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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惠泽鹭岛
一、 急流勇退 晋升太常寺少卿不但没有使池浴德感到高兴，反倒使他更深入地 思考一些问题。明万历中叶之前，整个朝廷可以说基本上笼罩在张居正的威严之下。池浴德在朝廷中属于无欲无求、刚正不阿的清流派，而张居正的用人策略是“宁用循吏，不要清流”。不受重用倒没关系，因为池浴德恪守的是“进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的原则，当官并不是他最高的追求。在政治层面上，池浴德对张居正的治国纲领基本上是赞成的，他在遂昌县任县令时所开展的清查、丈量土地和重建图册，在理念和效果上都和张居正的政策相一致。但是，在池浴德的心中，一切治国纲领都应该落实到具体的人身上。纲领十分高明，效果十分显著，但如果伤害到人，则应该慎重考虑，择善而行。张居正则是不管不顾，政令一下便一意孤行，哪怕伤人无数、怨声载道也毫不顾惜。另外，池浴德对张居正的人品也缺乏好感。尽管张居正宣称 “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于自身求利益。”（注23）但他为了儿子在科举考试中落榜而借故惩罚有关朝臣、一家人皆身居要职以及个人生活奢侈等劣迹早已被人诟病，池浴德对于这种言行不一的虚伪的人格肯定是不屑一顾的，否则就不会公然顶撞，甚至当面指责张居正的不是。 池浴德从进入吏部，就生活早在张居正的阴影之下，如处“樊押之中”，池浴德也曾想过上疏弹劾张居正的不端行为，但被妻子池傅氏所阻。妻子的意思大概是：张居正利用君小国弱之势独揽大权，地位和势力一时是无可撼动的，上疏弹劾不但不起作用，反而会惹祸上身。为国忘身固然是应该的，但家中老母也不能不考虑啊（注24）。经妻子说服，池浴德也觉得不能鲁莽从事。 从吏部调到太常寺，减少了直接与张居正对垒的机会，但池浴德知道，不论在哪一个部门，都无法摆脱张居正的控制。这就意味着，张居正手中的大棒不知哪一天会落到自己的头上。 到太常寺后不久，池浴德任职吏部时为母亲和妻子请封之事有了结果，池浴德的妻子池傅氏被敕封为宜人，年逾七旬的母亲池吕氏被敕封为太宜人。明朝奉行“以孝治天下”，父母年过七十，家无兄弟的官员可以申请归养（注25）。池浴德虽然有两个兄弟，但早就分家，母亲由池浴德赡养，算得上“家无兄弟”。如今，母亲被敕封为太宜人，申请归养的条件更加充足。妻子傅宜人也支持池浴德弃官归养母亲。她说：仕途之路如此辛苦，不如回家安安稳稳住村舍，今后不再重走此路了。 册封的种种手续办完之后，池浴德随即上疏申请归养母亲并很快得到批准（注26）。 明嘉靖万历九年（1581年）初夏，池浴德从太常寺少卿的位置上告退。这一年，池浴德才四十二岁。朝廷中少了一个清廉刚正的官员，嘉禾屿有了一个德高望重的乡绅。 二、勤俭清白 池浴德返乡不久，母亲吕太宜人就羁病卧床。当时嘉禾屿的医疗条件极差，池浴德想方设法沿医治疗，悉心调理，妻子傅宜人甚至焚香告天，愿意以身相代。但种种方法均告无效，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十二月，池浴德的母亲吕太宜人不幸病逝。池浴德亲自为母亲入殓，在墓旁建造小屋守墓，从此“只字不入公门”（注27）。 池浴德归养母亲，按照朝廷规则，是可以领取俸禄的。池浴德为四品官员，凭借朝廷颁发的有关文件，每月可以从地方衙门领取二十四石禄米，其中大米一石（约折合76.9千克），其余折算为铜钱、钞票、绢或布发给。