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氏网

 找回密码
 回家
查看: 1441|回复: 1

[谱学知识] 犬牙相入原则的萌芽与发展

[复制链接]

361

主题

960

帖子

3091

积分

论坛元老

Rank: 8Rank: 8

积分
3091
发表于 2017-9-15 10:55:5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犬牙相入原则的萌芽与发展

 讨论犬牙相入原则必须先从一个故事说起。刘邦的儿子代王刘恒(即后来的汉文帝),在周勃等大臣的帮助下,肃清了吕后的党羽,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以后,给割据岭南的南越国主赵佗寄去一封信,建议汉与南越罢兵休战,和平相处。信末并附了这么一段话:“朕欲定犬牙相入者,以问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长沙土地’,朕不得擅变焉。”

  由汉文帝的信中我们可以推论,赵佗起先一定给汉廷发去一封信,表示调整划一边界的愿望,但汉文帝不肯答应。那么犬牙相入到底是什么意思,汉文帝又为什么不愿把边界划得整齐一些,而要坚持犬牙相入的状态呢?

  我们很幸运,在2000年后的今天,竟然还能看到这条有名的边界的原貌。1977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出极为珍贵的西汉时期的帛地图。这幅地图上南下北,与今天地图方向相反。图幅的主要部分是当时长沙国南部的地形及县、里(各以方框和圆圈表示)的分布。在图的最上方又画出南海及注入其中的珠江水系。珠江流域是南越国的范围,图上只作简略表示,除封中两字外,未标出任何地名。在南越国与长沙国之间,有一条横亘东西的山脉,这就是南岭,当时是两国之间的界山。

  我们进一步发现,在图的左上角,有一个桂阳县(今广东连县),位于南岭以南、湟水(今北江支流连江)之源。这个县虽在南岭以南,但却不属南越国,而属南岭以北的长沙国,可见南越与长沙之间又不全是以南岭为界。文帝复赵佗信中所谓的犬牙相入,指的正是两国边界与南岭山脉走向不相重合的这一现象。这种形势使赵佗时刻感到自己北部边界的不稳固,所以亟想将边界调整到与南岭重合,以便能凭山为险,保持割据局面的安定。而这也正是汉文帝不肯答应的原因,因为在他那方面,是时刻不忘要统一岭南的,尽管当时力量有所不足,但威慑的形势却是要保持的。

  汉文帝申述边界不能改变的理由是:“高皇帝所以介长沙土也。”其实这只是一个托:西汉长沙国与南越国之间的边界是沿袭秦长沙郡和南海郡的边界而来。因为秦亡之时,赵佗以南海尉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领三郡之地。当时刘邦与项羽正逐鹿中原,无暇顾及岭南,这条边界就维持了下来。汉初以长沙郡置诸侯王国,也无力收复南越地,名义上封赵佗为外诸侯,实际上以敌国相处。汉文帝当然不便提及此边界是前朝遗制,只能借口说是刘邦所定。

  由此可见,以秦始皇的远见卓识,为维护高度中央集权制,已开始采用犬牙相入原则,以严密控制地方。这一措施在当时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岭南地区离统治中心过于遥远,又是花了很大力气才最后征服的领土,尽管已派了大批戍卒前去守卫,但若不用犬牙相入的手段,一旦有事,该地还是很容易脱离王朝版图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当时的预见是正确的。秦代设计的犬牙相入方案,不但使长沙郡的桂阳县深入岭南,还使象郡的镡城县越过岭北。这一状态,使后来汉武帝的军队得以在短的时间内,就一举击败南越国的抵抗,将岭南地区统一到汉王朝中。

  秦代划分郡界的基本原则是山川形便,又在局部地区辅以犬牙相入的原则。但后一条原则的实行只是使郡界和山川的走向不完全吻合而已,并非与之完全背离,如后来的元明两代那样。秦代的岭南地区仍然保持其自然区域的大致的完整性。

