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麻城孝感乡”真相

池小小

明初湖广移民分布地，有你的家乡哦


经历宋元战争和元代、大夏以及明初的政治、军事诸因素的演变，四川人口数量和分布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元、明官方统计资料表明：元代四川人口的75%-80%，集中分布在川西、川北和川中地区；明初四川人口却集中分布在元代四川人口稀少的川东、川南地区。


明朝洪武年间四川人口密集的东南部地区，正是湖广姓氏的覆盖之区。拥有人口最多的前6个府州（重庆府、叙州府、成都府、顺庆府、泸州府、夔州府），正好位于流经四川盆地东南部的长江水系网上。这样的分布格局，与元朝、大夏和明初湖广地区持续向这些地区移民有着密切的关系。

叙州府

（一）富顺县

明初政府组织孝感迁民在“富、荣二邑”安置，富邑，即富顺县。收藏于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的民国《宗氏族谱》证实，宗氏就是明初奉旨填实该县的家族之一：


明朝军队前线指挥所。

吾宗氏先祖以来，原自江西省吉安府吉水县分派，迁居湖北黄州府之麻城孝感，住高水井历九代矣。于大明洪武初年，平红巾乱，恢复西川，奉旨填实。

香港学者马楚坚在“族谱所见明平夏后实蜀氏族表”中，列举有来自楚省的汪氏三兄弟之三卯，就是明平夏后迁入安置地区“富邑大山铺”（今属自贡市）的。


大山铺。

民国《南溪县志》在追溯该县姓氏源流时，也提到明末清初迁居三区的甘氏、熊氏，“其祖避乱，自富顺徙此，皆明著姓也。”

以此推知，此甘、熊氏的祖先，也可能如同上述宗氏祖先一样，是明初为“恢复西川，奉旨填实”而迁入富顺县的。


新编《富顺县志》。

新编《富顺县志》根据相关历史资料，对该县湖广姓氏的情况做了这样的记载：
明代以前的老居民仅有李、王、范、郭、余、杜、文、黄、甘、韦、唐、尚、聂、陈、罗、刘、黄、朱、杨、景等姓氏，多数是明洪武时期由湖广、江西、河南等省移民之后裔，至今大约近30代。

此处所称洪武时期由湖广、江西、河南等省籍而来的移民，联系当时历史背景，多与迁川始发地麻城有关，因此，在统计上纳入湖广移民也是可以的。


隆昌县新貌。

（二）隆昌县

明初政府组织孝感迁民在“富、荣二邑”安置，其所称之“荣邑”，实际上就是与富顺临界的隆昌县。故聚居于该县的明初麻城孝感迁民较多。所谓“凡明初来者，皆麻城孝感乡人也”，此论即出自隆昌县。


清朝同治版《隆昌县志》封面。

咸丰《隆昌县志·艺文》收录的人物传纪中，提到了不少家族于明初自楚地或麻城、孝感乡迁入该县的实例。

清末《隆昌县乡土志·氏族》对于明初迁入该县城乡的主要姓氏家族，均有详细记载，由此也从一个侧面印证，此区在明初不失为首个麻城迁民安置区。


南溪。

（三）南溪县

最先揭示“今蜀南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往始，多言麻城孝感乡”现象的，就是出自民国《南溪县志》。该《南溪县志》转引《侯氏族谱》载：

祖万一，万一子千三。元至正末由南京、天津卫官江西，寓湖广。明洪武三年，奉旨填蜀。有移会文书、文钤、玉玺，报垦落业南溪北关外二十里许新兴上场，即今波罗池地，接连插占至宜宾县属瓦滓铺止。

该作者在按语中认为：“明遣汤和、傅友德伐蜀，在洪武四年正月，此言三年，犹是明昇割据区域。昇虽暗弱，明假道征云南，不奉诏……岂有一纸空文便可移民于敌国，而敌国欢然受之者？”


汤和画像。

按照作者之意推之，此侯氏入蜀，若奉的明朝的旨意，时间当在洪武4年以后；而侯氏所持之“移会文书”为明昇所为，则其时湖广在朱元璋控制之下，断不能在明朝辖区内招民，此理甚明。由此判断，此初之“洪武三年”，当作明初理解。

（四）宜宾县

据新编《宜宾县志》对48个大姓161个宗支的调查表明，属于明代居民的后裔，即有44个宗支。


宜宾。

其姓氏有：合什乡的樊氏，长沙乡的尹氏，沙沟乡的龚氏，泥溪乡的夏氏，古柏乡的江氏、谢氏，横山乡的彭氏，凤西乡的王氏、郭氏，双龙乡的陶、邓、梁、魏、蔡、陈、周、苏、黄、范、郑、唐、罗、程14姓，凤仪乡的邓氏、王氏，民乐乡的宋氏，罗河乡的梁、宋、黄、王4姓，捧印乡的罗、邓、张3姓，黄格乡的陈氏，青云乡的李氏，孔滩乡的张氏，复龙乡的李氏，王场及左坝乡的左氏，永兴乡的毛、陈、向3姓，凉凤乡的佘氏，观音乡的戴氏，改进乡的刘氏。

上述44支明代姓氏，虽未注明迁入时间、原籍何来，但根据上述叙州府属各县的移民历史状况，推测他们中的多数姓氏，应该来自于明洪武初年的湖广地区。

又据《宜宾县志·人物》载，宜宾樊氏家族历经明清两朝，代有闻人，其“先世江西进贤人，洪武初徙楚之麻城，复自麻城徙蜀之宜宾”。尤以九世樊一蘅官兵部右侍郎、督川、陕军务，名重一时。

直隶泸州

（一）泸州

泸州。

明初直隶泸州境北与重庆府荣昌县、叙州府富顺县连界，后来以隆荣驿分置出来的隆昌县，其中有部分地方在明初就属于泸州辖境。故至今隆昌、荣昌二县一些姓氏族谱记录了其祖先明初迁居泸州的活动经历。

经过调查，目前泸州几个大的姓氏家族，其迁川始祖原籍均源自明初迁入的湖广麻城。

如泸州明臣曾少岷的家族，清光绪江阳《曾氏族谱》，明载其祖先为“避红兵之乱”，“自湖广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蔡都里曾家村”，于“明洪武二年徙四川省泸州水东坝至北玉蟾山后匡家寺”。


曾少岷家族族谱。

泸县的陈氏家族，族谱记载其祖先是明洪武二年从湖北麻城县孝感乡移民至泸县嘉明落业的。

清末民初著名诗人万慎字裴成，又字慎子，泸州安贤乡竹子坪人，“先世籍江西南昌，迁湖北之麻城。元明鼎革，徙居四川，分住泸州、富顺、眉山”。

（二）合江县

位于泸州东南的合江县，明初也是麻城移民集中分布之区。


今日合江县城。

民国十八年《合江县志·人物志》中，可以找到五例明初迁于合江的家族。其中原籍湖广麻城的陈氏，“明初迁蜀，遂为合江人”；王氏，“洪武元年迁楚，旋奉旨填籍入川，后迁合江”；张氏，“洪武间迁蜀，居合江”；李氏，“明初迁蜀，落业四川合江，遂为合江人”；赵氏，“明初自太原入蜀。”


民国十四年印刷版《合江县志》六册。

由于该县“氏族自明末造献贼屠戮者仅千之一二”，因此，到了清代，明代旧民少存，以至不能尽列迁入的明初麻城移民姓氏。即使如此，加上清初各省迁入的移民，该县“其自外省移实者十之六七为湖广籍（麻城县孝感县），江西福建广东贵州等省次之”，由此可见湖广移民在此区的分布之一斑。

重庆府

（一）巴县


重庆巴南区交通区位图。

巴县（今巴南区）为重庆府的首县，元末为大夏国都所在之地。鉴于此县在政治、军事以及交通上的枢纽地位，在元末明初湖广移民四川的过程中，推测有大量外来人口聚居此县，其人户数量仅次于叙州府富顺县。

有资料显示，元末因明玉珍称帝与重庆，由此吸引了部分湖广人士留居重庆。


明玉珍大夏政权铸造的“大蜀通宝”铜钱。

明玉珍称帝后，为接纳安置大批涌入的湖广人户，曾经在巴县设置“官庄”， 该官庄确为明玉珍安置卫军骆羊奴的垦地，这也是巴县为湖广人口聚居之区的重要来源之一。

四川平定后，明户部清理大夏在册户籍时明白无误地记载，“其伪夏故官占为庄户者凡二万三千余户。”全川统一后，大夏官庄民户被整编安业。卫军骆羊奴的称呼一直沿袭到明朝宣德间。


徐寿辉画像。

除此外，元末以来许多入蜀避难的姓氏家族，也选择巴县作为聚居之所。例如，原籍河南“复迁楚之麻城孝感乡”的程辛二，在徐寿辉起兵后，“避乱入蜀”，“初寓巴县双溪蛮洞口”。

