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的才女——池际尚（岩石学家、地质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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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的才女——池际尚（岩石学家、地质教育家）

来自：北京大学校史馆
时间：2020.3.30

我同池先生早年相识，又同在一所学校工作多年。我对她的博大胸怀和高风亮节非常敬佩，对她的严谨学风和奉献精神十分敬仰。她的卓越的学术成就和高尚的道德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我常常想：她的为学处世所以能达到高度的完善，好像有一条红线贯穿其间。这条红线就是爱国主义的精神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具体的成果和业绩是会受到客观条件制约的，但这种精神和理想是更为本质的，它们闪烁的光辉永远激励着人们向前。

——王鸿祯  



池际尚（1917—1994），女，湖北省安陆县人。岩石学家、地质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1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学系。1946年赴美国留学，1949年获宾夕法尼亚州布伦茂大学博士学位。曾任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助教，清华大学地质系副教授，北京地质学院教授，武汉地质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教授。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院士）。曾任国家学位委员会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地质矿产部学位委员会副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地科联所属的国际地质合作计划（IGCP）执行局委员，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湖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曾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地质矿产部劳动模范。著有《岩浆岩岩石学》（与苏良赫共同主编），《构造岩岩组分析入门》，《费德洛夫法》（与吴国忠合著），《岩浆作用及岩浆岩概述》，《中国东部新生代玄武岩及上地幔研究（附金伯利岩）》（主编）等。



祖国解放了，我要赶快回去为她服务

池际尚，1917年6月25日生于湖北省安陆县，4岁时随父母到北京，因家庭生活困难，到入学年龄还未能上学，她便自觉地跟着上学的哥姐念英语，做算术。她的好学精神感动了父母，在7岁时让她上了北师大二附小。她努力把各门功课都学好，从二年级起一直当班长。1930年考入北师大附中，她习惯超前学习，提前做作业，初中二年级时每次数学考试都得100分。她很喜欢英语，常到北平图书馆借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作家的英文小说阅读。她爱好体育，是学校排球队主力队员。中学阶段她在各方面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36年夏高中毕业后，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清华大学物理系。那时正是国难当头，她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耽误的功课，靠自学补上，仍然取得好的学习成绩。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北平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此开始。北平、天津沦陷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组成长沙临时大学。池际尚随校南迁，在长沙临时大学，她响应进步的学生会号召，报名参加了战地服务团，被派到国民第一军胡宗南部队做抗日救亡工作，她参加过救护伤员，在街头演出宣传抗日救亡的活报剧，深入到胡宗南的部队鼓动士兵英勇杀敌。1938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经常到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工作，有幸见到董必武等党中央领导同志，聆听过他们的教诲，坚定了抗战一定能胜利的信心。后来，战地服务团从武汉转到陕西凤翔，她被分配到西北干部训练团做政治指导员。后因身份暴露，从西北到西南，入西南联合大学继续学习。

在西南联合大学，她改学地质。当时学习条件十分艰苦，但她非常珍惜这个学习的机会，靠着英语基础好和自学能力强，努力钻研了大量英文参考书，受到教师和同学们的称赞。她不畏艰险，在土匪横行、人迹稀少的大山区与男同学一样进行野外考察。野外实习时，自己做饭，一块咸菜或一点盐水下饭，她也吃得很香。在个旧锡矿一尺多高的矿硐里匍匐前进，浑身都是泥水。由于经常光着脚工作，脚上被划了一道道血口，但她没叫过一声痛。从事地质工作，虽然艰苦，但很适合她的理想和性格，艰苦和困难没有动摇她学习地质的决心。三年级时，因父亲失业，母亲、哥哥、姐姐先后去世，家里不能再寄给她生活费用了。但她热爱地质事业，不愿半途而废。同学们的接济，老师们的帮助，激励她更加用功地学习，完成学业。中国地质学会为奖励地质学生努力研究工作，于1940年7月设立学生奖学金。池际尚、刘庄、高之杕撰写的地质报告《云南嵩明兔耳关与昆明县大板桥间地质》，于1941年获首次发给的学生奖学金。袁复礼老师非常关心晚辈的成长。袁老师说：“写好地质报告很重要，这是自己踏踏实实做工作得出的结论，给教学科研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好的地质报告，就是一篇好的科学论文。”袁老师的教诲，给学生们指出了一个努力的方向。