  犬牙相入的原则不但应用在山地,到汉代也应用到平原地带;不但用于郡与郡之间,也用于王国与王国之间,其目的则是为了使各王国互相牵制,共同维护汉王室的稳固。《史记·孝文帝纪》载:“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谓磐石之宗也。”司马贞《史记索隐》解释说:“言封子弟境土交接,若犬牙不正相当而相衔入也。”“犬牙相制”在《汉书》中作“犬牙相错”,意思一样。这一策略在吴楚七国叛乱时也起了作用,使中央政府得以迅速平息叛乱。

  秦汉时期萌发的犬牙相入原则为历代所沿用。即使隋唐大部州郡都遵从山川形便原则的情况下,犬牙相入的措施也并未完全丢弃。如以出琼花而名闻天下的扬州,隋炀帝时改为江都郡,该郡就地跨长江南北;又如以今江西抚州为中心的临川郡境也踞武夷山之东西;唐代的陕州(治今河南三门峡市)也地跨黄河两岸。唐初的道严格以山川划界,但中期有所调整,如河东道就领有黄河以南的虢州(今河南西北角)。但这样的例子不多,隋和唐前期的州、郡、道一般都是不跨越重要山川的两侧的。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政府在各地遍设方镇,“要冲大郡,皆有节度之额”。这时朝廷开始考虑以犬牙相入的原则以控制方镇。如濠州在唐前期属淮南道,唐德宗时割属以淮北徐州为中心的徐泗濠节度使。这件事在20多年后受到唐宪宗的宰相李吉甫的严厉批评,认为这是当时宰相窦参“不学无术,昧于疆理”的缘故,这个批评毫无道理。因为濠州(今凤阳)与寿阳(今寿春)阻淮带山,本为淮南之险,若淮南节度使凭险抗上,朝廷将无能为力。因此中央政府有意破淮南之险,又加强徐州保护漕运的能力,因此将淮南北的徐、泗、濠三州交给当时忠于朝廷的张建封。何况当时淮西节度使李希烈骄横跋扈,并与淮南节度使相勾结,这一防备措施是完全正确的。李吉甫的批评是因为后来张建封之子倾向割据,并且以徐州为根据地几乎吞并江淮一事而引起的。但这是此一时彼一时的事情,有一利也必有一弊,不可以后事之非来否定前事之是。

  但是毕竟唐代后期犬牙相入的方镇为数也并不多,另一显著之例是昭义军节度使辖有太行山东西之地。多数方镇还是与山川形势大体一致的。因此从秦到唐,犬牙相入的原则还一直处于从属的地位。当然也有所发展,秦代的出入只在个别的县,唐后期已扩大到州。宋代以后,犬牙相入原则使用得更为普遍。

  宋代跨越重要山川的州府比唐代要多。如河南府领黄河以北的河清县,黄河以北的孟州又领有黄河以南的河阴、汜水两县,使孟州的领域形成奇怪的扭状。又如泗州跨淮水南北之例,也为唐代所无。

  宋代的路也比唐代的道更偏离山川形便的原则。唐后期武宁军节度使(即徐泗濠节度之后身)虽辖有淮南北之地,但其所领四州,仅有一州在淮南。北宋淮南东路虽以淮南为名,却有半路在淮水之北。而且该路与其北面的京东东路边界还形成犬牙相入的折状。两汉的豫章郡与唐后期的江南西道和今天江西省几乎相等,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地理单元,在宋代则把它一分为二,东北部归江南东路,其余部分与今湖北东南角组成江南西路。又北宋的河东路缺西南一角,却又在西北方面越过黄河,有河西之地。永兴军路以今陕西为主体,但却有河东一隅与豫西一角之地,而且更重要的是该路已越过秦岭,领有商州。虽然商州很小,而且不全在秦岭以南,但这是历史上秦岭南北首次被同一个政区所跨越。荆湖北路也很特别,其西南部分顺着沅水流域上溯直至与广南西路交界。

