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氏史料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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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安县举人池甫明朱卷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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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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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抗战胜利奖章人员：

池意安
颁发日期1946.5.11

池宝贤：字思齐，国防部测量学校研究班第二期制图科（民前二年二月毕业，1910年）《国防部测量学校历届毕业同学录》
颁发日期1946.11.1

注：国防部测量学校一一前身北京京师陆军测绘学堂（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创办），历经北平中央陆军测量校（民国元年，1912年)、南京中央陆地测量学校（1931年复校）、四川北碚中央测量学校、苏州国防部测量学校、1949年迁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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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理想高于天——访老红军池道生
                               文：肖良

                     滕代远特招的小红军

1917年，池道生出生在会昌县凤凰岽乡白竹村 (现属文武坝镇) 。他7岁那年，母亲就过世了。他父亲池上秀是个秀才。在他童年的记忆里，家道是一年年衰落，家里原有的一些田产和木梓 (油菜) 山陆续被地主霸占，父亲就靠外出做点小生意维持生计。由于父亲经常外出，池道生兄弟5人从小就成了村里的流浪崽，经常遭人白眼。

1931年, 池道生加入了少年先锋队。他看到红军队伍里官兵团结，上下平等，气氛融洽，便决心参加红军。池道生清楚地记得15岁那年在西江镇加入红三军团的情景。那天，他听战士们提到政委滕代远、组织部长黄克诚的名字，他一把拉住一位红军战士的衣服问：“政委和组织部长哪个官大?”战士告诉他：“政委负责思想工作，组织部长专做组织工作。”他又问：“那我归谁领导?”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说：“小鬼，你没有参加红军，怎么归红军管呢?”他马上回答：“我今天就要参加红军!”说着，他就跑去登记，要求参加红军。

池道生的表现，引起了站在一旁的滕代远和黄克诚的注意。黄克诚犹豫地说：“你太小，等长大了再来参加红军吧。”滕代远笑了，对黄克诚说：“不要看他个子小，人很机灵能干，我看他将来能干大事!”就这样，池道生成了红三军团政委滕代远特招的小红军，成为红军队伍里个子最小的战士之一。

                   战斗生涯从反“围剿”开始

池道生加入红军后，跟着部队度过了艰苦卓绝的反“围剿”历程。1933年8月到1934年10月，池道生所在的红三军团十师奉命在广昌县高虎脑一带设防，抵御敌人6个师的进攻。高虎脑方圆40里均为山区，山高林密，层峦叠嶂。红三军团的战士们在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的率领下，利用山区复杂地形与敌人周旋，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每个连设有两名通信兵，池道生就是连队的通信兵，主要任务是在规定时间内迅速传递上级的命令和下级的情报，没有送信任务的时候，就和战士们一起打仗或修筑工事。池老说，通信兵的任务艰巨而又危险，全靠两条腿翻山越岭，孤身一人在山谷间爬行，常常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敌人的封锁线。面对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红三军团的将士们苦苦坚守了近一年。“高虎脑战斗胜利了，打垮了蒋介石主力6个师……”采访中，池老对当年惨烈的战斗情景记忆犹新。

                           九死一生长征路

1934年10月16日，池道生同部队一道通过浮桥跨过于都河，开始了艰难困苦的长征。

池老回忆，当他们的大部队越过湘江时，遭遇了敌人疯狂的围追堵截。11月29日，池道生所在的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在界首南光华铺打响了阻击战。那天，湘江上骤下大雨，江水暴涨，水流湍急。战斗中，十团两位团长先后牺牲，江中的河水成了红色，战士的尸体漂浮在江面，一大片一大片。池道生所在连队的任务是掩护大部队过江。池道生擅长游水，在队伍后面压阵，他被一个巨浪打到了江底，等他拼命击水上岸，发现大部队早已走远，他紧赶慢赶才追上部队。

1935年6月，红三军团翻越川北夹金山。夹金山的天气说变就变，由于气候恶劣，不少战士生病甚至牺牲。部队在凌晨就开始上山，晚上11点钟还没有上完。连夜翻雪山，天黑看不清路，前面的部队沿途给后面的部队做记号。在雪山上，从来不生病的池道生生病了，但坚强的意志使他战胜了病魔。翻越夹金山的经历给池道生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至今他还记得当年的歌谣：“六月里来天气热，夹金山上打积雪，艰苦奋斗为了哪一个?为了中华新中国。六月里来天气热，夹金山上打积雪，艰苦奋斗为了哪一个?为了懋功有个方面军，两个主力大汇合。”过完雪山，又是草地。在草地打滚的7天7夜里，饥饿和寒冷以及草地的泥潭又夺去了好多战友的生命。池道生与两个战友同吃了一种有毒的野菜，那两个战友都牺牲了，池道生因为吃得少，幸运地活了过来。

到了甘肃，过了渭水河，池道生得了一次重病，肚子肿起来，浑身没有力气。政委决定把他寄养在老百姓家里。临行前，政委拿出身上仅有的7元钱，给他3元，给老乡4元，请求老乡一定好好照顾他。那位老乡对小小年纪就参加革命的池道生很同情，想方设法为他找来一种能治泻的草药，一口一口地喂他。池道生的病很快就好了。池道生把政委给的3元钱留给了有救命之恩的老乡，立刻又去追赶部队。机灵的他，靠沿途寻找红军用树叶编成的帽子，只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就赶上了大部队。

                           吴起镇战斗负伤

1935年10月，红三军团到达陕北吴起镇。在与追击而来的胡宗南部队的激战中，池道生身受重伤，一颗子弹从他大腿跟打进去，从臀部穿出。他倒在雪地里无法动弹，鲜血染红了他身下的土地。

第二天早晨，当池道生苏醒过来，发现自己蜷缩在雪地里。正巧有个老乡背着箩筐经过，发现他后就找来木板，把他拖回窑洞，又叫来几个老乡，一起把他送到保安县红军兵站医院。不久，他又被转到野战医院治疗。在野战医院治疗时，池道生还是住在老百姓家里。回忆起这段日子，池道生心里总是念念不忘那位善良的陕北农民一家。由于池道生是下肢受伤，拉屎拉尿全由老乡背着，睡觉也是同老乡睡在一个炕上，这一住就是半年。池道生说：“我离开时，那个阿嫂哭了，我也哭了。我安慰阿嫂说，我不会忘了他们一家，以后我会回去看他们。”由于战事连连，这一别，池道生再也没有回去过。但是，老区百姓那份真情却长久地保留在他的心里。