1941年夏大学毕业后，池际尚留校任助教，担任岩石学、矿床学等课程实习课的教学工作，教学工作实践也给她打下了较宽厚的岩石学、矿床学基础。中国地质学会为纪念为地质事业遇匪被戕的许德佑、陈康、马以思三位地质学人，于1944年设立许德佑先生、陈康先生、马以思女士纪念奖金，从1945年开始赠予。1945年，池际尚获第一次马以思女士纪念奖金。


1949年，池际尚（右1）获博士学位留影

经袁复礼教授推荐，1946年，池际尚获得美国宾夕法尼亚布伦茂大学研究生奖学金，新婚20多天，就只身远涉重洋赴美深造。1947年在地质系获硕士学位后，在魏克福教授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1949年，她以出色的研究成果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授予学位的那一天，校长念到池际尚名字时说道：“我们学校为有池际尚这样优秀的毕业生感到骄傲！”因为她的博士论文讨论了当时地质学界热烈争论的“花岗岩化”问题，她不仅阐明了它的成因机理，改正了构造岩石学权威所提出的成因观点，还提出了一个变形—组构的统一模型。论文发表后，受到美国著名岩石学家特涅尔（F. J. Turner）的好评，被推荐到著名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地质系做特涅尔的科研助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合作发表了几篇具有开拓性研究成果的论文。

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之后，她分别给清华大学地质学系主任袁复礼教授和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王鸿祯教授写信，希望回国工作。很快收到了“祖国需要人”的回信，她决定尽快返回祖国。她要回国的消息很快传开，周围的人都很难理解，一个正向科学颠峰攀登的人，怎么突然要离开有利的环境。特涅尔教授很赏识她的才华，以自己是新西兰人为例说明“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劝说她留居美国，要同她签订7年合同，给她增加工资。但她想：外国条件再好，总是当客人。祖国解放了，我要赶快回去为她服务。

1950年8月，浩瀚无际的太平洋上，由美国驶往中国的“威尔逊”客轮上，乘坐着几十名中国留学生和科学家，其中就有33岁的女博士池际尚。他们的坚定信念是：“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应当回去；……”（华罗庚的公开信）



一切从祖国的需要出发

1997年6月，池先生的同事和学生以中国地质大学岩石教研室的名义，编辑出版了一本《池际尚论文选集》，“谨以此书的出版纪念池际尚院士八十诞辰，献给她无限热爱并为之奉献了一生的祖国。”王鸿祯教授应邀作“序”，他深情地写了这样一段话：“我常常想：她的为学处世所以能达到高度的完善，她像有一条红线贯穿其间，这条红线就是爱国主义的精神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她在1950年放弃在美国优越的科研条件，选择返回祖国从事教学的道路，是爱国主义；在长年累月中，她把服务于矿产资源的工作看得重于基础理论的研究，还是爱国主义。她在毕生从事的教育工作中，把培育后进放在自身的科学积累之前，是共产主义的理想；在不利的大气候和艰难的条件下，勇于负起像‘七二一’专业培育这样艰辛的任务，还是共产主义的理想。具体的成果和业绩是会受到客观条件制约的，但这种精神和理想是更为本质的，它们闪烁的光辉永远激励着人们向前。”池际尚教授曾深情地说：“几十年来，我感受最深的一点是，作为一个教育、科技工作者，一切从祖国的需要出发，就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几十年来，她就是这样，通过扎实的工作，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祖国。

