“湖广填四川”中有一部分人来自“麻城”是实，很大一部分人则来自两湖、两广和山西、江西、安徽、河南、陕西、甘肃、福建，都不可否认。但我们是不是移民来的？祖籍是不是来自麻城孝感？如“孝感乡”一词早就不存了，又如何从孝感来？所以一定要查清楚自己先辈的碑记、宗谱和当今一些学者的著述，或者找到《麻城县志》《黄安（陂）县志》来研究，找到一定线索方可定论，不要人云亦云、道听途说，以免写入族志，误认祖先。 （三）古代巴州（含今平昌县、恩阳区）东西长约1000多里，很多姓氏为了生存直接自陕西边境进入通、南、巴，或者原路返回，在地理环境上易如反掌，而朝廷管理则相当困难。几地民众因事、因婚嫁、因躲灾难而频繁出入边境都在情理之中。清朝靠分红册、黑册都没弄清楚来川人的籍贯，今天我们就更要对祖先的来历查清查明，不要轻易说“我们是麻城孝感乡”移民来的。 还有很多人组成各种委员会，用现有字派在网上寻根也是不可靠的。因最后一次“填川”是清康熙时期，而立“字派”绝大多数家族是一百多年后的乾嘉时期，以乾嘉时期的“字派”去寻康熙前的祖宗不是水中捞月吗？ 四 《（道光）巴州志》记载：“元末清初之际，邑地荒废，间有自楚迁入者，插占为业，旋经献贼挠蜀，搜屠无遗，其窜匿保全者遂为土著。清初，招垦来者日久，大约楚赣来者十之六七，闽粤来者十之二三。”“明中叶入巴者为‘黑册’，清代入巴者为‘红册’。”逃过明末清初的劫难，巴州仍有清朝建两册时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以上的人口——“清顺治六年，奉命招逃民还乡”“顺治八年，朝廷科举，巴州定额岁、科两试取文生十二名，岁取武生十二名；廪、增生各二十八名”，若都从湖广迁来，巴州哪来那么多读书、练武之人？ 《（民国）巴中县志·民籍》记载：“雍正六年前（巴州）原载人丁1984丁，七年至十三年查出土著自首开垦新旧承粮5988户；乾隆廿八年，查出自首开荒六户，而巴土纵横800余里。一时土旷人稀，可概见矣。”文中的“土著”一目了然是查出的，还有没有查出的，其中有多少是我们的祖先？我们继续老老实实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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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氏网公益法律援助律师：池春燕 WX：xuyuanchiw
发表于 2021-2-25 23:3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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