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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寻根追源即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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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17 13:50:4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寻根追源即墨人





黄济显  李景智
    即墨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境内发现的17处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遗址证实,远在五六千年前,先人们就已在这片沃土上繁衍生息了。春秋战国时期,即墨就以人口众多,物产丰盛而称著于世,其繁华富庶可与当时的齐都临淄相媲美。《战国策》就载有“齐有即墨、琅琊之饶,泰山渤海之险,联袂挥汗,与临淄并夸殷盛”。秦初,即墨始为县。楚汉时期,即墨既是县治,又是胶东国之国都,属三齐重镇。即墨故城遗址位于沽河岸畔,现平度市境内的古岘镇大朱毛村一带。隋开皇十六年,重建县治于今即墨市区。


    东汉延至明初,经过一千多年的传承接续,即墨本应愈加繁荣,但据清同治版《即墨县志》载,在明王朝建立之初,即墨却是个人口稀少“鲜林木,罕庐舍,蒿莱极目,观之凄阻”的“疲邑”。据调查,现居即墨人氏之先祖,绝大多数是于明洪武、永乐年间(公元1368-1424年)由外地迁入的。那么,明代以前即墨的大部分原著居民到那里去了?难道真如民间传说的被“永乐扫北”斩尽杀绝了吗?如果与“永乐扫北”无涉,是什么原因致使即墨在明代以前人口锐减?明初移居即墨的先民源自何处?带着这些疑问,我们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走访了一些墨邑耋老,得出了较粗略的答案,现概述如下,以供读者参考。


一 “永乐扫北”并未扫过即墨
    即墨等地民间广泛流传,在“永乐扫北 ”时,即墨的原著居民因战乱或逃亡、或被杀光,而只留下现即墨市留村镇大“留村”一个村庄。对于这段传说,我们依据《明史》记载,特作考证如下:


    (一)、民间传说与史实不符。据《明史·太祖本纪》载,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元朝灭亡后,元顺帝及其残余势力逃向漠北,蒙古贵族继续统治着长城以北广大地区,十五世纪初,分裂为鞑靼、瓦刺两部。由于蒙古贵族不甘心失去对中原地区的统治,不断派军队攻掠中原的陕西、山西,并严重威胁着宣府(河北宣化)和北平(北京)。明政府为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政权,从洪武元年冬开始,累年北征靖边。公元1402年,明成祖即位,改元永乐,并改北平为北京。据《明史·兵志》载:“文皇即位,五驾北征......”公元明成祖为了巩固边防,便于北征,与永乐十九年(1421年)将京师从南京迁到了北京,直到永乐二十二年死于北征回师的途中。上述史实可以说明,明成祖在位的22年中,把相当精力用于回击鞑靼和瓦刺两部的侵略,因而历次北征,都不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据《明史·成祖本纪》载,五次北征的军队,大都是从京师、河南、山东、河北、山西、陕西、辽东诸卫所调拨,并于北京、宣府集中。每次北征,也多是从直隶、河南、山东、山西等地,征用大量民夫运粮至宣府。最多的一次是永乐二十年,征集的民夫达23万多人。明成祖五次北征行军经历如下路线:第一次,于永乐八年,从北京出发--宣府--威虏镇--饮马河--斡难河。回师经开平(甘肃)--北京--南京。


    第二次,于永乐十二年,从北京出发--兴河(甘肃)--康哈里孩--忽兰忽失温。回师经过土敕河--三峰山--红桥--山海关--沙河(河北)--北京。


    第三次,于永乐二十年,从北京出发--宣府--鸡鸣山(河北)--云州(山西)--偏岭(山西)--西凉亭--开平--应昌(内蒙古)--阔乐海,回师北京。


    第四次,于永乐二十一年,从北京出发--宣府(山西)--西阳河--上庄堡,回师北京。
第五次,于永乐二十二年,从北京出发--隰宁(山西)--开平--应昌--威远州--北邙山。回师经清水源--苍崖戌--榆木川(内蒙古),明成祖途中病逝。


