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料丨池世英：文法科在今日中国的地位

池氏网

民国史料丨池世英：文法科在今日中国的地位



文法科在今日中国的地位

作 者：池世英

文章来源：独立评论第一五二号

发表时间：民国24年5月26日

这几年来，文法科在我们中国是没有什么地位的。上自政府、下至人民，都多少含有藐视文法科的心理。教育部不但将办理不好的文法学院淘汰，对于办理比较完善的文法学院也极限制其招生的名额。因此社会上的人士，对于文法科的学生，也生了轻视的态度。

这种轻视文法科的心理，始于民国二十年（1931），那时，政府曾公布《确定教育实施趋向方法》，在这办法中，明白规定：“大学教育以注重自然科学及实用科学为原则”，接着又有陈果夫先生的改革教育方案，主张将办理不善的文法等科淘汰，而以所节省的经费，作为充实自然科学及实用科学之用。教育部对于这种政策，完全采纳，乃在民国二十二年及二十三年的招生办法中，明白规定各大学文法等学院或学系等，招收新生或转学生时，其平均数不得超过理、农、工、医等学院或学系等所招新生的平均数。其意盖欲藉此以减少文法等科的学生，而增多理工等科的学生以使发展工商业，使整个中国科学化。方法本来很好，不过，实行的时候，未免矫枉过正。二三年以来，这种政策的成效固有，然而它的坏处却也不少。在消极方面，它确曾将办理不好的文法院校淘汰，但，在积极方面，并没有极力发展办理完善的文法学院，且因为太过着重于消极的裁汰，致引起社会上轻视文法科的心理。所以一般眼光比较远大的人，都认为政府这种偏重实科，贬抑文法等科的政策，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甚至有人认为这是政府箝制人民思想的政策，使有智识的人，通通走进技术之途，而不致谈主义、讲派别，以反对政府。这种批评，理由当然不很充足，不过，政府的教育政策，亦确有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

最近教育部似乎知道这点，态度略微改变了。据《大公报》所载，教育部长王世杰氏发表谈话，谓政府这几年来的教育政策，并非有意贬抑文法等科，偏重实科，而是想籍此淘汰一般办理不良好的文法等科。政府的教育政策，本欲由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为淘汰不良的文法等科的时期，但是，为避免误会，及表示政府对于文法等科的态度起见，乃将裁汰文法等科的年限缩短一年，于今年为止，我们且看四月二十五日教育部公布二十四年度各大学招生的办法，便可明了政府教育政策的转变。在这个招生办法中，最重要的一条是：

“各大学之设有文、法、商、教育等学院，独立学院之设有文、法、商、教育等学科者，依民国二十三年各院校招生情形之统计，各该学院或学科之每一学系，所招新生及转学生之平均数，约为二十名。今后各该学院或学科之每一学系或专科，所招新生及转学生之数额，除具有成绩特优等情形，经部于招考前特许者外，以三十名为限。”

由此可知教育部对于文法等科的态度，比从前宽容得多了。政府这种教育政策的改变，我们是深表赞同的。本来理工等科与文法等科的地位，并没有高下之分。一个国家固然需要研究理工等科的人才，同时，也需要研究文法等科的人才。发展工商业，建筑道路，须有大量的专门技术人才；办教育，执行政务，组织社会上各种团体，又何尝不需要专门的人才？不错，中国今日的工商业，非常落后，应该赶快训练各种理工科的技术人员，以便赶上欧美。然而，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教育、司法等，也非常的落后啊！尤其是在提高行政效率，改良司法的今日，我们所需要的有严格训练，充分智识的公务员、法官等等，恐怕不会少过同时必需的工程师吧？!

过去学文法等科的学生，比较学理工学科的人数，稍为多一些，这是事实，但我们不能说学文法等科的人太多了，所谓多，不过是与学理工等科的人数比较的结果，要是将全国的人民比较一下，一万人之中，才有一个大学生，这算多吗？至若过去有不少文法院校，办理不善，这是人谋，不臧所致，并非文法等科本身有什么缺点，也不是人数多寡的关系。我们不能因此便藐视制度的本身。办理不善的文法院校，尽可能淘汰，但，办理比较完善的文法等科，则应该极力去充实它，使它造就出专门的人才，以应社会的需要。

自去年至现在，提高行政效率的声浪，响彻云霄。然而，大家均忽略了一个根本问题﹣﹣公务员的训练问题。公务员要有专门的学识，这是大家公认的，但他们的专门学识从何处训练呢？无疑的，当然是从文法院校去训练了。如果我们不重视文法科，充实文法科，严格训练一般文法科的学生，那么，尽管大吹大擂去提倡行政效率，结果仍是徒劳的。所以，我们现在并不是要政府增多各大学文法科招生的名额，或改变其原来裁汰不良文法院校的态度，而是要政府认请文法等科在今日中国所处的地位，并不亚于理工等科。

