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再安：爷爷是南腰界游击队大队长

池氏义工

南腰界乡大坝村9组池再安的爷爷叫池宽成，曾任南腰界游击队大队长。

1934年，贺龙率红三军进入南腰界以前，曾派侦察员到南腰界打探情况。这名侦察员到大坝村甘家堡为池兴洋治眼疾，见靠以帮人为生的池宽成为人正直、豪爽，且孔武有力，在心中就定下要引导他加入红军的主意。

贺龙率红三军进入南腰界后，池宽成参加了游击队，并任南腰界游击队大队长。红二、六军团会师后，他被编入黔东独立师二团任职，经历了保卫苏区的数十次战斗。1935年被冉瑞廷匪部杀害。

池再安曾听父亲讲过，在建立苏区时，爷爷池宽成还代表苏区人民发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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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二、六军团与南腰界革命根据地

  地处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东南部的南腰界，在9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上，仅属不起眼的弹丸之地。然而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却为红三军从濒临绝境走向复苏和发展壮大、为红二、六军团胜利会师和红二方面军的诞生、为拓展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在党中央“八七”会议决议的指引下，贺龙、周逸群、万涛、卢冬生等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来到湖南、湖北西部地区，组织鄂西特委和湘鄂边前敌委员会，领导当地人民开展武装斗争，组建了红四军(后改名为红二军)。1930年 7月4日，红二军与邝继勋、段德昌等领导的红六军在湖北公安县会师，组成了红二军团，创建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正当革命形势向前发展时，1930年6月，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党中央。由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贯彻，使根据地和红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1931年2月，红二军团缩编为红三军。1932年夏，蒋介石发动了对各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由于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和军委分会主席的夏曦极力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和“肃反”扩大化，红三军未能粉碎敌人的这次围攻，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逐步丧失，红三军被迫进行转移，开始流动游击于湘鄂川边界，这时全军已由3万多人锐减到3000多人。为了摆脱红三军的困境，1933年12月19日，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湖北咸丰大村召开会议，会议讨论了湘鄂边失败的教训与当前的任务。根据贺龙、关向应的建议，会议决定放弃恢复湘鄂边根据地的设想，向酉阳、秀山、黔江、彭水一带发展，创造湘鄂川黔边新苏区。于是，红三军挥师人川。
　　大村会议后的第三天，贺龙率领红三军从湖北活龙坪出发，行军16小时，行程200余里，一举攻占了黔江县城，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宣传活动，印发了《红三军人川告酉秀黔彭父老兄弟姐妹书》。12月29日，红军为了避免与川军拼消耗，主动转移到湖北活龙坪一带。1934年3月，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湘西慈利县江垭再次作出决定，向四川的酉阳、秀山活动，创建鄂川边游击中心区域。1934年5月8日，红三军出敌不意地攻占了彭水县城，6月1日，占领贵州沿河县城。为了得到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进行必要的休整和补充，贺龙、关向应、夏曦、卢冬生等红三军领导人听了红军侦察员朱玉廷等汇报，决定将部队向酉阳县的南腰界一带转移。于是，红三军6月4日进驻酉阳南腰界。
　　南腰界位于酉阳县东南部，地处川黔边界，与贵州印江、松桃、沿河接壤。这里可以东下湘鄂、南攫贵州、西进彭涪、北窥下川东，在军事上有广阔的回旋余地。于是，贺龙高兴地说：“白鹤有个滩头，野鸡有个山头，一支红军没有根据地怎么行呢?我们现在就不走了。”这样红军以天、地、日、月、金、木、水、火、土等代号划驻地。军司令部、湘鄂西中央分局以及军后勤部分别驻满了南腰界的村庄。6月19日，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枫香溪召开会议，决定恢复红三军中的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重新登记党团员，党内、军内停止“肃反”，并抽调100多干部，奔赴各地开辟以南腰界为中心的川黔边新苏区。
　　红六军团是1933年6月奉命成立的，下辖16、17、18三个师。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命令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为主席，肖克、王震为委员组成的军政委员会率领红六军团从湘赣革命根据地突围西征，去湘鄂川黔边区与红三军会合。其战略目的，就是作为中央红军的先遣队，为中央红军探明道路，并调动和吸引敌人，以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根据中共中央的意图，红六军团经过紧张准备之后，全军9000多名将士于1934年8月7日，从江西遂川横石出发，克桂东、渡湘江、过渠水、战黔东，于当年的10月7日进至到石阡县的甘溪时，突遭湘、桂、黔敌人24个团的合围，红六军团被截为三段。尽管全军指战员浴血奋战，与强大的敌人苦战近半月，部队仍锐减到3000来人，处于极度困境的转战之中。