    从以上五次北征的路线来看,“永乐扫北”从未经过山东,山东只是作为后方,为北征大军提供兵员、民夫与物资补充。因此,永乐年间“扫北”的战事,绝不可能在即墨发生。


    (二)“留村”地名之由来。既然永乐“扫北”并未“扫”过即墨,那么“留村”之地名又是怎么来得呢?据明崇祯年间(公元1626--1643年)《周氏族谱》记载:“明初,周氏祖先安住由河南汝南迁居此地,洪武二十一年,魏国公徐辉祖,奉命监筑鳌山卫城,因安住与其父徐达交好,遂便道探访,并赠予田地。周氏因此称居住地为留村”。“留”字当有记念徐辉祖在此“淹留”的含意。据清同治版《即墨县志》载:“鳌山卫城,县东四十里。明洪武二十一年魏国公徐辉祖檄指挥佥事廉高筑砖城以备倭”。此段历史记载,与《周氏族谱》记载相吻合。而明洪武二十一年比永乐八年第一次扫北要早22年。可见,留村之地名于洪武年间就已形成,于永乐“扫北”毫无关系。


那么,即墨等地民间广泛流传的“永乐扫北”是何来源?先民们何以会对“扫北”留下如此强烈的恐惧心里,虽经600余年而流传不衰?经考证,传说来源有三:


    其一,据《即墨县志》载,明初有大批军户迁入即墨。其中有一部分人,如丰城镇韩家屯的韩姓、王家屯的王姓等宗族,据他们的族谱记载,其先祖均于明永乐年间随明成祖北征建有军功,被封在即墨雄崖所为官而留居下来。这些先民当年所参加的以及由他们后人传说的“扫北”属真正的“扫北”。


    其二,据《明史·成祖本纪》《明通鉴》载,长达4年的“靖难之役”,是燕王朱棣(明成祖)与其侄儿建文帝争夺皇位所展开的战争。其主战场就在山东西北部的济南、德州一带。战争中双方死伤达几十万人,而且燕王大量屠杀俘虏,即位后又大批诛杀不肯归附的大臣,如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卿黄子澄、御史练子宁、侍郎卓敬等都被诛灭九族。


而侍讲学士方孝儒竟被诛灭十族(学生、朋友也算一族)。大战之时,建文帝从全国各地卫所调兵参战(即墨的鳌山卫以及雄崖、浮山二所当然也在其列),而战后又有不少外地军户辗转至即墨并留居下来。如:据即墨青山前、大村、邵家屯的《邵氏族谱》记载,他们的先祖均是于洪武三十五年(成祖即位后取消建文年号,并建文四年为洪武三十五年)由云南“乌沙”(乌撒)卫,从魏国公徐辉祖来援山东,后留戌即墨。这些先民都曾亲身经历了那场血腥战争,或听到了明成祖屠杀俘虏、诛杀大臣的暴戾,由他们传及后人,再由后人传播开来,因而就使人们留下对明成祖极度恐惧的心理。


    其三,据《明史·成祖本纪》载,永乐十八年,山东蒲台县民林三之妻唐赛儿,于益都的卸石棚寨发动农民起义,并一度攻下安丘、即墨、莒州等州县。清同治版《即墨县志》亦载:“永乐十八年,妖妇唐赛儿作乱,寇即墨,邑人皆溃”。起义军虽只坚持了两个月的时间就被明军血腥镇压了,但义军所到之处深得民众拥护而纷纷参加。这从《明史·卫青传》中“贼合莒、即墨众万人,攻安丘益急。”就可看出,即墨人当时已成为义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有数千人之多。事后从明成祖诛杀山东布政使儲埏、张海,按察使刘本等大员来看,即墨等地参加起义的民众以及他们的亲属,受株连、遭屠杀实所难免。可以想象,那是一个多么血腥恐怖的场面。明成祖于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从当时的京城南京来看,在民众心目中,山东的益都、安丘、即墨等地就属“北”,“扫”也就是杀、屠杀。以上三个原因也就是构成即墨等地民间传说的基本来源了。


    综上所述,即墨明代以前人口锐减,与民间传说的“永乐扫北”无涉。


二 明代以前即墨人口锐减之迷。

    查阅《即墨县地名志》可发现,在明代以前,现即墨市有人口居住的村庄仅30余处,现今的瓦戈庄、太祉庄、大官庄、乔家屯、田横等乡镇皆属无人之地。那么,明代以前即墨的原著居民那里去了?带着这个疑问,我们查阅了宋、金、元、明史及相关史料,追寻即墨先民的去向之迷。