明代巴县粟氏为望族，其先楚松滋人，“元末避地入蜀。”以文学冠冕宋代数世的望族，号为墨庄刘氏，元末由江西临江府安福县避乱“迁渝州及定远，入明迁西充”。

（二）江津县


清朝时手绘的江津地图。

江津县东接重庆，南连贵州，战略地位重要。尤其是位于县境西南的笋溪里，“其地最要，江津全境与黔省交涉关键也。”“津境惟此地最难措置得手。”大夏政权曾经于岩门关（一名雁门关，县南300里，属笋溪里十二都）“筑寨防播以为界”。

“洪武初年，民死干戈，背乡井，关内外为无人地。”正因为此区地广人稀，故早在元末，即有长江中游之民来此避难。大夏以及明初以来，多有湖广移民迁入此境。


今日江津城。

在清以前的10个土著大姓中，有7个姓氏为元末明初迁入。载明原籍为湖广的虽然只有二姓，但另有3姓原籍分别来自浙江、河南，其移民迁川背景多少也与麻城有关。

（三）荣昌县

荣昌县在明初隶属泸州，由于其地接泸州与重庆二府，历来是长江水道途经川南的必经之地。明末战争造成居民逃散。戴氏、熊氏、韩氏皆系明初由湖广麻城入蜀，因清初四川战乱平定，才由外地回迁故地。


荣昌美景。

明代湖广移民在荣情况也被志书及族谱中多次提及。如荣昌《张氏族谱》载：

先世系江西太和县鹅江大邱人也。元末伏三公与大兄伏一、伏二徙居湖广麻城孝感乡。明初，伏三公随大将军汤和平夏，留镇重庆，遂家于隆昌县境。

（四）合州


合川夜景。

合州（今重庆市合川区）在重庆府北，扼嘉、渠、涪三江之会，是湖广移民经长江转川北、川东北的交通枢纽之地。在元末明初湖广移民四川的过程中，此区不失为外来人口的聚居和中转之地。

因此之故，在《大明一统志》统计的府州人口中，合州以编户四十一里的人户数量，仅次于本府的巴县，位居第二。由此推测，此州的湖广姓氏较为集中。


《合川县志》封面。

1995年版《合川县志》第四编《社会风土》统计，民国版《合川县志》中，有据可查的清以前合川土著姓氏61姓：

龚、庹、朱、刘、赵、胡、郭、文、丁、梁、任、冉、仲、张、王、李、冯、袁、杨、杜、罗、邓、何、黄、庞、萧、税、蹇、许、田、史、卫、景、安、龙、令、孤、贾、苟、喻、鲜于、汝、吕、游、冬、侯、母、权、邬、危、唐、费、孔、颜、程、阙、邹、伍、徐、董、言。

民国新修《合川县志》载有不少明代迁入的湖广姓氏，其中虽有部分姓氏迁入时间为明代中后期，但可视为明初持续移民的后续效应。

（五）涪州


涪陵城全景图。

涪州（今重庆市涪陵区）位于重庆府东，扼长江和黔楚之边，为湖广移民四川必经的水陆要冲，故成为各类湖广移民聚居之区。迁居此区的湖广姓氏中，有6种情形：

第一、元末避乱入籍者。

第二，明玉珍招抚入籍者。

第三，明初奉旨入籍者。

第四，明初自愿入籍者。

第五，归附明朝入籍者。

第六，躲避政治迫害入居者。

（六）忠州


忠县夜景。

忠州（今重庆市忠县）地处重庆中部，长江水域横贯其境。东临万州、南接石柱、西界丰都、北壤梁平。以其便利的交通条件，成为大夏政权势力范围及明初湖广人迁居四川的首选之地。

民国30年《忠县志稿·姓氏志》统计，元末明初移入忠州的姓氏，此地湖广为众。

夔州府

（一）云阳县


云阳县城。

云阳县西控万渝，东连荆汉，是湖广向四川移民的必经之地。明初平蜀，东路大军云集，少不了在此聚集。

因此之故，云阳颇多洪武时由麻城孝感乡奉诏入川者，为与土著有所区别，他们多被安置在最先开发出来的长江南岸地区。咸丰《云阳县志》卷2风俗有云：


清朝咸丰版云阳县志封面。

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民皆明洪武时由湖广麻城孝感奉敕徙来者；北岸民则康熙、雍正间外来寄籍者，亦惟湖南北人较多。

（二）东乡县(宣汉县)

东乡县（今宣汉县）位于四川盆地东北大巴山南麓，川、渝、鄂、陕结合部，是湖广移民取陆路越大巴山进入四川的必经之地，故多有湖广移民姓氏在此聚居。


宣汉县城。

1994年新修《宣汉县志》，对全县族谱姓氏进行了调查统计，其中多有湖广姓氏以避难、避乱、奉旨、宦游等原因为由，而于元末明初入居本县的情况。

顺庆府

（一）邻水县

邻水县位于四川盆地东部，华蓥山东麓，今隶属于四川省广安市，东、南分别与重庆市垫江县、长寿县、渝北区接壤，西、北分别与华蓥、广安区、达州市相连。


邻水县城夜景。

湖广移民取陆路翻越大巴山进入东乡县后，无论是向重庆府进发，还是向川中迁移，都必须经过邻水县。因此，元末明初湖广移民过程中，多有在此相聚居停留者。

1991年，邻水县重修县志时，对境内姓氏进行摸底调查，概述湖广移民迁入本县的情形指出：


明玉珍塑像。

元末明初，四川战争频繁，人口大减，明洪武4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兵灭大夏，后迁湘楚之民入川，先后有刘、范、贾、黄、冯、谈、吴、喻、戴、邱、周、陈、梅、吕、王、姜、甘、任、邓、彭、包、游、查、汪等姓氏迁入邻水各地落业，谓之“老民”。

迁入邻水县的上述各姓氏“老民”，人口繁衍，迄今已传30多世。他们或农或商、或文或武，成为地方望族。

（二）广安州


广安。

广安州自明末战乱后，境内氏族籍贯不一，据载：“稽其世系，有土著焉，有蜀籍焉，有闽越齐晋之籍焉，有江浙豫章之籍焉，惟湘鄂特多，而黄麻永零尤盛”。

成都府

（一）内江县

内江位于四川盆地的腹心地带，介在成都、重庆之间，南邻叙州府、泸州，北通成都，东接重庆，是川东南水陆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在明代隶属于成都府，境内明代移民颇多。


内江。

民国《内江县志》云：“内江无唐宋旧姓，止有前明侨户，且多籍楚麻城，邻邑并同。”其中，尤以自愿入川的湖广人口居多。这显然与元末明初之际，本县地荒人稀的状况密切相关。

迁入内江的自愿入籍姓氏，其最大特点就是，并非如政府组织的迁民移徙那样带有指定性和强制性，而是以招亲聚戚、呼朋唤辈，结伴而行的方式进行迁移，同行者或为同宗，或以异姓，行程自由掌握，行进路线以及行期不受限制。


《内江县志》封面。

（二）简州

简州（今简阳市）位于四川盆地西部龙泉山脉东麓，沱江中游地段，是川东、川中通往成都平原的过度地带。宋元之际，简州遭到严重的战争摧残，至元初简州所辖平泉县（今简阳县西草池坝）一度“以地荒，竟废之”。

明初仍是人稀地荒之境，有待恢复，以至洪武六年（1373年）降简州为简县。正因为如此，所以简州在明初成为外来人口填实之区，故多有湖广姓氏家族迁入。


简阳城区。

民国《简阳县志·氏族志》共收录了民国十五年（1926年）该县104个姓氏，共498支氏族资料。其中湖北麻城籍有205支，元末明初入川（简）的移民共124支，其中麻城籍有107支。

民国《简阳县志》中收录了众多自明初湖广麻城迁入境内的姓氏家族资料，涉及：杨、樊、徐、符、胡、陈、袁、陶、毛、王、姜、刘、李、赵、段、郑、汪、游、鄢、谭、马、贾、傅、万、斡、宴、邓、郭、霍、谢、冯、潘、汤、周、李、夏、叶、熊、周、樊等40多个姓氏。

（三）资阳县


雁江区新区。

资阳县（今资阳市雁江区）也是元明以来湖广人集中迁居的区域。对此，地方志书及民间族谱多有所载。涉及明初迁入此县的湖广姓氏计有：罗、冯、徐、伍、李、王、于、董、傅、黄等。

（四）井研县

井研县位于四川盆地西南，元朝属隆州（今仁寿县）。明初，州废县存，洪武10年以井研县入仁寿县，后复置，属成都府。历史变革之所以废置不定，究其原因，与地荒人稀有关。因此之故，明初以来一直是外来移民填充之区。


井研县城。

鉴于井研县与眉县是明初明玉珍旧部势力造反活动之区，且明玉珍的女婿吴正常在大夏政权覆灭后即隐居井研县，据此推断此区颇多湖广姓氏聚居，故清光绪《井研县志·氏族》称：“县人本贯多称麻城明洪武初入籍。”