1950年8月回国后，她受聘任清华大学地质学系副教授。她的到来，使地质学系增添了生气和活力。她把在国外的研究获得的最新成果引入教学，编写了内容丰富、新颖的费德洛夫法讲义，引进了岩组学分析方法。在岩石学教学中，以相律、相图等新的岩石物理化学理论体系更新了教学内容，使青年教师和学生既掌握岩石学的基本知识，又了解了当时学科的动向。当时没有现成的教材，她便自己刻蜡板，油印教材。新颖的教学内容和精心育人的精神，给学生们留下难忘的印象，鼓舞着学生们勤奋上进。

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池际尚到新成立的北京地质学院任教授，并担任地质矿产专修科主任，这是为当时地质战线的急需而开办的，培养出的人才在地质勘探第一线发挥了积极作用。建国初期，为了改变我国贫油的状况，学校急需开出与找寻石油有关的课程，池际尚教授服从需要，改变了专业方向，担任石油教研室主任，在国内率先开出一门新型的沉积岩石学课，还应西北找油的需要，指导一位教师开出含盐量分析等有实用价值的实验课。1954年12月，她任可燃性矿产地质及勘探系副系主任，协助系主任王鸿祯教授领导培养石油及煤田地质勘探人才。1957年9月，她又根据需要，改任地质测量及找矿系副系主任，协助系主任杨遵仪教授主持教学科研工作，特别是在培养师资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多年来，她先后讲授过沉积岩岩石学、变质岩岩石学、晶体光学及造岩矿物、岩浆岩岩石学、构造岩组学、费德洛夫法等课程，编写过《岩石学》、《沉积岩岩石学》等多种教材。1958年她参考当时国外的先进理论和方法，结合我国大量实际材料，主编了我国第一本《岩浆岩岩石学》高校统编教材，于1959年出版，后又编著了《费德洛夫法简明教程》，于1962年出版。

为了迅速找到矿产资源，1956年及1957年，她参加中苏联合组成的祁连山综合地质考察队，先后两次横跨祁连山，进行地质构造及矿产调查。他指导助手刘宝珺完成了青海茶卡地区地形—构造岩相图。这幅图后来被编入《岩浆岩岩石学》中。祁连山地区工作条件十分艰苦，早晨9时出工，要到晚上10时才能回到帐蓬。1957年9月，助手的脚被冻坏，不能走路，只有她一个人跑路线，也坚持完成了任务。

1958年，北京地质学院二百多名师生参加山东中、西部1:20万区域地质填图和普查找矿工作，池先生任山东大队大队长兼总技术负责。历经4年的工作，该队提交的14幅地质图（面积89600平方公里）及图幅报告，经过验收，均由国家正式出版，为山东沂沭断裂以西地区的找矿勘探工作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特别是该队在我国东部首次认识到沂沭大断裂带（今称郯庐断裂带）的存在，对指导找矿和在构造理论研究方面都有重要意义。

20世纪60年代初，她领导专题科研组开展对北京八达岭一带燕山期花岗岩的研究，1962年，与李兆乃、李文祥等发表《燕山西段南口花岗岩（主要涉及岩浆分异作用、同化作用和成矿专属性）》论文，在我国首次深入详细地研究和划分了一个大型岩浆杂岩体的不同期次，在研究方法和理论方面，都为当时国内岩石学界树立了一个范例。


池际尚院士和岩浆岩研究所师生在北京西山花岗岩区考察

我国经济建设急需金刚石资源。1965年，地质部组织中国地质科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山东809队派人共同组成山东613科研队，进行找寻金刚石的工作。池先生任该队技术负责人，她暂时放下擅长的花岗岩基础研究课题，领导这个教学、科研和生产相结合的科研队，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完成了我国第一批山东含    金刚石矿金伯利岩的研究成果。该成果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获集体奖。

“文化大革命”中，她身陷逆境，但仍然参加教改小分队，在河北、福建、湖北等省地质队举办培训班，帮助建立实验室。还到湖北、辽宁、河南等省，对金伯利岩及其相似岩石进行考察，在极困难的条件下，继续为找寻金刚石资源作出贡献。