(一)、从北宋末年(公元1127年)到明初(公元1368年)的240余年间,不仅即墨,整个山东地区人口锐减。据《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三年,济南知府陈修上报:北方郡县近城之地多荒芜。”据《宋史·地理志》栽:“京东东路,莱州,户97427,领县四:掖(县)、莱阳、胶水、即墨”;《金史·地理志》栽:“山东东路,莱州,户86675,县五、镇一:掖、莱阳(衡村镇)、即墨、胶水、招远”;《元史·地理志》载:“太祖二十二年(1277年),益都路,领司一,司领县六、州八、州领县十五(含即墨在内共21县)有户27164”。据《元史·百官志》载:“江北州县,六千户之上者为上县,两千户之上者为中县,不及两千户者为下县。”即墨时为下县。据清同治版《即墨县志》载,元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即墨连下县都不是了,县治被废,与他县合并,约在元至正九年(公元1349年)才恢复县治。从以上历史记载就不难看出,从北宋末年至明初的240余年,即墨乃至整个山东人口锐减。


   (二)、从公元1125年至公元1209年间,金对宋朝的战争和对汉民族的掠夺,是造成山东乃至北方人口锐减的第一个原因。北宋建立之初,对山西、河北的燕云16州并未收复,金兵从公元1125年开始南侵,于公元1127年灭亡北宋。据《宋史·钦宗本纪》载:“靖康元年,金兵陷威盛、隆德、汾、晋、泽(今山西一带),民皆渡河南奔,州县皆空”。《宋史.高宗本纪》载 :建炎二年,金兵焚真州、邓州、西京、随州(今河北地)。三年,金兵焚潍州(今潍坊),屠洪州。《续资治通鉴》载:金兵二次过后“时山东大饥,人相食,州县被兵后各不相顾,盘踞在即墨的巨寇宫仪,每车载干尸为粮”。不仅如此,北宋灭亡之后,当时处于氏族社会向封建社会过度的女真族,对汉民族实行奴隶统治,任意杖杀汉人和括取民田《金史·良弼传》载:“可喜在会宁一月间杖而杀之者二十人,其罪皆不至于死”。另外,金朝法律“以杖折徒(刑)累计二百,州县立威,甚置刃于杖,多置人死。”并“率意不恤百姓,诏检括官田,凡地名疑似者不问民田契验,一切籍之”(《金史·张九思传》),致使大量汉人因酷刑和丧失土地而无法生存。
另外,金即要入侵南宋,又要对付日益兴起的蒙古族,所以在金朝的整个统治时期,几乎战争连年,因而,在占领区大量抓丁。据《金史.兵志》载,从贞元三年开始,诏河北、山东等路所签军“辄下令签军,使远近骚动,民家丁男若皆强壮,或尽取无遗,号泣动呼乡里,嗟怨盈于道路”。由此可见,金对宋朝的战争和对汉民族的掠夺,是造成北方人口减少的原因之一。


(三)从公元1210年至公元1350年间,蒙元对金的战争和对汉民族的掠夺,是造成山东乃至北方人口减少的第二个原因。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并于公元1210年开始对金朝的侵略战争。由于成吉思汗初期对金重在掠夺,不在永久占领,因此,对金的征服手段异常野蛮残暴,使北方地区的经济文化遭到大肆破坏。据《元史·太祖本纪》载,成吉思汗分兵三道,帝于拖雷为中军,经河南东北取山东的“泰安、济南、滨、棣、益都、淄、潍、登、莱、沂等郡,命木华黎攻密州(今诸城)屠之”。到公元1214年,蒙古军攻掠了河北以北大部金国领土。蒙古军在包围金中都(北京)时,“诸将请乘胜破燕,帝不从,谴使谕金主曰:汝山东河北郡县悉为我有,汝所守唯燕京耳,我今还军,汝不能犒师以弭我诸将之怒耶”金宣宗遂谴使求和。据《中国通史》载,蒙古军在出居庸关北返时,发现从各地掳掠来的人口中,有大批农民对游牧没甚用处,便将他们全部杀掉,只带走他们认为有用的工匠和牲口。《元史·石抹明安传》载:“明安对帝曰:这些人本当死,倘让他们活着,别处郡县会闻风来降”。据《中国历史纲要》载,由于蒙古军的烧杀掳掠,“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被杀几尽,金帛子女被抢一空,房舍尽焚,城郭丘墟”。《元史·商挺传》也载:“关中八州十二县,兵火之余,户不满万”。《元史·地理志》载,公元1234年(元太宗六年)蒙古灭金,七年下诏籍民,共得北方人口475万人,较之金章宗太和七年的4581万人几乎少了十分之九。