明初以来自湖广麻城迁入井研的氏族甚多，光绪《井研县志·氏族》对境内各姓氏来源、迁蜀时间详加记载。

池小小

明朝的湖广移民大多分布在哪些地方？

有关明初湖广移民的空间分布问题，此前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对此做过描述。如曹树基先生依据明初四川撤县比例，结合移民形势，对洪武初年四川人口分布格局作出如下推断：

大致说来，从四川的西北向东南推进，洪武年间的撤县比例依次呈递减状。这样一种由西北到东南撤县逐渐减少的格局与明代人口分布的格局当然是有密切关系的。也就是说，四川的西部人口稀少，撤县就多，东南地区由于人口密度较高，撤县就少。东南部地区人口密度较高的原因与明玉珍定都重庆当有很大的关系。是否可以这样说，元末明氏招抚的湖北移民大都聚集于此，而洪武年间迁入的湖北移民也因为有乡亲的关系而在这一带大量定居。


学者曹树基。

四川学者黄友良在《明代四川移民史论》一文中，也就明初四川移民的分布状况做了如下的说明：

这种移民集中于四川盆地及盆周丘陵、低山地区，长江流域沿岸地区。与军事移民性质不同之处在于：行政性移民重点分布于农业经济发达地区，因而移民的性质表现为经济性的，目的是恢复经济。


影视剧中重现移民迁徙的情景。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杨宇振，依据《大明一统志》的数据并结合《读史方舆纪要》中的人口数，绘制了四川各府州“总人口、粮额、城周、领县数以及相应的平均数统计表”，以及《明代四川府县人口与分布》图。据此，他得出结论指出：

从平均每县人口“里”数看，最高的是泸州、重庆府与叙州府；最低的是雅州、夔州和保宁府。成都府、眉州、邛州、嘉定州比值较为接近……体现了明代川西地区的均衡性，也反映了明代中期的成都府并未起到区域首府的领头作用；相对应的是长江流域叙州府、泸州和重庆府的发展……这种人口分布格局体现了四川盆地的内聚性发展；而长江流域的人因密集很可能与元末明夏时期定都重庆，十多年的区域经营而改朝换代时又未受到大规模战争破坏有关；同时也可能是大规模“湖广填四川”前奏的体现。


杨宇振博士。

我们根据《大明一统志》以及上文引述的“洪武二十四年四川分府人口估测表”，也可以看出，明初四川拥有人口最多的前5个府州是：重庆府380里，叙州204里，成都府230里，顺庆府111里，泸州100里。这一统计数据表明，洪武时四川人口分布，的确呈现偏向东南部地区聚集的格局。

这一格局与上述学者关于撤县由西向东减弱、经济发展区域集中东南等结论是相符合的。这一人口分布格局，又正好为此区的湖广姓氏分布所覆盖。足见洪武年间四川东南地区人口密集分布格局的形成，与湖广姓氏的迁入是密不可分的。

值得注意的是，明初人口密集的5个府州，正好位于流经四川盆地东南部的长江水系网之上。


长江水系网。

成都府的人口密集区主要集中在沱江流域一带，叙州则是金沙江与岷江的汇合点，泸州恰是沱江与长江汇合点，重庆正是嘉陵江与长江汇合点。这样，整个四川人口密集区和湖广姓氏覆盖区，就不是简单地呈带状分布，而是像一个“尼龙丝网兜一样”，遍布于盆地东南地区。

元末明初以来的湖广移民，正是凭借沟通四川盆地的这一天然水上交通网络，源源不断地进入四川，从而呈网状地分布在盆地的东南部地区内。


四川水系网。

散布于上述地区的湖广人口，呈网状分布结构，这是从共时性而言的。如果从历时性来看，这一网状结构的形成，则是跨越了从元朝-大夏-明朝3个政权更替，经历了上百年的历史演变。

如果将不同阶段的移民形势与湖广姓氏分布联系起来分析，可以发现一种湖广移民文化叠压积层的现象。

川西、川中地区

元代初期川西地区曾经出现过“孝感乡”军屯移民，元代中后期曾经在川中丘陵地区发生过襄、汉流民聚集的事件。


川中丘陵地区。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先前时代的移民实践，总能为后来者提供经验借鉴，后代移民往往循着先辈的足迹前进。由于受历史惯性的影响，楚籍迁川前辈居住过的这些地区，自然也会成为元末明初各类迁川湖广人聚居的区域。

例如，在“孝感乡”军屯所在的崇庆州（今崇州），一时间就成为元末兵乱麻城人避难之地。据正德十六年《廖铉夫妇墓志铭》称：“廖铉，楚人，字汝噐，别号东溪道人，世籍黄国之麻城，元末始祖清，辟地入蜀，卜筑崇庆。”


崇州乡村美景。

又，明人杨铭撰《寿官黎公合葬墓志铭》亦称：“其先系楚麻城，元季兵乱，曾祖父讳文秀者，随父守蜀崇庆。”

至于曾经为襄、汉流民聚集之区的川中丘陵地带，在元末也因此成为湖广人避难首选之地。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以今内江地区最为集中。

例如内江《张氏族谱·祖籍略》云：“吾家……湖广黄州麻城孝感乡，因元末避红巾之乱，始祖……迁四川成都府内江县。”


内江夜景。

内江《高氏族谱》云：“我祖因官荆南，而麻城寓焉。逮元末，红巾躏楚，复由楚迁蜀，蜀中高氏，盖自兹始矣。”

内江《杨氏族谱·略·序·文伯公形状》云：“吾族自鼻祖杨敬礼公，元末有楚麻城孝感乡入蜀”等等。

川东、川南地区

元末，明玉珍挥师西进，建立大夏政权，定都重庆。受传统社会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影响，明氏部众及其家属乡邻无不“往依”入川。


正如民国《资中县志》卷十《杂编拾遗》所言：“本省当元之季，伪夏明玉珍在蜀，尽有川东之地，蜀号少安，玉珍为楚北随州人，其乡里多归之。”

由于当时川北、川西地区处于明夏与元朝、青巾军势力的争夺之中，局势动荡不安；而以重庆为腹心，一直延伸到夔州府的西北部的川东地区，则因为远离湖北战场，且距离都城重庆不远，容易得到明氏政权的保护，因此大量的湖广人口聚居此区地当属自然。

以重庆为腹心的湖广人口，还沿江向西延伸至的泸州、叙州府所辖的四川盆地的南部地区。




这主要是因为，此区原本人口稀少，加之泸州为明玉珍谋臣刘桢的家乡，属于大夏政权的后方基地，故不排除其为明氏部卒的安置之地。

当大夏政权覆灭后，明氏溃卒四处溃逃，他们既不能返回原籍湖广，而能够为他们提供安身立命的地方，也只有远离都城重庆、位置偏僻的川南地区。

明初，不满新政权的明氏旧部，之所以能在此区发起对明初的造反活动，推测与此区有较多湖广人聚居不无关系。


川南梯田风光。

明朝开国之初，鉴于巴蜀人稀地荒的现实，在迁“窄乡”入“宽乡”的政策导向下，大量湖广移民就近迁入四川。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洪武年间迁入的湖广移民又相继在东南地区聚居。这是因为：

第一，由于有明夏时期迁入的楚籍乡亲关系存在，因此沿着这些前辈的足迹，洪武年间自愿进入的湖广移民，又在原来湖广姓氏聚集的地区定居。

第二，出于稳定四川社会秩序需要，明初政府从湖广地区派遣了许多湖广籍军士在一些要害之地戍守，最终在当地落业定居。


明朝士卒。

第三，鉴于大夏政权刚刚平定，明氏溃卒散布川南、川东地区，为了加强对明氏旧部遗民的监督防范，明政府从麻城移徙迁民到指定的区域进行安置。他们进入四川后，被集中安置在叙州府的“富、荣二邑”。

黄友良还根据地方志资料研究，对明初入内江、广安、忠县3县湖广移民姓氏做了如下的统计说明：

三县湖广籍姓氏共141姓，占全部姓氏的87.57%，其中麻城县籍112姓，占全部湖广籍姓氏的79.43%；载民为“湖广麻城孝感籍”者78姓，占麻城籍姓氏的69.64%。移入时间则集中于洪武年间。全部161姓氏中有155姓为明代迁入，其中洪武年间移入147姓，占全部明代移入姓氏的94.83%。湖广麻城县有14姓公47支皆洪武年间同时迁入，其中孝感“七谢”（谢姓七支）皆“同出一宗”。由此可见湖广民户迁徙之众。迁出地区亦相当集中。从三县姓氏移入时间看，元末移入四川的比例极小，绝大部分是明初移入的。


陈世松等著的《大移民：“湖广填四川”故乡记忆》图书。

通过上述可见，洪武年间川东、川南地区人口密集区与湖广姓氏覆盖区，是元末、明夏、明初的政治、经济、军事诸因素综合演化的结果，与这种背景下湖广移民持续迁入此区是分不开的，由此也形成了此区湖广移民文化叠压积层的独特现象。（未完待续）