1975年，武汉地质学院成立。池际尚教授先后担任地质系副系主任和武汉地质学院常务副院长。还主持与湖北省地矿局合办的“七二一”大学。当时，在迁校过程中办学，困难特别多，她决心把全部心血都用在教学和管理工作上，全力以赴地全面主持工作，以自己的行动影响师生去克服一个个困难，在人员不稳定、设备和教材十分缺乏的条件下，使全校的教学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迎来了科学、教育的春天，她主持申请世界银行贷款，筹建了具有现代化设备和高层次研究能力的测试中心。为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她费尽心血，主持选派了一批教师出国进修。她总想，要做一个好教师，就要全心扑在教学上。因此，她一直坚持担任着“岩组学”的教学任务，还编著出版了《构造岩岩组分析入门》（1977）和《费德洛夫法》（与吴国忠合著）（1983）等教材和专著。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她有更多的精力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质矿产部重点课题、国家教委科技基金等多项科研项目，指导研究生。虽然年已古稀，还多次出野外，参加解决北方找磷的难题，主持研究中国东部新生代火山岩及有关矿产。

几十年来，池际尚教授研究的课题，涉及岩石学的各个领域和地质学的许多学科，她野外工作的足迹遍及包括西藏在内的20多个省、市、自治区，这一切，都是因为祖国的需要。



面向学科前沿   锐意开拓创新

池际尚教授始终站在教学、科研第一线，面向学科前沿，锐意开拓创新。王鸿祯教授曾说：“池先生的科研选题，几十年来，一直处于当时的学科前沿。她的教学选材，又一直是深思透见，包容了最新的科研成果。更难能的是：她的科研活动总是急国家所需，与矿产资源紧密结合。”“长期以来，池先生始终站在岩石学的学科前沿，与地质科学整体发展的步伐是完全相合的。”正因为如此，池先生在学术上作出了突出的成就与贡献。1980年，池先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学部委员（现称院士）。

在构造岩石学、变质岩石学与流变学方面。她20世纪40年代末在美国的工作涉及构造岩石学及岩石变形实验。这些都是当时岩石学科的前沿内容，也展示了深部地质的研究方向。构造岩石学是构造地质学与岩石学之间的一门交叉边缘学科。岩组分析可以看作是构造岩石学的同义语。池先生在这一领域的贡献集中表现在她在美国发表的4篇论文和1977年发表的《构造岩岩组分析入门》中。她于1950年发表的《Wissahickon片岩与花岗岩化作用的构造岩石学》一文，改正了E.Cloos等人将S2定义的流劈理或轴面劈理的传统观念；论证了S2是沿着拖曳褶曲的皱纹细褶的一翼滑动和重结晶的结果；通过岩组分析，把变质作用、花岗岩化作用与区域构造形成演化史有机地结合起来；基于质量平衡原理，对片岩的花岗岩化作用建立了两个精细的化学反应式；详细地划分了变形结构面S1S2S3S4及其形成演化史，绘制了一张表现组构要素的构造图。这篇论文不仅是当时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从现代构造地质学来看，也是具有很高水平的论文。岩石变形实验是研究岩石圈流变学的最重要的支柱之一。池先生关于大理岩变形实验的论文，是一项开拓性的前沿研究。除发表论文外，她还专门培养这方面的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编写讲义，给研究生、教师和研究人员讲课，为我国构造岩石学和流变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花岗岩研究方面，60年代初，池先生领导专题科研队，开展对北京西山八达岭一带燕山期花岗岩的研究，这是一个大面积花岗岩连续出露区，如何进行填图与研究，是当时国内外的一个难题。池先生带领大家在野外从如何识别和圈出单个侵入体开始，进行岩浆侵入期次的划分，明确提出“旋回、阶、期、次、岩体”五级划分的方案，进而建立了侵入岩标准序列。通过野外工作和填图，证明“岩基”不是一个均匀的地质体，而是一个按一定规律依次侵入形成的“杂岩体”。在地质图上不是通常表现的一片红色，而是由多种颜色的小区镶嵌在一起，具有时代、构造含义的构图。1962年在中国地质学会第32届学术年会上，池先生报告了《燕山西段南口花岗岩（主要涉及岩浆分异作用、风化作用和成矿专属性）》的论文，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即：同源岩浆系列与深部和就地岩浆分异——同化作用，从理论高度解释了该区侵入岩多样性的原因，并讨论了花岗岩的成矿专属性。她提出的侵入岩标准序列的概念是花岗岩体划分单元见解的先声，也是后来我国在岩浆岩区进行地质填图的重要依据。