    元朝建立之后,在北方推行以游牧为主的农业经济,据《元史·耶律楚材传》载,近臣别迭对帝曰:“汉人无补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这项建议尽管元帝没有完全采纳,但据《元史·世祖本纪》载,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元世祖仍“谕河南管军官于近城地量存牧场,余听民耕”。蒙古贵族因而以战胜者自居,大量圈占民田,少的也有千顷,多的达十余万顷。另外,蒙古为灭南宋,强征北方汉人当兵打仗,据《元史·陈佑传》载:“朝廷伐宋签军,山东民多逃匿,捕之急,逃入宋境”。元朝统治时期,分居民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南方汉人)四等,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汉人与南人为贱民。由于土地被夺,徭役繁重,北方汉人无以生存,被迫大量南逃。据《元史·崔语传》载,仅在公元1238年,“内地百姓流移江南避赋役者,就有十五万户之多。”由于上述原因,又进一步加剧了北方人口的减少。可见,蒙元对金朝的战争和对汉民族的掠夺、杀戮,又一次造成了山东乃至北方人口的大量减少。


(四)从公元1351年至公元1368年间,农民起义与元军的割据战争,是造成山东人口减少的第三个原因。元末,江淮地区爆发了以刘福通、徐寿辉领导的农民起义。义军东路 由毛贵率领于至正十七年攻入山东,《元史·顺帝本纪》载:“十八年,毛贵陷济南路,山东郡县尽陷”。继之义军内乱,赵君用为图谋山东地盘,将毛贵杀害。毛贵部将徐继祖又杀赵君用,义军各部遂互相仇杀,势力因而受到极大削弱,最终于至正二十一年被元军打败,山东各地遂又被元军占领。继之,又是明军对元军收复山东的战事。因此,从至正十七年(公元1351年),毛贵攻打山东,到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明军收复山东的11年间,山东因战乱不断,造成人口又一次大量减少。据《明太祖实录》载:“特别是山东、河南受战乱破坏最重,多是无人之地”“有的地方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据《即墨县地名志》载,元代,段泊岚镇刘家营里村就是由当年“鞑子营”演变而来的。即墨明代以前有人口居住的村庄仅30余处,其他多毁于战乱。如:灵山镇崔家庵的崔姓,七级镇大小欧戈庄的欧姓,官庄镇池戈庄的池姓,长直镇范戈庄的范姓、周戈庄的周姓,以及刘家庄镇赵戈庄的穆姓等宗族,皆因战乱灭绝。


    以上史实足以证明,即墨地处山东半岛,上述三次历史劫难当属次次难免,因而导致即墨原著居民大量死亡、逃逸。明王朝建立后,针对北方人口减少,土地荒芜的社会状况,实行了一系列军屯、移民政策,使北方人民得以休养生息,人口连年递增。


三  寻根追源即墨人

    因金、元两代对北方地区的民族掠夺和野蛮统治,长期的兵燹战乱导致即墨人口锐减。明王朝建立之初,鉴于金、元两代灭亡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安民、抚民,以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政权。经洪武、永乐两朝的励精图治,使北方地区的经济、文化得以恢复和发展。这个时期,由于移民政策的实施,也使即墨人口聚增。据《即墨县志》载,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即墨人口已达126800人。这些聚增的即墨先民源自何处?多少年来传说各异,然而,参天大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以下便是我们寻根追源之答案。