池小小

四川的麻城孝感籍名门望族有哪些？

经过元、大夏、明初以来湖广地区持续向四川移民，到明代中后期，以麻城籍为代表的湖广移民家族，在四川各地迅速成长起来。

麻城籍世家大族主要分布于湖广移民集中的川南、川东与川西地区。在这些麻城移民家族中，又有相当数量自称其祖先来自于孝感乡。

川南地区

这一区域位由长江上游及其与之连结的沱江中下游、岷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主要包括明代的叙州府、直隶泸州、直隶嘉定州所组成。这一区域是明初洪武移湖广之民填川的集中分布的主要区域。

有关明初湖广世家在此区的分布情况，以迁入姓氏为统计单位，备列如下：

（1）隆昌郭氏。自明初始祖孟四公自麻城避难入蜀，二百余年，人文蔚起，遂为蜀南名族。


隆昌郭氏家族修建的云顶寨。

（2）隆昌王氏。《隆昌县乡土志》载：李市镇一隅……居此年久而族大者，惟王姓，洪武四年，由楚迁蜀，其历代墓田在大佛坎漆家湾，后丰碑所镌宦裔甚多焉。

（3）宜宾樊氏。自洪武初迁川，先居南溪，后迁宜宾，是明代中后期崛起于川南的明家大族。尤以明末兵部右侍郎、川陕总督樊一蘅名重一时。《宜宾县志》载：（樊一蘅）“先世江西进贤人，洪武初徙楚之麻城，复自麻城徙蜀之宜宾。”

《南溪县志》载：（樊一蘅）祖樊垣，其先为南溪人，嘉靖中入宜宾籍，登进士，官胡广常德府知府，有廉名，赠正治上卿，资政大夫，致仕后，仍家南溪，子孙继起。


樊一蘅以与张献忠的大西军作战而闻名。

（4）泸县熊氏。为明末川南地区乃至全国颇具影响的世家大族，其中尤以明天启、崇祯年间官至兵部尚书、河南、陕西等九省军政总理大臣熊文灿蜚声内外。


熊文灿画像。

《叙永文史资料选辑》载：（熊氏）其先世为湖北麻城人，因元末红巾军起义，迁居泸州桂花街，后迁云锦乡。


熊文灿故里碑。

熊文灿死后的安葬地。

（5）泸州曾氏。明初入蜀，家族世代科甲蝉联，尤以正德年间进士，官拜户部江西司主事，以平定明藩王朱宸濠叛乱而著称于世的曾少岷（讳屿，字东石）为最。

乾隆《曾氏族谱》载：（曾氏）始祖自明洪武初由楚之麻城迁蜀，占籍泸阳落业，郡北之大塘而家焉。左右子孙数百人，传六世。


明朝正德三年登科录上记载曾少岷的个人情况。

（6）兴文朱氏。是明代兴文县的世家大族。

川东地区

这一区域位于长江与嘉陵江交汇的广大地区，主要包括明代的重庆府、夔州府、直隶忠州所组成。这一区域是元末追随明氏入川的楚民集中分布的主要区域。有关明初湖广世家在此区的分布情况，以迁入姓氏为统计单位，备列如下：

（1）垫江望族。民国《垫江乡土志》载：明洪武初，有高先，麻城人，官显宦，奉政府令率乡人填四川，至垫居焉，众挽留不能去，其后嗣云礽繁颐，科甲蝉联。与高先同时从麻城入川居垫邑的傅氏举家迁来，子孙繁衍，人口繁盛，列屋而居，傅家坝之名所由来也。洪武初从麻城迁入垫江的还有李氏、萧氏、易氏、戴氏等，其后世子孙亦多显宦，成为垫邑的世家大姓。


垫江县城。

（2）垫江梅氏。民国《梅氏族谱》记载，祖籍湖北麻城孝感乡的梅玉润，于明洪武二年入川，定居重庆府垫江县永安镇梅家场。由于其族大，人口众多，入川时间也早，在四川的发展过程中，在政治、经济上曾有过辉煌的业绩。

（3）邻水望族。《邻水县志》载：（邻水县）移民姓氏有65种之多，其中“湖北籍最多，尤以该省之麻城为最”。或精于农桑，或富于商贾、或崇尚文武，成为望族。其中著名的有清代大理寺正卿甘家斌家族，自明洪武四年，始祖甘承先由麻城孝感乡，率领同族迁往邻水复盛甘家沟。福建、台湾挂印总兵包永才，始祖包元恒，明洪武四年，由麻城孝感乡率领同族移住兴仁乡绿豆湾落业，现集中分布于兴仁、护邻、石滓等地。二家均为邑之望族。


《四库全书》编撰者郑子尹在他的《巢经巢文》中对甘家斌的记载。

（4）丰都周氏。《周氏族谱》载：（周）至贞公，号闇臣，元至正癸未进士，佐明太祖定天下，官拜刑部尚书，转授大司马，又授节援剿，殁于东都。配郑氏，生子二：长特修，次是修，共事建文。是修公官拜礼部侍郎。特修公授南京主事,早逝。配方氏，生子三：长良璧，次良玉，三良弼，依居是修公。后因永乐袭位，公尽节，三祖逃避入蜀，更姓为伏……洪熙元年，大赦建文事，诏赠死节诸臣，恩荫指挥。余祖伏三郎公，生子二：长必胜，次必荣。必胜公才智过人，入蜀籍浅，仍回楚试，宣德三年已酉科举人，中湖广榜。授河南武阳县尹，后官至刑部主事……入蜀至今，历二十三代，六百余年。其间或登科举，或为将相、大夫、翰林、进士，或为孝子、忠臣，或为孝女、节女，然俱清白传家，孝友训后。


丰都城。

（5）长寿李氏。长寿李氏本两支，皆系元末自湖广麻城迁入。有明一代成为长寿颇具影响的世家大族。《长寿县志》载：长寿李氏有二大宗，一名文质、一名应恺，俱由楚入蜀，其时代皆元末明初籍贯里居……文质世居负郭，子孙繁衍，明清两朝科第仕宦称极盛。应恺所出只正德间一人名章，登甲科官参政。

（6）万源符氏。该家族以武功著称于邑，尤在明末平定农民起义上，更是名著一时：（符百禄）东乡县人，原籍楚北，明永乐年间，有讳景者，其子得元。自楚入蜀，居东邑之黄荆巢，数传至公祖讳洪廪生，父讳正朝，公生而颖异，长，臂力过人……当崇祯末，公见事变日起，遂弃文就武，聚乡人娴习弓马，李自成乱，公随王师出力，屡捷有功，大帅奏升副总府职……自顺治三年，献贼始灭，凡公指麾所至获保全者几万数，迨康熙元年，公收残书教其子若侄，至今，子孙百余，家为邑望族，人文之盛有自来矣。


万源城。

（7）巴县刘氏。有明一代科第蝉联、绵延五代，成为巴渝首屈一指的世家大族，其中尤以出现了刘规任云南、山西道监察御史，其子刘春，榜眼、官至礼部尚书为代表。

（8）涪州陈氏。据光绪《涪州启新》载：陈公杰如先生，博闻强记，好学人也，先世楚之麻城人，明初入蜀籍于涪，诗礼传家，科名显世，代有闻人，至今涪陵称望族焉。

（9）铜梁张氏。为明代享誉巴蜀的世家大族。其中以明嘉靖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号称“嘉靖七子之一”的张佳胤最显。张佳胤墓志载：公张姓，楚之孝感人。其先有天性者，避元季兵乱，窜于蜀，深入泸之铜梁系籍焉……子有五子、十孙男、十孙女。其长子叔琦官锦衣指挥佥事，二子叔佩官南京左军都督府经历。


张佳胤画像。

（10）江津程氏。为川东地区颇具影响的世家大族，其家族“世居五岔，代有显者”。尤以程大猷为名，至明末为“江州望族，其支庶繁衍，万人有奇”。

（11）广安王氏。科甲蝉联明清两代，成为名誉全国的世家大族。其中尤以王德完为著。官至太常少卿、户部尚书、光禄大夫，尤以敢于直谏名文朝野。

据顺治《王氏世系略》载：吾家先世，湖广麻城，元末大乱，入川避兵，至于广安、乐其风土，遂卜居焉……有明三百年，科第前后相望，遂为广安著姓。


王氏族谱中对王德完的记载。

（12）梁山来氏。为明代著名的文化世家，以理学大家来知德为著。据记载：（来知德）原籍越之萧山，徙楚麻城，元末祖泰入蜀卜居梁山，先生喜瞿塘滟滪之胜，遂号称焉，泰生均受，均受生晁富，晁富生志清，俱濳德未仕，志清生昭，令宜良以廉谨称，昭生尚廉，好施予，尚廉生朝还、遗金，先生父也。母丁孺人，幽娴茹苦，娠时梦蓝衣人，官翰林院侍读，尤善理学，世称“西川夫子”。