池道生腿伤痊愈后，被组织送到瓦窑堡红军大学学习，与胡耀邦是同学。红军大学里的许多学员没有上过学，学习生活愉快而艰苦。缺纸少笔，他们就用树枝在地上画，每天学几个字。经过8个月的速成学习，1936年9月，池道生从红军大学毕业，回到三军团总部，当了一名机要员。

                    辗转华北东北抗日忙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池道生被调到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陆定一身边做警卫员。在池道生印象中，陆定一对他们这些红小鬼很有耐心，经常抽空给他们补习文化。1938年从八路军总政治部机关出来后，池道生就随孙继先的一二九师挺进队一道前往津浦线区域，随后担任津浦支队组建军队组长。这期间，池道生在河北南宫县一带，脱下军装，穿上便衣，与老百姓广交朋友，白天帮百姓干活，晚上进行抗日宣传，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斗。短短半年时间，津浦支队迅速成长为一支有4000兵员的抗日武装力量。

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池道生奉命秘密出关前往东北，准备胜利后的接管事宜。池道生说，当时命令来得很急，他率7人的小组，秘密在烟台登船渡海。上岸后，他们又化装成商贩，昼夜兼程来到沈阳。在沈阳铁路医院与组织接头后，池道生一行就同东北局派出的翻译和联络员来到海城苏联城防司令部。没过几天，日本就宣布投降了。苏联红军把近万名日伪军押在海城铁路两旁，武器堆在一边，由池道生及海城人民自治军接收。后来，池道生一行还在海城一山洞里接收到了日军的一个大军火库，里面的装备足可装备3个军。正是有了这批装备，让身为辽宁省海城地区核心领导党组书记兼人民自治军支队长的池道生很是自豪。他说，他们支队有1万多人，全是日式装备，组建了3个警备团，还有直属炮营，部队从来就没有这么“富过”。

                         百战沙场著功勋

解放战争时期，最令池道生难忘的是新开岭战斗、塔山阻击战、海城战斗。1946年10月下旬，东北国民党军为实现其“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集中8个师分3路向南满地区的东北民主联军发起全面进攻。我东北民主联军为打破国民党军的进攻，保卫南满解放区，以南满两个纵队及广大地方武装，采取内线歼敌为主，内外线紧密配合的方针，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自10月31日至11月2日，池道生所在的东北民主联军第4纵队在辽宁省宽甸县西北之新开岭地区，歼灭来犯之国民党军第52军的第25师8900余人，俘敌1万多人，稳住了东北战局的阵脚。此战中，池道生率部插到敌军东北方向，专攻敌人后方及其援军。塔山阻击战中，池道生率500多人强攻敌军一个阵地，当战斗胜利结束时，全营只剩下100多人，作为营教导员的他十分痛心。在收复海城战斗中，池道生任副团长，由于团长不在，身为第一副团长的他便全权负责战斗指挥。池道生利用部队装备精良的优势，在营口至海城一线对敌进行夹击，战斗取得了全胜。

池道生在解放战场的英勇表现，受到了首长们的密切注意。1947年, 在长白山地区反攻开始前，部队首长肖华、谢友华、莫文华3个“华”亲自做媒，给池道生介绍了夫人刘敏。后来，池道生的这个婚姻还被传为“三‘华’做媒，三将之合”佳话 (新中国成立后, 肖华被授予上将军衔，莫文华、谢友华被授予中将军衔) 。

                     
                        抗美援朝建奇功

新中国成立后，池道生从炮兵转到空军，先后任东北空军鞍山、开源、二合子机场场站站长兼党委书记。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打响，池道生奉命入朝，任联军司令部石桥岗基地场站部长兼党委书记，后又担任空军第一预科学校物资保障部部长、东北空军司令部修建处处长 (正师长职) 。

忆起抗美援朝，池道生最有感触的是，作为场站一把手，基地里驻有两个师，有中苏两国的200多架飞机，从安全保障到全基地人员的吃住冷暖、油料物资及武器弹药供应全要他负责，累得体重降至不到90斤。一位熟悉他的老首长来到基地时，居然没把他认出来。那时，我方在制空权方面非常被动。为了摆脱这一困境，池道生把雷达营调到三八线以南布置雷达洞，支援年轻的我空军王海大队与号称世界王牌的美国空军激战80余次，击落、击伤美机29架。著名飞行员张积慧在一次作战中打掉了美国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的飞机，就是与池道生所率领的雷达兵进行了精确配合。

                          挂念家乡伸援手

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后，池道生在江苏省常州市担任过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等职。在上世纪50至70年代，池道生利用常州略好的经济基础，积极为家乡发展奔走，先后为会昌赠送了汽车、拖拉机、村村通广播的小喇叭，在老家捐造了一座桥。他为县农机厂添置了许多设备，当时有些设备会昌没有人懂操作，池道生就特地从常州派来了技术员。

至今，池老还特别挂念老家会昌的发展。他略有心酸地说：“要不是路远、身体不好，真想回家看看!”因为前去采访的是老乡，我们告别的时候，一直依靠轮椅和拐杖走路的他，竟然猛地站起来，甩开搀扶，走出大门，恋恋不舍地向我们挥手，表情中写满“不舍”。

选自《老友》2011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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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籍整理与室名别号

池秀云
山西省图书馆古籍部主任、副研究馆员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大国。中国古籍浩如烟海，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与之相比，这是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值得自豪的。

我国古籍究竟有多大的数目，这是整理古籍需要搞清楚的一个前提。六十年代初，上海图书馆编辑的《中国丛书综录》，五十年代出版的孙殿起的《贩书偶记》及《续贩书偶记》，朱士嘉编的《中国地方志综录》，这三大块的数据加起来将近七万种，剔除其中少许重复，再把佛教的佛藏算进去，加上通俗小说、讲唱文学、金石碑等，说古籍近八万种并不夸大。

我们山西省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古代和近代有大量的有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仅从山西省图书馆古籍藏书来看，古籍线装书共有21649种，281585册；其中古籍善本3534种，约5万余册；达到国家标准级善本古籍806种，1755册；地方文献共724种，11409册。如果把地、县藏书计算在内，古籍文献的数字将会更大。特别应当指出，山西省图书馆的古籍藏书，就版本而言，多为明清刻本，宋、金、元版为数不多，但各个时代均有，且为海内孤本，或罕见珍本。如北宋刻《佛说北斗七星经》，元刻《龙龛法宝大藏》雇页，这些都是古籍中的珍品。

我们祖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记录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闪耀着中华儿女的智慧结晶。研究和整理古籍文献，对于我们保护和开发历史文化遗产，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重要的意义。