  凡此种种都说明犬牙相入的原则正在起质的变化。在秦代,这一原则只不过使郡界与山川走向不完全一致,其出入不过一二县,二三县之地,到宋代其出入已达两三州、三四州的程度。到金与南宋对峙时期,情况又有进一步发展,如金代的京东西路的部分领域形成一条狭窄的走廊伸入京东东路与河北东路之间。南宋路的分划虽然沿袭北宋未有大变,但改变的想法已在酝酿之中。总之,宋金两代出于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已发展了犬牙相入的原则,但最根本的变化还是产生在蒙元帝国建立之后。
诗人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饱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361

主题

960

帖子

3091

积分

论坛元老

Rank: 8Rank: 8

积分
3091
 楼主| 发表于 2017-9-15 10:56:49 | 显示全部楼层
犬牙相入原则的极端化

 元代是犬牙相入原则发生转折性变化的时期。无论是作为高层政区的行省,还是降为统县政区的路,犬牙相入的原则都走向了极端。

  元代的路与路之间,情况千差万别,就层级而言,北方许多路除直辖县外,又通过属州再领县;南方不少路则较简单,路下不带领县之州。就幅员来说,路与路悬殊也很大,大的如山西地区,只设两个半路,一路有半个今天的省那样大;小的如福建兴化路,只有两县之地。就边界而论,南方的许多路以山川为界。而河北、山东地区的路却极端犬牙交错,以至于产生许多飞地——即与本路地域不相联接的属地。

  最能体现犬牙相入原则极端化的实例是行省的划界。元代行省幅员十分广阔,即使小省也有数十万平方公里之巨,而且行省长官握有军、民、财政大权,加之行政区划层级既多又复杂,为了防止分裂割据现象的发生,唯一的手段只有利用犬牙相入的原则。因此,元代的省完全一反过去汉州、唐道、宋路的划分方法,无视历来最重要的几条山川边界——秦岭、淮河、南岭、太行山的存在,使得任何一个行省都不能成为完整的形胜之区。

  例如,陕西行省越过秦岭而有汉中盆地;湖广行省以湖南、湖北为主体又越过南岭而有广西;江西行省也越过南岭而有广东;河南江北行省则合淮水南北为一体;中书省直辖地又称“腹里”,却跨太行山东西两侧,而兼有山西高原、华北平原和山东丘陵三种不同的地理区域;至于江浙行省,乃从江南平原逶迤直到福建山地。只有四川行省稍成四塞之国,但其北面屏障秦岭并不属该行省,难于养成长期割据的气候。

  行省这样划分就使所有凭借山川之险的因素完全消解。因此元代行省幅员虽广,分权虽大,但是缺乏实行割据的地理基础,也就不易产生分裂局面。对比唐代的道和元代的省,我们就会发现,两个朝代的划界方法正好完全相反。唐道的分划是以横向为主,元省的分划却以纵向为重。

  中国的主要山川都呈东西走向,而唐代的道是以山川形便来划分的,所以唐初的10道,大都是横长竖短,河南道由山东半岛到豫西山地;江西道从东海之滨到贵州高原,横向长度都在1000公里以上,纵向却只400—500公里,岭南道、山南道、淮南道、陇右道也都是既扁且宽。只有河东道、河北道、剑南道是既狭且长,但这也是山川所限,河东道位于太行与黄河之间,河北道为渤海和太行所限。元代分省的意愿与唐代分道相反,既要便于军事上实行由北向南的控制,又要破除山川之险,省的形状也自然与道完全相反。陕西、湖广、江西、江浙四省南北长而东西短,正与江南、岭南二道的横向布置相径庭。而中书省又把山东、山西(唐河东道)与河北合在一起,却是变纵向为横向。

