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突击队（池贵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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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突击队

作者：付有仓
来源：纽约成都客
时间：2023-10-04

“突击队下地干活了”！村里天蒙蒙亮时常听到这样的喊声，尤其在收割小麦的季节，三个队突出队长（一队于金亮，二队张恩义，三队张美珍）的喊叫声此起彼伏，响彻全村。

夏天农活多，夜短，人人睡眠不足，早上谁都想多睡一会儿。熟睡中被吵醒，内心很不乐意但口中又不能说，你懂的，政治大于一切。




六七十年代每个生产队都有青年突击队，顾名思义，青年实击队的主要任务是突击，哪里急需去哪里，哪里有难事就来找你，有点敢死队的味道。文革期间偏离了这一原则，变成了每天的义务劳动。天天起早贪黑额外多干几个小时，就是年轻人也吃不消，尤其在那个粮食定量的时候，多干就要多吃，常常为此饿肚子，导致积极性下降。但这在当时是一种政治约束，不参加一定是落后，其实参加了也没有多少好处，只为了不成为另类。


不过突击队活动偶尔会有点小奖励。有一次打麦子季节突然晚上下雨，麦子已经铺到场面，让雨浇了会生芽发霉不能吃，所以要马上把他们收起来晒干。我们一直干到半夜，队长张玉良看我们辛苦，把刚打出来的新麦子磨面做烙饼。不知道是饿了还是新麦子好吃，那是我吃过的最香的烙饼。



(一队青年突击队，后排右一为作者）


我也曾经是突击队的一员。春天大风里往地里挑肥，下雨天场面收麦子，天刚亮去菜地摘豆角茄子，半夜去浇灌洪水。天天懵懵懂懂，风风火火，不知道自己在忙碌什么，却成就感十足。


尽管自己亲身经历过，还是说不清楚我们哪来的动力和热情，为什么个个生龙活虎，为什么到处欢声笑语。不完全是政治觉悟，也不是为了远大理想，很多人根本没有目的，也不想得到什么，就是愿意参与，有点凑热闹的意思。异性相吸可能是最主要原因。



年轻人血气方刚，争强好胜，愿意在别人面前表现自己，尤其在异性面前，爱虚荣，争面子。村里没有其他社交活动，突击队正好提供了一个适合我们的场所，既能表现自我，又能互相交往，一举两得，正如关牧村所唱的，“假如你要认识我，请到青年突击队里来”。虽然形式单一，吸引力超強，男女青年在一起，说说笑笑，享受的快乐远远大于劳动的辛苦，还干劲十足，效率也高。尤其小伙子们想在女孩子面前显摆自己，吸引她们的注意力，所以一个比一个能干，无形中突击队成了男人间的比赛场地。记得最清楚的一个例子就是1974年五四青年节活动，一队几十个青年集体逛青山，昆区，那几个带着女孩子的人自行车骑得都要飞起来了，我自己一个人骑都追不上。


记得一队王美英，王威风，田桂枝（三梅枝）是女青年的主力，丁占仁，张海人，严海龙是男青年的带头人，他们既能干又有号召力，是一队的风云人物。



（一队知青聚会）

自从村里有了知青后，人们参加突击队活动的积极性更高了，知青不但給突击队注入了活力，更重要的是带来了一股新鲜气息，他们懂得多见过世面，穿戴时髦，会说普通话。村里人都喜欢和他们接触交流，想从他们那里了解外面的世界，近距离观察他们的言行举止，模仿他们的穿衣打扮，听他们讲城里的新闻趣事。在农村人眼里，他们代表着先进时尚，他们就是向往的目标，努力的方向。无形中知青成了年轻人的焦点，人们有事无事都愿意和他们接触，尤其一到下雨天不下地干活的时候，大家自动聚集在知青住处，听他们谈天说地。


尤其池贵林那里总是人满为患，他热情好客，说话又风趣幽默，村里男女老少都喜欢听他侃大山。女知青中侯晓薇刘凤英性格开朗活泼，人又漂亮，自然成了村里女孩子们围绕的中心。严有娥是一队知青中运气最好的，她平时言语不多，为人低调，不引人注意，但她是第一个抽调回城的知青。当时回城需要队里群众推荐，只因为老贫农五保户李存说了一句“严有娥是个好娃娃”就一锤定音，他可能只知道严有娥的名字，所以别的知青都失去了机会。那时文革已经结束，可是政治上的形式主义依然存在，贫下中农的话还是衡量一个人政治表现的重要指标。李存虽然住在村后的窑洞里很少和别人接触，从来没有当众发表过任何个人主见，没有连着讲过两句话，但他是队里唯一的老贫农加五保户（无子女的老人），这个特殊身份使他的话更具有政治份量。


后来知青逐渐都回城了，跟着农村集体解散，队里的青年突击队也就自然消失了，那个轰轰烈烈的时代就此画上了句号。更可惜的是也带走了我的一段青春岁月。



2023年10月3日

于美国旧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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