山西省图书馆建馆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十五年间，古籍的整理和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集体组织编写了《山西历史地名录》、《中日朝越四国历史年代对照表》、《(山西通志)人物传索引》、《山西历史地名通检》、《宰相世家》、《山西省地方志联合目录》、《山西省古籍善本书目》等等。但是必须看到，从总体上讲，研究赶不上需要，整理赶不上研究，目录赶不上整理。由于目录甚少，直接影响了整理古籍的进度和研究成果的出台。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许多人只注重研究成果，不了解整理与研究的内在联系，尤其不懂得目录作为一门学科在整理和研究古籍中的重要位置和运用价值。这就要依靠学习来提高认识，通过实践来加深理解。

近十多年来，在山西省图书馆和省地方志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利用在古籍部工作的特殊有利条件，从事目录学的研究和整理。1985年编印了一本37万字的《(山西通志)人物传索引》，获省历史学会二等奖，全国图书馆二次文献优秀奖。紧接着编写《历代名人室名别号辞典》，75万字。将由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时间纵贯古今(上至春秋，下至当代)，辞条言简意赅，通俗适用，读者一册在手，可免检索之苦。有关专家认为， “具有涵盖广、收辞多、释文详的优点，是一部适用价值较高的历史工具书。”

我编写《历代名人室名别号辞典》是一个新的尝试，完全是从实际需要选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索。在古籍整理和研究中，经常地、大量地碰到一个人与人的称谓问题。我国历史上很多的书籍，作者不写真名，只署室名或号。因为我国历代读书人喜欢对自己居所起一个或多个室名。同时，在自己的原名之外，还有乳名、小名、艺名、译名、笔名、别号等，这些名和号，大都在不同程度、不同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作者所处的境况与愿望。通过名和号可以帮助我们研究不同时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但是，随着历史的推移，对于我们后人要想弄清一些典籍的作者究竟是何许人，却带来了许多困难。

为解决这个问题，前人已编篡过关于室名、别号的工具书。宋人徐先溥编的《自号录》、清人葛万里编的《别号录》、近人有陈德芸先生编的《古今人物别名索引》、陈乃乾先生编的《室名别号索引》，都为读者提供了工具书，给阅读和使用古籍的人，提供了不少方便。但这些书的不足之处，就是它们只是将别号、室名引还到本名或室名的主人。对本人的生卒年、生平事迹等扼要情况不录。但是在我们分编图书时，在序、跋、卷端下，或在书口中、封面上经常遇到室名和别号。查以上工具书，只能得出室名主人本名的生活朝代。如“万卷楼”的主人吴自新，只知他是明朝人是不够的，明代长达270多年，因此还必须再查找其他工具书或资料。特别是一些不常见的人名若想知道有关的一些简单情况，还需另费工夫查找资料，这样阅读研究的劲头和思路往往就会被打断。

1982年，在全国古籍辞善本书的整理过程中，按照国家善本书的著录条例要求， “著者除以字行者外，一律不用别号或字，原书以著者别号题名，应加以考订著录其真实姓名”，如《艳妆新语》二卷，著名题“清湖上笠翁撰”。根据条例要求，就得将“湖上笠翁”引还到本名李渔。另外鉴定版本时也常遇到这种情况。如《三国志》，在书口上刻有“汲古阁”三个字样。究竟《三国志》是在何时刻的，打开陈乃乾的《室名别号索引》一看，上写“明常熟毛晋”。明代长达270多年，《三国志》究竟是在明代的那一年刻的，还得进一步查找有
关毛晋的资料，这样就不知又要翻多少工具书，才能找到毛晋。当时，在陈先生的《室名别号索
引》的启发之下，我就想编一本比《室名别号索引》更详细一点的书。从此我便开始积累这方面
的资料，学习这方面的知识。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于编成了一部《历史名人室名别号辞典》。

这部辞典覆盖面比较大，对各个朝代、各个时期、不同学科的名家均有记载。收集了我国历代著书家、藏书家、刻书家、史学家、文学家、戏剧学家、训诂学家、教育家、医学家、书画家、篆刻家、动植物学家，以及佛学家、道学家等的“室名”和“号”，最早的是春秋时代的思想家孔丘，最晚是编入《辞海》中的当代各类名人，如动物学家王家揖等。全编共有“室名”和“号”1931条，人名6370条。

本辞典纵贯古今，横述生平，可以帮助读者了解作者的一生梗概，便于进行深入的研究。《辞典》标举历史人物的“室名”和“号”为条目，每目之下按序注明姓名、字、号、室名”和“号”为条目，每目之下按序注明姓名、字、号、室名、朝代、籍贯、生卒年、生平事迹及其著作，生卒年不详者，据其活动事迹插入适当位置。知其大约者，用“约”字表示。这样对前面所提出的问题，就比较容，易得到解决。比如《三国志》，根据其它资料已判断出它是明末清初刻本。那么我们进一步查“汲古阁”究竟存在何时，就可得到准确的答案。通过查《历史名人室名别号辞典》可知，毛晋生于明万历26年，卒于清顺治16年，这就可以肯定《三国志》是明末清初的刻本。


选自《理论探索》199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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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忘池宁

口述：晓滨／张先得／谢铁骊
采访/整理：世华

在经过几十年的风雨变迁之后，当我们怀着一份崇敬去追忆当年的历史和在那段历史上留下过深深足迹的人物时，猛然发现一切都已是那么遥远。在采访有关池宁其人其事的过程中，这样的感受就十分深切。所幸池宁的徒弟晓滨、北影著名电影美术师张先得、曾与池宁合作的著名导演谢铁骊依然健康，谈起他依旧情意绵长。虽然所述只是几位老人记忆中的一些时光碎片，但汇集起来仍然可使我们对池宁先生多一份了解。

晓滨：既是严师，又像慈父

我与池宁相识是在 1956年，他刚刚拍完《祝福》。我从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毕业分配到
了北影，初次见到他时，他只有40多岁，个子不高，总是身穿一件休闲西服，话不多，带着一种儒雅之气。听说他的艺术造诣很深，也是江苏人，当时我很想上戏，于是就大着胆子找到了他，对他说：“我很想给您做助理，您看可以吗?” 他问了一下我的情况，知道我是学戏剧的，祖籍也是江苏，便笑着对我说：“好啊，我们都是搞戏剧的，但这件事情要与领导商量一下。”后来我才知道，他20世纪30年代就在上海从事过进步戏剧活动，曾是“青鸟剧社”的成员。他从戏剧领域转入电影，之所以能够取得突出成就，主要是缘于他对这项事业的热爱和他的倾心投入。过了几天他就找到我说：“朱科长(北影的老美工师朱德熊)同意了，以后我们就在一起干吧。”就这样，我便跟随他一干就是 17 年， 直到他去世。