所谓“只字不入公门”，就是说池浴德认为母亲既然逝世，自己再也不是可以领取俸禄的归养官员，因此再也不到地方衙门去领取俸禄。 应该说，母亲吕太宜人逝世之后，池浴德才真正成为退隐的官员。 池浴德退隐之后，没有了每月二十四石的禄米，失去了主要的生活来源。但是，这并不能改变池家传承数代的理念。池浴德谆谆教导后辈：“读书岂必尽取科第？时时照管这念头，不负天地祖宗，便为肖子。我受大父俭勤清白之训，佩之终身。愿儿曹如我之佩大父可矣！”（注28）这里所说的“俭勤清白”，既是池浴德持家的态度，又是池浴德的生存之道。 俭即生活简朴。生活简朴贯穿了池浴德的一生。在遂昌县任县令时，他的日常饮食十分简单，最多只有一道荤菜，称为“席无重肉”。在北京任朝官，上朝、坐班的官服和待客应酬的礼服是一大开销，池浴德的官服和礼服都由侍妾制作。需要宴请客人时，也不讲究排场，而是在家里自行操办，以节省开支（注29）。退隐在家后，更是长期粗菜便饭，只有在接待客人时才会上一道荤菜。常年身穿布衣，不着绸缎皮毛。池浴德的妻子傅宜人虽然出身于富贵之家，也俭朴成习。明天启三年（1623年），时任和州知州的长子池显京寄回俸金为母亲祝寿，傅宜人回信批评：所寄虽然是俸禄之余，也是民膏，儿当体会百姓的心情爱护百姓，体会父母的心愿而自爱。今后什么东西都不许寄（注30）。 勤即勤劳。池家从池杨开始，就形成了眷属在家中纺纱织布的传统。池杨的妻子吕太宜人对家里的女人管理最为严厉，早晚督促，纺纱织布不停，若发现有人懈怠，当即予以责罚。吕太宜人年老之后，傅宜人管家。此时，池家已经是进士门第、官宦之家了，这项工作仍然没有停止。傅宜人逝世之后，管家事务落到池显方之母林太孺人身上，林太孺人直至七十余岁，还督促家人纺纱织布，没有稍许懈怠（注31）。池家如此重视纺纱织布，与当时朝野对布匹的需求有很大关系。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开始，明朝廷就允许用布匹抵充田赋，绢一匹折米一石二斗，棉布一匹折米一石，苎布一匹折米七斗（注32）。在闽南，明隆庆元年（1567年）准漳州月港贩东、西洋（指今东南亚地区和日本、朝鲜）前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棉布、苎布都是海上贸易的重要物质。清乾隆《同安县志》载：同安历史上出产棉布、苎布、丝巾、葛布，其中棉布有红边布、许厝布、陈井布，龙屿出产的皱布，西界出产的斜纹布；苎布有糊布、纺苎、令苎、假罗等（注33）。古制：手工织布布幅宽二尺（66.67厘米），四丈（13.33米）为一匹。织成一匹棉布依技艺的不同大约需要八至十五天，一匹苎布大约需要六至十天。池浴德置有林、陆、王、黄四个侍妾，侍妾的主要工作除了家务之外，便是织布。四个侍妾轮流操作两台织布机，一个月挣上四五石米是没有问题的。 说到侍妾，今天的人可能对池浴德拥有四个侍妾持有疑问。这是需要说明的。明代的婚姻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绝大部分的官员都置有多个侍妾。世风如此，这是不能苛求于古人的。但一夫一妻多妾，如果处理不好，是很容易惹是生非的。与池浴德同处嘉靖、万历时期的著名清官海瑞先后娶有三妻三妾，死的死，休的休，还有上吊自杀的，最终连后代也没有留下一个。像池浴德这样一夫一妻四妾，除了侍奉长辈、照顾生活起居之外，还能通过纺纱织布赚取些许钱财补贴生活，算得上治家有方了。 清白则是池浴德为人处世的最高准则，指的是襟怀坦荡，光明磊落，不随波逐流，更不同流合污。