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源火种 ——记中共闽浙赣区（省）委城工部五县中心县..

池氏义工

　　原“林森（闽侯）县关源乡”，辖关东、关西、埔前、仁洲等六个自然村。

　　关源以山高林密路窄地势险峻称著，是东连小北、大北游击根据地，西进林森、闽清两县的咽喉雄关。

　　自1947年10月，中共林森县西区工委成立以来，关源地区迅速成为拱卫五县中心县委机关、大小北游击区的坚强堡垒，成为开辟林森（闽侯）、闽清游击根据地的前哨阵地，成为北连大湖、罗源、古田游击根据地的地下枢纽。

组建抗丁会

　　1945年秋，中共闽江工委派林白、林克俊、林庆祥（陈庆祥）等同志深入林森（闽侯）县西区的关源、仁洲、理店、王大坑、仁山等地，组织“二五减租”和“抗丁、抗税、抗粮”等革命活动，广泛组织抗丁会，从中发现积极分子，培养骨干，发展地下党组织。

　　有一天，伪保长苏友圣带乡自卫团来抓壮丁，贫苦农民王允清等人被抓。抗丁会骨干王亦潘等人持菜刀半路拦截，将王允清等人救回，使抗丁会名声大扬，迅速发展到500多人，不仅深得穷人拥护，在一次次“抗丁、抗税、抗粮”斗争中，涌现出池治光、陈惠民、潘先灿、姜贞才、池治平、王亦潘、邱孟光、潘为铨、杨新新等一批骨干。

　　1946年9月—1947年1月间，由林庆祥先后介绍池治光、潘先灿、陈兴珠、陈惠民、姜贞才、王亦潘等6人入党，为关源播下火种。

星火在燎原

　　1947年2月，中共闽浙赣边区党委（后改称“福建省委”）成立城市工作部（简称城工部），林白同志任城工部委员兼地下军司令员。同年9月，林白任城工部副部长兼中共闽（清）、古（田）、林（森）、罗（源）、连（江）五县中心县委书记，领导各地城工部组织的地下武装斗争。

　　1947年10月，林白带领刘文耀、郑荫敏、林克俊、张经仙、林庆祥、王金钿、张元筹、凌尚武、王汉平等人上山打游击，先后开辟、组建了东岭、大北、小北等游击根据地。

　　在开辟游击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中，关源地区地下党员迅速发展到57人。1947年10月底，五县中心县委决定：成立林森（闽侯）县工委，王金钿任书记，郑其土任副书记，张经仙任委员兼组织部长，池治光任委员兼宣传部长；林森县工委下设7个工委，池治光任西区工委书记；陈惠民、潘先灿、潘为铨、邱孟光分别任西区工委委员；西区工委下设仁洲支部，由潘为铨任书记；陈惠民任理店书记，王亦潘任王大坑村书记，姜贞才任仁山、关西支部书记……

　　林白同志曾多次到青垅、北门顶、坑理、仁洲石门隘（即现在三叠井风景区的“状元帽”）、蝙蝠洞（即现在三叠井风景区的“仙师岩”），亲自布置、指导西区工委工作。

斗争有反复

　　大地主、大恶霸许济元、王依宝（又名王万全）富甲一方。许济元任关源乡长、林森县参议员；王依宝任下寮乡长、大小北乡代表主席。两人都豢养大量乡丁，并建造炮楼等防御工事，疯狂镇压革命、鱼肉村民、强奸妇女、无恶不作。贫苦农民林世文等人还被其抓去灌屎尿、猪馊食（潲水）。

　　林白同志曾多次指示：要虎口拔牙除掉两霸，为民伸冤以发动群众，创建游击根据地，尽快把小北和关源两个游击根据地连成一片。

　　西区工委积极响应五县中心县委“赤手起家，自力更生”、“毁家纾党”的号召，池治光带头卖掉田产购枪组建武工队（关源游击队的前身）；无房无地可卖的潘先灿，狠心将自己唯一的妹妹（当时才7岁）卖给别人做童养媳，再加上东挪西借，购买了一支左轮、一支20发的匣子枪上山打游击……靠党员和抗丁会积极分子的无私奉献，西区工委武工队迅速发展到30多人枪，除掉两霸的计划开始实施。

　　西区工委利用清明扫墓和许家婚丧喜庆日子，多次组织伏击行动，却只击毙了许济元的堂弟、抢夺民女和轮奸妇女的流氓恶霸许济时。‘’