我第一次为池宁做助理是从《林家铺子》开始的，影片中有些需要往墙壁上贴标语和广告的场面，一般来说，美工师把写好的标语贴到合理的位置上就可以了，但他不仅要求位置准确，还要求要有生活的质感，所以每条标语在贴到墙壁上之前，都要先在墙上贴好几遍报纸，每次都是等到报纸快干的时候再揭下来，直到墙壁呈现出岁月感，才把所需要的标语贴上去。他对布景的要求也是如此，每堂新布景制作出来之后，他都要求制景人员先用火在上面熏烤，特别是门框和窗户等显眼的地方，要烤很长时间，烤完之后再用钢丝刷子在上面刷，把上面的焦炭刷下去之后，再进行打蜡，经过这样的处理，布景几乎就与实景完全相同了，一点搭建的痕迹都没有。有时候制景工人将新布景搭好后请他来看，他进去先把窗户推开，看看那些边边角角是不是都把颜色刷到了。他常与制景工人开玩笑地说：“你们在大的方面糊弄不了我，但这些小地方却经常被你们糊弄。”所以在他面前，制景人员都格外小心。也正是由于有了池宁的严格要求，使得北影在制景方面形成了精细考究的好传统。

除了制景，他对道具的要求也是一丝不苟的，例如《林家铺子》中卖“一元货”那场戏中的“一元货”，其中的脸盆、毛巾和牙粉，他都要求要与当年的东西一模一样，就连牙粉上面的商标他都要求我到资料室去专门查阅了30年代的《商标汇刊》然后按照当年的实际商标制作好贴上去。

拍完《林家铺子》后，我又与他一起参加了《革命家庭》和《早春二月》的创作。在《早春二月》里，他要求陶岚家门楣上的砖必须是雕花的，当时很不好找，只好按照他的要求专门制作，做好之后，他感觉太新了，要求我们必须用刀子在砖上面敲一敲。虽然他的这些要求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过于苛刻，即使是在当时，有些制景人员也觉得他过于细致了，但事实证明，一部影片的成功与这些细节是密不可分的。

池宁的美术设计不单纯是从布景的角度出发，不是为了画景而画景。他接到剧本后一般是先研究人物，他说，人物是电影的灵魂，布景设计是为刻画和烘托人物服务的。所以，他往往是根据剧情先把人物画出来，再根据人物去设计他的生活环境。他的设计原则是：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细小的环节。他曾经对我说，在他参加创作的影片中，唯一有所遗憾的就是《祝福》中鲁四老爷穿的那身衣服。他说：“过去的地主并不都是穿丝绸绒缎的，只是地主比穷人穿得干净整洁些罢了，现在影片中鲁四老爷的服装多少有点儿从概念出发了，但是没办法，拍这部电影时自己还年轻，说话的分量还不够，也就只好如此了。”

他对资料的重视不仅仅体现在文字方面，对于实物也很注意收集，北影的制景人员大都是北方人，对于南方的建筑缺乏了解，但当时要拍的南方戏又比较多，于是他就借助到南方拍戏的机会，让我去乡村或小镇上去寻找一些旧门窗，能买下来的就让我买下来，然后想办法运回北影，这些东西一直存放在北影的制景车间里，它们对于北影在制作南方布景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由于他在电影美术方面造诣深厚，在北京电影学院成立之初，还请他担任过美术系主任，但由于他在创作方面投入的精力比较多，参与教学就少了，那边的教学主要由当时的副主任李居山负责，他只是帮助把握一下大的方向。在此期间他还请上影厂的著名美工师韩尚义来学院讲过课。记得当时他与韩尚义一起深入讨论过关于电影美工师的定义问题，韩尚义认为电影美工师的工作应当侧重于工艺制作，所以叫“美工师”比较合适；但池宁认为这个职业应当属于电影的美术造型设计，其覆盖的工作范围应当更宽泛些。由于他对这个职业有着自已的独到理解，在创作过程中他才会事无巨细，亲历亲为。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学识渊博，除了工作就是看书。他什么书都看，家里的藏书也很多，古今中外、天文地理都有，所住的屋子不大，却放了两个很大的书柜，里面的书放得满满的。他业余时间很少与人闲聊，当时他住在新街口太平胡同的一个小四合院里，院里住的都是北影的人，晚饭之后人们没事，常喜欢找他聊天。但日子久了他觉得这样太浪费时间，于是就在门上贴了一个字条，上面写到：“晚上7点以后是工作时间，请勿打扰”。从此以后，大家晚上就去得少了。他在北京最喜欢去的地方是琉璃厂，出差到上海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四马路的旧书店，因为这些地方可以找到很多旧书。有时候他发现了喜欢的书，就会买下来。经常都是买两本，有一本是送给我的。

在这 17 年里，他既是严师，又像父亲。拍《林
家铺子》时，我们在浙江一个很偏僻的地方搭了
外景，就是林老板家屋后的码头那堂景，因为我
是南方人，外景搭好后，我感觉与我在生活中看
到过的景不太一样，就当着导演和摄影师说了我
的看法，意思是码头不应该搭在小镇的中间，而
应该是在小镇旁边角落里的。他听了以后有些不
高兴，当时就批评了我，觉得我在导演和摄影师
面前有点没大没小。我觉得自己并没有恶意，所
以很委屈。他好像看出了我的情绪有些不对，晚
上收工后便主动找到我说：“我们一起去洗个澡
吧。”这件事让我感觉到他为人很善良。事后我才
明白，他们对于那堂景的考虑其实是很好的，是
与林老板家的特殊身份十分符合的，也很适合画
面构图的需要。

与我在一起的时候，工作上他要求得虽然很严格，但生活上却给了我很多关怀。每逢过节或过年的时候，他总是要我到他家里去吃饭，有一次过端午节，他出差不在北京，还专门写信给他爱人，信上说：“晓滨一个人在北京很孤单,你一定不要忘记请他来家里过节。”每次到他家，我都能感觉到一种温暖。那时候我与他孩子的关系也很好，相处得就像亲兄妹一样。过去的师徒关系大都是讲究辈分的，徒弟理应孝敬师傅才对，但在池宁的心目中却从来没有这些陈规，如果是在外面吃饭，一定是他抢着付钱。

他生活上虽然很俭朴，但对朋友却从不吝啬。
“文革”前上影厂曾打算拍摄《鲁迅传》，请他去
做美工师，由赵丹扮演鲁迅。我与他一起去了上海，当时正是梅雨季节，每天都下雨，他打算第二天去买一双雨鞋。但到了上海之后就见到了老友赵丹，我们一起到当时很高档的一家饭店里去吃了饭，记得那顿饭吃了好几十块钱，饭后池宁抢着付了钱，那一付几乎就付去了他大半个月的工资。回到住所之后，我笑着问他：“你的雨鞋是不是被吃掉了?”他只是笑了笑，依然很开心。