来知德画像。

川西地区

这一区域位于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盆地及盆周广大地区。主要包括明代的成都府、雅州府所组成。这一区域是明初洪武年间，湖广麻城移民迁川分布的主要区域。有关明初湖广世家在此区的分布情况，以迁入姓氏为统计单位，备列如下：

（1）新都杨氏。为巴蜀乃至全国地区影响深远的世家望族。有明一代，一门父子七进士，其中尤以明代“扶危定倾”内阁首辅杨廷和，明代状元、明代巴蜀著述第一人杨升庵为最。


杨升庵塑像。

据民国《杨氏族谱》载：夫始祖讳世贤，生于江西庐陵县，元末鸥祥之乱，迁湖广麻城县孝感乡，及明太祖洪武初，避红巾之乱，乃始迁入蜀。

（2）温江梁氏。明初迁川，有明一代，科甲蝉联，名重一时。其中梁万钟官至两浙盐运史、其孙梁祖龄，万历进士，官至河南都察院佥都御史。

梁万钟墓志载：公本黄姓，黄州府之麻城人，始祖兴礼，国初避乱入蜀，卜定厥居，赘于梁，因冒梁姓。


元末红巾军起义。

（3）华阳范氏。明洪武初迁川，至第五代始为邑中望族。其中范时敬，正德进士。范启墓志载：翁范姓讳启字迪之，槐山其诔号，世系麻城，洪武初，曾祖考志殷籍校来蜀。

另据《成都县志》载：范时敬，正德中进士，好古博学，倜傥有文武才，佥宪滇中道，闻安凤之变，星驰入省，慨然以讨贼自任，镇巡倚重，檄领六路兵攻贼，不血刃而地方廓清。


张鹏翮画像。

成都青羊宫中的青羊，是张鹏翮赠送给青羊宫的。

（4）蓬溪张氏。为享誉明清两代的世家大族。有明一代人才辈出，尤其在清代涌现出康熙名相、户部尚书、吏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治河专家张鹏翮，清中期著名诗人、文学家张问陶，而在四川乃至全国历史上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张问陶画像。

据民国遂宁《张氏族谱》载：明初万公，由楚之麻城迁居于蜀，乃占籍遂宁。阅再传至赞，景泰甲戌进士，仕云南知姚安府事，有异绩，崇祀名宦，公（指张烺，乃张鹏翮之父）高祖也。曾祖讳尚威，处士。祖讳惠，赠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河道总督，寿九十有七，以德行著闻。父讳应礼，明都司佥，会明季流寇猖獗，提兵进援沔阳，师溃抗节以死，赠户部尚书，俱崇祀乡贤。（未完待续）

池小小

神秘的“洪武二年”藏着怎样的秘密？

由于孝感乡在元明以来的移湖广实四川历史中发轫最早，居于源头地位，因此名气最大，影响最巨。以至到了明中期，尽管这一地理单元早已在湖广消失了，但它在移民定居的四川地区，却一直被湖广移民及其后裔作为对原乡的一种记忆保存下来，并通过口授和文字载体一代代流传至今。

蜀人楚籍记忆的源头

大夏政权覆灭后，留居四川的楚籍将士和乡人，为明初湖广移民在四川的分布奠定了基础，由此播撒了四川楚籍祖源的种子，蜀人楚籍记忆的滥觞正是以此作为源头的。

这集中体现在，后世蜀人在追溯祖先来源时，动称迁川时间源自洪武二年（1369）。


明玉珍穿的龙袍。

动称洪武二年入蜀的家族比例之高，由以下两组统计数据可略知一二。其一是，民国《简阳县志》称：“洪武二年，湖广麻城居民迁至简州者众多。”

据民国《简阳县志》所收录的原籍为麻城孝感乡和湖广籍的30支入川氏族中，明确为洪武二年己酉（1369），或洪武三年庚戌（1370）入蜀的家族，共有24支，约占80%。

其二是，谭红《巴蜀移民史》一书在统计夏政权入川移民家族的资料时，明确为洪武二年迁入的家族达33例之多，约占总数121例的27%，如果把元年（1368）、三年庚戌（1370）迁入的家族加进去，起码要占到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巴蜀移民史》图书封面。

在蜀人祖源记忆中，动称洪武二年（1369）入蜀的现象，主要存在于楚籍后裔之中，尤其是在自称是麻城孝感乡的移民中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这种祖源记忆，起源于何时尚待追溯，但在民国年间已经形成为一种“俗传”“蜀语”，达到了“人人言然”的程度，则是毫无疑义的。

在清代及民国的家谱与地方志中，有关洪武二年入蜀的家族，遍布全川，俯拾皆是。如川东地区有云阳程氏、万州范氏、石柱谭氏、新宁张氏、孙氏、万县何氏、綦江周氏、万源罗氏；川中地区有资阳王氏、安岳王氏、内江黄氏、简阳徐氏；川西地区有名山赵氏、陈氏等等。


移民运动浮雕。

这些洪武二年入蜀家族多系籍楚省，或经湖广，或经麻城，或经孝感乡入川。这表明，“前明侨户多籍楚麻城”，动称洪武二年入蜀的问题，不失为一个重点研究课题。

“奉诏入川”辨

在洪武二年入蜀的家族中，又有不少人将祖先迁川原因记述为“奉檄入川”、“奉旨入川”、“奉诏入川”，更有将“奉檄入川”的年代记述为洪武二年者。


移民在新家园生产劳作的浮雕。

例如仁寿《胡氏族谱》称：明洪武二年，始祖定公由湖广麻城孝感乡奉檄入川。

内江《晏氏家乘》云：内邑旧户，多称祖籍系楚麻城，沿明洪武二年奉诏徒麻城，实蜀语故也。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明初距离族谱书写时代较为久远，家族记忆失真。因此，在迁川时间和原因的记述上，必然出现各种形式的版本。


族谱中记载的奉旨入川。

以同一个川中地区为例，族谱中在有关家族祖先奉旨入川的形式和入蜀时间的表述上，就五花八门，多种多样。

例如：简阳《江氏族谱》称其祖于“明朝洪武四年”，“奉旨入川。”内江永福《熊氏族谱》称其祖于“前明季初”，“奉旨入川。”内江凌家场《张氏族谱》称其祖于“大明宣德元年丙午岁（1426）”，“奉旨……填实西蜀，故吾家之入川者不可胜数。”内江《周氏族谱》称其祖于“洪武出治”，“奉命襁负其子入川。


移民新的家园浮雕。

在新修的地方志中，如《宣汉县志》1994年版，韩氏祖先于“明初奉旨入川”；《彭县县志》1989年版载，周氏祖先于“明初奉旨入川”。

上述这些入蜀家族，虽然入蜀时间表述不一，但均属于“前明侨户多籍楚麻城”的范畴，这是毫无疑义的。

在元明之际麻城移民迁川问题上，一方面是入蜀的家族，动辄将迁入时间记述为洪武二年；另一方面又有诸多家族将迁移原因称之为“奉旨入川”。二者结合起来，很容易在四川移民史上，形成为一种“洪武二年奉旨入川”现象。


明玉珍皇陵中的盘龙柱。

众所周知，洪武二年（1369），为大夏纪年开熙三年，四川尚被大夏政权所控制。四川既非为明朝所有，那么，为什么民间族谱普遍将其家族由湖广迁入四川的时间书写为“洪武二年”？在洪武二年迁入现象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奥秘？

既以“奉檄入川”相传，那么，他们究竟奉的是谁的旨意？是明昇之大夏政权的旨意，还是朱元璋之明朝的旨意？还是另有原因？对此，学界有3种观点：

第一，大夏说。


明玉珍皇陵中的明玉珍塑像。

民国年间，内江《晏氏家乘》的作者对此进行了一番考证：

内邑旧户，多称祖籍系楚麻城，沿明洪武二年奉诏徒麻城，实蜀语故也。今考《明史》，太祖平蜀在洪武四年，先尚为伪夏明玉珍所据，何由有此诏？且咏化等书于明事□微毕注，亦无徙楚事。后阅升庵谱注，及本邑王侍御墓志，皆云先世籍楚麻城，元末避红巾乱来此，余书类此甚多。始元季大江南北，干戈猬起，明玉珍以至正乙未入蜀，据有诸那。东人避乱者归之，玉珍又楚北随州人，招乡人以自固其势，然也。迄明平蜀革伪号，人讳称之，故咸谓洪武初迁蜀，即吾族中人向来修谱亦有此语者，今时澄也。

这段文字揭示了两点：其一，祖籍麻城的氏族，多元季“东人避乱者”，大夏政权为了“招乡人以自固其势”，故颁诏者当为明玉珍无疑。其二，沿称“洪武初迁蜀”的家族，是出于革除前朝“伪号”的需要，因为在明军平蜀后，不得不避讳以称之。