　　林森县工委书记王金钿亲自带领张经仙、王汉平等同志，经过几天的跟踪侦查，于1948年4月16日击毙胆敢带队抓捕、活埋王伙仙同志的伪乡长王依宝，缴获左轮手枪一支和30发子弹。

　　王依宝被击毙之后，许济元及其父亲成了惊弓之鸟，一边大力扩充自卫团，与游击队对抗；一边深居简出，请省保安五团进剿保护。

　　1948年7月8日（农历六月初四），持双枪跑去组织“伏击行动”的潘先灿，反被预伏在许春蕊（许济元妹妹，富农）家的军统特务方光荣和自卫团骨干潘为绵、潘依樵等人乱枪打死。紧跟在潘先灿身后的潘先林，见其二哥已回天乏力，迅速拿起潘先灿遗下的双枪，突出重围跑到坑理向池治光报讯。

　　林森县工委和西区工委通过统战关系迅速查明：兰松尧（伪甲长）、许春蕊分别充当许济元和军统的坐探，敌特机关获悉“潘先灿等人经常持枪在许济元往来的路上设伏”的消息后，由许济元与军统特务方光荣共同制定了诱杀潘先灿的方案。诱杀潘先灿得逞后，许济元又让反动文人许美玉撰文，在报纸上大肆渲染击毙“匪首”潘先灿的辉煌胜利，并为许济元等人请功。

　　查明真相后不久，许春蕊、兰松尧随即被游击队正法，游击队还缴获兰松尧私存的手枪一支。

七次反“围剿”

　　西区工委（及其后的关源工委）游击队，凭借日益增强的地下武装，向关源、白沙等地的地主、恶霸武力借粮，先后开仓分粮40万余斤，不仅帮助饥民度过春荒，并解决了春播种子的问题，深得群众的拥戴，游击队和游击根据地得以迅速地壮大。垂死挣扎的敌人，向关源地区发动了七次“围剿”。关源游击根据地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

　　第一次，1947年1月23日，由乡自卫团骨干潘德新等人带路，省保安五团分四路夜袭仁洲、关中和王大坑村，抓走潘为铨、邱祥金、潘木才（池治光的小舅子）、陈惠民、潘先旺、林正俤等党员骨干、游击队员、地下联络员和基本群众20余人。敌人软硬兼施，用尽酷刑，20余人守口如瓶，无一人叛变、无一人暴露地下党组织情况。

　　事后，西区工委总结第一次反“围剿”失利原因，决定：

　　一、要按古代“烽火台点狼烟”原理，以烧稻草为号，逐岗传递报警。第一岗，设在进村路口的玄帝亭。由地下交通员朱水俤、朱三俤兄弟俩日夜值守负责。

　　二、深挖敌人耳目，使来犯之敌成为瞎子和聋子。

　　三、加大反击力度，频频出击扰敌，配合狱中斗争，要使敌人相信“逮到的没有一个是共产党、游击队”，便于通过统战关系使被捕同志尽快获释。

　　四、在石门隘（状元帽）、蝙蝠洞等秘密据点备足粮食、盐、糟菜、大头菜等食品和搭帐篷用的竹木、芦苇、草席等物品，以供游击队坚守、撤退、转移急用。

　　从此以后，敌人还没进村，西区工委和山里游击队就会接到敌人来犯的预警信号，提前进山撤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石门隘内的蝙蝠洞等天险去防守，使敌人的“围剿”一次次扑空。过了一个多月，在林森县、西区两级工委的多方努力下，被捕的同志也陆续、全部获释。

　　1948年1月中旬，敌人发动第三次“围剿”。当时，林白同志正在仁洲村北门顶邱玉俤家召开五县中心县委骨干会议，观察哨一看到玄帝亭升起烟火，立即通知林白同志转移；游击队掩护林白同志及各地领导同志随即撤往蝙蝠洞，在蝙蝠洞继续开会。林白同志在会上决定：为了加强关源地区反“围剿”能力，决定成立关源工委，由张经仙同志任书记。

　　会后，林白仔细考察了从三（叠）井到蝙蝠洞一带的险峰峻岭，看中了石门隘（状元帽）旁边通往进京古驿道的一处险要隘口，要求在隘口里扩建秘密据点（基地）。从此，林白和林克俊（又叫吴克俊）、林庆祥（老刘、12号）同志经常到仁洲村，住在石门隘（状元帽）旁的据点里。五县中心县委许多重要会议也在那里召开。郑其土、刘用端、薛仁钩、杨新新等同志的家，也成为林白同志的经常落脚点。从此以后，蝙蝠洞就成为关源革命群众的避难所和救命洞，状元帽据点成为西区工委、关源工委和游击队的指挥部、基地和兵站。