    (一)明初,由外地迁人的军户人口,是目前即墨人氏先祖的主流。明初,东南沿海一带屡遭倭寇骚扰,明政府为抵御倭寇入侵,便在沿海一线择要设戌,广建卫所。即墨的鳌山卫以及雄崖、浮山两千户所,就是于明洪武年间设置的。据《明史·食货志》载:“屯田之制,曰军屯、曰民屯。军屯领之卫所,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即墨县志》也载:“明初,因设置卫所,从外地迁入的军户就有7万人之多”。可见军户是移民即墨的主流。《明史·兵志》又载:军户分从征、归附、谪发三类。“从征者,诸将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戌。归附,则胜国及僭伪诸降卒。谪发,以罪迁隶为兵者。”按“5600人为卫,1120人为千户所,每卫5个千户所”鳌山卫下设的右前后3个千户所以及浮山、雄崖两个守御千户所共有从征军3000多人,其余6万多“归附、谪发”的下等军户,则分布于全县的52处军屯和若干垦点,垦荒屯田,供应卫所军需。


    据《即墨县地名志》所载,经粗略统计,在洪武、永乐时期(公元1368--1424年)的57年间,迁入军户、民户居住的村庄约520个。除去无据可查的和其他省份迁入的零散移民,据各姓族谱记载,世居即墨的人口,主流是来自云南的移民。据200多个村庄的族谱记载,其祖先均是明初由云南迁来的。其中有20余个村庄的居民族谱记载,其祖先是于明初来自云南的“乌沙卫”。如:金口镇南仟的万姓、北仟的房姓、古仟的金姓;他们的祖先均是于明永乐年间,由云南“乌沙卫乐歌屯”迁来此地立村的。温泉镇东四舍村的《武氏族谱》记载:“明永乐年间,武氏叔侄二人,从云南乌沙卫银子桥迁来此地立村。”据考,“乌沙卫”应系云南的“乌撒卫”,其遗址就在今云南的镇雄县境内,因《明史·地理志》《明通鉴》均载“洪武十五年克云南,平乌撒、乌蒙诸蛮,后立乌撒、毕节二卫。”《元史·地理志》亦载:“乌撒府属云南乌撒路所辖。”《明史·兵志》载:“初,太祖沿边设卫,惟土著兵及有罪谪戌者,遇有警,调他卫往戌,谓之客兵。永乐间,始命内地军(轮)番戌 ,谓之边班。又载永乐十八年,北京建,在南卫所多北调”。据店集镇青山前村《邵氏族谱》载:“明洪武三十五年,邵九公由云南从徐辉祖来援山东,留戌雄崖所,永乐二年,邵课士携家来此立村。”留村镇大村的《邵氏族谱》亦载:“明洪武年间,邵氏兄弟二人,由云南乌沙卫从魏国公徐辉祖来援山东,后碾转来此立村。”上述史实与《邵氏族谱》记载相吻合。由此看来,明初,云南乌撒府的土著兵与犯罪谪发乌撒卫戌边的军户,在山东沿海遇警倭寇或其他战事时,被调到即墨卫所,作为客兵留了下来。再就是永乐年间,乌撒卫于内地卫所换防和“在南卫所北调”时来到即墨的。


(二) 外地移民即墨考略。经元末多年战乱,致使北方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据《明史·食货志》载:“明初,北方近城之地多不治,召民耕。其制,移民就宽乡,或召募或罪徙者为民屯,皆领之有司。”又载“明初尝徙苏、松、嘉、湖、杭民之无田者四千余户往耕临濠。徐达平沙漠,徙北平山后民三万五千八百户,散处诸府卫......后屡徙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又徙登、莱、青民于东昌、兖州。太祖时徙民最多,期间有罪徙者。成祖覆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京,自是以后,移徙者鲜矣”。移居即墨的民户,除去7万余军户和原著居民,余者3万人左右是来自外省的移民。查阅《即墨县地名志》等资料可知,居民有来自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河南、贵州、陕西、北京、山西等省。也有济南、青州、莱阳、栖霞、莒县等地迁来即墨的。另有两个原因也促成明初即墨人口增加,一是由外地来即墨为官,后留居即墨的。如:前东城《林氏族谱》记载:“永乐二年,林氏族先奉旨从福建迁到此地。”华山镇埠后《姚氏族谱》载:“姚氏本系江南江宁府江浦深沟町人,始祖随明成祖建有军功,授鳌山卫指挥使。至四世择居埠后。”据庄头村《孙氏祖谱》记载:“明初,济南府历城历山顶孙氏,以广文仕即墨。后孙氏族人一支由历城迁至此处立村”。二是逃难来到即墨的。如三里庄《李氏族谱》记载“明洪武时,籍异宗别的三家李姓逃难来到此地,故称三李庄,后演变为三里庄。”据其中一家族谱记载,其祖先系明太师、左丞相韩国公李善长之后。在朱元璋诛杀功臣之时,李善长被赐死,全族70余人被杀,其中一族人逃难至此。据华山万华埠《李氏族谱》记载:“永乐二年,李氏祖先由小云南毕阳县东门里,迁居即墨的北乡万华山前小埠疃居住”。据考,“小云南毕阳县”当系今贵州毕节县。因元朝及明初均无贵州行省,毕节县地属云南。据留村镇拖车夼村《鞠氏族谱》记载:“明永乐二年,鞠氏由浙江平阳迁来即墨,因途中车轴损坏,勉强拖车前行,即在车所止处立村,因地处山谷,故称拖车夼。”明后期逃难至此的还有北安办事处秦家庄秦氏一门,据《秦氏族谱》记载:“明嘉靖年间,黄河决口,秦氏逃难至此立村”。因上述两种原因由某一省迁居即墨的居民均属零散小股居民,构不成移民主流。