  后人对元代划分行省的方法,大多予以贬斥。清人储大文说:“元代分省建置,惟务侈阔,尽废《禹贡》分州、唐宋分道之旧。合河南、河北为一,而黄河之险失;合江南、江北为一,而长江之险失;合湖南、湖北为一,而洞庭之险失;合浙东、浙西为一,而钱塘之险失;淮东、淮西、汉南、汉北州县错隶,而淮、汉之险失;汉中隶秦,归州隶楚,又合内江、外江为一,而蜀之险失。故元、明二季流贼之起也,来无所堵,去无所侦,破一县,一府震;破一府,一省震;破一省,各直省皆震。”

  平心而论,储氏此说尚未完全触及要害,他还未提到最不合理的合岭南、岭北为一,合太行山东西为一两事。而且合江南、江北为一是明代的事,元初虽一度有过,但后来已纠正。合浙东、浙西为一,本非元代之过,唐代和北宋时浙东、浙西根本未分,因此不宜说“尽废唐宋分道之旧”。同时,归州隶楚亦在唐宋而不在元。但是储氏所说因天险尽去而引起地方治安无法维持却有一定道理。

  再进一步分析,犬牙相入极端化的做法虽然发生在元代,但其思想在南宋已经萌发。民族英雄文天祥就已提出:“今宜分天下为四镇,建都统御于其中,以广西益湖南而建阃〔kun捆〕于长沙;以广东益江西而建阃于隆兴(今南昌);以福建益江东而建阃于番阳(今波阳);以淮西益淮东而建阃于扬州。责长沙取鄂,隆兴取蕲黄,番阳取江东,扬州取两淮,使其地大力众,足以抗敌。”(《宋史·文天祥传》)

  文天祥的建议几乎与元代南方几省的区划完全一致,这正是从政治、军事观点出发而得出的共同结论。文天祥为了北向抗敌,认为必须多头出击,又为了使“地大力众”,必须合两路为一路,所以就主张合湖南、广西为一,合江西与广东为一,合江东与福建为一,产生纵向的合并。如果横向合并,例如合江西、湖南为一,合广东、广西为一,那么虽地大力众,但却只有一个出击方向,在军事方面自然不利。

  元代统治思想恰好与此相反相成,是既要实行南向控制,同时又要使行省成为地大人众的军事殖民区,因此对宋代的路也只能采取纵向合并的办法,以荆湖南北路和广南西路组成湖广行省;以江南西路和广南东路组成江西行省;以江南东路和福建路再加上南宋首都所在的两浙路组成江浙行省。试想如果将湖南、江西合组一个行省,两广又合组一个行省,那么中央政府对岭南的军事控制不是鞭长莫及了吗?因此元代的南向控制与文天祥的北向抗敌的思想正是“相反而皆相成也”。

  如果再更详细地观察元代行省的分置过程,还可以发现,元初七省的区划完全是南下军事征服行动的直接后果,后来的11省则是根据行政管理需要,再作进一步调整所形成的。由上述情况看来,元代的分省建置并不全是“惟务侈阔”的毫无根据的胡思乱想,而是出于明确的军事、政治统治的需要而制定的。

  当然,元代这样分省只服从于中央集权统治这个唯一目的,必定要产生许多弊病,如地方无险可守,于长治久安颇为有碍;再如纵向建省,将不同气候土壤的地理区域合而为一,对农业经济发展不利;又如行省地域过大,于和平时期的行政管理很不方便,省与路之间不得不再设道一级监察区域,增加了管理层次。所以明代兴起以后,对这些弊病有所改革。但这些改革并不是放弃犬牙相入的原则,而是从另一个方面造成新的犬牙相入区域。

  明初因为建都南京,南方的统治稳固,因此将元代南方三省统统一分为二,江西省回到汉豫章郡,唐后期江南西道的范围,又成了完整的地理区域;福建省回到唐后期福建观察使辖区和两宋福建路的领域;两广则因袭宋代而有所调整。此外,明朝政府又将元代北方的中书省一分为三:北平(后改北京、京师)、山东和山西。将中部的河南江北行省之地分属南京、河南、湖广三省。元代犬牙相入之区只留下陕西一省。但是明代新的犬牙相入形势又产生了。