在他去世的前夕，他在《人民画报》上看到了一幅《海港》的剧照，当时北影正在根据这出戏拍摄影片，由谢铁骊担任导演，他以为那幅剧照是影片中的剧照，便对我说：“老谢是我的朋友，你转告他，《海港》中人物的服装太形式主义了，这样搞不行啊，但你不要说是我提的看法，万一别人知道了又会找我的麻烦，我现在已经经不起折腾了。” 事后当他知道那是一幅从舞台上拍下来的剧照时，便摇了摇头，没有再说什么。

池宁是一位很谦和、很内敛的人，我与他相处了17 年，他很少主动提及自己的历史，对于他的人生经历，有些我是从别人那里得知的，也有
些是我通过观察获得的。据说他20世纪30年代就在上海从事进步戏剧活动，还在旧上海的时代出版社做过美术编辑，他与当时很多进步文化人士都很熟。40年代他还到苏北地区的新四军部队里参加过文化宣传工作。有一次夏衍同志来北影审查《早春二月》，见到池宁后很亲热地拉着他的手连声称呼：“池宁老友，池宁老友!”

尽管他的人生履历是光辉的，为人是谦和的，但在“文革”期间，同样没能幸免于难，被定性为“黑线人物”，成为了被管制对象。他的妻子也与他一样遭到了监管。生活的多种灾祸在那几年里一件一件地向他袭来，使他的病情发展得很快。1973年他住进了医院，我去看望他时，他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但当知道我为了解决与家人长期两地分居的问题即将要离开北影，他含蓄地表达出了一份不舍之情，之后便闭上眼睛对我说“我要休息了。”第二天，我便得知了他去世的消息。

“文革”时期，北影是由军宣队领导的。池宁去世以后，北影军宣队的负责同志找到我说：“关于池宁同志的历史问题，我们现在已经搞清楚了，他是清白的，你可以好好地料理一下他的后事。”于是，我把他去世的消息告诉了厂里的很多人，很快人们就为他送来了许多花圈，开追悼会那天，大家纷纷去了八宝山，就连当时在五七干校劳动的同志也去了，有好几卡车的人，由此足以看出池宁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他去世很久以后，水华导演见到我说：“我们都很怀念池宁同志。他为他参与创作的每部影片都默默无闻地做出了自已的贡献。他设计的影片很厚重，是经得起推敲和历史考验的!”


张先得：池宁很具有学者的风范

晓滨刚到北影时还是单身，我和他住在一个宿舍里，有时候晓滨为了画设计图经常搞到半夜，池宁知道晓滨很辛苦，早上就会让保姆给他把早餐送来，让我看了很是羡慕。

我与池宁合作的机会不多，但他给我的印象却很深刻，最突出的就是他比较矜持，不苟言笑。五六十年代北影有几位很出色的美工师，其中秦威、池宁和俞翼如是比较突出的代表。我们称呼秦威时经常叫“老头儿”，有时候背地里就称“老秦”，称俞翼如为“俞师傅”，但对于池宁大家都称“池宁同志”，通过这些不一样的称呼就可以看出来，池宁平时是一个很严肃、很具有学者风范的人，也表明大家都很敬重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例子，记得是在拍《革命家庭》的时候，布景完全是按照池宁的设计图制作的，但在实际拍摄时，摄影师钱江从取景角度觉得画面中的灶台
需要揶动一下位置。但池宁却觉得挪了位置构图
就不合理了，表示不同意挪动，但钱江执意把灶
台挪了一下。当时池宁并没有与钱江争执，事后
他找了一本俄罗斯古典名画的画册让别人交到钱
江的手里，开始钱江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
池宁告诉他说：“我的设计是根据名画来的。”池
宁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从不会与别人争吵。

还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刻，就是《电影
创作》在1960年要改版，让我帮助设计封面，此
前的封面一直是池宁设计的，他的风格很简洁，
“电影创作”几个字用的是加粗的仿宋体，字很大
很沉稳，画面上没有花哨的东西。我接手改版设
计后，把原来的字体保留了，但又在其中添加了
些小图和花边。之后，我拿给池宁请他指导，
他看了以后说：“你的想法虽然很好，但作为刊物，目的是为了吸引读者，要让读者走进书店在众多的杂志中一眼就能看到你的这本刊物，这才是封面设计的目的。”他的话使我很受教益，之后我按照他的意见进行了修改，效果果然很好。

“文革”期间，他作为“黑线人物”被隔离了审查，我曾去看望过他。在与他的接触中，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他的文学艺术修养很深厚，无论是对西方古典绘画和文学，还是对中国的古典艺术、古典诗词，他都非常熟悉，并能经常引用，与他交谈可以获取许多知识。

画布景设计图是美工师的重要工作。池宁画设计图很有特点，一般人都是画总体设计图，画整堂景和大场面，但他画的都是电影画面，画的是近景和中景。比如《革命家庭》，他画出来的都是上海的街道和弄堂，街道上有各种招牌，弄堂里挂着晾晒的衣服等，让人一看就能进入到特定的环境和气氛中。

池宁1956年来到北影，此前他在电影局工作，1954年文化部组织了一个赴苏联的电影实习团，池宁是其中的成员，1956年实习团完成了在苏联的学习，回国后，池宁就来到了北影。据说他曾经在旧上海的时代出版社做过美术编辑，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他到北影以后并不仅仅是参与了影片创作，还在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以及资料室的建设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20世纪60年代初，北影资料室就是在他的建议和亲自主持下建立起来的。

记得1961年，厂里派我到上海参加一个读书会，临走前池宁找到我，交给了我一个书单，上面写了很多的书名，都是旧上海三四十年代出版的老书，他交代说，你抽时间一定到上海书店去找一找这些书，只要是有的就把它买下来，咱们建资料室很需要。我到上海后，找到了书店的负
责人，请他们帮助收集，结果收了好几箱子，我
根本没办法带回来，只好请人家帮助托运到了北
京，这些书成为了北影资料室里很重要的藏书。

池宁的爱人去世时，正是他肺病比较重的时候，那时候“黑线人物”是要参加体力劳动的，但到后期，他就根本无法劳动了，一个人在家里呆着，经常喝闷酒。一次我去看他，正好赶上崔嵬导演也来了，当时崔嵬的儿子也刚刚因为一次意外事故去世了，两位老朋友一见面，拉着手互相看了一会儿，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眼泪就都流下来了。我本以为他们会发出一些感慨，但他们在那一刻什么都没说，过了一会儿，等心情都平静下来了，仍然是聊艺术。