　　第三次“围剿”，省保安五团倾巢而出，折腾了几天仅抓到两名基本群众（潘生泉、林宜为）。经西区工委多方营救，两人被关押10个月后获释，出狱后先后参加游击队并入了党。

　　有压迫就有反抗，游击队在反“围剿”战斗中不断壮大，到1949年1月，关源游击队已发展到300多条枪，400多人，由池治光、邱孟光任正、副大队长，下设三个中队，王亦潘、陈云清，杨新新、潘先林，林世英、邱木香分别任三个中队正副中队长，党员已发展到106人。

　　1949年4-6月间，省保安五团、关源自卫团配合国民党部队对关源游击队连续进行三次大“围剿”。西区工委和游击队主力跳出包围圈、频频袭击敌人。

池氏义工

斩断运输线

　　1949年5-6月间，由张经仙、池治光、邱孟光、王亦潘等人所率领的关源游击队，在福州来往古田的福古线，3次设伏拦劫敌人运输车辆。烧毁一辆，缴获两辆，击毙敌驾驶员1名、击伤2名，俘虏敌兵20多名；先后缴获收发报机（美制军用无线电台）一部、79步枪子弹50箱、手榴弹70多箱、军鞋1500多双、短枪2支、步枪6支等我游击队急需的军用品和大量布匹、军用粮票等物品，有力地支持了罗源戈口的“开仓分粮”战斗和各地游击队的反围剿战斗。事后查明：这3辆军车分别隶属于国军5943部队驻荆溪、白沙两个团和驻后屿的敌25军运输团3个部分。缴获的70多箱手榴弹，大大提高了五县中心县委下属各游击队的反围剿斗争战斗力。

　　福州至古田的军车运输中断，震惊方方面面。1949年6月24日，恼羞成怒的敌人在第六次围剿行动再次扑空之后，竟放火烧掉池治光、池克实、池溪溪等9户三座房子。因全村人出逃，无人救火，而殃及群众房屋60多间，全村竟成为一片火海。

　　在一次次扑空之后，敌人又玩弄起“招安劝降”的把戏——1949年6月28日，国军5943部队第二营营长邝逸之给池治光写了长达四页的劝降信，限令10天内“迅派人前来洽商”。然而，得到的回答却是：福州到古田的军需运输线被彻底打烂、挖断、瘫痪了。

　　敌营长邝逸之切齿地说：“逮到池治光，定要碎尸万段才解我心头之恨”；只可惜他连与池治光一面之交也没有，怎么能逮住池治光呢？

　　1949年7月间，解放军先遣队侦察连、侦察排陆续抵达五县交界的山区。五县中心县委要求：各工委、游击队根据地要发动群众做好迎接解放军和支前工作。然而，各级反动派仍根据蒋介石在“福州6．21应变会议”布置做垂死挣扎。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敌我争夺运输线的战斗更加激化。

　　西区工委和关源工委鉴于敌我双方狼牙交错的态势，一边发动群众大力支前，一边加强运输线争夺战，以确保解放大军的军需供应。

　　伪乡长许济元和关源自卫团团长姜贞英，竟敢纠集民团和各村自卫队约300人，拦截并打伤我征粮队队员和挑运粮食的贫农团团员。接到征粮队紧急报告后，陈利锵、王亦潘等人立即带关源游击队一中队出击，在当地贫农团的配合下，从白石洋至浦前将各村的民团和自卫队全部打掉，不缴枪就坚决消灭之。从此，周边的地主武装自卫队、自卫团再也不敢与我们作对，确保了从关源到上寮支前站的一路畅通。

　　随后，游击队在甘蔗亭下街、七爷洞运输船码头设伏，抓获带队下乡横征暴敛的敌司务长潘木根等人；并将潘木根枪毙，其余人放回，吓得敌人再也不敢下乡征粮了。

　　敌军不敢下乡征粮，却让伪乡长和自卫团给他们送吃的。1949年8月12日，关源游击队邱孟光、王亦潘、潘先林、林世英、邱木香等三个中队同时出击，拦劫自卫团运输队，抓获负责押运的土豪劣绅苏承荘（伪保长），缴获粮食10000多斤、蔬菜几万斤、猪肉5000多斤、食盐1000多斤……这些战利品立即被转送到支前站，以供应南下解放大军。