这种避讳说，也得到了民国内江《张氏族谱》作者的认可。他认为，大夏政权灭亡后，“于是相从入川之人，皆不免以从逆为耻。”为掩盖这段历史，他们及其后裔便称自己家族是“避红巾之难入川者”；或者改称“奉檄入川”、“奉旨填蜀”。

第二，明代说。

朱元璋政权早在至元二十四年（1364年）开始了对于鄂东麻黄地区的直接经营和控制。这种情况下，明氏政权不仅没有能力，而且也不可能越境来到朱元璋控制的地盘招徕移民。因此，民间家谱上所记载的洪武二年迁入四川的家族，绝非是响应的明氏政权的诏令。


明朝军队。

既然洪武二年迁入的家族，只有在洪武四年以后大移民才可能迁入，那么，这些迁入家族所奉的旨意，必然不会来自于大夏政权，而只可能来自于明代。

第三，陈友谅军民说。

重庆学者岳精柱、程行在分析众多洪武二年麻城孝感乡民迁川的案例时指出，他们既非大夏，也非明代，而是避难的陈友谅军民：


朱元璋在鄱阳湖大战陈友谅。

洪武二年，还是明氏大夏政权控制巴蜀时期。这么多人一起从孝感乡入川，是从军，还是移民？洪武二年之际的湖北，早已是朱元璋的势力范围，大夏政权不可能到湖北征召，因此，这些人应视为自发移民，即为躲避朱元璋追究的陈友谅军民。

“洪武二年”解读

四川“洪武二年”现象的产生，虽然不排除个别实指迁入时间的情形[这主要是指，在明军平蜀之前迁入的楚籍人士，将其于洪武二年离开原籍出发的时间，理解为迁入的年代。由于当时湖广地区早已置于明朝的管辖之下，因此在洪武二年离开原籍，从理论上也是说得过去的]，但就一般而言，通常应当理解为“蜀人楚籍”在明军平蜀后，出于“避忌”的一种行为表现。


明朝军队中的长矛队。

早在明军平蜀前，已有各种类型楚籍民众迁入四川，其中既有元末自楚避难入蜀者，也有追随明玉珍相与入川者，他们一道构成为“蜀人楚籍”的主体。在明朝定鼎天下后，这部分“蜀人楚籍”群体，为适应新政权革除“伪号”的需要，耻于再言及大夏，遂将原本于元末或大夏时期迁入的年代，转写成了“洪武二年”。

可见，“洪武二年”之于四川，实乃元明改朝换代背景下，附加在“蜀人楚籍”民众身上的一种文化符号。


继元末明初“徙楚实蜀”现象后，在四川历史长河中，又于明末清初发生了再一次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

为区分不同时代迁入的移民身份，有的遂将“洪武二年”作为划分明初时代迁入者的识别标志。诚如民国《续修大竹县志》所说：“土著有宋元时入川者，有洪武二年入川者，统称黄州人，俗称为本地人。”

在清初以来四川社会中，与明末清初新迁入的移民相对照，其中既有宋元时代迁入者，也有以“洪武二年”为标志的明代迁入者，他们一起构成为当地的“土著”，“俗称本地人”。


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

由于这一划分符合四川历史实际，不失为历史时期四川人口来源构成的真实写照。故其后这种认识逐渐积淀为四川民众的一种集体记忆，以至到了民国年间，当新一轮四川地方志和族谱编修高潮到来之际，“洪武二年”就成为指代明初时代的一种象征符号，而被保存在上述地方民间文献中。（未完待续）

池小小

为啥大家都说是麻城孝感人？

同乡移居传说概念

从历史记忆的视角来看，一篇历史文献，与民众口耳相传的民间传说本质上并无区别。无论正史、野史或民间传说，他们都是有关“过去”事件的一种叙说，都是人们对于过去的集体记忆，只不过经过了不同阶层和群体的选择与重新建构。

从本质上说，历史文献无论它包括了多么丰富的内容，仍然只是记述着个人或群体的历史记忆而已。每个人都有自己对历史的记忆，而不同个体与群体的历史记忆呈现和传承的方式可能不同，于是便有了官方的、史家的与民众的历史记忆之分，也有了文献的记忆与口述的记忆之分。


史书之《资治通鉴》。

实际上，文献与传说都是呈现在不同载体上的历史记忆，它们之间也会经常性的发生互动的影响。

不过，专门将“移民”与“同乡”概念引入传说中，则是由日本学者牧野巽（1905-1974）首次提出来的。牧野巽素以研究中国宗族社会史，著述甚丰。他在研究中国宗族社会的过程中，注意到一种现象：“中国人的同乡组合非常牢固”，要“证明这种同乡者的组合，不一定是出于实际的同乡关系，常常可能是在传说、观念的基础上广泛发展而来”。


          牧野巽的著作。

虽然在他之前，学术界有人提到了“移民传说”或“移居传说”，但不过“仅仅把个别事例作为特殊、奇妙的现象来处理，而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事件出现的范围遍及中国各地，不仅在现在，在过去也有很多类似现象。”为此，牧野巽撰写了《中国的移居传说》一书。

牧野巽在书中搜集了大量流传于华南、华北地域中有关“祖先同乡传说”，通过研究发现，“这些同乡传说的分布范围大多和方言的分布范围一致，比如广东人、客家人、福建人等，其祖先同乡传说有各自的特有中心，这表明传说的研究使中国人更进一步地变为地方性、即按民系分类时的一个标准”。


山西洪洞大槐树。

归纳这些传说，它有以下几个主要的构成要素：

第一，移民史的背景。牧野巽指出：“考虑到这些传说都不是虚假的，在其背后也暗示了实际的移居倾向，也可以成为了解中国人移居、发展历史的线索。”例如不管是洪洞大槐树也好，南雄珠玑巷也好，这些移民传说无不都是在一个较为宏大的移民史背景下进行演绎和诉说的，如洪武大移民、宋末战乱等。

第二，明确的时间。如洪洞大槐树迁出的移民，大都将说自己是洪武初迁至现居地的，而珠玑巷移民则为南宋末年迁出。


南雄珠玑巷。

第三，迁徙动因总伴有各种版本的故事。大槐树移民多言胡大海复仇、燕王扫碑、三洗怀庆府而让洪洞人民不得不奉旨迁徙以填地广人稀之区，珠玑巷移民则说是因为苏妃改嫁，牛田坊居民被政府强行迁出。

第四，有明确的起点和终点。这一点在众多有此传说的族谱中都有明确记载。

第五，有相关家庭背景。这些传说多以家族记忆的形式保存在族谱等民间文献中。


南雄珠玑巷。

第六，相信并参与传说流传的人数众多，规模巨大。河南、河北、山东等北方多省，甚至南方的有些地区都有人自称来自洪洞大槐树；而原籍珠玑巷的说法则普遍流传于珠江三角洲地区。

根据以上要素，在四川地区广泛流传祖先来自“麻城孝感乡”的记忆，也应该归入到“祖先同乡传说”的范畴。


南雄珠玑巷街景。

移居传说的历史“选择”

在民间记忆的传承过程中，历史犹如一支“无形的手”，在对各种各样的传说进行“选择”。

在元、明湖广大移民的过程中，从楚地迁川的人户以数十万计，究其原籍地，何止千百个。为什么最后只有一个麻城孝感乡成为“幸运儿”，被当作同乡移居传说传承下来，而其他原籍地则难以保留呢？这显然是经过历史筛选淘汰的结果。


历史之所以选择孝感乡作为移居传说的中心，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因素起到了催化作用：

（一）“大礼议”改革的开启作用

明正德十六年（1521），明武宗朱厚照逝世。对一般皇帝继承而言，父死子承、兄终弟及。但正德皇帝一无子嗣、二无同父兄弟，皇权的继承只能由同祖父的兄弟朱厚熜继承，是为世宗，年号嘉靖。


“混世魔王”朱厚照画像。

世宗并不是以皇太子身份而是以外藩亲王身份入继帝位的，且不属于孝宗-武宗这个宗支，这样在封建礼仪中 产生了一系列严重问题。是只继帝统？还是既继帝统，又继宗统？是仍为亲生父母之后，还是过继给伯父孝宗？如何追尊亲生父母的封号等。

在嘉靖皇帝亲自发动下，举朝上下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规模巨大、旷日持久的争论。“始而争考、争帝、争皇既而争庙及路终而争庙及乐舞”，长达20余年，史称“大礼议”事件。


嘉靖皇帝朱厚熜画像。

大礼议事件虽说是封建上层为帝统和宗统问题展开的论争，同时也对明清以来中国宗法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对祭祀祖先的权力，由重“一本”为中心的尊祖敬族观念，取代了以往大小宗法为准则的尊祖敬族观念。首次实现了亲友和族亲在对祖先的祭祀权与“立后”延续宗族的权力，使之建祠由品官遍及庶民之家，导致“庶民户皆有权置祠庙，在一村镇中几乎所有农民都被纳入一个族姓的宗祠或家庙，由祠庙多联系的大众大为增加”。