谢铁骊：《早春二月》的细腻与池宁分不开

我与池宁只合作了一部影片《早春二月》，之后由于他的身体等原因，没能再有合作的机会，但尽管如此，我们的友谊一直延续了下来，他的敬业精神和对艺术精确把握的能力是我始终难忘的。在拍摄《早春二月》之前和之后，我与不同的美工师都合作过，一般来说，美工师的任务就是负责布景设计和道具陈设，但他却很不一样，他把自己的工作范围规定得很广，除了设计布景，还研究人物，设计人物服装和道具，乃至把每个人物的造型图都给绘制出来，人物在什么场景中穿什么衣服，衣服的颜色是怎样的，他都有很具体的考虑。比如影片中陶岚身上那件大披肩就是在他的严格要求下制作的。当时他把披肩设计出来后，由于尺寸比较大，负责服装的同志跑了很多地方都买不到，最后只好找人专门用手工钩织了一件。主人公披上这件披肩，所处的时代感和人物的性格气质立刻就出来了，对整个影片都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至于他对布景的考虑就更加细致了，既有总体设计，也有具体安排。例如，他在陶岚家的屋檐下安排了一个鸽子窝，虽然这只是一个小细节，但却准确地烘托出了这个家庭所处的社会阶层和背景也为影片增加了浓郁的生活气息，《早春二月》拍出来之后，人们都说很细腻，这与池宁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虽然池宁的资历很深，但他从不向任何人炫耀这些，也从不以此作为资本，他始终把自己定位成一位电影美术工作者。直到他去世，都一直住在太平胡同的那个四合院里。我与他有了一次合作之后，彼此之间就建立起了很好的友谊，我经常到他家里去做客。他住的房子只有两间，不仅不大，还是朝北的，冬寒夏热。在过去朝北的屋子都是下人住的，但他并不在意这些，他的乐趣都在学习和工作上，生活很俭朴。那时候我们的工资都不多，他很能吸烟，每天至少要吸两包，为了节省开支，他只能吸最便宜的烟，一般都是在胡同口的小商店里买，当时比较好的香烟要四五毛钱一盒，但他一般都买一毛二分钱一盒的，后来他患了肺病，或许与他吸的烟太次有关系。

其实，他的妻子徐清扬在20世纪30年代就是学生运动的组织者，也是老党员，很早就参加了革命。“文革”期间说她有严重的历史问题，给她扣了很多罪名，她觉得很委屈，很想不通。便产生了自杀的念头。为此我还找她谈过话，开导过她，但最终还是没能留住她的生命。

池宁1973年去世，当时只有50多岁，这是我们深感惋惜的。这是一位为人非常真诚的人，他对朋友的友谊从不挂在口头上，而是发自内心的，没有一点张扬和做作。如果他能多活些年，我后来拍摄电影《红楼梦》，肯定会请他参与美术设计。

选自《电影艺术》200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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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送我上红军学校
                                    池义彪

         一九三三年春，一轮红日高照闽西大地，英勇的红军直插汀江两岸。中央红军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闽西革命根据地人民，欢欣鼓舞，扬眉吐气。

        那时侯，我在红十二军担任班长。部队在上杭、永定一带打仗，扩大苏区。一天，忽然接到通知，组织上调我去瑞金上红军学校。我一听，喜得热泪盈眶。我想，能到红都学习，多么幸福!我出身贫苦农民家庭，祖祖辈辈都没有上过学校、拿过笔杆。我从小就在苦水里泡，七岁参加劳动，看牛、打柴，十一岁就离家当纸工，还要分担家里的生活费用，肚子都填不饱，哪里谈得上念书呢?是党和毛主席，在一九二九年，解放了闽西，打土豪，分田地，才使我们穷人翻了身。在党和毛主席的教育下，我参加了革命，先是模范少先队员，区赤卫队员，后来参加红军。几年革命斗争的锻炼，我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也跟同志们学得了几个字，但文化水平仍然很低，工作起来很吃力。如今有这么一个好机会，提高自己的政治和军事水平，我怎能不喜出望外呢?

        六月的闽西，暑气逼人。我和其他十几位同志，告别了老乡和战友，冒着酷热，夜以继日地向瑞金进发。累了，就在树林里躺一躺；渴了，喝几口泉水，又继续前进。一路上，想起党交给的学习任务，什么炎热饥饿，统统置之脑后。我们步行了几天，到达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所在地瑞金。一打听，红军学校还离城十几里远。我们跟着响导，穿过松树林，来到一个叫“大树下”的地方，中间一块宽约四、五百米的草坪上，有新盖的几栋茅房，这就是红军学校的校舍。

        我们被领进学校办公室，里面早挤满了从各个根据地和部队来的新学员，一个个风尘仆仆，精神焕发，尽管彼此不知道姓名，但大家都像老战友一样，在亲切地交谈。

        红军学校，共有学员六百多人，分政治和军事等几个营。我先被分配在军事营学习。每天，起床号一响，五分钟就到达操场，排起整齐的队伍做早操。早操完后，就聚精会神地学习。军事营主要学步兵战斗条令、基本战术、教练、射击、投弹、刺杀等科目。这些对于拿过几年枪杆子的人来说，学起来倒有点基础。记得军事学习结束时，我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提起当年红军学校的物质生活条件，是相当差的，远远不能和今天相比。穿的衣服，是从敌人那里缴来的，改装一下；或是发些粗布，比着旧衣服，裁一裁，自己动手缝起来穿上。课桌是用砖头架起来的。一个大铺，用木板垫一垫，十几个人就睡在上面。纸张缺乏，一张纸两面写，信封用报纸糊。没有运输工具，入校的第二天，就去挖煤、挑煤、担米，来回走七、八十里路。敌人封锁很紧，缺少食盐，经常吃淡的。粮食蔬菜困难，有时一天吃三餐红米稀饭，南瓜汤。每人五分钱菜金，到月底还可分点“伙食尾子”。连这点“尾子”大家也舍不得花，我的一直积累下来，后来在迟家山、龙凤山一带坚持游击战争时就起了作用。尽管当时生活艰苦，但大家很乐观，高兴地唱着：“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个精打光!”一个个精神饱满，在练兵场上，摸、爬、滚、打，冲啊，杀啊，热火朝天，苦练杀敌本领。