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池浴德为了清白人生。一心一意想离开错综复杂的官场，而官场的是非却不依不饶地缠绕着池浴德。在池浴德返乡的头一两年，还遇到好几件烦心的事。 按照规定，官员归养父母之事是由吏部稽勋清吏司负责审批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吏部尚书对池浴德归养一事毫无所知。池浴德已经回到嘉禾屿了，吏部尚书还致函池浴德，催促他回京续办尚未结案的湖北赵某罢黜一案。池浴德答复道：此前好像被关在牢笼中一样，因为有老母亲在，只能隐忍不发，现在得以回家终养母亲，从此再也不回到仕途上了。朝廷中一些言官风闻池浴德顶撞张居正以及为颍上县县令和湖北赵某主持公道的事，怀疑池浴德得到颍上县县令和赵某的好处。有人劝池浴德出面辩解。池浴德回答：辩解是为了回到官场。我既然下决心隐退，就没有必要说什么了（注34）。 一方面是清者自清，一方面是远离了官场这一是非之地，关于池浴德的种种流言蜚语很快就消失了。 明万历十年（1582年）春，张居正授意福建巡抚劳堪，让他拘 捕罢职居家的刑部左侍郎洪朝选。劳堪与池浴德谋商，池浴德却极力为洪朝选辩护，劝劳堪收手。劳堪慑于张居正的淫威，加上个人恩怨驱使，给洪朝选捏造个“通夷”的大罪，押解福州大狱加以谋害，锻造了轰动一时的“洪司寇”（洪朝选被罢官之前署理刑部尚书雅称司寇）冤案。两年之后，洪朝选被平反昭雪，劳堪被撤职、下狱、流放，方才醒悟：“悔不听池先生之言以至此。”（注35） 江西有个道学先生，被贬到福建仍不甘寂寞，传书到各府县，想要招收生徒，传道办学。池浴德怕这位道学先生惹祸上身，特意给他写信，剖析其中要害，劝他莫做此事。倒不是池浴德反对办学。池浴德退隐在家也办学，他亲自上课，亲自编写教材，亲自做文章以为示范。不过池浴德办的是家学，来就学只是池家子弟，不同于到各府县大造办学声势的江西被贬的道学先生。你已经被贬了，还要大张旗鼓地传道办学。如果追究起来，究竟是朝廷贬你贬错了，还是你传道传错了、办学办错了？如此不清不白之事，如何做得！这就是池浴德的清白处世哲学。行于当行之势，止于当止之时。 三、乡闾典型 此时的池家，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位居卫所最底层军吏的军户之家。作为一个没有政治野心的退隐官员，池浴德“不履城市，不谒公门，闭门摊书，莳花养鱼，课子孙读而已”（注36）。他将家里的一间旧房改建成悠然阁，阁前的空地上种了一株桂花树。授课之余，抱着儿辈攀树摘花，虽然身处海岛乡间，也没有什么上等的物质享受，但生活过得悠然惬意。 根据明代的法规，除了被剥夺官职的人，致仕即退休以及退隐的官员仍然享受在职时的礼遇。但池浴德官居四品，在泉州府范围内，也算得上不多见的高官了，隔三差五总有人前来登门拜访。池浴德尽管下决心远离政治，远离官场，但对于家乡的事还是十分关心。池家从明永乐年间就开始在参与嘉禾屿的防务，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他的建议对于前来请教的官员有很大的帮助。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前后驻守厦门海域的名将沈有容与池浴德交往甚密。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沈有容率舟师突临澎湖，与窃据澎湖的荷兰武装海商首领韦麻郎交涉。出发之前，沈有容特地前往拜会池浴德，与他商定“示以恩威，陈说利害，但利速发，不利久需”的策略。沈有容成功劝退荷兰武装商船，成就“谕退红番”的殊勋（注37）。池浴德的声望甚至震慑了嘉禾屿海域的盗贼海匪，使之望中左所而止步。