这一举措使过去追祭的对象仅限于三四代内，一个族姓所能联系到的只是三四代之内的子孙。现在祖先牌位不再限于高曾祖考，可以上溯十数代乃至数十代，在一个举族而居的村镇乃至一个州县，所有同一始迁祖的子孙都可以通过祠庙联系在一起。


气势恢宏的宗祠。

大礼议在制度层面开启了民间小宗祭祀的先河，激发了他们祭祀始祖的热情。由此，小宗祭祀与追溯始祖的祭祖之风开始流传并成为新的传承家族记忆的传统。

在大礼议之前的明代宗法制规定，只有一定官阶的官员，才有资格祭祀始迁祖；在民间只有嫡长子才有资格祭祀始迁祖；嫡长子之外的小宗，只能祭祀父辈以上三代先祖。


漂亮的民间宗祠。

在这种宗法制度之下，始迁祖的移民记忆大多存在于少数嫡系后裔中。嘉靖朝皇室宗庙制度改革后，放宽了对官民祭祖的规定，允许非嫡传子嗣开宗建立分祠，对祖先的祭祀可以上溯至始祖，于是，在四川民间一时间兴起了建立宗祠的热潮。

（二）湖广家族的带动作用

在上述背景下，一些湖广籍移民家族，因其具有经济实力和官宦背景，他们得以率先在四川创建宗祠。

如明洪武四年（1371）自麻城迁川，定居于富顺县赵阳乡之梭箩丫大山下的郭氏（即隆昌云顶寨郭氏家族），其家族宗祠就是在万历年间由八世祖元柱建立的。


隆昌云顶寨。

又如，内江明代八大望族之一的高氏，在当地声望显赫，内江民谣中有“九马十三高，何梅到处飘。刘赵家家有，张阴列前茅。”高氏即为其中之一。据明人许榖《高公韶墓表》称“公讳公韶，姓高氏，字大和，号三峰，四川内江人也。祖籍湖广。”

高公韶（1480-1563），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与杨慎齐名的政治人物，深得嘉靖皇帝的赏识和重用。致仕后，返回老家，“建家庙，置义堂，胞弟四人，晚岁黄发怡怡。”


高公韶的老家，内江史家镇区位交通图。

正是在湖广移民家族的带动下，才开启开了民间建立家庙、祠堂进行常祭的先河，从而也就为民间修谱之风的普及与丧葬志墓风气的盛行提供了契机。

（三）文化名流的话语作用

民间记忆的重要来源和载体是族谱，以及编修族谱的重要依据墓志。随着一大批宗祠的兴建，必然将迁川始祖的追溯与记忆提上议事日程。


民间修谱兴起，为今人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谁有这个能力来操弄孝感乡历史记忆的选择？当然首先是享有崇高社会地位的文化名人。谁又能托请动他们出来选择操弄？首先当然是在地方社会经济中占居优势地位的望族。

嘉靖以后，在朝廷开放民间宗祠祭祀的禁令后，崛起于四川社会的麻城孝感乡望族，凭借其在地方上的实力地位，得以率先延请社会名流，并通过他们的如花妙笔，来建构自己的祖先记忆。


古人修谱，文化名流占重要地位，否则也不会修出如此浩瀚的族谱。

在四川的麻城孝感乡后裔家族，早已经是人才辈出，人文荟萃，颇多世家望族，他们无形中提高了麻城孝感乡在四川的地望和声誉；再加之于这批文化名流，在明代社会中拥有话语优势，他们欣然为之命笔撰写墓志。

不仅使这些家族更有了炫耀于人前的资本，其结果也必然为麻城孝感乡记忆的定型和保存奠定了基础。试想一下，如果不是他们这么卖力地鼓吹，其后麻城孝感乡传说能够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吗？


今人修谱虽然有了很大改变，但仍脱离古人修谱的样式。

（四）孝感乡资源的示范作用

众所周知，移民老前辈对于新移民的榜样和启迪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在一个众多移民聚居的环境中，“那些在物质上获得成功的移民被尊为样板；他们的行为方式在原生活圈内被奉为圭臬；成长中的年轻人从就业取向到人生目标均与移民国外融为一体，‘移民’成为该群体共享的社会文化资源。在此特殊文化的潜移默化之下，成长中的一代代新人往往在不由自主中、或在群体及个人均认为理所当然中追随其前辈走上移民道路。”

基于人口跨境迁移而演绎出来的上述文化景象，对于观察明代“孝感之民”在四川移民中的影响作用不乏借鉴意义。


移民兴建的禹王宫。

“孝感之民”是麻城最早进入四川的移民，凭借其迁川时间早，资格老，较早融入当地社会，率先在各个领域取得成功的资本，以及长期在四川的生活经历所积累的对四川的认识与经验，故能享有较高的社会威望，而成为全社会一笔可资共享的宝贵资源。

特别是当后期迁入的新移民落户到某一个具体地区，面对陌生的环境需要适应，因应复杂的社会关系需要协调，与土著和谐相处需要指导，遭遇欺侮需要支持保护的时候，由“孝感之民”前辈所开创的移民道路，自然就成为其他移民追随和效法的榜样；由移民浪潮所造就的麻城籍世家大族，自然被人们奉为圭臬。


移民修建的古建筑至今保留完好。

尽管此时作为行政建置意义的孝感乡这一地名实体早已不复存在了，但这并不意味着由这些移民老前辈所开创的事业及其影响也会跟着消失。这种社会资源不仅在明代麻城籍移民可以拥有，就是到了清代，它仍然为各省迁川移民所享用。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至迟到明末，麻城孝感乡已在四川社会中具有广泛的认同基础。（未完待续）

池小小

明清换代，移民后裔“忘”了祖宗

明末清初四川经历了一场罕见的社会动乱。在从明天启元年（1621）到清康熙二十年（1681）的60年间，四川社会陷入严重的冲突、对立与危机的状态中：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武装叛乱频仍不断，揭开四川迭遭兵祸的序幕；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反抗明朝的民众运动此起彼伏，最终颠覆了明王朝在四川的统治；明清易代之际，各种势力交相争斗，犬牙交错，四川社会局势长期动荡不安。

这一系列重大事件的演变，使得四川历史继宋元战争后，又一次跌进万劫莫复的深渊中。


战场中的清军部队。


明清易代背景下的集体失忆

生活在这一背景下的四川姓氏家族，大多经历了一段刻骨铭心的颠沛流离乃至死里逃生的岁月。及至清初生活安定下来，有条件记录下这段难忘经历的人们，无不对往昔的苦难遭遇感叹唏嘘，恍若隔世。

然而，每当提及自己祖先的来历时，又往往缺乏清晰的记忆。“用进废退”是一个不可更改的历史法则。生活中充满活力的文化通常被珍惜，而经常不用的文化则难免消失。


明清战争。

史上大多数极端时代——“黑暗时代”恰好为奥秘的“集体失忆”布置了舞台。这是因为，这一时代不仅使人的生命朝不保夕，陷入危机，而且更使传承文化的机制出现断裂。明清易代中巴蜀社会中的集体失忆现象就是在这一历史场景中发生的。

早在明代中后期，巴蜀社会中的湖广居民对祖籍记忆早已模糊，经过明清易代社会巨变后，人们又大多失去了传承记忆的主要载体——族谱。


资阳《徐氏支谱》。

重庆涪陵《徐氏家谱》所称：“明清交际，世运否极。由楚达蜀，道途遥遥，仓皇奔走，或彼时未暇携谱，或携谱而失于中途，亦乱世人民之常识。”明代所修谱牒的散佚，使得清代后人无法考证明代祖先的往事，于是，对自己祖籍的记忆，只能从清代记起，而对明代以前祖籍则只能依靠模糊的口头传承记忆。

明清易代所造成的社会集体失忆，为清初苟全归里的湖广姓氏后裔恢复和建构记忆创造了条件。由于麻城孝感乡作为明代社会公共资源的效应，在清初持续发酵，祖籍记忆因此得以沿袭传承。


明清战争。

许多从外地返籍回到四川的明代土著居民，在入籍时，大多选择孝感乡作为祖籍，努力为自己贴上“旧家”的标签。当然，在清初宣称祖籍为麻城孝感乡的家族中，肯定会有一定数量的明初迁入的“孝感之民”，但却有不少家族是在依据并不可靠，甚至仅凭传闻的情况下，而将自己定义为“旧家”的。

清初湖广移民祖籍意识的淡漠

经过明末清初长期战乱以后，四川社会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出现了“有可耕之田，而无可耕之民”的状况。为尽快改变这一地区的面貌，清政府决定招民实川。在清前期，围绕巴蜀地区发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


清初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

在清初“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中，参与重建四川经济与社会的移民，来自10余省，使得四川人口和社会呈现出“五方杂处”的局面。