　　各村贫农团、妇女队总动员，发动基本群众提前做饭团（斋粿），红小米粿、煮鸡鸭蛋、烧开水，夹道送到过往解放大军战士手中。为了确保解放大军粮食和副食品供应，西区工委和关源游击队采取“向群众捐借、向地富摊派、向敌人夺取”三管齐下的办法，千方百计筹措支前资金和物资，依靠贫下中农做好支前工作——收集情报当好向导、筹集粮食马草食品、拦击溃敌收缴武器，架桥铺路随叫随到，清除土匪确保运输……

　　1949年8月15日，解放军28军主力挺进到林森（闽侯）县罗桥、雪峰一线，迅速对盘踞在大湖地区的敌96军残部实施包围。大湖敌军见势不妙，一部向江洋店溃退，一部向洋下、大坪溃退，企图分路突围夺路而逃。

　　当天有100多名溃军慌不择路地闯进关源地区，经关源游击队侦察兵跟踪观察，发现溃军已成惊弓之鸟且不识路（对地形不熟悉）；邱孟光、邱木香、林世英、潘先林等人立即带潘木火等20多名游击队员，抄近路赶上前去，在樟满与瑶山交界处、敌必经之路两侧山坡上设伏。地下党员林世文自告奋勇去给敌人“带路”，把溃军带入我包围圈，“缴枪不杀”的喊声如雷贯耳，四周山头都有人对天鸣枪警告。本来已是草木皆兵的溃军，只好纷纷把枪放在路边，举手列队投降，关源游击队一举缴获长短枪103支，后将俘虏和枪支移交给28军83师248团。

　当五县中心县委各游击根据地连成片时，林白同志还特批西区工委率先搞“土改试点”。1949年5—8月间，西区工委所管辖的各村，将全村土地统一收归贫农团，重新丈量统计造册。按人口平均分配给各户到人。当时，虽未进行评成份，但分得土地的贫下中农都全力支持革命，仁洲村也率先成为“解放区”。当时的口号是“一切权利归贫农团”，贫农团团部就设在被没收的许济元家的炮楼里，贫农团发动群众评议，将土地、洋地、山田，按好坏远近搭配分田到户，发证到户。到解放后，全省全面开展土改时，仅对上述分配方案做少量调整，这是林白同志高瞻远瞩搞“土改试点”所创造的奇迹。

人妖被颠倒

　　1948年间，福建党内发生城工部冤案，继庄征、李铁两任城工部部长先后被错杀后，各地城工部100多名骨干以去“省委开会、学习、任职”为名被骗上山暗杀了。

　　消息传开之后，五县中心县委各工委、游击队群情激昂，纷纷要求对闽中党组织的瓦解、分裂、暗杀行动予以反击。林白同志坚决反对这种敌我不分的错误思潮，他一边按组织原则向上汇报反映，一边教育部下：“要以加倍努力打击敌人来验证对党的忠诚，要顾全大局不要中了敌人的离间计，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

　　1948年底，林白同志也接到去省委接受审查的通知。在省委讨论林白的处理意见会上，黄国璋（省委常委、闽中地委书记）认为：“林白过去当过国民党保安团中队长，也有问题，也要搞掉”；王一平和部分对林白历史较为熟悉的同志作了一番解释，（省委）多数同志都认为林白不会有问题，纷纷反对杀掉林白。在这种情况下，曾镜冰才作出不处死林白的决定。

　

　　王一平和部分对林白历史较为熟悉的同志，为何敢于为林白同志打保票力争？池治光、郑其土、张元筹等同志在生前是如此回忆——  

　　林白同志上山接受省委审查期间，闽中党组织于1949年2月公布了由黄国璋、林汝楠、陈亨源3人署名的《闽浙赣人民游击纵队闽中支队司令部布告》，指出“特务头子王调勋（国民党福建省调查室主任）、林白（五县中心县委书记、游击队负责人）、刘文耀、郑崇德（林白游击队负责人），黄玉树（原海匪），张天昊，张强（军统特务），郑德明（原海匪），庄晚芳（情况不明）等盗用游击队名义活动，立即知罪停止欺骗，解散组织，缴出武器、财务。否则，务将其缉拿归案法办。”布告散贴到福州、厦门、泉州等城市。与此同时闽中党组织还秘密派人到林白领导的队伍中进行“瓦解”活动。闽中地委对继续在各地活动的林白领导的城工部基层组织采取“瓦解”办法，要他们动手处决自己的领导，以此作为对党是否忠诚的考验和参加闽中组织的条件。③为此，五县中心县委所属各游击队中，有人动摇、有人徘徊、有人质疑……此时，王一平同志来了，他通过地下党交通员，先找到关源仁山村地下党支部书记的姜贞才，由姜带路找到池治光，当时谁也不知道他是谁，只知道他是上级派来了解情况的。直到解放后才知道他就是王一平同志。