  首先是南京的建置。明太祖朱元璋定都江南的金陵(元属集庆路,明属应天府),他的老家又在淮南的凤阳,于是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他以金陵与凤阳为两个中心,划出一个包括淮北、淮南和江南三部分不同地域的大南京,这是史无前例的举动。淮河和长江都是历史上行政区划的重要分界线,宋代以前跨淮或越江的政区都是罕见的现象。元代虽厉行犬牙相入的原则,但元初的江淮行省只跨长江两岸,元中期的河南江北行省仅越淮河南北,从未出现过同时跨江越淮的政区。明代南京因为地位特殊,所以幅员很大,包括16府和四直隶州,其西北角直达今天的安徽砀山,离北京的南端不过100多公里。

  南京的设置使邻省浙江相形之下显得过于局促,一共只有九府之地。于是后来将嘉兴、湖州两府割给浙江,但这样一来,却再次违背了山川形便的原则,使太湖流域分属于两个高层行政区划。而在历史上太湖流域历来处于单一的高层政区之中,从秦汉历隋唐至宋元不变。因此,清初大学者顾炎武形容这一做法是如同把人腰斩一般。

  南京属下的府,也同样存在犬牙相入的现象。如首都所在的应天府地跨长江南北,朱元璋以其老家凤阳置一大府,又使其领域据淮河两岸。

  南京而外,还有几处典型的例子。第一个是河南省。朱元璋建立明朝是由南而北的军事行动造成的,恰与元代相反。因此建立河南省的时候,故意使之有黄河以北的属地,以和后来的京师南界成犬牙相入状态。这条界线几经调整,直到解放后才由曲折状态变成直线,但河南省兼有河北地的现象依然存在,而且这块地方是河南省最富庶的地区,解放初曾以之为主体一度建立过平原省。

  第二个是贵州省。贵州是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分湖广、四川、云南三省部分地区所置。明代贵州省的边界十分特殊,东、南、西三面且不提,其北面省界向内凹进一大段,四川省属地如同一把尖刀直插入贵州的腹心。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遵义及其附近地区当时都属四川所有,而非贵州属县。这样划界显然是为了控制新建省的需要,直到清代雍正年间,贵州省才形成今天的完整边界。

  清代省界基本上沿袭明代而来,没有大的变动,如上述贵州省界就是最重要的调整,再则只是在南京(清初改称江南)、陕西、湖广三省一分为二时确定两个新省之间的界线而已。

  陕西分置甘肃省,以延安、西安、凤翔、汉中四府的西界为省界;湖广分置湖北、湖南两省,以原岳州北界为省界;都不费什么思量。只有江南省分成江苏、安徽两省则是有所考虑,并不采用历史上横向划分、以符合自然地理区域的做法,而是竖切一刀,将其分成东西两半,使皖苏二省都包有淮北、淮南和江南三部分地。这样做是为了使富庶的江南和稍次的淮南,以及经济上相对落后的淮北能够肥瘠搭配。历史上农业经济重区的转移是由北而南,本来淮北地区经济文化都相当发达,汉晋时期有所谓“汝颖之士利如锥”的说法。唐代以后,淮南地区发展很快,有“扬(州)一益(州)二”之称。南宋以来,江南地区之发达居于全国之首,淮南、淮北已瞠乎其后。至明代,淮河两岸灾害不断,已退而为贫困地区了。把淮北、淮南和江南地区合于一省之中,虽然有悖于山川形势,但是从肥瘠搭配的原则出发而这样做,也只能说是情有可原。
诗人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饱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回家

本版积分规则

手机版|池氏网|池氏宗亲网 ( 备案号:蜀ICP备09019917号-2池氏网公益法律援助律师:池春燕 WX:xuyuanchiw

GMT+8, 2024-3-29 09:09 , Processed in 0.110480 second(s), 31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2

© 2001-2013 Comsenz Inc.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