在金伯利岩、钾镁煌斑岩与金刚石研究方面。我国于1960年开始寻找原生金刚石矿。1965年继贵州之后又在山东蒙阴找到原生金刚石矿。为了指导全国金刚石找矿工作，地质部宋应副部长亲自委任池际尚教授组织并主持100多人的613科研队，在蒙阴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总结成矿规律与找矿标志，同时举办培训班，指导20多个省市寻找金刚石。池先生提出“对比思想”，专门成立研究组进行国内外金伯利岩与金刚石矿对比工作；总结了金刚石伴生矿物的组合和特征，作为最重要的找矿标志；总结了控制金伯利岩与金刚石分布的地质构造特征；提出了我国金伯利岩的分类命名、填图单位及岩石特征，该分类命名方案沿用至今；提出了识别金伯利岩含金刚石性的公式；指出含矿金伯利岩的产状，除岩筒外，呈脉状产出的也可能含有高品位的金刚石，拓宽了找金刚石的远景范围。70年代中期，国家开展第二轮金刚石找矿工作时，池先生又从金伯利岩岩浆不同的温压上升机制对保存金刚石与金刚石石墨化的制约，提出研究深部岩石圈的新思路以指导找矿。这是当今地球科学的前沿之一，也是金刚石及其母岩成因的关键科学问题。池先生在许多省区讲述她的思想，进行现场考察，为第二轮金刚石找矿工作提供了理论指导。80年代中期，在澳大利亚发现了第二类含金刚石的母岩——钾镁煌斑岩。尽管此时池先生已近70高龄，但仍努力探索，结合中国实际指导找寻钾镁煌斑岩的工作。80年代后期，在我国也先后发现了钾镁煌斑岩，为寻找金刚石开辟了新的远景。池先生领导的科研集体完成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对寻找金刚石矿具有指导意义，其中关于华北和全国金刚石成矿问题的专著于1996年出版，并获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二等奖。

在火成岩构造组合与壳—幔深部过程研究方面。70年代后期，板块构造理论日趋成熟，80年代又转入探讨大陆岩石圈。池先生组织和领导科研集体，在结合国家经济建设需要的同时，瞄准上述学科前沿，先后开展了许多大型课题的研究，如，中国东部新生代玄武岩及上地幔；西部三江与西藏特提斯造山带火山岩、花岗岩、蛇绿岩与成矿作用；下扬子中生代火山岩深部过程与盆地形成；华北、扬子与中国金伯利岩—钾镁煌斑岩与金刚石；华北含磷岩体岩石学与磷灰石矿床的构造岩浆控矿研究；华北中生代火山岩、花岗岩类与成矿作用；苏鲁含柯石英榴辉岩类与石榴石橄榄岩类的超高压变质作用；等等。池先生一生坚持前沿研究与找矿事业相结合，招收的研究生的专业方向一直是“岩浆岩与成矿”。1987年发表的《岩浆作用与岩浆岩概念》一文，是她当时对我国在岩浆岩研究方面的最新总结与愿望。她主编的专著《中国东部新生代玄武岩及上地幔研究（附金伯利岩）》，1989年获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一等奖。池先生的研究实践代表了岩浆岩岩石学走向区域研究和深部研究的正确方向。