        九月的一天，阳光灿烂，我在红艳艳的镰刀斧头旗下，庄严地宣誓，成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感到无比兴奋，决心忠于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一辈子。不久，我就进了政治营。当时政治营开了“党的建设”、“社会发展史”、“红军政治工作”等课程。学习中困难很大，拿笔不象拿枪那样自如，影响记笔记，教员讲课，只能凭脑子记。有些要点，实在要记，就用符号代替。但由于首长经常勉励我们，要为巩固苏维埃政权，解放全中国而刻苦学习，劲头就更足了。每天上完六节课，我就利用短促的休息时间，向其他同志请教。平时一有空就在地上、膝盖上画起来；睡觉前也坚持在被面上用食指默写；有时为记住两个难字，还经常深夜难眠。困难最怕革命人。经过几个月的学习，我初步能看《红色中华报》和有关文件，当然速度是很慢的，有时还少不了问问别人，才能看懂。

        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不断向我们“围剿”,形势渐渐紧张起来，部队急需干部。于是，我们学习了六个月就结业了。结业时，首长勉励我们到各地去，要化为革命的种子，在那里开花结果。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的一天，我离开了难忘的红军学校，去闽赣军区开辟新的根据地。我背着行李，时刻抚摸着挎包里毛主席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岗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三本书，勇气十足，信心百倍，朝着硝烟弥漫、炮火连天的目的地大步迈进!


注：选自《党史研究与教学》1981年07期


              池义彪讲述坚持到部队回来

江南的十月呈现着晚秋的景色，田畦里只剩下浅浅的一汪水，秋风吹过，荡起层层波纹。入秋以来福建省宁阳县这一带游击山区的形势显得更加紧张起来。

自从红军北上抗日以后，国民党对这一带游击山区的进攻更疯狂了，山区和小村庄的房子都烧光了，老百姓都归并到大村子里去，大村子的四周也修满了岗楼。敌人企图用这种毒辣的办法来消灭我们游击队。

一九三五年九月，国民党调集了第十师、第三师以及卢兴邦部共四万余人，向我游击支队活动的地区大举“围剿”。几天来的战斗，因敌我相差悬殊，我们的伤亡很重，支队被打散了，向别的地区转移。我大队只剩下十二个人，在一天黄昏，我们十二个人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天刚亮，我们又遇到一小撮敌人，我们边打边走，不幸又有三位同志中弹牺牲了，另有两名同志失掉联络逃散了，最后只剩下我们七个人。为了保存剩下的这一点力量，我们不能和敌人硬拼，只好向大山林里退去。

钻进大森林，只见茂密的阔叶林和成片的竹林遮盖了天日，满山的山茶树和新生的野草划破了我们的手和脸，走出十几步远就什么也看不见了，这倒是便于隐蔽的好地方。我们钻进深深的密林，选择了一个隐蔽的地方坐下来。连日的战斗已使我们疲乏不堪，饥饿又向我们袭来。我们七个人软绵绵地躺在树林里，身上连一点力气都没有了。这里离敌人很远，敌人是不会找到这里来的!想着想着便安心地睡起觉来。晚上有些凉起来，我们都醒了。

树林里静悄悄的，只有几丝星光从树叶的空隙间透进来，我们便背靠背地坐起来，吸着树林里清冷的空气。战士官子头说：“这是甚地方呀?支队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我们七个人就打算在这里住下吗?”伙夫黄兴奎使劲儿地吸着烟，慢吞吞地说：“四面都是敌人，我们算出不去了'就是出得去又上哪去找部队呢?找不到部队，和老百姓又联系不上，那我们是干吃亏的!”说完又使劲儿地抽了二口烟，低着头沉默着。

刚刚参军不久的小李子见到这种情形不由得哭了起来。这时只有我和钟国楚、曾宪燕没有作声，因为我们三个人是党员。我们知道：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我们只有斗争，只有坚持，绝不能屈服。同时，我们还得用坚强和乐观主义的精神去影响其他四个同志。我们坚信部队一定能回来的。我是这七个人的负责人。我和钟国楚、曾宪燕向其他四名同志做思想工作，给他们讲有关红军的故事，鼓励他们要坚强地向摆在面前的重重困难作斗争。同志们的情绪渐渐地安定下来，我们的生活也渐渐地活跃起来。钟、曾两个同志是唱山歌的能手，一有时间就唱起兴国山歌，小李子用竹子做成一个哨子，也吱吱地吹着伴奏。我们用身上仅剩下的粮食，拌着野草糊口，并采野山枣来帮着充饥。：生活越来越艰苦，每个人都变得面黄肌瘦，随身带着的那点粮食就要吃光了。官子头提议说：“我们不能就这样饿死。应当下山搞点粮食，遇到敌人和他们拼!”搞粮食是不容易的事啊，得越过敌人的岗哨，躲过敌人的警戒部队，但我们不能等着饿死。我们研究了半天，最后决定下山。

晚上，我们机警地溜进了一个靠山的较小的村子，在一个有钱的人家搞了一百二十斤大米和一小袋子盐．．背着回来了。当敌人的枪声“乒乒乓乓”响着的时候，我们早已钻入深山丛林里了。有了粮食就什么也不愁了，我们用三个石头垒起来，燃起了火，用茶缸煮饭，煮了一天也不够吃，后来用洗脸盆煮．这样很好，煮一次就够一顿吃的了。就这样我们又维持了十多天。自从我们搞了一次粮食之后，敌人对这林子附近的山上注意起来了，山下经常有枪声，我们便向更远的山上转移。

天下起雨来，粮食却又要吃光了，我们发现树林里有几只野猪．大概在争竹笋吧，哼哼直叫。官子头说：“没有粮食不要紧，山神爷给咱送野猪吃了!”可是不敢放枪呵，钟国楚说：“雨天放枪动静小。敌人听不见的!”因为我的枪打得较准，最后大家决定让我打，我拿着枪悄悄地向野猪靠近。钟、曾等几个人跟在我的后面。离野猪渐渐地近了，我躲在一棵大树的后面，瞄准了最大的一个家伙。“叭”的一声枪响了，野猪也“轰”的一声惊跑了。“糟了!”一大伙吃惊而又失望地叫了一声。我们提着枪向野猪追去，追了二百多米远，中弹的那只大野猪才躺在地上，喘着最后的几口气。我们扑上去又捅了几刺刀，便抬了回来。“好大个家伙!”大伙高兴得了不得。“我们有肉吃了!”小李子说完，又高兴地吹起哨子来!尽管敌人防守得很紧，可是我们还经常下山搞粮食，就这样由秋天坚持到了冬天。