　　王一平同志在仁洲村溪理山的蝙蝠洞，与池治光谈了一天半，充分了解关源地区“抗丁、抗税、抗捐”斗争和关源游击队成长情况。西区工委委员潘为铨、潘先灿等同志也被王一平相继叫去个别谈话，大家谈得非常融洽。第三天，由池治光带路去大湖铁坑找郑其土，了解大湖游击队和小北工委（及其后的林森县工委）有关情况。然后，再由郑其土带路，护送王一平去找张元筹了解情况……

　　过不久（1949年3月），省委派王一平通知林白回原地工作，责成他立即向下传达省委有关解散城工部组织的口头决定：1、不许以党的名义活动；2、停止发展党员，不许与党的任何组织发生关系；3、全体党员停止党籍；4、原城工部党员应多做对人民有利的事情。同时要求林白完成“检干、练干及发动群众求生存斗争”的任务。

　　林白同志回来之后，各工委、游击队都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革命形势如火如荼，大家都以为梦魇已经过去。然而，闽清、永泰剿匪战斗刚结束，原五县中心县委及各工委领导同志就先后被抓起来隔离审查。

　　池治光被关进地委党校“学习”之后，工作队在仁洲村上演了人妖颠倒的一幕：

　　工作队在仁洲村大厝，用大门扳搭起批斗台，让被游击队镇压的反革命家属（许春蕊、兰松尧等家属）来向游击队骨干讨还血债，要潘为铨、陈兴珠、邱孟晃等人跪在玻璃渣上挨批斗，拳打脚踢、乱棒飞舞、枪托猛砸还嫌不够，还要陈兴珠抱着兰松尧头骨受尽凌辱，要潘为铨跪在玻璃渣上为许春蕾捡骨灰……这颠倒黑白的爱憎何等“分明”？

　　1953年秋，池治光被打成土匪、恶霸、反革命，被送去坐牢两年多，连新建住房也被拆除。随池治光上山打游击的地下党员也都成了反革命，土改分给他们的洋（好）田都被收回，田里已可收割的稻子被盗割一空——美名曰：“现在，你们成了反革命家属，还想分好地、吃白米饭？也要让你们尝尝当反属（反革命家属）的滋味”——这真是典型的反攻倒算！

　　直至1956年，党中央为城工部平反，林白同志先后出任省委组织部“二办”副主任、福州市副市长，上述人妖颠倒的现象才逐步得到纠正。仅追查暗杀潘先灿烈士一案，继许济元被枪毙之后，凶手潘为锦被判无期徒刑，反动文人许美玉判刑14年、帮凶潘依樵判刑7年……真是大快人心!

　　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人妖再次颠倒。1968年2月间，被江青、陈伯达打成“鼓动农民进城的坏人”的林白同志被隔离审查，殃及参加“老区”群众组织的原城工部地下党员、游击队员、老区群众多少人？文革后期（1976年）的“反派性”，王金钿、池治光等人又被定为“坏头头”抓起来；池治光住房被收回，将其家属和子女赶出家门。身患肝癌的池治光不但得不到治疗还被批斗，含冤而死。1976年12月17日，王金钿、潘遵煌等人都被认定为“四人帮爪牙”，分别被判刑8年和6年，并被剥夺政治权利3年。闽侯大多数原城工部党员、游击队员被株连，先后被送进“反派性”学习班审查、被长期羁押。群众议论说：“这真是第二次城工部冤案，而且 城工部冤案的阴影已殃及第二代了！”

　　然而，乌云是遮不住太阳的。

　　在党中央、胡耀邦总书记亲自过问下，1981年7月1日，闽侯县被打成“四人帮爪牙”判刑的和长期羁押还未判刑的人，在关押4年7个月之后，于同一天全部“无罪释放”。历史的教训不能忘，但愿那人妖颠倒的悲剧不再重演：沉舟侧畔千帆过 ，病树前头万木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