尽管威严尚在，但池浴德的自我约束却丝毫没有放松。每逢初一、十五，池浴德必定鸡鸣即起，沐浴焚香后对天祷告，检点半月来的所作所为。嘉禾屿四面环海，常有死于海难者出现，池浴德买地设置三处义冢，收埋无名尸骸。
池浴德治家对族中子弟要求甚严，时常告诫他们：“毋滥交，毋惹事，毋衣罗绮，毋想膏粱，毋恃贵凌人，毋挟长加少。”（注38）他有一女四子，长女是进士蔡献臣的贤内助，四个儿子中有两个举人、一个县学生员。 ·傅鈅明万历五年醉仙岩题匾 池浴德所在的嘉禾里二十三都二图中左所附近是嘉禾屿少有的可供种植的区域，多旱田山地。岛的西南部多岩洞石山，其最高处有一巨岩，远望仿如醉汉横卧。明万历五年（1577年），池浴德的岳父傅鈅捐资建造一寺，命名为醉仙岩（厦门风俗称寺庙为岩）。池浴德得闲也和岳父傅鈅到醉仙岩参佛。 万历十一年（1583年）的一天，池浴德发现醉仙岩山脚一方巨石地下的沙土有水珠渗出，便请人把沙土掏空，露出岩洞中石窟，岩体渗水涓涓流下，聚于窟中，其泉甜美。明人倪洞认为：此泉甘美不亚于无锡“天下第二泉”，故命名为“醴泉”，洞随称“醴泉洞”（注39）。这种说法似乎有点牵强。从这处岩洞的发掘过程来看，与著名的陕西麟游县九成宫醴泉洞极其相似，醉仙岩醴泉洞的名称极有可能是从九成宫醴泉洞而来。醴泉洞上方的岩壁上凿有“池怀绰开造”四个大字。池浴德著有《怀绰集》一书，此处借用书名指代池浴德。醉仙岩醴泉洞至今仍是厦门的著名景区。这是池浴德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之一。 ·醴泉洞
·池怀绰（池浴德）开造醴泉洞石刻 池浴德还捐资在厦门城北门外修建东岳庙。东岳庙位于带溪南岸，与筼筜港北岸的仙洞山遥遥相对，庙里供奉东岳大帝即泰山山神，同时供奉十殿阎罗。东岳庙屡毁屡修，后来成为中山公园北部景点之一，“文化大革命”中再毁。20世纪90年代末易址中山公园北门西侧重建，但规模已不复当年。 ·池浴德捐建东岳庙民国时期照片（林良材提供）
·池浴德捐建东岳庙民国时期照片 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十二月初一，池浴德端坐而逝，享年七十九岁。在前来哀悼的众多的人群中，一帮来自遂昌的士民特别引人注目。池浴德的次子池显方为这些“平昌（遂昌县别称）士民”作有一诗： 八秩老灵椿，瞥尔随霜变。可怜远近人，闻者泪如霰。 客从平昌来，絮酒垂哀唁。诔词千万言，通名满州县。 云吾在平昌，阅官如驿传。离爷五十年，至今常在面。 知君远来心，不为尔私恋。设使金如山，难买此一奠。 握手送君归，西风与海战。行到龙丘亭，旧碑不堪见（注40）。 池浴德被葬在厦门城西南滨海的凤凰山西南山麓（现水仙宫遗址望石之后），七年后其妻傅宜人逝世，也葬在此处。这一带在明末叶仍是人迹罕至之处，分布有池姓、白姓、李姓等家族墓茔，还有众多未知名墓葬。旧时有望显祠，规模极小，但每逢农历七月“普度”时，祠前常有戏班为祭祀孤魂野鬼演出。厦门开埠后，山脚水仙宫渡头成为与鼓浪屿对渡的码头，宫后的竹篙巷成为水仙宫渡头通往厦门城南门外的要道，菜馆、旅社、当铺、戏班、烟馆挤挤挨挨，热闹非凡。20世纪30年代修建中山路、水仙路、鹭江道之后，才复归冷清。 池浴德著有《空臆录》、《怀绰集》、《居室篇》等作品，可惜未能流传。