江南的冬天虽然比不得北方寒冷，但是也够人受的。我们没有棉被盖，到晚上，只好拢火取暖，背靠背睡觉。有时下起雨和刮起风来，树上也结满了冰珠子。我们只好把几个大床单子连起来，像大雨伞似的撑着，冻得扛不了的时候，只有干脆不睡坐起来聊天。艰难的环境在考验着我们，在经受这些严峻考验的同时，我们也受到了很大的锻炼。我们七个人比亲兄弟还要亲，互相关怀，互相照顾，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坚持再坚持，坚持到最后胜利。敌人知道山里面有人，但是这丛山密林的地方，他们是不敢轻易进来的。敌人经常在山下的树上张贴标语，进行诱骗，说什么刘汗支队长投降了，并写些招降的标语。我们每次看到的时候就气愤地把它撕个粉碎!
一九三六年二月八日，支队回到根据地来了，并派人到山里和我们取得了联系。我们在山林里的游击根据地，利用山林坚持了近四个多月的斗争，最后终于回到了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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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恐怖下的牺牲者一一池耕襄
                                  李愷良

        在白色恐怖满布着的中国，浙江也可称牺牲极大的区域了。杭州的陆军监狱中，已有人满之患，这是何应钦初到浙江的第一功。
        我的朋友池耕襄，也在这恐怖之下，遭了枉死!他的被捕日期，大概是十二月十四五日，在西湖饭店被侦缉队缉获。他在狱中曾二次写信来，但我只收到他元旦所发的一封。他信中说:每一个做社会解放运动者，牢狱之灾，是所难免，此次被捕，也可说是意料之中。他信中又说:我们虽然不该崇拜死的伟大，但也不以死为悲哀，我愿有意识的死，不愿无意识的生。他信中又说:在特别法庭审问的时候，受到了肉体上的痛苦，但这也不必恨那般法官和法警，因为他们也不是偶然产生的。他又说:我最后的自解，只有[我们不去受苦，谁该受苦呢?]他信中最后又告诉我，他将受判了，如速到杭，还可和他一面。但是我始终负了他!不曾去看他。他于一月二十日在陆军监狱枪决。在半月多的时间中，他不曾有信来一一或许是被检查了的一一我也不曾设法寄信去安慰他。我的意料，以为他总不会死的。我始终是负了他，我只有这样的向他忏悔了:
        “耕襄!你去吧!我当更努力工作，继你而来有我呢!”
        我还要向他安慰道:
        “你们的血，洒在白色恐怖的世界!把白色恐怖染成赤色，就是革命的成功。”
        他在被捕后，供他自己的姓名叫史学章，其实他家里的名字叫池菊庄。
        他是生在浙西运河沿岸的一个小镇上一一石湾镇一一家属是业商的。他自在故乡的小学卒业后，进过浙江二中，又进过二师，最后又进湖州海岛，都没有毕业。在出外求学的三四年中，他不能节制他性的冲动，曾作下了不少的罪恶。他遭家庭的睚眦，社会的吐骂，也在这时开始的。但他自己绝对不肯承认这样是罪恶，他说是生理的关系。在他的思想没有受社会主义的影响时，他早已有唯物的观念了。他辍学后底数年中，可以说是无聊到极点，他不能肯定人是应该努力，但他也不赞颓废。在这时期中，他简直是人间失路者了。
        他因为受世人欺负太过，他相信世间上没有好人，所以他的对人，也终没有如意。这样，他与社会渐渐远离了，他与家人也渐渐远离了。又因为受着资本制度社会的限制，不能使他自由发展他的天才。物质的生活，仍须依赖家庭，所以不得不仰承家人的鼻息(他的继母)。
        在这样环境之中，他苦闷极了。他想拿哲学来解除他的精神的痛苦一一他研究过老庄哲学，只是很浅薄的一一但终于是不可能。
        十五年的年底，党军将入浙了，他也在这小镇上组织了党部，做了崇德第二区党部的常务委员。在十六年二月间，孙军退出浙境之后，他总算公开的办公了。在这时期中，他曾经办过这小镇上商会的会长，也曾经吓走了十余个土豪劣绅，封闭了几个同善社，又曾经做过工人一一店员一一运动的工作。他这时总算了认识了一条正当的道路，给他走了。上海四一二之变起后，他就被人家告了共产，被浙江省政府通缉，他不得不离开故乡，逃亡到上海。在上海新交了许多同志，就使他思想的剧变，他毅然地从事于社会革命。
        在他二十三年的短生命中，无多历史可述了。我作这篇的短文，不是希望同志去哀悼他!也不是要把死者留名后世!像从前的墓志铭一样。我是希望同志更努力而奋勇!使死者的血，得到代价!

                                 一九二八年一月六日于上海

刊载于1928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刊物《布尔塞维克》第十七期，"我们的死者"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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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鳌：黄岩人，浙江陆军讲武堂毕业

浙江陆军讲武堂同学录（杭州图书馆档案）
（1912∽1914年）
一、浙军讲武堂

溯至辛亥革命，军书旁午，吾浙军人勠力戎行，几无余力研究军事。

辛亥以还，从戎志士，枕戟健儿，论功叙秩，一时间纷纷挤入将校之列，然而不少或于军事智识稍有欠缺，或仅于体育等校毕业，故而带兵能力有所不足。

迨至壬子之秋（1912年秋），政局统一，秩序平定，为了这些军官在军界之前途，为了储备将才，鉴于教育为军事先基，是故浙江创立陆军讲武堂。

1912年10月，浙江陆军讲武堂开学，拔选青年军官入堂肄业，术分步骑炮工辎五科，析四个中队。比及三年，1914年夏5月举行毕业盛典，先后同学二百余人，军师长官咸谆谆然勖励诸生。

诸生中年岁最大者38岁，最小者19岁，然以30岁左右者居多，毕业后仍分发为各团营将校。
（一）步兵科
（二）骑兵科

藩芝昌 浙江黄岩 虞 言 浙江杭县

杨其藻 浙江诸暨 张 勃 浙江浦江

周佑民 浙江嵊县 池 鳌 浙江黄岩

裘 筠 浙江嵊县 杨 起 浙江诸暨

方绍明 浙江金华 陈毓麒 浙江新昌

吴浙秋 浙江新昌 吕学良 浙江缙云

张 渊 浙江绍兴 黄坤陞 浙江余姚

陈延生 浙江绍兴 施 锐 浙江余姚

马云程 浙江嵊县
（三）炮兵科
（四）工兵科
（五）辎重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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谒柳州黄山谷祠
池生春
不作熙丰绍述臣，瘴江烟雨可怜春

池生直南斋
池生春
世间几许闲鸥鹭，误被人呼作凤凰

见《郭嵩焘日记》光绪八年壬午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