我国的司法机关，非常腐败，法官的学识也非常缺乏。最近改良司法的声浪很高，司法行政部拟于本年九月十七日召集司法会议，讨论改革司法的问题。我们以为先决的条件，应将所有法官，厉行考绩，把没有法律学识的通通去掉。同时我们应该充实法律教育，严格训练法律的人才。能够这样，所有贪污渎职的现象，自然可以减少，甚至完全消灭了。陈之迈先生最近在《独立评论》一四五号里发表《为司法会议进一言》一文，里面有一段提及法官人才养成的重要，现在把它引在下面：

“我们竭力充实法律教育，使它成为各种科目中最谨严、最认真的一种，而不是现在那些背讲义，考起来抄讲义的教育，严格训练出来的人往往有自尊心，有自信心，有不苟且心，他们自会循谨奉公，他们自是确立法治的根本，因为经过这种训练后的出去做法官是不会马虎的。司法院成立之初，便有‘法官训练所，监督法律学校’的建议，我们希望教育当局，不要再来提倡藐视法科的心理，努力和司法当局通力合作，奠定我们的法治的基础。”

法律教育实比其他的教育重要的多，因为法律是维持国家秩序的工具，法官就是使用这个工具的人员。他的智识、人格均应有严格的训练。我们若有严格认真的法律教育，那么，训练出来的法官，当然是学识丰富、循谨奉公的人。这个严格认真的法律教育，政府应该出来提倡，应该极力去发展。往日藐视文法科的心理，也应该完全改变。政府应该以裁汰不良的文法科为充实该科的方法，万万不能把它做为目的。

我国的民族意识，非常薄弱。我们要复兴民族，使人人均对政治感觉兴趣，那么我们就需要政治教育，需要办理比较完善的文法科。文法等科是比较自由的教育，从这里，我们可以造就出民族的领袖，以复兴中国。四月三十日《大公报》的社评里有一段便是这样的主张：

“但吾人敢谓如以淘汰文法科为充实该科的方法可，而以贬抑文法科为目的则不可，因为在目前中国处处有待建设的时候，专门技术人才固所急需，然而适应环境的领袖人物，恐尤有需要。而此种人物恐唯有藉较自由的教育（ Liberal Education )，如文法等科方能造就得出。尤有进者，专门技术人才，在不得已时犹可借助他山，而解决民族危机的领袖，则非自吾人自己范围内产出不可。”

文法等科的重要实不亚于自然科学及实用科学了，其实，所谓"实用"，并无确定的标准，自然科学如理工等科固然"实用"，文法科又何尝不"实用"?！

我们趁政府的教育政策改变时，特地将文法科的重要，提出讨论，这并非不满意政府发展理工等科的态度，也不是认为理工等科没有文法科重要，理工等科，是应该提倡，应该发展的。政府在这几年来发展理工等科的精神，我们深表赞同，认为极得其法。我们希望，政府应该再进一步去充实自然科学与实用科学。我们绝对没有轻视理工等科的心理，正如学理工等科的人也无轻视文法等科的心理一样。因为国家所需要的人才是多方面的，各方面的人才，均同样重要，并不能厚此薄彼。

现在政府的教育政策是转变了，我们希望教育当局能够更进一步去发展文法科。教育部的责任，并不是将各大学的文法科招生名额增加后，就算完了，教育成功与否，不但要看量的多少，而是还要看质的优劣。我们以为下列三点，政府应于最短时间做到：

（一）设法裁汰文法等科的不良教授。过去教育当局只注意学生方面，今后则应看重师资方面。有良好的教授，才有良好的学生。（二）充实文法科内部的设备。

（三）应使各社会团体与文法科切实合作，鼓励文法科学生深入民间，实地去考察社会情况。

这是教育当局最低限度的责任。我们希望，不久的将来，自然科学与实用科学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同时，文法等科更也有进一步的充实。这样，良好的、有专门技术的工程师固然不愁缺乏，而学识丰富的公务员、循谨奉公的法官、领导民族的领袖，当然也可以尽量产生出来了。

（民国24年）五月七日脱稿于清华园



作者简介：

池世英，广东梅县人，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法学院政治系法科研究所，民国三十六年（1947）任甘肃酒泉安西县（瓜州）县长，续修《安西县新志》，并撰序文一篇。在校期间在胡适主编《独立评论》周刊发表多篇评论文章，如1935年5月《独立评论》第152号上发表《文法科在今日中国的地位》，1936年7月《独立评论》第210号上发表《公务员的考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