　　作为红三军领导人的贺龙、关向应等由于较长时期与中央失去联系，对中央根据地的处境和红六军团的行动一无所知。1934年10月上旬的一天，驻扎在酉阳南腰界的红三军，在南腰界学校的国民党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江西肖克匪部第六军团窜人黔东，企图与贺龙匪部会合”。贺龙、关向应等红三军领导人经过反复分析，认为敌人刊登的有关六军团的消息十有八九是可靠的，考虑到六军团远道而来，人地生疏，又在敌人追堵之中，于是决定兵分三路以游击的方式主动出迎，去“碰”，去“撞”红六军团。10月13日贺龙、关向应率警卫部队为左路向沿河挺进；廖汉生、钟炳然率九师为右路往印江与沿河之间寻找，卢冬生率七师从南腰界经唐家溪向印江和松桃方向进发。14日，贺龙、关向应率领的部队在贵州小景与贺炳炎率领的黔东独立师会合，与在那里主持苏维埃工作的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交换了意见后，部队继续前进。10月15日，贺龙、关向应、贺炳炎率领的部队在沿河水田坝一个山头上与李达率领的六军团四十九团、五十一团各、部会合。伺月23日，廖汉生、钟炳然与郭鹏、彭栋材率领的五十团在梵净山麓的木根坡握手相见。10月24日，贺龙率部在木黄见到了红六军团主要领导人任弼时、肖克、王震等。相互叙情后，贺龙建议，木黄是游击区，地形也不宜久停，请六军团的同志们到酉阳南腰界后再休息。10月25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在向南腰界行军途中，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初步商定二、六军团集中行动的方案，并于当天电报中央军委“以目前敌情及二、六军团的力量，两军应集中行动”，“两军由二军团统一指挥”。并命令红二、六军团各部队务必于26日向南腰界集中。次日，两军团8000多指战员陆续到达南腰界，驻满了南腰界附近方圆20多里的村村寨寨。南腰界像办喜事一样，苏区人民热情地慰劳长途跋涉、远道而来的六军团指战员。
　　为了解决红二、六军团会师以后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肖克、王震、夏曦等于1934年10月26日至27日在南腰界余家桶子举行了一次重要决策会议。任弼时作为中央代表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决定：红三军正式恢复红二军团番号，军团长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副政治委员关向应、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张子意。六军团军团长肖克、政治委员王震、参谋长谭家述、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由于任弼时是中央代表、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原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红二军团军团长，关向应是党中央委员，他们在党内、军内威信高，所以，这次会后以贺、任、关等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已形成。
　　1934年10月28日凌晨，红二、六军团除留下王光泽、段苏权所领导的黔东苏区作战分区司令部统率的部队掩护主力东进以外，其余近8000将士踏上了新的征途，经酉阳蚂蝗井、官坝、板溪洼、酉阳县城、小坝、鸟儿垭、腴地、黄泥坝、柏溪、财神沟、老寨的赵家、蚂蝗沟等地，于11月3日离开酉阳县境，挺进湘西。两军紧密团结，并肩作战，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作出了卓越贡献，红二、六军团由此走上胜利发展的新阶段，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
　　时光荏苒，岁月无痕。但我们可以告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为中国革命英勇斗争而牺牲的红军战士的是，在酉阳这块为中国革命作出过巨大贡献的革命老区，经过建国后50多年的艰苦奋斗，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三个文明”建设同步推进，城乡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正阔步向着小康社会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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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酉阳县南腰界乡南界村，很多人不一定知道，80多年前，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里建立苏维埃政权，也是当时重庆唯一的革命根据地。
    红军街是南界村最著名的景点，即南腰界老街。整条街道东西延伸，青石板铺面，曾是渝黔“官马大道”的必经之路，尽头还完整保留着一段古驿道。因当年红三军将士在此街生活半年之久，故被称为红军街。
    红军街位于半山坡上，周围山高林密，街道南面坡脚有一“猫洞”，常年流水不断，当地居民作为洗衣、洗菜等生活用水。红军街街道两旁传统建筑分布密集，木结构，临街面石木镶嵌，均为穿逗式梁架、悬山式和硬山式屋顶、小青瓦屋面。
    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南腰界红三军司令部旧址始建于清朝咸丰年间，原为清代秀才、后任总镇的余兰城私宅，俗称余家桶子。1934年6月10日，贺龙把红三军司令部设立在南腰场上的余家桶子大院里。10月27日，任弼时、肖克、王震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转战到达川黔边区，与红三军共8000余人胜利会师。从此，红二、六军团以此为根据地，转战川黔边区，使国民党如梦方醒，为之震惊，不得不抽调重兵围赌川黔边区。因而减轻了中央红军遭敌重兵围追堵截的压力，有力地策应和支援了红军的战略和长征。
    院内房间为司令部办公室和会议室，红军烈士墓、纪念碑保存完好，司令部机关和红军大学则分布在红军街两侧民房中。
1986年，为纪念南腰界革命圣地，缅怀革命先烈，酉阳县政府拨款修复了红二、六军团会师纪念亭。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曾跟随贺老总一起创建南腰界革命根据地的廖汉生将军，为南腰界纪念馆题词写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的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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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出来暖洋洋 红军给我来撑腰——来自重庆酉阳县的报道

