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朝鲜政府中有南方派、莫斯科派,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延安派。
延安派实力非常强大,他们都是参加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其中包括参加八路军、新四军的朝鲜人,主要构成是以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3个朝鲜师为主体,都是在中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民主联军的军人,后来又参加三年解放战争,一直随着四野打到海南岛,主要人物包括早期仅位于金日成之后的朝鲜二号人物武亭,以及金斗奉、崔昌益。
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地球上当之无愧的一代陆军宗师,这些朝鲜人在中国军队中成长起来,经过血与火的战争洗礼,士兵个个骁勇善战,勇猛顽强,指挥员都具有高超的战略战役指导思想和战术指挥水平,他们回到朝鲜以后,对比朝鲜国内没有作战经验的军队,根本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在统一朝鲜的战争中一直推进到韩国釜山。
十九世纪后期,朝鲜就陆续向中国移民,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更是肆无忌惮地推进“日人移韩,韩人移满”的侵略政策。东北的朝鲜移民在1934年已增至72万人,1945年日本投降时,在中国境内的朝鲜人达到了216万人,根据《东三省政略》考据,这一时期的朝鲜移民已被认定为中国公民。 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原因,这些朝鲜人在上个世纪的抗日战争中便具有了双重的国籍,双重的使命。
追本溯源,20世纪初白山黑水之间,便有了朝鲜人的武装力量,而组织和引导他们的骨干,就是后来组织了“朝鲜义勇军”和东北抗日联军的一些朝鲜游击队。他们当中最负盛名的人物,当为抗日游击队的金日成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武亭及优秀将领杨林等,为此,毛泽东说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灿烂的五星红旗上,染着朝鲜革命烈士的鲜血。”
1931年,东北的中共党员发展到2000多人,其中85%是朝鲜族,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并参加了四保临江、四平战役、解放沈阳的战役,后来改编为四野166师后在沈阳执行卫戍任务,人员达1.2万人。
1948年5月,美军占领下的朝鲜南部地区建立了大韩民国政权,9月,北部地区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双方虎视眈眈,欲致对方于死地。为此,朝鲜劳动党正式向中共中央提出让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人部队返回朝鲜。
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主任金一受朝鲜劳动党委派,与中共商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人部队返回朝鲜之事宜。毛泽东在会见金一时说:“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有3个朝鲜人师,其中两个驻扎在沈阳和长春,中国党会随时准备把这两个师连同全部装备移交朝鲜政府。如果朝鲜同志现在不需要这两个师,那么我们可以负责训练和保障这些部队。另一个师正在长江以南地区作战,等作战行动结束后才能调回。”
7月初,朝鲜方面得到情报,南朝鲜军可能进攻北方,为此,朝鲜要求中国东北的两个朝鲜人师返回朝鲜,一个师驻扎新义州,一个师部署在罗南。自此,第164师、第166师先后返回朝鲜。
1950年1月9日,金日成向中国提出,希望还在中国的朝鲜人部队返回朝鲜。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与朝鲜人民军作战局局长金光侠会谈,朝方希望中方装备1个步兵师,下辖4个步兵团,炮兵团、通信大队、工兵大队、反坦克大队、教导大队、卫生大队、自动炮大队、侦察中队、运输中队返回朝鲜。中方全部给予配合。
2月2日,临时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第15师的朝鲜人师在郑州成立。3月中旬,共集中人员22191名,其中:以原156师为基础,编为一个师, 4月8日起,独立第15师等部队乘火车开赴朝鲜。回朝后,该师主力编为朝鲜人民军第7师,后改称第12师,一个团整编为第18团,编入人民军第4师。 6月10日,军委铁道兵团所属的朝鲜人部队3200余人,编为暂编独立团返回朝鲜。
8月1日,东北军区的3100余名朝鲜人官兵返回朝鲜,整编为第10师。