根据学者研究，“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截止于乾隆41年（1776），当时四川实际人口数约为1000万，其中土著占总人口的38％，移民占总人口的62％。在移民人口中，湖广（包括省籍为湖广、湖北、湖南）移民人口约占总人口的55.57%。

清初席卷全川的移民浪潮，极大地改变了巴蜀的人口结构。新来的移民在户籍登记上与土著有着明显区分。例如，在巴中，他们就分别以“红”、“黑”两种户籍簿来区分。凡明迁入巴中者，进“黑册”，凡清迁入巴中者，进“红册”


清初移民在合州（今重庆市合川区）的生活场景。

清初以来最先迁入的湖广移民，凭借人口数量上的优势，以及元明以来湖广文化因素的融入铺垫，使得他们在迁居四川后，较少隔膜，故能很快地实现了由“他乡”变为“故乡”的转变。其结果必然使得他们较早地割断了与原乡的联系，迅速成为了“无根”的移民。

这集中表现在湖广移民祖先意识的淡漠上。嘉靖年间，王世贞在《顾氏祠堂记》中指出：“楚俗号称朴啬，其民淫于外鬼而略于先。”表明楚人不大重视对于祖先的祭祀，是有其文化传统习惯的。这种原乡意识淡薄的习惯，必然影响清初以来迁居巴蜀的湖广移民。以至有的移民后裔对于原籍宗族及谱系一片茫然。如有人称：“吾楚迁渝者，询其原州县，或多茫然，否则统举以应。”


王世贞画像。

湖广移民的这种淡漠的谱系意识，正好与明末清初四川民间谱牒散佚较为严重，整个社会陷入集体失忆的背景相呼应。一当社会安定下来，这部分湖广移民也会像四川土著一样，需要找寻到一个合法而又合理的前朝祖先。

于是，一时间虚拟或杜撰祖籍记忆就显现了价值。这样的社会背景，也为明代以来出现的孝感乡移民传说的继续流传奠定了基础。

清末民国孝感乡传说的泛化

清末民国时期“孝感乡”才被作为移民祖籍大量出现，或者换句话说，“孝感乡”是在清末民国而非清初时代被四川民众所认同的。正是在这个时期，伴随着“孝感乡”成为“湖广填四川”之“湖广”的代名词，最终被川内民众认同为一种象征祖籍的家园符号。


孝感乡成为象征祖籍的家园符号。

孝感乡移民传说在此一时期不断泛化，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密不可分的。清代以来，随着移民定居，巴蜀农业逐渐复苏，商业手工业也渐趋发达，尤其随着交通环境的改变，使长途贸易得以实现。

至清代中期后，四川社会内部以移民为主体的工商贸易市场逐渐形成。经过百余年的稳定发展，四川水路交通通畅，建立在便利交通基础上商业、手工业也逐渐发达，从事于长距离运输的移民家族渐趋增多。随着商贸活动的渐趋开展，各省移民逐渐离开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藩篱，走上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麻城市重新打造的孝感乡。

同样以“麻城孝感乡”为祖籍地的移民也是在参与这一活动中，用自己的步伐走遍巴山蜀水，也把“麻城孝感乡”带到了巴蜀的每一个角落，使之得到了更广范围的流传和认知。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加速，尤其是晚清以降，面对亡国灭种的艰难困境，在现实威胁与西学参照的情况下，知识分子进行了重构国人对国族历史、国学的新认知。

在建构国族过程中，如何看待中国数千年传统历史文化，如何解读这一丰富文化遗产在建构国族过程中的作用。1905年清政府学务大臣奏准通过的《乡土志例目》，规定各县编纂乡土教材，在体例上除了沿袭传统志书范式外，尤其注重对乡土文献的搜集整理，着重对于各地姓氏、祖籍来源、发展状况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总结，从而使得大量本地姓氏来源引入志书。


河北平山县编修的乡土志。

在这样的背景下，修志对于各地境内人口来源的调查从多方面促成了“孝感乡”在民国时期文本中的大量记载。

首先，前所未有的细致调查和广泛收集资料让很多散落于民间的史料得以记入史志。

其次，这个活动本身在民间发挥了巨大的宣传作用，甚至是修撰者对于孝感乡现象的质疑也从另一侧面推动着原本具有一定流传范围的“麻城孝感乡”得到更广泛的传播，这一潜在的祖籍认同对象随之得到更广泛的推广。


最后，这种得到官方认可的追溯祖籍活动对那些遗忘了入川前原籍的人们形成了一种压力，这种压力可能促使他们将潜在的祖籍认同对象——“麻城孝感乡”认可为自己的祖籍地。

于是，就在普通百姓间不断的流传中、在追溯祖籍者的接纳中、在文人学者的质疑中、在官方调查的推动中，“麻城孝感乡”被作为一种满足上述所有人所有需求的一种符号拣选出来、沉淀下来。


麻城市打造的古孝感乡都度假生态旅游度假村。

同乡移居传说泛化的形式

伴随着孝感乡移民传说的普及和泛化，通过各种形式将自己的祖籍地定义为“麻城孝感乡”。在清代和民国年间，不仅成为一般姓氏家族将“麻城孝感乡“书写为祖籍地，甚至某些地区还笼统地将“麻城孝感乡”作为湖广的代名词。

以下就是我们根据所搜集的有关麻城孝感乡祖籍地的史料文本，对移民传说泛化过程中的表现形式所做的区辨和归纳：


（一）事实上的祖籍地

结合民间流行的族谱资料可以证实，有不少家族所载的祖籍地就是元末明初以来迁入的。

（二）重新定义的祖籍地

有些家族虽然是移民迁入的，来自明代湖广麻城，属于事实上的祖籍地。但清初以来在将祖籍重新定义为“旧家”的过程中，却有不断更改入川时间和祖籍来源地者。


《陈氏族谱》中记载从麻城孝感乡入川的信息（红框文字）。

（三）记忆中的祖籍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族谱将“麻城孝感乡”记录为祖籍地，史料涉及的地区也不再限于川东、川南地区，甚至川北的汶川都出现了祖籍“麻城孝感乡”的移民家族。

根据记忆而产生的祖籍地，又可分为两类：（1）与史实明显不符或家族历史不可考的“祖籍地”。（2）有待证实的记忆中的祖籍地。


麻城祭祖。

（四）嫁接的祖籍地

这类自称是“麻城孝感乡”的祖籍地，多是通过地名的嫁接而来的，有着明显的粘贴痕迹。

民国《合川县志·氏族》载，胡氏移民家族的迁川始祖胡正鼎，原籍“永州零陵县孝感乡”。“永州”、“零陵”也可以说是一地二名，都有悠久历史。无论永州零陵的建制如何变迁，境内无孝感乡是毫无疑义的。


（五）虚冒的祖籍地

清初以来，在大量本地土著归籍麻城孝感乡潮流的冲击下，一些势单力薄、需要“求荫自庇”的外省籍移民，也把自己某世祖先说成是来自于麻城孝感乡。

（六）从众附会的祖籍地

在宣称祖籍来源于麻城孝感乡的家族中，也不乏从众附会者。由于移民的绝大多数是没有文化的贫民，经过在战乱中、转辗迁移，由于年代久远，几代、十几代后的后裔已经不知道祖籍的确切地点，因此从众附会也就在所难免。


（七）泛化的祖籍地

至民国时期，“孝感乡”已经不再是某一家族记录于族谱的祖籍地而成为一县甚至是多县众多移民后裔的祖籍地。

同乡移居传说版本的定型

早在明代有关孝感乡的传说雏形已经出现，但那是仅仅是一个与祖籍记忆有关的说法而已，尚未有一个完整的故事版本。及至明清易代中巴蜀发生一系列重大事件之后，事变中的人物传奇、曲折复杂的经历加入其中，为这一传说增添了新的故事元素。孝感乡移民传说因此充实丰富起来，这就为传说的定型奠定了基础。


张献忠塑像。

与国内其他几个著名的移民传说一样，孝感乡移民传说也有传奇的故事相伴随，就是“张献忠剿四川”故事的植入。故事的模本内容大多是为在叙述祖先迁川背景，而将其移民因缘与“八大王剿四川”联系在一起，进而追溯祖籍来源于“麻城孝感乡”。

自元末明初肇始而于明末雏形初具的麻城孝感移民传说，遇清初战乱而重新改头换面，至清末民国而成泛化之势。历经几百年的口笔相传，麻城孝感已然从一个事实上的祖籍地名演变成为一个湖广填川移民后裔记忆中代表祖籍的一个象征、一种符号。以至于当你询问一个四川人祖籍时他们常常会毫不犹豫的回答——麻城孝感。


在清代以至民国的历史演变中，“孝感乡”作为一个祖籍地，已不完全是与元明湖广移民背景有关系的一个具体而真实的迁川始发地，它在事实上已变成为与各自所处社会历史背景相联系的一个象征家园的符号。（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