《经济日报》2019年7月18日第4版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地处武陵山腹地，西有滩险浪高的乌江天堑，南靠梵净山天然屏障，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7月17日，记者从酉阳县城出发，沿着蜿蜒的山路驱车2个多小时，来到了位于酉阳县西南角的南腰界镇。

1934年，贺龙率领红三军进驻南腰界，建立了以此为大本营的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并实现了红三军与红六军团的成功会师，为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如今，走进南腰界，约300多米长的红军街上，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红三军油印办公室、红三军宣传队、共产党十大政纲宣传标语等革命旧址依然保存完好，令人不禁遥想当年队伍进出、军歌嘹亮的景象。

红三军为何选择在这里安营扎寨？酉阳县党史研究室主任黎洪说，南腰界地处川黔边界，战略地位比较重要，人口多，兵源广，不仅队伍给养有保障，军事上也有回旋余地。据党史记载，1934年6月，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枫香溪召开会议，决定建立以南腰界为大本营的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

“由于南腰界位置偏僻，在红军到来之前，这里的土家族、苗族和汉族人民曾经饱受封建地主和官僚的剥削压迫，日子过得很苦。”酉阳县红色景区管委会主任白明跃告诉记者。

红军的到来，给南腰界人民带来了希望和光明。68岁的南腰界大坝村村民池再武告诉记者，他爷爷池宽成当年是南腰界游击大队大队长。“小时候经常听爷爷说，红军在南腰界不仅组织民众打土豪、分田地、镇压地主恶霸，还经常帮助村民挑水、劈柴、下地干农活，乡亲们都说红军好。”池再武回忆道。

“1934年8月初。当贺龙率红军主力到印江、淇滩迎击来犯之敌时，躲在大山中的南腰界伪团总冉瑞廷和儿子冉崇侯，趁机带领土司武装窜回南腰界，残杀红军留守人员、伤病员和游击队员。贺龙闻讯后，马上派兵连夜返回南腰界，围攻冉家祠堂。”白明跃介绍说，当时，冉瑞廷闻讯后逃跑，冉崇侯则挟持100多名乡亲退入冉家祠堂。为了乡亲们的安全，红军对祠堂只围不攻，断其粮草和水源，团丁们终于被迫放出挟持的乡亲。1934年9月12日晚，冉崇侯在逃跑途中被击毙。

“党和红军走到哪里都不忘为老百姓谋福。”南腰界中心小学校教师何立双长期致力于当地口述历史的挖掘工作，对红军在南腰界的革命历史颇有研究。他告诉记者，红三军在南腰界建立了红军医院，为红军伤病员和当地群众看病；明令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取消反动政权的收税机关；发展商贸，保护小商小贩自由贸易和行商公平交易……

何立双说，黔东特区所辖范围纵横100多公里，有17个区革命委员会、170多个乡级苏维埃政权。随着苏维埃运动的兴起，南腰界人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革命热情高涨。从那以后，“太阳出来暖洋洋，红军来了不纳粮，又分钱来又分米，穷人有了救命王”“门前喜鹊叫喳喳，千年土地回老家，红军给我来撑腰，工农翻身坐天下”等一首首欢歌经常在土家苗寨里响起。

在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和巩固的同时，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的红六军团9700多人在经过两个多月的远征苦战后也进入到黔东地区。

1934年10月27日，红三军、红六军团在酉阳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庆祝大会。紧接着，部队进行整编，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此后，红二、六军团统一行动，挺进湘西，发展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1935年1月至8月，红二、六军团粉碎了敌人80多个团的围剿，有力支援了中央红军的长征。”白明跃认为，红二、六军团在南腰界的胜利会师，有效牵制了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有生力量，对策应中央红军的胜利转移和1935年遵义会议胜利召开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山风浓烈，落日的余晖让红二、六军团会师广场显得更加肃穆，南腰界会师纪念塔直指云天。“革命的‘火种’仍在一代又一代的老区人民手中传递。”黎洪说，酉阳人民已经将长征精神化为内在动力，在新长征路上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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