精心育人   提携后进

池际尚教授有这样一个理念：“要做一个好教师，就要全心扑在教学上，教书一定要负责，不能让学生无所收获；要鼓励、支持助手和学生超越老师的学科方向去开拓新的领域，更应要求学生一丝不苟，严谨治学，使获得的数据经得起任何人的检查，完成的研究成果，至少经得起二十年的检验。”

池先生在教学科研工作中重视出成果，更重视出人才。言传身教，是她培养人才的主要方法。理论联系实际是池先生教育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早在20世纪40年代留美期间，她已接触到不少有关花岗岩化的问题和新理论，回国后即应用于教学和科研中。她非常重视学生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她主张将学校自组实践队的岩石鉴定工作组织在岩石实验课中，改变了过去只让学生看现成的教学薄片、脱离实际的教学方法，大大提高了师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她还主张岩石实验课不必面面俱到，应着重培养观察能力、鉴定方法。她检查学生野外工作时，对每个重要的观测点都要亲自核实，重要的接触界线都要亲自追索，有些地方山高且陡，并需多次翻越，她都坚持进行，直到找到确凿的证据为止。她重视科研工作中的实践性环节及实验室工作，她要求年轻教师和学生认真对待每一个测试检验。60年代，测试矿物固溶体的方法主要依靠费氏台和油浸法。费氏台测定矿物光性方位难度大，也很麻烦，她花费很多时间教学生如何准确地摆正消光位。测定矿物折光率时，往往要找寻数十个颗粒才能达到要求。她常说：“不要怕麻烦，也不要怕花时间，数据准确心里才踏实，才能保证成果的准确性，即使观点不同或有所改变，但提供出可靠的实践资料，也是对学科的贡献。”60年代初，中科院刚刚建立起我国第一个同位素地质年代实验室。1962年，池先生与他们合作，进行岩石学与同位素地质学跨学科研究，以检验八达岭—南口花岗岩野外确定的侵入顺序与期次划分是否正确。进行年龄间隔如此小的同位素年代学研究，当时不仅在国内没有人做过，在国外也属先进思路。野外采样是一个关键，她与科研助手完成了前4期花岗岩的取样后，助手提出找一位年轻人与她一起采第5期花岗岩样品，因为这一期花岗岩云母含量少，所需样品量大，山较高。池先生坚持要去，她说：“这是第一次进行这类研究，取样是关键，这一步做不好，可能会导致全盘失败。”她与助手穿越了整个岩体，最后在岩体中心最高处取了样，两人分别背了标本返回基地。经过单矿物分离挑选，年龄测定的结果令人十分满意，这5期花岗岩的K-Ar同位素年龄依次排列与野外观察完全吻合。1986年，池先生已近古稀之年，还坚持到野外检查研究生的工作，核对学生测试的每个数据，一丝不苟，严格把关。身教重于言教，池先生的身教使她的学生和助手受到深刻的教育，终身受益。

求实与创新相结合，是池先生治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在教学中，她不囿于已有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经验，不断进行充实与改进。早在50年代她就在清华大学讲述费德洛夫法课程；在岩石学课程中，介绍了许多成因岩石学的新资料、新观点。在北京地质学院建院初期，她领导大家创建岩石学教学与研究系统，她总是奋斗在第一线，完成一件工作后，留给年轻人去继续，她又去创建另一项工作。晶体光学、岩浆岩岩石学等课程，她先进行示范性教学。她是周口店地质教学实习队的第一任队长，至今周口店仍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一个重要的实习基地，北大地质学系学生也多次在这里实习。研究侵入岩体的工作方法，岩浆分异与同化作用的野外识别、接触分带研究等等，都是她在这里教给年轻教员的。池先生主编的《岩浆岩岩石学》（1959年版）是我国第一本岩浆岩石学教材，她撰写了前言及第一章绪论，她强调不要只有岩石概念而忽视岩体的概念，要从地质体观点出发研究岩浆岩体和构成岩体的岩石；强调岩石学工作要结合中国实际，为寻找矿产资源作出贡献；还指出了岩浆岩岩石学发展的几个方向。池先生正是按照她所主张的“重视地质体”、“重视矿产资源”、“重视前沿研究”，言传身教地领导大家从事岩石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科学研究与找矿实践中，她不满足于前人已有的结论和总结，力求有所创新，有所前进。但是，她一贯坚持认为，任何新观点、新结论，都必须有可靠的证据。因此，在研究工作中十分重视收集第一手资料，不轻易作结论，提倡多看，多积累事实。她常对大家说：“研究生、科研助手只完成了导师布置的任务，那仅仅是达到二流水平，要在质量和数量上超额，要有新的发现，要有所创造，那才算是第一流水平。”