从1949年7月至1950年8月,共有5万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服役的朝鲜人返回朝鲜,加入了朝鲜人民军,立下了赫赫战功,这些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延安派。他们都是在中国成长起来的,因此对中国充满感情,也把中国当做他们的娘家,以至于后来受到迫害时,很多人都选择逃到中国。
对于金日成来说,这些部队回国对朝鲜的意义十分重大,因为朝鲜军队没有打过仗,全无作战经验,而这几个师在中国经历了大规模战争的考验,无疑是如虎添翼。
朝鲜战争初期,与韩国作战的朝鲜人民军共21个步兵团,其中10个团是由中国移交给朝鲜的部队组建的。许多朝鲜人民军的高级指挥员包括总参谋长姜健、2个军长以及6个师长都是延安派。这些在中国转战南北、具有丰富战斗经验的部队,在朝鲜屡立战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占领汉城的战斗中建立卓著功勋的步兵第4师被金日成命名为“汉城第四师”,特别嘉奖金雄、李权武所率部队的突出贡献。在朝鲜最高会议授予“近卫”称号的7支部队中,延安派的部队就有4支,其中有2个步兵师,2个步兵联队。方虎山等3人被授予共和国英雄,第12步兵师被授予一级自由独立勋章。这就是为什么朝鲜人民军在战争开始阶段势如破竹,打得南韩军队溃不成军的主要原因。
朝鲜的延安派当中有的比金日成的资格还老,参加革命的时间还长,职务还高。1956年在苏联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影响下,延安派集合起来反对金日成,史称八月宗派事件,结果迅速就被平叛,其首脑人物不是逃亡就是被抓,作为一个派系自然瓦解。
朝鲜战争后期以及战后,延安派一些主要领导人命运各不相同。姜信泰、张教德在战争中牺牲,金枓奉任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长,金昌德任总参谋部干部局局长、总政治局纪律委员长,全宇任第5军团长、副总参谋长,池炳学任军团长,林孝三任第9师师长、副总参谋长,李益成任总参谋部队列补充局局长,林勋一任党中央农业部长,王之仁任第6军团长、副总参谋长,金武亭因“不执行军令,战斗指挥不当,犯有军阀主义”,于1950年12月被撤职。金雄因为9月7日美军仁川登陆,被迫率几名参谋进入山区坚持游击战,后被打成反革命宗派分子,受到清算。方虎山、李权武等著名战将被打成反朝鲜分子。一些中下级军官在战后受到了政治清洗,有的被折磨致死,有的则辗转回到中国。朴一禹因“反党宗派活动”于1955年被罢免;时任副首相的崔昌益、商业相的尹公钦、劳动相的徐辉等人于1956年因“宗派事件”被免职。
金日成在1951年以“平壤失守”和“作战不力”为由解除了延安派势力最大的人物、民族保卫省副相兼人民军炮兵司令——武亭手中的权力,武亭被彭德怀接往中国,被认为是毛泽东个人代表的朝鲜内务相朴一禹也被解除职务。
战后,金日成提出了“主体思想”,树立个人权威,严厉指责莫斯科派的许嘉谊、朴昌玉、朴永彬和延安派的朴一禹。金日成认为,从苏联回来的人主张学苏联的方法,从中国回来的人则主张学中国的方法,这种争吵是毫无意义的。他说,“我们正在进行朝鲜的革命,而不是别的国家的革命。朝鲜革命,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工作的主体,必须使一切思想工作服从朝鲜革命的利益。”金日成由此开始的一系列清除异己的行动,导致中朝关系急剧恶化。
1956年2月,联共20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赫鲁晓夫在会议上也指责金日成在朝鲜搞个人崇拜,1956年6月,金日成访问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而在国内的苏联派和延安派联手准备向其挑战。1956年8月29日,朝鲜劳动党举行苏联、东欧归国报告会,苏联派的朴昌玉和延安派的崔昌益等人公开向金日成挑战,但在会议上遭到金日成等满洲游击队革命团体的反对而失败。当天延安派的商业部长尹金钦、职业总同盟委员会委员长戌辉即逃到中国,而崔昌益和朴昌玉被逮捕,后在8月的中央全会上被除名。朝鲜劳动党内的延安派在这次会议后为逃避清洗而纷纷流亡中国。
9月18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人与苏共代表团商谈处理朝鲜问题。米高扬建议中苏两党共同派人去平壤,了解情况。毛泽东则对朝鲜许多同志无辜被捕、开除、撤职的做法极为不满,并直接指出,金日成还是搞斯大林那一套,一句反对的话都听不得,谁反对就杀谁。
米高扬和彭德怀到达平壤后,首先找金日成谈话,金日成原则上接受了中苏两党的意见。9月22日召开的劳动党中央全会作出决议,承认八月会议处理问题的方法“过于简单”,同意恢复崔昌益和朴昌玉的职务,恢复出逃中国延安派的党籍,金日成同时提出的条件是:中国把还在朝鲜的志愿军撤出。
在中苏代表团离开平壤以后,金日成不仅没有执行与米高扬、彭德怀达成的协议,反而继续对有不同意见的干部进行迫害,以至又有一些人逃到了中国。尽管中国一再表示对于是否执行这些协议的结果非常关心,但朝鲜方面一直虚与委蛇,拖延不办,将中朝关系拖入冰点。
朝鲜战争结束后,据不完全统计,返朝的5万朝鲜族官兵30%在战斗中牺牲,被俘的有20%,余下的30%进入朝鲜其他部队后定居朝鲜,另有20%自战争结束后至1957年陆续返回中国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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