  (三) 即墨先民从山西迁来之说与史实不符。据山西《洪洞县志》和《洪洞大槐树志》记载,始建于唐贞观二年的广济寺遗址上,旧有一株汉代古槐。”现今的洪洞县大槐树公园,就建在古广济寺遗址上,公园内的移民历史见证--大槐树,就是由汉代古槐衍生的第三代,今也有合围之粗。大槐树公园的祭祖堂内,至今已收集了来自全国21个省、市约400个县的大槐树后裔寄来的上千份族谱。因而多少年来,在全国许多地方流传着“问我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的民谣。据《即墨县地名志》记载,来自山西的移民仅有三个宗族,如王村镇坦村的张姓,据传,其祖先来自山西的蒲州。据华镇梁家疃《田氏族谱》载:“田氏祖籍山西阳高,永乐二年,与董氏同时迁来此地立村。”我们认为,以上三姓均属零散移民。据山西《平阳府志》记载:“位于洪洞县城西北隅的古广济寺遗址,在明洪武、永乐年间,朝廷曾先后八次将山西移民在此集中,并办理移民手续,发给川资凭照,迁往各地”。有关山西8次移民,根据文献记载,以年号为序择录如下:


    第一次,“洪武九年徙山西、真定民屯凤阳。”
    第二次,“洪武二十一年,徙(山西)泽、潞民无田者垦河南、北田。”(《明史·太祖本纪》)。
    第三次,“洪武二十二年,太祖以河南、山东临清、东昌(聊城)诸处宜桑枣,民少而贵地利,山西民众地狭,命后军都督府佥事李恪等谕其民愿徙者验丁分田。”(《明史·食货志》)。
    第四次,“洪武三十五年,徙山西民无田者实北京”。
    第五次,“永乐二年七月,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
    第六次,“永乐三年九月,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明史·成祖本纪》)。
    第七次,“永乐五年,命户部徙山西平阳、泽、潞,山东登、莱等五千户隶上林苑监。”(《明太祖实录》)。
    第八次,“永乐十四年,徙山东、山西、湖广流民于保安州”。《明史·太祖本纪》还载“洪武二十五年,徙山东登、莱二州贫民五千六百三十五户于东昌。二十八年又徙登、莱二州无田者于东昌”(今聊城)。
   上述大量历史记载证明,即墨境内不可能有大批山西移民迁入。


   世居即墨人氏先祖的主要成分是于明洪武、永乐年间(公元1368--1424年)由外地迁入的军户、民户组成。其中以军户为主,达7万余人,占当时全县人口的60%以上。永乐以后以及清朝、民国时期虽有移民陆续迁入,但均属零散小股移民,对即墨人口基本组成并无大的影响。外地人迁入即墨者,主要以云南移民为主,其他省市为辅。也就是说,世居即墨人氏之祖先,多数来自现云南省。故即墨人至今称人死谓:“回云南老家了”,祷告亡灵“向西南走吧”,其中蕴含“叶落归根”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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