池先生要求大家工作上不能有半点马虎和虚假，但又真诚地关心着他人。她知道谁家有困难，便主动借钱给这些同志，从不要求偿还，而自己的生活却很俭朴，一套出国穿的西服用了十多年。对几位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的教师，她尽力顶住压力，坚持让他们留校上课，从而挽救了他们的科学生命。对周围的同志，她都平等对待，包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她有过激行为的人，也不计前嫌，热情地为她们解决困难。她十分注意对年轻人在品德方面的要求，对一些只考虑自己，对工作不负责任的行为，都进行严肃的批评，在她所领导教学科研团队里培育一种团结一致，同舟共济，严谨治学，不图虚名，开拓创新的良好学风。对学生她也是十分关心和爱护。80年代，她和一位女研究生出野外工作，研究生去大队收集资料，到晚上还未返回，她不放心，就在路边等。研究生回来见到年逾花甲的老师在凉风袭人的秋夜等着她，感动着热泪盈眶。

池先生十分重视培养接班人。她很有远见地看到助手们的潜在能力，提前为他们脱颖而出创造前提条件。她让年轻教师独立主持课题，推荐他们到重要的学术会议上报告由她主持的集体研究成果，推荐他们的论文在知名度较高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在对外学术交流中将优秀的骨干教师介绍给国际上有影响的学者。尤其可贵的是，她以宽广的胸怀，鼓励和支持助手超越自己擅长的学术范畴，开拓新的领域，对思想活跃、钻研精神强的年轻人，具体帮助提高业务和克服困难，使他们迅速成长。她认为：“老一辈地质学家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们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发现和培养人才上，要使每个层次都后继有人。”池先生长期工作的岩石教研室已经培养出三个层次的接班人队伍，他们不仅继承了她开创的业务方向，也继承了她热爱祖国、严谨治学的优秀品格和学风。50年代初作为池际尚教授的研究生和助手的刘宝珺，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后给母校来信说：池老师对我的教育关心是全面的，她是我的楷模，对于我的成长有深刻的影响。我从她那里学到了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地质学家，如何对待自己的工作，为祖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1991年3月初，池际尚教授因患肺癌住进医院。全国各地曾受业于她的学生们闻讯后心情十分深重，以各种方式慰问老师，帮助她早日恢复健康。他们心疼自己的老师几十年如一日，只知道关心别人，不知道关心自己；只知道为学校为国家多做工作，无瑕顾及家庭和孩子。但是，敬爱的池际尚教授终因医治无效，于1994年1月1日8时55分，走完了她光辉的人生旅程。

1994年3月4日，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国科协、全国妇联和地质矿产部联合召开了有首都各界人士一千多人参加的池际尚院士生前事迹报告会。同年3月1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国科协、全国妇联和地质矿产部共同发出通知，号召全国科技界、教育界、妇女界、地矿界和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开展向池际尚学习的活动。学习她一贯热爱祖国、矢志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品质；热爱科学、顽强拼搏、勇攀地质科学高峰的献身精神；严谨求实、精心育人的治学思想、淡泊免得、助人为乐、甘为人梯的高尚情操。


（本文由于  洸  杨光荣撰写）



1984年在加州理工大学与地学院院长等合影



池际尚院士在图书馆外文阅览室


与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授特涅尔在一起


指导学生

http://www.xsg.pku.edu.cn/details/1592.html