此次撰写本书，查阅资料时有幸从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的“台湾文献丛刊”第056种《闽海赠言》一书中寻得池浴德所撰文稿三篇。观其作文，憎爱分明，嫉恶如仇，叙事简洁，文辞顺畅，要言大义，斩钉截铁，真是文如其人。兹将三篇文稿附录于本章之后，供读者观其文，体味其风采。 池浴德的诗深厚如初唐，但仅见《晃岩集》中所附游定林院题壁诗。吉光片羽，弥足珍贵，谨附录于下： 角巾来问渡，石燕送行舟。地僻村家少，天阴野色秋。 千畦随盖转， 四水抱桥流。 忽见纹蛇出（遇猎者得锦蛇丈余），空传白帝游。 夹松交麈尾，穿笋露猫头。入寺经旬坐，飞烟久不收。 应知神有意，故遣雨相留。只雁归寒渚，疏钟散宿愁。 呼僧烹苦茗，阅史慕前修。澹性甘蔬粥，浮名付海沤。
忘机超物外，何处不夷犹（注41）。
·同安县仁德里苎溪琔琳院（在今集美区后溪镇石兜水库北岸） 全诗澹然厚实，抒发了一个位居四品的退隐官员不逐浮名、不求物欲、超然脱俗、闲情安居的情怀。“定林院”应该是校注时所改，原名应为“琔琳院”。清乾隆《同安县志》载：“琔琳院在仁德里苎溪， 林壑深秀。唐司勋石赓曾居于此。今建文昌祠于其右。”（注42）后屡毁 屡修。现有建筑为2013年重建。飞甍耸瓦，金碧辉辉,已非当年僻壤 小庙可比。 池浴德到过的同安县仁德里苎溪与厦门池姓关系十分密切。除了 池浴德、池显方父子都在苎溪附近的琔琳院留下诗作之外， 池显方在《晃岩集》中也有多篇作品描写在苎溪的田园生活，池显方 的生母林氏出身于苎溪农家。苎溪一带应该有池家的庄田。 史学界对于明代官员的待遇有种种议论，大都认为明代官员的俸 禄很低。这基本上是符合史实的。像池浴德这样的四品高官，名义月 俸有24石禄米，实际上每月只领取不到80千克的米和一些纸钞、布匹之类的抵押物，只能勉强维持3—5口人之家的基本生活。一般的七品官员，名义月俸只有七石五斗禄米，连维持一般生活都有点困难了。但是，俸禄并不是明代官员待遇的全部。明代官员除了俸禄之外，还享受有免予缴纳田赋、免予服役的优惠。优惠标准视京官、地方官及其品位而不同，而且时有调整。以池浴的四品太常寺少卿为例，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在职时可以享受的免交田赋的土地面积是535亩，可以免除的丁役为16人；正常退休的官员享受原品待遇的七成；池浴德这样的退养官员称为闲住官员，享受原品待遇的一半。像池显方这样的举人，可以免交田赋的土地面积为40亩，可以免除的丁役为2人（注43）。免交丁赋的田可以是官员自己的田，善于经营的官员在自家田数量不足的情况下，会通过种种关系，将农户的田挂在自己名下，以兑现朝廷的免交丁赋的收入，农户为了避免遭到地方官员的加派，也乐意将自己的田挂在官员名下。按照明初制定的官田每亩缴纳田赋五升三合五勺（未计之后加赋）、每顷（100亩）出丁夫一人（每亩折工价二升五合）的标准（注44），池浴德在职时挂在其名下的田地理论上可以达到免丁役16人的田亩数1600亩，其中有525亩田地还可以免田赋、实际收入即免除丁赋折租米68石1斗（5236.89千克），其中免除丁役折工价部分40石（3076千克）、免交田赋部分约28石1斗（2160.89千克）。“只字不入公门”之后也可以达到800亩，实际收入即免除丁赋折租米34石5升（2618.45千克），其中免除丁役折工价部分20石（1538千克）、免交田赋部分约14石5升1080.45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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